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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艾未未坚持关于法课公司的税务听证会应当是公开的、透明的、有公众旁听的。 原文： Chinese dissident's company challenges tax evasion allegations 作者：CNN无线记者 时间：2011年7月14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CNN 北京消息――本周四，针对中国当局指控被异议艺术家艾未未控制的法课公司的逃税行为听证会在北京举行。 艾未未的妻子路青（法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一名会计师和一名律师将代表法课公司出席此次听证会。中国知名的人权律师浦志强告诉 CNN，北京税务局拒绝举行公开听证会，并对此拒绝给出任何解释。 艾未未称，他不同意举行闭门听证会。 “如果我们想建设一个有效运作的现代社会，像这样的案子的听证会必须是公开的、透明的、有公众出席见证的，”艾未未说，”否则将出徽县很多问题。” 浦志强说如果政府的证据是有效的，他将会建议法课公司按照中国现行的法律支付500万元的税款和700万元的罚金。 如果缺乏有效的证据，浦志强说法课公司将会上诉。 被认为是中国最知名的艺术家的艾未未在今年四月被当局以”逃税”的名义逮捕，尽管如此，他的家人和人权人士普遍认为，当局逮捕他的 真正原因是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政府的直言批评。 在被监禁三个月后，今年6月艾未未被保释，也有可能是出于他的健康原因，当局才释放了他。在设计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最知名的鸟巢体育馆之后，艾未未号召公众抵制奥运会，因为他认为北京奥运会是当局进行宣传的一种手段。 艾未未还指控中国政府想要让异议人士噤声。 相关阅读： 有关2011年6月24日艾未未取保候审的外媒/博客评论综述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6.4%，创三年来最高点。有网络媒体批评中国政府对此无所作为，完全在“装睡”。 在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食品类价格上涨幅度达了14.4%，其中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57%。中国左派网站红网发表署名汪金友的文章批评说，中国政府在飞扬的物价面前，正在熟睡或者装睡。作者认为，直接关乎民生的物价决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决定，但在中国这一轮物价上涨潮中，人们几乎看不到地方政府的作用。原因是地方政府官员没有责任控制物价，物价与官员的业绩考核无关。而最重要的是物价上涨，可以增加地方的GDP数字和财政收入，所以一些地方政府领导才会“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表示，红网这篇文章分析的有一定道理： “这个说法很形象，也说出了其中的道理。一个地方政府不介意见到通货膨胀上升。对他们来说，利税的问题、GDP的问题它可以用这个来稀释以前的债务，所以实际上它并不介意。对他们来讲，只要自己的收入增长快于通货膨胀的增长，可以从中得到利益的。” 不过谢田教授也表示，不仅是地方政府，只要不失去整体的平衡，中国的中央政府其实也乐见有通货膨胀： “能够造成通胀的一定是中央银行。在中国政府控制之下，造成土地、能源、电讯、交通这些最基础设施，我们叫infrastructures,这些东西在前面涨价的时候，实际上整个社会的财富已经在向上层人的手中集中。” 美国中文网刊的中国事务主编伍凡认为，中国这一轮通货膨胀是2008年以后中国政府超额发行货币，大量借债投资的必然结果： “最根本的原因是市面上钞票太多了，钞票不值钱。任何一个货币发行量应该跟你市面上所有实际的产品，不管任何产品，包括服务在内应该相匹配。超过太多会促使物价上涨。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猪肉六万吨或七万吨，可是今年增加到一百多万吨。通货膨胀率6.4%里面的食品的比例占了1/3，促使CPI一直往上增长。我相信下个月还会涨。” 谢教授则分析说，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因为货币超额发行，地方政府对此并没有能力控制。他认为，通胀的本质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接近权力中心和金融中心的阶层，早在这轮通胀的过程中已经获取了利益： “太子党也好，权贵集团也好，因为他们是接近权力中心，接近金融的中心，银根放松的时候，他们可以最早得到这些钱，有机会可以先入为主。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原材料、物资、房地产、土地价格上涨的时候先赚了一笔，它的收入增长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实际上它并不会感到任何困难。” 伍凡表示，预计中国物价上涨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最终的结果是人民币大幅贬值。谢教授认为，如果中国物价剧烈上涨，中国政府可能会采取行政措施限制商品价格，但这将损害下游生产者的利益。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道。

路透北京6月30日电—中国财政部近日通知,自7月1日起停止执行关于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三个文件.美国一个商业组织认为此举是中国做出的重要让步. 这些政策要求外国公司在参与中国政府的设施及技术投标时,需同时向中国转移相关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引起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不满.中国的政府采购市场规模据估计达每年10,000亿美元. 中国政府5月时曾向美国表示,不会以美国公司为代价,利用其政府科技采购来支持中国企业. 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John Frisbie在通过电子邮件发布的声明中表示,”虽然这些措施只是中国政府采购相关规定中的一部分,但取消它们还是实现其承诺的重要一步.” 美国财长盖特纳6月称,奥巴马政府希望中国改变对美国企业不利的政策,并希望中国加大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并称中国承诺解决美方对中国”自主创新”政策的担忧.(完) –编译 李然; 审校 杨淑祯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2011年7月10日在“第二届中国行政改革论坛”上的演讲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重要的是中央层面的顶层设计。例如，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改革现行中央地方关系，就有一个要不要下决心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要以政府转型为重点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就此，提出以下3个问题与大家讨论。 　　一、要不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 　　当前，如何评价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有着较大分歧。应当说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历史贡献。在经济起飞阶段和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能把社会资源有效集中在投资建设上，并保持着较高的投资率。我的看法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在中国经济起飞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它不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不是“中国模式”的主要特点。 　　1.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弊端开始凸显，其风险逐步积累。首先，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把主要力量放在投资扩张上，导致投资增长过快，不断加剧投资-消费失衡。其次，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消耗大量资源，加大资源环境压力。例如，一些省区市的“十二五”规划，都是以投资的快速扩张和能源的过高需求作为增长的两大支撑条件。 　　2.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偏离了政府的主要职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从现实情况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地方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抓速度、抓投资、抓项目上。这样，就倾向于把经济增长与全面发展划等号，使公共服务在多方面欠账，由此不能不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并且，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使“重增长、轻改革”的问题逐步突出。 　　3.长期实行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带来GDP主义的膨胀。从地方层面看，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突出特征是：以追求GDP增长速度为首要目标、以扩大投资规模为重要任务、以土地批租和上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资源配置的行政控制和行政干预为主要手段。今天看来，这种增长方式使GDP主义盛行，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 　 　二、要不要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 　　从现实看，现行的财税体制强化政府的投资冲动，以GDP增长为主要标准的干部考核机制助推官员对GDP总量的过度追求。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改革中央地方关系，关键在于尽快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 　　1.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源于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在现行中央地方财税关系下，地方GDP总量越大，地方财政增加越快。再加上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地方经济增长是硬指标。这样，地方政府不可能不以GDP总量的增长作为主要目标。就是说，不改变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是缺乏前提条件的。 　　2.投资-消费的严重失衡与现行的中央地方关系直接相关。我国的消费率逐年走低，已成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突出矛盾。为此，“十二五”能否初步实现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败所在，也是改革攻坚的重点所在；既影响短期宏观经济稳定，又决定着长期的可持续增长。 　　问题在于，在现行中央地方关系下，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进一步加大投资比重，由此进一步加大投资-消费关系的严重失衡。据统计，到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搞投资建设，不仅难以改变投资主导的格局，还将为中长期经济增长埋下隐患。 　　3.中央地方关系要从经济总量导向转变为国民收入导向。“十二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是实现发展导向由经济总量向国民收入的转变，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客观讲，这些年事实上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就在于现行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国富优先发展的突出特征。例如：GDP增长长期快于居民收入增长；国家财政收入增长成倍快于GDP增长；国有资本扩张成倍快于GDP增长。这种国富优先的增长偏好投资，既是形成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的重要因素，又是造成投资-消费关系失衡的深刻背景。 　　在这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其结果必然是：第一，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使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动力。第二，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增长明显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因此增大了政府与社会的矛盾。以土地增值收益为例，大量向地方政府集中，失地农民的收益比例太低。为此，实现中央地方关系由经济总量导向到国民收入导向的转变，关键在于确立并实施民富优先的改革发展导向，并按此加快推进事权与财力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改革。 　　三、要不要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目标？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政府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政府转型的一个大前提。从实际的需求看，要使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就需要政府全心全意做好公共服务，一心一意地解决好民生问题。就是说，不确立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发展理念，难以走上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 　　1.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强化政府作用。在经济生活领域，是“坚持市场主导基础上强化政府作用”还是实行“政府主导基础上发挥市场作用”？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使政府干预市场微观运行在某些地方成为常态，例如：政府占有和控制的资源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这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受到一定削弱。 　　2.以公益性为重要目标优化国有资源配置。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已开始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新阶段，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国有资源应更多地向公共领域配置。从现实情况看，国有资源长期被更多地用在做大GDP上。这样，不仅不利于加快改善民生，而且挤占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使垄断行业改革难上加难。为此，要以公益性为导向、以改善民生为目标调整和优化国有资源配置。 　　3.按照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确定中央地方关系。这是因为：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有效性不在于直接搞投资建设，而在于通过良好的公共服务创造好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中央地方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大大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更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更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第二，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的明确化、法定化，将为改变现行GDP政绩观创造重要条件。第三，中央地方公共服务职责分工理顺了，才能明确中央地方事权，各级政府财力配置才有依据，才能够推动中央地方财税关系的改革，并为改变地方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提供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