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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新京报:还原雷锋:最熟悉的陌生人

2012-02-27   本报记者 朱柳笛 实习生 李禹潼 北京报道   专题统筹 闾宏 王佩玲 1959年,雷锋在鞍钢的夜校兼职语文老师时所拍,这是张人工着色的彩照。       1960年,雷锋入伍前留影,他穿着皮夹克。 雷锋在天安门前留影,脸上洋溢着纯真的微笑。 1958年,雷锋在武汉长江大桥下留影。 练投弹。 扶老携幼。 帮助乔安山学文化。 给战友王延堂送盒饭 。 雷锋在天安门前留影。 1960年7月19日,摄于沈阳军区体育运动比赛后,雷锋手上戴了一块手表。   二十一世纪,社会是否还需要雷锋? 3月5日的“学雷锋”活动已延续近50年。如今,人们对这个道德楷模,产生了各种疑惑:雷锋不计报酬的做事,是否符合市场经济伦理;真实的雷锋是什么样子。 另一方面,中国正历经深刻的社会转型,经济快速发展,过度依赖消费,重金重利,信仰缺失,人心浮躁等社会病,让人们比从前更需要真,更渴望善,于是现在探讨“雷锋精神”,有种特别的意义。 避开雷锋光环,以平常心去重读,会发现他身上的纯真、善良,是一种普世价值。他的利他行为、见义勇为、节约行善,在当下社会依然有着现实意义。 在此之际,新京报制作专题“雷锋@精神”。@在微博时代表示“传递”,专题含义是,“雷锋”传递一种对善的信仰。 专题有3期,第一期还原一个真实雷锋;第二期探讨当下社会需要怎样的雷锋精神;通过第三期,人们会发现雷锋的普世价值在每个人心中。 雷锋生于1940年。那一年,约翰列侬在英国出生,李小龙在香港出生。日后,三人皆为民众偶像。不同的是,雷锋成为一个全民学习的道德楷模。 1963年,毛泽东写下“向雷锋同志学习”,此后每年3月5日,被定为“雷锋日”。 改革开放后,去除特定时代的铬印,重新发现雷锋的当代意义,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 雷锋周边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提供鲜活的记忆,慢慢拼凑出一个不一样的雷锋。直到2006年,雷锋在天安门广场骑摩托的照片,被出版界公开,一个健康、阳光、时尚的小伙子终于跃然纸上。 回顾雷锋22年的人生,会发现他是一名潮流先锋:戴红领巾、主动回乡当农民、当政府公务员、喜爱拍照片、发表文章、成为炼钢工人、穿皮夹克戴手表、参加解放军、学习《毛泽东选集》…… 这些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时尚生活。在这些生活里,雷锋多了些美,多了些可爱的缺点,更多了些人性的柔软。 爱美“潮男” 这是雷锋人生中最长的一次旅行。 1958年11月,他拎着半旧的蓝布行李包和沉甸甸的棕皮箱子,皮箱里塞着当时最流行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及一把幸福牌口琴,从湖南奔赴辽宁。 辽宁鞍钢在湖南招收工人。雷锋放弃当时时髦的开拖拉机的工作,进入钢厂。 那个年代,“钢铁工人”是年轻人最向往、最崇拜的职业。 武汉,雷锋途经的第一站。站在武汉长江大桥下,雷锋神情庄重,突然开口跟同行的刘必华说:“原来全是钢铁啊……这需要多少钢铁啊!” 在修建才一年的热门景点武汉长江大桥下,雷锋拍了一张照,右臂上耷拉着一件外套,左手拎着一个印有鲜花图案的芦编提篮。 照片上,芦编提篮的鲜花曾在六十年代,被纪念馆的人用技术抹掉——鲜花在当时意味着“小资情调”。直到20年后,原图才被展出。 “雷锋爱美,爱照相。”部队宣传员季增曾给雷锋拍过很多照片。他说,雷锋逝世后,搜集到雷锋自己在照相馆拍的照片共54张。 武汉留完影,雷锋拎着鲜花提篮,来到北京。 在天安门广场,金水桥前,雷锋坐了许久,和一名执勤战士讨论“毛主席是不是住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问题。 之后雷锋在天安门前照完全身照,又瞥见旁边的青年跨着一辆摩托车,他跑过去,骑上去,也拍了一张。 这是一张让人印象深刻的照片:雷锋身体前倾,脚蹬皮鞋,一脸灿烂,仿佛正在长安街上飞驰。 1959年底,雷锋在鞍钢已是一名先进青年,月收入30多元。 他上下班总穿一套工厂发的劳动服和大头鞋,同事们劝他去买件流行的皮夹克,雷锋不肯,后来在女老乡的再三鼓动下,雷锋终于去商场买了件“光荣花”牌皮夹克,棕黑色的,天津公私合营华光皮件厂出品,定价44元,还有一条深蓝色的料子裤,一双黑色皮鞋,和一瓶“友谊牌”雪花膏。 宿舍里,同事们赞不绝口,都说“现代化的工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一天,雷锋老家的县委领导来信,寄语他在伟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艰苦奋斗,永不忘本。看完信,雷锋就不怎么穿皮夹克了。 “此人懂些哲学” 雷锋爱演讲。小学毕业那天,他走上讲台,面对全校师生,宣布他的人生目标:当个好农民、当个好工人、当个好士兵。 此后6年,雷锋都在认真完成这一人生规划。 小学毕业,他响应政府号召,回到农村当一个“新式”农民;鞍钢招工,他放弃舒适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成为一名学徒工;在成为一名先进工人后,他又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实现参军梦。 每次“跳槽”,雷锋的收入都在“减少”。 在农场开拖拉机时,每个月拿32元;鞍钢做学徒时,每月是22元;参军后,每月只有6元战士津贴。 在鞍钢,有一工人师傅问他,为什么要来鞍钢。他说,为了“1070”。“1070”是当年党中央定下的钢铁指标,要求1958年全国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 怎么处理金钱和职业的辩证关系,雷锋有他的原则。 毛泽东看了《雷锋日记》后则说:“此人懂些哲学”。 1959年,雷锋忙着参军。他身高1.54米、体重54.5公斤,还有鼻窦炎,这些都不符合参军标准。 此后,雷锋从钢厂请假,踏着山路,步行几十里,到辽阳市武装部。为了见武装部时任政委余新元,他在值班室蹲了一宿,随后向余新元说自己的苦难史。 雷锋在老家也曾用过这招。1956年,雷锋要争取乡政府通讯员的职位。笑容可掬的他,在组织部干事询问家庭状况时,脸色一暗,瞬间落泪。他还展示了一本自制的小册子“苦难家史和我的理想”,随后他成为乡里的公务员。 跟政委说完苦难史,雷锋在兵役局住下,他四处抢活儿干,引人注意,讲述他参军的愿望。 余新元被打动,他向时任辽阳市委书记曹琦争取,最后给出的权宜之计是,让雷锋获得一个候补名额,顶替到部队后复检不合格的人,成为便衣通讯员。 第二个阻力来临:鞍钢不出具政审表,称1958年雷锋进厂时没有原始档案。入伍计划再次搁浅。 仅仅7天,雷锋已赢得了时任团军务参谋戴明章的好感。雷锋曾在溜冰场用激昂的语调宣讲年轻人应当应征参军、保卫祖国,他每到一处都无例外的会招引许多人,听他进行演讲。这个场景让戴明章印象深刻:“他称得上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宣传员。” 在与各方通报后,戴明章动用了“特权”,在他掌握的新兵机动名册上填进了雷锋的名字。  自学与“诗情” 战友乔安山回忆雷锋时说,他有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雷锋和我们不一样。 怎样能尽早完成工作任务,在食堂开饭时抢着一份好菜,积攒下几块钱寄给家里,这些似乎是乔和身边的同龄人的命题。 雷锋不同,他会在夜里敲乔的门:“小乔,有电影,去不去?”遇上10里以外的地方放映,连跑带颠也要赶过去。 他还爱跳舞,接受新事物快,个子虽矮,但舞姿潇洒,颇得钢厂女员工的喜爱。 在雷锋照片中,还有一张雷锋文人气质的照片。 他脖子上围着“五四”青年式的围巾,手里拿着书卷,脚上穿着黑皮鞋,嘴唇红红,一副浪漫文人的造型,背景则是小桥流水。照片上的颜色,是后来人工着色的。 当时,雷锋在鞍钢夜校兼职语文教师。 雷锋虽然只有高小毕业,但一直爱看书。 他有个藤条箱子,里面放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沉浮》、《刘胡兰》等各种书。雷锋在老家农场时,女同事王佩玲总会向他借书看。 王佩玲在20世纪90年代的回忆文章中说,“有时我晚上到河边洗衣服,雷锋执意陪着我,并且把书本上或报纸上看到的故事讲给我听。我感到很幸福,少女的浪漫情怀得到了很大满足。” 在望城公务员的合照里,雷锋是唯一一个从夹克里翻出白色衬衣领子、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的人——这是60年代里文学爱好者的装束。 1958年,他写的《我学会开拖拉机了》,刊发在小县城的报纸上。 在农场,雷锋以自己经历为背景,写了篇短篇小说《茵茵》,小说开头是:“严寒的冬天,地上落了深雪,河里结了厚冰,刺骨的冷风阵阵吹来,似乎不许人再工作似的。” 雷锋作过9首诗,其中一首以“南来燕子”为意象,描述所在的团山湖农场的变迁:“这南来的燕子啊!你是这样轻快地飞翔,许是欣赏这美丽的景象:蜿蜒的八曲河像一条白银管,灌溉这片肥沃的土地,团山湖与乌山对峙,是天生成的一幅屏障。” 偶像也有缺点 部队宣传员张峻已80多岁,曾和雷锋有长时期的相处。雷锋能让他感动,因为雷锋是个普通人,有缺点,也会犯错误。 张峻回忆,雷锋也会年少轻狂,会偶尔向人炫耀一下他的军功章;他在外面做好事,常常会回得晚,在部队就是不守纪律,所以也受批评;他甚至直接到厨房自己拿吃的,炊事班说两句后,他气得“呱”就把盆摔了,第二天又主动去检讨,说自己做错了。 这些所谓的“小瑕疵”从未妨碍雷锋行使心中的善;也不妨碍雷锋省下钱、支援灾区支援人民公社建设;也不妨碍他做好事,不妨碍他见义勇为。 1960年八九月间,雷锋所在的团连续收到两封表扬信,表扬雷锋将积蓄捐给灾区和人民公社。此后,雷锋被安排作报告,去各地演讲,开始日益“走红”。 雷锋成名后,被拍摄的机会很多。最初面对镜头时,他有些羞涩,忸怩着,不知如何是好。报告的场合越来越多,照相越来越密集,雷锋也越来越懂得照相,他知道如何按照季增和张峻的意图去摆出姿势。 雷锋甚至给张峻拍了张照片。在一个午后,他摩挲着张峻的照相机,还没来得及弄懂如何调光圈,如何把人眼、相机和所拍摄的物体构成一条线时,着急地按下快门。 1962年8月15日上午,雷锋和战友开着卡车,运送棉衣,回到连里,装卸完,他们准备洗车。雷锋在车外指挥,卡车突然撞折一根柞木杆子,杆子砸中雷锋太阳穴,雷锋没吭一声,倒在地上。 12时5分,雷锋的遗体被蒙上白床单。 那年雷锋22岁。 拍摄故事 部队宣传员张峻老先生向记者说了,以下那些雷锋照片的拍摄故事。他说,1961年2月,中国的部队掀起了学习雷锋的高潮,沈阳军区决定由政治部和雷锋所在的10团筹办雷锋先进事迹巡回展览,展览筹备小组准备用照片来反映雷锋入伍后的事迹,这样就需要补拍一部分照片。沈阳军区工程兵首长为此还专门做了关于补拍雷锋照片的指示:拍摄照片必须真实,必须是雷锋实实在在做过的好人好事。张峻草拟出一份补拍雷锋照片的具体内容。补拍照片的拍摄提纲是以雷锋1960年9月荣获“节约标兵”称号、事迹报告《解放后我有了家,我的母亲就是党》、《忆苦思甜》,以及他本人的口述、日记等资料为依据拟定的。 雷锋“情书” “小凌:给你写信的此刻,已经是深夜一点钟,我刚上完晚班回家,今夜整整忙了4个钟点,我真是很疲倦了。我拧亮台灯,坐下来给你写信,疲倦就立刻飞去了。宿舍里的人都已入睡。窗外繁星满天,明亮的月光从外射了进来。在窗内还可以看到田野里成熟的高粱、玉米、稻谷在随风摆动,好像在向我点头,在向我微笑,它们都好像要陪我给你写信似的。我是多么愉快呀,真是高兴极了。我相信你也会感到如此的兴奋,我有不知多少话要跟你说,却不知从何说起,谈话并没中止,写到这里告一段落。1958年6月” 这是雷锋写给王佩玲的信。雷锋一生有过3个最敬慕、最爱慕的女性。王佩玲是其中一位,她曾是望城县坪塘区的营业员,1958年,与雷锋在团山湖农场相识,此后雷锋去了辽宁。   部分图片选自三联出版社出版的图书《leifeng+spirit》 原文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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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北大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 公益 -新京报电子报 本报讯 (记者王卡拉)昨日,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发布2011年度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乌坎事件、郭美美风波、温州动车事件位列前三位,其中乌坎事件更是在最终评选中,以45票全票通过而位列榜首。 公共事件今年首次入选 据北大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介绍,从2009年起,中心每年都组织专家评选年度中国公民社会十大事件。今年,在推选提名和初步评选的基础上,高校学者、社会组织领导、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和媒体资深人士共同参与了最终评选。 今年当选的公民社会十大事件包括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包括公共灾难)、公民事件(包括公民灾难)和公共政策四大类。其中,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和公共政策各占30%。公民事件占10%。而2010年当选的十大事件中,四大类型中缺少了公共事件,公益慈善则都是正面事件。相比之下,今年入选的事件更为均衡。 十大事件说明公民权利意识觉醒 评审团专家指出,2011年的十大公民社会事件反映出,公民开始多途径、多角度地参与社会建设。在一些方面相当强化,特别是公益慈善方面。参与的方式是以个人的身份和个体的权利来参与,这样的参与度大大增强,说明了公民权利意识的一种觉醒。政府面对频发的公共事件紧急应对正在成为常态,这也加大了公共政策出台的强度和速度。 “如果说2008年被历史标定为中国公民社会的启动元年,那么2011就是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元年。” 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杨团指出,中国公民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公民热忱和个体的权利自觉,通过公益慈善、公共事件、公民事件、公共政策四个领域,认真积极地投入到社会建设中去。 公民社会十大事件 1 乌坎事件:彰显基层治理困境,官民对话协商化解冲突 专家点评:在矛盾激化后,由于政府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了有效的对话协商机制,将社会维稳与民众维权统一起来,成功化解社会矛盾,避免了行政力简单化处置的倾向。该事件对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影响,也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判断和冲突管理提供了成功样本。 2 郭美美风波:拷问红会,引发慈善大讨论 专家点评:“郭美美”的个人际遇触动公益进化论之大命题,推动慈善公益从边缘进入公共生活的中心,预示着社会的成长。 3 温州动车事件 专家点评:温州动车事件中的民间表现,既显示出社会对于生命的敬重与悲悯,更彰显问责政府的权利觉醒。借助网络平台传达理性诉求,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 4 免费午餐:民间社会设置公共议程的典范 专家点评:免费午餐的价值不仅在于利用网络为动员和行动的工具,开启社会公益新模式;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在公共议程长期由政府全面主导的历史传统下,公共议程首次由民间引导,社会发酵而得到政府的良性互动实属罕见。 5 PM2.5检测纳入国家标准:公民行动争取环境权 专家点评:大众相互动员,不迷信权威,焦点始终执着于修订法规以接纳民意。同时,政府修正立场,承认大众立场的合法性,在修法中及时响应,权利主张与权力协调诚实配套。 6 小悦悦事件:叩问公民道德困境 专家点评:2011年,对道德沦丧的批判及对社会良知的呼唤再不会比这更强烈了,但当普遍性的反思都在谴责社会而不求诸己心时,“公民”又何在?唯一介草民陈贤妹的朴素一抱,成就了中国良心的最后救赎。 7 广东省出台社会组织培育和管理方案:民间组织发展迎春盼夏 专家点评:社会稳定,要靠培育和管理两条腿走路。广东省此举为民间组织的独立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反思政府职能定位带来契机。 8 甘肃校车悲剧:影响公共决策,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公布 专家点评:校车悲剧及引发的讨论,集中体现了对公共安全的公众焦虑。从事故追责、体制问责到公民捐献校车争议的多个方面,公众在此次危机事件中的发言最终影响了公共政策。 9 中非希望工程事件:引发中国NGO国际化争议,民间辩论展现社会转型内外压力 专家点评:公益的目的之一在于,尽最大力帮助弱势群体,实现公共利益,此一宗旨无分国族内外。但现实中的公益运作,中国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的职能规范化有待解决。 10 “社会管理”进入国家话语:社会创新管理进程全面启动 专家点评:从“治安”到“管理”,两个字的改变,显示了国家层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政策变化,也意味着中央直面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新情况,是中共治理思维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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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采夫 | 《我与新京报》征文:贩卖闪亮的文章和闪亮的人

2011年11月25日 13:50:39        (这是为报社写的八周年征文,一百多位同事写了自己与新京报的故事,不少文章令人泪下,我写的偏闪亮一点。结集出书了,估计半个月能出来。)         潘采夫,1976年生,河南人。2004年12月来到新京报,在文化副刊部负责文娱时评版,断断续续做了7年,热爱编辑工作,醉心猫鼠游戏,埋雷成瘾,闯祸无数,办出“新京愤青版”。其间送文娱同事吃离别餐超过一打,终难逃7年之痒,于2009年6月辞职,进入网站,但浅尝辄止,当年速度回归,调到评论部,继续负责文娱时评版。2011年3月调入体育新闻部任,嘴脸大变,排雷成癖,名曰把关,愤青去矣。           贩卖闪亮的文章和闪亮的人      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2003年的时候,我看到了新京报创刊招人的广告,但没往心里去,没觉得这张报纸有什么不同。直到一年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失去了一次共襄盛举的机会。     那时候我在“联办”工作,就是办《财经》杂志的财讯传媒。2004年,一个叫王晶的年轻人找我,问我是否认识新京报的人,他想去求职。我没有一个认识的,没有帮上他忙。一段时间以后,王晶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入职了。     我那时才真正动了去的念头,但是也不太强烈,抱着姑且试试的念头,去找我的同事猛小蛇。猛小蛇是当时新京报文化部主编王小山的哥们,他把我的简历转交给王小山。不久王小山回话,说人已经满了,没有编制了。     王晶去了文化副刊部做文娱时评版,那块版后来我做了七年。王晶对我说,如果我想去,他可以给我李多钰的电话。我就把简历快递了过去,附上我做过的一些报纸版面,以及写的一些评论。当时我在中青报下面的《青年时讯》兼职做读书和专栏编辑,每周偷偷跑去两次做版,这份兼职持续了两年,一直到我离开“联办”为止。     快递寄出,很快有人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位于虎坊桥的新京报社面试,地址在光明日报的老楼里,八楼。     记得那天我要去东单踢球,就穿着一身运动服,背着一个运动包,跑到八楼。李多钰和王小山在同一个办公室,背靠背,王小山烫着一头懒洋洋的卷发,后来他告诉我那是自来卷。     李多钰笑吟吟的,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你是河南人吧,我给你分享一个段子哈:一群狼坐着京广线去南方,路过郑州的时候,下火车觅食,他们经过一个房子,听到里面有小孩在哭,有个女人在说话:‘你哭,你再哭,我把你从窗户扔出去喂狼!’这群狼听了这话,就蹲在窗户外面等,因为那个孩子一直在哭。一直等到天快亮了,孩子也没扔出来。狼们只好悻悻地离开,还感慨了一句:‘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     我当时怎么回答的,忘了,记得嘿嘿干笑了两声,这算哪门子面试啊。出门的时候,王小山送了出来,说不好意思啊兄弟,没想到还能进人。这个当时还气质很倜傥的家伙,成了近十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我的世界观,我的交往,我的生活方式,我的朋友们,都受他影响太大了。           那些闪亮的姑娘们             记得第一天去上班,有几个品貌不端的小伙儿上来和我拥抱,他们都是体育部的。那时我已经给新京报写了一年的专栏,他们以为我去的是体育部,所以我在八楼第一批认识的,反倒是体育部的编辑们。     文娱部的同事我挨个认识之后,马上就被他们震了,这都是些什么人啊!怎么把这么一坨神人给攒到一块了?很佩服李多钰相人的眼光,她有句名言在小规模流传:我就是以貌取人。不知这句话的真伪,有好奇者可问当事人。     那拨人我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个性,再找不到那样又扎堆又闪亮的个性。我最崇拜的是惊才绝艳的江海蓝,八零后小姑娘,北大才女,杂草般的黄头发用头绳一捆,浑身穿的丁零当啷都是链子,外形绝似长袜子皮皮。她的文字自由不羁又趣味盎然,记得给我写的一篇评论标题叫《莎士比亚的汤的汤的汤》。有次主编怪她编的稿子不好,这姑奶奶马上发表骇人的演讲:“拜托你他妈的用脚趾头想想,记者给我写的是一坨屎,我再怎么用金子包装它也是一坨金子包的屎啊。”后来她辞职去云南泸沽湖开客栈,临走前到主编的格子间里辞职,也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反正可怜的主编边往外跑边喊:“李总,暴暴蓝要打我!”暴暴蓝是江海蓝的昵称。     还有王春晖,会唱歌,整天跟乐队玩。报社有个晖迷协会,每到各种节日,她桌上总能收到鲜花,上面还从不署名,那肯定是同事送的。大仙一般的张璐诗,据说会四五国外语,包括广东话,她现在正在欧洲漫游,当时有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外国男友。还有新京报第一美女天蓝,刚来报社的时候,到哪里都能造成交通堵塞,直到现在“一姐”地位也无人敢觊觎。出国留学的牛文怡,一下飞机就来了新京报。金秋还是业余在酒吧驻唱的艺术青年。张映光、周文翰是北师大二散仙。张映光留下的名言是:作为一个记者,你采到了就牛逼,采不到就傻逼,就这么简单。     王小山就是这帮神人的大头领。他是新京报喝酒文化的创始人,也是酒桌上的守望者。我们八点签片,每到七点多,他就开始敲着桌子催,你们倒是快点啊,这么慢还哪有时间喝酒啊,我们在南都的时候,版可以不做,酒不能不喝,世风日下啊!我们就嘻嘻哈哈地把版做完,找一个大排档,喝到东方露出鱼肚白,再回家睡觉,下一天继续。     我没想到的是,我进入新京报,取代的竟然是王晶。他做文娱时评版不太让人满意,就让我接替,他改做记者,一个月后,他没通过试用期。王晶哭得挺痛,这是他很看重的一个工作。小伙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怒之下自学三个月法语,竟然考到了法国一所大学留学。几年后回来,又去南方都市报当记者。看来真有报纸情结。           袁伟时单挑纪宝成             记忆有些不清晰了,我记得编评论版约的第一篇稿子,是黄集伟写的。当时《天下无贼》放映,我不知道该找谁写影评,就给黄集伟打电话:“ 黄老师,我不认识您,您也不认识我,我刚来新京报,不知约谁写稿,您能帮帮我吗?”黄集伟先是强调了一通他有多么多么忙,最后一句是:“好吧,我写。”那篇头条评论就是《冯小刚,毕业了!》。黄老师可能没意识到,这篇精彩的评论对我有多么重要,基本上属于“一举奠定了历史地位”那种。     但真正帮我奠定了地位的,是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那时我到新京报已经半年,虽然尚算称职,却是不咸不淡。年轻人需要大阵仗来博取名声,这个时候,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伸出了援手。     某天新京报报道,人民大学的国学院开始招生,那是校长纪宝成的重头项目。这个事情很好玩,当天《南方都市报》的文化部主编王来雨就写来一篇《国学需要弘扬吗》,为一次大讨论打响了头炮。第二天,人大一位中文系博士主动投稿,对王来雨进行反驳。我见到此稿,说实话有点见猎心喜,就给加了个“观点争锋”的栏目名,重点刊出,然后又约王来雨再次反驳。一来二去,火药味儿浓了起来。王来雨又给我推荐了正在上博士的王晓渔,1977年的。王晓渔又推荐了徐来,1979年的。一个比一个年轻,文字一个比一个老辣,让我看着稿子,幸福得直哼哼。     但这样有点小打小闹,需要给“战事”提升一点级别,邀请重量级人物出山。我给袁伟时教授打电话,他在电话里笑嘻嘻的:“我已经答应你们前面的版了,不过一千多字,不解渴。”我赶紧以篇幅诱之:“我这边给您一个整版,您随便写,最多可写六千字。”老袁同志有点动心,答应写出来给我,顺手把约他稿的曹保印给拒了。     6月12日,袁伟时文章发到,我排上版,字数不多不少,删一字而不能。付型给王小山看,他一气看完,抬起头的时候叹了口气,说了四个字:“牛逼大了!”     这就是我职业生涯里刊发的最轰动的一篇文章:《评纪宝成校长的“振兴国学”论》。文章刊出之后,战争烈度果然飙升:新儒家陈明、蒋庆,自由派学者,人大国学院派出的代表,还有各路青年才俊,都纷纷加入战团。人大国学院教授袁济喜主动投来一篇痛骂袁伟时稿子,本着公平原则,我也是全文刊发。而徐友渔不肯袖手旁观,也拍马横枪单挑袁济喜,一场大规模国学论战爆发了。     袁伟时的那篇评论让我获得了总编辑奖,奖了一千块钱,我写邮件把这个喜讯告诉了袁老师。过了几个月,他写来邮件,说那篇评论被《新华文摘》选入了,于是作为奖励,广东省委宣传部送他五千块钱。邮件里袁老师相当得意:“原来袁伟时比李耀军还要厉害啊!”     这样的争论,让我真正找到了做评论版的乐趣。当然也乐极生悲,2006年,纪念鲁迅诞辰七十周年特刊,李多钰交给我来策划,我就弄了个名字《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里面最有趣的一个版是我写的《和鲁迅的虚拟对话》。我以现实的社会现象问鲁迅,他以自己著作中的原话作答。结果正是因为这个版,这份特刊在印出后又销毁重印,把虚拟对话版毙掉了。     遭到销毁命运的版一共有两个,除了鲁迅那个,还有一个《秦桧与秦淮十二艳》的评论。第一篇的理由是恶搞历史文化名人,第二篇的理由大概忘了,好像是改动了对秦桧的历史评价吧。     几年之后,我请黄集伟喝酒。他听说我不做文娱时评版了,就送我一个礼物——正是当年我做的那个版,他收藏了,七年之后从报纸堆里翻找了出来。纸张已经泛黄,他找了个镜框,把版样放进去,送给我留个纪念。头条就是黄老师的那篇评论,下面是“魔岩三杰”,最下面是刘德华,“写在边上”的栏目当天主持是王春晖(松木)。           新京报的人口贩子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创刊时,新京报很少大规模公开招聘,更多的是同事私下推荐。包括创刊时候,也是呼朋唤友投奔新京报,本来都是一个论坛上混的,突然某天全成了同事,那开心的样子,真有点像去二龙山搞聚义。     王晶是通过王春晖加盟的,他又给我提供了渠道。所以,我到新京报之后,就顺手把“贩卖人口”这个优良传统发扬光大了。     徐来是在国学大讨论时认识的,我的评论作者,2005年他才24岁,学问大得简直没有边,供职于《东方早报》。他的文章我都给署上“徐来(上海教授)”,以示滔滔敬意。一次去上海参加朱大可的活动,终于见到了“金童”徐来本人,果然灵气逼人。遂引诱之。没成想不久之后,徐来就抛来秋波,向我打探新京报的“行情”。我在大办公室奔走相告:“徐来教授要来了!”     徐来来了,还带来了他的女朋友黄维嘉。很快我就发现,这位写文章敢情比徐来更好。这点成就,足以使我在炫耀中度过余生了。     戴婧婷也是我的作者,这位北大小姑娘,研究生上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是郝建老师的学生。她组织过北大第一届同性恋电影节,给我写第六代电影的影评,文字清秀又来劲,又让我动了邪念,终日勾搭。结果戴老师一毕业就来新京报报到了,并且接替我做了两年文娱时评版,我则晃荡着不知干了点啥。     武云溥来新京报,其实我只能算得上“亦有贡献”,但吹牛吹到酣处,一顺手就把功劳据为己有。其实是王谨把武云溥的简历发给我,我又发给了萧三郎。但青年才俊的举荐权,还是很吸引人的。     于德清认识的更早,是先成为朋友后成为作者。他在《华夏时报》的时候,就帮我的乡亲们讨过薪。后来华夏又欠他薪,我就推荐来新京报。结果他当时没听我话,去了新浪,受尽摧残两年后才迷途知返来了新京报。     卢漫是我最后一个推荐进来的。这个小姑娘刚毕业,就立志要进新京报。我约其见了一面,感觉很漂亮,也很爽利,听说刚失恋。本着为新京报单身兄弟们考虑,我就赶紧推荐给了王悦。现在她已经是社会新闻部的一把好手了。               上一篇: CBA,你怎么让肉鸡飞起来?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1) 评论数( 1 ) 1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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