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斗争

方励之先生 得知方励之先生去世，不胜悲悼。 一般人知道方励之，正面来说，是他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和89年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反面来说，是中共官方宣传中他的那个在美国使馆避难的镜头，至今还是很多犬儒主义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历史的长河中，方先生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起到了同一时代中国自由民主思想运动中其他人没有可能起到的作用：从科学出发，以科学为依托，用科学语言和科学方法为武器，在中国思想界最黑暗的年代挑战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和根本信念。 这种挑战后来从科学发展到政治，在80年代和以后使方先生成为中国政治中的“异议人士”。但是追根溯源，我们应该看到，方先生不是一个政治家，本来也无意卷入政治，是他对科学真理的执着迫使他无法和专制教条妥协，是这种思想上的不妥协推动他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 方先生早年不但也是一个革命青年，而且是中共体制下受惠的精英，以草民身份进入中共科学最高学府和研究机构。但一旦当他接触到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的专断教条完全不相容的真正的科学时，我想，是人性中对真理的追求推动他走上了和专制主义做斗争的不归路。 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方先生确实属于极少数，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指导科学”这个教条在内心同样不屑，但他们对真理的坚持从来没有超出科学的领域。 我没有机会见到方先生，但是2003-2004年间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和电话和他联系。当时我正在写一篇关于毛主义宇宙论和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文章，那篇近两万字的文章2006年发表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的Modern Asian Studies上。 在采访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说的两个细节，而它们本来都没有什么很直接的政治意义。 第一个是方先生50年代上半期在北大物理系读书时，从一本非主流的参考书上看到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界，从列宁开始，海森堡的那个学派就是批判对象，说它在量子领域的理论是“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是反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了西方“唯心主义”。 海森堡的那句话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布洛金采夫是当时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在“全盘苏化”的中国也很有影响。他写的物理学教科书必须遵从列宁的“科学思想”，甚至为其作注解。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甚至有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个是在文革早期，方先生被下放时，唯一能找到的有关科学的书竟然是一本关于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著作。正是这本书把他带上了研究宇宙学的道路，而这条道路直接通向对时空无涯，运动永存这个毛主义信念的怀疑。当方先生接触到60年代国际天文学界的一些重要观测结果时，他就在1973年复刊的中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科学语言表达了这个怀疑。那篇文章立刻给他带来了毛主义者在上海《自然辩证法》杂志上的批判。那段历史，需要另文说明。 就这样，两个和现实政治完全无关的细节竟然在方先生思想发展中起到了如此重要的作用。我想，与其说这两个细节有多么了不起，不如说那个制度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是多么全面，但正因为如此，又是多么的脆弱，因为它处处皆敌。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不但是历史真相，而且连某些科学理论和方法也是官方意识形态要压制和屏蔽的对象。 附上我2004年发表的一篇和这个话题有关的文章。 科学──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作者：程映虹 最近一期的《开放》杂志上金锺先生发表了一篇关于反右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个细节：当年北大和清华学物理的学生中，右派的比例高得出奇，北大三分之一的右派学生是物理系的，清华技术物理系一半学生是右派。金先生爲此问过北大当时最有名的右派学生(也是物理专业的)谭天荣，谭说：这是因爲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爲什麽物理系的学生喜欢刨根问底呢？谭先生说这可能是因爲他们学的是数理逻辑，受的思想训练比较严格。这就是说这种思想训练容易和共产党的教条发生冲突。 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因爲它补充了一个通常被忽视的独立或者自由知识份子的思想来源。1957年和中共发生冲突的知识份子中，一部分人是在旧中国受到传统 和西方教育，另一部分人是共产党自己培养起来的、在1949年以后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 这后一部分人在政治思想上的演变比前一部分人更值得研究，因爲他们并不是通过和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密切接触，或者甚至有在西方生活的经验而完成这种思想转变(虽然这种西方理论仍然非系统地反映在一些“内部”出版的书刊上)，而常常是通过个人经历。这种个人经历可以是对所谓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真相的认识(例如党内的残酷斗争，农村的普遍贫穷，社会上的阶级歧视和政治特 权)，可以是通过对共産主义革命历史真相的了解，也可以是通过自己的思想探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阅读。在逻辑和知识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当 然是四卷毛泽东选集所无法比拟的，也比列宁的要多一些说理的成份和思想性。在当时，这几乎就是年轻一代寻求真理的知识份子的全部思想来源了。 一，科学与马克思主义 但是，谭先生的话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来源之外，中国1949年以后独立知识份子还有一个思想来源，这就是科学真理和科学训练。 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毛泽东思想更不是科学，但它们都自命爲科学，还要指导科学，这就和真正献身于科学的人们发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50年代上半期中国生物学家对苏联李森科学派的斗争中已经有了表现，但这种冲突更深刻和持久地表现在中国物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怀疑和反抗上。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物理是一门特殊的科学，物理学中的微观和宏观部分，即基本粒子理论和天体物理，尤其是宇宙学，接触的是物质世界的起源和基本结构，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门。 马克思主义和别的意识形态相比，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它的政治和社会分析归根结底并不是建立在对人和社会组织的行爲分析上，而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宇宙观”之上。这种宇宙观由一套简单而清晰的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组成：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物质内部充满矛盾，这种矛盾就决定了物质是运动的，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被人的认识所掌握的。物质的存在是无限的，它的运动也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不过是物质运动的表现形式。因爲物质和运动都是无限的，所以时空都是无限的，宇宙在宏观和微观上都是无限的。 这套原则据说揭示了宇宙的根本规律，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都统一在这套规律之下。因此掌握了这套规律的人不但能解释社会，也能解释宇宙和自然。这就是爲什麽马克思主义的各派掌门人都不但以政治家自居，更自命爲哲学家甚至科学家。 马克思主义这种自命的宇宙普遍真理说，早期反映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上，他写的就是古希腊的原子论，后来他和恩格斯有一个不成文的分工，自然科学由恩格斯负责，所以恩格斯有《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列宁有《哲学笔记》和 《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这种宇宙观在文革时期的海外可以说表现在秘鲁恐怖主义共产党“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身上。“光辉道路”的两个主要领导人都是大学教授，主要领导人古兹曼号称“安地斯山的小毛泽东”，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康德的空间理论，他本人文革早期在中国接受过训练。“光辉道路”的另一个领导人卡瓦塔也是一个哲学家，在他们给学生讲课时，都能在半个小时之内从宇宙起源讲到人类社会的阶级矛盾。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哲学思想的深度和复杂性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后来的毛泽东古兹曼之流没有区别，而是说马克思主义的原初理论中就已经包含了毛泽东思想和古兹曼主义的基本元素。 毛泽东号称对自然科学有三大兴趣：宇宙演化、基本粒子和生命起源，涉及的都是最根本最深奥的科学。但他自然科学的底子不要说和恩格斯，就是和列宁也无法相比，大概勉强只有初中水平，而且毫无系统。但就是凭著他对唯物辩证法的坚信，他从1955年起就教训中国科学家，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宇宙是无限的，“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到了六、七十年代他的这套“无限可分论”成爲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即不断寻找对立面，不断发起运动和斗争的“科学”根据。 因爲在毛泽东看来，说到底，如果宇宙的根本秩序就是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那麽文化大革命和“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就是合理的，对于当时当下而言是动乱，放在整个宇宙秩序中却是和谐。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这三者都服从同一套规律。 毛的这套“宇宙论”信念貌似科学，实际上不过是所有前现代统治者从神秘的 宇宙秩序和巫术信仰出发爲自己的统治寻找合法性的现代翻版，是二十世纪的甲骨文和“天命”论。然而直到今天，新老毛主义者还津津乐道于毛泽东的“科学预见”。 因此，在所有的自然科学学科中，物理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最密切，或者说最受马克思主义哲学影响的。从这个角度出发，不难理解谭天荣所说的“追根究底” 是什麽意思。也不难理解爲什麽学物理的大学生中有这麽多右派。当然，物理专业的学生当时成绩最好(尤其是清华技术物理系的学生，当时是挑选出来造原子弹 的)，因此思想和个性相对独立的人比较多，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 二，方励之现身说法 更有说服力的是方励之先生的事例。在我最近对方先生的访谈中，他告诉我，他最初就是通过科学开始怀疑官方意识形态的。方先生于1952年到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读书，当时教科书都是从苏联过来的，其中有一本是由苏联著名基本粒子物理学家布洛金采夫写的，书本身还可以，但前面的一章序言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教和对西方当代科学家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哲学理论的批判。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方先生发现了被布洛金采夫所批判的哥本哈根学派代表人物海森堡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针对布洛金采夫的。海森堡的大意是说：布洛金采夫写了那麽多页，就是爲了证明列宁的一句话是对的。方励之说，这句话对他思想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因爲本来任何学物理学到一定程度的人，都会觉得列宁说的那些没有道理，列宁在他的《唯批》中对另一个奥地利物理学家也是哲学家的马赫的批判也是乱扣帽子。但是如果没有碰到这麽一个一针见血的批判，可能这种怀疑和不满就难以达到彻底否定这种教条的程度。 方励之先生说，当时在北大的学生和北京的物理学家中有和他类似看法的人不少，但对问题感受的深刻程度不一样。方先生后来在反右中丢掉了党籍。 到了70年代 初，以他爲首在中科大物理系形成了一个志愿成立的天体物理研究小组。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也许很难相信，在毛泽东年代，尤其是文革时期，参加一个非官方的研究天体物理的小组是有政治风险的，研究宇宙论也是如此。因爲到60年代末，在西方天文学中，越来越多的观测资料都倾向于宇宙是有限的结论，尽管这种结论并不 是最终真理，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型来表达。于是研究天体物理和宇宙学就免不了要碰上这个直接挑战马克思主义命门的问题。很多物理学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不愿意研究宇宙学。 但科学家的责任感驱使方励之和他的同道投身于这项研究。方先生说，当时他并非有意要挑战官方的宇宙学论断，但问题是他要做研究，要做研究就没法不去碰那些教条。他们的研究不久就和四人帮在科学领域的代言人，上海的“李柯”和《自然辩证法杂志》发生了冲突。《自然辩证法》发表了大量文章批 判天体物理学中的“异端”，甚至还“邀请”方励之等参加“讨论”，引诱他们暴露观点。 但是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大学和南京天文台等地科学家的支援下，方励之等人对宇宙论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这在“四人帮”严密控制下的思想界是一个奇迹。当然，从根本上来说，在70年代，思想控制再严酷，也不可能达到否定那些被天文学界用科学方法观测到的资料的程度，就象教会在四百年前也不能否定用望远镜看到的宇宙现象。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真理和观测资料成了思想异端的庇护所。 方励之(还有后来的许良英)等人与马克思和毛主义宇宙论教条的战斗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后期。直到1986年，胡乔木还专门写信给北京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这份杂志发表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宇宙无限“的文章兴师问罪。可笑的是，无论是四人帮还是后来的毛主义左派，都把爲了坚持宇宙无限的信念而被教会烧死的布鲁诺擡出来爲自己辩护。但事实上，在科学的发展已经提供了相反证据的时代，在共产党中国和苏联，正是那些认爲宇宙有限的科学家成了英勇无畏的布鲁诺。 以方励之和许良英等人爲代表的自由主义科学家，是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80年代爲自由民主的大声疾呼 (其高峰是1989年2月致中共的 公开信) 正是建立在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和毛主义用信仰压制科学、威逼科学爲信仰服务的痛切认识上。而这条重要线索，正是发端于50年代中期，在双百运动中初露头角。 因此，科学(包括科学知识、科学训练、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和宪政、法制、人权、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等等一起构成了今天自由主义的思想阵营。 这条线索之所以重要，更在于它从终极意义上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爲统治意识形态在知识论上的合法性。我们今天回顾反右的历史，回顾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份子艰难成长的历程，不应该忽视这条线索。 （原载《北京之春》2004年 11月号。文字有所修订。） 程映虹，《纵览中国》

在茫茫的大海上，载着蒋氏父子的江静号，随波浮荡，向着一个前途未卜的远方，孤独地驶去。然而，这一天后，身后的海岸，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父子返航的帆影。 1949年5月7日早上6时整，蒋介石所乘坐的江静号由上海复兴岛启碇出发，顺着奔涌的黄浦江，向吴淞口驶去。当轮船驶入大海时，蒋经国曾这样描述他们父子看到的景象：“太阳高照大海，显示着美丽而雄伟的晨景。”（《蒋经国自述》） 然而，正如前不久他们离开老家溪口时所喟叹的，“家园虽好，未可久居”，这般壮美的山河也更加触动起蒋介石失落的心怀，因为在大陆的失败，他正踏上一段黯然的逃离之路。 当陆地上的高楼树木、各色景物渐渐消失在视线里，恶劣的情绪也开始充满他的心灵。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痛苦地写道：“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敌人呢？我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 惆怅的情绪，同样感染着在他一旁的长子。蒋经国看着父亲的身影，不由感到一些凄凉，他说，父亲此行，“如这大海中的孤舟，四顾苍茫，又如漫漫的长夜里，一灯微照”。蒋经国痛感“国事已不堪设想”，“只有向天祷告，保护我父的安全和健康”。 就这样，在茫茫的大海上，载着蒋氏父子的江静号，随波浮荡，向着一个前途未卜的远方，孤独地驶去。倔强的蒋介石，依然还有一丝不甘，他说：“这一条革命大路，已由先烈用他们的血来铺平了，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今天黑暗重重，危险艰苦，但凭着一线光明的希望，及我对总理的忠贞，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 然而，这一天后，身后的海岸，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父子返航的帆影。 四散飘零 当蒋介石离开的时候，他或许还会想起，近四十年前，就是在上海，他与陈其美义结金兰，并跟随他度过了一段出生入死的青年时光，从此与陈家结下了不解之缘。22年前，也是在上海，他与宋美龄的婚礼在大华饭店举行，这次婚姻使得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家庭、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家庭，乃至孔祥熙的家庭联结成一体。 由于这些缘故，“四大家族”的说法便跟随着蒋介石政权的兴起而流传开来。在中国现代史上，分别于政治、军事、工商界最有权势的蒋、宋、孔、陈四个家族以蒋介石为中心，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格局。他们显赫一时，势力渗透到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影响到国民党的命运，而且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中国的命运。 然而，随着局势的败坏，这样一些曾经紧密相连的家族也慢慢露出了裂痕。抗战后期，孔家的丑闻不断被揭露出来，一桩桩走私、舞弊大案令舆论大哗。国民党内部与孔祥熙素有矛盾的政学系、CC系、军统组织以及孔的大舅子宋子文等群起而攻之；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愤怒声讨孔家以权谋私、大发国难财的可耻行为。一时间，孔祥熙成了众矢之的，1944年11月，孔祥熙被免去财政部长之职；1945年5月以后，他又先后失去了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四行”联合办事处副主席和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等重要职务。孔祥熙下台后，住在上海老宅，门庭冷落，郁郁不得志。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多方活动，在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系、CC系的抵制，孔的复出依然遥遥无望。 而也是在这时，他“精明”的妻子宋霭龄就已在上海对孔家家族的财产进行了最后的清理，并在美国的里弗代尔独立大道购买了一幢新的住宅，作为自己流亡海外的居住地。1947年年初，在最后告别故土之前，宋霭龄来到南京看望小妹宋美龄。在南京期间，宋美龄陪伴大姐，常作竟夕长谈，回忆几十年来宋氏家族的兴衰沧桑。最后，她开始在北方四处巡游，先后到北平、天津、太原、青岛等地访问，仿佛是在跟这片土地上的城市一一作别。 1947年秋，孔祥熙更感觉到日暮途穷，蒋介石也越来越表现出对他的不满和厌恶。孔祥熙便以陪护宋霭龄治病为由，由上海赴美国纽约定居，从此夫妇二人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一步。有人说，从前宋氏家族中，宋霭龄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从而催生了“蒋家王朝”。如今，宋氏家族中又是宋霭龄第一个离开了“蒋家王朝”漂洋过海到美国。她的离去为蒋家在大陆的前途涂上了黯淡的一笔。 几乎与此同时，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而造成的经济问题，也令宋子文成了替罪的羔羊，使他离开了行政院院长的职位。一片声讨之下，他曾于1947年，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捐献了他个人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份–价值五千亿法币的股票，但是仍然难以抚平各界对他的谤议与指责，特别是蒋介石又在随后任命他担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省主席，媒体“捐官鬻爵”的批评更是铺天盖地。1949年1月，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宋子文向蒋介石递交了辞呈。4月下旬，解放军攻占南京，停留在香港的宋子文于5月16日乘机飞赴法国，同年6月赴纽约定居。而他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宋子安也在1947年前后定居美国。 又何止是这两个家族，政治的背弃、亲信的疏离和越来越多的反抗，令蒋介石这个独裁者愈发孤独起来。就在四年之前，因为领导这个国家取得抗战的胜利，他一跃成为整个东方世界的英雄，和这个民族备受尊崇的领袖，而此刻，他所有的荣耀已荡然无存。曾经的人民都纷纷站到了他的反对者的行列，将其视为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沉重灾难的罪魁祸首。 曹聚仁在《蒋经国论》中谈到当时的形势：“局势一变坏，蒋介石对左右的信赖便越来越差，左右对他的离心、裂痕越来越宽。……到了1948年冬天，谁忠心耿耿，谁有二心？已很难说。就是一向奉元首为神明的股肱之臣，也摇着头叹气，希望蒋先生回去休息了。” 1949年初夏，曾经唇齿相依的“四大家族”，除了陈立夫还在跟随着国民政府辗转迁徙外，其他人都飞鸟投林，找寻他们各自的出路去了。 重建王朝 5月10日，蒋介石乘船抵达普陀，当夜，天晴风暖，蒋介石“独坐舷头，澄怀伴月，大有‘月光如水水如天’之情景”（《蒋经国自述》）。次日，游佛顶山慧济寺、登菩萨顶灯塔，又下山游览古佛洞、梵音洞、天福庵。 其实，自“引退”以来，蒋介石便着意表现出一种不问政务、寄情风月的雅兴，然而表面的平静，却无法抚平他内心中的波澜，正如蒋的侍从秘书曹圣芬所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烦恼最紧张的自我反省时期”。在这逍遥山水的闲适时光里，蒋介石思考着种种问题的所在，于是，一项“重振革命大业”的计划，也在他的头脑中渐渐浮现出来。 5月17日，在定海的蒋介石，收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来电，请他“打销遁迹远隐之意”。6月24日，蒋介石来到台北，在台北市北面的草山上，选定了一所名叫“士林”的别墅作为自己的落脚之地，在此，蒋介石也开始了对于这个政权的一番彻骨的改造。 几乎是随着国民政府一迁到台湾，蒋介石首先就进行了一番重大的人事更迭。原来国民党内派系力量错综复杂，经过一场大动乱的淘汰清洗，到台湾后已经是七零八落，这为蒋介石铲除各派势力提供了最好时机。蒋介石一复职，便免除了阎锡山行政院长的职务，与此相似，之前的军政要员，胡宗南、白崇禧、何应钦、汤恩伯等元老们也都尽弃不用，被驱离了权力的中心。 蒋介石认为在大陆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个对武装部队实施政治控制并进行政治教育的机构。为此，他建立了“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并在每个部队设置政治军官。 经济上，国民党的官员们已经在大陆见识到中共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贫农对地主的不满情绪来反对政府的，因而，蒋介石到台湾后最主要的经济措施便是推动了土地改革。正如主持这一改革的陈诚所说：“允许佃农和长工在地主的剥削之下呻吟，不仅是个土地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局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存。” 政治上，蒋介石则直言不讳地流露出对他的对手–共产党的欣赏，如共产党的组织、纪律、宣传和精神道德，正是国民党所匮乏的。因而，蒋介石坚定地宣称：他将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本党，“以便重新组织我们的革命机器和重新振奋我们的革命精神”。 国民党改组，显然带有人事的倾轧，蒋要打击的主要目标是一直以来把控党务的CC系。二陈兄弟，陈果夫卧病已久，虽然膺选评议委员会，但这仅是个由元老组成的顾问机构，姿态多于实质，一年之后，他便病死台北。而真正的CC系巨头陈立夫，则被迫离开台湾，远赴美国新泽西以经营农场为生。国民党改造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清理党籍，那些投奔共产党的国民党知名人士，如傅作义和宋庆龄等均被除名；许多没有投奔中共但又与台湾保持着距离的人们，也被蒋介石认为不够忠诚，而遭除名，这就包括他的亲戚孔祥熙和宋子文。 对于绝对的独裁而言，这还远未结束。1953年，吴国桢因与蒋氏父子矛盾重重而远走美国。2年之后，身兼台湾“防卫总司令”与“陆军总司令”两项要职的孙立人，也以“武装叛乱”“密谋犯上”等罪名，被剥夺军权、长期拘禁。由于吴、孙二人与海外的宋子文家族关系密切，所以，一般认为他们是蒋氏父子排除党内异己的政治斗争中又一牺牲品。至此，在台湾军政大权上，形成了蒋家一家独大的局面。 1956年10月中旬，宋美龄以替蒋介石过70大寿为名，邀请孔祥熙夫妇来台。孔祥熙由于身体状况欠佳，不适远行，仅由宋霭龄赴台为蒋祝寿。在士林官邸举办的茶会上，宋美龄专门给孔夫人介绍起台湾各界的要人，宋霭龄发现，那些新晋的陌生面孔都已姓蒋，“四大家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一系列动作下来，蒋介石又重新获得对于这个政权的控制，蒋介石对国民党的组织与运作，有了比大陆时期更紧密的控制，这正是他在台湾所要完成的第一步目标。蒋介石曾在1949年6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余在台决不放弃革命领袖之职责与权力，无论军政，必尽我监督与指导之职责，任何人亦不能加以违抗也。” 在蒋介石的权力日益巩固的同时，他又重新走上神坛。那个年代，台湾小学生的国文课本里，几乎每一册，都有颂扬“总统”蒋介石的课文，在这位“总统”身上汇集着“爱国”“忠勇”“自强不息”“不怕劳苦”“光辉伟大”等种种光环，蒋介石渐渐化身神明。那时，“蒋公像”陆续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广场中，为了领袖形象的神圣庄严，台湾当局专门制订了厚厚一大本的《总统蒋公铜像制作办法》，“细致到半身铜像只能做到三个扣子”。据统计，“蒋公”的铜像，在台湾竟一度高达四万多座。 在学校、军营、医院、机关，在熙来攘往的街头，在孩童们传唱的歌谣里，蒋介石的影子亦随处可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通过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宣传及狂热的领袖崇拜，蒋介石已将他的影响遍布台湾的每一寸空间，烙印在百万人的心灵。 1972年，蒋介石又要连任“总统”，为了营造“全国拥戴、万众一心”的气氛，政府举行大学生朗诵比赛，于是，每一所大学，有文采、懂音乐、有表演天分、声音优美的学生都走到一块，用最大的热情，集体创作作品，来歌颂领袖的伟大、民族的伟大。那时20岁的龙应台是个“国语标准、声音优美”的大学女生，便负责了朗诵，于是，她一遍又一遍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朗诵着“领袖”“长江”“黄河”“长城”这样的词汇，而每次高喊出“领袖”时，还要“配上激越的手势、虔诚的表情、流动灵转的眼神”。龙应台在《走过的路》一文中写道：“我们的感情真挚，我们的信仰诚恳，我们的动机纯洁，因为我们完全不知道最悲伤的黑暗就藏在那美丽凤凰木的阴影里。” 像龙应台这样，“糊里糊涂”地爱着“国家”，爱着“总统”，几乎是那个时代共同的记忆。另一位台湾作家朱天心还记得在念高中的时候，如果朝会唱“国歌”的时候看到有人在讲话或者聊天，朝会结束，她就会去找他们理论，甚至跟他们打架。她说，“当时，我一直很担心我们的老‘总统’会死掉，我觉得如果他死了，我们的‘国家’就没有前途了……” 子承父业 那时，蒋介石已是台湾无可争议的领袖。1960年，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期届满。按规定，“总统”连选连任只能一次。但此时，“国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修改“临时条款”，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连选得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仅第三次连任，而且还为他成为“终身总统”提供了法律依据。 蒋介石的连任，引起了以《自由中国》杂志为核心的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强烈不满，他们称蒋介石任意修改宪法，与过去的军阀简直没什么两样，在共和时代，却依然实行家天下的政治。一些异见人士的指责并没有令蒋介石有所改变，在谋求自己“终身总统”的同时，一项重建蒋家王朝的重要部署亦在有条不紊进行着，那就是“子承父业，培植蒋经国接班”。 在蒋介石的精心策划和大力支持下，蒋经国在党、政、军、青、特各条战线全面出击，相互渗透。短短几年，蒋经国就已在台湾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中站稳了脚跟，成为令人刮目的新一代政治强人。 1965年，蒋介石的另一亲信，68岁的陈诚去世，也是这一年，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部长。至此，蒋经国将成为蒋介石的唯一接班人，已是岛内的人尽皆知的“秘密”。1969年，蒋介石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副院长”，三年之后，出任“行政院院长”，承担起全面管理“政府”的正式领导角色。于是，这样一幕便出现在台湾：父亲做“总统”，儿子做“行政院”院长。蒋氏王朝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达到了高峰。 蒋介石将手中的台湾和无限的权力传递给儿子，以来延续家族的荣耀，然而，随着深入处理国家事务，这个蒋介石着力培养的继承人，却在工作重点和统治方式上，与他的父亲表现得迥然不同。 蒋介石所代表的是传统儒家的施政方式：家长作风、远离群众，对群众施恩并要求群众对他本人效忠相报。而蒋经国“已谋求在官僚体制的范围内，建立较明确的责任制，而不太强调派系背景和同领导人的个人关系”（《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如果说，台湾，对于蒋介石，始终只算个反攻大陆的基地的话，那么，对于蒋经国来说，它却是成就自己平生抱负唯一的选择。于是，蒋经国对父亲越来越像念经般喊叫的“反攻大陆”也不全然置信，他更注重实际的问题，更加实干，而抛弃了父亲一直以来枯燥无味的反共理论说教和伦理道德的宣扬。 然而，几乎是蒋经国刚要开始主掌政局，一系列的打击便接踵而至。1971年10月，联合国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驻联合国的唯一合法代表。1972年尼克松访问北京，发表“上海公报”。同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然后，一个个的国家纷纷与台湾“断交”，台湾陷入了战后最大“外交”危机。“外交”挫败的直接后果便是让国民党失去了国际正当性，而他在台湾统治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需要打造一个更为开放的社会，吸引外人投资，以通过经济、文化等各种非官方的渠道，继续与国际社会保持往来。与此同时，发展经济成为台湾未来唯一的生路，假使继续保持高水准的经济增长，人民安居乐业，则无虑反对分子的挑战。蒋经国说：“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他认为，只要在经济文化上取得进步，必然得到人民的支持。 繁华难继 然而，蒋经国无论如何也不会料到，他的务实而又不失英明的决策，最终却在一点一点地瓦解着他的统治。 蒋经国的“十大建设”，是最为人称道的成就，但他却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崭新的台湾所带来的挑战。一条纵贯南北长达四百多公里的高速公路，开始第一次出现在这座海岛之上，加之先后完竣的机场、港口、铁路等工程，它们构建起一个更加完善更加通达的网络，联系起城市与村落、海洋与山地、陆地与天空。于是，一个人群流动更加频繁、节奏更加快捷的台湾便催生出来。 台湾与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并没有因为“外交”问题而间断，反而因其良好的投资环境日益吸引着外来资本的注意。1971年至1978年间，台湾地区与美国间贸易总额由13亿美元，激增至74亿美元。经济上的联系，使得“美国制造”成为整个台湾最不陌生的一样东西。 人们对美国制造的东西，“从可口可乐、冰箱、电视机、汽车到好莱坞电影，皆有一份说不出的，直觉的向往和喜好”（杨泽《有关年代与世代的》）。那些好莱坞电影及美国流行音乐，大量炮制了美国的生活方式与意识形态，慢慢渗透到台湾，一些不同以往的元素开始在这个沉闷死板的政权控制下潜滋暗长。 那时的年轻人用10块钱新台币即可拥有一张盗版的《鲍勃·迪伦》，他们开始蓄起长发，穿牛仔裤、绿色美军外套；普遍听着美国民歌和摇滚音乐；开始在外头租房子同居，追求自由。这是一代1950年代出生，1960年代受小学、中学教育，曾一径顺着体制不敢须臾离经叛道的青年。而一进入1970年代，他们便急躁地穿上喇叭裤，女孩子登上“恨天高”，“长发嬉皮”“奇装异服”地走在台北的街头，嬉闹玩耍。他们不再尊重权威，而更加关注与自己相关的事物。舒国治在《台北游艺》中说，一种东西在他们胸中渐渐涌出来，愈来愈强，“孕育完成想要爆发似的”，正是当时青年人生命状态的写照。 那时的青年，虽则也稍稍允许热切地讨论政治，但那更为明确的诉求，还来自另一个阶层–中产阶级–的表达。从1970年代开始，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展开，及产业的升级，各种文教、科技人员、经济行政管理人员、会计师、律师等知识分子群体迅速扩大，他们因所得财富、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相似而形成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在重新分配某些方面的权力，更多参与政治发言的要求日益强烈。 而在依然“戒严”的台湾，所有这些变化，都开始无一例外地化作游行、集会、抗议等种种运动，冲击着蒋经国。1977年，由于国民党在桃园县长选举投票过程中做票，引起中坜市民愤怒，上千名群众包围中坜市警察分局，捣毁并放火烧毁警察局。1979年，《美丽岛》杂志在高雄集会，要求当局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参加和围观群众约两万人。国民党以“涉嫌叛乱”为由，将其镇压。 对蒋经国最沉重的打击来自江南案。1980年，一本名为《蒋经国传》的单行本开始流传。它的作者江南曾是蒋经国的老部下，对蒋氏家庭内情比较了解。该书对蒋氏父子的秘史首次作了揭露，但也有人认为这本传记毁谤了“总统”，破坏了“国家形象”。此书之后，江南还计划为吴国桢、孙立人写传，可还未动笔，他便于1984年10月遭人暗杀，死在旧金山的自家车库里。 “江南案”一出，迅速震惊了海内外。根据美国政府的调查结果，此案的策划者正是蒋孝武，台湾的情报机关雇佣黑帮势力实施了此次暗杀行动。蒋孝武是蒋经国极力培养的次子，被认为是意在培养的下一代“蒋家接班人”。“江南案”令蒋孝武名誉扫地，经过考虑，蒋经国不得不把儿子外放新加坡。蒋经国一度在治国上得到的掌声，日益湮没在那响彻岛屿的批评声浪里。 1985年，自蒋孝武远走岛外的那一刻起，这个家族与这个政权，度尽劫难、流转两岸、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交缠，便注定结束了。 来源：看历史 作者： 刘永峰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3030/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蒋家，一个家族的沉浮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4/07, 08:02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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