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这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一般性描述是：自由比奴役更可能带来幸福。这就是许多伦理学家视自由为幸福前提的人性依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第29章“宗教大法官”，借伊凡之口，提出所谓自由与面包的悖论，是我和太太经常讨论的话题。 确实，落实到每个具体个体时，自由的结果并不总是幸福的，因为自由意味着独立地选择、独立承担后果，这后果既可能是美好的，也可能是糟糕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的。对有些人而言，没有自由而有面包也可能幸福，伊凡甚至认为，绝大多数人只需要面包并不需要自由。 1882年，易卜生在致友人斯卡乌兰的信中说：“具有奴隶的灵魂的人，是不会运用他所拥有的自由的。挪威是个自由的国家，但居住着不自由的男人和女人。”他的意思是政治自由并不必然带来自由，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具体到个人，即使无人妨碍他们，是否愿意去实现自由，如何实现自由，都并不比自由本身更容易，甚至可以说，在拥有自由前提下，各人实现自由的结果千差万别，因此，对于具体人来说，自由是否必然幸福是个待决问题，而不是个已决问题。在任何地方，自由都是昂贵的奢侈品。伯里克利说，自由才能幸福，勇敢才能自由。这是将自由作为幸福的前提条件。 问题是自由是否必然是幸福的前提，这能否成为人生公理，却极难论证。若以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看，美德是幸福的前提，而自由是美德的前提。这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幸福是否必须是伦理学的对象？2300年前，斯巴达人嘲笑雅典人，说雅典的奴隶甚至比自由人过得还好，在雅典根本搞不清楚谁是自由人谁是奴隶。那么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 但事实上，这个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是否幸福取决于当事人个体自己的感觉，而不取决于旁人的观感。雅典的奴隶是否幸福，并不取决于他们主人的感受，而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许有的奴隶觉得虽然身为奴隶，但安逸地活着很幸福，而有的奴隶却可能宁可落魄也要自由，认为当奴隶不可能幸福。 但问题到了这儿还没结束，即使孱弱的灵魂只需面包无需自由，但制度不能假定所有灵魂都是孱弱的，它必须假定既有强悍的灵魂，也有孱弱的灵魂，假定灵魂的多样性是制度的义务——制度由人操作，没有人有权决定他人的灵魂强弱，否则，被决定者也就有权决定决定者，因此两者无法共存。因此，专制制度在伦理上无法成立。 那么，自由和面包是否必然冲突？恰恰相反，各国历史证明，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自由与面包不但不冲突，还互相促进。有自由必有面包，有面包也有自由。每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自由与面包的冲突是专制者为专制所需而伪造的命题，他们伪造这样的命题，目的是建立一个维护他们抢劫权和垄断分配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以障蔽人们对自由与面包之间的正确关系，让人们在对失去面包的惊恐之中双手交出自由。 倘若在自由社会里，有人虽然拥有各种基本的政治自由，也拥有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但他们却把自己过得非常糟糕，既没有面包，也没有幸福，自由完全是虚幻的。那么这就要考虑这些人是否真正地享受到了自由，是否独自承担了自由的后果，即使制度上有种种小问题，但如果不是基础性问题，那么，可能有社会的原因，也有个体自身的原因，而不是自由本身的问题——这是人们没有正确行使自由的结果，而不是自由本身的结果——至少不是自由的必然结果，因为还有无数人在行使自由之后，既获得面包，也获得幸福。 至于在没有政治自由的国度，由于统治者强行剥夺了人们的各种自由导致的贫困、奴役以及诸多不幸福，恰恰是自由匮乏或完全没有的产物。此时，存在着大量虽然没有自由，但有面包，甚至因此而又无数人觉得幸福无比的现象。但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我们都无法得出结论说，奴役比自由好，恰恰是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自由比奴役好。世界上有哪个自由国家比朝鲜人过得更差？世界上有哪个专制国家的人均经济状况、幸福指数、安全程度超过自由国家的平均水准？即使这种比较不是自由必然高于奴役的充分证据，但至少有一点，自由国家所赋予每个人的自决权远远高于任何奴役国家，而这种差异与上述罗列的差异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 当一个生活在专制奴役国家并且自由渴望与冲动觉醒之后，他们往往并不安于受奴役而意淫幸福，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幸福可能是昙花一现的，没有保障的，上到高官、下到普通民众，莫不如此。此时，一个觉醒的奴隶，可能为了自由而抛弃虚幻的昙花一现的伪幸福，宁可深受各种磨难也要争取自由，对于觉醒的奴隶而言，没有自由的时候，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他们会为了自由付出各种代价，有时甚至是生命。看各种历史都可以发现，哪怕是那些不知自由为何物的奴隶，即使他们反抗的结果无非是换一群人来奴役，至少他们自己是想成为奴役者，而不是受奴役者。在没有被欺骗的情况下，在不是糊涂的状态下，可以说从未出现过为了受奴役而历经千辛万苦的人类。我们从未听说过，自由人为了遭到别人的奴役而艰苦奋斗的，即使结果是被奴役，但他们奋斗的初衷绝不可能是受奴役。 解决了这个问题后，自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才水落石出：人的幸福感与欲望之间存在着天然联系。人的基本生存欲望若无法满足，幸福感是很难有的，虽然幸福可能远远超过基本生理需求的满足。自由，因其与面包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决定了自由为幸福提供了高于没有自由时的概率。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这只是一种概率性描述。一般性描述是：自由比奴役更可能带来幸福。这就是许多伦理学家视自由为幸福前提的人性依据。正如可能有人天生异能，如《百年孤独》里丽贝卡习惯于吃吃泥土，但这种低概率现象不能否定人得吃食物而非泥土才能活命这一般性命题——丽贝卡吃泥土的习惯也被治好了。 自由并不必然导致幸福，不仅仅作为概率性描述而有价值，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正是自由珍贵的地方：如果自由必然幸福，那么选择自由而不是奴役就没什么意义——如果选择自由是一种必然性，因为如此选择必然幸福，那就不能叫自由，自由的真谛恰恰在于自由首先表现为对自由本身的自由选择。正如并非总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选择善才是因善本身，而不是因为善果。 因此，我只能说，自由、面包、幸福之间的关系，至少从概率上说，都是正向关系，个别的现象并不能否定普遍状态。                                           2012年5月27日于追远堂 （萧瀚，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xiaohan.blog.caixin.com/archives/41272 ）

“ 普世道德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的道德观，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好的公共生活所必需具备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 上海警方破获未成年女性“援交”，即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由于人数众多，其中多数又是在校中学生，而且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些涉案的女青少年并不是天生的罪犯，也不能单纯用“寡廉鲜耻”来理解她们的行为。她们是在以自已特定的方式追求着什么——或许是她们心目中的“幸福”，或许是比她们所付出的更有价值的某种“奋斗目标”。 青少年在追求什么 青少年的幸福观出现危机，奋斗目标发生扭曲，并不是今天才发生在这些援交少女身上。两年前，《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开展了一项主题为《你正在为什么而奋斗》的在线调查，9844名参与者中，84.3%的人确认自己“正在奋斗”。而人们眼中的奋斗目标排名比较靠前的依次为“房子和车子（53.5%）”、“更理想的生活（44.0%）”、“成为有钱人（43.70%）”、“找个好工作（23.9%）”。这些非常现实的目标显示，金钱和物质在当今社会中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成功标志，有了钱就能达到这些目标。任何一种可能的方法，包括援交，只要能快速挣钱，都是“致富”的正当途径，都是追求个人心目中“幸福”和“好生活”的正当手段。 在伦理哲学中，好生活的“好”往往是用“幸福”这个概念来表述的，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的第一卷就把“幸福”作为伦理的核心问题提了出来，紧接着又在第二、第三卷里分别提出了“德行”（“善”）和“行为”的问题，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幸福”或者好生活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种进行中的生活方式，一种以德行为目的的行为:“幸福是一种完全合乎德行的现实活动”。他说，许多人“以生活享受为满足”，更有许多人过着“很明显是一种奴性的生活，然而，却显得满有道理”。他认为，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而另外两种更高的幸福则是“政治生活”和“思辨的静观的生活”。 对于今天大多数追求幸福的中国青少年来说，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两种更高的幸福也许是他们想都没有想过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应该好好思考“享乐生活是最低层次的幸福”这句话，因为援交少女让我们看到，最低层次竟然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在这个极低的层次上，“幸福”完全受人的自然欲望支配，变得完全不受羞耻和其他道德观念的约束。 被生活世界扭曲的“幸福” 在完全被金钱和自然欲望支配的世界里，就像在完全被强权政治支配的世界里一样，人们往往对幸福不能形成正确的观念，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感觉到某种幸福，而是说他们的幸福感会被极度扭曲。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中说了一个“幸福”感觉的故事。斯大林时期劳改营的犯人伊凡·杰尼索维奇·舒霍夫从前一天晚上起就觉得不舒服，有些发烧，他早晨起来，觉得头昏眼花、全身无力，不知道这一天要怎么熬过去。可是一天下来，居然过得非常顺当：没有关禁闭，他们小队没有被赶去干最苦的活，午饭的时候赚了一碗粥，砌墙砌得恨愉快，搜身的时候偷带的锯条也没有被搜出来，晚上又从别的犯人那里弄到了东西，还搞到了烟叶。没有生病，一天就这样挺过来了，没碰上不顺心的事，“这一天简直可以说是幸福”。这个故事说的是个人的“幸福”感觉（它也让人联想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故事），它基于达到个人“需要”的某种满足程度。满足了就“快乐”，反之则“痛苦”。 但是，社会价值和伦理的“幸福”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意义，“幸福”与人们平时所说的“快乐”是有区别的。著名犹太心理学家弗兰克（Victor Frankl）在总结人生时说：对人来说，最要紧的“不是趋乐避苦，而是在乐或苦中看到价值意义”。“羞耻”便是一种被人类普遍认为很重要的价值意义观念，而这又恰恰是与性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人生活在一个有约束的世界里，不能百无禁忌，禁忌是被外力禁止,被内心默默接受的事情。有的禁忌给人带来“恐惧”（如亵渎神灵、冒犯操掌生杀大权的暴君）,有的禁忌给人带来的是“羞耻”。性就是给人带来羞耻的那种禁忌。“羞耻”和“罪感”不同, 罪感与内心（“内疚”）相关，而羞耻则与视觉（“看见”)相关。羞耻是害怕被人看见不该看见(见不得人)的东西或事情。 人不能百无禁忌 在一个失去了禁忌约束的社会里，习俗的道德与个人的羞耻都失去了依据，习俗道德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大多数的成年人自觉地遵守它，而这对青少年有好的示范作用。然而，当许多成年人，尤其是那些在社会中被视为“成功”的人士们——官员、企业家、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的行为严重违背习俗道德规范的时候，青少年的“堕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曾经在《文化与承诺：代沟的研究中》指出：当代世界正在发生变化，在这个世界中，成人已经不能扮演年轻人的导师的角色，因此导致了一种危机，她称之为“信仰危机”，她写道，“我相信这种信仰危机可以归因于……现在长辈对年轻人的经历，没能比年轻人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太多的成年人沉溺于物质享受和声色之乐，媒体却往往将之报道为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中国人“幸福指数”的提高。长期的长官命令和洗脑式革命道德教育使得这些成年人成为极其缺乏独立价值选择能力的一代人。而今，面对女青少年援交，这些成年人最有可能持这样两种态度，一种是对她们作居高临下的谴责，另一种是将援交视为一种与其他国家、地区可以类比的“现代青少年现象”。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不同文化有不同的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被认为不可耻的，在另一种文化中则不是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女青少年援交行为通过媒体公开揭露，会成为一个中国的“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青少年新趋势”。 “ 幸福”是一种意义 求生避死，趋乐避苦是人和其他一切动物共有的本能和欲望，而只有人才能在“生”和“乐”之外寻找到一种可以称作为“好”和“幸福”的意义。亚里士多德说：“那最为平庸的人，把幸福和快乐等同，因此，他们以生活享受为满足。”这种享受可能超出肉体的需要，但仍然只是快乐而不是幸福，例如有人花400万买一只藏獒，用30辆奔驰轿车迎接，他享受了“体面”的快乐，但有多少人会同意这是一种“幸福”呢？同样，那些从事援交的女青少年，还有那些当“二奶”，或者以其他方式出卖肉体来满足她们各自快乐需求的成年女子们，她们的幸福又在哪里呢？ 人是在对某种意义，尤其是价值意义的追求中实现自己幸福生活的，脱离了价值，便无“幸福”或“好”可言。由于价值的存在，人不仅能在快乐中，而且也能在痛苦中找到意义，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不同。 伦理学家凡维克（Robert Van Wyk）说，“一个好生活必须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幸福以及不要在寻找幸福中上当受骗。” 越容易受骗上当，就越不容易找到真正的好生活。青少年是一个非常容易上当受骗的时期，尤其是上她们周围的成年人的当和骗。 援交少女需要的也许不是法律的惩罚，而是价值观教育。这种教育不应该仅仅是个人的，而应该放置在全社会的价值讨论之中进行。个人心目中有了好生活的想法，不等于公共社会中就有了可以共同认可的好生活理念。在讨论好生活时，需要区别对个人来说的“好生活”和对群体来说的“好的公共生活”，前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自己决定的，而后一个则需要由公民群体一起来确立和维持，因此也才需要成为一个公共讨论的议题。 好的公共生活，它的价值意义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来源：政治的和普世道德的。政治性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以国家、民族、革命事业为中心，它要求牺牲个体，因而也忽视了个体。基于政治信仰之上的幸福感往往是不稳定的，时过境迁后甚至会被发现是荒谬的 普世道德的幸福生活价值往往基于宗教信仰、传统文化或人本价值的道德观，不仅是幸福的来源，也提供获得幸福的途径。好的公共生活所必需具备的基本价值，自由、平等、尊严、真实、诚信，是由公民社会而不是靠国家权力维持和再生的。历史上许多对“幸福”的政治狂燥追求，都是由国家权力主导，结果是灾难性的。今天，要造就一种能够持续有效的幸福观和好生活观，恐怕还要从培养公民社会，建立好的公共生活价值观开始。   （徐贲，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acf1f30102du32.html ）

“ 既然幸福有关一个人的‘整整一生’，是一种对于人生整体的眼光和立场，在这柄高悬的达摩斯克芬剑之下，就要求我们拥有一种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人生，具有完备的而不是陋缺的人性素质。” 好东西不是单独前来的 在今天谈论幸福就像谈论天上的星星一样遥不可及。但即使是天上的星星和它们所倚依的头顶上的天空，也构成了这个世界存在（Being)秩序的十分重要的部分，提供了一个无比深邃和宽广的维度。不能想象一个没有星空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模样。同样，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起始之处，也存在这样一些平时触摸不到的深度和维度，拥有它们，可以使得我们拥有完全不同的人生面貌，由此我们的生命展现出更加丰沛、深厚和阔大的景象。换句话说，忘却它们，可能使得我们变得更加脆弱和不堪一击。那么，携带这样一些未经挑明的起点上路，让它们从一开始便伴随我们，可以使得在我们朝向自己的目标走去时，道路更加宽阔，脚步更加稳健和有力。 显然我们要讨论的不止是有关“爱情”及“婚姻”的幸福。“幸福”的概念要比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丰富得多。有关“幸福”的话题实际上是有关我们“整整一生”话题，是对于我们”整整一生”林林总总各方面的估价和评判。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希腊人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离开人间之后，才可以去评判他的幸福与否，是有相当的道理的。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雅典的政治家梭伦（约公元前639–559）十年外出漫游期间，见到了埃及国王克洛伊索斯。这位国王将梭伦安排住在自己的宫殿里，并命令臣仆领着梭伦参观他的宝库，把那里伟大华美的东西一一指点给客人看。然后问他：至目前为止他遇到的最幸福的人是谁？出乎国王意料之外的是，梭伦并没有提到他本人，却说出了几位普通人的名字：阵亡的泰洛斯和因孝敬劳累过度死去的两位兄弟克列欧毕斯和比顿。梭伦的解释是：人间的事情是无法逆料的。“只有在我听到了你幸福地度过一生的时候，才能够回答你。毫无疑问，纵然是豪富的人除非他很幸福地把他的全部财富一直享用到他临终的时候，他是不能说比仅能维持当日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据说后来这位国王在战争中被波斯国王俘虏，身带枷锁被放在一堆干柴上，他想起了梭伦的关于幸福是善始善终的道理，于是大声叫道“梭伦！梭伦！”他这一叫激起了波斯国王的好奇心，接着他被从干柴堆上解救了下来。他随身携带的关于幸福的知识最终救了他一命！梭伦对他描述的幸福的标准是：中等的外部供应、做着高尚的事情和过着节俭的生活。 将人的一生尽收眼底，洞察一个人于一生中所经历的全部收获–辉煌或颓败、喜悦或伤痛，“幸福”所站立的是一个超越的立场，伴随着“幸福”出现的是“前行”、“引领”、“攀援”、“造就”这样一些字眼。“造就”一个人就意味着“造就”一个幸福的人。在诗人的笔下，“幸福”所包含全部的时刻被凝聚成拥有巨大能量的一个时刻，诗人们谈到幸福如同灵魂出窍般欣悦。法国诗人兰波（1854–1891）写道： 幸福！它的利齿在死亡中是柔和的。迎着鸡啼–晨钟，基督降临–在最深郁的城里，它提醒我： 啊，季节！啊，楼台！ 哪个灵魂没有过错？ 我做过神奇的研习，然而， 无人弄清过什么是幸福 幸福么？我向它招呼，每当 高卢公鸡啼叫的时候 …… 啊，季节！啊，楼台！   它消逝的时候，哎， 就是大去的时刻。 啊！季节！啊，楼台！ 这里的与“幸福”一道浮现的是“季节”、 “楼台”这样一些意象，它们所提供的都是一种阔大的景观。“季节”意味着“收获”、“承纳”、“吸收”，“楼台”意味着“登高”、“远瞩”、“极目”，将天地之间万事万物看在眼里、将人们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喜悦吸纳进自己心灵，作为一个诗人是幸福的。 同为年轻早夭的天才诗人海子（1964–1989）在不止一首诗中提到“幸福”。有一首题为《幸福的一日》，其中写道： 我无限地热爱着新的一日 今天的太阳 今天的马 今天的花楸树 使我健康 富足 拥有一生 从黎明到黄昏 阳光充足 胜过一切过去的诗 幸福找到我 幸福说：“瞧 这个诗人 他比我本人还要幸福” …… 既然幸福有关一个人的“整整一生”，是一种对于人生整体的眼光和立场，在这柄高悬的达摩斯克芬剑之下，就要求我们拥有一种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人生，具有完备的而不是陋缺的人性素质。即使在生活的某个阶段上，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自身某些潜藏的能量，无法展示某些内在的优秀品质，无法获取一个人的外部生活的所需的东西，甚至是一些基本的如权利、地位、财产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人只能停留在目前的这种匮乏状态，他永远无缘和无福享有和争取这些东西。在通往未来的意义上”幸福”于当下是一种准备、积累、保持和贮存，是有能力把握住已有的东西和随时迎接明天可能会到来的东西–当然不可能是从天而降的“馅饼”，而是从昨天、今天一路过来必然通往明天的东西。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并不留心培养自己这种创造和承受幸福的能力。他们通常表现得没有耐心，比如仅仅看到一个东西眼下的价值，而看不到它对于未来拥有的意义；汲汲于马上到手的利益，而不具有一种更为长久也是更为结实的眼光，仿佛属于将来的便不属于他自己，他完全看不到自己的十年、二十年以后。和这种急功近利相联系，妨碍人们幸福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生活得太仓促、太局促，仅仅注意发展自己生活的某个方面，满足自身单一的兴趣，挖掘自己某个方面的能力，而不关心做为一个完整的人拥有完整的生活所应具备的那种丰满和丰富性，扼杀了缤纷多彩的的生活内容，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做为调节或穿插使得一个人的精神焕发，富有活力，甚至在遇到打击和挫折时能够帮助他承受失败，部分地挽回损失。比如一个工作狂很少懂得家庭生活、郊游、听音乐、朋友之间的友谊给人带来的快乐，当他的工作陷入困顿时，正是这些东西能够部分地转移他的注意力，帮助他分担烦恼，让他觉得自己还不是全盘皆输。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创造幸福的能力就在于能够经受得住打击的能力，从一时的挫折中迅速恢复的能力，这就要求一个人尽量把他的外部生活和内在生活弄成有多“点”支撑的“面”，而不仅仅是些分散孤立的几个“点”， “面”因其宽广具有“点”不可比拟的承受能力。一个人如果是因为从前过的某种过分狭窄的生活只允许他发展某个单一方面的兴趣和能力，如遭受权力的压制而滋生出对于权力的高度渴望及在它面前的永远自卑，食品的极度匮乏导致对所有精神性的东西毫无感觉和一有可能便成为饕餮之徒，已往生活环境的中冷漠和敌意后来发展出对于他人天生的不信任和仇恨，那就是难以挽回的真正不幸了。 拍摄于1948年美国电影《公民凯恩》已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经典。该片的开头是以特写镜头拍摄的巨大嘴巴，一个垂危的人正在用他最后的力气发出”rosebud”（”玫瑰花蕊”）这个词，从而引起了周围人们一片的困惑不解。随后便死去的这个人原来是一位有头有脸的报业巨头，年轻时从一个偏僻的地区来到繁华闹市，从默默无闻成为社会名流，而他之所以演绎出如此一部辉煌成功的人生，在于他是一个”唯意志论者”，凡他要达到的目的就不择手段尽一切可能去做，从来不允许在他自己身上保留诸如”rosebud”这样美好柔弱得乃至含混的成份。为什么他在死前却呼唤这样一种东西？一位年轻记者自告奋勇地前往解开这个秘密，走访了这个人生前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们。他最后在葬礼上向人们如此解释”rosebud”的含义：一、这个人得到了他所得到的一切，他又失去了它们；二、”rosebud”是他从来没有得到过所以也没有丧失过的东西；三、人生是个七巧板，”rosebud”是其中的一块。这里其一指这个人的荣华富贵随着他的死对他来说也即随风飘散，其二是说在这个人生活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rosebud”这种东西，他无法失去它们仅仅证明了他生命中存在难以描述的巨大盲点及其悲哀，他从来就不具备这种东西！其三表达了从这个人身上身上引申出来的那条十分容易被遗忘的普通而重要的道理。显然，这个曾经在生活中叱咤风云的人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人。甚至可以说，多数这样的大人物都不是幸福的人。 好东西不是单独前来的，而是伴随着所有的好东西一道而来。既然幸福有关整体人生的一切方面，我们当然不可能将其一一列举，指出所谓通往幸福的道路种种，尤其是在这样有限篇幅中，不可能讨论幸福的外部环境，即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才是幸福的，为促进人们的幸福如何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可能的办法是来讨论作为个人达致幸福的一些合理和必要条件，有了它们不一定有幸福，但没有它们可以说肯定不幸福。换句话来说，即在什么前提下人”配享幸福”（康德）。 过有”德”的生活 如上所说，之所以现在就谈论幸福，是因为在起点上具备的东西，终点上才出现；而幸福本身也有其属于起点上的东西，它内在于幸福，与幸福共存并置，构成了幸福的基本内涵，这便是”有道德”。过有道德的生活，才可能拥有幸福。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得提出德行与幸福联系的依据是：人们的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为着必需而被选择的，是为了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而另一类是为着其自身而被选择，它本身就是目的。在亚氏的表述中，后者比前者要来得高贵可喜。幸福就是因为它自身而被选择，”幸福就是自足，无所短缺。”同样，”美好的行为，高尚的行为”也是因为它本身就能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而被选择。所以，”幸福的生活可以说就是合乎德行的生活”、”合乎本己德行的现实活动就是完满的幸福了。”亚里士多得进一步阐释道，如果说幸福正在于合乎德行的活动中，那么就有理由说它合乎最高的德行，也就是人们最接近神圣的德行，那便是”思辨的活动”，比较起其他德行来，思辨的活动对外部要求最少，最自足、自立，所产生的快乐也最强最持久，”哲学以其纯净和经久而具有惊人的快乐。”因而思辨的快乐也最接近”神”的福份。”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如若理智对人来说是神性的，那么作为合于理智的活动相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就是神性的生活。不要相信下面的话，什么作为人就要想人的事情，作为有死的东西就要想有死的事情，而是要竭尽全力去争取不朽，在生活中去做合于自身中最高贵部分的事情。”同时，亚里士多得不否认即使是幸福的思辨，也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但和梭伦一样，他认为”有一个中等水平，一个人就可以做合乎德行的事情了。” 被亚里士多得视为第二位的人的伦理德行活动–智慧、勇敢、正义、节制，在由”希腊化时期”延伸到罗马帝国时期的斯多亚学派那里得到了极大的推崇，被称之为四种主要的德行（”四主德”），其中贯穿一致的是”理性”。”理性”使得人可以辨别”善恶”（智慧）、敢于面对情欲而不受干扰而不慌乱（勇敢）、知道自己行为的对错（正义）和达到面对世间喧嚣和纷乱而不动心（节制）。根植于人的理性、和人的理性相配置的是井然有序的自然的”秩序”，顺从和将自身交付于这个更为宽广的”自然秩序”，从而可以高居于世界的变动之上，超越于人间的种种惨痛、堕落和混乱，在根除人自身的情欲和烦恼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自身内部的分裂和崩溃，过上一份宁静、超然的生活，此为”幸福”。晚期斯多亚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塞涅卡（公元前4–公元65）声称：”什么是幸福？和平与恒常的不动心。””如何获得它们？……把理性放在硬壳之中。”从今天我们这个遥远的立场看来，斯多亚学派的人像是在过一种”部分的生活”，人生很多其他的内容和乐趣被他们取消了，这也许是在极端恶劣时代和外部环境下，不得已而选择的一种”趋利避害”的自保途径。这也决定了他们同时十分强调”忍耐”和”宽恕”。被归纳到这一学派的那位贤明的罗马皇帝奥勒留（121–180）写道：”一清早，我就要对自己说：我将遇到那些好管闲事的人、忘恩负义的人、狂妄的人、欺诈的人、嫉羡的人、不合群的人。他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我既曾见到善之本性（它是美的），又见到恶之本性（它是丑的），并且我又见到那作错事的人的本性，它是与我密切相关的，它不仅同我属于同一血统或种子，而且分享有神性底部分和智慧；我就不能为他们底任何之一所伤害，因为没有人能够把丑的东西加之于我，我也不能对与我休戚与共的人发怒，也不能恨他们。因为我们是为了合作而生，像脚、手、眼睑、上下齿一样。”感到自己和其他的人类同胞手足相连，感到他们即使不幸的行为也和自己分享某个共同的东西，这在下面我们还要进一步谈到。奥勒留在遥远的年代表现出如此宽大的胸怀，如同穿过岁月的隧黑暗升起的一道炫目光亮。这之后，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354–430）在希腊人”四德”（智慧、勇敢、正义、节制）的基础之上又加上了他认为是更重要的三种美德–”信仰”、”希望”和”爱”。在关于幸福和克制情欲的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斯宾诺莎（1632–1677）的观点，他不认为通过扼杀情欲才能获得幸福，相反，首先是人们享受”神圣的爱和幸福”，才具有克制情欲的力量。”并不是因为我们克制情欲，我们才享有幸福，反之，乃是因为我们享有幸福，所以我们能够克制情欲。” 近代英国功利主义伦理学强调”善”即”愉快”，反过来，不善即不愉快，当然也不幸福。17世纪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摩尔（1614–1687）认为人应当择善而避恶，因为品行正直能给人带来莫大的愉快，人们从正直的行为中所得到的，对于他的人类身份来说，是恰如其分的，因而能给人带来舒适的感觉。”善，对于任何有知觉的生命或任何等级的这类生命，都是愉快的、适意的和相称的东西”，幸福正是和这种愉快相连，是其他东西不能取代的”幸福乃是得自德行感觉及得自对于正直地并按照品德之准绳而行的所作所为之愉快的意识。”而”恶”正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令人不快的东西，远离恶是因为它们给人只能带来毁灭，”凡对于任何有知觉的生命或任何等级这类的生命不愉快的、不适意的。并且不相称的，则是一种恶。”将”善”看成是一种”愉快”，比较起来，摩尔的观点更富有人情味和接近普通人的实践。当边沁（1748–1832）把人类本性中的”趋乐避苦”原则推广到人们的社会行为领域时，他所得出的结论几乎整个颠倒过来了：包括道德在内的人们社会行为准则要以是否增进他们的幸福为标准，只有幸福的才是道德的；人们从中得到的幸福的多少，应该成为衡量从个人行为到政府决策的标准?quot;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作为对于自己理论的限制，边沁同时提出”个人幸福必须同社会幸福结合起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原则，”损人利己”的快乐当然不可取，由此幸福问题也成为一个有关政府决策、立法和社会改革的问题。接下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则进一步区分了人们一般所说的”满足”和”幸福”这两个概念，指出前者和人们的”较低官能”有关，后者则同人们的”较高官能”有关。”人类有些官能比动物的嗜欲更高尚，而一旦意识到了这些官能，那么，凡不使这一方面满足的任何事物，他们都会不认为是幸福。”在他看来，高质量的快乐在于”理智的快乐，情感和想象的快乐，以及道德情操的快乐”。在”心灵的快乐高过肉体的快乐”的意义上，他响亮地提出了”宁愿做不满足的人而不做一头满足的猪”的口号，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他同时提出对于”幸福”完全的理解–”并不在于行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在于全体人的最大幸福。”其时他对于”幸福”的理解放进了”利益”原则在内，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是他们的”最大利益”。穆勒的看法可以看做对个人利益日益上升为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们急切需要重新建立一种新型道德关系和确认自己的道德身份的回应。他的答案是通过互相协调在共同发展中获得共同幸福。 显然，从古代到现代，人们为幸福所设定的道德内涵越来越宽–从神性的思辨转向了人性和世俗生活内容，从避世的个人修行转向与绝大多数人有关的社会整体幸福的考虑，从心灵的静默观察转向对人间事务的积极投入。然而，尽管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幸福所包含的道德眼光和要求不一样，在将道德视为与幸福同源、美德本身给人带来快乐、以及把当时人们所能收获的最好精神成果赋予幸福方面，完全是贯穿始终的。没有任何时代的人将从这个世界攫取很多但在道德上是邪恶的人称之为幸福的人。要想获得其他的东西（如成功、权力、金钱等）另当别论，要想幸福必须过?quot;德”的生活，无德即不幸福。一个珍视自己幸福的人，一个将自己的幸福当作头等大事的人，不能不经常检视自己的道德生活情况。也许这有点奢侈，但你想拥有的东西本身就有点昂贵。 人们或许会反驳说，好运并不总落到好人头上，有良心的人并非得到好报，尤其是在某个深受称赞的人未假天年便早早离开人间、或某个罪大恶极的坏蛋逃脱惩罚的情况下，人们不禁唏嘘不已，感慨万千，大呼天道不公。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中所运用的逻辑仍然是相信一个人的德行应该和他的收获成正比例，这应该?quot;常规”，人们看到反常的情况才会如此激动。诚实和坦率带来友谊和信任，欺骗和谎言也许会一时得逞，但迟早会暴露马脚，最终遭致失信和失败，这是显而易见的。进一步说，如果一个人使用见不得人的手段一夜之间升得高位或取得暴富，这并不能引起周围人们真正的敬佩和称赞，能够围在他们身边的只是一些小丑罢了。不能赢得人们衷心维护和赞叹的高位和财富有什么可夸耀的！偷偷摸摸的人生有什么滋味可言！实际上，我们在周围见到这种真正邪恶的人还是极少数。许多人的情况是这样：他们并非不善，但生怕自己太善；并非不恶，但又怕自己太恶，称他们处于道德上的游离不定状况是更恰当的。但正是这种情况，可能潜伏着极大的隐患。当一个人被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力量来回拉扯时，他就有可能陷入一种内心紊乱及道德上的神思昏迷状态，渐渐地发展成为某种人格分裂–既想做一个道德的人又考虑到那样去做可能很傻；心里知道坦诚是什么，但不由自主地就说起谎来；明明一点害人的意思都没有，但不知为什么事到临头就言词激烈而伤人，完全不能自控，事后却又懊悔不迭……诸如此类的矛盾和混乱，足以把一个人的头脑和意志全部摧垮，使得他的心灵和感情成为瘫痪，并在这种瘫痪中一蹶不振。在日常生活中则表现为心神不定，注意力难以集中，想去做一件事情又迟迟不能开始，想去做一件好事又感到力量不足，在无穷的拖延中搞得身心很沉很累，终究什么也没做，生活得极为脆弱。很难想象这样一个内心失和的人可能是幸福的。并且越是在这种状况下，面对那些突发性的灾难时，便难以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无力阻挡也许是可以避免的灾祸。 从我们的幸福来考虑，与其做一个不善也不恶的人，不如理直气壮地做一个自己想成为的那样有道德的人，赢得完整的人生和完整的自我。   不幸、痛苦和幸福 我们首先需要将这样一些东西单列出来，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淆：有一些”不幸”是从天而降的，如突然遇上绝症、战争、贫穷、地震甚至不公正的遭遇等，它们对于人的破坏性之大以及于其中的人们所承受的，是无法用言语来描述和解释的。对于这样的苦难我们只有深深的同情，并一旦有可能便去帮助这些不幸者。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人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还是体现了顽强的生命意志。这个世界毕竟是太值得留恋了，每天升起的太阳是一件值得永远向往的事情。 一般来说，处于这样绝境中的人毕竟是少数。我们通常称之为”不幸”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如人生道路上的挫折或失败、失去爱恋的人、一般的疾病、孤独等等，甚至我们并非说得上来是一些什么具体的东西，但实实在在的，我们经常被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所缠绕，潜意识中认为自己可能非常不幸，恰如诗人布莱克（1757–1827）所形容的那样：”我见过的一张张面孔/斑斑懦弱，点点忧愁”。回想起来，我们的一生仿佛就是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痛苦，头脑和感情仿佛终日在盐水里浸着，能感受到幸福只是极为有限的瞬间，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一般。托尔斯泰说过：”每一个人都是在痛苦中长大的，他的整个一生只是一连串的痛苦。”面对如此种种挫折和沮丧的情形，人们常见的处理解决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通过那句老话来体现的：”天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将劳其筋骨、苦其心智……”但仔细辨别起来，这句话是给那些想要成功的人准备的，并且是那种出人头地的成功，成功当然可能构成幸福的条件之一，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成功的人并非是幸福的人；另一方面，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为了这种”出人头地的成功”，这个人仅仅发展自己某一方面的才能，而将另外一些置之不顾，结果是不仅扼杀了自己的幸福，也很可能要扼杀他人的幸福，他自己不曾拥有的东西他也不想让他人具备。另一种做法干脆把种种心情上的”不适”看作是缺乏根据的”庸人自扰”，是想象中的不幸，是”志愿病人”和”幻想病人”所为，对它们恰当的疗法是心理学。诚然，心理学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心理学肯定不是万能的，其中涉及到对待”不幸”的一些根本和基本的态度，不可能是心理学所能完成的。 我们暂时把”不幸”看作是外来的和外在的事件，这是作为个人无法把握的那部分，尽管一般人碰到的不是那种毁灭性的事件，但平时遇到的种种不愉快的事情也足以让人处于情绪低落的状态。比如孤独，孤独可以说是我们最常见的不幸，有时我们不能不承受那种难以忍受的孤独，感到自己不被理解和接受，感到在整个周围环境中找不出一点和自己相似的颜色，乃至感到全世界的人都把自己抛弃了。在某种意义上，孤独的难受程度就和遭受刑罚一样。据说爱斯基摩人的处罚办法之一，就是将一个人隔离起来让他陷入孤独。但是孤独还可能在另外一种光线之下出现：不是简单的拒绝和拒斥，也不是无休止地抱怨和和发牢骚，而是把它当作人生中题中应有之一，尤其是造成独立和完整人格的必修课，准备前去领受、忍受，甚至张开双臂来拥抱它。带着这种心情，渐渐地，周围的世界安静了下来，一切仿佛凝然不动了，有一种沉重的东西渐渐漫过心底，自己仿佛被一种更宽大的感情所包容：孤独不再是个人的，它被放在世界之内，是眼前的世界及其中所有那些无名事物的孤独，是看得见的这缕阳光、这颗树、这片屋顶、这条街上走来走去所有人们的孤独，是世界原有的那种样子，是所有那些有重量、有核心的东西，是它们在孤独中发出的沉默的叫喊。这时候孤独不仅变得可以忍受，而且还是一种享受，于孤独中有一种人性被打开、得到深化的感觉，就像有”异物”进入了体内，将我们的生命扩展了不止一倍。只有靠孤独我们才能如此进入世界的核心和我们自己的核心，将孤独在自己身上安顿下来就像把世界在心中安顿下来一样。这是一种由内心”参与”孤独、”领受”孤独的过程，外在的”不幸”经过一系列中介得到了内心的认可和接受，摆脱了最初孤独降临时的那种原生性和粗鄙感，令我们的思想感情得到净化、升华和延展。由此可见，凡是我们命中注定不可回避的东西，那些叩开我们命运之门，都可能有起码两种对待它们的不同方式。一种是一味地拒斥它，在它面前感到委屈、大声叫屈或低声呻吟，总之是”不接受”、”不承认”，当然，如果这样做能够改变命运的决定，倒不失为一条值得推荐的途径，但事实证明这全然无效，凡追上你的命运之箭就是奔你来的，无可逃避；另外的一种办法是，勇敢地承受命运加诸于自己身上一切，无条件地把它担当起来，不抱怨，不回头，只是默默地接受它，把它当作一个挑战，当作新的向人生顶峰攀援的机会，一个获得更加宽阔的视界和人生经验的可能性。由此，不幸就有了一种转化的含义：当我们从不幸的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从不幸的边缘又返回自身，重新获得了自己的平衡、坚实和整体性，便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战胜和超越，是望得见那更加深远的世界和人生的景象，是获得更加宽广的灵魂及其阔大的幸福。 为说明问题起见，我们这里暂且把经过灵魂吸纳过的”不幸”称之为”痛苦”。”痛苦”是对于对于”不幸”精神上的承纳和领受，是以某种更加宽广的尺度来包容”不幸”，是随时准备做出超越、攀援、飞翔的姿态。法国才女S·薇依（1909–1943）这样区分了两者，她说：”在最好的情况下，遭受不幸打击的人只拥有自己的一半灵魂。”而在领悟了”不幸”的意义之后，”当我们遭受痛苦时，我们能真实地告诉自己，是天地，世界的秩序，世界的美丽，创造对上帝的顺从进入我们的体内了。”这里的”顺从”，是和”接受”、承担”、”承纳”、”接受委托”联系在一起。幸福的人绝不是一个拒斥命运或在命运面前”哇哇”大哭的人，而是能够坚毅地挑起命运的全部重负的人，把不幸所造成的伤害维持在不失掉人类尊严底线的水准之上。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1875–1926）一度深深沉浸于他的承担”重力”法则的思考中。所谓”重力”的东西，就是把我们不断地拉向人生核心的东西，诸如命运、责任之类，他告诫年轻人”将最重的东西当作基础”，”去爱惜重大的任务及学习与重大的任务交往。””重大”的任务也可能是痛苦和难以实现的，但正因为此，我们的人生才可能拥有足够的份量，足够的成色，不致因为太容易满足而导致蜕化和厌腻，失去了生活的兴致。里尔克这个的立场表达了对于浮华轻狂世界的厌恶和远离。”我们贵重的微笑在重大任务的黑暗中，也拥有某种意味。那就是–我们只能在这个黑暗中，当它有如梦幻般的光辉在一瞬间大放光明时，清楚地看见围绕在我们身边的奇迹和宝藏。”先是经过黑暗，然后才能找到早就在那里的闪闪发光的宝库，这就是幸福的”辩证法”。 在他的不朽名作《杜英诺哀歌》中他写道： 我们愿意 把幸福揭露，可是最显眼的幸福，只有 当我们在内心把它变质时，才得以认识”。 迄今最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阿尔伯特·加谬（1913–1967）在他二十九岁写的成名之作《西西弗神话》中，重新讲述了将古希腊神话中西西弗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古老传说中的西西弗因为犯了天条而被罚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己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西西弗的任务在于把它再次推上山，如此循环往复不已。虽然受到悲惨的折磨，但在加缪的描述中，西西弗并不仅仅是一个悲惨的人物，更毋宁说是一个”现代英雄”：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工作的的全部徒劳性，意识到自己无可摆脱的沉重命运，正是这种意识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解放，正视命运而勇敢地承担它–”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对世界、对他人有真正的兴趣和爱 英国哲学家和随笔作家罗素（1872–1970）在他专门讨论幸福的著作《幸福之路》中，首先讨论了什么导致人的不幸，他指出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分地自我专注，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到自己身上，过分在意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所作所为，过分看重自己对事情的主观感觉和强烈感受，因为所关注的对象十分有限，”永远没有变化”，扼杀了任何其他活动带来的乐趣，缺乏不断引入新的视野从而不断更新自身的愉快经验，结果导致无聊之至，烦闷之极，倦怠、厌烦，即厌倦这个世界，又厌倦自身，生活变成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罗素打个比方说，大多数人在监狱中是不会感到任何幸福的，这是人类的天性；同样，在思想感情上把自己紧锁在自身的囚牢之内，自动地把自己关闭在自身的四堵墙内，就像给自己制造一座无形的、更加糟糕的监狱，因为连想飞出去的美好愿望都没有。他说他自己从小就听惯”厌倦尘世、肩头重负罪孽”之类的话，五岁时，想到如果自己能活到七十岁，而目前才熬过了十四分之一，就觉得面前漫长的日子简直难以忍受，青春时代，一度徘徊在自杀的边缘。这位口若悬河的演讲大师竟然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由于顾忌演讲不成功而焦虑万分，乃至于在演讲之前，恨不能自己的腿被跌断。演讲过后，也因为紧张过度而精疲力竭。他后来终于发现，不管说得成功与否，都没什么大了不起，事情无论怎样糟糕，地球照转，于是他学会了对自身的缺点漠不关心；懂得了将自己的注意力日益集中到外部事物身上。尽管外部世界也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比起仅仅关注自身所带来的灭顶之灾来，毕竟不可比拟。他所提出的忠告是：“对于那些自我专注过于严重，用其他的方法治疗均无效果的人来说，通向幸福的唯一的道路就是外在修养。” 能够感受到扑面而来的阳光的人是幸福的。感受到一微清风越过高高的树顶或刮地而行，身边的树木和眼前的延伸的草地轻轻摇晃着，渐次翻滚着，于瞬间之内，迅速呈现出从浅淡到深浓不同层次的色彩，无声而柔顺地显示各自存在的美丽和魅力，揭示出自然事物之间彼此的呼应、关照与和谐的节律：早晨和夜晚、日出和日落，天空和大地、闪电和雨水、星光、月光和树影、花朵，于黑暗中啜泣呻吟又在光线下欢笑奔跑的种种生灵，还有森林里欢快的鸟群，草原上的马群、山峰上的鹰群，海中的鱼群，所有那些遥远的不知名的事物，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现世与在岁月的深处闪光的往世，脚下可以霉烂的事物和结果证明是不可腐朽不可磨灭的灵性世界，如此丰富的世界是神奇的，在这样的世界中获得一次生命是神奇的。在这样一个神奇而有节律的世界面前，我们建立起了对于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和价值，树立了那些一望而知的概念：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诚实和欺骗、热情和冷漠、忠诚和背叛、友谊和背信、勇气和怯懦，对于生命的尊重和珍视，等等。这样一些基本概念和世间运行的万事万物一同存在，构成了我们其他所有活动的背景和基本和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超越和凌驾于我们个人之上的一些东西，早在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之前，它们早已存在，对此，我们对此只有抱以深深的敬畏。一个人如果还没有被一些花言巧语完全迷惑，在他自己身上，是找得出这样基本的要求和信念的。接受这样一些基本的秩序和概念，接受隐含在这个世界秩序之内的那些基本的限制，自觉维护和坚持它们，从而也使得自身得到一种保护和保证，这样的人生是坚实、宽厚和有力量的。 能够感受到他人的存在、他人的欢乐和痛苦、悲伤和喜悦的人是幸福的。这样一个浅显的事实我们是能够意识得到的：不仅我们能够感受自己的疼痛，而且爱我们的人也能感受到我们的疼痛，反过来我们也能感受得到我们所爱的人的疼痛，甚至在不相识的人那里，我们也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和切肤之痛，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我们正常的人性还没有完全扭曲或被剥夺。这说明尽管人们之间有着竞争、利益等种种矛盾对立，但同时在另外一个层面上，人和人之间仍然是互相连接和互相沟通的，人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和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处在同一地平线上，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沉思的罗马皇帝说：分享”着从善到恶的全部本性，与有着种种缺陷的人”休戚与共”。印度伟大的民族解放主义者甘地也曾说过：”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整体。让他人受苦就是折磨自己；削弱他人的力量就是削弱自己的力量，削弱全民族的力量。”他形容我们举起来的手可以”殴打别人，也可以为他们擦去眼泪。”这样一种能够包容他人的生命、将他人的生命纳入到自己的生命中来的做法，使得一个人拓展了他自己生命的疆界，拓宽了他自己生命的质量和内涵，消除了生命与生俱来的黑暗、逼仄、隔阂及由此带来的恐惧，和其他人一道，肩并肩地站到升起来的光明中去。写下这样一些句子的人他的灵魂有一种弥漫而深刻的忧伤和喜悦，那是在他于某一瞬间发现“其他人也有灵魂”之后： 在某些日子，在某些时刻，莫名的感觉之风向我袭来，神秘之门向我洞开，我意识到墙角里的杂货商是一个精神的生命，在门口弯腰跨过一袋土豆的他那个帮手，是一个确凿无疑能够受到伤害的灵魂。 昨天，他们告诉我，烟草店的帮手自杀了。我简直不能相信。可怜的小伙子，这么说他也是存在过的！我们，我们所有的人已经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对他的了解，同那些完全不了解他的人的了解相差无几。我们明天会更加容易地忘记他。但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他有一颗灵魂，有一颗足以结束自己生命的灵魂。…… 我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幻想：他的尸体，装着他的棺木，人们最终将他送达的那个生冷洞穴。我的目光完全剥除他那件茄克，于是我看到那位裸身的烟草店帮手代表着所有人类。 这是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佩索阿（1888–1935）的篇章《太阳为谁而升》。这位先生生前默默无闻，直到九十年代才为他的世界同行津津乐道。他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在一家公司充当一名会计助理，终日埋头于厚厚的帐本、墨水瓶、提货单，”平衡表上测出一家公司昏昏沉沉的历史”；另一方面，当他在他的小阁楼里写作，却听得见几乎生活中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不起眼的小人物沉默的呼喊。当他在街头漫步时，他的眼睛是深陷的、低垂、低拂的，其目光甚至包含了一种冷淡在内，它们表明这个人在人性的弱点和同胞所受的苦难面前，更宁愿掉过头去，或捂着双颊，免得做一个目击者，免得在同胞的苦难面前振振有辞、指手画脚，好像广大人民的痛疾也正是他自己的疾痛，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也正是他本人的兄弟姐妹，他们的疼痛恰恰是他本人的疼痛。一次又一次地，每遇及同胞生存和灵魂的种种凄惶、尴尬和悲切，他的反应总是骇然不已。一个人在他的眼睛和心灵里承纳了这么多人痛苦和欢乐，他的生命景象是深远、盛大和壮丽的，他活了不止一个人的一生；通过这些人，他延伸和扩展了自己的生命，将原“单数”的生命发展为一个”复数”。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尼各马尼伦理学》，亚里士多得著，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得全集》第八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周辅成编，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3、《给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里尔克著，冯至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 4、《西西弗神话》，加缪著，杜小真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5、《在期待之中》，S·薇依著，杜小真 顾嘉琛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 6、《幸福之路》，罗素著，曹荣湘等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 7、《惶然录》，费尔南多·佩索阿著，韩少功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原文链接：）

越南的博客Dieu Cay、AnhBaSG 和 Ta Phong Tan 日前被胡志明市一家法院 定罪 ，理由是违反越南刑法第88条，涉嫌“传播假消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混乱”和“诋毁政府”。除了需要服刑，三名博客也将遭受软禁。 被逮捕之前，三名博客持续公开讨论越南的各种社会问题，特别是关于高层腐败和农村的不平等发展。人权组织立刻谴责这项刑责。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在越南的研究员 Rupert Abbott 认为，严厉的判刑（4到12年的有期徒刑）主要是为了挑起当地網絡社群的恐惧。 遭判刑的博客 Dieu Cay、AnhBaSG 和 Ta Phong Tan。 摄影： Dan Lam Bao 这些惊人的刑期证实了我们最害怕的一件事：越南政府杀鸡儆猴，用这几位博客来开刀，让其他人不敢发声。这也反映了言论自由在越南日益恶化的状况。 国际特赦组织即将策画抗议活动来要求政府释放被囚禁的博客。他们是良心之下的囚犯，我们要求越南政府保证他们家属和朋友的人身安全。 博客 the hermeneutic of continuity 除了呼吁释放身为天主教徒的博客Maria Ta Phong Tan，也批评越南滥权的问题： 政府滥用权力、懦弱地恐惧自由言论，善良的越南人民因此蒙羞。如果政治人物认为自己的话被扭曲，应该用逻辑来解释，也应该有能力处理反对意见。他们该羞愧上吊，让越南的公民能够自由地陈述真相！释放Maria Ta Phong Tan！ 要求释放被囚禁的博客的海报。摄影：Me Nam 的脸书 在越南，打击持反对言论的博客似乎越来越激烈。早先，总理 Nguyen Tan Dung 的办公室发表声明，批评三个博客反政府的言论。但 NamViet 表示，这些充满争议的博客应该继续在網絡上揭发政府的腐败，以及维护越南被中国侵占的海岛的主权： Dan Lam Bao 的 博客持续报导任何政府（越南共产党）禁止的新闻，例如腐败和反对的声音。Quan Lam Bao的博客于2012年7月启用，尽管声称为了拥护反贪腐，但只报导与 Nguyen Tan Dung 还有他的儿子 Nguyen Thanh Nghi、女儿 Nguyen Thanh Phuong、和女婿 Nguyen Bao Hoang 等人的新闻。 Bien Dong 的博客只讨论中国、越南和菲律宾在中国南海的争端。反中国的越南或菲律宾抗议人士，他们的照片和短片一律被越南共产党禁止。 尽管博客遭受迫害、政府试图审查網絡内容， Chris Brummitt 却表示越南政府越来越无法有效掌控人民在網絡上的态度： 脸书和其他社交网络在越南被封锁，但政府的防火墙阳春到就连小学生都知道如何调整电脑设定来翻墙。政府禁止这些网站，却只增加了浏览人数。这周，三名博客被判刑，其中一位需要服刑12年，但还会有许多其他人继续追求他们的改革目标。 作者 Mong Palatino · 译者 Yu-Hsing Chiu · 阅读原文 e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原标题：陕西“表哥”杨达才存款涉20多家银行 陕西省安监局综合处工作人员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查出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调查结果会在网上公布。 自陕西省纪委于9月21日公布该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因存在违纪问题，撤销其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后，昨天陕西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早报记者表示，对调查中发现的杨达才的违纪线索，纪委仍在调查，对于杨达才购买手表的发票及在银行中的存款等正在一一核实。 陕西省安监局综合处工作人员昨日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已查出杨达才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 早报记者还了解到，三峡大学在校生刘艳峰申请公开杨达才2011年工资的行动仍在继续，昨天，刘艳峰委托律师张麦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公开杨达才工资。 存款涉及20多家银行 陕西省纪委于8月30日发布消息称，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达才同志在事故现场的“笑脸”照片和个人佩戴“名表”的照片引起网上热议。省纪委在这一事件发生后高度关注，已经安排人员进行调查。21天后，该部门再度公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杨达才存在严重违纪问题，并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当天中午，杨达才于8月29日开通的实名认证微博注销。 昨天距调查出杨达才存在违纪问题已有19天，杨到底存在哪些违纪行为及这位原安监局局长是否还存在其他违纪现象，陕西省安监局综合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知道目前社会对杨达才的事件极为关注，而省纪委调查该事件丝毫不敢疏忽。 “调查案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取证，如果牵涉到的环节比较多，那么时间会更长一点。”该工作人员表示，譬如网友提到手表，他是在哪里购买的，要收集到有关发票，而有关杨达才的工资，也需要各个部门的支持，“现在他的存款涉及20多家，我们一家一家去查，一天去查一个银行，我就要20多天，去掉非工作日，就要一个多月的时间，这还不包括其他的事情了。”该工作人员称，因此其调查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有结果，一定会在网上公布，给公众一个交待。 陕西省纪委宣教室工作人员也向早报记者表示，对杨达才违纪一事仍在调查，如有进展会向媒体和社会公布。 杨达才工资“按规定发” 现年54岁的杨达才因在延安特大车祸现场视察时，被媒体拍到面对36人死亡居然微笑以对，而惹网民公愤，网友发现他在不同场合戴过多只价值数万至数十万元名表，杨回应称自己有5块名表，且都是靠工资买的，最贵的表仅3.5万元。然而时隔不久，由于网友对手表细节穷追不舍，进一步披露其所戴手表可能至少有11只，而杨称是跟家人“换表戴”。 随后，网友又将杨达才佩戴的手镯、皮带、眼镜等用照片一一呈现，其中眼镜是疑似价值13.8万元的名牌。就杨达才的收入情况其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说：“我工作，我老婆工作，我儿子工作，我（儿）媳妇工作，我这一年光工资收入就十七八万元 ，我家没啥负担，我父母也都去世了，我儿子也喜欢表，实际我和他有时戴表也通用，我父子两个一会儿他戴戴这个（一会儿戴戴那个表），他前几天就想要（万宝龙），他说他要戴一段时间。” 9月1日，三峡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刘艳峰向陕西省财政厅递交申请，希望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2011年度工资。9月18日，陕西省财政厅书面回复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湖北楚盾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方辉9月下旬两次致函陕西省政府，申请公开“表哥”杨达才工资，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于今年中秋节当天给该律师寄了一份《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告知书》，并拒绝公开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在任陕安监局局长期间的工资收入信息。 昨天，陕西省纪委综合处工作人员表示，杨达才的工资均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实施。 7天内回复是否立案 张麦昌律师表示，提交起诉材料后，西安市莲湖区法院和新城区法院均表示，需先审核材料。张麦昌对此表示理解，认为这表明了法院的慎重态度。而根据法定时间，法院须在7天内对是否立案予以回复。 9月1日，刘艳峰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向陕西省财政厅和安监局同时寄送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公开杨达才个人2011年度工资。当月20日，陕西省财政厅复函称“杨达才个人工资收入事项，不属于陕西省财政厅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而陕西省安监局既未复函也未联系刘艳峰。 张麦昌律师说，根据《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陕西省财政厅要么是杨达才2011年工资的制作者，要么能够在工作中获取杨达才的工资信息，因此杨达才2011年的工资情况在财政厅公开范围内，应予公开。而陕西安监局没有复函，也没有联系刘艳峰，属于行政不作为。 (本文来源：正北方网 作者：龚菲 李云芳) 责任编辑：NN084 订阅来自奶味网: http://www.naivix.com/china/2012-10-10/2287966.shtml 奶味网:专业的RSS全文新闻提供商，以后不再有广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