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

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引发了公众对教师素质问题的广泛关注。针对此情况，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昨天透露，今年内将出台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为师德划出“红线”，越线教师将受到严惩。 教育部将出规定给师德划“红线”...

暑假将至。当中国学生们如往年一样离开课堂，参加期末考，完成学生生活中的又一轮循环时，中国校园里的另一群身影也开始匆匆加快步伐，为生命中的下一个落脚点准备。周六傍晚，载着刚刚走出高考考场考生的车辆将北京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我在阴雨中穿过一排排车辆，来到五道口，参加一位素不相识的即将离开北京的美国学生的送别宴。 晚餐在一家素菜馆。精致美味的仿荤菜肴一道一道摆上桌：黑椒“牛扒”、“狮子头”、“三文鱼”刺身。“这样一桌菜离了北京恐怕是吃不到了，”美国学生握着筷子小声感叹。他的名字叫Nick，大学毕业不久，在美国读完研究生后，刚刚在清华结束了一年的中文学习，马上要离开北京，路过台湾，回到美国。 “还会回来吗？”我问。 “我相信会，”他说，一边叹了口气，笑笑：“不过现在是时候换换环境，离开中国了。” 他的口吻中的某些东西让我感到十分熟悉，让我想到自己曾在许多位在中国居住的外国朋友那里听到类似的话语。“确实也是，”我摇摇头：“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交通堵塞……” “那些都是问题，”Nick回答。他踌躇的神情让我察觉到除此以外他还有更深的困扰。 “有一次，我曾在地铁上被人求婚，”Nick用哭笑不得的口吻开始讲述起他在北京的奇遇：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在拥挤的车厢中走上前来，“Can you married me？”她半认真地用语法不通的英语问着，随即咯咯笑着挤回人群中，留Nick带着一脸惊讶站在原地。对着周围人诧异的目光，“我只有打哈哈，”Nick无奈地说。 这并不是Nick在中国期间遇到唯一令他尴尬的场面。为课业做调研时，他曾走访一些中国的偏远城镇，在当地一举一动往往引来众目睽睽。“数不清有多少次，路上不认识的中国人会冲着我大喊‘Hello!’”，他苦笑着回忆。就算在清华，他说汉语时也常常会引来周围人们的大惊小怪。不过他清楚自己面临的苦恼比起另一些外国朋友来说仅仅是小巫见大巫。他的一位同学是个非洲裔美国女孩，在外省参观的时候她的一头辫子引来当地人的好奇，曾被一群人围住，用手拉拽她的头发。 “这样的时刻，总会让你对这个国家的好感丧失一点点。”Nick叹气，脸上的表情很矛盾，仿佛想解释什么，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我理解你的感受，”我说，也想解释点什么，最后也不得不沉默。发生在Nick身上的故事每天在中国各地都在上映不同的版本。身在业已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北京，这些故事一面提醒了我中国对外开放与国际化的时间是多么短暂，也让人看清中国离一个能够接纳多元文化，包容异己的社会还有多大差距。 平心而论，Nick描述的现象在中国的大城市的确已经变得相对稀少，尽管在偏远地区仍然少有改观。这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有目共睹的变化。然而，这是否说明这些外国人已经可以在中国舒适自在地生活呢？在自己的外表渐渐融入了这个国家日趋现代化的社会表象中时，他们的身份与背景是否同样被尊重接纳了呢？身为中国人，我难以体会这些外国人身在中国的感受，但是通过在美国留学七年的经历，我了解在试图融入异文化中时，一个人所面临来自周遭环境的挑战绝不是肤浅而单层面的。偶尔，它表现为类似Nick所经历的由他人好奇心所导致令人哭笑不得的场合；更多的时候，它体现于人们言谈举止中所流露出对于其他文化模版化的印象和固有的偏见。改变前者需要或许只是时间，是中国人对周围外国人存在被动的习以为常；而改变后者需要的则是为打破一概而论的成见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和能够将外国人看作个体而非种族文化符号的觉悟。 长久以来以多元文化而著称的美国，在如何与异文化异种族人相处上已经形成一套为大部分人所认同遵守的社会共识，构成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礼貌标准。当面评论一位异种族人的相貌特征不仅会让对方皱眉，也往往会招来在场其余美国人的眼色。通过他人的外貌而断定他们的国度和语言——例如对大街上的一位素不相识的亚裔问候“空你其哇”——也是公认冒犯失礼的表现。在美国读书时，我校园里的同学朋友多数深谙这些基本礼貌，我极少碰到这方面的困扰。 只有偶尔几次，我曾听到一些在我感觉略有些怪异的问题。这些话语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冒犯，它们背后往往是发言者的善意好奇，或仅仅是一个玩笑，然而它们却不知为何，在我的脑中久久萦绕。 近些年，前往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的激增引起了美国多个媒介的注意。一位美国驻华的自由撰稿人曾联系我，希望能够采访在美国大学读本科的中国留学生。在采访开始前，他曾询问我的意见。“我应该怎样采访这些学生？”他无辜地问我。“或许我应该一对一采访，群体采访有时候会很麻烦……从群体心理学角度来说，中国人在哪种情况下更容易分享自己的看法？在群体中时还是在一对一时？” 另有一次，我和一位十分熟识的美国朋友来到一家餐厅吃饭。我点了一杯鸡尾酒，酒名中有“Pacific”(太平洋)一词。“你点这杯鸡尾酒，是因为酒名让你想到中国了吗？”朋友半开玩笑地问道。在吃饭时，我被问了一连串关于“中国人”对美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吃完饭后，我们走出餐厅，话题转移到中国饮食习惯上。“在美国也有很多唐人街，”他问道。“作为中国人，身处在美国的唐人街时有什么感受？会不会感到很奇怪？” 以上的这些问题并不复杂，任何身在美国的中国人都可以轻松回答。只是它们让被问者感到的是一种微妙的疏离，感到自己在别人眼中仅仅被作为“外国人”或“中国人”所定义。虽然探寻自己和其他国度的人在文化和身份上的差异是旅居外国的最大乐趣之一，但若感到自己被周围的人符号化，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异被简化概括成国家和国家，种族和种族之间的差异，有时也让人感到隐隐的失落。 “我不了解群体心理学，不过我相信中国人没有一个统一的偏好。”我告诉那位美国自由撰稿人。“相信大部分人和美国人一样，都会和真诚而值得信赖的人分享自己的看法，不管在群体中还是一对一时。” “我在点鸡尾酒的时候没有注意到Pacific这个词，”我告诉我的朋友。“唐人街在美国如此普遍，已经成了美国社会的一部分，”我说。“不会感到很奇怪。” 上面所列举的这两个例子或许要算是我鸡蛋里挑骨头的结果。不过它们给了我一个更好的视角，让我理解到，自己的问题和外国人在中国时面临的一些困扰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 在几个星期前，我和一位韩国裔美国朋友一起参加了一次郊游活动。同行的大部分是中国人。我们坐在大巴车上，前排的谈话断断续续传到我们耳中，内容正好和韩国有关。“韩国所有的一切都是学中国的，”一个声音说，“以前就是中国的一个藩国。”“对，棒子没有自己的文化，”另一个人附和道。刺耳的言语继续着，我瞪着前排座椅后背，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目光转向身边一直一声不响的朋友。 在当着外国人面时，有些中国人也会发表类似的言语，尽管内容往往是恭维和赞许，在中国人听来没有丝毫冒犯之处，话语背后的逻辑却和上面的例子有许多苟同之处。在中国的犹太人大概都听过这样的感叹：“你是犹太人，怪不得这样聪明。”“美国的娱乐界和媒体都被犹太人霸占着。”“犹太人最会赚钱了！”对于这样的言语，一位在中国留学中文名叫潘亚当的犹太人曾在一篇给《纽约时报》中文网的 专栏 中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中国人对犹太人的态度有时会令我不安，”他写道。“如果中国人愿意欣然接受对另一个民族正面的模式化的观点，它同时也一定能够接受负面甚至危险的歧视。” 或许部分由于中国人的这种心理，英文里的“stereotype”这个概念在中文中找不到对应的统一翻译。在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stereotype——大致意思是潘亚当提到的“模式化的观点”——似乎不是严重的问题。毕竟，就算中国人在谈论自己本国人时，来自不同地域省市的人所拥有的地方特征也总是大家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上海、河南、北京、新疆、湖南……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成见，大家总是毫无忌讳地将它们加入到言语中，大部分时候用来支持或解释自己对他人的观察：“他真是个典型的上海人。”“是个河南人，怪不得呢！” 外国也存在对中国的成见。很久以前，中国人在西方被称作“东亚病夫”。现在，中国学生以及美国的亚裔学生们会被一些人看作“学习机器”。这些成见不正是让中国人感到厌恶冒犯，希望摆脱的看法吗？当中国人以类似的方式将成见套在其他国家的人们身上，对方又会作何感想呢？ 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和外国人近距离平等接触的时间仍非常短暂。在改革开放后，外国人开始来到中国，而他们真正在生活在大城市的中国人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可能要算2008年奥运会以后的事了。学会和与自己文化背景和种族不同的人们相处不是一件容易事，往往要一个国家花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来学习——有“民族大熔炉”之称的美国社会直到现在仍然在这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中国人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取得很大的进步，但仍有许多眼下便可以做出的改进，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尽量不受stereotype的左右，不以自己的言行划清“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界限。毕竟这样的界限有时显得是那么的无谓。 在美国留学时，我遇到许许多多的朋友与老师，他们尊重我作为外国留学生的身份，将对我的关照无形地融入言行举止之间，同时也将我当作社会中任何其它人一样对待。作为一名希望能够接触美国社会的真实面，融入美国的中国人，或许没有比这更让我感到舒心而感激的了。 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留学生、记者、商人、游客——希望寻找的或许也是类似的经历。中国是个充满活力又激动人心的地方，能够身处其中，经历它的变化和起伏， 能够成为它真正的一员，不管是作为一个冷静的旁观者还是忙碌的参与者，都是件让人兴奋而陶醉的事情。这种感觉中国人一定也并不陌生，因为汉语中用来形容它的有一个成语：宾至如归。

五月底，湖北省荆州市监利县。和中国大多数县城一样，这里到了晚上7点之后街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我曾两次到过这个小县城，发现在餐馆打工的多是不到20岁的孩子，路上也随处可见头发染成黄色或红色的年轻人闲逛的身影。一家服装店的老板说，他们都是没有考上大学或者高中就辍学的娃。 许玮（应被访人要求，文中所有采访对象姓名为化名）的家在监利县农贸市场附近，面积只有四五十平方米，而且房子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了。他说自己不愿意在这个 “死气沉沉”的地方待一辈子，县里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女生往往只能早早嫁人，男生大多数去了南方打工，而他决心在大学毕业之后留在城市找一份像样的工作。 他是湖北大学行知学院文秘专业的应届专科毕业生。每到毕业季，家庭条件好点的学生，或者是已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大都选择搬出去住了，而他却希望能够在学校宿舍里多住几天。父亲说6月份之后就不会再给他生活费了，搬出去住的话每个月他还要额外掏400到500块的房租。但他的时间已经很紧迫了，由于即将毕业，他只能在这里住最后的20几天。 许玮的父母曾是县里造纸厂的工人，但因为工厂效益不好几年前就已经下岗，许玮的老朋友介绍说，他的母亲身体很差，每个月的药费就要几百块钱，他父亲下岗以后也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只是在县里做点零活，赚点小钱，就是这些收入，确保了许玮每年1万多元的学费和生活费。许玮因为家境，曾想放弃自己在大城市做稳定工作的理想，尽早出去打工，可被父母阻止了，因为能够上大学，即使是专科学校，在内地这个普普通通的小镇里，也显得高人一等。许玮说：“我爸妈都是很朴实的工人，他们一心只希望我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一直认为只要有了知识就会有好的回报，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为了减少家里负担，许玮曾在一家小公司做过股票机销售员，在大学附近的服装店做过导购，发过房产销售广告，也做过网络销售，还在东莞的工厂做过仓务员，但都是几个月的临时工。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也多次在公开场合表达过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关切。比如，习近平今年5月 在天津考察 时曾勉励大学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转变择业观念，勇于到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去，并提出了所谓就业“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的观点。但现实情况却与其美好愿望存在巨大差异，就连从没去过“北上广”的许玮也是如此，他开玩笑地说，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真是“噩梦”。 “我希望留在城市里做一份稳定一点的工作”，和我说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有些腼腆。但是他说自己不会再做那种在工厂打杂或者服务员的工作了，他认为那很像机器人，从早上一直到忙到半夜，不用大脑思考，他希望在大城市从事创意类的工作，这让他觉得有希望。 在中国有成千上万像许玮一样来自县城或农村的大学生，他们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未来能够在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因为就像许玮说的那样，他们也有梦想甚至野心，然而在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遭遇转型困境和高校扩招导致的大学学历价值每况愈下的今天，没有人能够保证他们的梦想可以成真。 数据显示 ，目前美国的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例为75%，法国为72%，印度也达到了55%。虽然2012年中国GDP增速仅为7.9%，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快车道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的第三产业为44.6%，2013年第一季度为47.8%，不只远低于发达国家更低于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而这样的“畸形”产业结构注定导致了渴望“攀高枝”的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实。 根据教育部历年发布的 《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显示，2009年高校录取人数为629万，2010年为657万，2012年更是超过700万。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6月1日在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表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为 699万人 ，比去年增加19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就业压力更大。 在填报志愿时，许玮听说文秘专业是行知学院就业率最高的几个专业之一，但在求职的过程中他感觉四处碰壁，很难找到一份和自己专业相匹配的工作，而自己的学历面对水涨船高的招生要求，也越发显得不够用了。他有点气愤地说，自己曾经去过武汉光谷步行街一家消费水平一般的餐厅面试店长助理的工作，可却发现那里的服务员都需要通过英语六级考试，而来自农村的他直到初一才认识第一个英语单词，英语发音听起来也很“奇怪”。 在那之后的一周他总共参加过不下五次面试，应聘的大多是行政或文员类的工作，但都没有结果。“我已经降低了标准，但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现在的要求是工作月薪1500元，而且能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许玮所在的湖北大学行知学院属于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招收高中、中专、技校、职高毕业生，旨在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包括大专和本科两个学历层次。很多人把像许玮这样的高职院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困境的原因归结为学历过低、专业适用面较窄、学校知名度低等。但据 人民网报道 ，武汉纺织大学高职学院的鞋类设计与工艺专业自2004年开办以来，就业率一直为100%。校方表示，2004年10月，高职学院就与本地制鞋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创办了这个省内唯一的专业。由于专业人才稀缺，加上办学采用“工学结合”的模式，毕业生还没毕业就全部被东莞和江浙的各大制鞋企业“抢订”一空。 有时，阻挡农村学生顺利就业的并不是成绩和学历，而是情商、阅历、经验这些无形的素质。王冰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专业2012届的毕业生，来自湖北荆州农村，现在在深圳一家小型电子公司作技术员。学习成绩不错的他曾经参加过去年惠普武汉分公司的面试，并一直杀入最后一轮面试。和他一起竞争的是他口中的两个“城里人”，穿着时尚，说话时中英文混杂，但他并不是太怵，觉得自己已经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他回忆说，当时面试官在最后问了一个和他所学专业没有关系的问题，让他们谈谈对某个新款技术产品的看法，而这对于把时间都花在看教科书上，很少关注电子产品的他来说无疑是道难题。他记得一个应试者马上说曾经在《Wired》杂志上看过，之后又滔滔不绝地阐释了一番。而他吞吞吐吐说了半天，面试官都没有看他一眼，之后就没有再收到这家公司的回复。 一方面是大学生难找工作，另一方面则是在面对某些职位时，他们仍表现得较为挑剔。中国知名求职网站前程无忧5月9日发布的“应届毕业生 面试 爽约” 调查显示 ，应届生面试爽约率再创新高，近二成雇主在招聘应届生时面临着超过75%的面试爽约率，学生爽约的最主要原因则是“答应面试较多”和“企业提供的薪酬比较低”。 在最近的采访中可以发现，求稳几乎是所有来自农村和底层的大学生们的一致看法，相比去民营企业打工，他们更青睐做公务员和教师。 湖北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2012届毕业生王超4月13日参加完2013年湖北省公务员考试，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公考”了。他曾经参加过几家国有银行的招聘考试，但都没有成功，问到为什么没被录取，他说作为湖北的乡下孩子，没有背景，实在很难去跟有钱有势的人去竞争。即便这样，他仍然在屡次考公务员，他说，现在经济环境不景气，如果去了民企的话，哪天倒闭了自己又要费力找工作，还不如现在花点力气争取抱个“铁饭碗”，等“铁饭碗”实在弄不到再去民企也不迟。 新华社 报道称 ，在2013年，有152.6万人和王超一样，报名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渴望进入“编制”，这个数字再创历史新高。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的选择是基于“国情”的理性抉择。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陈浩武5月30日对《纽约时报》中文网说：“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实行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实际上是对国企的偏爱和对民企的挤压，而中国每年新增就业的70%以上是由民营企业吸纳的，民营经济的萎缩，民营企业发展受到制约，毫无疑问，会使大学生就业受到影响。” 但中国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工作人员选拔类考试中的“潜规则”却不得不让没有背景的苦孩子们再一次失望。 6月2日，许玮说自己刚刚找到了武汉当地一家小会展公司的策划工作，虽然每个月只能拿到不足1500块的薪水，工作环境也一般，但能够在大城市“打工”做个像“人”的工作也很满足，毕竟“自己不想再向父母要生活费了”。

几年前，我的妈妈在一场车祸中破了相，脸上至今还留着几道疤。对于女人，这是很悲惨的，她伤心过，但相比随时可能丢掉的教师称呼，这点伤痛根本算不了什么。 妈妈梁水仙，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北斗溪乡茅坡村人，瑶族，56岁的她教书育人36年，在当地人眼中，是个吃国家粮的人。她不敢想像被清退后的结局——清贫生活中那点最大的乐趣就此丧失殆尽，脸上无光甚至比脸上的伤疤更可怕。 和她一起教书的，在她后面教书的，都转成了公办老师，教学成绩优异的她却还一直是代课老师，拿着最微薄的工资，干着同等的工作。 我与弟弟现在在城里有稳定工作，对家里可以尽点力，相比很多农村代课老师，妈现在确实不用为生计发愁，她在乎的也不是收入和清退后能拿到多少补偿，就是这么多年付出得不到认可，却还面临没有尊严地离开，这种失落和不平衡的心理难以释怀。作为儿子，我想即使不能通过政策帮她争取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但至少可以通过记录，让她的经历被更多人知道，这对她或许也是一种慰藉。 我在九溪江光明村小（现中心小学）读小学五年级时，在学校商店里遇到了老板张加强，他跟我说起了妈妈的学生跑了几里路送老师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妈教书的事情。 那是1984年，妈在九溪江当代课老师，怀了我弟，要请产假。那天上第二节课，课讲完后，妈就对学生说，我要请假回去，不管谁来代课，大家都要听话，把六年级毕业考试考好。 一下子，一个教室里，学生都哭了。孩子们不知道梁老师为什么要回去，都哭着不让走。下课后，做广播体操，一个个眼睛红红的。校长看到后，走过来跟我妈开玩笑，梁老师，你也太凶了吧，把全班学生都骂哭了。课间操一做完，学生就围到我妈的房间里，问梁老师什么时候走，一定要中午走啊，我们来送。妈答应了。但第三节课的时候，她一个人悄悄走了。 中午一到，学生们跑到宿舍门口，发现老师房门锁着，班上30多个同学，一起到学校商店。班长对老板说，叔叔，我们来赊账，梁老师走了，我们想买东西送给她。热水瓶、水桶、砂糖、冰糖、杯子、毛巾……店里有的，孩子们几乎都要。 东西买好后，30多个孩子拿着就一路追，跑出5里山路。 到了渡口，班长问渡船的师傅，是不是看到梁老师了，走多远了。渡船师傅说，老师都快到家了，走了很久了。再说船小，你们人又多，不方便，还是回去吧。 30多个孩子就在江边使劲哭。孩子们提着东西一路哭回来，惹得很多路人侧目。到了商店，他们把东西退了。这些事，商店老板张加强后来碰到我妈一次就说一次，说学生对您真是好啊，那场面看着就心酸。 妈生了我弟后，跟外婆到九溪江赶集，碰到一个学生家长。家长说，那次儿子周末回到家，书包还没放，就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爸妈问了半天，他才说，梁老师回去了，不教我们了。 这个学生读了两年六年级，都没考上初中，后来到了我妈班上，成绩提高很快，初中考上了。这位家长拉着我妈和外婆，一定要他们去家里住一个晚上，说学生想她。当然，妈没去，因为家里还有小儿子要照顾。 这些年，妈赶集买东西，只要是她的学生，对她都特别热情，进价是多少就卖多少。很多次，妈和外婆在小铺吃凉粉，准备付账时，就听老板说，有个说是你学生的，早悄悄付了。 溆浦是个少数民族聚居地，特别是在山里，有些还保持着本民族原汁原味的生活方式。在北斗溪乡黄田，就有几户纯瑶族，平时都穿着本民族服饰，腰带、头巾、银饰、挂珠一应俱全，他们的瑶语，很少人听得懂。跟我们这些生活在村里或县城里，经过几代通婚，生活习惯和语言已经与汉族大体无异的瑶族人还是很不相同的。 我妈就带过这些瑶族孩子，并花很长时间听懂了他们的话。 2004年，这几户人家中有三个小男孩到我妈的学校读书。他们都住在深山里，要走很远的路，要是遇到雨天，很容易一身湿。一碰到这样的天气，妈就站在校门口等他们，然后带到房间，换上我和弟弟的旧衣服、鞋袜。 开学时，有个叫阳显豪的孩子的妈妈，带着他来学校，提着一床被子到我妈的办公室，问我妈要针线，说赶路太急，给孩子住宿用的被子没缝好。我妈把被子在床上一摊开，破得根本不能盖。这些瑶族人生活在深山里，家里穷，他们把一生的积蓄都用在了一套节日才能穿的银饰上。 妈对学生家长说，“这被子你拿回去，拿我的被子去铺床。”这个纯朴的少数民族女人拉着我妈的手，眼里含着泪说，“您对我儿子这么好，我叫我儿子长大后当自己大人一样对你。” 每次赶集，孩子的妈妈们就穿着花裙子，带着满身银饰来找我妈。有时，妈在上课，她们就站在门口，轻轻敲门，然后把腰带一圈圈解下来，里面装着山上采的笋、蘑菇、板栗之类的。开始，妈不要，她们很生气，觉得梁老师瞧不起他们。后来，妈就准备一些他们没有的桔子等东西回赠。 我和弟弟总埋怨妈炒菜不好吃，但她总得意地说，“学生们都说我菜炒得好呢。”这三个孩子每到周四周五，家里带来的腌菜吃光了，妈就给他们炒菜。后来知道不止这三个孩子没菜，就每次炒两大碗，放在教室讲台上，让学生自己夹。 除了和孩子一起吃，1998年下学期到1999年上学期，妈还一直和一个女学生同住。这孩子一次上课时突然大声尖叫，手脚扭曲，嘴冒白沫。我妈背着她去医院，查出是间歇癫痫，俗称“羊癫疯”。打了针后，孩子恢复正常，半小时后，妈又把她背回学校。 小女孩想读书，但又怕晚上发病，吓着同学。我妈做通了小孩家长的工作，条件是不睡学生寝室，跟我妈睡一张床，每天给她熬中药，不用像其他学生那样吃自带的坛子腌菜，而是跟着我妈吃每天炒的新鲜菜。 就这样，两人同吃同住一年。每天晚上，妈都不敢深睡，要醒几次，用手电筒照下，看学生有没有异样。小学毕业时，小女孩的妈妈到学校，很是感谢。 瘦弱的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每到寒暑假，平时有说有笑的她就显得特别虚弱，总有好几天在家打吊针。后来才知道，妈妈是严重贫血，加上上课劳累，下班又上山砍柴下田插秧，身体自然吃不消。但她面对学生时，总有股气势支撑着她。 1989年，妈在北斗溪乡茅坡村小教书。有一天，是隔壁乡九溪江乡赶集的日子，不知什么原因，有两个村子的年轻人打了起来。其中一个村的人从家里抄起菜刀、柴刀、钢钎等，一路追赶，追了对方5里路，一直追到茅坡村小下面一户人家里。慌乱中，这些年轻人把这户人家能拿的工具都拿了，然后到了学校操场，双方对峙，准备大干一场。 当时正是第三节课下课休息，操场挤满了玩耍的学生。一看这架势，学生都吓哭了，有些老师也慌了神。我妈一下冲了过去，站在两伙人中间。因为瘦小，又是个女的，她站在那，很是醒目，就冲两边人用力喊：不要到学校来打架，谁伤了我的学生，我跟他没完。 打头的年轻人一看这场面，震住了，双方就这么走了，也没再打起来。妈跟我讲这段经历时说，现在想起来，当时很害怕的，但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或许，这跟她教了36年书，虽然没有得到国家承认，却还想继续教下去的原因一样。每次问她为什么，她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却总是一句话：“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爱，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这样了。”

朋友的女儿在十多年前考上了麻省理工学院，当时在周围中国人圈子里轰动一时。毕业后她到硅谷发展，一边工作一边又修了个MBA学位，现在在一个世界顶级的 IT公司里工作，亲朋好友都觉得她很能干。每当华人家长当着她的面表示要让自家孩子以她为榜样时，她都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一再说自己很普通，就是个高级 打工仔而已，千万不要向她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