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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近日表示，6月中旬各地将陆续出台阶梯电价调整实施方案，7月1日起全国全面施行。尽管围绕电价调整各方议论纷纷，但《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调查发现，。长期以来，相对于煤炭等燃料成本的快速上涨，国内电价水平始终处于人为抑制状态，发电企业也因此丧失持续发展能力。而且，实行居民阶梯电价，主要针对的还是那些高耗能用户，对平常百姓来说影响不大，一味抑制电价上涨不利于提升居民的节能意识。 10年间煤价涨幅远远高出电价 电改10年来，包括石油、煤炭在内的一次能源价格快速上涨，这是电改之初所未料到的。以上市公司“华电国际”公布的数据为例，2000年—2010年，该公司发电用煤平均价格从每吨227元上涨到799元，而发电售价仅仅从每度0.335元上涨到0.410元，10年间煤价涨幅比电价高10倍以上。 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高级工程师吴疆说，考虑到煤炭价格的上涨，中国虽然也像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公布了“煤电联动”价格传导的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政府有关部门却一再人为滞后。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以来，中国的煤炭价格追随国际市场出现了2.5倍以上的增长，而电力销售价格仅仅增长了大约30%至40%，电价增长幅度只有煤炭涨价幅度的15%左右。 “多煤少油贫气”的资源国情决定，长期以来中国电力70%以上装机、80%以上电量来自火电，而火力发电的成本中60%至70%为煤炭燃料成本。但厂网分开之后，中国的电力企业更加分散也更加独立，在巨大压力之下竞争意识更加强烈。近10年以来，通过不断内部挖潜提高效率，全力消纳了上述成本压力，保障了电力供给，履行了社会责任，但同时也在被迫透支着未来。 湖南省电力公司交易中心主任李湘祁说：“现在，电价被当成国家调控CPI的手段。湖南工业电价调过多次了，而居民用电5年多没涨价了，一直还是5毛多。这一次阶梯电价调整，居民要承担涨价与节能减排的责任。” 长期研究电力体制改革的长沙理工大学副校长叶泽说，这次居民阶梯电价调整，以居民现有承受力，应该“不在乎”。按国际标准算法，国内居民电价应涨到9毛钱。政府为照顾百姓利益，每年交叉补贴2000多亿元，但居民认为没有得到实惠。实际上企业高电价，转嫁到了产成品，使工人工资空间缩小，最终还是让百姓间接承担了。“现在是政府好心办坏事，反而造成更大损失，这是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道理。该涨的就是要涨嘛。但不说清楚，就会引起社会非议。”叶泽建议，电价按成本核算后，政府可以现金形式补贴困难户，把暗补变成明补。 扭曲电价让发电企业“失血”过多 当前，中国电力的发展水平不可谓不先进，但电力行业却快要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因为，发电企业“失血”过多，“造血”功能紊乱。 据电监会吴疆介绍，目前，中国火电厂二氧化硫排放标准已高于欧盟等发达国家，单位火力发电量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已经下降到2.8克/千瓦时以内，自2009年起既已开始优于美国3.4克/千瓦时的水平。 从供电煤耗来看，截至2011年底，中国供电煤耗下降到330克/千瓦时、发电煤耗下降到309克/千瓦时，已经进入世界比较先进的水平。上海外高桥第三电厂的两台百万机组，更是创造了276.02克/千瓦时的世界最低供电煤耗的新纪录。 但如此成绩背后，却是五大发电集团身陷财务高风险区，资产负债率高达85%，企业资产结构失衡，持续经营后继乏力。吴疆认为，中国大型发电企业资产结构不良、难以持续经营，核心原因在于发电领域形成多元竞争的市场格局之后，电价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长期人为抑制电力价格的正常增长，使电力企业无法正常营利，失去自我造血能力。 一是长期人为抑制电价，电力行业为上游产业埋单。2002年五大发电集团的发电成本仅为1133亿元，到2010年已经达到5436亿元。推动发电成本上涨的首要因素就是煤炭燃料成本。2006年—2010年，五大发电集团燃料成本增加264%、发电成本增加230%，但同期上网电价仅仅增加117%。放任煤炭等上游产品涨价，而长期人为抑制电价增长，在全球范围一次能源大涨价的背景下，相当于让电力行业为上游产业买单。 二是长期人为抑制电价，电力行业为金融行业打工。面对厂网分开之后随即到来的新一轮的“硬缺电”，五大发电集团作为央企的首要使命，就是尽快投资新项目提高发电供给能力。在电价被长期人为抑制、权益性融资不给力、甚至折旧都已悄然打起折扣之际，债务性融资基本是唯一的选择。 三是长期人为抑制电价，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失衡。电力销售价格由上网电价、输配电价及有关基金附加等组成。2010年，上网电价只有2003年的137%，而输配电价则是2003年的148%，这说明上游一次能源涨价的压力，绝大部分都是由发电企业来承担的。电网企业除了2009年、2011年两次被拖延联动以外，其销售电价基本都是与上网价格同步调整的。在这样差异化的电价机制下，中国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逐渐分化失衡，2002年至今电网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基本稳定在60%至65%之间，而发电企业则从65%左右急剧攀升到85%，投资收益下降而风险显著增加。 四是长期人为抑制电价，电力行业为全社会做奉献。环保减排、清洁发展是近年来中国电力调整结构的基本方向。目前，执行的脱硫补贴从0.013元/千瓦时到0.020元/千瓦时不等；未来还将推行的脱硝补贴初步测算为0.01元左右/千瓦时。中国电价中的可再生能源附加几年来不断上调，如果再算上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等政府性基金及附加，目前中国借电价征收的各类补贴已达0.05元/千瓦时、千亿/年的规模。但在政策执行中，由于补贴标准滞后、额度不足(例如脱硫补贴、脱硝补贴)，或者补贴支付滞后、覆盖缺漏(例如风电补贴、电网接入补贴)，先行响应国家政策导向的电力企业往往成为鞭打快牛的先烈。 吴疆认为，中国电力企业目前阶段的高资产负债率绝非“跑马圈地、盲目扩张”这样简单。与世界电力企业相比，中国电力企业的所谓高资产负债率本身根本不是问题，折射出的恰恰是人为压低电价、限制电力企业正常收益的政府管制问题。煤电联动在执行中的人为滞后，并非联动政策本身的问题，而是配套的税收、补贴政策缺位的表现，是中国政府部门习惯抓企业、不善管社会的表现，是中国公共治理领域思维不系统、政策“跛足”、宏观调控缺乏“组合拳”的表现。 年出栏400头猪的大唐湘潭电厂 说到微利甚至亏损下的钢厂“养猪”，大家都深表无奈与同情。而大唐湘潭电厂年出栏400头生猪的故事，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大唐湘潭电厂简陋的招待所，记者品尝了味道鲜美的炖猪手。而且，电厂职工最引为自豪的是分过一次无公害鲜猪肉。然而，猪肉再香，也掩饰不住电厂厂长赵云辉一身的疲惫。 作为大唐湘潭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的总经理，赵云辉仍在城头苦苦坚守。城墙内，他要稳定住1300人的职工队伍。现在，由于电厂持续亏损，来电厂应聘的名牌学校学生变得罕见了。而发电企业是技术密集型企业，赵云辉担心“当哪一天发电企业的春天来了后，没有人来种植春天的花朵。” 2011年，大唐湘潭电厂亏损3.79亿元。今年前4个月，尽管煤价趋稳，但由于负荷率不到10%，亏损仍有5900万元。今年，湖南水电来峰偏早，加上用电需求放缓，电厂4台机组、180万装机中，只开了一台30万千瓦的机组。虽然电厂资产负债率100%，越发越亏，但政府不让申请停业，财务费用、人工工资、折旧照样发生，不发电更亏。 “现在的电价不是一个真实的电价，很多企业的盈利是电力企业的亏损送给的。这也逼得发电企业不去干发电企业的活，跑去开煤矿、修铁路。”而养猪，是赵云辉此前在株州电厂搞房地产的延续。“我们现在养猪，每年出栏400多头生猪，还自己种菜。当然，这事从厂网分开就开始了，只是没现在规模大，当时并非因食品安全问题。当电厂被逼无奈做这些时，这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哪里？照此下去，没有火电的继续投入，明年后年全国可能还会拉闸限电。” 现在，有人说电力行业工资要降下来。实际上，工资福利只占电厂成本的1/40。前几天，电厂开了一个工会组织的会议，总经理要做表态性发言，无非说保证员工队伍稳定，保障薪酬。而市工会要求集体协商工资，年工资必须有3%-6%增长。但国资委要求亏损企业不能涨工资。 “原来菜价几分钱一斤，现在几块钱一斤。我们拿的是绩效工资，照此下去真担心管理层也会流失。”赵云辉说，“电是商品，不是福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哪种商品都比电价涨得快。国外居民电价普遍高于工业电价。作为刚性需求的粮食、蔬菜价格上来了，而同样为刚性需求的电为何涨一点这么难！” 发改委能源研究所顾问周大地也认为，当前电力价格总体偏低，价格没有反映需求，致使高耗电产业都跑到中国来了。目前，整个电力行业，特别是五大集团亏损或微利经营是不可持续的。 来源：经济参考报

红人加藤 ”混“在中国 “所有活动取消了。” 6月8日中午，加藤给我发来短信。这意味着他的“西部高校行”活动遇到了难题。按照计划，这本是他在中国的告别演出，两个月后，他将离开这个生活了9年的国家，去往下一站美国。我回复道：也好，这下可以名正言顺给自己放个假了。 很快他打来电话，情绪低落。显然，这样一种告别方式让他难过。“很遗憾，我本来准备在最后那场讲座时大哭一场的，”他说，“但是现在没有机会了。” 半个月前的南京，他在回答一个读者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提问时，谈到年轻人应该多一些渠道了解历史。这个答案没能让在场的一位女听众满意。很快，一篇《致加藤嘉一，也致困惑的年轻人》以及针对他的愤怒情绪在网上如病毒般四下蔓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的日本人”的标签贴到了他身上。在甘肃省教育厅的直接干预下，加藤对甘肃农业大学的访问被“坚决制止”。连带的一系列反应，终于导致“西部高校行”泡汤。 “你知道我的立场。”他有些委屈，“要是我一直否认或者质疑南京大屠杀，那你说我能走到今天吗？” “但听众也许只关心你回答‘有’或者‘没有’。”考虑到他的糟糕情绪，我尽量压抑住一些调笑他的想法。 他却颇为沮丧，甚至产生了一些幻灭感：“我在中国的9年就像泡沫。”在过去的无数场合，类似的“敏感问题”他被问过很多次。他自评表现得不错，“一直没有回避过问题”。“你越做越觉得自己不会失控。”同样的问题永远有人在问，当关卡一遍遍重复，冲关者的神经难免麻木。 我想起他说过“中国人最烦日本人说教”，显然这回他没忍住。中国人更习惯外国人彬彬有礼，宾主一团和气。但如若不是那些超越和气的言论，加藤就不是今天的加藤了。 “我是日本人” 每次机场入关，加藤注意到，中国海关官员似乎对他比对旁人要多点兴趣。 “您这次来是做什么？”护照递进窗口，玻璃里面的人盯着电脑屏幕像是一激灵，猛然发问。 “我——是来促进中日友好的。”加藤稍作迟疑，狡猾地答道。 “哦，这样……”海关官员拿捏了一下这个虚头巴脑的回答，又问：“那么这次呆几天呢？” “不好说。” “为什么？” “因为贵国计划赶不上变化啊！” 日本人习得的这套中国太极屡试不爽，两人相视一笑，加藤便被放过关去。“其实他们对外国人一般是不问的，”加藤说，“我觉得屏幕上可能有个什么东西，肯定不是黑名单，不过大约也是‘需要关注人群’一类吧。”不少人怀疑他是间谍。“你见过到处接受采访的间谍吗？”他反问。 中国人的议论并非没有理由。5月7日，加藤从美国参加一个会议回到北京，跟我在好运街喝完一杯扎啤，已是深夜11点。“我要去见使馆的人，”他忙着告别，“得跟他汇报下参会的情况。” 在加藤的文章和访谈中，常能看到他有意无意透露跟中日双方的“有关部门”都很熟。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加藤的导师朱锋就曾批评过他“爱吹牛，说大话”。“这是一种保护。”他说，“我说大话是有根据、有战略的，你们不要随便欺负我。我肯定不是随便说我认识薄熙来，不然恐怕早有人‘搞’我了吧。” 我曾看到加藤在日本电视节目上的表现，毕恭毕敬，甚至唯唯诺诺。那个在《锵锵三人行》上翘起二郎腿指点江山的加藤完全不见踪影。他很清楚在相隔一个时区的两个国度，举止言行也得像拨时针一样作出调整。“我并不爱中国”，他说，“爱上的话，我就死定了。我不是大山（演员）那样的老外，保持距离是我的底线。” 如果中日必有一战，你支持哪边？——加藤常被问到这个问题。“诸位，我是个日本人。”他顿了顿，眼神变得严肃冷酷，又重复一遍：“我是个日本人啊！” “我没勾引啊” 2009年，新疆“7·5”事件后，加藤接到一个民族问题智囊机构的会议邀请。在此之前，他写过一篇《中国民族政策的下一步》发表在FT中文网上。 “我说领导，其实，中共在这个问题上的落脚点是很清楚的，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身份证里把‘民族’两个字去掉，不能是别的，绝对是对的！”在被问到“如果是你怎么办”时，加藤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回答。“一定相信我，没错的。” “你看哪一个国家是最像贵国的，哪一个国家是你们最希望成为的？毫无疑问，美国嘛。美国难道没有民族问题吗？他们的问题比贵国严重多了，贵国绝对不是个另类啊。人家怎么搞的？你不管是外地人外国人还是外星人，都可以享受同样的权利但要承担同样的义务，这才是平等公平的民族政策。美国做到了，贵国为什么做不到？ “现在民族问题来源在哪里？汉族对少数民族不满，因为他们从小享受特权，考试加分；少数民族也不满，他们不会汉语，找不到工作。所以现在最重要的，不管是什么民族，他的起点应该是平等的，取消掉那些特权，让他们学普通话。在身份证上去掉‘民族’，不要把民族等同于身份，它不过是个户口的东西，去掉它。” 与会者点点头：“这个问题，动起来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话音未落，加藤已经起身开始收拾文件。“抱歉领导，我有点事，得先走了！” 他承认自己是故意的。“人家是部长级的干部，我在他听到最高潮的时候走掉，很少有人会在他面前这样吧？他会觉得这个人很不一样，很牛逼啊！他赶紧上来拉住我要手机号，我知道这样肯定会有下次的。” 我开玩笑说，这是在勾引。他摆出一副无辜样子，“我没勾引啊……那我跟你说，我是个外国人，人家地位比我高，什么都比我大，那我靠什么？我只能靠我的逻辑，我的素材，甚至是对场地的支配——你必须让他觉得这个人有魅力！你不能光靠逻辑，中国现在好的观点太多啦，但是你给他制造一种失落感，那就不一样了。” 2012年1月，《学习时报》发表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常务副部长朱维群的《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文中写道：我个人倾向于将来居民身份证中取消“民族”一栏，不再增设民族区域自治地方，不搞“民族自治市”，推行各民族学生混校。 入乡随俗 对于想要认识的人，加藤的古怪招数还有很多。某人去厕所，加藤跟在后面——哎你好你好！会场里，某副部长衣服挂在椅子后面，他故意走过去把衣服碰掉，——啊，对不起对不起！——噢，加藤君！“这种事情很重要。”他说，“其实就是搭讪，但这需要魄力。细节决定成败啊。”我问他从哪学来的这套，他两眼一横：“没学过啊，哪里学？我觉得这方面我可能是有天赋的吧，天生就会这个。” 加藤喜欢中国的饭局，因为总能认识一些新的人，他们会给他带来一些行业内幕，这些都将是他下一次写作或演讲的素材。而中国人的热情也并非没有理由，一个来自日本的名人出现在饭局上，会让东道主感到“很有面子”。而他对热点问题的点评，又总是能精准地抓住人们的目光。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微博上只有3件事：吵、闹、搞。”他喜欢用日本人中意的数字3来概括自己的见解，“我对中国的未来有3个判断：没有信仰的公民，没有共识的社会，没有蓝图的改革。”听众屏气凝神，饶有兴味地聆听他对时弊犀利的点评。这些观点算不上新鲜和高明，但一个外国人以流利的汉语和自信的口气说出来，多少总比那些普通话也讲不清楚的学究更具观赏性。 “西方记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这么受中国人喜欢。”他洋洋得意，“因为我知道他们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纽约时报》老说这毛病那毛病人家是不爱听的。你看中央的讲话——‘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要学会入乡随俗。” 加藤在公共场合的表达语态是保守的，听他在讲台上以一种过于流利的语速高谈阔论时（他少有语误，几乎不打磕巴），我有时会想起那些央视评论节目里谁也不想得罪的嘉宾。出于对中国政治的解读，《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是他每天必看的，显然受到了一些影响，以至于“在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的大环境下”这类表达都能随手拈来。 “你说话很像长辈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演讲时，一位与他同龄的提问者委婉地调侃他。 长期关注他的同济大学学生周阳说，“加藤跟韩寒的区别，可能是前者说了50%而后者是70%，差的那20%可能是语气，或者是一些感性的东西。但就是这点差别给我的感觉是，加藤出于害怕而保留，但我不知道他在害怕什么。”他则抱怨学生们没有仔细听。“不要放弃的是希望，不要忘记的是绝望。”他一字一顿，但台下反应冷淡。没有人为他这句苦心设计的警句鼓掌，这让他有点痛心，“因为他们不知道前途是绝望的。” 但在私下里，哪怕是演讲的互动环节，他就会放开很多。在中央财经大学的演讲提问中，学生们问到“十八大”和台湾问题，他很兴奋，甚至提到“两国两制，这就是事实”。“没人找我麻烦。”几天之后我问候他“别来无恙”，他表示毫无压力。“因为那是互动，别人问到我才说的啊。”他再次露出狡黠的微笑，“要是我在演讲中间提，那就死定了。” “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在一次媒体人的聚会上，我听说FT中文网给加藤的专栏稿酬为每篇两万人民币。当我当面向他求证时，他颇有些愤愤然：“我告诉你，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篇500元！” FT中文网是加藤最重视的发言阵地，因为“会被中南海里的人看到”。“人脉就是这样扩大的。”他说，有些官员会因为在这里的文章而找到他。截至2012年6月7日，加藤在4年时间里共撰写文章168篇，算得上是这里最勤奋的作者之一。所涉话题从四川地震到薄熙来，从“左右派”到地沟油，不一而足。 加藤曾同时是《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的评论撰稿人。在中国的舆论分野里，这样的现象并不多见。有人直斥他“两边倒”，“左右投机”。但他表示自己既非左派亦非右派，“我认识很多人，但我不混任何圈子。我不排斥任何派，上下左右我都掺和。” 2009年，《环球时报》筹划“60周年系列评论”。此时加藤已有了一定知名度，编辑部打通他的电话，想请他写第一篇，主题是“强调中共体制的优越性”。 说到此处，加藤诡谲地一笑。他委婉地表示能否做下调整，对方仍然坚持。经过协商，最终确定的标题叫“否定体制不是中国民意主流”。这个拗口的名字让他想了很久，后来发现他还是说错了两个字。 与中国官员和官方媒体走得近成为加藤在日本国内被质疑“为中共代言”的主因。早年他回日本去电视台做节目，负责人很警惕地给他出了道题：“当代世界的主流是自由民主还是共产主义？”据说此题用以检测他是否“在红色中国被洗脑”。 “你不跟他们打交道怎么了解这个体制呢？”他反问，“我为什么要给《环球时报》写文章，因为他们会给我‘提供思路’，这些‘思路’往往能让我了解一些内幕。我会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他们就说现在有这么个情况，敏感时期，上级布置了一个任务……这样我就了解了。” 日本问题学者余一（化名）回忆加藤刚来中国时与他相见的情形。“我觉得他不同于普通日本年轻人，求知欲很旺盛，对社会有自己的见解。”他把加藤介绍给国内一家新闻杂志，“我一直对他很器重，相信他这样的年轻人，能为中日关系的好转做一些事。” 加藤其后的涉猎显然远远超出了余一的设想，他更有兴趣去谈论“中国的未来何去何从”之类宏大问题。但加藤在中日两国的专栏里的一些表现，让余一对他感到失望。比如在钓鱼岛问题上，加藤的日文文章呼吁“全体国民保卫钓鱼岛”，但在中文专栏里，措词则变成了“双方各有各的立场和说法”。 “他的立场作为日本人没有问题，”余一说，“但是一个以写作、演讲为部分生活来源的人，应以公正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不能在日本说日本人爱听的话，来到中国，就说中国人爱听的。” 以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要求加藤显然有些苛刻。两年前接受我的采访时，加藤说他的理想是一名政治家。“你不能光讨好某一派。各种人的支持你都需要，这样才不会被人抛弃。” “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复旦大学校内的咖啡馆，过往的女生抛来景仰和害羞的眼神，窝在沙发里的加藤不时抬眼观望，显然不愿错过与粉丝四目相对的机会。 他在学生中的号召力让人惊讶。在5月7日后的两周内，他在京沪两地的大学里开了5场讲座，场场爆满。两个南通的大学生，每周二坐两小时长途汽车来上海，只为听他在复旦新闻学院开的一节选修课。年轻人对偶像的崇拜让人心疼，很多被选中的提问者一脸幸福茫然地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问：你为什么这么成功…… 在中国，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里恐怕没有几人能拥有如此人气。“印象深刻是这个人的感染力，”《环球时报》编辑谭福榕说，“跟他聊天你会感觉很大的气场，他指导了一切话题的走向。”媒体爱说他是“日本的韩寒”，他不喜欢。“我不跟任何人比较。”有朋友试图撮合他跟韩寒搞个对谈，他拒绝了。但访谈中聊到兴之所至，他也会说：“我比韩寒高啊，而且高很多呢！” 他的最新一本书叫《致困惑中的年轻人》。跟那些励志书一样，封面上的他玉树临风，志得意满。编辑的推荐语是：日本在华最具话语权专栏作家首部奋斗智慧书。加藤嘉一与你促膝深谈：年轻人该怎么活，怎么学，怎么奋斗！在讲座去程的出租车里，我从包里拿出一本《致困惑中的年轻人》。他有些好奇地说：“呦，我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本书呢。”我递过去，他连连摆手，那眼神就像见到丑陋的新生儿心生厌恶的父亲。“不用不用，我从来不看我的书。” “最近我出了一本烂书。”在讲座中，这本书被当作奖品送给提问者。当他给学生们亮出样书时，他总这么说。观众席里出版公司的编辑就坐我旁边，冲我苦笑。 图书编辑跟我抱怨，加藤一个劲催他们推进促销活动。这表明他很关心销售情况，毕竟关系到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也是他在中国受欢迎程度的晴雨表。 “著作”并不是个让他愉快的话题，因为他觉得那些书都不够好。“最好的部分都被删掉了，比如谈论体制、民族，或者台湾、西藏。” 在过去5年里，他在内地共有7本书面世。但他最得意的那本《爱国贼》，反思极端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崛起，没有获准在大陆出版。“曾经协商过，他们让我把书名改成《爱国的准则》，我没同意。” 毫无疑问，他的新书会被摆到“励志·成功学”一类书架上，这一主题恰恰是他所不屑，至少他曾反对过。谈及此书，他纠结的表情隐晦地表达了对自己的不满意。 无论如何，加藤已经成为某种象征。每天，他都会收到很多邮件让他“滚回去”，当然也有不少求助的来信。年轻人向他倾诉成长中的苦恼，“加藤先生我要不要入党？”学生家长忧心忡忡地问：“我的孩子是不是该出国留学，像您一样？”或者“您觉得留学是去美国好，还是日本？” “在他们看来我是个成功人士，”加藤说，他认为在这些纯操作性的问题面前，中国家长束手无策，表明他们缺乏自信，而国内的教育环境则让他们丧失希望。“我知道他们很想让我说：‘对，应该留学，去美国。’只要我一点头，他们会马上去做。” “这是我想要的状态” 每次讲座结束，只要时间允许，加藤都要在现场滞留很久。他说自己在网上名誉欠佳，在现实中就得对粉丝们好一点。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将他围住，他们的提问如告解般小心翼翼。只等加藤一开口，他们就会露出得到安抚的表情。 加藤有些不好意思，报之以日本人特有的羞赧。“但这是我想要的状态。”他说，“我希望我在年轻人面前是一个值得追随的存在。”有时他也会摆摆架子，斥责那些不得要领的提问者：“我要让他们觉得既亲切又严肃。” 他很自信自己的口才，和对讲座现场的掌控能力。走进大学的频率和人气让他自豪，并有意无意与其他公知做比较。“比如某某某，他的书很好，但演讲就不那么好。”这位躺枪的公知对加藤的评价是：“加藤的耐力和语言能力都很好。但人的精力有限，还是应该专注于一些领域。” 大学校园里的主体90后，却让他感到有些压力。“不好伺候啊，说得不好他们马上就不耐烦。”台下的风吹草动他都很在意。“手机关一下。”“最好不要聊天。”或者干脆沉默几秒钟，一脸愠色逼视那些不恭的观众。这可以理解为日本人对秩序和礼貌的强调，不过对于一个演讲者而言，这多少有点神经质。 在外交学院的嘉宾休息室里，几个学生记者围住加藤采访。他说到也在反思自己是否适合从政，一位女生随口附和道：是啊，我也觉得你可能不大适合。深深陷进沙发里的加藤突然直起身板，“谁说我不适合？”他怒目圆睁，直视那位被吓呆的女生。“你等着，我会用行动证明给你看。”听上去简直有点像恐吓了。之后女生又提了一个问题，似乎想寻求两人间的和解。加藤大声打断她：“作为一个长辈，我不得不指出你的问题太愚蠢。”看样子“长辈”的自尊受到了一些挑战——虽然人家只小他几岁。 很难说这到底是自卑还是自大，抑或是硬币的两面。事后他承认自己有些失控。“我就是‘菊花与刀’啊！”他哈哈大笑，所有的矛盾与纠结，似乎都可以用60年前美国人对大和民族的总结来解释。那本书是他来中国之后读到的，也许让人难以置信，这个在中国言论市场上著名的“第三眼”（其FT中文网专栏名），人生的第一本课外书竟是2003年来中国之后读的。 来中国之前的加藤堪称悲催。一个底层的家庭，一个事业失败的父亲，为躲债不停搬家，最多的时候一年搬了二十多次，“比中国农民工搬得还多，你让我哪来安全感？”他总是学校里的新人，日本小孩也欺生。个头高，好出风头，外地人，作为在群体中被孤立的理由已经很充足了。冷落和排挤，恰恰戳中了自尊的加藤的痛处。某次拖鞋里被扔虫子后他动手打了人，而他的怒吼听起来却更像是哀怨：你们联合在一起不理我，你觉得这样对吗？你觉得这样的日子快乐吗…… 他对黑社会并不陌生，不择手段的黑道规则亦见怪不怪。9年前登上飞机离开日本时，他只觉得自己是祖国的弃儿。连他自己都未想到，多年后去一个崇尚“白猫黑猫论”的国度闯荡，竟一路顺风顺水。那些曾让他身陷囹圄的黑势力在异国他乡，便是酒桌上要与他握手“做兄弟”的人。 “我坦白告诉你，”他语气神秘，“把我介绍给黑帮的全是官员。”他说在中国最信任的人就是这些黑道的朋友，因为他们“简单直接”，具有“武士道精神”。在东莞的一次政警学商头脸阗凑的饭局上，某位神秘身份者表示读过加藤的文章，“崇拜得不得了”。他邀请加藤作为嘉宾出席他们的“例会”。在那里，几百号兄弟要听他“讲两句”。 “在当前这么一个复杂特殊的发展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的正义，为了纠正社会的不公，我觉得中国需要一批协调的、缓冲的一些组织团队。希望阁下你们以合理合法合情的方式，为社会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他用一种庄重和喜感混杂的口吻复述那段话，完后便像个恶作剧的少年般冲我大笑起来。 “我感谢中国，它给了我自信。我很清楚如果不是此时此地，那么事情就是另外一种样子。”接受完咖啡馆的采访，加藤回到在复旦第一宿舍的住处。说这番话时，他靠在躺椅上，若有所思地品尝一种巧克力。零食是他给自己的奖赏，也是给童年的补偿。“吃这种东西的时候感觉很幸福，非常幸福。” 窗外是让人安静的欧式老楼屋顶，落日余晖穿过颀长的水杉潲进窗台，光影斑驳变幻。3天后，他将赴南京先锋书店为新书签售。在那里，有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在等着他。 （实习记者乔芊、王悠、王杨卡佳对此文亦有贡献） 不该放弃的是希望——对话加藤嘉一 “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先锋书店事件 人物周刊：之前想过自己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状况吗？ 加藤嘉一（下称“加藤”）：我一直还是很自信的，一直觉得这个问题自己处理得不错。我太相信自己的控制能力和支配能力了。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场，尤其是涉及到中日间历史，包括钓鱼岛这样敏感的问题上，会有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么久了，现在才有，算是运气很好了。 人物周刊：重新来过你会怎么说？ 加藤：首先，我会这样说，如果我说“南京大屠杀”，那我就回不去日本了。如果我说“南京事件”，我应该就在这里呆不下去了。所以我会说，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这个说法中方日方都能接受，这是我的智慧，对吧。当年在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日本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地、低调地、谦卑地面对，尊重中国国民的民族感情，才能够友好地相处。我始终对名古屋市长的说法是有意见的，我已经公开地批评他。但是，至于当年在南京到底死了多少人，死的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应该好好地动员中日双方历史问题研究会，请双方的历史学家共同地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好好交流，而不要将它政治化。我的态度就是这个。 人物周刊：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你在中日两边的表达确实不太一样，比如钓鱼岛问题。 加藤：我不可能主张这个岛是中国的，不可能。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得罪，而是说，毕竟你看到了不同的体制，感受到了不同的舆论环境，你面向这里的读者，如果要让他们好好地思考，就要表达得温和中庸辩证，至少在中国，你不这样表达人家是根本不接受的。如果你只是盲目地强调日本的立场，这种态度人家是不接受的，那你的表达还有什么意义啊。 人物周刊：那么现在，是不是该感谢你终于获得了休息的机会？ 加藤：（想了很久）好像可以让自己很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一些做不到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不可控的事情。可能很多时候，你也没有走该走的过程，我觉得可能有点太快了，太仓促了。我到中国以后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想到的。开端没有想到，结束也没有想到。 底线问题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在看《人民日报》？ 加藤：当然！每天，绝对每天。《人民日报》、《新闻联播》。我最看不惯的那些媒体人，忽略了《人民日报》。比如说，温家宝回忆胡耀邦，发在某一天的第二版。还有《新闻联播》。比如说，胡锦涛和金正日会谈，旁边有习近平。这种事情我一定会关注。通过公开的报道，从外部观察政治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也会思考，然后去问，问那些核心的人。 人物周刊：跟中国人交流过被骂的问题么？ 加藤：前一段时间，中央有一位退休的前高官当面感谢我。我说最近很痛苦，到处被骂。那位同志说，我看到了，加藤同志，您受罪了，您帮了我们很大的忙，该被骂的应该是我们。我说那些骂我的人根本不是反日，他们根本不知道日本是什么，他们缺乏宣泄……我为什么不被整，就是这个原因。 人物周刊：对底线的掌握程度也有关系吧。 加藤：我没有失控过。那些学校团委，他们会向其他学校咨询，他上回过去没事吧？只要我到了，他们都说很好、很给力，还帮他们释放学生的情绪。一方面我是挑战维稳，同时促进维稳。请我来对他们是一个挑战啊，你有风险，如果失控那就完蛋啦…… 人物周刊：自己评价外籍身份加了多少分？ 加藤：我的结论是，我跟中国人起点是一样的，前提是你的中文足够好。中文足够好的外国人有多少？太多了，你不要以为人家是外国人就怎么着了。那这个外国人是个SB怎么办？你不要以为中国官员跟外国人接触是没有风险的。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冒风险见我？因为我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且他们要的，我能给的，都是最没有风险的东西，政策讨论嘛。跟钱、权、女人都没有关系。我惟一感兴趣的，是要通过他们观察这个社会。 无奈的希望 人物周刊：跟官员们聊些什么？ 加藤：我对他们说领导，最近我发现，你们的大学生很困惑，主要跟贵国的体制有关，跟国情有关，媒体和大学都很困惑，跟制定的政策有关。我这样来开场，其实我是想问他一个问题。他微笑，表示了解情况。我说今天中国是个移民潮，尤其是像您这样的高官，基本都把自己妻子和孩子弄到国外去，为什么？他说，我们怕国家乱。我说好，这是您的选择，但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这个机会的。您说国家乱，能不能使它不那么乱，能不能适当地改革户籍、看病、上学、土地等等问题。现在经济发展还比较快，所以大家还可以有一种忍耐力，如果经济发展没这么快了，社会矛盾激化了，那个时候真的对谁都没有好处，所以我建议逐渐放权。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是不乐观的？ 加藤：从这么一个对话就能知道。我说能不能改，他说我们知道这些，但是我们先得保护自己。他说的就是他自己。他说，既得利益太庞大啦，改一个，要伤一个。碰这个，就得动到那个，明白吗？我们也知道不改不行，但是很难改，太大了，太复杂了。有历史的，有体制的，有外因有内因，各种各样的，错综复杂的原因绑在一起。 人物周刊：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年轻人？ 加藤：大学团委是希望我能够向他们传达一些希望的。 我对中国抱着的是无奈的希望。一方面感到无奈，我又不得不抱有希望，中国崩溃我们必然会崩溃的，我们希望这种事不要发生。但中国如果不去做该做的改革，一定会发生。那怎么办？我们做的事情，只能是参与、围观，推动一些你能够推动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这样跟学生说会心安理得吗？你没有告诉他们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或者说隐瞒了一些。 加藤：当然我得说在非常有限的时间内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们是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大家还把你当成一个希望的象征，偶像啊，榜样啊。 加藤：所以我也在微博上说过，不该放弃的是希望，不该忘记的是绝望。 相关日志 2012/06/10 — 邵旭峰:加藤嘉一在中国遭遇冰火两重天 ——都是“日本”惹的祸 2012/05/22 — 加藤嘉一:北京离重庆有多远？ 2012/02/26 — 加藤嘉一:低效的伦敦 2011/09/23 — 加藤嘉一:地沟油的底线 2011/07/27 — 加藤嘉一:动车事故启示录 2011/06/08 — 加藤嘉一:中国高铁的未来 2011/05/30 — 加藤嘉一:中国大学生，你没资格抱怨政府 2011/05/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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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15日） 一、接力棒 昨晚10时许，宣传官员们通过新华社向全国媒体发出通稿，引述安康市政府决定，称“对引起舆论广泛关注的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孕妇冯建梅被违规大月份引产暴露出的严重问题，安康市政府向当事人及其家属致歉，并决定对相关责任人停职调查，待事件查清后对相关人员严肃追究法律和纪律责任。” “深深道歉”——这句话显然不能平复那些正在指责基本国策的异议者，伴随着更多骇人听闻的计生故事在互联网论坛上的井喷，一些人开始宣布基层干部粗暴野蛮只是上级考核压力的必然结果，鉴于生命伦理和人口老龄化的现实，需要对中国30年以来的人口政策进行根本性修改。新浪今天将这些呼声移入专题，怒斥“错位政绩观让计生部门‘丧心病狂’”的同时，宣布“计划生育国策正处于十字路口”。 不过，即使没有对这个禁忌话题的安全顾虑，烟台媒体估计也不太会为引产悲剧投入太多，他们最大的任务还是继续与那些指责自己“地方保护主义”的人们论战，与“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消费者心理斗争。《烟台晚报》今天再出两个整版的调查报告，与烟台市委机关报一同宣布“烟台苹果质量过硬，放心吃”；今晨6点则转载来自环球时报的《“药袋苹果”拷问新闻真实性》，规劝“媒体新锐”多一点社会责任感。 虽然“媒体新锐”已经停止了继续揭发“药袋苹果”，昨天甚至刊登了来自新华社的烟台官员对话实录，但在今晨6点的执行总编辑赵先超看来，他还是恨不得代替家乡父老骂上一句脏话，“媒体人良心最重要，没有良心媒体越大危害越大”，因为在他看来，同样是来自新华社的通稿，新京报与自家的解读完全不同。 在电稿库中，这篇“新华视点.焦点面对面”是《解读苹果“药袋”——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束怀瑞、烟台农业局局长梁传松》。作为《烟台日报》下属的都市报，今晨6点以摘录出的烟台苹果支持者评论助阵，将新华社原题改定为“即便‘药袋’苹果也未检出药残超标”。除了梁局长答疑，《烟台晚报》还加上市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姜学玲的称赞，“套袋，是出好苹果的最好选择”、“套袋成就了烟台苹果‘国货’辉煌”：“不使用套袋技术，无法生产无农药残留、表面光洁的苹果，而且烟台的苹果套袋技术在全国也是非常先进的，不需要使用掺杂了其他成分的果袋。” 不过，在那家北京报社的编辑手中，新华社电稿获得了新的小标题，即“生产使用‘药袋’肯定违法”、“2010年开始严打‘药袋’”和“具体数量尚在核查”——在赵总编看来，这些小标题中的文字虽然也确实能在电稿中找到，但无疑是一种“特意而为”的以偏概全，只有自己原样照登才叫做“职业操守”。 当然，《新京报》或许也可以以牙还牙地指责烟台媒体“选择性失明”，因为那篇同样由新华社在前晚发出的《“药袋苹果”背后的安全体系缺失》，同样没能出现在今晨6点和烟台晚报上。在这篇评论中，新华社记者对“生产和使用药物果袋禁而不止”表示遗憾，声称虽然“政府旗帜鲜明地叫停”，“但果农违规并未杜绝，且近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足证政府工作仍存不足，以及农产品安全体系建设的短板。”于是，这家拥有比《新京报》和《烟台日报》都高得多的权威地位的通讯社表示，“要避免‘药袋苹果’之类的恶性事件给一个地区、一个行业造成伤害，需要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实行农产品品牌经营，并引导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农药，避免无知犯错，更要敢于对片面追求短期利益故意作恶清理门户。” 所以，为了表示不肯驯服，这份北京报纸还干脆把那个“院士：果袋抹药不允许”的标题放在自家网站头条展示。只是，这并不会逃过那些紧盯不放的对手眼睛，一个名叫“栖霞网”的未认证微博账号早已贴出截图，根据前后对比，强调《新京报》网站的编辑们已经对“烟台红富士套药袋长大”进行了修改，变成了“烟台部分红富士套药袋长大”。 《人民日报》今天的时评一定会让暗访烟台果园的记者们感到安慰，因为这篇文章正在强调官方本轮治理中“推行食品安全有奖举报”的必要性：“社会力量一直是治理食品安全问题的重要参与者。虽然有过‘致癌香蕉’的误以为、‘生蛆柑橘’的夸大化，但从总体上看，媒体、网友、普通消费者的举报作用举足轻重，从三聚氰胺牛奶的曝光，到发现‘地沟油’利益链条，再到最近‘药袋苹果’问题浮出水面，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想来，为苹果撑腰的人们并不会认为自己是“把举报人视为麻烦制造者，揪住举报内容的个别失实细节倒打一耙”。对烟台果农来说，他们一定有些遗憾新华社在那篇《“谣言起农民伤”为何一再出现》并没有明确将自己定义为受害者，而是选择浙江余姚、慈溪等地的杨梅作为“躺着中枪”的事例。不过，想来烟台官员是认同那些道理的：“社会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既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农产品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如果凭空造出安全问题，给农民造成的将是致命的打击。‘转发即态度’，网络时代，谣言、传言的威力被放大，需要每个人管好自己的鼠标。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领域，子虚乌有的事情被传播几遍以后，大家就可能信以为真。部分网民怀着‘宁可信其有’的心理转发和评论微博，殊不知这小小的举动，可能导致农民辛苦一年的所得付之东流。”根据这篇新华社快评，“谣言起农民伤”现象的背后，“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方面的缺失和由此造成的‘食品不安全幻象’。相关部门的调查、辟谣反而‘越帮越忙’，最终谣言、传言占得上风，造成社会恐慌、产业受损、农民遭殃。” “治本的办法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那么，对需要把今季红富士卖出去的烟台果农们来说，现在先要治标，又该怎么办？他们能等到“微博造谣者流着泪向公众道歉”吗？所幸，随着公众注意力的转移，烟台宣传官员可以把“辟谣”的接力棒交给内蒙古同行了——经过四年以来的反复锤炼，他们已经很有经验。 二、含汞牛奶 那些曾经痛骂中国乳协理事长“孙子公关”的人们不需要再担心自己是不是过于苛刻了，《南方人物周刊》主笔关军也可以在微博上更加理直气壮地要求伊利副总裁与自己对质“奥运牛奶”真相了——昨天傍晚，内蒙古新闻网贴出那家中国乳业巨头的公告，承认“6月12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发现我公司生产的个别全优2、3、4段乳粉参照健康综合指标，产品汞含量有异常……于6月13日开始将2011年11月-2012年5月内生产的全优2、3、4段乳粉全部召回。” 对愤怒的网民们来说，现在最大的麻烦反而成了如何更新咒骂词汇——刚对“中国奶粉质量历史最好”说过一声“呸”，现在又该如何表达自己对食品安全卫生的失望透顶？ 但或许也不全是“审丑疲劳”——根据一些媒体从业者的网络抱怨，来自宣传官员的禁令已经下发。而这也可以从今天的媒体报道方式中得到验证，虽然腾讯今晨仍可以将之置于头条，但仅有的那篇稿件就是来自新华社、来自那份伊利公告，评论员们也没有提供什么声讨檄文。搜狐编辑们唯一可以展现技巧的就是推荐一条《官方称伊利很自觉》，在这篇答问中，内蒙古质监局副局长马达通过新华社赞扬，“这件事应该说是企业自觉负起了主体责任，对其生产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国家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出现异常的情况，尽管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企业能够主动召回并查验原因，应该给予肯定和支持……我们认为，通过伊利集团这种负责任的行为会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同和信赖，对我区乳制品产业发展也会有积极的影响。” 像《云南信息报》、《都市时报》那样在头版用头条大标题展示“伊利召回汞异常奶粉”的是少数，除了公告内容外，记者们还向民众汇报本地商场下架进展。《京华时报》多写了一段，即由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国际专家组核心成员丁宗一否认“国内外尚无乳粉中汞含量限量的标准”的说法，强调“像汞这样的毒素是本来就不允许存在于婴幼儿奶粉中的，根本没有必要规定限量”。 包括《21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南方系全体使用了新华社通稿，倒是第一财经日报决定从公司产业角度切入，提供多篇组合报道，例如《伊利“明星类”产品惹麻烦，国产奶粉再遇信任危机》、《奶粉中含汞可能是生产中污染》等。根据其一财网提供的标题，伊利这次拥有一根“救命稻草”，即奶粉汞含量国标在1998年9月1日实施的新规章中被取消，从0.02mg/Kg变成了无标准。 虽然《人民日报》也在内版发了一条简讯，内蒙古新闻网也在首页贴出两份通稿，但区委机关报还是更需要向本地负责，替代召回公告出现在版面上的是《六部门增兵食品安全保卫战》，北方新报则鼓励自治区监管官员再接再厉，“两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不值得‘惊喜’”。 三、人还在，钱没了 “单挑”全国媒体，不仅是那些需要维护地方利益的宣传官员们必须要做，对《北京日报》这样的“左派”媒体来说，也是打击西方意识形态及其中国追随者的重要工作。在“七日谈”按例出版的这个星期五，这份首都市委机关报再度高举《中国有信心走自己的人权发展之路》和《中国的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的旗帜，并且，说上一句“理直气壮发现‘最美’歌颂‘最美’”。 “有人担心过头了，别让‘最美’变了味。然而，无论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敬佩与赞美，还是各级部门的表彰与奖励，冲的都不仅是周冲这个人，更是他的行为所体现出的高尚品德。就社会而言，褒奖与弘扬善行美德，营造崇尚厚德、学习先进的浓厚氛围，形成好人好报的社会风尚，下多大气力也不为过”——这句话，应该是说给团中央机关报听的。不过，评论员曹林也没顾上这个，他今天的任务则是与党中央机关报昨日之论商榷，《批判“极端主义”，也要反思现实土壤》：“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触及体制核心的关键改革，来消除滋生极端主义思潮的土壤。” 北京市委机关报——团中央机关报——中共中央机关报，这些看上去都拥有浓重官办色彩的党报，却能够环环相扣公开论争。其实，在互联网媒体“鲶鱼作用”的刺激下，新闻管制者和具体从业者的倾向如今均已多元化，力量对冲使得中国媒体能够为更多意见冲突各自提供麦克风——当然，要排除那些超级禁忌的领域。 只不过，网络论战使得很多人还是更习惯于“贴标签”，所以，他们要惊叹于《北京日报》所辖《北京晚报》前天那个大标题，《人还在，钱没了。延迟退休，你是愿意呢，还是愿意呢？》 于是，这组直指“社会公平”的报道，在今天得到了致敬与效仿。《扬子晚报》引用“明年养老金缺口达18.3万亿”的预测，自问一句“人还在，钱没了，我们会这样吗”；《广州日报》发表作者评论，叹息“最大的悲剧是‘人还在钱没了’”。 事实上，对中国政府意欲延迟退休年龄的民间抗争，在过去一周里从未在舆论场中退散。比起“国进民退”或者“宽松货币政策”这样的财经话题，还是“能不能拿到养老金”更贴近那些“草根屌丝”的民生，愿意站在“平民百姓”立场的市场化媒体向研究者提供大量版面，批评政府此举有违政治伦理、对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底层民众不公，更斥公务员群体从中不当得利。 昨日即有大河报发表《养老金缺口不是劳动者的错》，质问“机关公务员及很多事业单位员工，退休前不用缴纳一分钱的养老金，退休后拿到的反而比企业退休人员高得多。如果他们也必须缴费，如果他们也只拿和企业退休职工一样多的退休金，养老金的亏空还会那么大吗？”而后更宣布，“一群自己根本不用缴费的人，反过来决定那些缴费的人要延迟几年才能拿到养老金，只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无异于慷民众之慨，这是说不过去的。” 至于那些很容易就能观察到网络不满声的门户网站，就更加鲜明地表达立场了。早在上周五刚刚获悉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的试探后，搜狐就已设计出养老金亏空图解，结语强调的是“一年的三公消费大概是9000亿，如果用这笔钱来填社保个人账户空账，只需要2年”；网易更制作专题解释“我们为什么对延迟退休说不”：“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不同，还没富裕起来的中国已快步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辛苦半辈子的工薪族对养老金需求更为迫切，也对公平问题更加敏感。在与之相关的社保、劳动关系尚未理顺前，冒然延迟退休很可能是压倒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虽然《新华每日电讯》正在劝诫“摸清养老金‘家底’，别让数字乱飞”，但《成都商报》今天已允许作者推测那个18.3万亿的养老金缺口数据是专家学者们在为延迟退休年龄的官方政策提供“证明”：“以这种数据来反证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只会激起民众更大的反对”；《新京报》干脆提出“查账”，根据今天这篇见报社评的观点，“养老金政策调整当然可以，但对民众来说，不管政策如何调整，有利还是无利，养老金的账本首先应该让人看明白”；《重庆晨报》则是警告公权力“应该给公众一个说法，别动不动打延迟退休、延迟领取养老金的主意”，文章强调，“如果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只是借新钱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不能保障劳动者养老，那么就应该进行及时修改完善。” 一些民间人士试图在这个僵持时刻给出具体修改方案。《21世纪经济报道》社评昨向国企待遇宣战，指控延迟退休建议“有遮蔽真命题和舍本逐末之嫌”，强调“延迟退休是经济粗放发展模式在社保体系的写真，不会根本上缓解社保支出性贫困压力”，“与期当前与其在延迟退休上大做文章，不如下决心补足国企对社保的历史欠库，并有效推动市场化制度变革，为私人部门提供低交易成本之环境，同时矫枉失范的社保体系，政府基于城镇居民社保和农保等构建公共型的社会保障计划，以满足全民的基本生活诉求。” 今日《南方都市报》上，编辑们除了转摘这篇《与其延迟养老，不如补足国企历史欠库》，更允许唐钧苦口婆心，劝告中国决策者“没必要为了200亿得罪2亿人”，“这笔账怎么算也是亏本生意———影响安定团结啊！”根据这位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的分析，参保农民工的“转移接续”问题更加紧迫，如果这2亿多人退休时因为缴费年限不够，领不到养老金，“又会发生什么呢！” 该报另一位专栏作者傅蔚冈，亦曾在昨天形容“绝大多数中国人在退休8年后就去世”的可能性“太过残忍”、“步伐也太大了，超出了民众的普遍预期和承受能力”，这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提出的办法是，“减少统筹比例，提高个人账户所占的比例——至少应该和统筹账户对半。在统筹部分的投资效率乏善可陈时，过高的统筹规模是对当下人的剥削。同时，个人账户的投资应当更加透明，同时，要允许个人参与对其账户的管理。” 比起个人比例，那个托名“胡释之”的凤凰网答问系列，就更进一步了。虽然也将推迟退休年龄比作政府“单方面毁约”、“一种赖账的考虑”，但他更劝告各位，“个人养老才是最公平的”：“寄托于国家养老，更多就是觉得政府会有个转移收入的过程，因为它带有强制性，它可能会有劫富济贫的效果。通过国家强制养老，我可能能从别人的收入里攫取到一些。会有这样一种“邪恶”的考虑。虽然这其实是一种妄想。” 对人社部官员来说，可能还是《环球时报》更加能够体贴现实困境。这份报纸在周二发表《延迟退休，一个捂不住的现实难题》，承认“最近几天针对这一设想的网络投票结果都是否定性的”，“反对者据分析主要是两大人群，一种是希望早些拿到退休金、自行安排以后生活的普通劳动者。二是担心晚退休者挤占优质工作岗位、从而影响自己前途的年轻人。应当说，他们的愿望和担心都有道理。” 不过，根据胡锡进总编的分析，“这个现实问题是中国上下必须直面的，人保部现在就把它提出来，供全社会充分讨论，承受各种愤怒情绪，我们认为，这样做比捂着问题，用寅吃卯粮、透支子孙的竞争力来讨好公众，是一种更负责任的表现。”文章就此寄语中国人，不要以“欧美最好的福利标准”作为自身参照坐标，“一定要扎根经济发展的现实”：“希望中国弹性延迟退休的计划能够设计得更缜密，也能最终推行得更顺利些，而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伴随大量非理性抗争。中国的体制应有助于公众对国家实际情况的了解，扩大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共识。对一旦推行这一制度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国家也应更有能力予以化解。”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今日头条，人社部再次强调“延迟退休暂无时间表，最快下半年启动调研”。除了引述学者们“尽早决策，小步渐进，逐步到位”的谋略外，记者亦提及那份已有176万参与者的人民网调查，针对“94.5%的人对延迟退休政策表示反对”的数据，官员们的态度是：“网络调查具有一定片面性，上网的人多数比较年轻，某种意义上老人占位子，年轻人压力会很大，网上很难展现出全景的结果，需要对不同行业、单位、层级的人进行调查。” 相关日志 2011/02/21 — 西西河:从民工荒说起 2010/07/27 — 折耳猫: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各行业的影响 2010/01/08 — 保险、社会保障与人口调控 2012/06/15 — 伊利“奥运牛奶”被指造假 北京奥运期间未达标 2012/06/15 — 胎儿的权利 2012/06/15 — 陕西孕妇遭强制引产 政府道歉局长停职 2012/06/15 — 人社部：延长退休年龄方向已定 下半年启动调研 2012/06/15 — 被引产的7个月胎儿从天堂的来信 2012/06/15 — “延迟退休”引爆全民抵制 人社部强硬称势在必行 2012/06/14 — 中国乳制品处在“历史最好”阶段——因汞含量异常，伊利召回问题奶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