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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维：从“一大粒”到“一小粒” （2012-01-15） 早报导读 [中东冲突] 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快艇骚扰美舰 [全球反恐] 接恐袭警告 泰国加强保安 [台湾大选] 雾锁两机场 4000人无法返乡投票 [特写天下] 慈济首次获准到朝鲜农村直接发粮 ● 郑维 别当真 对于交易所，它和天宇集团的官司就算胜诉，成功申请到庭令要求对方进行特别审计，其实也还是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一个新加坡的庭令，怎么在中国得到有效而彻底的执行？ 一粒，是新加坡股民对“lot”的有趣叫法，准确来说就是每次买卖的最少股数。新加坡的“粒”很大粒，大部分股票要1000股才能成“粒”来交易。 　　同样的东西，在各地叫法也不同，中国大陆和香港的股民叫“一手”，台湾叫“一张”，而香港人还有“一球”的叫法，这个“球”等于一百万股，如果遇到股市上买卖蓝筹股以“球”为单位的豪客，股票经纪必定感叹祖坟冒了青烟。 　　各地股市不单叫法不同，每一“粒”的股票多少也天差地别。 　　美国和澳大利亚股市因为资本市场建立日久，钱淹脚目，经常有股票单价都贵得要死。最惊人的是股神巴菲特操盘的美国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最近的股价大掉后，居然还高达11万6255美元一股。阮囊羞涩如我，望一股而不可得。 　　所以，美国和澳洲股市都没有限制最低的“一粒”，只要你觉得付出交易佣金成本还可以接受，你想买卖一股也无所谓。 　　中国大陆和香港市场则与美国澳洲不同。在中港市场，大部分股票“一手”都是100股。不过香港比较乱，单在蓝筹股中，汇丰控股（0005）每手为400股；恒生银行每手为100股，长实每手则为1000股，令人眼花缭乱。而香港股市中的仙股（penny stock）不少，经常仙股的交易就以几“球”来进行。 　　新加坡和台湾比较像，大部分股票的一“粒”或者一“张”是代表1000股。当然也有例外。有些关心散户投资者的公司，比如新航、新电信，会拿出一部分的股票，切成100、200股的“小粒”给散户投资者投资。最新申请在新加坡上市的马来西亚熔炼公司，也是100股算一“粒”。

首先请听王玲女士的来信内容： 我叫王玲，54年生人，69年插队，74年回北京修马路。家在丰台的洋桥，后窗不远是车站。房本儿上是21米，北房，另有10米自建房，3米煤棚子，厕所公用。是我修了30年马路得到的，单位在拆迁前已把产权过户到我的名下，所以，这是我的产权房，是私产房。是我和孩子生存的地方。 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我的这个房子被强拆，拆迁公司叫：鑫鸿运。当时拆迁款的全部是：9万9.。这在当时也是买不了房的，多年来执行的一直是低工资、高福利制度。房子，是福利之一，有路子的找路子，有官称的按级别，没能耐的熬年头儿，叫分配。2000年我退休时的工资是595 元，供孩子上学，母子生存，及一切生活开销，没有任何外援，生活已是十分艰难。 没有任何人和我谈安置，只是法院贴了一纸布告，全院儿大家都不同意。曾有过一次集体调解，拆迁办的和政府的各个部门儿的官员坐在一起互相交换着意见，材料，互相补充着，大呼小叫，那些专用名词术语，法律依据，计算方法，我根本听不懂，记不住，最后还是让我们在9万9的纸上签字，不签，就把我们都轰出来了。 很快，和所有的被强拆户一样，我外出归来，我的家被夷为平地。我在我的户口所在地北京新街口，高价租到房子住下来，想理智的找政府反应情况。以我母亲的家具为主，亲友们倾力相助，从锅碗儿瓢盆儿，衣柜衣物，桌椅板凳，到床铺被褥，必备家电。他们叫我冷静，教孩子准备迎接高考。 很快，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找上门来，叫我搬走，我刚安置下来，往哪儿搬那？我向警察说明了我的情况。 天渐渐冷下来，到了12月初，先是房东来了叫我走，说警察在逼迫他们，把房子租给上访的人住不行，要没收他们的房子，抓他们坐牢。我刚安上电话，电视天线，安上炉子烟筒，还没歇过乏喘过气来，孩子正上初三，马上要过年了，折腾不起呀。 没过几天，一个天黑后我刚进家就有人敲门，外面站了一片，有八九个，我问是谁，一个男的说；派出所的，我没敢开。又说；不开就砸了啊。果然，就真开砸了。窗户玻璃门玻璃，全碎了，多吓人那！门砸开了，站在外面的，还真是警察，房东站在较远处。警察叫我搬走说：“这不是你的房子，你不能住，户口在这儿也不行。人家砸自己的窗户，自己的门，你管不着。谁强拆你的房子，你找谁去”。说完就都走了。这一天，炉子还有火，可没有门窗了，屋子里 比大街上好点儿，但已经没有多少区别了。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和寒冷为伴儿了，我和孩子紧紧搂在一起，面对着这一群新街口派出所的，穿衣服没穿衣服的警察，承受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人为的破坏，作恶，没完没了的灾难。我煮了一锅粥，在杂乱的床上睡下了。这样过了两天。第三天孩子上学去了，我花钱请人把门窗钉上塑料布，又出门了，去找党，去找人民政府，希望让我母子活下来。 由于没人管，我就去了中南海。又过两天，回家发现新钉在门窗上的塑料布被撕掉，并跳进人来，踩碎了窗台儿上的镜子，把东西搞乱，把电线扯断，把烟筒摔了一地，满处是灰，把炉子里燃烧的蜂窝煤泡在脸盆里。我报了警，警察来了就骂：“你搬走不就完了吗？爱搬哪儿搬哪儿去，窗户坏了你找房管所呀，找的着我们吗”？我们只好在没有门窗的房子里又过了一夜。 2003年12月12日，晚上快6点天已完全黑了，我和孩子走近家门，发现路两旁摆满了家具，摆了那么长的一片，还以为是谁家修房子摆的呢。我掏出钥匙去开门，才发现家门已装上了防盗门，又发现窗户也安上了铁栏杆，借着邻居家的灯亮一看，家里全空了，才明白这满街的家具是我们家的呀。我报警了，新街口的警察这次倒是心平气和的叫我：“去住旅馆，去找法院。谁给你搬出去的你找谁去，今天怎办？你自己看着办”。 行人渐渐稀少，看热闹的人也慢慢散去，在空旷的大街上，路灯的冷光下，我们捡起被堆在路边的被子，蜷缩在大街的台阶上度过了2003年的12月12日的夜晚。 大家知道了我的情况，张纯珠，刘焕文，王卫平，张洪斌，钱玉民，关增礼，向南夫，袁德安，常城，倪玉兰等十来个人，陆续赶来帮我在路边儿支上床，在床的四角捆上墩布把儿和木棍，围上塑料布和床单，刘安军帮我买来国旗，挂起来。那天晚上，狂风大作，塑料布和呼呼作响的国旗，组成了改革开放独特的交响曲，大国崛起和谐动人的画面。 学校召开家长会，介绍孩子考试升学情况，介绍参观学校，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等一系列活动，我都没能参加，孩子由此辍学，再没能上。拿着初 中毕业的文凭到哪儿找工作呀？唉，我这个独身的母亲，我可怜的孩子！ 有了窝棚的第二天晚上，我早早躺下了，那样暖和，迷迷糊糊中，一个人和我说话，男的，他说他是新街口办事处的干部，问我冷吗？他说让我再坚持一天，明天一定给我解决 。我非常感动。 第二天，就是12月17日，新街口的警察带着大小各种车辆，带着那么多人来了，威武雄壮，浩浩荡荡，拉走了我母亲和众多亲友为我重新刚刚安置的全部的东西，家当。 真的，真的把我给解决了。真的一无所有了。那鲜艳的五星红旗，那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国旗，属于我的国旗，陪伴了我两天，壮了我两天的胆儿，最后，还是没能挡住强盗的魔爪，并且和我的家具一起被抢走，至今不知在哪里飘扬呢？ 房东受警察的逼迫，找人来砸坏门窗拆电线赶我走，最后低价把房子卖了。而制造灾难的新街口派出所警察在事后，却要我去告房东，真是岂有此理！？新街口派出所让本来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再把“不该发生的事”变成复杂再复杂的事，让你不知从何说起，让别人不容易听懂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我明白，谁是真凶！所以从一开始，到任何地方反应情况登记，我都要求写上：新街口派出所撬锁抄家抢光财产。 我白天到中南海找，被抓到府右街派出所，关押数个小时，他们给联系新街口派出所，但他们干脆不接，或者接出来就不管了。我和上访的人们在府右街派出所的大院子里已经冻了大半天，夜深了被放出来，商店全关门了。我在西直门桥底下就转了一夜，饥肠辘辘，夜里很黑，走着累，躺下冷。 我曾经在桥底下或地下通道，和要饭的挤在一起，她们有一点儿铺盖。有一次在长安街地下通道后半夜，不知几点了，迷糊中突然被惊醒，是警察们在踢一个铁桶，声音炸响，是把大家叫醒，轰走。原来要升国旗了。警察一走，我们又躺下了，过一会儿，雄壮的国歌响起来了，想必国旗也升起来了，新的一天开始了。地面上在升国旗，地面下，是一无所有，无处栖 身的流浪的人们。 后来，我被拘留，被没有手续的关押，劳教，酷刑，出狱后，继续被恶警打骂，监控，状告无门。那中南海，那天安门，那五星红旗，那广场，那纪念碑，那疲劳，那饥饿，那寒冷，那公交车，都刻骨铭心那！这，仅仅是2003年，这，仅仅是开始。 我的亲友为我操尽了心，我在外地探亲的母亲听说我的家又被抢光，又被赶到大街上流浪去了，急火攻心，暴病身亡。去年，我姥姥96岁，无疾而终。我姥姥不断的呼唤着我母亲的名字，怪我母亲不来看她。致死，我姥姥都不知道我母亲早已先她而去。 王玲女士的信最后写道：原来，我和孩子生活的虽然不富裕，但我们心里平静。孩子上初三了，我们有盼头儿了，这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天堂。 今天，我和无数底层边缘的民众，相互搀扶着，艰难的守侯着，当热血融化了这冰雪的世界，我知道有那么多英勇的生命已铸成不朽的绝句。 以此纪念我孤儿寡母被拆光抢净冻饿街头坐牢酷刑8周年！ 北京王玲2011年12月6日 手机：15201472645 Details of the user: civility: 女 name: wang firstname: ling city: 北京 country: China phone: 15201472645 email: 1196437260@qq.com 下面请听韩荣利先生讲述他在天津的亲属所遭遇的灾难： 最近我和我妈妈同电话，她告诉我一件很不幸的事情。我舅舅叫张长俊，舅母叫肖萍，他们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张凯，二儿子叫张杰，一家人原籍是河北省沧州人。我舅舅由于维权异议或者是和异议人士有来往，曾经被关押迫害流离失所十多年，现在租住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351号星海大厦21楼。 在人权日还有两天的时候，就是2011年12月7日，中国当局密集绑架维权异议人士，我的舅父和舅母闻讯逃往原籍回避，但是到了原籍同样遭到绑架。同日晚上，他们的孩子还在天津的家里，我的母亲也在同一房子里。这天晚上来了20多原籍和天津的警察，有穿制服的也有不穿制服的，反复砸门要进门。屋里的人都很恐惧不敢开门，直到午夜1点来钟，屋里的人开始想办法把被单和绳子接在一起，想从21楼往下溜。结果大儿子成功地下去了，第二个下去的是二儿子的未婚妻王萍波，结果绳子突然断裂，坠楼身亡。因为迫害筑成了命案，我的舅父舅母随即就获释了。为了摆平这一因迫害而造成的命案，当局提出的交换条件是：解决二儿子张杰的户口，减少对全家的骚扰。张杰由于是超生的孩子所以直到成年也一直没有户口，未能办理登记结婚手续。我的母亲亲眼目睹发生的这一切，受到很大的打击，一时病危。 迫于各方压力，家里人每次和我通电话时，都不愿意讲事情的经过，只有我母亲告诉我以上情况。 听众朋友，以上节目中，为您播出了北京的王玲女士写来的一封信，讲述她家被强拆8年后所经历的苦难，以及韩荣利先生讲述最近发生的家人不幸坠落身亡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