政府

慈善事业在美国源远流长，无论是腰缠万贯的成功人士还是为一日三餐奔波劳累的打工族，无论是在教堂、机关办公室还是工厂厂房、建筑工地，人们都会向慈善团体捐款捐物，有条件的捐成千上万甚至更多，平常人家捐上几块几十块也会积少成多，用来救济穷人、防治疾病、教育儿童、预防犯罪、法律援助、帮助老兵、支援穷国等。 早在二战之结束不久，就有慈善组织到联邦政府机构里面开展募捐活动。那个时候大家各行其是，对什么样的慈善组织可以到政府部门来募捐没有规定，各部门主管可以任意给员工订立捐款指标，不但给职工带来压力，而且实际效果并不好。后来经过调查，采取了一些协调措施，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开始建立对获准到政府部门募捐的慈善组织的认证机制，规定不同类型的慈善组织可以在不同季节到政府机关开展募捐活动。 为了进一步协调联邦政府员工的慈善捐赠，同时帮助员工们选择自己认同的合格慈善团体，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以行政命令的形式建立了一个机构，起名“联邦联合行动”（Combined Federal Campaign, CFC），是联邦人力资源管理局（OPM）的下属单位。 目前在CFC名单上有超过2万合格慈善组织，既有全国性的，也有地方团体，还有国际性慈善机构。它们都必须符合美国税法第503(c)款的免税规定，宗旨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健康和福利，这些组织的管理人员不得与所进行的慈善事业有利益关联，大部分主要决策官员不得领取薪酬，每年用于管理和筹款活动的经费不得超过限额，而且不得将捐款人的名单用于商业目的。 CFC每年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的联邦政府部门、邮局系统和军事单位开展数以百计的募捐活动。以9月到12月的年度慈善劝募规模最大。联邦政府员工可以通过认捐方式向自己钟爱的慈善组织捐款，可以捐赠现金，更多的是由单位财务部门从工资里扣除，同时可以享受税务减免。还可以在募捐活动中捐赠食品、衣物和玩具等实物。还有的募捐活动采取销售提成的方式，类似于童子军“高价”卖糕点等物品，就像现在国务院主楼餐厅正在热卖杯糕（cup cake）和图书音像制品一样。 联邦联合行动建立迄今已经50年，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通过工作场所举办慈善活动的机构，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它已经募集了价值将近70亿美元的钱财，最近十多年来，每年都能够集资超过2亿美元。在联邦政府机构比较集中的首都地区，截至到昨天（11月17日），今年已经募集了21394992.64美元的善款。 今年9月13日奥巴马总统为CFC年度慈善劝募启动发表文告，在文告中奥巴马说，我们的国家从来都充满着机遇和乐观精神。作为美国人，我们为自己也为他人，为我们所信奉的理想也为大家共同的未来承担责任。他说，我们国家的人民公仆所表现出来的爱心，反映了美国的同情精神，并提醒我们每个人，当我们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努力的时候，我们可以为人类带来的深刻影响。 （图片除注明者外均取自CFC网站） http://www.opm.gov/cfc/html/cfc_hist.asp http://www.opm.gov/cfc/pdf/50thCFC_President_memo.pdf OPM主任在今年的联邦员工向贫困家庭捐赠食品活动的启动与总结仪式上讲话（左图）。右上是一个联邦政府机构员工收集的食品，右下是食品银行将捐得的食品分类，以便在感恩节分发给需要帮助的人家。 联邦联合行动利用募集的资金为灾民重建房屋（左图），为老弱病残提供医疗保健（右上），资助公共图书馆添置计算机和提供网络服务（右下） 陆军医疗队总医官办公室的弗丽女士即便面临外星人的威胁也镇定自诺地填写CFC捐款表（左）；CFC在国务院主楼大厅一角设立的儿童玩具和食品捐赠箱，还有杯糕和图书音像制品义卖告示（右，Jianan拍摄）

    针对当前引发社会关注的一系列财政热点问题，昨天，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进行了集中解答。 　　对于“财政收入增加势必会挤占个人收入”的说法，这位负责人表示，实际上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对于媒体报道的部分单位年底乱花钱现象，这位负责人说，要坚决制止“年底突击花钱”。 　 　我国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宏观税负是指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是衡量政府收入规模的重要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程度。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目前的宏观税负水平并不高。 　　根据国际通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我国政府财政收入，除公共财政收入之外，还应包括政府性基金收入(不包括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这位负责人介绍，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口径计算，2010年，我国宏观税负为26.4%，2009年为25.3%，而2009年世界各国平均水平为36.4%，其中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为40.8%，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32.9%。 　　这位负责人还介绍，从人均财力水平来看，我国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2010年我国人均财政收入按照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66美元，而根据预测，2010年，美、日、德、法等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都在14000美元以上。 　 　热点1 　　此前，财政收入较快增长，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心：财政收入增加这么多，是不是国家收的税太多了，企业和居民的负担太重了? 　　 热点2 　　“税负痛苦指数”存在缺陷 　　2009年，福布斯杂志发布了“税负痛苦指数”榜单，其中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近期，这一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指出，税负痛苦指数的统计方法并不科学。 　　按照福布斯税负痛苦指数的统计方法，各税种都选用最高的边际税率来计算痛苦指数。按照此方法，我国个人所得税痛苦指数为45，企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痛苦指数为49，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痛苦指数为23，增值税的痛苦指数为17，财产税的痛苦指数为0，直接加总得出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为159，仅次于法国的167.9，名列全球第二。 　　这位负责人表示，这种税负痛苦指数在反映税负高低问题上存在缺陷。一是指数选取的名义税率不等于实际税率，实际税率往往比名义税率低。二是最高的边际税率只适用很小比例的纳税人，不能反映一国居民的总体税负状况。三是简单相加的假设前提是对每个税种赋予同等的权重，而这一假设与实际情况相差很大。 　 　热点3 　　坚决制止”年底突击花钱” 　　据媒体报道，广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力曾感叹：“预算不科学，表现为年底突击花钱。每年年底财政结算，总有部分单位因为钱没花出去，在搞突击花钱。”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从历年预算执行情况看，财政支出进度均呈“前低后高”走势，一季度各月支出进度较慢，二、三季度逐步回升，第四季度则进一步加快。 　　他分析指出，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在每年3月全国人大批准中央财政预算之前，项目支出中一般只有延续性项目按一定的比例预拨部分资金，新增项目大都是在预算批复下达后才开始支出，这样就使一些资金延后支出。 　　此外，由于项目单位从启动规划设计、可行性研究、招投标等管理程序到具体实施有一个过程，前期准备阶段资金需求量小，实施阶段资金需求则明显增大，相应的资金支付也是前少后多。而且，预算项目支出需要据实结算，这部分预算支出往往在年底前结算，因此12月份支出较多。 　　这位负责人强调，财政部门高度重视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管理，坚决制止“年底突击花钱”。今年前10个月，全国财政支出完成年初预算的77.4%，比去年同期进度加快5.2个百分点，预计12月份财政支出占全年财政支出的比重将比上年进一步下降。 　　下一步，财政部门将进一步健全各单位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制度，完善预算支出责任制度，建立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创新财政监管模式，不断提高预算支出执行的及时性、均衡性和有效性，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观点 　　用制度保证财政资金不浪费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在会上表示，当前公众对于财政支出是否合理，以及部分单位年底突击花钱等问题的关注，关键问题不在于花了多少钱，而是办好多少件事。也就是说，财政支出应重视效率，增加高效投入，减少无效或低效支出。 　　他认为，今后财政大部分的支出都是应该直接或间接投向与民生有关的领域。同时从长期看，有关部门应当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将财政投向民生领域的支出增幅维持在一定水平上，不要出现陡然降低的情况。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在会上表示，目前公众更关心如何用制度保证财政资金用得更好，保证财政资金不被浪费，并保证公众知情权，使公众知道财政支出并非没有约束。同时在财政支出方面，也应降低行政成本，健全预算的绩效管理，即提高投入产出比。 　　而关于公众关心的减轻税负的问题，白景明认为，这并非是简单减税的问题，实质上蕴含了公众对公平税负的要求。 　　人大教授朱青也在会上称，对于减税，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方面可以实施减税政策，重点应减少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另一方面，如不能减税的话，也可以通过增加民生支出的方式，来达到类似的效果。 　　 热点4 　　土地收入与财政困难无对应关系 　　有人认为，近几年土地出让收入增长较快，是现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困难带来的必然结果。 　　对于上述观点，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解释称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国土地出让收入增长较快的根本原因在于用地需求不断增加，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使用地需求不断增加，土地供需矛盾突出。地价总体水平稳步上升，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收入的较快增长。 　　此外，这与我国土地供应主要采取有偿使用方式有关。我国规定，土地供应采取划拨和有偿使用方式，近年来我国在土地供应方面逐步扩大有偿土地使用范围，划拨供应范围日益缩小，土地招拍挂出让比重上升。 　　另一方面，土地出让收入与地方财政困难程度没有对应关系。如2010年京津沪等相对发达9省市的土地出让收入约占全国三分之二，而中西部财政相对困难，土地出让收入却仅约占全国三分之一。虽然理论上中西部地区更应扩大土地出让规模，但实际上土地出让收入的规模主要与当地经济发展、土地供求关系和市场发育程度相关，与当地财政收入多少和财政困难程度没有对应关系。 　 　热点5 　　政府预算里根本没”维稳”一项 　　此前，有文章称，“中国维稳预算首超军费”，维稳给中国带来巨大代价。文章发表后，不少媒体纷纷进行转载。 　　针对有外媒报道称“中国维稳预算”首次超过军费，这位负责人指出，其所谓中国2011年维稳预算达到6244亿元并首次超过军费，渲染所谓中国社会“不稳定”、“维稳代价高昂”。事实上，在中国政府的预算中，根本没有“维稳”这一项。外媒所称“中国维稳预算”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其实是中国公共安全支出，它涵盖了公共卫生、公共交通、建筑安全等诸多领域，将其称为“维稳预算”，根本是偷换概念。 　　另外，在当今世界的主要国家当中，除了美国、法国以外，大多数国家的公共安全支出，都超过军费开支。因此，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略超过军费非常正常，用不着大惊小怪。 　 　热点6 　　财政与个人收入并非此消彼长 　　当前，社会上对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的关系存在一些误解。认为在社会财富总量既定的前提下，财政收入增加势必会挤占个人收入。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实际上财政收入和个人收入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财政收入只是一个“中间体”。比如，政府取得财政收入后通过安排补贴支出，有些直接增加了个人收入，有些减轻了个人在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支出负担，间接增加了个人收入。 　　国际经验也表明，在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高、财政二次分配能力强的国家(地区)，收入分配差距就比较小，如美国、法国等均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供大于求，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仅靠一次分配很难较大幅度提高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这就需要财政的二次分配来调节。因此，增强政府在国民收入再分配领域的调节能力，并通过完善社保体系，增加转移支出等方式，在收入再分配环节增加居民特别是低收入者收入，有利于促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