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

金融时报:风波之后的重庆

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一段树荫掩映的台阶顺着陡峭的山坡延伸向上,俯瞰着长江。路旁竖起了一块大大的牌子,上面写着“请勿大声喧哗”。此外,你还能看见其他一些提倡文明行为的标语。 对于重庆市民来说,这些标语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免职所引发的政治风波的一个缩影。这起事件在过去两周震撼了整个中国,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未来提出了20多年来最为严峻的问题。 在公园与朋友闲聊的龚立斌(音译)老人说:“这说明唱红歌的活动结束了。” “红歌”(已故领导人毛泽东提倡的宣传歌曲)和政治宣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薄熙来的一大标签,也是更大范围的重提毛泽东思想的活动内容。这些活动在为薄熙来打响知名度的同时,也促成了他的垮台。 3月15日,北京方面宣布由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接替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此后,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一直在讨论,薄熙来受到整肃是否涉及了一场权力斗争,抑或属于一场更大范围、有关中国未来道路的党内意识形态之争。 “他走了我们都舒了一口气,但关键问题是,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当地的一名律师说,“问题在于,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党手中。一旦市委书记滥用权力,事情就会变成一场噩梦。” 重庆的知识分子们说,薄将重庆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没有人敢反对他,因为在人们眼中,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并不是地方官员,而是中央一级的官员。 薄的另一个标签是“打黑”。在这场持续了两年的活动中,数千人因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而被定罪。尽管“打黑”活动为薄赢得了“打黑斗士”的赞誉,但律师和学者指责其滥用司法,迫害政治批评人士,打压竞争对手,并打击企业家。 法律学者童之伟在一份关于“打黑”的报告中指出,“重庆地方党委及其所属机构与官员强力介入了具体司法过程,在打黑中的活动明显超越了宪法和法律容许的范围”。 中共现在正试图在不损害其合法性的情况下修复这些损害。重庆新任副市长、公安局局长何挺本周表示,要全面加强公安队伍建设,还敦促公安机关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决定上来。 法律学者和维权主义者表示,薄熙来在担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曾允许警方大量使用不经审判就关押公民等手段。一位法律维权人士称:“这属于行政措施,可以利用行政手段轻松撤销,因此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此类案件被重审。” 然而,律师对于一些知名案件被重审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在薄熙来担任重庆市长期间,重庆一些最富有的企业家被判死刑或终身监禁,他们的财产被瓜分并被充公。 “他们的罪名都包括贿赂和有组织犯罪,因此在政治上,要翻案极为困难,”一位律师表示。“我们最后很有可能像以往的政治运动过后一样……用沉默掩盖一切然后继续前进。” 然而,薄熙来仍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好领导人,”龚立斌老人表示,“他让我们的城市变得更干净、更安全。”这位73岁的老人所居住的楼房去年由政府出资进行了修缮,现在看上去焕然一新。薄熙来还让这个城市变得更环保,去年在植树造林方面就花费了70亿元人民币。 作为重庆市委书记,温文尔雅的薄熙来让重庆成为了外国企业直接投资的热点,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岗位。惠普(HP)和富士康(Foxconn)等科技公司迁入这里,福特(Ford)在这里建设了其第二大工厂。巴斯夫(BASF)也正在建设一家工厂,新工厂建成后,预计该公司1000多人的外国员工数量将增加三分之一。 重庆市民特别喜欢薄熙来推出的可移动警务平台,包括穿着白色警服指挥交通的年轻、漂亮、化着浓妆的女警察。 迄今为止,这一切还没有受到影响。“我们知道,张德江只是一个代理人,最终的接任者将在领导层换届之后任命,”一位外交人士表示,“在那之前,我们只好等待。” 相关日志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31 — 纽约时报:在重庆领导人被清除之后,中国的高层努力想恢复团结 2012/03/30 — 一个90后眼中的重庆事件 2012/03/30 — 多维:突然不赴博鳌 黄奇帆遇变转低调 2012/03/30 — 德国之声:王立军“黑打”,威胁他人作伪证 2012/03/30 — 冬眠熊2010:午夜政治观察(103-108) 2012/03/30 — 黄奇帆要及时划清界线,加上吴邦国出手搭救,或能化险为夷 2012/03/30 — 西西河 铸剑:从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变迁看重庆事件 2012/03/29 — 叶檀:重庆模式的账本 2012/03/29 — 英政府消息人士证实王立军曾想接触英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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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周报:他们和司马南孔庆东

   本报记者 梁为、宋阳标、徐伟 发自北京、广州    时代周报第174期   约访司马南很难,从联系到做成,历时4个月。   孔庆东更难,他几乎从不接受采访。   杨帆则爽快地答应了。   胡锡进、吴法天、司马平邦一听说是南方的媒体,当即予以拒绝,就像之前的方舟子。   对于南方的媒体,他们似乎都有着一份天然的警惕。他们担心,那些“颂扬市场经济的自由派媒体”会假采访之名,歪曲己见,行打击之实。尤其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各派论战激烈”的情况下,尤其在中国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经常被舆论用来比拟20年前邓小平南巡所处的历史节点。   但正如司马南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所说,“我与‘南方’很多人在观念、政见上有分歧,但不应由此妨碍两者间的交流,你们也可以出现在我所主持的节目上。“    “我左右都不逢源”   2月6日,王立军闯美领馆一个月后,温家宝在“两会”答记者问中说,“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而后,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一职;紧接着,“乌有之乡”“西奴网”等网站暂停运营,进行“后台维护”。   此时,国内互联网上响起一片调侃之声,“没有了他们的声音,还真不习惯”,“我们是不是也该为他们争取言论自由?”   对此,对方未像此前那样给予激烈回应,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静默。   悲哀之余,他们觉得不为时人所理解。   2011年4月,司马南与孔庆东一同出现在一个视频节目中。在他们面前的桌面上,摆着一本由司马南撰写的由经济科技出版社刚出版不久的《民主胡同40条》。民主,正是这一期节目中他们所要谈论的中心话题。   正如每个人所料到的那样,他们批判美国式民主,认为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某一种民主模式,中国必须找到适合于自身的民主模式……”   在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中,司马南说:“中国社会如此之复杂,用幼儿园大班好人坏人的‘二分法’来格式化思想界现状,你不觉得失之于肤浅、简单、片面吗?我这个人啊,右眼看我左,左眼看我右,我左右都不逢源。”    司马南与孔庆东   1989年之后,《中国商报》主任记者司马南开始“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兴趣,经常通宵达旦地阅读,思考,写作”。此前,这位东北汉子在哈尔滨商业大学毕业后,曾任国家商业部教育司公务员,浙江工商大学语文教师。这时,33岁的“记者司马南”尚未发表什么政治言论。   而在这之前的10多年中,他学会了“特异功能”“气功”。他心想,既然我是假的,谁是真的?他开始用他学会的那些“技术”去打假。   于是,从1990-2006年,他利用各种报告会,主持科普节目,现身说法,剑指“神功”。1998年,在终南山上,他被“神医”胡万林及其手下毒打并非法拘禁;次年,在河南商丘再次遭胡万林党羽围殴,但“最后终于把胡万林押上了审讯台”。正是如此,经国内几十家媒体所报道后,司马南被赠予“打假斗士”称号。当时的《南方周末》也对他进行跟踪报道,刊文《胡万林司马南决斗终南山》,并连载他《神功内幕》一书。   司马南遂成为名噪一时的“打假斗士”,与《南方周末》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而此时,他未来的朋友孔庆东,则在北大师从钱理群攻读硕士学位。   对于自己的这段经历,孔庆东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可“我看不起只会埋头学习的书呆子,但是要比读书考试这件事,我还真是天下无敌。和第二名的分差,不叫距离,叫天堑”,体育也是满分,“俯卧撑能做100个”。   1989年,孔庆东成为“研究生院自治会主席”,并因此受牵连,被剥夺了继续读博士的资格,“下放”到首都师大附中任语文教师。   在首都师大附中,高中生许知远成了他的学生。许知远被这位“不循规蹈矩,才气非凡”的孔老师所吸引。   3年后,孔庆东重回北大,攻读博士。而许知远也在1995年考上北大,师生情得以再续。在今天,许知远回忆说,“从中文系所在的静园四院走到学五食堂那一路,傍晚的时候,学生下课,路上都是人。我跟他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感觉像在追随什么东西”。   在他眼里,这个时候的孔庆东,有着非凡的魅力。   但是,许知远与孔庆东的关系并没有维持太久,因为许知远无法接受“孔庆东思想逐渐左倾,并支持文革”。   关于对“文革”的态度,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记者说:“我作为一个发达城市的工人家庭的子弟,受到的基本上是文革正面的东西。后来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得知他们中的很多人,对文革是全盘否定的,我很理解他们的心情。文革中的那些坏事,应该用理性的学术态度去研究,找到其产生的根源,才能避免以后再次发生。”   博士毕业后,孔庆东留北大任教。    在他们的言论阵地上   2003年下半年,范景刚与韩德强等人筹划成立乌有之乡网站,并经营乌有之乡实体书店。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杨帆参与了“乌有之乡”成立后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自称为“乌有之乡”创始人之一的杨帆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初将网站定性“在民主法制轨道上的”。   “乌有之乡”从2006年后开始有了更大的影响力,其后便与“四月青年网”等红色网站言论阵地。   在今天,由司马南与孔庆东所撰写的言论文章与视频,大多都能在这些网站上找到。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司马南开始撰写文章批评《南方周末》。第一篇文章为《冷看 裸体冲锋》。   关于此文,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记者说:“当我在2008年5月23日看到《南方周末》的编辑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个新中国》后,一夜未眠,完成了5000多字的文章。”   “2008年,《南方周末》发表了若干篇评论,谈到普世价值,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向普世价值看齐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也要看齐普世价值,它把汶川地震救灾行为说成是践行普世价值,说成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兑现关于普世价值的承诺,于是,我写了致《南方周末》的公开信,我写了抗震救灾不涉及到普世价值,我写了几十篇针对普世价值这样一个学术问题的探讨的文章,我也发表了《叩问普世价值》这样的演讲。”   从此,“打假斗士”司马南涉足政治评论领域,并逐渐成为“某派思想阵地的领军人物”。   关于毛泽东思想,关于朝鲜模式,他“开始有计划地撰写文章”,并将其汇集成《民主胡同40条》。   对于“普世价值”,司马南认为,无论东方、西方,都没有一种价值主张能”普世”,而中国,应该争取普世价值的定义权、解释权。   而此时正在研究武侠、鲁迅与老舍的孔庆东,开始出现在CCTV百家讲坛上,笑谈金庸与武侠;还写起了博客,自称孔和尚。   此后的“北大醉侠”频频接受媒体访问,发表各种言论。   他抛出“记者害国论”,言现在的媒体“歪曲报道现在铺天盖地”“记者现在是我们国家一大公害。”   关于此,他对时代周报说:“媒体要生存、要赚钱、甚至要一定程度上讨好权贵,我都能够理解,但是底线在哪里?20年以前,记者是一个光荣的称呼,是正义的化身。今天的记者是什么形象?每一位新闻工作者,认真地想一想吧。”   他赞颂“朝鲜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政权”。并在2010年9月与“乌有之乡”张宏良等人亲往访问朝鲜,他们瞻仰朝中友谊塔、吃石锅拌饭、唱卡拉OK,参观金日成综合大学。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回应社会热点话题。他评点药家鑫“就是长着一副杀人犯的面孔,中国很多人不对他人生命安全尊重,只考虑个人权益”;还有,他评点“梨花教母案”,他批评郭敬明抄袭门,均有言辞犀利的批评。    打韩寒是为打公知   2012年2月20日,司马南与方舟子并肩出现在湖北卫视一套脱口秀节目《中国范儿》中。这期的主角是方舟子,而讨论的事件则是“方舟子打假韩寒代笔门”。   当节目进行到第4分钟时,司马南忽然说:“我周围总有人跟我嘀咕,你的朋友方舟子太偏执,韩寒这件事值得那么较劲吗?我就跟他们说,方舟子哪是跟韩寒这个小孩在较劲呀,方舟子是和韩寒身后那帮大人,那帮公知们过不去,因为那帮人把一个小孩包装成了一个神话的男主角,所以方舟子不过是说了句实话。”   而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司马南说:“韩寒又扮演成了意见领袖,他用尖端刻薄的语言来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调侃,在网上引来了一片支持声,再后来,韩寒成为美国《时代周刊》排名第二的世界一百个重要人物之一,这个事情已经搞笑到了不能再搞笑的地步了。方舟子出来后,韩寒背后扮演枪手的人会感到痛苦,但是更大的痛苦还是那些包装韩寒、参与制造韩寒神话、并凭借着这点参与和制造分享韩寒在互联网时代光环的那样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   如此,让人隐约看到一条逻辑链。   打韩寒,是为了打公知。而方舟子说,这么多年来,你们看韩寒出现在南方报系刊物封面的次数有多少次?正是南方报系参与了制造韩寒这个神话,给他套上光环。   对于被称之为“天下之公器”的媒体,司马南说:“我批判那些总是把社会问题指向根本制度的媒体,那些试图撬动底下最后一块积木的人。”   对于“三骂”,孔庆东对时代周报说:“我其实并没有在电话上骂那个记者(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曹林华),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平时哪里骂过人?那个记者后来也证实了。我是放下电话后,在微博上虚构了这样一个情节,其实就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微小说’,目的就是看看媒体和社会如何反应。结果不出所料,中国媒体的毫无理性暴露无遗。”   3月28日,曹林华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孔庆东的确在电话中骂了他,但只骂了孔在微博上所描述的“三妈”排比句中的第一句。    司马南们的2012   2011年与2012年之交,台湾“大选”之际,曾经和孔庆东亦师亦友的一知名作家离开中国,并在网上发布一封《与孔庆东绝交书》。在这封绝交书中,这名作家详述说他与孔相识、相交到交恶的经过,并以刻薄的语气讥讽了孔的出身。   而司马南,在2012年1月20日晚在华盛顿国际机场,被滚梯与悬墙间未设任何防护的夹角突然卡住头颈,受伤入院。这一则消息在微博上传出后,遭到了疯狂的转发与评论。它既成了某些人春节期间的“娱乐节目”,也成了某种阴谋论肇始,有人说,身为反美斗士,为什么司马南去美国过春节,为什么司马南把孩子送去美国念书,司马南是不是用了某地赞助款送小孩去美国念书?   对这些质疑,司马南对时代周报说:“首先是我的小孩在不在美国读书,这涉及到我个人的隐私问题,我从来不谈我自己的孩子在哪里,我从来不谈我的家人现在具体的住所和工作场所,因为我有权利不讲。原因是我过去得罪了一些江湖上的骗子,多次遭到他们威胁、报复;现在我的罪了一些政治上的敌人,他们在政治上、在学术上、在理论上无法驳倒司马南,就危害司马南的家人,这是非常卑劣的行径,我不会给他们提供口实,所以司马南到底有没有小孩、有几个小孩、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哪里读书,这样的信息我不作任何回应。”   这些,便是司马南、孔庆东和他的朋友们在刚刚开局的2012年的遭遇。在中国网络社会中,关于他们的新闻,甚至带上全民娱乐性质。    三月的北京   三月底的北京街头,有的人已经穿上了单衣,有的人还穿着羽绒服,大家互相穿过,平静而从容。时局之变幻,犹如三月底的天气,因每人的身体素质和感知能力,对自己所穿之衣,都有自己的判断。   司马南的书房在北京二环边南锣鼓巷。书房进门有一面足有两米直径的大鼓,颇有衙门的气势,每有客人到时,他都会敲一通“咚咚”的鼓声。   在采访中,司马南谈到自己的生活,说他正在筹拍一部纪录片,正在写一本关于六祖慧能的书,说他在北京的书房有很多书,欢迎大家去做客。   而孔庆东则在回复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邮件中说:“光明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灵魂。正如贝多芬聋了,也能听见最雄壮的交响乐一样。风雨如磐的时刻,曙光,已经熹微在东方了。”   文辞优美的回答,与他在公众面前所展示的形象有强烈反差。我们希望,这些并非幻象。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3/29.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时代周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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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骁骥 | 谁造就了“血汗工厂”

2012年03月22日 03:55:01 美国公共广播节目《美国生活》派遣记者深入调查富士康公司的内幕,披露的细节骇人听闻:工厂外边有持枪的警卫,工人的手因反复组装 iPad 而变形,工厂甚至雇佣未成年的童工……种种戏剧性的细节把富士康描绘成了一座典型的“血汗工厂”。不过,该节目组近日又承认记者捏造了许多采访细节,并撤回了报道。   这则新闻造假事件客观上为富士康洗脱了“血汗工厂”的罪名。富士康是知名企业,利润多,目标也大,工人待遇因而很受社会关注。但如果我们稍将目光移向沿海地区的其他中小企业,与富士康相比,它们恐怕更符合“血汗工厂”的形象。同时,我们也深知,有“血汗”,才会有“繁荣”。“中国制造”这些年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只是低劳动成本的一个副作用。   依靠低劳动成本维系的“繁荣”无疑是难以为继的,因为一旦出现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资本就会转移,并且,纯粹的“价低者得”的游戏规则不可避免会导致工人工资低、工时高,保障低等等劳资矛盾。东莞某工厂的员工在一个视频访问中曾这样说,工厂宁愿冒风险继续低价雇佣民工也不愿意为生产流水线购买机械手臂。为什么?还是价格——人比机器贱。   当我们听到工人说出这样的话时,内心无疑是悲愤的。为此,呼吁改善工人待遇的声音也就越发高涨,甚至有了譬如“血汗工厂”等等“抹黑”企业的言论。但问题是,一旦提高工人的工资待遇,情况真能有所改善吗?例如,富士康对外声称普遍上调工人工资一到二成不等,但还没等到工人们享受到调薪的好处,我们马上发现,深圳富士康集团周边的房租出现暴涨,原来仅 15 平方米 的小屋租金已由一年前的三百多元涨至 500 元到 600 元。再加上飞速上涨的物价指数,对富士康基层员工来说,“涨薪”带来的好处马上变得聊胜于无。   在传统的经济学看来,工资水平、就业率、物价指数这几组变量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工资的上涨后,企业为了控制人工成本,必然引发裁员,造成失业率上升。而由于涨工资而增加的那一部分生产成本,最后会体现在产品价格的上涨,也就是说要消费者来买单。长此以往,通胀将进一步加剧。很难说这个过程到最后谁真正获益了。消费者?工人?还是企业主?   单纯的涨工资似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对于中国的劳动者而言,无论工资如何上涨,我们始终是占据着每周上班时间最多、待遇最差等多项指标的世界第一。从中我看到的,不仅是工人生存的艰难,更是当下中小企业经营的困境。投资经营环境全线恶化以及高税率导致许多企业生存困难,并且央行还隔三差五地加息,同时为遏制通胀而收紧银根。种种事实几乎将民营制造业逼上绝路。于是,企业为了生存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更大限度压榨工人。   又想要遏制通胀,又呼吁工人涨薪,这本身就是相矛盾的两个目标。与此同时,有人还故作高调地呼吁“企业家的良心”,我真心觉得这些做法充分表现出了我们思维的混乱。改善工人待遇的根本做法是改善社会的投资环境和企业的经营环境,换句话说,政府应该向企业减税、放宽信贷。这话不是我说的,而是人大代表、 T C L 董事长李东生在“两会”上提出的。作为一名企业家,李东生很清楚,只有当企业生存无虞,它才有精力考虑工人待遇的问题。毕竟,企业不是福利院。   当然,当一个企业做得足够好时,它会变得和福利院很像:英国药业大王托马斯?霍洛威为员工修建医院,卡内基一生修建过两千八百余座公共图书馆,近代中国的张謇更是在做企业之余致力于教育与社会改革。这些企业家走的路线正好是“血汗工厂”的反面,但今人切不可将此简单地理解为企业家们人格的光风霁月,而应考虑到是当时企业生存环境的相对宽松成就了他们。只知赚钱的企业,固然是悲剧,但如果企业连钱都赚不了,那更是悲剧中的悲剧了。今天的情况,更近于后者。   原刊《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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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勇 | 两会观察:中国酿变

2012年03月09日 11:46:14   暮春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隆重登场,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在3月5日由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公布。     而在大会堂外面的天安门广场上,被如长枪短炮般照相机镜头包围者的,是身着红衣,青春端庄的两会礼仪小姐。在镜头娴熟地摆出各种被媒体称之为“卖萌的”的姿态,无论是北京灰蒙蒙的pm2.5超标的空气,还是两会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和代表全体国民参政议政方式造成的政治压力,似乎都压抑不住这些来自北京市昌平职业技术学校的女孩子飞扬的青春气息。与媒体和民众,这道美丽的“红色风景线”,已成为两会的固定节目。     无论如何,当这个社会的注意力放在这个国家政治生活花絮,津津乐道于花边琐事的时候,无论是代表还是民众,都在感受看僵化意识形态的松动和一种现实生活的回归,而另一方面,人们也要承认,这种爱好背后,又确实是在回避着什么,在半真半假得消解着什么。     而随着时间过去,问题慢慢浮现:这是十一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18大也即将到来,领导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打算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哪些变化和改革?       变潮涌动       各种代表依然带着自己的理解进行了他们的两会,于是,人们终于再一次看到了浙江代表团部分女代表们的曼妙构想:她们准备身着瑰丽旗袍统一在会议开幕时候亮相。另外,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歌舞剧院歌舞团团长刘春梅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突然高歌一曲,随后大呼“我爱你们”,可以视为是代表委员娱乐化举动的极致体现。     与固定轨道中运行,同时不断观察到改变的发生,这个可以说是本次两会的主要旋律。变与不变的纠缠,从追逐明星到津津乐道于奇谈怪论,再到严肃的民生议题以及公众代表行使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虽然漫长,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变化正在发生,即使缓慢,却在历史大势形成的合力之下加速潜行。     在温家宝的工作报告中,民生问题照例占有格外重要的位置。房价,环境污染,教育平权,养老,医疗改革、三公消费等议题均与民众息息相关,校车安全等问题更是因为此前的事故而被全社会关注。     据统计,温家宝总理的报告赢得了26次掌声,最长一次28秒。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在其总编辑“两会”日记中这样描述其在现场的观感:“‘雷鸣般掌声’的时代已经过去。近年来,一些人大代表的问政意识增强,不满足当花瓶和只投赞成票。加之今年是本届人大最后一次大会,不少代表任期将到,想必会抓住最后一次问政责询机会。”     在今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听取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时表示,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     在划定的航道上,变革的潮水正在涌起,无论如何强调稳定,强调航线的确定,都无法改变2012注定是一个变革之年的宿命。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大事的两会,每个参与者围观者都在体会暗中涌动的变革之潮,中国这条大船,正朝着随后的十八大以及未来的政府换届航行而去。船上的每一个乘客,都将和大船一起经历风浪。       经济求变       3月4日下午,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宪法学教授杨海坤当着中央领导的面,作了5分钟的即席发言,阐述了自己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想法,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改革不可能真正成功。。而此前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赵启正在新闻发布会上亦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新的进展”,亦让人们感受到某种变化。     不过,这种变化并没有改变两会的主旋律:民生问题,经济问题,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主流。在温家宝总理面对近三千名全国人大代表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继续着力民生建设依然是本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出了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4%左右。     对于这份报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重点有三:首先,现实改革中最深层次的矛盾是利益关系失衡,在利益关系失衡成为改革发展深层次的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如果收入分配改革没有突破,这种突出的矛盾很难解决;其次,经济转型直接依赖于收入分配改革,民众的消费能力不提高,消费的拉动力就无法显现;第三,现在社会的很多矛盾问题跟收入分配联系在一起,这已经成为牵动全局的一个重要问题。     实际上,即使是传统的经济改革话语体系,公众也能看出其中的显著变化:这是近8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预期首次降到8%一下,2004年中国曾将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自2005年开始,这一预期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转换增长方式已经成为本届政府在最后一年中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有可能成为下一届政府首先要完成的工作。用3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候的说法就是:转弯,当然要减速。     而在本年度全国两会之前,各地政府公布的工作报告中,东部部分经济大省逐步淡化GDP增长目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质量和可持续压倒速度与规模,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使经济转型升级更为被侧重。亦如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直言,转型发展不是件容易的事,“要转型,速度要降一点。”       共识与方法论       可以预见的是,变与不变的主题将贯彻两会。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回答关于乌坎问题记者提问的时候,强调广东方面的不变:“我实事求是地说一句话,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我们把选举法和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形式做了纠正,如此而已。”     在两会期间,汪洋还表示,广东各部门正强力推动政府“放权”,但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法律上的障碍。比如有的法律规定政府部门的相关权力,如果“放权”,就违反规定。广东正在争取国家有关部门支持,成为“放权”的试点,然后用成功经验推动相关法律修改。而新任广东省长朱小丹,面对有代表担忧这一改革会引发中央部委不满,难度甚大时更是表示:“难,但是我们准备碰一碰。”唯有冲禁区的改革才是真改革,广东一直扮演着改革开放先行者的角色,为中国改革探路。     而已经有“重庆模式”提法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同样在强调重庆方面对于改革开发这一基本原则的坚守:他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所要解决的一个主要矛盾是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不放松。30年前,中国处于几乎完全封闭的状态,经济体制相对僵化,经过党中央国务院坚持不懈的努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但还要坚持到底。     改革依然是这个国家的共识。做完报告之后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亲切握手,两人均面露微笑。而在刚刚宣读的报告中,温家宝共提到“改革”近70次,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正确抉择。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其信心,一如两会前人民日报评论的标题《宁要微词,不要危机》。     不过,改革共识并不能掩盖改革方法论之间的差异乃至争议。与东部先发展地区用淡化GDP增长等方式为经济转型寻找空间,探索小政府大社会的新型治理方式不同,以重庆为代表的西部省份在探索公平分配和优质高速发展兼得的新模式。     在本次人大重庆团代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薄熙来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它指引的道路是完全走得通的。他拿出重庆2011年和2007年各项经济数据来比较,表示共同富裕不是有些人脑子里想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最后经济僵化发展不起来。“这是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同时,取得经济高速优质发展,而且走在全国前列,我觉得是可能的,二者是可以兼得的。”     对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认为,这给重庆带来了结构调整的新机遇不过,不过,几年前他在接受媒体记者时采访的时候亦表示,重庆发展得益于中央给予的种种特殊政策,是中央直辖市政策、库区移民区政策、老工业基地改造政策、西部大开发政策和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政策叠加的结果,未必具有普适性。而在3月6日参加中央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访谈的黄奇帆,也用“中国经济可放慢点重庆还应相对快一点。”也在佐证重庆模式的特殊性。     实际上,无论是薄熙来的“共同富裕”还是汪洋落实人民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都强调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核心价值观念和执政理念的坚守。如果说他们之间存在的差异,也仅仅是方法论的差异,是所在区域本身问题特殊性以及代表性不同造成的差异。       新媒体之变       3月6日凌晨,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负责人熊伟回到北京。熊伟还有另外的身份被公众所知:两会院外游说人、专业民间立法参与者。凭借着与其身份似乎不相称的家国情怀,熊伟从湖北荆门的一名热电工成为到中国鼓吹公民参与立法的第一人,一直成为固定的院外游说者,他的工作,就是实现民意和立法者之间的对接。今年,他准备继续就农村基层民主选举提出建议,而这,得益于他此前在乌坎几个月观察的经验。     对于中国公众,由于代议制民主实施规则的设置方式,政协委员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往往存在一定距离,这也是历次两会中会均有雷人提案出现的重要原因。不过,随着互联网特别是微博客等新媒体传播手段的进步,虽然制度未有大的变动,但是人民代表与真实民意之间的距离正在发生变化。即使常微小。     新传播技术造成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在新媒体面前,公共人物首先面对的是质疑。政协委员杨澜的国籍问题,“从不投反对票代表”的人大活化石申纪兰名下产业问题,以及众多委员身上的奢侈品,都成为公众围观的热点。浙江人女人大代表的旗袍秀,亦因为公众质疑而未能如期上演。     比围观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与民意之间的沟通。有网友粗略统计,今年两会      15省有65名人大代表开了实名微博。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更是表示:今年会有个提案,让所有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通过公布电子邮箱或微博,做政府和群众的日常联系人,如果有几千个人,每天都跟普通网友交流,能有效减少社会怨气。     按照西方文化批评的观点,观看意味着权力,当媒体在网站上公布亿万像素的两会会议现场图,民众可以任意放大而“看”到会场每一个人每一处细节的时候,新技术带来的权力改变又一次出现,而对于委员和代表们,对于中国国家政治生活场域中的每一个参与者,压力也就随之而来。         删节版刊于2012年3月8日时代周报      上一篇: 死亡vs希望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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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时代周报:缅甸放宽新闻审查:审查大范围松动,敏感话题不再避讳,媒体憧憬市场化

《时代周报》第168期  本报记者 张子宇   2011年11月29日,一个缅甸报摊出售印有该国民主党派代表人物昂山素季头像的刊物。   改革与新思维,正冲击着古老的佛国缅甸。从2010年开始,西方国家的制裁开始解除,与少数民族武装的冲突减少,希拉里等外国政要也出现在仰光和内比都,许多政治犯走出了著名的Insein监狱。   这种新气象也出现在缅甸的新闻行业里,过去不能提及的昂山素季,已经可以出现在报纸的头版;那些过去被屏蔽的外国新闻网站也可以正常访问。   让世界舆论更为关注的是另一条消息:据人民网报道,缅甸政府准备推出新的《传媒法》,解除半个世纪以来严厉的新闻审查制度。    缅甸曾是传媒乐土   对于缅甸媒体人来说,历史上曾有过一段美好时光。早在19世纪,缅甸就是亚洲新闻的标杆。当时缅甸最后一个王朝贡榜王朝的国王曼同(MindonMin)颁布的17条宪章中,就有保证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当时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下的缅甸,在西化的浪潮中,确实拥有了一定的新闻自由环境。   英国殖民统治开始以后,尽管颁布了一系列管制媒体的法令,但缅甸的传媒业还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11年时,缅甸发行有44份报刊。到1921年就变成103份,而到了1930年更加有超过两百份报刊发行。   1948年独立后,缅甸又一度成为了新闻自由的天堂。1947年宪法明文规定保障言论和传播自由。尽管两年后的《紧急状态法》规定了一些对传播假新闻和“诽谤军政人员”的处罚,但是在整个上世纪50年代,缅甸是亚洲新闻事业发展最好的国家。以缅文、中文、英文和印地语发行的日报,就有30份之多。   “以前缅甸有不少影响力很大的中文报纸,比如《人民报》、《中华商报》、《中国报》等等,后来这些报纸都被缅甸政府取缔,因为中文报纸被认为是私人办报,不合法。”上世纪40年代出生于缅甸的老华侨、著名缅甸问题专家、现暨南大学教授林锡星告诉时代周报,“不过现在还有半官方的中文报纸,一般都是缅文报纸的中文版。销路很差,缅甸政府还要对其补贴,上面一般就刊载一些学汉语的栏目,或者中国的新闻,主要来自中国新华通讯社。”   1962年吴奈温军事政变后,《印刷和出版业的注册登记法案》颁布,这个法律一直实行到现在,只不过主管负责部门由原来的国土及宗教事务部变成了现在的信息部。   1975年,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颁布,其中的第157号条款,尽管确认了言论自由,却明确了这种自由不能和工人阶级及社会主义利益相冲突。而由“印刷及出版中央注册委员会”发布的备忘录,则对审查各种危害国家意识形态、经济建设、国家统一、安全、和平和公共秩序及色情、诽谤和批评政府的言论审查作了明确的规定和指导。同年还通过了《国家保卫法》,授予政府权力以逮捕任何有违国家和平的人,许多新闻工作者因此获罪入狱。   1988年军事政变以后,根据军政府的戒严令,所有没有经过政府注册的媒体都被宣布为非法。从1996年开始,一系列新的法案又被颁布,进一步加强了对缅甸传媒业的管制。其中包括《电视与录像法》,该法案要求所有电视、卫星接收器以及摄像机的拥有者都要到交通、邮政和电信部和影像审查委员会备案登记。而根据《电影法》,一切电影制作都需要取得国营的缅甸电影公司的许可执照,并且接受电影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正是这两个法令,让曾因为文化产业发达而在前英国殖民地中自傲的缅甸失去了过去的光彩。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传统的管制已经不能适应需求。很多新的审查制度扩大到了互联网上,上世纪90年代末颁布的《电脑科技发展法》规定,所有电脑都需要到交通、邮政和电信部登记备案。该法还规定,一切分发、散布和获得有害国家安全、统一及民族文化的信息都将触犯法律。1997年,“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SPDC)还制定了《互联网法》,规定传播危害国家利益的信息是违法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超过85%的主要国际电子邮件服务商在缅甸无法被使用,所有的网吧都必须获得国营垄断的“缅甸信息传播技术发展公司”(MICTDC)的营业执照,而且每一个上网者都必须登记。网吧管理者被要求每5分钟保存一次屏幕以记录电脑使用者做了些什么,然后不时把这些提交给MICTDC。不过尽管有如此苛刻的规定,由于过于麻烦和不近人情,执行上还是比较宽松的。   另外一切在缅甸工作的外国新闻记者和机构也必须接受缅甸政府相关部门的审查,事实上,外国记者能够获准以新闻记者的身份进入缅甸很难,即使那些和缅甸关系不错的国家。英国广播公司(BBC)及美国之音的网站都被屏蔽。   林锡星透露:“外国记者要进入缅甸不容易,很多都是以旅游者或者商人的身份偷偷摸摸混进去。比如2008年在报道一次示威时被流弹击中死亡的日本著名战地摄影记者长井健司,就是以旅游者的身份进入缅甸的。”    PSRD:曾经的“剪刀手”   而提及缅甸的新闻审查,就不得不涉及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PSRD,尽管和很多其他国家的类似组织一样,这个部门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是对于缅甸传媒来说,其是至高无上的顶头上司。   PSRD,是传媒检查与注册局(PressScrutinyandRegistrationDivision)的英文简称,隶属于缅甸联邦政府信息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经评价,这个机构的名字透着一股子乔治·奥威尔的笔下风情。   目前担任该局主管的是丁瑞(TinShwe),他曾是缅甸军队里的一名少校。这个机构的建立可以追溯到1962年8月。当时,管理国家的革命委员会颁布了《印刷和出版业的注册登记法案》并成立了传媒检查委员会(PSB),2005年传媒检查委员会更名为现在的传媒检查与注册局。   “PSRD的主管实际应该算是部级官员,因为这个位置很重要。不过现在任职的在名义上还是副局长。丁瑞的政治地位很高。”缅甸主要媒体《缅甸时报》(《TheMyanmarTimes》)的一名编辑M先生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透露。尽管目前政策已经放开,M先生还是表示不便透露他的真实姓名。   PSRD负责缅甸一切的媒体与出版检查,包括报纸、书刊和其他出版物。而任何新出版的媒体都需要到PSRD去注册。在缅甸,在改革以前私人确实可以办报办刊,但是由于审查耗时长久且难以捉摸,导致所有私人报刊都只能办成周报、周刊或者月刊的形式,而所有的日报都是国营。   《缅甸时报》是由澳大利人RossDunkley和SonnySwe在2000年创办的外资占49%股份的报纸,是缅甸唯一有外国投资背景的主流媒体,拥有英文和缅文两个版本,立场属于稳健中立型。   SonnySwe的父亲曾是缅军的一名旅长,曾经是现在已经被撤销的军事情报部的一名高官。不过SonnySwe在2005年被捕入狱,另一名缅甸企业家TinTunOo接下来他的股份。   “PSRD并不会派专人在我们报纸做检查,也不会给我们什么指引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但是我们所有的文章都必须实时送到PSRD去审查。然后由他们判断是否有什么反政府的内容。”M先生解释缅甸的新闻审查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而且令很多缅甸媒体无奈的是,PSRD不但要做剪刀手的工作,而且经常会亲自代笔,改写他们认为不合适的内容。   “所以我们经常会在提交内容时附上一些其他的文章内容或者照片以作备选。这样可以提高效率。总之,有时他们会撤掉整篇文章,有时只改动一段话、一句话、一张照片甚至一个词。”M先生说。   2009年,一次导致一名小女孩死亡的医疗事故造成了一次对PSRD权威的重大冲击,尽管当时PSRD下了禁令,但是缅甸各大媒体还是依然对事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并且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我们一般还是很清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不可以报道,有时候,当我们认为问题不是很大或者应该可以冲过去,我们就会绕过PSRD直接‘闯关’,然后我们再写一篇检查。”M先生说,“写了检查以后,一般都是可以被原谅的,不过有时候过界了,我们就会被暂时停刊甚至关门。”2008年的时候,《缅甸时报》就因为踩线过度,被暂时停刊过一段时间。   在长期和PSRD打交道的过程中,缅甸媒体人发明了一种“三明治式”的报道法,即在一些故事、软文乃至文艺作品中夹杂关键的新闻信息。这种做法往往能够逃过PSRD的检查,可以说,“三明治报道”是每一个缅甸媒体人合法工作的必备技能。    审查大范围松动   然而,随着缅甸改革的大幕在2011年拉开,新闻传媒业也不可能成为大浪潮中的一块顽石。在巨大的堤坝之上,不断有洞穴被水冲开,直到形成一股洪流。   2011年6月,缅甸政府便解除了对体育、娱乐和彩票等期刊的审查。而在当年的9月,一些曾经被封锁的国外网站包括Facebook、Twitter、BBC、YouTube、缅甸民主之声和美国之音在内,都被解除了网络封锁。   M先生也充分地感受了这点,在两年前,《缅甸时报》被整版撤掉很常见。而现在,“从2011年起,我们发现环境突然宽松了好多。有时候只撤掉一两篇文章。在上周,竟然一篇文章都没有被拿掉,只是撤下了几张照片。”他说。   据《缅甸时报》澳大利亚投资者RossDunkley透露,自己报纸的平均撤稿率是20%,稿子被撤掉后就用一些软文来替换。   即使是PSRD的主管丁瑞,在改革的大潮中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他甚至在2011年接受了过去的“死对头”—自由亚洲电台(西方媒体)的专访,并且表示:“实行了40多年的新闻审查制度,是时候寿终正寝了。”   “其实在缅甸,丁瑞在新闻界里还是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倾向于改革并且希望缅甸有新闻自由的。对于我们来说,他是一个改革者。”M先生认为。   实际上早在2011年3月起,仰光的许多记者就发现,他们开始获得更多批评政府的自由。连带是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的解禁,她的照片及文章都可以出现在媒体头版。   杂志《七周刊》就成为吃螃蟹者,他们刊登了一幅昂山素季与缅甸总统吴登盛的合影,并将他们选为年度人物。2周后,这家杂志走得更远,他们用一张被释放的政治犯走出监狱的照片做头版,然后配以大标题—自由,走出恐惧。   “现在对报道昂山素季活动的限制已经不存在了,随着国家的进一步民主化,更多的自由将会来到。”丁瑞宣告。   而缅甸政府又于去年12月9日公布新规定,共计54种商业和罪案期刊和书籍无须在出版之前被政府审查,不过其他新闻媒体还必须继续接受严格的审查,有官员透露政府不久后也会放宽新闻审查。   另外,PSRD的上级主管单位缅甸信息部部长觉山也表示缅甸将会放宽对电影和录像的审查。他还透露:“在国会,大家一致认为,审查组织必须被撤销。”   “新闻审查制度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被废止了,这种制度的存在有违于民主实践,其将在不久的将来被废除。”面对着过去长期交锋的西方媒体,丁瑞少校亲口承诺。   关于缅甸传媒人盼望已久的新《传媒法》,丁瑞预测,该法的草案早已经在最高法院的法官那里,新法会在今年内颁布。   根据透露出来的内容,新的《传媒法》将涉及媒体的权利、义务和道德责任,并明确对违法者的处罚。不过其时真的能够付诸实践,第一关就是能否被缅甸国会予以表决通过。   不过丁瑞也没有忘记警告一下,在享受新自由的状况下,媒体要注意自己的“社会责任”。   针对丁瑞的讲话,西方媒体依然保持了一种怀疑的态度,林锡星分析:“虽然缅甸的舆论管制最近开始放宽,最近还没有出现什么和政府对着干的报纸。缅甸目前的步子迈得很大,可以说到处开禁。不要说新闻报道了,连游行示威结社都放开了,这些都属于大改革的一部分。”   “缅甸还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不过大方向是积极的,我们也保持乐观。许多非时政类报刊和出版物已经不用接受事先审查了。而且我估计对时政类的也会放开,包括《缅甸时报》在内。估计最快半年内就可以了,只要新的《传媒法》能够被国会通过。”M先生透露。    大赦惠及新闻工作者   除了政策松动外,大赦浪潮也惠及了新闻界,2012年1月,缅甸总统吴登盛大赦了6000余名服刑人员,其中包括数百名政治犯,其中也有不少是新闻记者。   比如25岁的年轻女记者HlaHlaWin就是其中一员,她为缅甸流亡者的广播电台缅甸民主之声工作。HlaHlaWin曾经是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的一名成员,从她自己的政治信仰上来说,她相信必须通过和军政府的对话才能达致对缅甸问题的真正解决。后来HlaHlaWin离开了全国民主联盟,不过依然保持了对其政治主张的信仰。   2009年,HlaHlaWin在一座寺庙中被捕,当时她正试图采访几名参加了反政府示威的僧人。一开始HlaHlaWin被判处了7年有期徒刑,理由是使用了“未经登记的摩托车”,然后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这次的理由是往互联网上“上传了危害国家机密的资料”。   2012年1月13日,HlaHlaWin终于走出了监狱,和其他四名缅甸民主之声的记者。不过几乎就在不久以前,另一位她的同事,刚刚被判处18年徒刑,而且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10年。   变革大门甚至朝许多过去的流亡媒体比如伊洛瓦底通讯社、缅甸民主之声等等打开。伊洛瓦底通讯社的编辑AungZaw20年来第一次回到自己的祖国。尽管,这些流亡媒体还没有打算进一步在缅甸开设办公室或者办事处,但是至少他们现在可以回家了。    国有报纸将接受市场考验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需要想办法扩大新闻自由,同时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保持政治平衡。”七新闻集团的主席ThanHtutAung表示。《七周刊》和其他一些报刊隶属于这家传媒集团。   目前在缅甸,如七新闻集团这样的私人媒体正在兴起,尽管面临着政府的一些高压政策,但是它们还是蓬勃发展起来。“在改革以前,缅甸所有的报刊都是官方的,不允许私人办报。现在开始出现私人办的报纸,一般都是以经济报道为主。”林锡星表示。   “目前有超过400份以周或者月发行的刊物是由私人运营的。这些私人媒体或者出版物基本得不到政府补贴,主要依靠广告收入来生存。有些也依靠一些根本不在乎烧两个钱搞传媒玩玩的有钱人。目前,缅甸媒体的广告市场正在蒸蒸日上中,而且私人媒体的数量也越来越多。不过政府还不允许任何私人介入日报这块。”M先生透露。   许多在仰光的传媒集团,已经预计到了将来政策一旦放宽以后的市场机遇,他们正想尽办法获得新的执照来办报纸和杂志。特别是日报这一块,长期被《缅甸新光报》(《NewLightofMyanmar》)把持,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想投入竞争。   在缅甸最大的日报就是《缅甸新光报》,是缅甸历史最悠久的报纸,创立于1914年,但是在1963年被国有化。1993年,另一份创立于1963年的报纸《缅甸劳动日报》被重新命名为《缅甸新光报》。该报目前被认为是缅甸政府的主要宣传喉舌,其国内新闻主要来自国营的缅甸通讯社而国际新闻来自路透社。   “在缅甸,日报全部都是官营的,而且质量都很差。政府需要提供大量的补贴才能让它们生存下去。”M先生指出,“在未来,将会有更多的私人办的日报,而且我预计缅甸传媒业会迎来大规模的兼并重组,那些有竞争力的媒体会生存下来而且壮大,弱者如果不改进质量面对竞争,只能接受关门或者被吞并的命运。缅甸人民有着非常优良的文化传统,而且他们对新闻有着很浓厚的兴趣,我有信心缅甸出版传媒业将在5年内迎来大发展。”   据知情者透露,下个月将会有6张新的媒体执照能够得到批准,而且信息部已经承诺,将会在这方面给予更多方便,搞得更“灵活些”。   “在过去的军政府统治下,由于专政,国家媒体的作用仅仅就是用来宣传政府的政策。”觉山说道,“而现在不同了,我们走了民主的道路,所以媒体也必须写那些吸引读者的题材了。”   《缅甸日报》的采编人员也士气高涨,准备更多地报道一些过去不敢触及的敏感题材,大干一场。“包括国内政治、基层腐败和环保问题。”M先生透露。  原文: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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