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薄熙来哥哥李学明辞职 李学明究竟是谁？时代周报记者历时一周调查，与李学明和薄熙永有关的疑似合作伙伴和公司，逐渐浮出水面。 李学明是谁？没有多少人知道，身为光大国际（0257.HK）前执行董事兼副主席，他公开的身份似乎是薄熙永。 但陈小平对此予以否认。4月19日在香港举行的光大国际周年大会上，李学明缺席。光大国际行政总裁陈小平解释，他偶染微恙，现在北京。董事会尚“不能判定”李学明是否即薄熙永，但正就此展开“调查”，结果将于一周之内回复股东。而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在会议结束后即离场，未与媒体见面。 受此消息影响，4月20日光大国际股价止跌飙升11.65%。而在两周前的4月13日，在媒体爆出薄熙永被调查的消息后，光大国际逆市急跌7%，成交较前一日大增近5倍。 4月16日在香港政府合署企业注册处，时代周报记者通过“董事查询”结果显示，薄熙永分别是光大集团和光大国际的董事。但蹊跷的是，在光大国际近10年的“周年申报表”上，只有李学明的名字。 据彭博汇总的数据显示，李学明2011年的年薪为170万港元（21.9万美元）。2011年6月1日，据香港联交所网站显示，李学明售出800万股光大国际股份，斩获2560万港元（每股3.20港元）。目前，他还拥有1000万股、占比0.27%的光大国际股权。 位居光大国际第三位高管的李学明，为何大幅减持？“这主要就是为了套现。”国海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张立厅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高管资金紧张；二是急于从主要股东名单中脱身，离开公众关注的视线；三可能是认为股价足够高，高位离场。 就在记者截稿前夕，光大国际4月25日晚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李学明已辞任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并于2012年4月25日生效。 李学明究竟是谁？时代周报记者历时一周调查，与李学明和薄熙永有关的疑似合作伙伴和公司，逐渐浮出水面，遍及中国香港、内地和英国、新西兰等地。甚至在光大系之外，亦有一些关联公司隐约闪现—光大国际澄而不清背后，光大系的震荡，或许只是微波初澜。 薄熙永被查  薄熙永最近一次集中见诸报端，是在4月20日。 “薄熙永和唐双宁的关系还不错。”接近光大国际的一位香港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09年11月11日，身兼金融家和书法家身份的唐双宁，在香港举办个人书法展，开幕式上，薄熙永亲自出席。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香港媒体2009年11月12日的报道，证实确有此事。而在4月29日，唐双宁赶赴香港参加光大国际周年大会，薄熙永却人在北京。在会议结束后，唐双宁匆匆离开，甚至都未同媒体打个招呼。 4月19日下午4时，香港湾仔港湾道1号万丽海景酒店8楼美景阁，光大国际在此举行股东周年大会，薄熙永缺席。有关薄熙永化名“李学明”任职上市公司高管一事，近期引起坊间热议。对此，陈小平表示，董事会尚“不能判定”李学明是否即薄熙永，但正就此展开“调查”，结果将于一周之内回复股东。 据香港媒体报道，陈小平在周年大会后对媒体表示，副主席李学明在会议前的4月17日打来电话，“对不能参加周年大会，请假。”至于李学明此次缺席原因，陈小平简单回应道，“身体，感冒。”至于“李学明是否正接受有关调查”，陈小平表示，“从我们昨天打电话的判断来看，他完全是一个自由人。我没听到这些（有关调查的消息）”。 陈小平称，自己与李学明共事多年，“我觉得他为人低调，至于他背景怎样，我们作为公司管理层，关注的重点是公司的发展，不会去交流这样的事情。”然而，董事会一直“意识到他有其他的姓名”，但在本人确认之前尚“不能去判定”。 “李学明于2003年经其母公司光大集团介绍加入光大国际。”陈小平4月19日对媒体透露，当时聘用他是看中其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以及曾任中国航天科技国际集团副总裁的专业背景。 据香港媒体报道称，在谈及是否经常能在香港与李学明见面，陈小平仅含糊回答：“他在北京总公司也有任职，也有一些业务。” 光大国际为光大集团子公司，总部设于香港，从事内地垃圾发电、污水处理等环保产业。据光大国际年报显示，李学明自2003年加入董事会、任执行董事。 但陈小平4月19日却多次强调，李学明虽为执董，但并非“管理委员会”成员，不会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目前公司各项业务正常。“但是在公司这些年的发展中，提出了一些专业、客观、公正、具有积极建设性的建议。” 《纽约时报》4月14日报道称，薄熙永受牵连正遭到调查，光大国际受此消息拖累，股价当日急跌6.8%。在4月20日，陈小平则极力撇清相关传闻对光大国际造成的影响，指目前该公司所有项目均运行稳定，年初至今，已取得南京、邳州、吴江的垃圾发电项目，并签署了宁波垃圾发电项目的框架协议，今年新增投资将达28亿元人民币。 陈小平强调，旗下所有项目分布在江苏、山东、北京、福建、广东、安徽及浙江7个省市，其余地方暂无任何项目和投资。对于公司是否在近期将出现人事变动，他只表示“不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券商的报告亦很冷静，称光大国际基本面良好，投资者此前反应或过于敏感。其中，渣打银行将其目标价从3.45元上调至4.3元，看好其手头项目未来发展潜力；德意志银行给予光大国际“持有”评级。 来源：中国经济网

编者按：光大系震荡 李学明闪辞：光大国际4月25日晚公告仍澄而不清，海内外关联公司隐现。李学明是谁？神秘的寰林指什么？本文将为您做出阐述。 本报记者 陈无诤 特约记者 Patrick Boehler 杨菁 发自广州 北京 香港 李学明是谁？没有多少人知道，身为光大国际(0257.HK)前执行董事兼副主席，他公开的身份似乎是薄熙永。 但陈小平对此予以否认。4月19日在香港举行的光大国际周年大会上，李学明缺席。光大国际行政总裁陈小平解释，他偶染微恙，现在北京。董事会尚“不能判定”李学明是否即薄熙永，但正就此展开“调查”，结果将于一周之内回复股东。而光大集团董事长唐双宁在会议结束后即离场，未与媒体见面。 受此消息影响，4月20日光大国际股价止跌飙升11.65%。而在两周前的4月13日，在媒体爆出薄熙永被调查的消息后，光大国际逆市急跌7%，成交较前一日大增近5倍。 4月16日在香港政府合署企业注册处，时代周报记者通过“董事查询”结果显示，薄熙永分别是光大集团和光大国际的董事。但蹊跷的是，在光大国际近10年的“周年申报表”上，只有李学明的名字。 据彭博汇总的数据显示，李学明2011年的年薪为170万港元(21.9万美元)。2011年6月1日，据香港联交所网站显示，李学明售出800万股光大国际股份，斩获2560万港元(每股3.20港元)。目前，他还拥有1000万股、占比0.27%的光大国际股权。 位居光大国际第三位高管的李学明，为何大幅减持？“这主要就是为了套现。”国海证券投资银行部业务董事张立厅对时代周报记者分析称，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高管资金紧张；二是急于从主要股东名单中脱身，离开公众关注的视线；三可能是认为股价足够高，高位离场。 就在记者截稿前夕，光大国际4月25日晚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李学明已辞任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并于2012年4月25日生效。 李学明究竟是谁？时代周报记者历时一周调查，与李学明和薄熙永有关的疑似合作伙伴和公司，逐渐浮出水面，遍及中国香港、内地和英国、新西兰等地。甚至在光大系之外，亦有一些关联公司隐约闪现—光大国际澄而不清背后，光大系的震荡，或许只是微波初澜。 薄熙永被查 薄熙永最近一次集中见诸报端，是在4月20日。 “薄熙永和唐双宁的关系还不错。”接近光大国际的一位香港知情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09年11月11日，身兼金融家和书法家身份的唐双宁，在香港举办个人书法展，开幕式上，薄熙永亲自出席。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香港媒体2009年11月12日的报道，证实确有此事。而在4月29日，唐双宁赶赴香港参加光大国际周年大会，薄熙永却人在北京。在会议结束后，唐双宁匆匆离开，甚至都未同媒体打个招呼。 4月19日下午4时，香港湾仔港湾道1号万丽海景酒店8楼美景阁，光大国际在此举行股东周年大会，薄熙永缺席。有关薄熙永化名“李学明”任职上市公司高管一事，近期引起坊间热议。对此，陈小平表示，董事会尚“不能判定”李学明是否即薄熙永，但正就此展开“调查”，结果将于一周之内回复股东。 据香港媒体报道，陈小平在周年大会后对媒体表示，副主席李学明在会议前的4月17日打来电话，“对不能参加周年大会，请假。”至于李学明此次缺席原因，陈小平简单回应道，“身体，感冒。”至于“李学明是否正接受有关调查”，陈小平表示，“从我们昨天打电话的判断来看，他完全是一个自由人。我没听到这些(有关调查的消息)”。 陈小平称，自己与李学明共事多年，“我觉得他为人低调，至于他背景怎样，我们作为公司管理层，关注的重点是公司的发展，不会去交流这样的事情。”然而，董事会一直“意识到他有其他的姓名”，但在本人确认之前尚“不能去判定”。 “李学明于2003年经其母公司光大集团介绍加入光大国际。”陈小平4月19日对媒体透露，当时聘用他是看中其毕业于清华大学工业自动化专业，以及曾任中国航天科技0.00 0.00% 股吧 研报国际集团副总裁的专业背景。 据香港媒体报道称，在谈及是否经常能在香港与李学明见面，陈小平仅含糊回答：“他在北京总公司也有任职，也有一些业务。” 光大国际为光大集团子公司，总部设于香港，从事内地垃圾发电、污水处理等环保产业。据光大国际年报显示，李学明自2003年加入董事会、任执行董事。 但陈小平4月19日却多次强调，李学明虽为执董，但并非“管理委员会”成员，不会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目前公司各项业务正常。“但是在公司这些年的发展中，提出了一些专业、客观、公正、具有积极建设性的建议。” 《纽约时报》4月14日报道称，薄熙永受牵连正遭到调查，光大国际受此消息拖累，股价当日急跌6.8%。在4月20日，陈小平则极力撇清相关传闻对光大国际造成的影响，指目前该公司所有项目均运行稳定，年初至今，已取得南京、邳州、吴江的垃圾发电项目，并签署了宁波垃圾发电项目的框架协议，今年新增投资将达28亿元人民币。 陈小平强调，旗下所有项目分布在江苏、山东、北京、福建、广东、安徽及浙江7个省市，其余地方暂无任何项目和投资。对于公司是否在近期将出现人事变动，他只表示“不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情”。 券商的报告亦很冷静，称光大国际基本面良好，投资者此前反应或过于敏感。其中，渣打银行将其目标价从3.45元上调至4.3元，看好其手头项目未来发展潜力；德意志银行给予光大国际“持有”评级。 李学明是谁？ 在光大国际极力撇清与薄熙永关系的同时，李学明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4月25日的辞职理由，在业内人士看来颇含糊不清。 关于辞职理由，李学明在4月25日的光大国际公告中表示，从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出发，已经决定辞任董事会及其执行董事委员会职务，以尽量减少近期媒体发表的关于其家庭背景的某些报道可能对本公司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 而光大国际公告显示的最新董事会名单，除了李学明，几乎未动。 执行董事六位：唐双宁为主席、臧秋涛是副主席、陈小平仍担任行政总裁、王天义是总经理、黄锦骢为财务总监、蔡曙光担任副总经理。非执行董事为范仁鹤，独立非执行董事有三位：马绍援、李国星和翟海。 李学明为何选择这个时候辞职？“虽然他声称由于媒体报道可能会给公司造成负面影响，但光大国际这个公告依然澄而不清，陈小平说一周后要给股东一个交代，但李学明是否就是薄熙永，还是未解释清楚。”一位不愿具名的香港券商高管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李学明究竟是谁？追踪溯源，香港媒体4月14日报道，称“据本报翻查资料，发现薄熙永现以李学明名义，于香港报住西半山嘉兆台高层面积1200方呎的单位，属光大集团的物业”。 此外，据香港媒体报道，自1992年至今，薄熙永于该公司的注册登记，仍报住北京市西城区南沙沟社区的一个单位。 时代周报记者为此查阅了光大国际的“周年申报表”，有关薄熙永的信息赫然在列：薄熙永(英文名BOXIYONG)，住址：NO.7，GATE1，15FLOOR，NANSHAGOU，XICHENGDISTRICT，BEIJING，CHINA—正是香港媒体所称的北京地址，而薄熙永身份证和护照一栏，则无信息。 此外，4月16日，时代周报记者在香港政府合署公司登记处，通过“董事查询”李学明的记录，他除了在光大集团(公司编号0124247)，光大国际(公司编号0006894)担任董事外，还出现在一家显示“已告解散”(Dissolved)的公司—明隆国际有限公司(公司编号：0490659，英文名：METRO TALENT INTERNATIONAL LIMITED，下简称“明隆公司”)。 经时代周报记者查证，1996年4月5日，李学明加入了中国航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下简称“航天国际”)，职位为执行董事。1998年12月15日离职。该公司成立于1975年7月25日，原名为康力投资有限公司(英文名Conic Investment Company Ltd，下简称“康力投资”)。 3年后，李学明来到香港。从1999年3月2日到2004年8月1日，李学明担任熊谷组(香港)有限公司(下简称“熊谷组”)的副主席，随后他成为非执行董事兼副主席，一直任职到2011年6月1日。 熊谷组在香港首次注册于1973年10月12日。1999年2月12日改名为香港建设(香港)工程有限公司(英文名HongKong Construction(HongKong)Ltd)。2006年，该公司改组，现为香港建设(控股)有限公司，在百慕大注册(英文名HKC(Holdings)Ltd.下简称“香港建设”)。 在熊谷组期间，李学明和王明权(2000年6月15日至2001年7月6日任光大集团董事长)结识，开始为光大集团工作。王明权退休于2007年7月16日。 2003年6月25日，李学明被任命为光大国际执行董事和副主席。根据新闻稿，他此前担任过中国光大控股11.94 -1.16%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经理，据新闻稿，1998年李在光大集团已经开始工作，但职位不清楚。 关联公司隐现 在李学明开始进入光大系之后，其在海外的疑似关联公司，仍不时隐现。 据时代周报记者查证，1994年9月8日，李学明和戴公正一起成立明隆公司，李学明身份证号为P332622(9)。公司2002年2月22日被解散，注册地址在香港新界葵涌。 戴公正毕业于浙江大学，之后赴香港工作，他曾是世界养生大会会员，当过香港养生会会长，经常住在北京友谊宾馆四号楼。2009年病逝于香港葛量洪医院。 4月21日，时代周报记者走访了戴公正位于香港北角的私人地址，房子看起来很破旧。经保安确认，他很早就去世了，而家人拒绝和记者沟通。 经时代周报记者多方调查，更早的1989年，戴公正和施展熊成立了Grand Ase Ltd(无中文名)，地址在香港海港城。1991年2月26日，公司改名为HKL Bicycles Ltd.。1995年3月30日，改名为Grande Ase Enterprises Ltd.，6月15日，再改名为至高资源国际有限公司(英文名Regal Resources International Ltd.)。 两年后的1991年10月31日，薄熙永首次在香港公开记录出现。彼时，薄熙永和李荫寰、施展熊、戴公正、张俊觉成立Twinkle Pearl Ltd公司。此后的1993年，张俊觉在深圳成立深圳永林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下简称“永林机电”)。 1992年2月27日，Twinkle Pearl Ltd公司改名为永林科技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永林科技”)。新的英文名字为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td。 8月20日，又改名为寰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简称“寰林科技”)，公司办公室地址在海港城，与施展熊其他公司一样—这是家神秘的公司—20年以来，一篇有关它的媒体报道都没查到。 此外，在中国香港和内地之外的国家，亦有李学明注册的公司隐现。时代周报调查获悉，2011年8月7日，李学明在苏格兰格拉斯哥，成为Calston Commercial的财务总监。 2011年3月3日，Martin Williams(1983年1月出生)成立该公司，公司“虚拟办公室”Blue Square Offices。在时代周报记者电话采访时，Blue Square Offices公司否认认识李学明或唐双宁。 2011年4月1日，Martin Williams辞职后，Peter Derbyshire(生于1980年)成为董事。经时代周报查实，在英国社会媒体只有一个该年龄的Peter Derbyshire，他是摩托车修理工，2006年到2012年3月13日在英国肯特郡担任21stMoto有限公司董事。他目前居住在曼彻斯特，但截至记者发稿，一直联系不上。 时代周报获悉的登记资料显示，李学明(1957年出生，和光大国际的李学明年龄不符)2011年8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财务总监。同一天唐双宁(注册资料显示1954年出生)担任行政总裁。 李学明海外的公司一直隐秘不现，和他关联最紧的，还是香港的寰林公司。 神秘的寰林 这是家神秘的公司，总部在香港海港城，成立20多年，几乎没有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也正是戴公正，首次把薄熙永和李学明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早于1992年，薄熙永以原名在香港创办寰林科技，董事包括薄熙永及施展熊等人，该公司至今仍在营运，注册地址为海港城世界商业中心，这和时代周报记者查询到的公司注册信息一致：地址在ROOM809-10，WORLD COMMERCE CENTRE，11CANTONROADTSIMSHATSUI，KOWLOON。 此外，在时代周报记者查询寰林科技的过程中，同一个注册的地址，还出现了另一家神秘的公司—香港大寰集团有限公司(英文名HongKong Bicycles Ltd或HKLink(Group)Ltd，下简称“大寰集团”)。公司1991年1月17日成立。2007年3月12日改名为香港大寰自行车有限公司(下简称“大寰自行车”)。 从1992年到2008年，施展熊的名字也出现在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ShenzhenChinaBicyleCo(Holdings)Ltd.，下简称“中华自行车”)。该公司生产自行车、电动车等，也做地产投资。 和寰林公司一样—这三家的注册地址同在一个地方—大名控股有限公司(英文名Diamondback Investments Ltd，下简称“大名控股”)，大名集团有限公司(英文名Diamondback Holdings Ltd，下简称“大名集团”)，大名资源有限公司(Diamondback Resources Ltd，下简称“大名资源”)。 大名控股是2003年3月5日成立，另外两家是2003年9月3日成立。注册的人是施彦晖，好像是施展熊的家人，住宅地址也在香港沙田。 施展熊，男，1944年出生于晋江市龙湖镇。1954年到香港定居，协助其父从事进出口生意。现任香港大寰(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施展熊从1996年至2000年，从2006年至2011年当全国政协委员。施展熊跟其他人在百慕大成立了Styland Holdings Limited，那是1991年7月31日。2009年12月4日以来，他是中国生物医药再生科技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公司在开曼群岛有总部注册，注册于2001年4月20日。 此外，多次出现在李学明和薄熙永关联公司中的，还有一个注册服务公司—卓佳登捷时有限公司(Tricor Tengis Ltd，下简称“卓佳登捷时”)，注册地址在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28号金钟汇中心26楼。 该公司成立于1974年，原名为登捷时有限公司。2007年8月1日改名为卓佳登捷时，也是薄熙永寰林科技和施展熊至高资源的注册公司。 然而时代周报记者多次探访寰林公司，均遭拒绝，一位自称姓庄的50来岁的女士，称公司“根本没有李学明或者薄熙永”，那么，李学明究竟在哪里？ 相关日志 2012/04/26 — 李学明辞任中国光大国际副主席及执行董事 2012/04/2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之兄，薄熙永从光大董事会辞职，“为公司的最大利益着想” 2012/04/24 — 薄谷家族资产愈揭愈大 谷开来两姐内地拥20公司 2012/04/24 — 中央工作组赴港查薄熙来及亲属财产 2012/04/24 — 美国彭博社重磅炸弹披露薄家大公子李望知惊人内幕 2012/04/23 — 彭博社:薄熙来长子投资牛肉生意 2012/04/23 — 博讯:薄熙来家属和亲信好友4月初知道案子“做实” 2012/04/26 — 港媒:王立军或免于死刑 谷开来或是主要犯罪人 2012/04/26 — RFI:徐明等薄熙来家臣曾试图说和薄熙来王立军 2012/04/26 — 樵夫:消息可靠人士表示周永康绝对不会应薄熙来事件的爆发而下台

光大国际(0257)4月25日晚间在港交所发布公告称，李学明已辞任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并于2012年4月25日生效。 　　李学明表示，从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出发，已经决定辞任董事会及其执行董事委员会职务，以尽量减少近期媒体发表的关于其家庭背景的某些报导可能对本公司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 　　附：公告全文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在香港註册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编号 : 257) 　　董事辞任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 谨宣佈，李学明先生已辞任本公司副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亦不再担任董事会执行董事委员会委员，并於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生效。 　　董事会获李先生告知，从本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出发，彼已经决定辞任董事会及其执行董事委员会职务，以儘量减少近期媒体发表的关於其家庭背景的某些报导可能对本公司造成的任何负面影响。李先生确认，就其辞职事宜，彼不知悉任何事项须知会本公司股东，彼与董事会亦无意見分歧。 　　李先生在任职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董事会藉此机会对李先生在其任期内為本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致以衷心的感谢。 　　董事会藉此机会澄清，近期媒体关於李先生家庭背景的报导与本公司日常业务及运作没有任何关係，亦没有影响及将不会影响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的日常业务及运作。本公司之日常业务活动及运作由及将继续由管理委员会负责，而李先生在其任职期间并非管理委员会成员。有关本公司的主要项目及投资活动的决策一直及被要求由董事会集体决定。目前，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日常业务运营正常，业务发展前景广阔。 　　承董事会命 　　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陈小平 　　香港，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相关日志 2012/04/26 — 时代周报:光大系震荡 李学明闪辞：25日晚公告仍澄而不清 2012/04/25 — 华尔街日报:薄熙来之兄，薄熙永从光大董事会辞职，“为公司的最大利益着想” 2012/04/24 — 薄谷家族资产愈揭愈大 谷开来两姐内地拥20公司 2012/04/24 — 中央工作组赴港查薄熙来及亲属财产 2012/04/24 — 美国彭博社重磅炸弹披露薄家大公子李望知惊人内幕 2012/04/23 — 彭博社:薄熙来长子投资牛肉生意 2012/04/23 — 博讯:薄熙来家属和亲信好友4月初知道案子“做实” 2012/04/26 — 港媒:王立军或免于死刑 谷开来或是主要犯罪人 2012/04/26 — RFI:徐明等薄熙来家臣曾试图说和薄熙来王立军 2012/04/26 — 樵夫:消息可靠人士表示周永康绝对不会应薄熙来事件的爆发而下台

于建嵘：中国改革的必由之路 进入专题 ： 改革    ● 于建嵘 （ 进入专栏 ）       今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出中国的改革已到攻坚阶段，“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并重申政治改革的重要性。此番关于改革的表态，与民间对改革的吁求相呼应。     两会前后，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提出了“未来十年中国改革纲要”，在网上引起不少关注。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他详细地描述了他心目中的改革蓝图，即从民生政策抓起，保障民权，在公民社会逐渐培育成型后，进行司法体制、新闻体制、社会组织管理方式的改革，最终实现转型目标。对改革的动力问题，于建嵘亦不悲观，他认为虽然社会矛盾突出，但社会矛盾正是继续改革的动力所在。           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          时代周报：您最近在网上提出“于氏”改革路线图，勾勒出您心目中未来十年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路径，能不能详细分享一下您的想法？     于建嵘：我研判的未来十年“改革路线图”是从十八大开始，大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12年到2015年，以民生政策调整为前提、以民权保障为基础，实现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二阶段是2016年到2022年，以政改为前提，以公民权利发展为基础，推动国家转型。之所以以2016年为分界线，是因为2016年是县级政府选举之年，我们在县人大代表的选举上应该有所突破。     在第一阶段，首先要调整基本的民生政策，包括进行农村土地确权，落实物权法，调整基本的社会福利政策，养老、低保、医保等向社会低收入者倾斜，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异地无差异的义务教育和高考机会平等。其次，要建立司法制衡制度，树立司法权威。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人、财、物脱离市县，实行省级垂直管理，法官任命终身资格制并实行严格流动与错案追究，以司法清理历史陈案，确保公民人身权利。再次，要保障新闻言论自由。实现政务信息公开，官员财产等信息公开，禁止因言获罪。最后，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发育民间社会。做到规范社区管理组织，大力发展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公益重塑人文精神。     第二阶段主要做到两点：一是实行县级政改，具体而言，开放县级人大代表选举，实现人大代表非行政化和专职化；实现县行政长官差额选举；将乡镇一级政府改为派出机构。二是开放社会，包括制定新闻法，开放媒体，以及制定政党法，开放社会政治组织。     时代周报：“路线图”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还要配上时间表？     于建嵘：因为我发现最近几年，关于中国社会的政府改革，悲观弥漫。实际上我认为大家对改革的方向存在误解，我们往往很容易把改革看成是国家宏观的、大面的改革，而实际上是要搞清楚中国改革的方向性的问题。     路该怎么走？既然方向已经确定，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寻找这条道路，要给人民以信心，分阶段达到目标。政治改革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也不只是执政者的决心问题，而是一个方向和路径问题。现在都说要改，问题是往哪个方向改，具体从哪里入手。     实际上，根据现在的政治和经济形势，超越左右意识形态之争，提出具体的政改路线图和时间表非常重要。一方面，通过向社会鲜明地表达我们的看法，可引起讨论而形成共识。在政治决策中，共识性压力是十分有效的。另一方面，让执政者认识到多种可选择的方案，减少决策盲区，增加改革的可能性。     “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更为明确的方向及实现路径。有路线图才能有方向，有了方向才有动力，有时间表才有压力，才有紧迫感。提出这样的路线图与时间表是一个公民和学者的意见表达，以期引起讨论，中国现在不能再“不争论”了。     时代周报：这张路线图是否可以概括为从民权、民生过渡到最终实现民主宪政的目标？这种顺序是基于何种考虑？     于建嵘：差不多可以这么说，解决任何社会政治问题，特别是体制性问题都有一个时间顺序。当前中国社会问题尖锐而复杂，这其中因分配不均所产生的社会冲突最为突出，因此，选择民生问题作为突破口，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紧张，为政治改革创造必要的社会环境，也容易为民众及执政者所接受。     政治问题是解决当前社会分配不公及社会紧张关系的最为关键性因素，也就是说，社会问题特别是因权力垄断的掠夺性体制所产生的分配不均问题，要获得最终的解决需要进行政治改革。因此，在民生问题有所缓解后及时推进政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阶段。政改有渐进式改革和突发性变革的区分，从理性的角度上来看，渐进性改革需要从基础性政治环境开始，进行到一定的程度后再推进全面的政治转型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减少社会动荡。     中国县级政权改革应是进行基础层性改革的关节点。根据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制度性环境，以下一届县级人大选举为阶段，为全面启动政治体制性改革的时间窗口较为现实。当然，这种阶段性划分是以当前政治形势为前提的，如果发生突发事件，就有可能完全改变相关顺序和时间窗口。           群体性事件出现了新情况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维稳的成本不断攀升，但地方冲突仍然不断，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于建嵘：总的来讲，近些年群体性事件在增加，到了去年，情况又不一样了。原来大多是针对个体的维权，去年以来，出现了一些特别的情况，就是农民工的骚乱引发的族群矛盾，这些事件表现了社会的容忍度在降低，老百姓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情绪越来越需要宣泄。这与去年的经济形势有关，去年整个股市低迷，社会没有一种往上走的感觉，由经济原因引发社会心理变化。     尤其是农村问题突出，过去农民的抗争主要是抗税，取消农业税以后，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土地问题上。总体而言，国家与普通农民的关系在改善，但在城市周边地区，政府与被征地农民的关系在恶化。而税费与土地对农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税费只是拿走农民的一部分财产，而土地却是拿走农民的命根，所以土地问题闹得越来越严重。另一个问题是环境污染，农村的环境问题在恶化。还有一个值得担忧的现象是利益格局的变化，取消农业税之前，冲突当事人只有农民与政府，而现在还有企业加入，更为严重的是涌现了大量黑势力。过去为了收税虽然也有一些地痞流氓，但不是黑社会，现在为了征地和拆迁，出现了许多黑恶势力，所以整个农村出现了利益交织的局面，农村问题占了群体性事件的80%以上。地方政府与大公司联合，结果就是弱势者利益受损，利益集团获得超额利润。           要把土地权利落实到农户          时代周报：农村已成为中国社会冲突的集中爆发点，尽管政府三令五申要保障农民的权益，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等还是不停地受到侵犯，其根源是否在于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     于建嵘：没错，中国农村最关键的问题不是发展问题，也不是选举问题，而是财产确权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小岗村改革以后，农村发展已经走上了自我发展道路，全世界农业都是这条道路。今天中国的农业问题与其他地方不同之处就在于财产关系，包括土地、林地、矿产等，现在农民的土地被卖，出现贪污腐败，都可以归为财产权得不到确认。假如财产关系非常明确，选谁不选谁，大家不会争，腐败问题也就不存在了，选举问题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对农村集体财产进行一次全面清查，通过制度性安排量化村民各种权利特别是财产权利，严格限制村委会集体财产处置权。     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再来考虑乡村社会的建设，突破村庄公共生活过度政治化误区，逐渐削弱村委会行政职能，充分发挥其社区治理功能，并培育村庄社区组织的多样性和服务性。之所以要建立乡村组织，一是政府为了控制农村，不要乱，二是所谓“提供公共物品”，管理好实体财产，当实体财产不存在的话，那就主要是社区生活问题，比如修路、打扫卫生等，在台湾地区，村长就是做好事的人，当了村长就带领大家一起搞卫生。而我们这里，当了村长之后，政府要发工资，村长还可以卖地，一旦有利益之后，大家肯定会去争夺。所以要把社区生活与政治生活分离。     时代周报：但土地确权是否与《土地管理法》等上位法，对土地进行国有和集体的划分相冲突，上位法不进行改革，土地权利改革如何改得动？     于建嵘：实际上，去年11月中央政府已经讲了，很多人没注意。国土资源部和中央农村工作小组联合下发文件，讲到包括宅基地、耕地、建设用地都要确权，只不过是确立到村小组，没有确立到个人，虽然还不够，但是起码进了一步。实际上，确权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复杂，我到了江西所有的林权确权改革点，林权已经确认到农民家里，老百姓自己就分了。他们也不叫“所有权”，搞得很模糊，就是使用、占有、收益、处分权都归农民，但实际上所有权就是这四大权力，可以转让、抵押、买卖，这就可以了。     其实，现在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有阻力，我们要把土地权落实到农户，但不提私有化，因为一提就有意识形态的争议。在操作手段上我们也有经验，法律的依据也有，只不过现在中央规定确立到小组，而我主张确立到农户。现在农民的土地为什么卖不起价格？就是因为地不是农民的，如果地权确立到农户，那价格自然就会变高。台湾的农村改革就是这样开始的，很多农民把地卖了，就到城里开工厂去了，而另一批人农地就增加了，最后种地的种地，当工人的当工人，而不是把过多的劳动力捆绑在土地上。     实际上，只要中央下决心，地方就没有办法。只要老百姓不同意卖地，地方政府就没权力去抢夺农民的财产，这样农村的矛盾就解决了，这项改革会有困难，但是已经有林权改革的操作经验，政府只需做好裁判，定好划分规则，让老百姓自己去分就好了，农民可以做好。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          时代周报：您曾多次提出改革要从县级政府开始，县政改革要如何改？     于建嵘：县政改革需培育地方政治家。现在县乡干部异地为官存在很大问题，其中经济成本、政治成本、政治资源分配不公平、反腐败成本等都在增加。其次，司法地方化是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司法机关成为了某些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县级法院要改为由省直管，人、财、物脱离地方，这是可以做到的，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犯了错，法院要敢判，这样判决下来老百姓还不相信司法吗？县委书记要到省里去开后门，难度大了。而且法官不要是本地人，而要实行流动制，还要实行终生责任追究，不管到了什么地方，追究到底。     用司法监督地方不乱来，减少腐败，侵害老百姓权益的事情也少了，然后慢慢走向平稳，平稳后进行下一步改革。即放开社会组织、放开媒体，媒体现在也不可能完全放开，但起码要保证不因言获罪。10年内要制定《新闻法》，这是历史潮流，中国实际上已经完成了媒体的开放，不过最核心的东西没有。     时代周报：现在有一个流行说法，即改革进入转型陷阱，既得利益集团企图固化现有利益格局，改革动力已经丧失，您是否认同？继续改革的动力何在？     于建嵘：我认为有一定道理，但不完全正确。到今天，一方面社会利益固化，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增加。这么多的社会矛盾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所以并不完全固化。现在维稳的很重要的目的，就是想把这种秩序固定下来，这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维权活动给社会统治带来一个挑战，为了应对这个挑战，就必然要采取措施。     这种挑战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表达，就是一种改革的动力，农村之所以要免除农业税，不是因为突然的开明，而是当时的社会压力，湖南农民出来搞农会，导致征税成本增加。改革的动力就包括统治者管理成本的增加，因为管理成本增加、社会反抗增加，就必然要寻找一条新的出路，社会矛盾就是改革的动力。     总而言之，对当前尖锐的社会矛盾我提出的应对之策是：推进县级政权改革，放开人大选举，解决司法地方化问题，维护公民法定权利。我称之为“必由之路”。不管有钱或没钱的，都不愿意社会动荡的爆发，博弈的本身就是力量，力量的中间可能产生一种新的方向性问题，所以一定要对中国充满信心。（徐伟 巫秋君） 进入 于建嵘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264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时代周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