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封锁

德国电视一台驻华记者上周六(8月11日)前往河南焦作，报道当地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然而，就在他们拍摄工业园区外景时，从一家化工厂内突然冲出大量保安及工人，将摄制组一行4人团团围住。在这家叫作”多氟多化工股份”的工厂外，工人要求德国记者交出已拍摄的资料，遭到记者的拒绝。摄制组遭到扣押，同时也报了警，并通知了中国外交部。 随后，焦作警方到场，一名当地外事办的官员也出现在了厂区。在他们的护卫下，德国记者一行四人得以转移到工厂的食堂暂避。但是，食堂外，越来越多的工人聚集起来，试图冲进大门。德国电视一台的官方消息称，当时，工厂的管理人员显然对工人进行了煽动，工人指责这些德国人是间谍，试图刺探多氟多化工的技术资料。为数不多的警力拼力死守食堂大门，但终因寡不敌众，导致大门失守，工人破门而入，围攻了摄制组，并抢夺了摄像机。 后来，厂方向记者归还了摄像机，但强行收缴了摄像带，摄制组4人也依然被围困在工厂内，工人高呼”打死外国间谍！” 最终，在遭扣押9个小时后，一支全副武装的精锐特警部队出现在厂区，方才成功解救德国电视一台摄制组，并护送他们离开厂区。 德国电视一台驻京记者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没有特警部队的协助，他们根本不可能离开厂区。 德国电视一台驻京记者站摄制组前往河南拍摄节目 德国记者大惊小怪？ 中国著名媒体人李大同认为，德国媒体对此事未免有些大惊小怪。李大同指出，记者在进行调查报道时，被工厂或地方政府官员袭击，这在中国并非个案，而是普遍现象。曾经对浙江乐清的钱云会离奇死亡案做过揭露报道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建锋也表示，揭黑报道中的这类情况并不是孤立现象。 刘建锋指出，在中国，记者进行调查报道时，境外媒体遇到困难可以寻找外交部门，持有新闻出版署签发证件的记者有时也能从地方党委的宣传部得到协助；但是，有些记者却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得到官方记者证件，他们在进行报道时遇到的困难会大得多，而他们能求助的，只有所供职的媒体以及微博： “甚至有宣传部的人尾随、跟踪，公安局、派出所以查证为由，把这记者拘押。这样，这记者就只有向所在媒体请求核实信息，希望能尽快解救，然后，同行也会在微博上通过网络舆论施加压力。” 而刘建锋本人作为持证记者，此前在调查报道陈光诚等敏感事件时，也遇到过非常粗暴的阻拦。他在报道钱云会案件时，也曾经被不明身份的人跟踪： “有意思的是，当我摆脱跟踪后，当地宣传部就打我手机了。所以我充分怀疑，宣传部的人与跟踪者有直接关系。” 刘建锋同时还认为，境外记者在中国进行相关报道时，其遇到阻力有时会比中国记者更大，境外记者往往会遇到尾随与监视；相比而言，本土记者只要不暴露身份，就能够更容易地进入现场。但另一方面，国内的媒体都挂靠在体制内，宣传部门更容易对其记者编辑进行控制；而对境外记者，宣传官员往往会顾及外交影响，生怕引起国际影响，而危及自己的乌纱帽，因此不会采取过分极端的手段。 报道：文山 责编：叶宣

据中国国家安监总局网站消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煤矿安监局日前通报了近期几起煤矿迟报瞒报事故，矿主的这些行为严重危害了工人的生命安全。 据 国家安监总局网站发表的通报指出，近期，全国煤矿接连发生多起迟报、瞒报事故，分别是：7月4日，湖南省耒阳市三都镇茄莉冲新井发生一起水害事故，造成16人被困。事故发生后，该矿自行组织抢救，未向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贻误抢救时机。7月5日6时许接群众举报后，经全力抢救，8人成功获救，8人死亡。 7月17号，湖南省煤业集团嘉禾煤矿蒲溪井发生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3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该矿直至7月18日18时50分才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 7月25日，贵州省黔西安利来煤矿发生一起顶板事故，造成5人被困。事故发生后，该矿未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报告，自行组织施救，施救过程中再次发生冒顶，又造成53名救援人员被困。7月26日接群众举报后，经全力抢救，所有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7月26日，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玉泉煤业有限公司发生一起瓦斯事故，造成7人死亡、30人受伤。事故发生后，该矿瞒报事故，7月27日经群众举报并核实。在核实事故过程中，矿主仍隐瞒真相，谎报伤亡人数。记者接通了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查证阳泉煤矿事故瞒报问题， 记者：“是不是结束了， 你们的那个抢险的情况？” 工作人员：“对。” 记者：“是不是矿主瞒报了一些数字，现在被查出来了，矿主已经被逮捕或者被拘留了吗？” 工作人员：“详细情况我们不了解，如果你需要什么消息，你可以找我们新闻接待办。” 纽约的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说，一个月发生四起　　迟报、瞒报事故，反映出部分矿主根本无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矿工生命安全， “这些矿主他是一个小矿，他的应急措施都是不全面，因为他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是有一定限制。他要向上级报告呢，那财力、物力、人力的话肯定比他要好得多。这样抢救及时，挽回生命，所以就要好得多。这四起案子都说明同一个问题，就是矿主对生命实际上因为矿下没有他的亲人，他又不直接下，自己的生命安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这种情况下，对工人的安全不是第一位考虑。他首先考虑他自己本身的利益。” 刘念春说，这些矿主根本无视国家的有关安全生产和劳动法规，说明他们在地方上有后台， “因为矿主在地方上相当有势力、有钱、有人。另外可能有他自己的关系网。这种情况下他把法律放到外面了。法律就处罚不到他。他一般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才敢迟报、瞒报。” 刘念春说，矿主们敢于迟报、瞒报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的矿工没有自己的独立工会， “工人如果成立自己独立的工会，那他首先就会考虑工人身的利益。这种情况之下，矿主就会起到一种制约作用。即便矿主想瞒报、迟报，那工会肯定会出面解决这个问题。要没有工会组织，个人就没有这种力量。要有工会，肯定就会对矿主起到制约作用，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就少，或者就不可能发生了，因为有工会的话，工人对矿区的状况，他的安全各方面肯定要比矿主更熟悉，了解的情况也更多。就可以防患于未然，有些事情预先就可以觉察出来。” 刘念春呼吁，中央和有关省市部门彻底调查这四起矿主迟报瞒报事件，严格按照中国有关法律对矿主及有关人员进行惩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