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朝鲜刚把预定发射自称人造卫星“光明星4号”的时间提前一天，日本政府周日（2月7日）早上就报告，朝鲜当天早上日本时间9点31分，在中朝边境的东仓里发射场向太平洋方向试射了一个相信事实上是远程弹道导弹的物体。报告说，发射后飞行物分解为5部分，第一部分早上9点37分掉落在朝鲜半岛以西150公里的黄海；两分钟后有两部分掉落在朝鲜半岛西南250公里的东中国海；9点41分左右第四部分飞跃日本冲绳上空，4分钟后掉落在日本以南约2000公里的太平洋；而第五部分在9点39分飞跃冲绳上空后继续向南飞行，其中第四部分掉落在朝鲜预告的区域范围外。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说，朝鲜周日试射的弹道导弹类似2012年12月朝鲜试射的“大浦洞2号”改良型洲际弹道导弹，并宣布因朝鲜试射物体没有落下日本的迹象，所以日本周六已部署在东京和东京周边，以及冲绳和东中国海、日本海等地区的导弹防御系统都没有启动迎击。日本全国警察厅也宣称，没接获有关朝鲜试射引起的损害报告，但警察厅说他们已提升警戒，防备日本右翼组织受朝鲜行动刺激，发起偏激行动。炫耀与造势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客席研究员、前海上自卫队将领金田秀昭对朝鲜周日发射的物体说：“虽然很难说朝鲜发射的物体尖端是包括间谍卫星在内的卫星还是弹头，但明显是过去几年朝鲜很可能也是试射弹道导弹的物体以来，试射更大型物体，技术也已更进一步”。共同社分析说，“朝鲜发射远程导弹的目标是开发能抵达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并看来通过这次发射向美国炫耀已达到一定技术阶段”。共同社也说，发射火箭的尖端是搭载卫星还是导弹，推进技术都基本一致。日本2013年《防卫白皮书》曾对朝鲜2012年试射弹道导弹说，“朝鲜从东仓里发射火箭”银河3号“运送的远程弹道导弹是”大浦洞2号“改良型，其射程已超过1万公里，可抵美国中部和西部”。共同社比较这次试射指出，“这次试射与2012年轨道基本一致，并可能在技术上更进一步，从朝鲜扩大东仓里发射台的迹象来看，今后继续发射的可能性很大”。共同社还分析说，朝鲜继1月实施第四次核试验后，再强行试射弹道导弹，“是基于断定与其和国际社会协调，不如制造朝鲜与国际社会的紧张尖锐，促使内部团结，对巩固金正恩体制基础更为有利，预计到今年5月朝鲜劳动党大会前，朝鲜还将突出强硬路线。”关注中国动向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在朝鲜发射后约一小时回到首相官邸召开紧急会议，安倍下达了全力收集和分析情报以便迅速向国民提供；彻底确认航机和船舶安全；防备不测事态、采取万无一失态势的指令。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周日上午则先后召开两次记者会，第一次宣布日本已通过驻北京大使馆向朝鲜提出强烈抗议和严厉谴责，第二次宣布获得安倍指示“研究对朝鲜实施坚决地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中谷元向防卫省和自卫队官员发令“继续持有紧张感实施警戒和监视行动”，外相岸田文雄则与有关各国举行电话会谈，谋求国际社会紧密合作行动。日本外务省透露，日本政府分析朝鲜这次试射弹道导弹的目的和今后动向，认为“不能否定朝鲜还会实施包括第五次核试验在内的挑衅行为，日本必须加强警戒”。日本政府与美国、韩国在上个月朝鲜实施第四次核试验后，已取得针对朝鲜一致步调的共识，也对中国反对下，联合国安理会至今没通过加强谴责和制裁朝鲜的决议深感不满。同时日本也留意到中国负责朝鲜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日前访朝遭遇冷落与无奈，说明的中朝现实关系。周日朝鲜试射后，日本各大传媒都十分关注和议论中国今后是继续姑息朝鲜，还是向日美韩主张制裁朝鲜的立场靠拢，同时一些日媒也开始关心如果中国继续姑息，日美韩将可能采取什么行动，时事通信社指出“预计美国国会可能近期内会通过制裁中国等国与朝鲜交易的个人和团体的相关法案”。

摘要：鼓吹“用日本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和日本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此道不孤”，德意苏三国是日本“治道的榜样”。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感性地回顾和加深对暴行的记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理性地了解当年日本何以会走上这条邪路。这不但有助于从一个方面正确判断今天日本是否又在步入歧途，而且对于国际社会吸取历史教训也具有借鉴作用。阅读二战中日本第一手的文献，尤其是一些特别具有宣传意义的言简意赅的公开文件，可以回归当年的话语环境，为思考这个问题提供历史教科书难以容纳的原汁原味的材料。这里向读者推荐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为了全国总动员，日本政府文部省向全国各级学校颁布的军国主义教育大纲《臣民之道》，它堪称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简明读本。“西方—日本”：文明的对抗《臣民之道》的序言开宗明义告诉日本学生：与世界多数国家的制度不同，天皇制是日本国体之本，“与天地共存”，永世不易。这个特殊的国体比日本国家和民族本身更重要，没有天皇制就没有日本。以天皇制为核心的日本国体“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而是基于历史和每日的实践。国家民族的生命和活动全部围绕增强帝国基础这个任务”。序言回顾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说日本在寻求富强的同时，各种西方文化观念涌入，削弱了国本。现在只有高扬以服务国家为基本义务的臣民之道，才能肃清西方思想，维护国体。当时还有军部人士就所谓西方思想对日本的渗透这样说：“我们必须首先抛弃美国心、英国心，清除这一切洋夷思想，回归于‘大和心’。此乃当务之急”。《臣民之道》简要地向学生介绍世界和日本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为军国主义扩张做宣传的政治文件，它的立论并不是日本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而是一番关于世界文明的宏大话语。它把近代世界划分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和唯物主义”，它们“信奉弱肉强食，无限地追求享受和奢侈，鼓励物质主义，刺激对殖民地的竞争和对贸易的控制，把世界投入形形色色争斗和流血的地狱”。日本是截然不同的东方文明。以天皇制为国家民族之本源的日本社会崇尚家族血缘关系，以“和谐”为本，“天皇和他的子民亲如一家”。和西方文明相比，日本文明推崇以对天皇的忠诚为核心的价值，家国一体，而不是承认和鼓励个人主义。维系日本社会的是家族和长幼亲情的纽带，它甚至惠及在日本的异邦人，将他们同化进日本民族。日本的“王道”对抗西方的“霸道”《臣民之道》说日本和西方文明的这个根本差别就是今天日本和西方国家冲突的根源。现存的世界秩序是由西方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的丛林法则规定的，而“日本的使命”是要把自己文化中家国一体的美德引入国际社会，建立以“德治”为本的“国际新秩序”，从日本一国的“和谐”达到天下的“和谐”。在其他的文件和宣传中，这套话语引用中国古典政治概念中的“霸道”和“王道”，说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是“霸道”，依靠的是力；日本主张的国际秩序是“王道”，诉诸的是“德”。中国人熟悉的抗日样板戏《红灯记》中日寇宪兵队长鸠山那套“王道乐土”的说教是有历史真实性的。这个“西方文明”和“日本文明”的对立，被《臣民之道》用来解释日本面临的内外危机。国内是明治开国以来这些形形色色的西方“主义”“渗透国家生活的各个层面”，使得“祖先传承下来的民族特色和美德及风俗受到了损害”，危害了国本。现在要对这些西方观念做系统的清理。国际上，欧美弱肉强食的霸权把亚洲民族逼到了毁灭的边缘，西方那套基于个人主义的观念瓦解了亚洲传统文化，日本的政治使命是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来帮助亚洲人民解放自己。《臣民之道》用这样一套“东西方”文明的差异或者“王道”对抗“霸道”的话语来解释日本对外战争的历史。它说日俄战争“开始改变欧美统治世界的趋势日本的胜利导致了匍匐于英美影响下的亚洲国家的觉醒，开始了要求独立的运动。”日俄战争后日本受到西方的压制，“‘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民族生命受到长期压抑后的爆发。”“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事变就是日本朝向建设以道德原则为基础的世界的一步。”它说中国被英美引入歧途，视蒋介石政府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声称“中国问题”的解决不止是要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且是要把中国完全并入以“道义原则”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苏联、德国和意大利：日本治道的榜样《臣民之道》把世界描绘成一个英美和日本从哲学到政治二元对立的决斗场，但也没有忘了告诉臣民们吾国“此道不孤”。当《臣民之道》下达到各级学校时，日本已经和德国以及意大利订立了反共产国际的同盟，和苏联则刚刚签署了友好中立条约，结束了十多年的紧张关系甚至在外蒙古的武装冲突，使得它可以放手侵华，在太平洋对付英美。在《臣民之道》中，这三个国家是日本仅有的盟国或是友邦。为什么是这三个国家呢？《臣民之道》不是从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的角度，而是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来说明的。它说“增强总体战机制的基本目标”就是“让每个天皇臣民完成由他们各自的社会责任所规定的任务”。虽然“满洲事变”后日本的“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但人民对国家政治整体之基本原则的理解和其天皇臣民的意识还有待于加强”。从这个角度，日本可以借鉴苏联、德国、意大利的体制。《臣民之道》把“社会主义”列为西方意识形态来拒绝，但这并没有妨碍它肯定号称社会主义的苏联的治道，说苏联要“通过共产主义实现对世界的统治，为此制定了用阶级独裁来凝聚全国力量的政策。”对统治世界的帝国主义野心（姑且不论这是否是当时苏联外交的目的）的谴责让位于对国内“凝聚全国力量”的赞赏，说明《臣民之道》真正关心的并不是什么国际正义，而是有助于“凝聚”本国国民的手段和在国际上展示的力量。对纳粹德国，《臣民之道》则远不止是赞赏，而是无条件地推崇和认同。“基于血脉和土地的原则，德国的目标是要摧毁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世界的统治和它强加于德国的压力为达此目的，它已经在整个民族中建立起对纳粹统治的信心和服从，并正在贯彻总体主义即极权主义。意大利的理想是恢复伟大的罗马帝国，它为达此目的采取的政策和纳粹基本相同。”中国学者对之批判对于体现在《臣民之道》中的军国主义思想，中国学者其实很早就有深刻的分析，只是这种学术工作没有普及，导致大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很大程度停留在感性的水平。199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前所长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主义体制研究》是国家资助的项目，其中对于《臣民之道》中大力宣扬的日本“国体论”的批判非常有力。书中说：“以‘国体论’为核心的日本主义是日本军政权势集团推行内外法西斯政策的主要思想武器。法西斯文化统治首先在于自上而下地向国民灌输‘国体论’、日本主义，同时取缔、压制一切有碍于这种灌输的思想、言论和倾向，而‘国体论’又是用来打击、摧残一切异己文化的棍子。首先是盲目鼓吹日本传统文化的无比优越性，大肆宣扬日本精神，同时只对德意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表现好感，让极权主义思想在国内泛滥，而对英美文化采取断然排斥的态度。排斥英美文化是同反对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相联系的。英美被看作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发源地，英美文化被看作一切现代社会弊端的根源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竭力削弱、杜绝英美文化对国民的影响。”对于《臣民之道》中同样大力鼓吹的“家族国家”，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院长李卓教授在1997年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的论文《家族国家观——近代日本政治的误区》中指出，“家族国家观是近代日本的统治者为维护天皇制和推行对外侵略扩张政策，运用日本传统家族制度的原理，将家族关系与政治关系等同起来，以实现天皇对国民进行统治的国家伦理观。”文章分析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启蒙观念在明治年间得益于文明开化的开国政策，在日本受到一定的传播。但后来“德国国家主义哲学和日本传统的儒学道德相结合”，“决定了明治政权的思想基调。从此，人们所重视并积极实践的是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纠正明治初年以来盛行一时的英美功利主义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在此基础上恢复了曾被启蒙学者猛烈批判过的儒学。传统的家族制度和家族观念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借助空前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威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而形成家族国家观的。”《臣民之道》的根本谬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世界范围内民主思潮的冲击，日本大正天皇时期曾经有过一定的议会民主制和党派政治，社会舆论也一度十分活跃，甚至可以说是“众声喧哗”。但进入上世纪30年代，在日本军部、财阀和民间极端势力的合作推动下，明治晚期兴起的军国主义和皇权专制思想的影响迅速上升，占据了社会思潮和政治讨论的高地，自由民权思想受到全面压制。这个历史的急剧转变最终使得《臣民之道》这样的政治宣传成为帝国唯一的意识形态。今天回顾那段历史，我们应该看到侵略战争毕竟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展的最终结果。对军国主义的认识应该上溯到什么是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又为什么有吸引力这个历史的深度。在这个意义上，《臣民之道》的思想和逻辑非常有代表性。它在国内和国际意义上有两个根本谬误。然而在当年政治和经济危机下的日本，这些谬误也正是它能够迷惑人之处。在国内意义上，它拒绝接受现代社会“公民”的概念，用“臣民”来定义个人身份和个人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个“臣民”虽然没有公民根据宪法所拥有的各项个人权利，但却有来自天皇和国家的深切关爱，他们每个人都是皇国血缘的一分子，组成一个“大和民族之家”，大和子民的相互关系是兄弟姐妹，他们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小辈与长辈之间的孝顺和慈爱。接受这个“臣民”身份的人相信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利会分裂这个大家庭，而家族纽带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臣民”身份认同上的“皇民”意识，使得八千万日本人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对国家政治毫无批判意识，沦为军国主义的炮灰。很多人在战败时甚至选择自杀来对天皇“尽忠尽孝”，因为他们相信战败将带来天皇制的毁灭。没有了天皇制，日本就国将不国，它的子民也就没有了家。在国际意义上，它给人们留下了更多的思考。它用“文明”话语把世界一分为二，“西方文明”本质上是邪恶的，“东方文明”本质上是善良的。日本和英美之争是善恶之争，背后是哲学理念和人生观的不同。它批判英美的帝国主义霸权，把现实中起码的或者正在发展中的国际秩序说成是丛林法则，可以弃之不顾，从而自己可以公然作恶。它把一套由日本传统文化来定义的含含糊糊的“道德”话语推向国际社会，取代各国都听得懂的国际关系的语言和概念，以此争夺国际话语权。它利用亚洲国家对西方的不满挑动“东西方”的对立，确立自己在非西方世界的支配地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它不但对自己明治维新时期虚心当西方的小学生、在制度和技术上向西方学习并获益巨大的历史闭口不谈，否认自日俄战争以来被西方接纳进强国俱乐部的事实，还把自己说成一直是被西方国家压制，以至连中国正常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在它眼里都成了英美扼杀自己的工具。连对中国的侵略，都被说成是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反抗。对反映在《臣民之道》和其他类似文献中的这些话语和说教进行了解，有助于深入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和观念的层次，知道它们究竟是如何为侵略战争辩护，如何让自己的人民心甘情愿做炮灰，又是如何欺骗和迷惑国际舆论。只有在对现象背后的深层逻辑有相当的理解，对具体的战争暴行的历史记忆才会更牢固、更鲜活，对类似的历史现象才会更敏感和具有免疫力。《凤凰周刊》2015年第8期

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赢得台湾总统大选，并率领民进党赢得立法院过半议席的胜利，基本都在日本广泛预计之中。不过一些日本媒体说，国民党的惨败程度超出预计。日本销量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1月17日的社论标题是“迅速接近中国的政策令蔡英文政权诞生”。社论说：“国民党推进与中国融和的路线，让台湾民众感到，照此下去，台湾只会被中国吞并，不安之中蔡英文的支持扩大了。”社论还说，国民党大败的原因之一看来是“台湾意识”在台湾年轻人中间高涨。被认为立场亲北京的《每日新闻》在蔡英文当选后说，台湾大选的结果反映了台湾选民对国民党政权向中国倾斜的政策说“不”。不过，《读卖新闻》的社论说，民进党时隔8年夺回的政权与上一次陈水扁政权不同，“民进党封住了独立色彩，声称不独不统、维持现状的方针凑效，反映了大多数台湾人维持现状的愿望”。社论说，蔡英文政权维持安定的中台关系，达成经济发展的目标并让台湾民众感到成果是今后的重要问题，“但蔡英文的不安是，她不接受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而谋求将来统一的习近平政权间接警告，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就不能维持现状”。分析指出：“台湾海峡今后走势影响东亚安定，我们能要求中国的是采取有责任的应对政策”。软硬兼施《产经新闻》连载3天该报驻台北和上海的记者分析蔡英文政权的长文，内容涉及“蔡英文谋求与理念近似的日美加强合作，但如何面对不通用民主力量的巨大中国”、“如何扭转过度深刻依赖中国的经济，加强与东南亚、印度的关系”和“谋求统一功绩的习近平主席与中国焦虑‘台湾岛民能做什么’”等。文章说，蔡英文的目标是与民主价值观不共有的巨大中国和平共处，同时与日美等理念相近的民主国家加强合作，而为了降低经济上依赖中国，蔡英文的优先课题将是加盟TPP（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和缔结日台自由贸易协定。蔡英文去年10月访日时，曾到访日本内阁府，视察日本的“TPP对策本部”。文章也指出，事实上因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台湾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也只增长0.9%，经济形势严峻。《产经新闻》的分析还说，“对台湾选举诞生蔡总统，中国国务院台办发表‘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活动’谈话，是再次向民进党施加一个中国的压力。中国本土不存在自由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的系统，不能接受民主选举结果，只能沿袭原则展示高压姿态”。文章最后说，中国的底线是蔡英文政权不能主张两国论，如果蔡英文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就在“中国容许范围”，预计中国今后会软硬兼施。安倍与蔡英文蔡英文当选演讲中说，要与美国、日本加强合作，可能说明了两个月前她访日时铺垫的对日关系。当时蔡英文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弟弟一路陪同下，先到访安倍的故乡山口县参观，回到东京后在下榻的酒店可能与安倍有一次会谈。尽管首相官邸公布的安倍日程，当天只有到该酒店午餐的记录，但在日本政坛，安倍与蔡英文会晤已是公开秘密。蔡英文当选后，安倍星期一在国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说：“台湾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友人，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通过选举决定领导人的总统大选，证明了台湾的自由与民主。对蔡英文的胜利，我希望表示由衷的贺意。期待今后进一步推进日本与台湾的合作与人员交流”。在日本政坛，不仅执政自民党里有大量亲台政客，而且蔡英文当选当晚，日本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前防卫副大臣长岛昭久也到台北现场道贺。次日蔡英文的首个对外工作日程则是与日本驻台机构-交流协会的会长大桥光夫和驻台代表沼田干夫会谈，讨论恢复日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双方经贸事务。中国高度警惕蔡英文政权下的日台关系前景。蔡英文当选次日，尽管是周日，中国副外长助理孔铉佑仍召见日本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说明蔡英文当选后两岸关系的中方立场、强调一个中国等原则。日台关系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冈田充说，在东京的中国驻日外交官们也早在蔡英文当选前就忙于收集蔡英文新政权下的日台关系情报，“一见面首先是问伴随蔡英文新政权，日台关系将有何变化”。冈田说，一名中国外交官还问他：“马英九政权亲美，民进党政权是不是可说亲日？”此外，中方官员还一再重申基于安倍去年私下与访日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蔡英文会谈，中国怀疑急急推动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倍政权，会不会在亲台背景下，打“台湾牌”来牵制中国，甚至怀疑安倍仿效美国保证台湾安全的《台湾关系法》，制定一套《日台关系法》。冈田说，事实上作为安倍亲信的内阁官房副官荻生田光一郎也确实说过，《日台关系法》一年后提上议程的话。不过冈田认为，日台关系的前景关键是中日关系，如果中日关系良好，安倍政权就难以露骨地推出亲台政策，相反的话，安倍就可能打“台湾牌”。冈田还认为，中国如果令中台关系紧张，日本政界众多的亲台议员就会认真研究，把《日台关系法》提上议程，安倍政权也会有容许的可能性，“而那时日中对立程度将超越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主权纠纷”。冈田认为，美中、美台、日中、日台这些多重关系降低了台湾问题紧张的风险，中台两岸的和平与安定也因此而生。日台2011年缔结《投资协定》和《渔业协议》也因中台关系良好才能实现，“所以中台关系良好也有利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