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

2012年03月15日 09:10:04                                                                   别一种的科研攻关                                                                               张鸣 九三学社近年组织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 78.5% 的科技人员认为项目评审结果不公正， 87.7% 的科技人员认为科技成果评审和评奖需要 “ 公关 ” 。（ 3 月 11 日 新京报）作为学者的一员，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一点都不奇怪。在我看来，那 21 · 5% 和 12 · 3% 没有表态的被调查者，多数不是不想说话，就是所谓评审和评奖丰厚的获益者。 这些年来，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科界，但凡叫个项目，无论钱多钱少，最后结项都需要评审。评审合格，项目才算成立，也才能计入自己和单位的成果账里。同时，尽管诺贝尔奖我们边都沾不上，但国内的各种奖项，却一直评个没完没了。评上了奖，无论大奖小奖，在自己评职称，在单位论成果讲绩效，都有大大的好处。简而言之，无论是项目评审，还是科研评奖，在中国都是衡量个人和单位科研水平的重要指标，跟个人和单位的具体利益乃至荣誉息息相关。 但是，看起来如此严肃的项目评审和科研评奖，却演变成了拉关系走门路的黑金场。无论什么样的项目，结项评审，都得打点，自己找人要意思意思，单位找人也得意思意思。意思之后，无论项目做得多烂，反正不是国内首创，就是国际领先。大家一通儿过年话说完，你好我好，大家好。像汉芯这样，完全作假的上千万元的大项目，也照样过五关斩六将，顺利通过评审。至于获奖，尤其是有分量的奖，如果不事先打点，事先公关，基本上都没有戏。有的地方，甚至单位出面公关，事先就把原本应该保密的评委，一一打探出来，然后以单位的名义，登门拜访，至于拜访时给了什么，说了什么，我们就不知道了，但这样拜访过之后，奖项也就往往有了定向的归属。不能说，凡是评审过关的项目，凡是评上奖的科研，都是垃圾，但是，这里面肯定回回都有垃圾。 有的学者感慨道，当今的中国学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们追求了。哪怕再严肃的事情，到了我们某些高手的手里，都是变成了黑金公关的过程。极而言之，我们的学术界，就像焦大批评贾府一样，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没有什么东西是干净的了。到了这般田地，我们的学界，我们的科技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信于人呢？在 80 年代，一说到科研攻关，指的是认真刻苦的研究，而今天，攻关，则变成了公关。

政改也有经验可循   顾则徐     全国政协委员陶斯亮女士近日接受了《新京报》专访，虽然专访所谈的一系列问题是可以商榷的，但陶斯亮女士的谈话可圈可点的亮点还是很多。陶斯亮女士谈话最大亮点，我以为是在于“对于后面的改革，我认为重点应该是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这一观点。虽然陶斯亮女士没有什么言论顾忌，但从我们平民的角度来说，能说出这样的话还是不容易，表达了全国绝大多数人的心声。   如果从泛义的角度来说，中国的改革实际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已经有了一个半世纪左右的历史。在这一个半左右世纪的历史中，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经常被分割开来，先是集中在以经济改革为主要特点的洋务上，走不通了，又急剧地转为追求以政治改革为主要特点的革命上，文革后又是主要搞经济的改革，总是在极端之间震荡。一个半左右世纪以来的历史不乏可歌可泣的华章，也充满了惨痛，但历史并不能够得到理性、客观的总结。目前的中国，经济必须坚持改革已经没有任何疑义，它已经构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但政治改革在思想上还是纷乱无章，在行动上则阻碍重重。在今天，能够说出“重点应该是放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就已经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文革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特点并不能够谈上创造，而是在于部分恢复，也即部分恢复一些以往的经济元素和传统。农民承包种地是一定程度恢复租佃制度，就业放弃国家分配制度是恢复人口流动和自主择业传统，市场是部分恢复物资和商品自由交易的商业传统，股票是恢复曾经被取缔了的证券交易市场，房地产市场也不过是恢复民国时期在上海等城市很好发展过了的产业，等等。正因为基本特点是部分恢复以往的经济元素和传统，所以改革开放之初起用的人才大多是老人，是那些熟悉和了解以往市场传统的人，1980年代的改革稳妥、健康而有生气，与主持改革的人才群体富有“经验”有着密切关系。   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改革被暂时搁置，因此，当今天试图进行改革时候，有经验的“老人”已经仙逝，几乎已经没有“经验”可循。经济改革的起步在于“恢复”，是有一定经验基础的，严格说来并不是真的摸着石头过河，但今天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则没有了有经验的人才群体，倒真是要摸着石头过河了。比如陶斯亮女士所主张的“把竞争机制引入党内干部选拔，实现干部差额选举”，这在中共党内并不是什么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而是有着“经验”的。张申府是仅次于陈独秀、李大钊的中共创始人，又受陈独秀之命一手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周恩来、朱德等旅欧中共党员都是他为主发展、吸收的，但他主要是个学者，个性骄傲，有摆老资格的风格，结果由他发展起来的党员们很不满意，要求平等，中共旅欧总支部有一些人甚至要开会差额“选举”，主张开除他党籍，而张申府则并没有对主张开除他党籍的党员有什么制裁。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曾经有过的党内民主。今天中共党内经历过早期党内民主历史的人还有几个人呢？党内差额选举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经历过的中共党员今天很难找了。没有经验，恢复传统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   虽然中共一建立就确立了民主集中制，但陈独秀等领袖对民主和对集中同样重视，决议之前党内有充分的民主，不仅言论，而且行动也自由，但一当形成举手通过的决议，言论还可以有自由，行动则必须集中，必须遵守决议，不愿意遵守集中原则的人可以自由离党。正因为早期中共有着很多的党内民主，才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生气勃勃，迅速成为中国第二大党，奠定了后来获取政权的历史基础。所以，政治改革仅仅从党内民主而言，并不是没有好的历史经验可汲取的。从中共建党以来总的历史来说，所第一擅长的便是搞政治，最擅长搞政治的政党走不出政治改革的路子来，是说不过去的。何况政治改革已经有了一个最重要也最难得的基础：人心所向，民心翘首以盼！     2012-3-6

   一、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要说改革困境，先要讲改革的难题。当前，最大的难题在四个方面，即劳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 第一个，劳资关系。这太需要改变了。工资上不去，怎么提高消费的比例？新劳动合同法没有得到落实，工会起的作用远远不够。这些非常重要，但又都没有做好。调整劳资关系是广义的，他们的保障，他们的工资，都在内。劳资关系不调整，问题很大，加班，过劳死，这些问题非常突出。 第二个，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至今，理论界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如果这个关系法治化，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就会降低。地方做什么，中央做什么，定好。该地方做的事情，中央一定不要管。比如房产税，或者说财产税，这个税一定是地方税，中央放手，收与不收，完全由地方决定。 国家发改委主要任务应该是使用经济杠杆落实产业规划。中央银行控制你的银根就行了，控制你的利率、准备金率就行了。如果涉及跨省的利益，中央要协调。省内的项目，中央最好不要干涉太多。 民主政治怎么搞？民主政治要搞，一定得有地方自治。首先你得在集权框架内，做一些准备工作，把权力下放，到时候再推进，困难和阻力就要少得多。 第三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实际上就是该国家管的国家管，该社会办的社会办。政府管的事情，和交给社会管的事情，要分开。 第四个，要处理好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关系。土地的使用，有私人的层面，也有公共性层面。公共性问题靠规划和用途管制来解决，不涉及狭义的产权；私人层面的事情就不要干涉。集权不要干涉，民主也不要干涉。不能说三分之二的人通过，就可以把人家的承包地拿走。这是公民个人的财产。现在，农村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焦点都在这儿。对农民的承包权，没有谁有权力说拿就拿。如果要拿，一定要通过法治程序。比如说法院要介入征地，一定要是重大公共利益的要求。 这四点，是四根难啃的骨头，也是四个方面的困境。这是改革长期的任务，脑子一定要十分清楚，并作为长期的战略来抓。 二、下决心做好产权改革 要说改革的共识，第一个共识就是，改革确实要“真改”。 第二个共识，可能有些人反对，但我要强调，那就是改革要渐进地改。 第三个共识，改革最主要的目标，就是解决自由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稳定的问题、平等的问题。自由、平等、民主、稳定，都非常重要，有意思的是，学术界不爱讲“稳定”这个词。大家都非常喜欢罗尔斯，他讲了自由、平等、民主，但他也讲了稳定，但是，我们不爱说或有看法。冒冒失失地做些事情，风险很大；社会不稳对老百姓是有坏处。 这四个问题，要分个层次，焦点是自由，而解决自由问题的焦点是产权改革，后面的平等、民主、稳定，主要是公共领域的事情；而自由是全局性的问题。没有自由，没有产权改革，后面的问题就没法谈。有了这个共识，改革的操作者要下决心搞好产权改革，在此基础上考虑平等、稳定、民主的问题；后三个是公共领域的分权问题。改革在逻辑上要有先后次序。 我最担心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中产阶级没形成，怕在激进改革条件下演化出暴民政治；第二个，要高度重视中华民族认同。要精心塑造中华民族主体，否则必有后患。这两个问题解决了，改革的风险就大大降低。有风险，也会是在可控的小范围里。 政府转型的共识也要达成。不该政府有的权，政府不能要，该分给社会的分给社会，该分给下级政府的分给下级政府。 民富一定要优于国富，这同样应该是共识。民不富，国怎么富？还是要藏富于民。一定要让百姓衣食无忧，才可能创新。“国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在收税，在向民间采购。例如，私营企业造了尖端武器，国家可以采购。没有民富，你收什么税，你采购什么？ 三、解放思想是最大的动力 动力就个词本身不好定，最好说是启动。如今，真该认真想想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了。 比如，过去，靠“革命”重新分配了土地，现在搞市场经济就不能用老办法，但有的地方政府下一个通知就征用了土地。显然，这是很不合适的。我们需要从“革命”的观念，转向真正“人民共和”的观念。 另外要注意利益分配应遵循的原则，市场调节的基础性作用要保持，在市场调节的过程中，权力要受约束，凡是妨碍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清理；凡是保障私人领域自由的，都要支持。 要重新认识“公有制”的内涵。其一，国家对重要资产（如一部分土地）的使用进行合理干涉，用税收杠杆对其“公共性”导致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是更有意义的“公有制”，而不必非要拥有这些资产。其二，公有资产的使用权也可以“物权化”，成为公民的财产，例如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就应该是农民的财产权，要像保护农民的私人存款一样去保护。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在改革中就会减少很多人为的阻力。 要创造一个有利于改革的社会对话环境。媒体和社会团体要参与和促进社会合作，特别是推动社会各界和政府之间对话。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应该是实现社会合作、创建和谐社会的行动中枢。对于重大公共事务，人民代表大会可组织公开辩论，组织听证会，以便把争论纳入“主渠道”，比民间自发辩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总之一句话，一定要交流。社会心理学上有一句话，没有交流，就会有陌生感；有了陌生感，慢慢就敌对。政府首先要放下身段，要深入民间，广泛对话，不能走马观花。 四、把现有改革空间利用够 我不知道改革的突破点在哪里，我只能说我希望的突破点是什么，那就是更深地推动中国的市场化；而其核心是保护的财产权。还是产权问题。  从别的国家的经验看，一些发达国家的民主进程是从上而下的，但是，直到现在，发达社会的基层民主建设还远没有完成，一直在做。比如，英国 1999年才恢复英格兰议会；意大利是“国家的民主制，地方的帝国制”，总理是选举的，但省以下的官员是任命的，后来也在改。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也在改。可见，民主政治发展是个长期过程。民主只是公共领域的游戏规则，不能覆盖全社会。必须要认识到，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由一定在逻辑上先于公共领域的民主。 现在，大家都在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多深算深，多浅算浅？更需要考虑的是，在现行基本政治架构不变之下，改革的空间还有有多大？我认为有空间。把可利用的空间基本利用够，有利于降低风险。司法的独立性增大一些，可以吧？产权改革可以吧？ 要说改革的智慧，那就是一定要有风险意识。把容易改的事情，容易做的事情，都做完。在此过程中，涉及体制的改体制，涉及权力的调整权力，步步为营，步步推进。 关于改革的突破，我最想说的是：要把握好节奏，自由、平等、民主、稳定，这四个步骤要把握好。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要了解情况，保持勇气。 还有细节问题。现在，在改革突破的问题上，搞政策研究的和执行政策的，往往是两张皮。搞政策研究的人，思想还是比较开放的，但是，有些执行政策的人却相对保守。在法制健全的国家，法律必须遵守；必须落实；但我们有些时候立了法律却可以不执行。现在红头文件的权威也下降了。这种局面不改，改革难推进。 （上周二与新京报曹保印谈改革。今日新京报纳入以“改革五人谈”为标题的采访报道。另四位先生是迟福林、袁绪成、郑永年、周超。这里是我自己在发表前改定的，发表时略有删节。本人帖至这里又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