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OhMyMedia |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中国科幻文学缺什么?

黄锫坚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让中国人想起了久违的文学。不过,当人们捧起莫言的《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却会发现,那些故事、人物和情感,与当今现实尤其是都市生活如此遥远。反倒是另一位候选人村上春树的小说,尽管来自异域,却更能让年轻人感觉亲切。 中国现在真的缺乏现代感的小说吗?还好,我们遇上一个科幻文学的小高潮。刘慈欣的《三体》毫无疑问成了标杆,至少在市场层面,这套三部曲据称已累计销售40多万册。而《三体》图书的App,也经常在苹果App Store中国区图书排行榜上居于前列。 有 人称刘慈欣“以一己之力将中国科幻文学提高到世界级水平”,此话隐含着对中国科幻力量过于单薄的担忧,也有着对刘慈欣作品过誉的嫌疑。《三体》的畅销和传 播,当然有科幻魅力的作用,但书中的博弈论元素也功不可没。年长读者和主流人群之所以喜爱此书,恐怕是因为其中的宇宙社会学。 著名的“费 米悖论”提出了一个世纪天问:外星人肯定存在,但他们到底在哪儿呢?在《三体2》中,刘慈欣以“黑暗森林法则”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宇宙如同一片黑暗森林, 每一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手,他们小心潜行,随时准备消灭暴露者。而地球文明是个傻孩子,它在黑暗森林里生了一堆火,高喊“我在这儿!”于是,地球文明面临 灭顶之灾。 黑暗森林基于一个更基础的假设,即宇宙社会学公理: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 持不变。基于这两条公理,刘慈欣又加入了和囚徒困境类似的“猜疑链”:一方的选择会左右另一方的判断和抉择。随着多次相互作用和博弈,会迭代出无法预知的 后果。 这些公理正是理工科同学的最爱。从《帝国时代》到《魔兽争霸》,多少经典游戏都遵循以上的法则。刘慈欣甚至亲手模拟过文明的兴衰变 迁。1990年代初,他编写过一个描绘宇宙演化的软件,在10万光年的半径里设定了30万个文明,然后让一台286计算机花几个小时来计算这些文明的演化 图景。 这些宇宙社会学公理不仅是工程师、程序员的游戏,也是某种现实的投影。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以及日渐残酷的股市投资,让中国 人越来越相信,零和博弈、你死我活,才是货币战争的本质。而讲究多赢的自由市场理论,越来越带有陈腐的教科书气息。因此,刘氏宇宙社会学让读者找到了现实 的对应物。 当然,在政治博弈的故事框架下,刘慈欣的科幻功力也不可小视。从阶梯式核爆将探测器加速至1%光速,到四维空间向三维空间的跌落,物理学想象力层出不穷。尤其是后者,被用在蓝色空间号战舰对三体的水滴飞船的反击上,那些关于四维空间的曼妙描写,展现了刘慈欣华丽的文笔。 困 困在《仍有人仰望星空》一文中将刘慈欣描述成一个“现实主义者”,因为他的写作策略相当理性和实用。刘慈欣首先分析中国科幻的空缺,再以自己的写作去填补 这些空白,这样就更能引起编辑和读者的关注。在动笔之前,他阅读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科幻类中文作品,并总结道:“相对于世界科幻,中国科幻存在某些题材的缺 失”,主要包括时间旅行、架空历史、大灾难、超远程宇宙航行、近未来战争、终极思考。 这个分析大概是多年前的状况,当今中国小说已有无数 架空历史的创作,从《新宋》到热播剧《步步惊心》,穿越题材无所不在。让我好奇的是,刘慈欣的作品尽管覆盖了许多题材,但却存在一个明显缺失,即对机器 人、互联网、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的关注。简言之,刘慈欣的科幻,仍是传统的硬科幻,偏向于向外探索,多借助物理学和天文学想象。而西方科幻已经转到向内心 探索的新阶段,赛博朋克(Cyberpunk)才是新潮。如果说吉布森、斯特灵等作家太冷门,那么,电影《黑客帝国》可以看作是Cyberpunk最大众 的一次演出。 和外太空、星际飞船相比,这是一种阴郁晦暗的科幻。其实,在前一段时间上映的《普罗米修斯》中,我们也能看到Cyberpunk的影子。该片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曾执导过的《异形》、《银翼杀手》,都是Cyberpunk的经典之作。 即 便在以外太空为主要背景的《普罗米修斯》中,斯科特也没忘记Cyberpunk的经典疑问:我到底是谁,我来自何方,去向何处?这是机器人与人、造物主与 被造者的永恒疑问。豆瓣的一篇影评“信仰、神话与原罪”精彩剖析了这个话题。作者减加指出,此片名为普罗米修斯,指的不单是宇宙飞船,而是片头所出现的白 色巨人Jockey。在希腊神话中,人类是由泰坦族先知普罗米修斯所创造,他教会人类知识,甚至偷火给人类用,因此成为罪人。而在本片里,人类是一个被处 死的巨人族的后代。人类的诞生,不是什么神圣的事情,而有可能是一次偶然的失误。造人的外星人最后要消灭人类。好玩的是,片中的机器人David也有同样 的疑问。人为什么创造机器人呢?Charlie的回答是,“我们创造你,是因为我们可以”。David则说,“孩子不都希望父母死去吗” ? 人的诞生如此荒诞,存在价值趋向虚无。这是Cyberpunk的主题,也是中国科幻最缺乏的终极思考。刘慈欣没能涉足的领域,需要新一代去介入。陈楸帆的《开窍》和杨平等人的创作,或许可以看到这样的努力。 (本文作者黄锫坚,清华大学中文学士、科技哲学硕士。曾在多家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工作,有10年财经和科技报道经验。译有《连线:数字时代的传媒梦想》、《信息烟尘》和《大冲突》等。您可以通过 新浪微博 与他联系。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原文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26. | Permalink | 旁观者说 Post tags: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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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于建嵘和他的微公益

闾丘露薇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在2010年10月9日发出了他的第一条新浪微博,而他在微博上贴出的第一张照片, 是为访民画像 。于建嵘的家中挂了很多画,都是他的作品,清一色的黑白色系山水画。最引人注目的,是被他称为“母亲”的访民巨幅画像。几乎每位来拜访他的客人,都会在这幅画前留影,于建嵘也会把这些照片通过他的微博发出来。 2011年12月2日,于建嵘发微博呼吁网友为露宿街头的访民捐助衣物,帮助他们渡过寒冬。两个星期,于建嵘筹集到了40万元,一批由访民自己组成的志愿 者团队,把物资分发到访民手中。这让于建嵘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对于访民这个群体的关注,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访民本身,而他们在相互帮助的同时也意识 到,只有自己多关心社会,才有可能让更多人来关心他们的状况。也因为这样,不少访民成为了于建嵘的志愿者,负责管理这个针对访民的公益项目。 2008年,于建嵘也发起过“让访民回家”的活动。不过那个时候他还不懂得利用网络,特别是社交媒体,更重要的是社交媒体还没有在中国普及,参与这个活动的,只有他和两三个朋友。那个时候,知道于建嵘的名字的,也只是学术界以及媒体圈,或者一些对公共事务特别关注的人。 即便随后社交媒体出现,用于建嵘的话说,对这个群体的救助,“一方面行动是小范围的,另一方面也要非常小心,因为会给政府带来压力”。不单单媒体很少能够跟进,就连他自己也受到影响,比如粉丝数量。 “从去年开始,我每个月都有几万粉丝,但是有好几个月一直保持在40多万。其实,你做好事粉丝们也不会跟你走,你要做他们认同的事情。你做的事情符合他的价值理念,他才会跟你走。” 于 建嵘现在在新浪微博有147万多的粉丝,2011年2月28日,他还开通了腾讯微博,现在的粉丝数有55万。于建嵘很看重粉丝数量,他认为,这关系到一个 议题的受关注程度。也因为这样,他很会利用微博的互动特点,比如,他在发起“随手拍”行动的时候,会告诉网友这样一个规则:只要@他本人,那他就会转发网 友的照片。粉丝量越多,可以带来的社会效应越大,参与的人也就越多。 2011年2月发起的“随手拍救助乞讨儿童行动”,让于建嵘的名字 为大众所熟悉。因为自发参与这个行动的人太多,最后公安部的官员也需要利用微博,和公众进行互动以及信息披露。一个微博建议,最终变成了一种社会运动。而 之所以发起这样的行动,于建嵘说非常偶然,是因为接到了网友的来信,告知孩子不见了,需要他的帮忙,于是他想到了利用微博发出寻人信息,而很快,更多的来 信,触发他倡导了这样一个行动。当然,这样的行动也引发了关于隐私以及是否有效等问题的争议,但对于建嵘来说,从这次行动当中,他看到了微博在推动公益行 动中的作用。 于是,从随手拍救助乞讨儿童,到随手送书下乡系列微博公益行动,于建嵘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参与发起了随手公益基金会, 这是挂靠在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下面的全国性专项公募基金。而微公益也成为了2011年的热门词汇,不少个人以及NGO,开始利用社交媒体展开各种公益行 动。 最近,于建嵘又在微博上发起了“随手拍和父母合影”,得到了不少网友的响应。所有的这些显然很正能量,也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但于建嵘承认,因为这些微博上的公益行动,他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当中包括他的一些朋友。 “一 些关注的人对我提意见,认为应该更关注政治,而不是做所谓正能量的事情。我觉得没有区别,正能量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社会,其实我们做的都是和社会矛盾 有关联的事情,只要我们都关心社会的话,这些社会矛盾就会解决。我觉得未来社会转型会有分化改变,而社会运动就是分化改变的议题。” 知 道于建嵘的名字,还是因为他关于中国底层社会的研究。不过关于他的争议也很多,特别是2010年圣诞节,他透过微博搞了一场为期四天的流水席,来自中国各 地十多个省市的800多名网友、上访者、学者、官员及学生参加了活动。一些人在网络上质疑他的背景,因为在中国,很难想象可以如此高调地进行这样的公开活 动。也有网友批评他,一边接待访民,一边去各地为政府官员讲课、收取顾问费以及政府的研究经费,失去了学者的中立性。 曾经和律师浦志强聊起过于建嵘,他的评价相当正面,特别是在取消劳教制度以及信访制度方面,浦志强认为,于建嵘做的很多,他相当佩服。 在于建嵘的家中,其中一个房间,靠墙的柜子里面放满了档案。于建嵘拿出一些给我看,都是过去这些年各地发生的群体事件的一手资料,甚至包括了地方政府在出动人手时的分布图。 我 很好奇,他为何能够拿到这些资料。他告诉我,因为不少官员是他的学生,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他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当然,仅仅有资料是不够的,还要 有他自己在当地的观察。不过每次到当地,他都很低调,他说他会选择一个靠近事发地点的房间,透过窗户去观察事态,或者站在人群之中,最重要的,是要让自己 成为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旁观者,尽量保证观察的准确性。而现在,他更加需要低调,因为有时候,他的出现,会让地方政府的一些官员非常紧张,用他的话说,总 觉得他和当地发生的事件之间存在着联系,一不小心就会被当成了“幕后黑手”。 正是因为能够取得这些详尽、甚至敏感的资料,在和媒体打交 道的时候,于建嵘非常谨慎。最著名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当然,香港媒体算是例外,毕竟属于一国,尽管两制。去年,他到香港参加香港书 展,顺道出席了香港一个民间机构举办的论坛。当主持人开玩笑说,之前这个论坛的讲者之一艾未未当时正被监禁的时候,他马上站起来打断主持人,再三强调,自 己只是来进行学术交流。在之后一个小时的论坛里面,他差不多每隔十五分钟就要澄清一次。我倒是理解他的这种反应,毕竟谁也不知道,台下会有怎样的听众,会 不会把这场讲座,当成论证他有问题的证据。 在于建嵘的一堆画作当中,有一个小小的镜框,里面是他的律师证。他很自豪,因为这是中国第一 批律师证。还有一幅他的自画像,很明亮的黄色,这和满屋的黑色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桌上放着一份并不对外公开发行的杂志,里面有他的文章──《未来十年中 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纲要构想》。 微博上的于建嵘很忙碌,他的随手公益还在继续进行。他很珍惜微博这个他眼中的自媒体,因为太多他无法透过 媒体发表的观点和信息,都可以透过这个自媒体发布。其实对于这个研究社会问题的学者来说,他所做的一切,更像是一种社会调查和实践,来探求为中国社会转型 进行准备的有效方式。 “微博公益强调了举手之劳,所有人都可以做,都可以参与献爱心。最关键的问题,可以在自媒体时代,建立一个信息转播中心,迅速地形成共鸣。随着粉丝的增加,可以形成一个社会热点,大家关心的问题,可以强化意识,让一种行动得以实现。” (本文作者闾丘露薇是凤凰卫视采访总监、专栏作家,香港非政府组织一五一十基金会创办人之一。著有《不分东西》、《行走中的玫瑰》等。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原文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26. | Permalink | 旁观者说 Post tags: 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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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Vista看天下 :《新闻联播》找幸福

央视也搞“无厘头” ●本刊记者 陈劲松 彭远文 / 文 9月22日下午5点,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摊贩云集,央视记者姚华刚下飞机就赶到这里,她走到一个卖葡萄的小贩面前,伸出话筒,用普通话问了一句:“你幸福吗?”小贩一呆,大喊一声:“城管来了!”浆洗街顿时炸了窝,所有的小贩都在飞快地收拾东西,一路狂奔一路大声相互转告:“快跑,城管来了!”姚华与摄像扛着机器在后面猛追,气喘吁吁地解释:“哎,我不是城管,我只是想问问你们幸福吗?” 从9月29日到10月7日,央视新闻频道连续9天播放《你幸福吗》街访纪实节目,并在《新闻联播》以头条、提要的方式挂标播出了8集。节目共调动了18个国内记者站、7个海外记者站以及北京总部共70路记者,加上20个地方台,共300多人次——姚华就是这些采访记者中的一位。被采访对象达3550人,最终播出节目中采用了147??人。 “你幸福吗”由此成了长假拥堵新闻之外最大的社会议题,在新浪微博以此为关键词搜索,有5355万条结果。而对这档节目的看法,则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反对者认为这档节目虚伪造作、主题先行、空洞无物,《人民日报》的官方微博表态说:“与其寻找幸福的答案,不如关注权利与机遇的公平”;而支持者认为该节目表达了一种真诚的态度。 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肯定者,都无法掩饰自己的好奇之心:央视怎么了?《新闻联播》怎么了?为什么要在国内价值最高的电视时段播放这档毫无新闻由头,甚至有些“无厘头”的节目? “神回复”如何诞生 10月8日,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本刊的官方微博也发了一条“你幸福吗”,一天时间,有608条回复,其中有190条是回复“我姓X”。自从9月29日《新闻联播》播出“我姓曾”这个“神回复”之后,这便成了众所周知的搞笑回答。 这个“神一般”的采访,来自央视记者詹晨林。9月20日,她正在太原市清徐县北营村做一个大学生村官的故事,突然接到央视地方记者部编辑汪洁的电话,让她拍村官之外顺带采访几个人,主题是“你幸福吗”。 22日上午,詹晨林到了村中间的小广场,这里是村民聚集的地方,正好村民下地回来,人非常多,詹晨林走了过去,见到人就问。 在采访完一个女孩之后,詹晨林走向广场边的小卖部,小卖部的树下站了四个人,“那位曾大哥是唯一坐着的”,詹晨林说,她还没走过去,那个曾大哥就开口了,说你不要来问我,我不是这个村里的,我是来打工的。“可能我在村子里呆了几天,他已经知道我是记者了。”詹晨林没有理会,依旧问他:“你幸福吗?”曾大哥随即答出那句流行语:“我姓曾”,詹晨林知道他没有听清楚,问了第二遍,这时周围的人都听明白了,提醒了他,曾大哥连声道:“幸福,幸福”。 “采访时很多人都听错了,当天也有其他人回答自己姓王姓陈。”詹晨林说。但显然,在29日的《新闻联播》中,“曾”成了百家姓中最为耀眼的一脉。 “我姓曾”那段视频首播并不是《新闻联播》,而是29日早上的《朝闻天下》,白天在新闻频道又播了两次。播出之前是央视副台长孙玉胜审片,他对此并没有特别表示。虽然已经播过,但按规定,上《新闻联播》还需要再审一次。“我真没想到胡台(央视台长胡占凡)能够下决心,他特意要求要把‘我姓曾’在《新闻联播》里面播出来。”央视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回忆道。 杨华告诉胡占凡白天已经播了,并有了反响,一些观众发微博认为央视出丑了。“我把这些评论发给了胡台,他并不认为这个片段不行,而是觉得这个挺好,很真实。”就这样,央视最高层拍板放行,《新闻联播》的数亿观众领略了曾大哥的神回复。“如果我是那天负责《新闻联播》审片的主任,会不会把这个放出去?说实话会有点犹豫和纠结的。”杨华如此坦承。 “神回复”在《新闻联播》的亮相取得了爆炸性效果,迅速点燃了这档节目。“《新闻联播》播完之后,我的电话立刻被打爆了,”詹晨林说,“家里人,同学,同事都打了过来,他们听出了我的声音,还有人直接发短信问我,你幸福吗?你姓什么?” 詹晨林的母亲也打了电话过来,“接通后她就在那边哈哈大笑,一句话没说就哈哈大笑,几分钟后才说那么搞笑的都会播。”回忆母亲的电话,詹晨林也忍俊不住。 与詹晨林一样,杨华也遭遇了“幸福”的烦恼。“30号晚上,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他们可能几个人在吃饭,然后嘻嘻哈哈地拿这个事给我开涮,问我幸福吗?然后还问我说这不是你审的节目吧?他们认为新闻中心肯定出丑了,肯定不是你审的,这话说得很真诚。我气坏了,我说就是我审的。”杨华说这并非疏忽,而是刻意为之,“我们是想用这种东西增加一种真实感,另外,我觉得让观众开心一笑有什么不好吗?不管大家是嘲笑还是什么笑。” 《你幸福吗》背后的纪录片 央视新闻中心负责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以及英语频道的新闻内容,主任由副台长孙玉胜兼任,几位副主任的工作,除了日常轮流值班,还各自负责一些大的项目。从去年8月开始的“走基层”便是杨华负责的大项目之一,而这一次《你幸福吗》则属于《走基层》的长假特别策划,其创意也是出自杨华。 “因为十一期间也得《走基层》,平时是常态报道,节假日需要做一个特别策划,而我本人一直特别想做民调节目,我觉得它跟《走基层》这种要‘贴地气、近人情’的宗旨也非常吻合。”杨华说。 但她一直没想好具体该怎么操作。到了9月中旬,杨华在审片的时候和《新闻纪实》的副制片人邓蕾偶然聊到了自己的想法,邓蕾提到了2005年《纪事》栏目做过的两个片子:《幸福在哪里》和《你想要什么》。在《幸福在哪里》中,编导设置了“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这两个可以激起人们内心深处情感的问题,在全国各地选取有代表性的地区进行随机采访,通过被采访者的回答以及他们背后的故事做成一个反映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纪录片。 “这么两个很简单的问题,会有让你特别意想不到的回答,我觉得这个形态跟我自己的想法很契合。”杨华说。 邓蕾还提到了另外两部纪录片。1961年,法国纪录片大师让·鲁什拍摄了一部名为《夏日记事》的真实电影,开创了此类纪录片的先河。让·鲁什对街上碰到的人进行采访,有时还深入到他们的家庭中去,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景。制作者向每一个被采访者提出的是一个共同的问题:“你是否幸福?”观众可从片中看到各种各样的反应,《夏日记事》也由此展现了巴黎的众生相。 1999年,中国年轻导演雎安奇在北京制作了一部名为《北京风很大》的纪实电影。这部片子中,一个手持话筒、身边跟着摄影师、时入画时出画的胖小子游荡在北京街头,截住形形色色的路人(捡破烂的流浪汉、推婴儿车的老人、羞涩的外地民工、一脸严肃的武警战士),突兀地将话筒伸过去,问:“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对这个简单的问题,路人的反应迥异:不置可否、“大”或“不大”、反问他们是干吗的、骂他们是神经病的、似话痨般瞎扯上半天的???? “这两部片子也挺有意思的,有很多‘神回复’,但那种风格我们没法简单照搬,新闻频道必须有新闻的感觉,所以对我来说最实用的还是《幸福在哪里》。”杨华评价了这几部作为蓝本的片子。 找到了合适的参照对象,很快就开始执行,当时离放假只有不到半个月时间了。 9月17日,负责执行的新闻中心地方部找来邓蕾和原《幸福在哪里》的总导演程勇交流,程勇提出了三个注意事项,后来被写到分发给记者的《实拍手册》中:1、采访中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2、记住,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3、回答不是唯一重要的,回答的状态和场景同样珍贵。 交流结束,紧接着就开始实际操作。“你幸福吗”并不是这次采访的唯一问题,而仅仅是其中的一组。“考虑到要连播八九天,我们设置了5组问题,每组问题都有一个主问题以及相应的其他问题。”节目策划张宇珺说。第一组是“中秋怎么过”,第二组才是“你幸福吗”,其他三组分别是“你想要什么”、“你最遗憾的事”以及“你能为国家做什么”。带着5组问题,各路记者走到不同场所,开始四处找??人。 “但据记者带回来的反馈,民众对‘你幸福吗’的回答最有张力,最有意思,于是最终被定为主题。”节目后方的主要执行人汪洁说。 两个舆论场的斗争 “有一个网友的评论我看了特别难过,就是关于宁夏那个忘了价格的卖肉师傅,他竟然说:‘央视真的是一群脑残的记者,你看找个托儿卖肉还穿着西服,你们能不能拍的时候让他把西服脱了再拍。’”央视记者刘超说,除了采访,这次她还负责收集网上反馈,“还有网友说:你们能把说不幸福的贴出来吗,你们问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宣传,就是想让大家觉得人民过得都很幸福。” 杨华也承认,第一轮的考验是敢不敢把“神回复”继续放进去,第二轮的考验就是敢不敢去面对网友已经提出来的这些疑问。 10月2日,一条新闻被网友热传:长沙一位叫刘永亮的环卫工人在路边边打点滴边工作。刘永亮独自一人在长沙当环卫工人已近五年,月入1200元,除去房租与日常开销,所剩无几,几天前就感冒头疼,一直到撑不住了才去诊所开了点滴边打边工作。有不少网友嘲讽道:央视干吗不去问他幸福不幸福? 杨华真派记者去了,也播了一条新闻,还问了刘永亮的幸福感受,最后之所以没放到《你幸福吗》节目中,是因为杨华认为记者的态度有问题,没有真诚地关心采访对象:“他是一个特定的采访对象,不是一个随意拦住街采的路人。我觉得起码要问问他的生活状况,他家在哪儿?家庭负担有多重?他的收入怎么样?他现在的病好了没有?什么病?打了点滴病算治好了吗?吃饭行不行?值班值几天?工作量怎么样?工友们照顾他了吗?跟他一样的工友们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栏目组的人说,其实从一开始就播出了不幸福的回答,在10月7日那期节目中,更是播出了多位回答不幸福的:有医生帮助患者不被理解表示不开心的;有旅客表示还没到幸福的时候;有民工表示担心拿不到工钱;还有补鞋的老人说最想要一个棚子,这样冬天就不冷了。“我摸着良心说,真的很少有人说不幸福。”刘超说,在她个人采访过程中大约只有10%的人说不幸福——而根据栏目组的统计,大致也是这个比例。 “人们经常开玩笑说,上微博一天得看一周《新闻联播》才能缓得过来,又说希望生活在《新闻联播》里。我觉得大家有一种成见:当下中国人普遍是不幸福的。”杨华说,“难道在社会底层为生活辛苦打拼的人就没有资格幸福?就不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感受?幸福不能简单与贫富划等号,就像说自己幸福不等于就是歌功颂德。” “播出的第三天骂得特别厉害,我们传着骂的段子互相看。”姚华说。到了10月6日、7日,刘超发现,网上挺这档节目的人开始多了起来,甚至有人说央视属于“高级黑”。 10月8日,做完节目,放下负担的姚华来到附近一个美容院按摩放松,美容院老板与她聊起了这档节目。“第一集时,我觉得它在胳肢我,一点都不好笑,”老板说道,“到第二集,我觉得是现在大家都在保钓抗日,抗日先得安内,所以央视推出这样一个节目,让大家都幸福,团结一起抗日。看到后来,我觉得不是在抗日了,央视确实在问幸福。” “看到第五集的时候,我坐下来,认真想‘幸福是什么’。”老板继续谈观后感,“我平时一直忙着赚钱,很少想到‘幸福是什么’,最主要的是从来没有问员工‘你幸福吗’。下周业务学习不学习业务了,我要挨个问问他们幸福不幸福,我要把片子录下来,让所有的员工都??看。” 姚华这时候才透露自己是节目的制作者之一,“老板开心得不得了,说没想到会员里会有参与做这个节目的人,她招呼服务员,‘好好给她服务,好好给我们的姚大姐服务,一直服务到满意为止’。” 挺住意味着一切 其实“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并不是第一次在央视出现,2005年《纪事》栏目播出的《幸福在哪里》就有同样的桥段。 邓蕾是当时《纪事》栏目的主编。她说这种普通人眼里看来很奇怪的采访方式,在纪录片行业是一种很普通的手法;而这样一种贴近百姓生活的报道样态,在央视同样有着悠久的传统。 早在1993年,陈虻(后任央视新闻评论部副主任)创立《生活空间》,就提出了“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口号,要“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中,替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书写的历史”。这是央视第一次把镜头指向了普通人。而《纪事》正是1999年从《生活空间》中分拆出来的一个纪录片栏目。其后新闻频道纪录片一度兴旺,但随后衰落:2008年,《纪事》和《百姓故事》合并为一个栏目,2010年,再次改为《新闻纪实》,时长缩短为15分钟。 《生活空间》最早的参与者蒋樾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具纪录片性质的栏目在新闻频道里,很难生存,也许因为它太真实了。中央台能出现纪录片栏目,毕竟是80年代理想主义的延续,但这种理想主义到了90年代末就被冲得稀里哗啦的。” 这一次,借着“你幸福吗”的热潮,有网友把《幸福在哪里》也翻了出来,很多人还记得这部7年前播出的45分钟的纪录片,人们普遍评价比这一次的节目要好很多,有电视同行如是分析:“将此创意移植到“十一”期间短新闻里,并在《新闻联播》播出,这种策划注定难逃尴尬和肤浅,复制了形式,却复制不了原版的精神内核。” 虽然有种种不足,但因为《新闻联播》巨大的影响力,这一次的传播效果却远胜过往。而之所以能在《新闻联播》播出,则要追溯到从去年8月《新闻联播》开始的一系列变脸,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变得更为亲切清新。杨华说,去年春节,民工讨薪的节目在《新闻联播》连续播出了四天,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而播出“我姓曾”这样的“神回复”,更是前所未有。 “我觉得央视的改变也跟国家的改变一样的,它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变化。我们可能挺难马上满足受众的愿望,但我们很认真地一点点走。”杨华说。“7·21”北京暴雨,央视主持人欧阳夏丹一袭白衣,在电视上一个一个念完死难者名单,这在央视也是首次。当时杨华值班,上面没有人指示,他们也没请示,但是播了就播了,也没有人叫停。 “这一轮热炒,刚播两天我特别担心,我想这么多骂的,领导给我们叫停了怎么办?如果坚持播出,即便大家依然不认可你,但至少认清你;如果你当时播两下被口水淹没,吓得自己缩回去了,可能更糟糕。”谈及当初,杨华表情放松,毕竟,这一次算挺过去了。 节目在央视内部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他们准备继续搞下去,目前正在构思春节、七夕节、重阳节的方案。到时候,会有更多的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央视的记者,被问一个奇怪的问题。 “哎,我不是城管,我只是想问问你们幸福吗?”回到9月22日下午的成都浆洗街,姚华换成四川话朝奔逃的小贩喊,摊贩们终于停了下来,其中一个比较胆大的男摊贩走了过来。 摊贩:“你为什么问我们摆摊的人?” 姚华:“对不起,我一点不知道这个地方你们上镜头这么危险。……你幸福吗?” 摊贩:“不幸福。我们这些人跟猫捉老鼠一样的,你说老鼠幸福吗?我在猫爪子底下过生活能幸福吗?” 姚华:“那你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 摊贩:“希望过没有城管的生活。” 姚华:“你最想要什么?” 摊贩:“我最想要城管不管我。” 姚华:“你这十年过得怎么样?” 摊贩:“我这十年尽是跟城管斗争了,斗到现在也没胜利。” ●本刊记者张恒对本文亦有贡献   他的幸福和央视有关   走不进央视大楼的快递员却走进镜头 ●本刊记者 张恒 / 文 朱云霄的手机响了,是女朋友打来的,他看了一眼,直接挂掉,然后抬起头来继续面对央视的镜头。 那是10月6日下午,这位21岁的快递员刚刚送完一单包裹,准备离开时,被央视记者拦了下来并问他:“你幸福吗?” 之前的几天里,央视驻国内国外的70多组记者,扛着摄像机,举着话筒,去问人们这个问题,一共采访到了3500多人。 朱云霄就是当中的一个。采访要结束的时候,他才知道面前的记者是央视的。 “那什么时候播啊?我回去让我女朋友看看。”朱云霄蹬在送货的三轮车上,笑着问记者。他说希望女朋友要好好学习,“不要太心疼我,我在这儿辛苦工作也没事儿”。 采访在10月7日的《新闻联播》里播了。前面那些关于幸福的回答都被剪掉,只剩下了他给女朋友说的那些话。 但当节目真的播出时,朱云霄没看到,他女朋友也没看到。 “真想去央视楼里看看” 央视记者并没问朱云霄的名字,朱云霄也没太在意,他给女朋友回了个电话,告诉她自己被央视的记者采访了,可能要上电视。虽然采访时他说,要让女朋友看一下,但他根本就不知道在哪个栏目播,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播。 那时候,拥堵与“你幸福吗”成为十一黄金周期间最为热门的话题,距离他工作地点不远的天安门、故宫被人流给挤爆了,但这和他都没什么关系。八天假期,他一天也没有休息。 10月7日,黄金周的最后一天,当央视主持人海霞开始准备即将要播出的《新闻联播》时,朱云霄正躺在公司宿舍的床上休息,那天他下班比较早,但也没有其他事情可做,只是把玩儿着手机。 他平时不怎么看《新闻联播》。来北京一个多月,他的生活就是上班、拣货、送货、下班、休息,偶尔有机会在公司上上网。对这个来自河南周口的年轻人而言,这座城市依然陌生,他的世界,很少超出申通月坛分公司的“势力范围”。 仍在承担央视很多栏目制作的央视旧楼,也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这一个多月里,他经常接送央视的快递,但只能到达央视大楼的前台。抬头看着数不过来层数的央视大楼,朱云霄很好奇里面是怎么制作电视节目的,偶尔也希望能见到电视上经常露面的那些主持??人。 对中国社会而言,央视是特殊存在。因为其国家电视台的身份,因为其庞大的收视率和影响力,因为在它的画面中经常出现的国家和地方各级领导人的身影和讲话,在许多普通人眼中,央视的形象严肃神秘而又威严,《新闻联播》更是如此。 “真想去央视楼里看看。”朱云霄说,估计前台会让自己去吧?但是他从来没问过,“觉得自己挺渺小,他们真的能接受吗?” 他对此毫无把握。甚至在接受央视采访后,他都没想到自己说的那些话,真的会出现在这个国家级电视台上,而且还是在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栏目中。 当10月7日晚上7点12分,他接到同乡的电话,被告知在《新闻联播》中露脸时,还是有点不相信。接下来,同学同乡的电话不断打了进来,他才把怀疑丢到一边。 但他仍感到困惑,就像国庆期间无数看过“《新闻联播》找幸福”这档节目的人们所困惑的一样,为什么那些回答,就这样原生态地出现在了国家电视台最严肃的电视节目中? “你是上《新闻联播》的那个吧?” 朱云霄要对女朋友说那些话,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在讲到自己和女朋友相识过程时他偶显腼腆,双颊泛红,但却并不吝于表达感情。对着央视的话筒,他还说到了自己的父母,谈到了自己的哥哥——这些都被掐了,没播。 他现在还是一所大专三年级的学生,按照学校的规定,这个学期要实习。他没去学校安排的实习岗位,自己在网上找到了申通这份快递业务员的工作,从周口一路向北来到北京。 他的女朋友还在郑州上大学。“她平时不怎么上网”,朱云霄说,一直到她的朋友把央视那段视频下载到她手机里,她才听到自己对她说的那些话。而他自己,则一直到10月9日,才在公司的电脑上看了到了那段视频。 他也看到了网上的那些评论,有些网友听了他说的那两句话,觉得挺心酸的。但他倒不那么认为,凭着自己真本事吃饭、挣钱,他觉得挺好的,这也是他回答央视记者有关幸福那个问题的大意。 虽然视频中并未标明他的身份,但细心的人还是能从工作服的Logo上猜到他的身份。在他们公司里,朱云霄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名人”。申通上海总部的领导看到节目后,很快就打电话到北京分公司了解情况,并准备将他的事情全力做推广和宣传。回到那个四人合住的宿舍里,同事们也经常和他开玩笑,要他签名,说以后发达了,不要忘记他们。送快递时,也有人认出他:“你是上《新闻联播》的那个??吧?” 除此之外,公司领导表示要给他转正了,但主要原因是他的工作做得不错,“勤快又有礼貌”,他的领导这样评价他。听到这个点评,身材瘦小,稚气未脱的朱云霄,在旁边抿着嘴眯着眼睛稍有些腼腆地笑了。 他依然还是每天八点到公司,领货,整理,然后骑着那辆三轮车,开始游走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忙的时候干到晚上六七点钟,那时央视大楼的灯光已经亮起,他仰头看看,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不一样在哪里?他说不上来。 清华博士:不幸福也要微笑 《新闻联播》也唤不回前女友 ●本刊记者 童浩 / 文 10月7日上午,清华大学机械专业的博士生王涛走出实验室去拿包裹。他在网上买了一副羽毛球拍,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来,和女朋友刚分手,锻炼一下,他觉得心情会好一??些。 夹着包裹走在路上,王涛突然听到有人问:“您好,问您个问题行吗?”他脸上带着一丝诧异,扭过头说:“请讲。” 当听到“你幸福吗”这个问题时,他咧嘴笑了。十一放假他回了趟山东老家,陪父母看了两三天的《新闻联播》,知道有“你幸福吗”这么一个节目。所以,他当时的第一反应是:“我天,我不会还会上新闻联播吧?” 王涛继续呵呵笑着,回答说:“今天不幸福,女朋友刚分手。” 接受完采访后,王涛给爸妈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们自己刚接受《新闻联播》的采访,但爸妈都以为他在开玩笑:“你又不是国家领导人,没那么容易上《新闻联播》。” 7日晚上7点多,王涛接到广州一位大学同学的电话,他才知道,原来自己真的上《新闻联播》了。当天晚上打来电话的还有他大学辅导员和高中的一位好朋友,而他直到10月9日才第一次看了自己在《新闻联播》上的视频。 那天,他看到人人网上有网友留言说“哥们儿,我特佩服你,当时说的是‘我天’,要是说了‘我X’,估计你就上不了新闻联播了”。 “其实当时我说的是‘我噻’,声音很轻,然后央视字幕变成了‘我天’。”王涛回忆说,当天央视记者还问了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的专业,另一个是:“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我当时回答的是‘幸福就是想吃饭就开开心心地吃饭,想睡觉就开开心心地睡觉’,不过没播,可能是因为回答得不好。” 但短短15秒的亮相,足以让他 “火了一把”。“不幸福的微笑哥”和“我姓曾”等众多“神回复”传遍网络,成为网友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对于“清华不幸福的微笑哥”这个外号,他更喜欢把“不幸福”这几个字拿掉,因为“不幸福总是暂时的,所以我当时说的是‘今天’不幸福。当时接受完采访后,我的心情好了一些”。 成为“红人”后,王涛的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平日里还是忙着做实验,走在路上,也不会有人认出他来。 不过10月10日那天,他作为助教给学生们上了一堂《机械原理》课。一走进教室,大家看着他一齐嘿嘿笑了,“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王涛也关注过网上对他的评论,“都挺友好的”。至于有网友问,他女朋友会不会看到视频后和他复合,他淡淡说了句“不可能的”。 而他接受采访时身边的小伙子,是他最好的朋友,一路上开导他。“并不是网上说的‘好基友’,不过我知道大家都是开玩笑的。”   日省吾身:生活幸福吗?   ●丰鸿平 / 文 你幸福吗?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当这样的问题经由具有政治风向标的央视《新闻联播》在国庆长假期间每天向人们呈现时,引发热烈反响的是那些无厘头的回答,比如“我姓曾”、“接受你采访,队被插了”等,似乎这些才是大家想要的答案,至少它能让我们乐一乐——从第一天网络热烈反应之后《新闻联播》持续同一种风格来看,《新闻联播》似乎也乐于这样做。 无厘头的找幸福狂欢不仅是对《新闻联播》一本正经的解构,更是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幸福是“人一切行为的终极目的”的解构。当某一个事物因为崇高或者荒诞到遥不可及时,消解它的意义是寻求内在平衡的一种方式。 “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在一路狂奔的中国,很少有人停下来问问身边的人或者问问自己,之前人们在问“你吃了吗”,那是温饱社会之前留下的集体记忆,后来人们问“你在哪儿发财”,那是致富奔小康的时代印记。现在,到了问“你幸福吗”的时候了吗?到了卸下外在感观财富功利而转向内心和谐的时候了吗? 答案肯定而又犹豫。 近年有关幸福城市的调查和排行显示人们对这一问题很关注。央视连续几年做幸福感调查,今年它推出的十大幸福城市是拉萨、太原、合肥、天津、长沙、呼和浩特、石家庄、济南、银川、重庆。中国公共经济研究会和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联合推出的十大幸福城市为合肥、太原、广州、厦门、北京、上海、济南、沈阳、银川、南京。由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公布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排行,前十为青岛、杭州、惠州、成都、长春、南京、哈尔滨、烟台、苏州、重庆。而由社科院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最具幸福感前十城市为石家庄、临沂、扬州、承德、滨州、莱芜、鹤壁、包头、北京、新竹。 仔细对比这些榜单,得出的结论是除了排名幸福城市“有巨大市场空间”外,它们没有共同点。与幸福城市排名几乎同时发生的,几十个城市纷纷把提高“幸福指数”作为施政目标,似乎是幸福可以通过行政的方式获得。 这些行为的出现并非是因为这个问题的重要——它自人类有意志以来就是最重要的,而是显示对这个问题的焦虑:中国幸福吗?如果不幸福又是因为什么原因? 根据央视经济生活大调查,有近四成半的中国人称自己幸福。而根据盖洛普世界民调,中国在155个国家的排名中位列125位,与加纳、肯尼亚并列。 这也许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有着勤劳节俭传统美德的中国人,享乐主义是被排斥的,自己在家里觉得还算幸福,但和“腐朽堕落”的外国人相比,幸福感就不那么自信了。研究表明,在全世界,以地区来看,北欧的幸福指数最高,其次是美英澳等英语国家,美洲中南部紧随其后,接下来是阿拉伯、斯拉夫地区,然后是印度次大陆地区,非洲排在富饶的西欧、南欧之前,最苦逼的是东亚。 这一排名显示幸福感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具有正相关关系,很大程度上和文化、制度相关。东亚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积极入世,“吾日三省吾身”不是问幸福吗,而是“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我们总是在说着政治正确的话,问着宏大空洞的问题,而没有问我们真正的需要,也就是马斯诺所说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 需要得到满足后的内心和谐与宁静,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但是我们不敢问,因为我们不敢面对答案。 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你幸福吗,幸福是什么”的时候,我会回答: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溪流,去问南来的燕子,去问轻柔的杨柳。   原文:依次点击   一    二     三     四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2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Vista看天下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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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反对Starbucks进驻中大声明

“ 为了维护多元选择、捍卫中大人文精神,尽力避免大型连锁集团在校内经营是中大学生会的一贯立场。我们反对剥削咖啡农、恶意打击竞争对手的 Starbucks 在中大出现。 ”   昨天,位于善衡书院,美心集团旗下,有售卖Starbucks咖啡的Petit Café开业。为了维护多元选择、捍卫中大人文精神,尽力避免大型连锁集团在校内经营是中大学生会的一贯立场。我们反对剥削咖啡农、恶意打击竞争对手的Starbucks在中大出现。咖啡店于善衡书院范围内开设,善衡同学亦就此表达过支持。基于尊重书院联邦制的精神,我们无意干预同学的自主决定,而我们有需要对同学的疑问及误解作出澄清。我们重申,讨论的焦点应集中于“Starbucks咖啡是否应该于中大校园内出现”,而以下的文章,相信可以将误解释除,在一个相对立体的平台上继续进行讨论。   中大学生会并非“忽然反对”   近日,有人在Facebook上发表批评善衡咖啡店的言论,引来包括善衡学生会及本会干事讨论,善衡学生会随即发表声明(见附件),抨击中大学生会在咖啡店开设事宜处理不当。为释除同学对我们行动的误解,我们有需要先作澄清。 善衡咖啡店与善衡饭堂现时均由美心集团承办,合约在去年签订。在去年底,去届善衡和中大学生会已就咖啡店问题作沟通。当时善衡学生会并未就咖啡店问题表态,但就代为向善衡院方查问信息,当时院方答复为该咖啡店不会以Starbucks品牌出现,亦未必会售卖Starbucks咖啡(按:美心集团拥有Starbucks在香港的经营权)。由于当时咖啡店未有时间表和落实的消息,加上在书院事务上我们尊重书院学生会的决定,因此中大学生会的行动暂告一段落。 直至今年8月7日,善衡院方正式向同学发出电邮,指Petit Café (Petit Café亦属美心集团)将会在善衡开设,并可售卖Starbucks咖啡,给予一星期时间咨询。中大学生会干事会和学生报知悉事件,随即联络善衡学生会。在咨询期完结前的8月11日(而非8月15日),双方进行会面,会议上达成初步共识,善衡学生会将举办咨询会,向同学呈现星巴克相关资料,供同学深思熟虑后再作咨询,善衡学生会亦同意若中大学生会希望进行宣传,会尽量配合。本会会长亦在会上表示,本会反对咖啡店售卖Starbucks产品,而非如善衡学生会所指对此没有意见。两会所同意的是,九月讨论的方向可以是不用Starbucks商号及产品、或弃用Starbucks咖啡豆。 会议当日,中大学生报亦提供相关资料予善衡学生会,并表示如有更多资料,将尽快交予善衡学生会。9月9日,善衡学生会宣布会在12日举行意见交流会,及不记名意见调查,提供4个选择予同学作意向调查。本会次日收到交流会的邀请,唯时间仓促加上正筹备911罢课集会,未能进一步提供有关Starbucks的资料。意向调查在13和14日进行。 善衡书院学生会批评本会到咖啡店正式开业时才采取行动反对,乃不负责任的做法。本会澄清,本会自去年开始一直有跟进咖啡店事宜,在过去两个月亦有就此积极与善衡学生会联络;而我们在今月8日晚上收到善衡学生会对中央三庄(干事会、学生报、电台)邀请,于10号举行会议。但由于中央三庄代表未能共同出席会议,因此回复会议需要改期,唯被指成“拒绝面谈”。对于善衡学生会的指责,实在感到莫名其妙。我们重申,我们无意针对善衡书院学生会或追究责任,只希望同学间的误解和纷争能及早完结,让大家能重新聚焦在有关咖啡店的讨论上。   为何要反对Starbucks进驻?   Starbucks咖啡近年在全世界造成风潮,现时在全球有约20,000间Starbucks分店。在“美味咖啡”、“生活态度”背后,对于咖啡原产地的农民的责任,却被推卸得一乾二净。除了有效的市场推广外,其恶意打击竞争对手亦是“成功”要素。透过不断的扩张和并购,务求令大家提起咖啡店就只联想到Starbucks。 英国权威消费者刊物《Ethical Consumer》对九间连锁咖啡集团进行详尽调查及评分,Starbucks的评分排第尾。详情可见:http://www.ethicalconsumer.org/buyersguides/drink/coffeeshops.aspx   公平贸易咖啡的迷思   咖啡豆主要由非洲及拉丁美州的农户生产,在采购商面前几无议价能力。公平贸易运动发展的公平贸易标签,协助维护生产者权益,例如确保他们能收取特定底价,保障其生活水平。因此,有公平贸易标签的咖啡,代表在生产过程中咖啡农得到合理待遇,免于利伯维尔场底下大商家的高度剥削。Starbucks确有出售公平贸易咖啡,但只占其总销售额的数个百份点;又宣称公平贸易咖啡供应不足,实情却是有大量公平贸易咖啡因乏人问津在市场上被迫以低价销售。另外,其自行设立的C.A.F.E.内部采购标准(亦为中大这间咖啡店采用),与公平贸易标签要求相去甚远(公平贸易咖啡是会订出咖啡底价-floor price,令咖啡农的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相反,C.A.F.E.没有底价),也缺乏独立机构监管,却被Starbucks用作宣传自己善待农民。   恶意竞争   此外,面对其他咖啡店的竞争,Starbucks亦是无所不用其极。在美国,Starbucks于众多主要商厦签约,阻止其他咖啡店开设店铺;又会为了追击对手,在其附近开设数间分店,甚至在对手门外派免费咖啡。Starbucks有时又会以低于市价对对手进行并购,威胁在旁开分店。以其庞大财力,即使个别分店亏蚀亦无碍其自杀式开分店迫走对手。而星巴克亦有多次恶意辞退工会领袖及参与争与权益的员工,可见他们的霸道。 中大向来持守人文精神,认为大学教育最终要达致对每个个体以及人文价值的关怀。沈校长于上星期亦向传媒表示“大学应讲社会责任及良心”,新教学大楼的社会企业咖啡店即将开业,中大同学与各持份者应该如何向外界解释Starbucks在同一时间加入呢?把市场逻辑发挥到极致,显然与中大坚持的传统背道而驰。一杯动辄三十元的咖啡,竟然不包括对基层生产者负责的成本,是不负责任的消费,也是对农民的不尊重。 此外,我们主张多元选择,却无法苟同容许Starbucks进驻中大等同保护或促进多元选择。其对同业赶尽杀绝,不但扼杀其他人煮咖啡的机会,消费者亦会遭受失去选择之害。此外,Starbucks在全球造成风潮,已成为文化现象,同学有很多渠道接触以至光顾Starbucks。在空间有限的校园里,提倡另类选择,例如在外间按市场逻辑较难生存的社会企业、合作社等,才能开拓同学对消费以至生活的想象。Starbucks实在不值得在校园里占用一个经营和宣传的空间。   我们的方向   咖啡店是属于每个同学、老师、校方、工友的空间。上述的文章,补充了Starbucks的一些信息,以及举出一些选择膳食承办商的准则。各位可以朝这些方向进行讨论、行动。 我们亦会继续以不同的方式向大家发放更多关于咖啡店的信息,呼吁大家作出负责任的选择。虽然Starbucks已经进驻,但现状并非不能改变,多个国家的群众正在/ 曾经对Starbucks进行各种抵制及消费者行动,如英国的群众多年的抗争,发起抵制行动,在Starbucks门外派发单张、示威等,最终迫使Starbucks于英国全线转用公平贸易咖啡豆。除了用脚表态外,我们更要寻求,各种可行的集体行动。 附:“有关善衡咖啡店事件之声明”(更正) 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学生会全体会员: 善衡咖啡店于二零一二年十月九日正式营业,于其正式营运前,消息甫传出,随即引起激烈讨论。有见及此,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学生会干事会起衡(下称本会)特就此一事件作出相关声明。 首先,本会必须先作出有关咖啡店之澄清。善衡咖啡店之名称为Petit Café,而非外界一直所指之Starbucks。此一咖啡店之来源应追溯至二零一一年,书院方面进行饭堂膳食之招标,得标者为美心集团。在签订合约时,其中就包括美心集团在何善衡馆范围内开启咖啡店之条文,而现时何善衡馆整个食堂之营运权归于美心集团。据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之说法,该会早在其时就得悉此事。 在本年八月十五日,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接触本会,释出对于此一咖啡店之疑惑,忧虑其售卖之货品来源并不公平,以及本会会员并无选择权利。本会成员在该次会面已清晰表明本会所面对之境地,以及重新该会提醒合约已于二零一一年签订。在该次会议当中,该会出席者包括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副总编辑,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校园电台编辑委员会之代表等。于会议中,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表示假若善衡咖啡店之名字为Petit Café,他们并不会对咖啡店售卖何种产品,甚至是Starbucks旗下之饮料,作出任何反对,与会之代表对此亦无任何表示。 同时,本会亦理解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之忧虑,所以在本会能力所及之范围内,进行了有关这一咖啡店的座谈会以及举行投票。在是次投票中,百分之四十七(47%)之同学投选支持售卖Starbucks之咖啡,百分之三十二点七(32.7%)之同学投选支持只售卖公平贸易认证及 C.A.F.E. (Coffee and Farmer Equity) 咖啡和农民权益认证的 Starbucks 咖啡。及后,本会将此投票结果正式交予书院方面及美心集团表明同学的意见与本会之立场。 对于有同学质疑是次投票之真实性,本会现作出解释。一如上文所述,美心集团拥有何善衡馆之场地营运权,是次投票所针对的并非该一咖啡店能否开业。其主因乃合约本身已赋予集团营运任何餐厅、茶座或咖啡店之权利。因此,本会在此重申,投票的目的在于找出同学对于售卖何种咖啡之意向。 现时,善衡咖啡店所售卖之咖啡全为公平贸易认证及 C.A.F.E. (Coffee and Farmer Equity) 咖啡和农民权益认证的 Starbucks 咖啡。在不能更改合约的情况下,争取只售卖有相关认证之咖啡已是本会职能所及之最佳结果。而善衡咖啡店现正售卖之产品中,只有咖啡是使用Starbucks品牌。 本会在近日多次联系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开会,旨在讨论于社交网络上多种失实之言论,以及说明本会接下来之行动。惟该会拒绝与本会面谈,对此本会感到极度遗憾。本会基于外界以及善衡同学均对是次事件并不全然了解,除却这一声明外,亦已正式提呈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学生会代表会,该会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学生会之会章,举行咨询会和全民投票。相关详情将由该会于稍后公布。 香港中文大学善衡书院学生会干事会 起衡 谨告 二零一二年十月十日 (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宗旨为“本民主自治精神,为团结各同学,促进德、智、体、群、美之发展,谋求福利之增进,沟通同学与校方之关系,以及服务社会”。原文链接: http://www.inmediahk.net/starbuc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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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陈强:你可以参与公平贸易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

“ 你乐意花更多的钱,购买一个名牌包,或是购买可以让可可种植者生活得好一些的巧克力? ”   ■公平贸易是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反思,在贸易过程减少中间商链条,并且贸易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给生产者提供更公平的回报 ■通过公平贸易,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一种新的、代替资本市场关系的社会信任关系 ■公平贸易注定是一个小众的消费形式,不过这并不能削减它存在的意义:它呈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除了自由市场之外的可能性 近来,“菜贱伤农”情形在多地上演:因卷心菜收购价暴跌,山东济南唐王镇一名菜农自杀。据《新快报》报道,在广州租地种菜的江西农妇,因为菜贱难卖出,铲毁菜地喝药自杀。据新华社报道,河南中牟县的芹菜获得了大丰收,菜农们却高兴不起来。据央视报道,蔬菜滞销席卷沪浙,农户心急如焚。 另一边厢,都市消费者并没有同步享受到地板价。“菜贱伤农”、“谷贱伤农”,打击农民种植积极性,接着就是种植面积的减少,导致价格攀高,演变成“菜贵伤民”。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达成一种平衡呢?公平贸易或许是一种探索。   30元的咖啡农夫只得1元   “你有否想过,一杯价值约30港元的咖啡,生产咖啡豆的农夫的收入可能少于一元。”乐施会《公平贸易资源手册》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据专家统计,“在伦敦的咖啡店买一杯泡沫咖啡,要1.75英镑,而种咖啡豆的农民,幸运的话,可赚取当中的5便士,几乎是三十五分之一。而差价由这条价值链上负责咖啡包装、营销推广、运输、存储、关税和保险等等的贸易者分享。”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张和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在一般贸易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被一个庞大的中间力量所左右,因为这一庞大的中间力量,消费者需要支付更多的钱购买消费品,但生产者并没有从中得益,相反他们生产的回报被压低,甚至连生产成本也收不回。“咖啡豆的国际贸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杯咖啡卖数美元,而种植咖啡豆的非洲农民只有几美分的售价。”不独咖啡豆。《公平贸易资源手册》指出,这种情况普遍发生于种植香蕉、咖啡豆、可可豆、茶、花生及香料等的农民身上。 “当前多地上演菜贱伤农,也是类似的情况。”张和清指出,在种植蔬菜的菜农与都市消费者之间,也存在庞大的中间环节,“除了批发商、经销商、分销商、零售商,高速公路、物流、石油公司等,都属于获利的中间环节。反而,生产者、消费者的利益没有保障。”《羊城晚报》记者调查发现,流通成本竟然占到了菜价的五成到七成。 上海乐创益公平贸易发展中心总干事陈乐丛告诉记者,她在中国西部推广手工艺品的公平贸易时,发现手工艺生产者的加工技能很强,但是对市场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在市场面前没有议价能力,在市场中处于不公平的地位。   把属于生产者的给回他们   公平贸易的出现正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公平的状况。 在西方,公平贸易是在国际贸易领域起家的,迄今已有六七十年的历史。目前,中国也有产品加入国际公平贸易的队伍,如江西婺源大鄣山绿茶和云南“彩线云南”刺绣等。陈乐丛说:“他们都是由外国人牵头申请认证,直接销往国外,中国扮演公平贸易的生产国角色。”但公平贸易在中国,并不局限于国际贸易领域,一些团体在国内贸易领域也采取公平贸易的理念。在陈乐丛看来,中国存在的城乡贫富差距,东部、中部、西部之间的贫富差距,都是应当促进公平贸易的一个背景。 《公平贸易资源手册》这样描述公平贸易的好处,“公平贸易能让公平贸易合作社的农民和农工,迈向经济自主和提升能力,从而得到稳定的生计和更好的生活”,“通过购买有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消费者的日常购物活动,转化成有助扶贫的举动,给予农民和生产者合理的回报。”陈乐丛指出,捐款并不是改变贫穷的唯一办法,也不是最好的办法, “公平贸易”可以帮助困难群体从“体面劳动”中获得恰当回报,如乐创益帮扶贵州、四川等地的少数民族妇女加工公平贸易产品,通过自己双手的劳动“自我造血”。 张和清参与创建的“绿耕城乡互助社”,出发点就是扶贫。张和清发现“传统的扶贫形式效果并不好。公平贸易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便在实践中加以运用。公平贸易是一种扶贫,我所说的‘扶贫’是指增加生产者的收入。”张和清说:“我所理解的公平贸易更多是一种互助。消费者给予生产者更高的劳动报酬,生产者回报更健康、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它不是传统扶贫简单的‘施’与‘受’的关系,而是一直互助关系。”张和清表示,通过公平贸易,建立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一种新的、代替资本市场关系的社会信任关系。   百家争鸣:公平贸易是生意还是公益?   张和清告诉羊城晚报记者,公平贸易是对自由市场、自由贸易的反思,在贸易过程减少中间商链条,并且贸易不是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为了给生产者提供更公平的回报。陈乐丛说:“公平贸易让生产者得到应得的、合理的、最大化的收益。” 在他们两人看来,公平贸易首先是一种公益,市场只是一种手段,商家并不追求利益最大化。张和清以他参与创建的绿耕城乡互助社为例,目前该机构的运作经费来自基金会的支持,而不是从公平贸易中获取,“这是因为我们还处于摸索阶段。但在国际上,有成熟的公平贸易组织,可以通过公平贸易来维系运作,不过它们肯定都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对于公平贸易的公益性,并非没有异议。参与公平贸易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即便是公平贸易,其核心还是‘贸易’,买卖是核心关系。它并不意味着要排除利润最大化。”不过,陈乐丛则强调:“公平贸易的核心是‘公平’,‘贸易’、‘市场’只是手段。公平贸易从来都不是以盈利为第一目标的。” 衡量公平贸易的公益性,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公平贸易产品的定价。根据国际惯例,公平贸易产品的定价会综合考虑生产成本、生活费、认证费用、合理利润、有机种植补贴、质优奖励等因素,基本前提是确保生产者能得到合理的回报,譬如乐施会《公平贸易资源手册》指出,全球超过80万种植咖啡豆的农户,由于参与公平贸易,他们的收入往往比传统贸易多出三至五倍。 陈乐丛指出,在中国推行公平贸易,消费者通常更关注生产者的最终收入。她说,乐创益在推行公平贸易的手工艺产品时,就要求加工生产者的纯加工费用起码达到零售价的10%。“按在一般贸易中,加工费通常只有2.5%-6%。” 绿耕城乡互助社尝试了一种共同协商议价的方式:生产者与消费者组织在一起,开了两天会,生产者摆出他们的劳动、原料等等投入,算出成本,再得出一个价格,与消费者进行协商。   贸易实践:昂贵认证模式惹争议,参与式认证悄悄流行   为了确保公平贸易的公平、透明及问责性,在公平贸易过程中,引入了监察及认证机制。《公平贸易资源手册》指出,每当有公司或团体欲以自己商号或品牌,入口及生产公平贸易标签的产品时,他们均需与当地的公平贸易标签签发机构签署协议,方有权使用该标签。“目前,国际间认受性最高的两套公平贸易认证系统是产品认证(FLO,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公平贸易组织认证(WFTO,世界公平贸易组织)。”“公平贸易标签制度的作用,不仅为消费者确保产品符合公平贸易又严守规则的商户,免于因其他不严守标准,并未受独立监察的公平贸易公司鱼目混珠而蒙受损失。” 对于不同产品的生产条件,国际公平贸易标签组织为不同产品制定了不同的公平贸易标准,包括: 咖啡、茶、蜜糖、糖、可可、棉花、香蕉、花生、香料、香草、酒、米、果汁、水果、牛油果、花、足球及油籽等。认证要求,所有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保证健康和安全,不仅包括它是有机产品(不使用化肥),也包括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八小时工作制以及享受基本劳动保障,让他们在安全和健康的条件下工作,符合男女同工同酬、不使用童工等要求。截至2008年,公平貿易标签已经在20个国家通行。目前,中国还没有全国性的公平貿易标签签发组织。 认证制度下,生产者须每年向FLO交付审核和认证费,收费额高低按审核的复杂程度而定,但价格并不菲。一些产品获得公平贸易认证的费用相对较高,有的第一年高达1570英镑,超过1.6万元。“这种昂贵的认证模式,引起很大的争议。”张和清参与创办的绿耕城乡互助社邀请消费者参与到生产过程,监督生产过程,最好与生产者协商议价,“我们倡导一种参与式认证。在当前中国信任关系缺失的大环境,重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信任关系。”而在目前还没有第三方的认证情况,陈乐丛则强调口碑式认证,建议消费者通过“公平贸易(中国)指南网站www.iFAIRguide.org”进行监督。   消费者——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   去年2月,陈乐丛将自己的婚礼搞成了“公平贸易婚礼”:婚纱是一位失聪的年轻女设计师设计的,加工者是广州的外来务工人员,婚礼上的饮料、点心都是公平贸易产品。今年2月,夫妻二人又办了“公平贸易”纸婚纪念典礼。在1年多时间里,有四五位新娘向陈乐丛表达了举办“公平贸易婚礼”的意愿,但最后却都因为种种原因未能遂愿。“到目前为止,还是只有我一个人举行了这样的婚礼。想起来是一回事,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当前中国公平贸易产品尤其是婚礼产品,并不是很多。” 据张清和介绍,公平贸易这几年在中国有不少尝试,其中广州、上海、北京比较集中。“但目前还不是成气候。中国公平贸易,更多是手工艺品。”陈乐丛指出,公平贸易在中国已是第10个年头,但知道的人实在太少了。在她看来,中国公平贸易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还有一段遥远的路途要走,她希望开发出属于中国的“公平贸易认证”。 你乐意花更多的钱,购买一个名牌包,或是购买可以让可可种植者生活得好一些的巧克力?“希望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公平贸易当中。每次你花的钱,其实都是为你想要的世界投票。”在陈乐丛看来,中国公平贸易能够枝繁叶茂,关键在于培养消费者的公平贸易意识。张和清回忆道,七年前开始推行公平贸易时,人们不知公平贸易为何物,现在则有更多的消费者主动找到自己购买公平贸易产品。 但张和清也说,公平贸易注定是一个小众的消费形式,不过这并不能削减它存在的意义,“它呈现了一种可能性,一种除了自由市场之外的可能性。近来,人们不断地看到自由市场频发的各种问题,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我相信在中国公平贸易会越来越壮大。” 名词解读:公平贸易 欧洲公平贸易协会等四个组织组成的网络FINE这样定义道:“公平贸易是一种建基于对话、具透明度和互相尊重的贸易关系,其目的是令国际贸易变得更公平。透过给予被边缘化的生产者及工人(以贫穷国家尤甚)更好的贸易条件以及更好地保障他们的权利,从而让他们达致可持续发展。” (陈强,羊城晚报记者。原文链接: http://www.ycwb.com/ePaper/ycwb/html/2011-06/11/content_1134604.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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