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评论

为党内改革派加油!

为党内改革派加油!为温家宝鼓掌! 温家宝   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虽然作出了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 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 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温家宝    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温家宝   我深知改革的难度,主要是任何一项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又必须从国情出发,循序渐进地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都没有出路。 温家宝    我知道,人们不仅看我说什么,我的理想和信念,更看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我可以对大家讲, 为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奋斗一天。 温家宝    我相信, 中国的民主制度会依照中国的国情循序渐进地得到发展。这也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 温家宝  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我们应该创造条件让人民提出意见批评政府。 因此,在网上听到有“拍砖”的声音,我并不感到奇怪,我以为这是正常的事情。 群众许多批评的意见值得我们深思,而政府重视和决定的许多重大问题,经常是从群众“拍砖”里头得到的。 温家宝    我甚至考虑, 把一些经常批评政府的代表人士请到中南海,面对面地听取他们意见。 “如果你们注意的话,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听取意见的安排中,我们已经尝试做了,但还很不够。”“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温家宝   在我任职的最后一年,我们政府将做几件困难的事情,一定要做,努力做好,而不留给后人。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 。第二件事情,就是要 制定并出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条例,真正保障农民承包地的财产权 。第三件事情, 实现城乡养老保险的全覆盖 。第四件事情,按照新的标准 全面推进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的扶贫工作 。第五件事情,我们已经 将教育经费占GDP的4%列入预算,我们一定要通过努力实现这个目标,并使经费合理使用。 温家宝     由于能力所限,再加上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的工作还有许多不足。 虽然没有因为不负责任而造成任何一件事情上的失误,但是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负责人, 对于我在任职期间中国经济和社会所发生的问题,我都负有责任。 为此,我感到歉疚。 温家宝    在最后一年,我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 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我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 入则恳恳以尽忠,出则谦谦以自悔。我将坚守这个做人的原则,并把希望留给后人。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 温家宝     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 为国家服务整整45 年,我为国家、人民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情、心血和精力,没有谋过私利。我敢于面对人民、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辑录:吕洪来 2012-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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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作者:温铁军 环球时报 2011-9-20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应有新的反思。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问:自秦代构建中国大一统以来的历代王朝难道是经典理论归纳的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制吗? 辛亥年前的清末,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人戏剧化处理的慈禧,都想搞西制工业化。如果说大臣们只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 “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那么包括慈禧在内的中央统治者在洋务运动后期就已经开展了 “师夷长制以制夷”,亦即令人所说的“制度引进”。所以,在经济基础的洋务运动和上层建筑的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在教育、军事乃至政府体制上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这一时期的现象。 后来我们知道.引进西制及人才没能救活被内外战争搞得财政崩溃、地方弄权的清王朝。 接着探讨一下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失败。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全面采行西制的民国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叫“黄金经建10年”。当时大局甫定,重归一统,地方经济随之恢复,于是出现民间资本和自由市场加快工业化的10年。但1929-1933年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打断了这一进程,当时,包括白银在内的贵金属价格飞涨,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通胀带动黄金价格飞涨类似。而中国那个年代还是白银币制,民间交易中流行的是银元,袁大头、孙大头、鹰洋,官府税收和富商财富都用白银。这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银价大幅度上涨,接着遭遇美国单方面取消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提价收购白银,日本为摧毁民国经济,也抬价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同时,西方通胀危机在中国造成“输入型通缩”,迫使民国政府在1936年宣布取消银本位,改发纸币,民国随之在 1937年进入长达11年内外战争叠加、高额通胀的全面危机。 二战后,民国几乎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惟靠美援维持政府,也只维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有的地方已经发行数十亿票面单位的纸币。此时,这个国家最具现代化西制内涵的财政金融体系崩溃了。 所以说,民国先亡于无储备之西制财政金融崩溃,后亡于无军饷之西制军事失败。天可怜见的,西制也没能救民国。 而1950年新中国能够从民国遗留的高通胀经济危机走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改剥离了85%的农村人口使之与现代西制经济无关,于是乎乡土中国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依赖外部投资的军事重工业,让中国战时经济陡然起飞。 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管理制度的构建,都要满足于得殖民主义巨额利益之先手的西方国家提出的利益需求。如今,国内很多人更加认同西制之“普世价值”,把西方政治看成是人类要普遍实现的现代化体制。对此得提个醒:如果是一种理念或信仰,则无所谓对错:应该尊重不同的信仰自由。但当我们刚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 时,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以及北非和欧洲的城市骚乱爆发:虽然被西化意识形态冠以不同名义,但仍证实了这种“被普世“的西制实质上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制度体系。 有鉴于此,关键要看认同者是否打算负担西制需要支付的巨大制度成本。任何西方来源的现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下的治理体制,都是要花大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不仅是得看成本高低:更要看到底由何种利益集团支付成本。 有个现实需要承认:辛亥逾百年,中国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担西方转嫁过来的制度成本的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创新能力,则难逃玉石俱焚之宿命。 诸君,辛亥百年之际的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上世纪的资本短缺,而是新世纪的资本过剩。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条件下,执政者若试图靠过剩的资本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契约关系的努力,往往会适得其反地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势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时过境迁,当一些人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市场制度、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早已是那“童年的阿娇唱着过去的歌谣”。 回顾辛亥以来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归纳成一个还不很确定的提法叫做:“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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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弗里德曼:抗议怒潮为何席卷全球

中国网 2011-08-19 09:29 美国《纽约时报》8月14日发表题为《万有理论(算是吧)》,主要内容如下:对于近来世界各地的青年抗议大潮来说,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是根本原因。世界正发生巨大变化,中产阶级的稳定生活逐渐消失,愤怒在全球蔓延,贫富差距将继续拉大。 伦敦着火了;“阿拉伯之春”触发了阿拉伯世界反对独裁统治者的民众起义;“以色列之夏”让25万人走上街头,抗议买不起房,抗议国家被裙带资本家的寡头垄断所操纵。从雅典到巴塞罗那,欧洲的城市广场被抗议失业和贫富差距的青年占据;与此同时,愤怒的茶党横空出世,扰乱了美国政坛。 这些大爆发看似原因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共同点可以借用以色列中产阶级起义时的一句口号: “我们在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未来而战。”眼下,世界各地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人士都觉得“未来”不可捉摸,他们想让本国的领导人知道这一点。 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趋势是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云计算、3G、“脸谱”、谷歌、“推特”、iPad和智能手机等已经使世界从“连接”走向了“超连接”。 这也就是为何现在的中产阶级必须比以往更努力地学习、更机智地工作、更迅速地适应变化。技术和全球化正在消除越来越多的“常规”工作——曾经维持大部分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那种工作。 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合并正推动生产力大幅提高,雇主会发现,用机器、电脑以及国外人才取代现有I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更便宜,也更有必要。这就解释了为何企业越来越富,技术平庸的员工却越来越穷。好工作的确存在,但它们要求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或技术能力。 不但找一份好工作需要更多技术,而且对那些技术水平不高的人来说,各国政府也不可能再慷慨地向他们提供福利援助或用来零首付购房的低息贷款。 就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这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也使愤怒得以全球化,使现在的这些示威活动得以相互鼓劲。 一些以色列抗议者打出了一条标语: “像埃及人那样走上街头。”虽然这些社会抗议活动——以及效仿它们的伦敦“犯罪活动——并不是由新技术本身引发的,但新技术却对它们起到了推动作用。 这场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也在赋予个人 “超级力量”,使他们得以挑战统治集团和传统权威人物——从商业到科学再到政府。它还催生了强大的少数派,使执政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使少数派统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容易。 当然,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画面就是当了 30年现代法老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被送上法庭,和两个儿子一起被关在笼子里,因企图镇压人民的和平示威而受审的一幕。每一位领导人和首席执行官都应该以此为鉴。以色列政治理论家亚龙·埃兹拉希说: “权力金字塔正在被颠覆。” 那么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正逐渐把福利从中产阶级手中拿走——与此同时他们却需要更多技术来维持一份工作;公民拥有更多机会利用媒体进行组织,抗议并挑战权威;这种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合并却给拥有全球化技术的人(或那些学会利用体制,通过接近掌权者而得到金钱、垄断或政府合同的人)带来巨额薪酬——从而愈发扩大收入差距和激化怨恨情绪。 (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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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台高筑 孰穷孰富(图文)

美国债台高筑,中国解放军入驻。 债台高筑 孰穷孰富(图文) ——冷是风冷,穷是债穷,果真是这样子吗 文章笑权 尽 管毛泽东时代很穷,穷得很多农村人要合穿一条裤子,但直到现在,三五十年过去了,还是有很多人在怀念,怀念那个一穷二白的年头。比如有个文革时期名声籍甚 的红卫兵司令,流窜到海外,热衷于搞内斗,把海外民族运动搞得一塌糊涂。其一生把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奉为伟大的民族主义者,至今还在梦想,梦想中国能 重享“人民文革”的“美好”时光。 毛泽东的海内外为数不少的遗老遗少们,为毛时代沾沾自喜的理由中,其中有一条很给力:那个时候,举目望 世界,能做到“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惟吾大中华!人常说:无债一身轻,果真是这样吗?回首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毛时代,国家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人民生活与发达国家相比,用“水深火热”来形容,绝不过分。 显而易见的,毛时代的中国,虽然没有任何债务,但是个普世公认的穷国。即便经 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到今天,江胡统领的中国,尽管已经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现在已经是世界头霸美国最大的债主,可是尚无人敢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 首富,中共领导人至今尚谦卑地声称,中国仍然是属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 由此看来,穷富与债务,并无直接的关联。关于欠债,中国还有句老话,叫做“冷是风冷,穷是债穷”。 然 而,小农经济封建制度下的约定俗成,到了资本主义比较高级阶段,就成了陈规陋习。现在,国家经济越发达,人民生活越富裕,该国债台往往越是高企。这在日本 在美国在欧洲,已经成为一种现象phenomenon。尽管共产党一贯对资本主义制度百般攻击,但也没有人敢说出:美国日本已变成穷国的这种鬼话。 同 学们知道一个常识:当个人或公司资不抵债的时候,就会宣告破产。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国家也会破产。例如2008年的冰岛,GDP不足194亿美元的冰岛 负债超过1383亿美元。理论上,冰岛已经破产。但是,在国家主权不可侵犯的今天,“国家破产”只不过是一个形容的词汇而已。如果想趁着一国破产的时机买 下一个国家,实在不过是一个赤色的幽默。 前二年,网络就有个著名作家闹了一个国际笑话,据说该作家还是人大天大历史哲学双料博士,且有著作等身。这位自称加拿大的“根正苗红移民”,曾经这样威胁民主派人士:你们这帮卖国贼汉奸不要神,等中国把加拿大买下来的时候,再好好地“清算”你们...... 是的,加拿大和美国日本一样,也是个债台高筑的国家,但是今天的世界,当债主不见得就风光,债务缠身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为什么呢? 记得去年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离任前,曾接受美PBS专访,记者夏利问周:我们消费,你们储蓄,难道您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么?周满面春风地笑道:你知道孔子,他的伟大哲学思想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中国人有爱存钱的习惯,就是使得我们有种富足的感觉,这不是很好麽。 我的天!这就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这就是当今世界穷人当债主的“富足的感觉”。义务教育不能普及没有关系,人民没有医疗保险也没有关系,key points 就是要的这种“富足的感觉”,今后尽管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但一定要凭着这种感觉走下去…… 而美国呢?竞选政客发出警告:债台继续高筑,当心解放军进驻! 又一个赤色幽默? 公元2011年8月16日 立秋已过半仙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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