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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 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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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初:历史教科书让我们丧失了什么?

 这个问题应该说比较容易解决。为什么这么说?大家把历史教科书拿到手里一看,它都有哪些章节,每个章节讲了些什么,包括我们说的历史的客观规律也好,历史的必然性也好,这些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的。历史教科书说了什么东西,传授了什么知识,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比如高校必修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所说的“伪历史”——打着历史的幌子传授非历史的东西。其实它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历史,你们看它封面上写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所谓的“纲要”我们就可以得知,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历史教育,有的只是伪历史。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我们所开的全部历史课没有一门课是真正的历史课,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纯知识的传授与记忆,如此,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都需要认真反思)。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教科书”多少需要传授了一些历史知识(挂羊头卖狗肉),这些所谓的历史知识有经过严格“筛选 ”,有些是明显被篡改与被歪曲的,这些我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一一批驳,也不值得认真对待。但回过头来看,仅从知识层面说,这个问题不是太大,因为任何的历史教科书都会有所选择,在叙述上有所侧重与偏好,在历史知识的选择上会有“选择性失明”(但稍微有些史德者绝不是歪曲事实)。尽管许多的历史知识被遮蔽掉了,但它至少有一部分是真实的。10%的历史真实是知识,50%、100%的真实也是知识,有知识总是好过没知识。所以,我并不太纠结这种历史事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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