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

新闻媒体的漫漫融合路

副题:财新的全媒体运动和网易的“有态度新闻”   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两家国内的媒体正在独立地进行着不同的试验,试图寻找到了传媒业在中国发展的新途径。 十几年前的一次传媒革命造就了现在的传统媒体格局,但那次革命的本钱现在已经吃光,传统媒体已经感受到没落的压力,却显得无奈和无助。 互联网革命带来了传播渠道的巨变,但直至如今,新媒体基本上还是一个新闻集散地,原创和深度仍显不足。 如何把传统媒体的优势和网络结合起来?在国内做得仍然无解。此时这两家媒体悄然进行的试验就显得弥足珍贵。它们进行的试验方向正好相反,一个从传统媒体向网络和新媒体扩张,想实现全媒体多平台的梦想,另一个则试图从网络向传统媒体靠拢,从新闻集散地变成优质内容的制造者。 虽然它们还没有惊动大多数人,但我认为,它们试图找到未来国内新闻媒体发展的可能性,或许已经成为了国内下一波传媒革命先行者,至少是探索者。 传统媒体:再革命艰难 人们已经淡忘了十几年前国内的那次媒体革命,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那次革命前后的媒体环境。 在革命之前,国内的新闻媒体大部分是官方运营的,并且依靠卖 copy 赚钱,简单地说,就是卖一份报纸从读者手中挣一份的钱。因此,一份人民日报之所以赚钱,是因为依靠行政摊牌获得了极大的发行量。 随后到来的媒体革命却改变了这一状况。一些市场化的媒体发现,报纸和杂志能赚到的读者的钱毕竟太有限了,要想活得好,必须拉广告。有时候,一份报纸的成本可能高过它的售价,报纸多卖一份,就亏损一份,但另一方面,多卖一份,就多一份读者,它的广告价值就增高,这颇有点儿互联网眼球经济的味道了。 不要小看那次革命的成果,那次革命把一些媒体从原来行政本位的道路上拯救了出来,依靠优质的内容吸引读者,依靠读者量拉到更多的广告,依靠广告养活报纸、发展报纸。一批优秀的报刊杂志迅速脱颖而出,比如《财经》、《三联》以及南方系的各个报纸杂志。 但到了现在,那次革命产生的势能已经释放殆尽了,新的革命却无法产生。 以《南方周末》为例,当年的南周记者可以获得同行几倍的收入,为他们维持自己的新闻理想提供了体面的生活支持。 然而,十年后,一切又拉平了: 1 ,这批市场化媒体的工资就几乎没有涨过, 2 ,整个媒体行业都在沉沦,被其他行业渐渐超过,变成了价值洼地, 3 ,随着印刷发行成本的进一步上涨,广告收入已经渐渐支撑不住庞大的费用, 4 ,互联网的兴起捅了这个行业最后一刀,带走了部分广告额,并且越来越多。 一个真实的例子:在一个报社内部开会的时候,员工们群情激昂地诉说着自己看到的问题,并纷纷表示再这样下去,三年后报纸可能地位不保,报社老总频频点头,承认员工们说的都是事实。但他最后问道:既然如此,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报社脱离困境?所有员工默然不语,在丧气中散会。这个例子说明,看到问题是容易的,但解决问题太难了。 新兴媒体:只是新闻集散地 但是,传统媒体革命乏力的时候,新兴的互联网媒体却无力接棒。 国内的新媒体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单一传播渠道。在我们仍然沉浸在网页浏览新闻的方式一统天下的时候,国外的改革已经进行了 n 茬了。记得 2002 年时,如果要了解美股信息,对于国内一般大众来说,最好的去处莫过于 yahoo !的财经频道,那儿可以看到 yahoo !自己采编的财经视频节目直播,那时国外的网站就已经有意识地和新闻视频结合在了一起,之后不管是 RSS 还是 SNS ,新闻行业都走在了前端,成为了一个新的渠道。现在,手机上的新闻又迅速发展起来。国内的步子总是落后,这源于落后的监管制度,以视频为例,除了工信部之外,还要接受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文化部等的多头领导,同时又没有采编权,结果,技术本应该带来革新的领域由于行政的僵化而被搁置。 另一个,我认为更重要的是,网络媒体还没有学会如何做新闻。最初,由于网媒没有采访权,导致网媒只不过是平媒新闻的一个集散地。后来,由于监管的放松,在财经、 it 、体育、娱乐等领域逐渐放开了网媒的采访权,但这时,新闻源的真实可信又成为了网媒的死穴。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制度来生产新闻,最重要的制度就是采编和市场分离。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一份报纸的记者正在调查一家企业的负面新闻,同时,这家企业又在报纸投了广告,如何协调记者和广告部的利益?如果是一个成熟的媒体,那么它的制度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成熟的媒体里,广告部和采编部是分离的,广告部的人不和采编接触,也没有权力要求采编撤稿。虽然国内媒体大部分情况下做不到完全分离,但半分离状态也基本上维持了新闻的质量。 而网络媒体却缺乏这样的防火墙机制,对于它们来说,新闻和创收是一回事,这就给各种各样的公关公司、删帖公司留下了空挡,甚至对新闻进行明码标价。这样的事情在传统媒体当然也有,比如,央视也做软新闻,但对于网媒来说更胜一筹。 于是,虽然网络媒体已经在尽量发展独立的新闻,却由于经验不足和制度缺陷,仍然是新闻的集散地和名利场。在传统媒体衰落的同时,无力接棒新闻主义并领跑。   但不管环境多么艰难,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它们中最有眼光的人们始终在小心地探索着,在国内制度雷区的重重包围下,如何寻找到一条通向彼岸的道路:传统媒体如何解决传播渠道问题,向网络前进,而新兴媒体如何发展内容。 财新传媒的全媒体探索和网易最近提出的有态度新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财新传媒的全媒体运动 去年,《财经》杂志曝出了采编和经营部门集体辞职,开办新公司的新闻,这些人离开后建立了现在的财新传媒,现在已经成为了运营两本杂志、一个网站的全业务媒体集团。 不妨举一个笑话:媒体人和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有什么不同?普通读者拿过一份报纸首先看头版头条,然后顺着各个新闻标题看下去。媒体人拿过一份报纸,首先看的是广告,他会把报纸迅速浏览一遍,嘴里念念有词数着广告的数目,心中迅速对报纸的经营状况、地位做出了简单的判定。 如果今年上半年有人手中有一本财新传媒的《新世纪周刊》的话,他会发现这是一份几乎存活不下去的刊物,每一期只有四五个广告,而且都很不值钱,一看就是拼凑的。实际上,当去年底财新传媒新成立的时候,人们预计它恢复元气至少需要三年,所以最初这种惨象并不出人意料。 可是,如果这个人下半年再拿到一本《新世纪周刊》,他会大吃一惊,每期杂志的广告已经有十几个,并且银行、汽车、奢侈品等高档广告占了很大比例。财新传媒仅仅用了不到一年,就恢复了去年集体辞职前的高峰水平,至少是八成功力了。 更令人惊讶的是,新创办的财新网站流量恢复也很惊人,到现在为止,这个成立不到一年的网站流量已经接近了原来的财经网(并超过了所有其他传统财经媒体办的网站),要知道财经网运营了近十年才达到了现在的水平。与此同时,财新网推出了博客和 sns 系统,依靠它的新闻号召力吸引了一部分高端客户,并具有了一定的粘性。 在不知不觉间,财新传媒已经搭下了全媒体的架子,成为了拥有两份杂志,一个网络,一个社区的全媒体集团。并具有了全媒体打配合的能力,比如即时新闻通过网络传播,优质内容通过杂志发布,用户内容通过博客,而用户讨论在 sns 。一年时间做到这样的确显示了其领导人的眼光和运营团队的执行力。 财新传媒的领导层也是行业内最了解新媒体的人士之一。至今它的主编王烁仍然活跃在网络。在去年 twitter 被封之前,王烁是 twitter 上的活跃分子之一,他的知名度还因为他的一个怪癖得到了提升,那就是有名的老婆推,号称 twitter 老婆推第一人。在别人慷慨激昂为国家大事操劳费神的时候,他却利用 twitter 写他老婆的点点滴滴,将即时发生的家庭趣事迅速传到网上,肉麻得令人牙酸。 如今,各地媒体的记者纷纷上微博炫耀自己,但准确地说,这些媒体都是落伍者,只有在更早的时候了解到 twitter 的魅力,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新媒体的威力,并及早行动。 去年的《财经》(团队还没有离职成立财新)和《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还成为了最早入驻 twitter 的国内媒体。与此同时,他们还是最早推出 iphone 的客户端阅读器的国内媒体,在占领手机终端上抢了先机。 财新传媒比南周、南都更高明的地方在于它的用户粘性政策。请注意这一点:其他的传统媒体还以被门户网站转载为骄傲,而财新传媒却始终坚持把用户吸引到自己的网站上。只有建立自己的网站品牌,拥有了客户忠诚度,才有可能带来市场价值。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它适时地推出了附属博客和 sns 系统,让用户到自己的地盘上来活动、发表意见、讨论。 到目前为止,财新网还无法吸引到广告,但从它的流量和用户来看,显然比其他网站更有可能找到价值定位。 虽然它如今还面临着在几个平台上如何调配采编资源、如何留住人才、如何绕过监管等众多问题,但我仍然大胆猜测,如果在未来的网络时代,传统媒体中还有成功者,那么财新传媒很可能是为数不多的一家,并通过自己的全媒体平台找到一条特殊的路。 网易的有态度新闻 在传统媒体中财新传媒积极向网络靠拢的时候,已经有网络媒体也在按照传统媒体手法操作新闻。 如今的网媒叫喊最多的仍然是营销,各种各样的营销公司遍地开花,帮助企业删除负面贴子,四处张贴广告贴,以及疯狂地炒作,它们的职能都建立在市场制度不完善之上。这个市场已经有了饱和的倾向,有人开始发现,在一段丛林时期过后,网络媒体也会被迫承认新闻真实客观的重要性。 在强调新闻价值时,网易在最近几年走在了探索的前面。 在 2008 年,作为前二的新浪和搜狐说起网易和腾讯时,还带着不屑,认为腾讯只不过是即时通讯公司,网易虽然也有流量,但由于关注游戏业务,导致门户广告占业务的百分之十都不到,几乎可以被忽略。 两年后,腾讯新闻门户依靠 qq 带来的流量不仅冲到了流量第一,而且门户广告收入也迅速上升;暂时忽略了业绩的网易新闻客观性也逐渐显现出来,做出了自己的特色。反而是曾经第二的搜狐已经出现了没落的情形,形势不容乐观。新浪仍然维持着四平八稳的形象,并依靠微博的崛起巩固了人气,它的地位暂时无人能撼动。 这里继续谈网易,因为我对于它的媒体理念和运营更感兴趣,它借鉴传统媒体的操作手法也是四大门户中走得最远的。 关注了最近财经界新闻的人都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一个是国美选战,另一个是阿里巴巴的股权纷争。这两个事件中网易的专题都可圈可点。以阿里巴巴为例,据我所知,在所有媒体中网易第一个发现了阿里巴巴 5 年前融资协议中的条款可能引发股权争执,并率先用“阿里巴巴,十月围城”为题进行了报道。我曾经感慨,网易能够迅速地从公开资料中发现这么大的新闻线索,而其他媒体都视若无睹,可见它的新闻挖掘能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大多数传统媒体。记得在新闻一出,我给一位传统媒体的版块负责人推荐了网易的专题,于是该媒体在第二天跟进了一篇报道,这个媒体的报道在传统媒体中竟然还算是最早的。在这里,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挖掘深度新闻的主将,而传统媒体在深度上也落败了。如果说以前传统媒体还可以说虽然我们传播途径不好,但人才更专业,更能挖掘深度,能会写,那么这次连这层画皮都给扒掉了。 另一个例子则是最近的嫦娥二号发射,其专题的客观性、独特性在任何报刊上是看不到的。 从去年以来,新闻业内对于网易的称赞声越来越响,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网易的新闻在四大门户当中比较理性、有内容。但除了新闻人的理想之外,我想,网易实际上还有一些制度保证,虽然还无法完全避免网络媒体新闻和广告不分家的恶习,但网易通过有意识的设计尽量减少了其中的影响。比如,采编分离原则似乎在内部已经建立起来,即采访的人不能直接上稿,需要发给编辑进行审核修改。其团队的策划能力也已经培养起来。 在写本文的时候,突然发现,网易开始提倡自己是“ 有态度的新闻门户 ”,这或许体现了他们自觉追求新闻客观性和责任心的态度。 网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优质内容和用户量变现,他们似乎正在重视这个问题,并为门户建立了独立的行政架构,但效果还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吸引我的还有腾讯,虽然与其他门户比起来,由于人员经验欠缺,腾讯经常爆出火星新闻,但与两位陈旧的老大哥新浪和搜狐相比,年轻的腾讯有时候又显得冲劲儿十足,经常出一些好的策划。也许没有历史包袱反而成了它的优势,但它目前缺乏新闻主义的自觉性。 MSN空间完美搬家到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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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干部老记者要求新闻自由

前中共高级官员、退休的官方媒体负责人以及老记者、老作家等23人发起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要求结束新闻审查制度,保障言论自由。 这封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援引1982年宪法第35条有关公民自由的规定,激烈抨击中国新闻出版界的现状,指出宪法赋予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的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公开信的23位发起人有原中共高级官员、退休的官方媒体负责人、老知识分子和老作家,包括毛泽东的秘书、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锐、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原中国日报总编辑于友、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等。 *老报人:新闻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铁流本名黄泽荣,是中国知名的资深记者和老作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述了他们发表这封公开信的初衷。他说:“我们国家的新闻一直到今天也不是开放的,仍然是党的喉舌。新闻本来应该是社会的眼睛,现在变成党的喉舌了,因此报道极不公正。近些年来新闻甚至连党的喉舌都不如,变成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铁流介绍说,最近一、两年来,中国连续发生六起警察抓记者、作家的事件,都是因为这些记者或作家的作品侵犯了某些权贵的利益。尤其是报告文学[大迁徙]的作者谢朝平因触犯陕西省官员,而被当地公安从北京抓走的案件轰动了全中国。9月底,谢朝平在各方压力下获得保释后,参与营救的辛子陵、铁流等40余位记者和作家举办餐叙活动,萌发了上书的念头。 *资深媒体人成为要求新闻自由的中坚* 铁流表示,除了23名发起人之外,这封公开信还获得470多人签名联署。他说,这些发起人和联署人的特点值得关注。 他说:“第一个特点是老中青三代,最大年岁是于友,97岁,原中国日报副总编辑。好多新闻界名人、当年新闻界的元老,都参加了签名。岁数小的是22岁,大学生。第二个特点是新闻界签名的大概占了百分之60,包括记者、报社部门主任、出版社社长等等。第三个特点是,签名的百分之90都是中共党员,而且是老党员,有些人的党龄甚至比胡锦涛的岁数还要大。” *新闻法治化,报刊民营化* 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目前实施的新闻出版管理条例以及地方政府管制新闻出版的“执行细则”。 公开信还提出一系列改革新闻出版的具体建议,包括实行追责制,取消强化审批制度的“预审制”;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开放互联网,网络管理部门不得随意删除网上文章;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试点探路,把报刊民营化作为政治改革的方向之一;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港澳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等等。 *中宣部是祸国殃民的黑手* 公开信还建议,“在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提起管理中国意识形态的中宣部,老报人铁流的义愤之情溢于言表,他把中宣部比作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一只黑手”,到处封杀,到处打压,连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言论都敢过滤和删改。 他把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和中宣部长刘云山称为“千古罪人”。他说,领导人的一些愚蠢行为让中国在世界面前蒙羞,刘晓波获奖就是一个明显例证。 他说:“刘晓波这件事就是言论自由的问题,应该说诺贝尔和平奖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授予的,而是胡锦涛给予他的。刘晓波就写了一个零八宪章,就是个言论,你判他干什么,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结果不是别人要颠覆你,而是你自己丑化自己。” 这封公开信10月11号出现在网络上,但是转载公开信的个人博客和网站很快被删除或采取了清理行动。不过铁流证实,直到现在,一些网站仍在转载这封公开信。 *兑现承诺, 落实宪法条文* 中国青年报资深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虽然没有机会在公开信上签名,但他完全支持公开信的观点。他说:“呼吁书写得非常清楚,就是需要把你的宪法条文落到实处,不要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是一纸空文。中共建政已经60周年了,你向人民承诺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在哪儿呢?” 李大同曾经是中国青年报著名时事评论栏目“冰点周刊”的主编,他2005年因刊发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袁伟时的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被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定性为“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于2006年受到撤职惩处,冰点周刊也因此而停刊。 中国政府对于新闻言论自由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不久前中央政府驻香港的中联办宣传部门负责人对香港记者表示,当社会秩序出现危机时,协助政府执行应急措施是媒体的首要责任,监督政府则是第二任务。香港记者协会对此提出反驳,说这种概念与国际社会公认的普世价值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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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国人大要求新闻言论自由公开信原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一条文28年不兑现,被党政机关制定的“执行”细则所否定。这种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假民主,成为世界民主史上的丑闻。 2003年2月26日,胡锦涛主席上任不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民主党派人士举行的民主协商会上,明确地说:新闻解禁、开放人民舆论阵地,是社会的主流意见和诉求,是正常的,要以立法形式解决。共产党自身不改革,不改造,就会失去生命力,走向自然消亡。 2010年10月3日美国有线电视台CNN播出了访谈节目主持人法瑞德.扎卡利亚对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专访。温家宝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言论自由对任何国家都不可或缺;中国宪法赋予民众享有言论自由;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不可抗拒。 根据宪法和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讲话精神,我们仅就兑现言论出版自由之宪法权利方面陈情如下: 关于我国言论出版自由的现状 我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名义上“当家做主”61年,但我们享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竟不如回归祖国前的香港,即不如殖民地居民。回归前的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女王政府任命总督管理这个地方,但港英当局给香港居民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空头的,纸面上的,是落实的,兑现的。 1949 年建国,人民欢呼解放了,当家做主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直到今天,建国61年,搞了30年改革开放,我们还没有得到香港人殖民地时 代就有的言论出版自由。现在有些参政议政的书籍,要拿到香港出版,这不是回归祖国的福荫,是沿袭殖民时代的旧法。大陆人民的“当家作主”地位实在太窝囊。 国家宣称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实在太尴尬。 岂止普通公民,连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最近李锐遇到一件事情:不久前《周小舟纪念文集》出版,原来收进了李锐1981年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纪念周小舟的一篇文章,但出版的书中没有。周小舟夫人打电话向李锐解释:“北京通知,不能用李锐的文章。”连1981年发表在党报上的旧作也不让收进文集,真是荒唐至极!李锐说:“这算什么样的国家?!我大声疾呼:新闻必须自由!扼杀公民的言论自由是完全违法的!” 岂止高级干部,连国家总理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2010年8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深圳发表题为《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国家才有光明前途》的讲话。谈到 “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新华社 21日通稿《开创经济特区的美好明天》,把温家宝讲话中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删掉了。 2010 年9月22日(美国当地时间)温家宝总理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进行座谈,再次强调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温说:“关于政治体制改 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温家宝随后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 6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表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其中也谈及了政治体制改革。 9月23日(北京时间)晚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以及 新华社通稿报导这些活动时,只报导了温家宝谈及海外华人的处境、海外华文媒体的作用等内容,提及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都被过滤掉了。 这些事情,如果追究责任,绝对查不到具体人,这是一只看不见的黑手。他们自知理亏违宪,通常以电话通知某人的作品不能发表、某事不能见诸媒体。打电 话的官员不留姓名,叮嘱执行者为其保密,但必须执行他的电话指示。这只看不见的黑手就是中宣部。现在是中宣部凌驾于党中央之上,凌驾于国务院之上。试问中 宣部有什么权力封锁总理的声音?有什么权力剥夺全国人民对总理讲话的知情权? 我们的核心要求是取消审批制,改行追惩制。把宪法第35条言论出版自由变成可望而不可及的墙上画饼,是经过《出版管理条例》等具体执行细则来完成的。这些执行细则,为而言之就是深文周纳的审批制。有数不清的清规戒律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审批制,已成为当务之急。 建议全国人大立即着手制定新闻出版法,废除《出版管理条例》和地方当局管制新闻出版的那些条条框框。落实宪法第35条给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从体制上看就是从党政机关直接控制到媒体相对独立,从“党的喉舌”转变为“社会公器”。因此,新闻出版法的立法基础必须是实行追惩制,而不能再以“加强党的领 导”的名义强化审批制。 所谓审批制,就是出版物在出版以前须经党政机关的审查,批准了你才能出版,不批准出了就是非法出版物。所谓追惩制,就是出版物不必 向党政机关报批,总编辑通过了就开印,出版发行完全自由。出版后如有不良后果和纠纷,政府再介入,根据法律判断是非对错。 世界各国新闻出版法制的发展,走的是由审批制向追惩制过渡的道路。无疑,追惩制比起审批制是一个历史性进步,对推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社会和谐历史进步起了伟大的作用。英国 早在 1695年即废除了预防检查制。1881年法国废除了预防检查制,报纸、刊物出版前的手续仅仅需要一份简单的声明,由报刊领导人签署,邮寄共和国检察院即 可。我国目前实行的书报审查制度,比英国落后315年,比法国落后129年。 我们的具体要求: 一、取消媒体的主管单位,由主办单位独立负责;真正落实出版单位的社长、总编辑负责制。 二、尊重记者,树立记者 “无冕之王”的社会地位。记者报道群体性事件,揭发官员贪污腐败,是为民请命的神圣事业,应受到保护和支援。立即制止某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随意抓捕记者的违宪行为。追究谢朝平案的幕后操纵者,渭南市委书记梁凤民必须下台,以申党纪,以儆效尤。 三、取消限制媒体跨省进行舆论监察的禁令,保障中国记者在全中国领土上采访报道的权利。 四、互联网是社会资讯和公民意见的重要交流平台,除确实涉及国家机密的资讯和侵犯公民隐私的言论之外,网路管理部门不能随意删除网帖和跟帖,取消网特,取消“五毛党”,取消对“翻墙”的技术限制。 五、党史无禁区,中国公民有权知道执政党的罪错。 六、允许《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改制为民营报刊作为探路试点。报刊民营化是政治改革的方向。历史的教训是:施政者与评议者高度一体化,政府和媒 体都姓 “党”,自己搭台唱戏,自己鼓掌喝彩,是很难和民意沟通实现正确领导的。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大陆所有的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从来没有反映过真实的民 意。党和国家领导人耳边听不到不同的声音,就既难发现、更难纠正正在发生的全局性的错误。执政党和政府拿纳税人的钱办媒体为自己歌功颂德,这在民主国家是 不允许的。 七、允许已经回归中国的香港、澳门的书籍报刊在大陆公开发行。我国加入了WTO,在经济上已经融入世界,企图在文化上闭关锁国,是违背改革开放的既定方针的。港澳文化是送上国门的先进文化,观之于港澳报刊书籍备受群众欢迎而益信。 八、转变各级宣传部门职能,由制定多少个“不准”,转变为保障资讯准确、及时、畅通;由帮助贪官污吏压制封锁批评揭露的稿件,转变为支援媒体对党政 机关发挥监督作用;由封报刊、撤总编、抓记者,转变为对抗强权,保护媒体和记者。宣传部门在党内、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要做几件好事恢复名誉。在适当的时 机,可以考虑宣传部更名,以符合世界潮流。 发起人(23人): 李 锐(前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顾委委员。) 胡绩伟(前《人民日报》社长、总编辑,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新闻学会联合会会长) 江 平(原政法大学校长、终身教授,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 李 普(原新华社副社长) 周绍明(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钟沛璋(原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王永成(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欧洲科学、艺术与人文研究院通讯院士) 张忠培(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原院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 杜 光(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郭道晖 (原《中国法学》杂志社总编辑) 萧 默(原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所长) 庄浦明(原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胡甫臣 (原中国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张 定(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 于 友(原《中国日报》社总编辑) 欧阳劲 (香港《太平洋杂志》总编辑) 于浩成 (原群泷出版社社长) 张 清(原中国电影出版社社长) 俞月亭 (原福建电视台台长、高级记者) 沙叶新 (前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现为回族独立作家) 孙旭培(原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 辛子陵(原国防大学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 铁 流(民刊《往事微痕》总编辑) 截至10月13日北京时间下午,签名的人数已达47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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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出版署近日出台文件,把电子书行业纳入新闻出版的管辖范围。虽然有中国商家表示,官方这种管理意见的出台会使电子书产业得到规范,但倡导言论自由的人士担心,官方会对电子书的内容进行严格政治审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有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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