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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理：看中国教育如何把孩子“教愚” 进入专题 ： 中国教育    ● 林明理   　　 　　混迹教师队伍二十余年，什么事情最让人心痛？是看到一代代学生被中国教育”教愚”–教得愚笨、愚钝、愚蠢，却无能为力。 　　中国教育的一大功效是，尽量把所有的学生教化成一个脑袋。现代教育是该培养、发展学生的个性与创新能力，还是泯灭个性、扼杀创新？正确答案无疑该是前者。但是中国的教育却长期反其道而行之。这一教化结果大多时候是通过中国式的考试来实现的。中国式考试的分数又是评价学生学业成绩的最主要方式。且不说那越来越”严格””科学”的所谓”标准化试题”无处不在，就是本最应该让学生创造发挥的”问答题”、”论述题”，那一条条按”评分标准”中的”答案要点”给分的评价方式，就让绝大多数学生不得不在答题时先要揣摩好命题者的心思。就是最能体现学生个性特色的写作，也高悬着”主题””思想””意义”必须”积极”而不能”落后”、必须”歌颂”而不能”批评”、必须”光明”而不能”阴暗”等等紧箍咒。当然，中国学生的学业评定里也有品德操行、身体素质、爱好特长、社会实践等等评价内容，但在以分数论英雄的中国式高考、中考面前，它们统统退居其次。 　　这一考试、评价方式延祸至平时的教学，那就是，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必须以教材教参说过的或习题集后面告诉的”参考答案”为标准：”思想一致，共同努力”用成语来表示只能填”同心协力”而不能是”齐心协力”，”刻画描摹得非常逼真”只能填”惟妙惟肖”而不能是”栩栩如生”（邹静之《女儿的作业》）。一个小学生的作文写了他家的一盆花，被老师打了低分，老师的批语是没能写出”花的精神”，比如蓬勃向上、努力绽放什么的。一个中学生在期末考试作文中揭露了他所在的乡镇烟草部门收购烟叶中风气恶劣、鱼肉乡里的事实，以一个老汉的不幸遭遇和无奈感叹表现了”低调”的主题，也被打了低分，老师批语是：”此类题材的作文写作时要慎重”（K12网”韩军在线”）……此类恶迹可谓罄竹难书，各界人士也多早有揭示，为不多占本文篇幅，暂先打住。 　　中国教育的第二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真正的”学习”有效隔离。真正的学习是学生融入全身心的体验与感受之后收获新知识，是需要培养学生的怀疑、探究精神的，大多数时候是自觉主动、积极参与的，从本质上讲是充满乐趣的。但中国的教育同样长期反其道而行。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罢。我的一个同事向我讲过，就在他儿子的学校，一个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小学自然课老师，上课常常带学生亲自动手捉虫子、摘树叶、弄花草、玩泥巴，鼓捣试管做实验，教室也总是被搞得”乱七八糟”，学生们不亦乐乎，但期末考试成绩却远不如那些从不带学生做实验，只是要学生老老实实坐在教室里背背书中答案的”老教师”教的班级。结果那新老师挨了领导批评，因教室常常被”搞得乱七八糟”还受了班主任的责怪。新老师满腹委屈而又无可奈何，最后也只得向”先进经验”看齐了。类似的例子可以说到处都有、举不胜举。中国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为了学生能考出好分数，只要能得到好分数，所有能用上的方法手段都可以用，而更该被注重的学习过程、身心体验、乐趣享受则可以最大程度地被省略–这在很多地方被自诩为”教学效率”，在众多的批评者笔下被称为”题海战术”、”机械灌输”，在苏北等一些地方则被形象地称作”死揪”。中国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图书馆、资料库，他们不会，或从来就不屑于查原始资料–当然很多地方也没有真正的图书馆、资料室，很多时候他们也看不到真实的原始的资料–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在教科书与习题集里有明确的不可置疑的答案。 　　人类社会有无不容置疑的绝对真理？有，它就在中国大中小学生的政治课教材里。教育最应该培养的是学生的怀疑、探究精神，培养学生的思考、比较、辨别的能力。但是中国教育要做的恰恰相反，它就是要掐灭学生的怀疑精神、探究勇气，就是要学生相信教材与教参的绝对正确，特别是相信政治教条的绝对正确–因为按那上面说的去回答就可以得高分，否则就生死难卜，就是拿自己的前途命运当儿戏。即便拿那些教条与现实稍一比照，你就可以看出其中的悖谬、虚伪、荒诞，但你不能怀疑、不敢怀疑，更不许质疑，特别是在考试的时候。这话题一扯开来又会犯忌，也暂打住。 　　这样的”学习”，当然就是痛苦而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乐趣可言的。于是中国学生的厌学比例绝对世界第一，中国的”差生”无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也绝对世界第一。记得中青报前几年有一则报道说，按每个班级10来个到三分之一比例计算，中国学校所谓的”差生”数应该在四五千万。这则报道因触痛某些人神经，遭到批评并封杀。而即便是还有”学习兴趣”的乖男乖女，有几个能真正喜欢上这样的学习方式？ 　　中国教育的上述两大功效是很多有识之士包括很多教育界同仁早就揭露并抨击的。其实，在更为重要的健康生活理念生活方式之培育，在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之培养，在人类文明之传承等等方面，中国教育的”教愚”功效更加”显着”，却又常常为更多的人所忽视– 　　中国教育的第三大功效是，将学生与健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有效隔离。现代教育应不应该引导受教育者养成健康的生活理念、生活方式？答案无疑也是肯定的。但中国学生书包重作业多、起得早睡得晚，睡眠时间不足，活动锻炼太少，举世罕见。由于那一种”学习”方式直接影响学生的生活方式，由于健康生活方式的培养在中国教育里从来就不曾真正占有位置–口号倒是喊过，中国教育培养出的学生，关节硬、肌肉软、动作笨、意志弱，豆芽菜、小胖墩、眼镜架随处可见。近几年，笔者每次参加各种听课、各类监考，总要注意看看一个教室里戴眼镜的有多少，结果遗憾地发现，还没有哪个教室里能让我看到戴眼镜的学生少于三分之一的，很多甚至超过一半，有多少戴隐形眼镜的更是无从知晓。中国人的营养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学生的体质却在下降，中国教育功不可没。 　　中国教育的第四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现实社会成功隔离。现代教育应该引导学生直面现实还是回避现实？答案无疑也应该是前者。但中国教育却极力要将现实社会隔离在校园与书本之外。校园”封闭式管理”是很多学校招生时常见的的广告语，就是最该向社会开放的大学，就如最高学府北大，也渐渐地要趋向”封闭管理”了。这固然也有安全、秩序方面的考虑，但北大那样的最高学府也如此”封闭”难道仅仅是为了”安全”、”秩序”？过度封闭之后，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怎么面对真实的外部世界？似乎无人顾及。更何况，在很多寄宿制学校，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学生们出不得校门，看不到电视，上不了网络。而即便是开放了电视和网络的学校，学生们看到的也只是有关方面允许他们知道的东西：他们只能看到经济在”飞速发展””一日千里”，而看不到环境在不断恶化、资源被浪费枯竭、贫富悬殊远超国际公认警戒线、社会矛盾在对立激化；他们只能看到”公仆”们如何地勤政爱民，而看不到无孔不入的公权力腐败；他们只能看到地震灾民如何”过上了幸福生活”、如何”感恩””奋进”，却看不到救灾款物被无耻地贪污挪用、连豆腐渣校舍之下死难孩子的名字都不许关注……从中国各级各类学校毕业出来后，有几个人能不为校园内外、课堂内外、书本内外的世界差别如此之大而感慨、吃惊乃至茫然无措、无所适从？ 　　中国教育的第五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真实历史有效隔离。现代教育是否应该引导学生尽可能直面自己国家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全面、真实的历史？答案无疑也应该是肯定的。但中国教育特别是文史哲教材与文史哲教育要做的是，尽量只让学生学一点割裂的片面的历史，并让学生相信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与全部。在这样的历史教育之下，学生们知道的只是某些主义与理论的正确、某些历史人物的伟大、某些历史的光荣，而不知道真实历史中的曲折、阴暗与丑恶。学生们不知道九十年前、五十年前的真实历史，也不知道二十年前、十年前的真实历史，加上很多学生已被成功教化成一个脑袋，不会质疑不会辨别，除培养了某些人所需要的”自豪感”，也就再不会去认真全面思考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了。在美国学生可以自由探讨诸如”二战时美国应不应该向日本投原子弹”等问题时，中国学生却只能也只许背诵教科书告诉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意义”。笔者这样年龄的一代人，当年那”背政治”、”背历史”的”学习”经历，更是一场乏味透顶、刻骨铭心的记忆。 　　中国教育的第六大功效是，将学生与真实的外部世界成功隔离。面对丰富多元的外部世界，面对人类先进文明，面对滚滚时代大潮，现代教育是该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广阔眼光、自信气度、包容胸怀，还是封闭学生的视野与心胸？答案无疑也应该是前者。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但中国教育要做的是，尽量让学生只了解到某些人准许了解的外部世界。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学生们知道的只有那政治的”丑陋”、民主的”虚伪”、政党的”恶斗”、人情的”冷漠”，而看不到那种政治体制之下公权力受到有效制约之后的廉洁、勤勉、公开、高效，以及普通民众的博爱温情及享受到充分社会保障之后的优雅生活；学生们只知道西方社会对中国充满敌意、时刻存心颠覆，而看不到正是这其中很多人，包括很多国家的政党与政府对我们的友好支持及善意批评帮助；学生们听到的只有”坚决抵制””筑牢防线”的教诲，而不知道怎么样”放眼世界”、勇敢”拿来”、”兼收并蓄”；学生们只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最伟大，而不知道同样伟大的哈耶克、哈维尔、索尔仁尼琴……中国教育要学生们所了解的外部世界，用笔者曾经写过的一篇文章《从中学生的”正确””世界”观说到杨师群案》中的话来概括，那就是：”国外比较乱套”，”风景这边独好”（赵本山小品台词）。凡涉美国（更多时候还有日本），必是敌意；凡涉西方，必要警惕–所以要”含泪劝告”地震灾民即使孩子死于豆腐渣校舍且申告无门也”千万别被西方反华势力利用”；凡是我们自己，即便是脓包肿块，也定然鲜艳美丽–“纵做鬼，也幸福”。”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而如果赞扬一下西方，便有”汉奸”嫌疑；批评一下自己，那很可能就是”反革命””反华势力”。”含泪”余秋雨与”鬼词”王兆山，可算是中国教育锻造出的那根牢固的”全面而正确”的脑筋的杰出代表（除去谄媚邀宠因素）！ 　　中国某些人士面对外部世界敏感脆弱，动则抵制，动则排外，动则声讨（看看武汉大学樱花下拍和服照片的母女的遭遇），动则声称自己要代表中国对西方社会表达”中国不高兴”，我们某些人更为本·拉登高喊痛快，为萨达姆助威加油，为金XX惺惺相惜，我们很多人出国之后会为外部世界怎么与我们所知道的反差这么大而吃惊，很多人也缺乏强大、自信、平等、包容的健康心理素质，中国教育同样功不可没。 　　最近一次为自己的学生而心痛，发生在笔者教学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那篇著名演讲辞《我有一个梦想》的课堂上。教学时，为拓展学生阅读，我印发了自己在奥巴马当选与上任之时分别写就的两篇文章：《奥巴马当选总统与农民工办暂住证》、《美国人为奥巴马的欢呼，拷问中国人荣辱观》。此两文曾在多个著名网站被编辑推荐至首页，并引发网友大量的热评与转帖。我的学生看了，当然很多也神情凝重。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一直生活在虚幻的自豪感中，意识不到我们国家还存在这么多难堪的问题。”但是，也有个别学生不满道：”老师，你怎么两篇文章都只说美国好，而不说自己的国家好？你是否不够爱国？”–说美国好时必得说自己国家好，或者只能说自己好而不能说美国好，最好只说美国”坏”，否则便不够”爱国”，这不正是XX部门教化出的思维方式？当我问同学们是否意识到我们眼下的户口制度的弊端时，好几个学生说，这有什么呀，我们国情不同嘛–要知道我的学生属农村户口或父辈祖辈是农民的超过一半，他们中很多人在小学与初中义务教育阶段，也花过几万几万的捐资择校费，他们与他们的祖辈父辈很多人享受不到本来早就该享有的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多么令人”感动”却令人无法不心酸的”顾全大局”的”国情”观啊。 　　另一个学生提的问题则差点雷倒了我。这位可爱的学生替美国白人担心道：”老师，现在黑人奥巴马当总统了，会不会报复美国白人啊？”–但我却笑不出来。我们的学生从小到大，视野所及，见过了太多的周围社会真实与宫廷影视故事：最高统治者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是可以一言九鼎、随心所欲的，报复一下”历史仇恨”，那是家常便饭。岂止最高领导人？现实中一个县官乡官乃至小小的村官都拥有这种权力。(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中国教育   

朱启贵：中国经济“慢”增长的多维观察 进入专题 ：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 朱启贵   　　 　　摘要：近期，党和政府反复强调“稳中求进”，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勒紧了缰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慢”下来的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能成为常态。我们要用辩证思维和多维视角深刻理解经济的“慢”增长，将中央的科学决策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巨大动力，有效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办好实事，提升活力，促进国民经济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关键词：经济增长 稳中求进 观察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地刷新着奇迹，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645亿增长到2011年的471564亿，实现了年均9.9%的增长，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2010年，中国的GDP跃升到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中国呈现给世界的一张强有力的名片，尤其是在世界经济深陷金融危机的2009年，中国以9.2%的增长率引领世界各国走出泥沼。但是，在中国几十年如一日“经济狂飙”的背后，各种隐忧也慢慢浮现出来。近期，党和政府反复强调“稳中求进”，为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勒紧了缰绳，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慢”下来的中国经济不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甚至可能成为常态。这种剧烈转变自然会诱发关于中国经济社会是否真的需要“慢”下来的思考。 　　 　　视角之一：政治逻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显著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条件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问题，如腐败案件不断、收入差距扩大、道德滑坡等，这些问题都在有形无形地侵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公信力。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总结我们党执政55年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背后隐藏的逻辑是经济发展归功于政局稳定，而经济停滞不前或者“慢”增长则很可能归结于政府执政能力不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方政府为了避免被认为是失职，都在努力追求高增长。著名政治学家享廷顿认为：“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①合法性虽然需要一定的政绩，或者说是经济增长的支持，但是合法性绝对不会和政绩一一对等。自2008年以来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就是最确凿的证据，虽然很多地方的经济增长率近年来依然很高，但是人民的不满情绪却在不断累积，并以群体性事件为突破口向政府和社会宣泄不满。这也印证了合法性并不由经济增长内生决定，因而政府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获得所谓的执政合法性而不顾实际地追求快速发展。整个社会也应该抛弃唯经济快速增长是从的逻辑，放下对高增长率的偏爱，而更加注重人民的满意度，也即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一执政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过去简单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在使人民群众达到基本的生活要求之后，是不能继续满足人民群众共享更多经济增长利益的诉求的。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方式虽然在过去符合现状，却显然不再适合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交织的国际大背景下的中国。当下的中国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可持续为人民群众带来切身利益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因为要分配更多的经济增量好处给劳动人口，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所以比现在的增长速度要慢，但是却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切实的好处，这种好处不是简单的基础设施建设或者大量出口所能带来的，而是从根本上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实现扩大内需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因此，一个“慢”的而不是“快”的社会更可能分配给人民群众以利益，从而产生一个更和谐稳定的社会。 　　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并不需要一个高于10%的增长率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基础，最为根本和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经济的快速增长既非人民满意的必要条件，也非充分条件。百姓的满意感和幸福感才是执政基础的充要条件。因此，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更需要注重的是人民的满意程度，也就是要让尽可能广泛的人民群众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需要的是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这样的转变因为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不可避免导致经济放慢。这种放慢的阵痛并不意味着经济的退化，反而预示着一个稳定和谐的社会。从政治逻辑上来讲，一个“慢”的中国社会可能远比“快”的中国社会更适合当下的中国。 　　 　　视角之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古往今来，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来是历代朝廷想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从先秦的“郡县制”到元代的“行省制”，历代均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却又没有根本解决。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行的是单一制，因而形成了一种条块结合的治理格局。具体而言，中央政府通过垂直与平行的两个权力系统对国家进行管理。垂直的权力系统就是由中央和省直接管理的纵向政权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条”，其特征是上下垂直管理。而平行的权力系统就是以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管理的横向政权组织，就是通常所说的“块”，其特征是横向的平行管理。但是，对于地方政府官员来说，纵向的约束远比横向的大，因为他们的晋升与否往往取决于上级的态度和意见。虽然政府公共服务的对象——民众和企业——是最有资格和能力来评价与监督政府的主体，但是地方政府官员依然可能漠视他们具体的利益诉求。最终的结果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取向因为政绩考核与晋升激励机制而完全演变成对上负责。在这对上负责之中，虽然政府的职责是多维度和多任务的，但政绩考核体系的核心是诸如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等可衡量与可观察的经济指标。因而，政府官员会将全部精力集中在可测度的GDP的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上，而放弃那些十分重要却不可测度的任务。但凡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事，政府就会大力投入去做，而那些对GDP增长没有巨大贡献但能提高公众生活质量的民生事业，诸如医疗、社会保障等，地方政府往往缺乏投入的动力与兴趣。 　　有的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政绩，甚至敢于干扰统计工作，篡改统计数字。近年来，屡屡出现地方生产总值之和大于国家统计局核算的GDP总量的情况，例如，2009年省区市GDP之和比全国多2.68万亿元，2010年省区市GDP之和比全国多3.2万亿元，可能就有人为因素。不过随着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和政府改革的逐步推进，以GDP为中心的增长方式正在向“包容性”增长转变。包括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社会保障、教育、文化、环保、生态保护、医疗卫生、社会秩序、信用、法治环境的改善等一系列要素在内的新型考核体系给予了地方政府新的激励，使得他们不再单纯为了GDP和财政收入的提高而采取各种短视政策。过去为了追求在3～5年内任期的经济增长而推行的“短平快”项目、在产业结构选择上以工业为主导的路径逐渐不再会被地方政府采纳。 　　在中央对地方新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居民就业、医疗与收入等民生指标将被前所未有地重视。那么在GDP增长不再成为官员升迁的必要条件时，那些依靠压低劳动力价格、降低社会福利成本，依靠投入而不是创新来提高经济利润的手段必然会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集约型发展。所谓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指的是依靠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通过提高资金、设备、原材料的利用率而实现的增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效益为核心。而在经济由粗放无序式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过渡过程中，各实体部门需要磨合，这个转变过程如同新车发动机需要磨合一样，会带来效率的损失，也会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但这种影响不可避免。因此，在整个中国经济因为政绩考核标准改变而引发经济增长模式变更的过程中，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不可避免，那么就应该坦然接受经济增长变慢这个事实。 　　 　　视角之三：“三驾马车”的动力 　　 　　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尤以投资和出口的贡献最大。现阶段，中国经济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和房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影响，投资与出口都不乐观，经济增速同比下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出口增速的放缓与投资规模的缩小还将持续，整个中国经济因而将从发展的快速道转向慢速道。 　　第一，未来投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可能性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投资率逐步上升，1978～1990年平均为35.45%，1991～2000年平均为37.8%，2001～2010年平均为42.33%。特别是2001年以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快推进，以及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升温，投资率上升较快，2008～2010年分别为43.9%，47.5%、48.6%，2006～2010年平均为44.7%。从2008年的国家统计数据中47.5%的投资贡献率远高于逐步下降的43.5%的消费贡献率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属于投资驱动型。更有甚者，在美国金融危机的2009年，我国的投资贡献率达到91.5%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09年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拉动的。而这样一个明显高于金砖四国平均水平的投资贡献率也带来了宏观经济失衡的隐忧。 　　在基础配套设施还不完善的改革开放初期，大量的投资确实对经济起到了正面刺激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巨额的投资开始使得经济偏离正常增长而走向过热。尤其是在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的前提下，各地方争相发展类似的产业造成产能过剩。同时基础设施建设严重超前于经济发展，资金紧张以及高铁事故等因素都使得基础建设投资减速。更为突出的是，在房价成为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后，国家对房地产行业进行了严厉的调控。从目前国家希望房价合理回归的意图来看，房地产调控政策短期内不会放松，那么固定投资中的房地产建设投资会继续放缓。数据显示，今年1～5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创出2003年以来新低③。而2008年的4万亿投资之后，国家再继续进行大量投资的空间已很小，对投资的综合效果是增长将显著放缓，也即整个中国社会将迈入一个“慢”阶段。 　　第二，出口增速趋缓。长期以来中国的汇率受到管制，为了出口创汇，汇率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贬值的状态，这就导致了大量企业有动机出口，同时国家为出口企业制订的各种优惠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这就更进一步地激励了企业出口。从国家的外汇余额来看，中国人民银行今年3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达到33050亿美元，这说明中国在加入WTO后的贸易政策确实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外贸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同时，中国与主要出口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 　　随着欧洲各国深陷债务危机，中国对欧洲的出口额呈现下降趋势，其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从2008年的20.50%下降到2011年的18.74%;美国还在次贷危机的泥沼中挣扎，因而中国出口美国的占比也从2000年的20.92%下降到2011年的17.08%。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的对欧美等主要国家的出口在缓慢下行，而疲软的出口势必影响到经济增长。 　　在国内通胀压力明显以及国际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止的情况下，人民币在2012年继续升值，并于最近达到6.29的新高，这导致出口企业的价格优势在缩小，与此同时，国内的通胀又导致劳动力成本攀升，这种双向挤压使得出口企业的盈利情况迅速恶化，最终使得中国出口的产品不再具有以往的价格优势，进而导致出口的增速放缓。 　　第三，消费乏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78～1990年平均为64.86%，1991～2000年平均为60.16%，2001～2010年平均为52.94%。2007～2010年消费率低于50%，分别为49.5%、48.4%、48.2%、47.4%，2006～2010年平均为48.88%④。与世界消费率平均水平比较，中国的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00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5.3%，其中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消费率分别为77%、74%和78%。同期，我国消费率为60.16%。从较长时期的平均水平看，中国消费率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幅度更大。20世纪90年代，世界平均消费率约为79%，而我国仅为59.4%，相差近20个百分点⑤。 　　中国消费率偏低有多方面原因，(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   

外交部就日本购买钓鱼岛一事发表声明(全文) 进入专题 ： 钓鱼岛 中日关系    ● 外交部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宣布“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实施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13亿中国人民感情的严重伤害，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有史为凭、有法为据。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利用的，中国渔民历来在这些岛屿及其附近海域从事生产活动。早在明朝，钓鱼岛等岛屿就已经纳入中国海防管辖范围，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钓鱼岛从来就不是什么“无主地”，中国是钓鱼岛等岛屿无可争辩的主人。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末期，趁清政府败局已定，非法窃取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随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收回日本侵占的台湾、澎湖列岛等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在国际法上业已回归中国。历史不容翻案。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1951年，日本同美国等国家签订片面的“旧金山和约”，将琉球群岛（即现在的冲绳）交由美国管理。1953年，美国琉球民政府擅自扩大管辖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裹挟其中。1971年，日、美两国在“归还冲绳协定”中又擅自把钓鱼岛等岛屿列入“归还区域”。中国政府对日、美这种私相授受中国领土的做法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不予承认。日本政府所谓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中之间不存在需要解决的领土争端，完全是罔顾史实和法理，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和1978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着眼大局，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重要谅解和共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大门由此开启，中日关系才有了40年的巨大发展，东亚地区才有了40年的稳定与安宁。如果日本当局对两国当年的共识矢口否认，一笔勾销，那么钓鱼岛局势还如何能保持稳定？中日关系今后还如何能顺利发展？日本还如何能取信于邻国和世人？ 　　近年来，日本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不断挑起事端，特别是今年以来姑息纵容右翼势力掀起“购岛”风波，以为自己出面“购岛”铺路搭桥。人们有理由认为，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绝不是偶然的，它所反映出来的政治趋向是很值得警惕的。我们不禁要问，日本到底要向何处去？日本未来走向能让人放心吗？ 　　中国政府始终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只能友好相处，不能彼此作对。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大局。但是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日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同努力。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是同维护中日关系大局背道而驰的。 　　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日本政府的所谓“购岛”完全是非法的、无效的，丝毫改变不了日本侵占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丝毫改变不了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主权。中华民族任人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中方强烈敦促日方立即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不折不扣地回到双方达成的共识和谅解上来，回到谈判解决争议的轨道上来。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    进入专题： 钓鱼岛 中日关系   

立法會議員地區直選議席當選名單 / 主場新聞製圖   文 / 陳嘯軒 2012年香港特區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落下惟幕，受國民教育科風波所及，全日投票率高達53%，投票人數高達183萬人，人數之多創下回歸後紀錄。然而，高投票率未如傳統智慧般利好泛民主派的選情。泛民主派得票率較上屆選舉下滑了3.67個百分點，地區直選議席由上屆的30席增至35席的情況下，只能取得僅僅過半的18席，比選舉前還要少一席，相反建制派卻由上屆的11席大躍進至17席。被視為泛民旗艦政黨的民主黨遭逢大敗，黨主席何俊仁今晨宣布辭職以示對敗選負責。 9月9日進行的立法會選舉，選前爆出備受爭議的國教科風波。選舉前的一個星期，民間反國民教育科大聯盟連日來在政府總部外發動群眾集會，每晚的集會均有成千上萬巿民參加，最後終於成功在選前一天，迫使行政長官梁振英作出讓步方案，承諾五年內不把被指洗腦的國教科獨立成科。由於泛民主派候選人都旗幟鮮明要求政府撤回國教科，相反建制派卻立場暧昧，加上梁振英上任兩個多月以來都民望低迷，故此坊間均認為最近的政治氣氛對泛民選情有利。 然而，投票率高有利泛民的傳統智慧，這次再次被打破。傳統以來香港歷屆立法會選舉維持的6:4「黃金比率」（泛民得票六成，建制得票四成）這次被打破，泛民主派候選人在五區地區直選總得票101.34萬，雖然票數已較上屆增加了11.17萬張，但得票率卻下滑了3.67個百分點，只得56.12%。相反，建制陣營總得票卻由上屆的60.25萬增至76.58萬，得票率增至42.28%。 地區直選35個議席，泛民主派獲18席。其中民主黨由上屆的7席減至4席，新界西更全數喪失了上屆保有的兩席，「一鋪清袋」成為大輸家。公民黨由上屆的4席增至5席，但分別在港島和新界西名列第二位的陳淑莊和余若薇都未能連任。兩年前從社民連分裂出來的人民力量，以及去年底才正式成立的工黨，分別各獲3席。 建制派獲得17個地區直選議席，其中民建聯在五區派出的九個候選名單，全部排頭位候選人均能取得一席，表現令人意外。與民建聯關係密切的工聯會，則取得3席。 至於今屆新增俗稱「超級區議會」、形同變相直選的五席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議席，最終泛民主派取得三席，建制派則取得餘下兩席。傳統功能組別方面，連同自動當選議席，泛民取得6席，建制取得24席。在新一屆總數70席的立法會，泛民派取得27席，建制派則佔43席。泛民保住了關鍵少數三分之一的24席，仍然手握否決權。 立法會選舉結果官方網站： http://www.elections.gov.hk/legco2012/chi/rs_gc.html

周永坤：政法委的历史与演变 进入专题 ： 政法委    ● 周永坤   　　 　　现行党委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政法委”）是公、检、法三家的“党内领导机构”，它已经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现在应当将它放到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重新检视，以寻求新的历史定位。 　　 　　 一、政法委的历史沿革 　　 　　1.政法委的历史渊源 　　 　　政法委制度的源头，是1946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在“边区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这是一个“智库”性质的机构。1948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建立“中央法律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为未来的新政权起草法律，属于秘书班子一类的机构。1949年新政权成立，“中央法律委员会”随之撤销，代之而起的是设在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的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它不同于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注1　1954年宪法生效后，政权结构由集权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变成了宪政分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政务院变成了国务院，法院、检察院不再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分支，而是独立的司法部门。这一宪政分权的制度与此前的公检法集权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格格不入，因此政府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一度消失。注2 　　 　　2.秘书性质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 　　 　　现行的党委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发端于1956年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1956年7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了第一次法律委员会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其任务是中共中央交办的工作，主要是关于法律工作方针政策和各部门的分工等问题，并不主管有关部门的具体案件。当时公检法各部门都设立党组，各有关机构的党组直接向中央负责，向中央请示报告工作，并不向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报告工作。注3可见当时的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只是一个秘书性质的机构，而且只设在中央一级。 　　 　　3.“政法小组”的突进与文革中的毁灭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政法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个通知其实是逐字逐句照抄了时任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的相关批语。注4从此，中国开始形成了至今难以改变的党政不分的、人治的一元化体制。注5特别严重的是，从1958年开始，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成立了政法小组，政法小组不仅“协调”公、检、法的关系，而且逐渐形成了重大案件要由党委审批的习惯。注6这个体制不仅在立法上，特别是在司法上强化了人治体制，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委第一把手专权的制度，党的领导成为书记的领导，而不是党的方针政策的领导。这使1954宪法确立的宪政体系悬置，也使八大确立的党“必须严格地遵守法制”的方针失去了制度依托。从此一步步造就了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 　　这个政法小组的作用在于迎合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人治偏好，毁坏了正在起步的中国法治建设。例如，1958年，中央政法小组在《关于人民公社化后政法工作一些问题向主席、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刑法、民法、诉讼法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看，已经没有必要制定了”。这个报告直接导致全国立法工作陷于停顿。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注7中央政法小组还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中央政法机关精简机构和改变管理体制”的报告，结果形成了完全违背宪法（1954）体制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公安为头”的极端人治体制。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在对“报告”的批复中决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合署办公，并由公安部统一领导，注8法院检察院都成了公安的下属单位。警察领导法院，这在任何正常体制下都是难以想象的。这两个措施无疑与八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存在因果关系。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党委被踢开，政法机关被砸，中央政法小组自身也难免其祸。中央政法小组在名存实亡了数年后，自1972年3月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谢富治病故后，它就连形式都不存在了。 　　 　　4.智库性质政法机构的重建 　　 　　文革结束后，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1978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央政法小组，协助中央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四个部门的一些政策方针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文件规定新成立的政法小组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工作中带有方针、政策性的重要问题”，它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的关系由“领导”变成“协助”，注9可见中共中央已经决定摆脱文革前政法小组一元化的老路，这个新的政法小组是上述政治机构的“智库”或助手，这是对1956年体制的回归，而不是对1958年那个导致党政不分的体制的回归。这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放弃文革及其以前的极端人治的阶级斗争体制的意向。 　　一年后，这个思想更加坚决地体现在“64号文件”中。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64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消除了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制度障碍。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各级党委要坚决改变过去那种以党代政、以言代法，不按法律规定办事，包揽司法行政事务的习惯和作法。”注10198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的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政法委员会。《通知》规定的中央政法委员会的五项职能中，主要是法律中的政治方向的把握，并不干预具体的司法工作。注11其作用在于领导新时期繁重的立法工作。不过在此同时，各地也建立了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的领导班子、机构普遍建立。虽然中共中央并没有明确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委的职能部门、领导政法工作，但是它实际上“已经在发挥党委职能部门的作用，已经在宏观上统一组织领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注12这一向文革前的党政不分体制的“自然”回归引起了全党的重视。 　　1987年，中国共产党十三大召开，十三大将实现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目标与突破口，报告指出，“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注13作为贯彻十三大报告的重要一步，1988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撤销中央政法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法领导小组。政法小组的职能较政法委员会大大削弱，它一般不开政法工作会议，不发文件，体现了依法办事、党政分开的精神。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不过，大多数省级以下党委政法委员会并没有来得及撤销。注14 　　 　　5.维稳与政法委的违规扩权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9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不过当时中央还是坚持了党政分开的原则。中央要求，“政法委员会恢复以后，仍然要贯彻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谈及恢复政法委员会时特别强调“宏观指导”，坚持党政分开，反对干预个案。他说，“对一件件案子总会有不同看法，处理上也未必件件都绝对准确。党委如果直接过问一些案件的具体处理，法院就不好下决心了。”他还说，“不论哪一级政法委都要管得虚一点，着重抓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其办事机构主要做调查研究工作，不要过于具体地干预部门的业务，以保证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的职能作用。”注15从中央文件所列举的政法委五项任务来看，也是“宏观指导”性质的。随后，政法委又两次扩权。1994年，政法委的职权扩大到七项。注161995年又扩大至十项。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与此相应，实践中政法委，尤其是基层政法委干预司法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政法委的活动缺乏法律和程序依据，它的活动主要由书记说了算，因此，它的第一把手由谁担任就特别值得注意。在实践中，政法委书记通常由两种人担任。一是公安局长。在这一体制下，实际上使法院、检察院成为公安的下属机构，是向1961年规定的公、检、法“三家合一”制度的回归，司法公正受到严重威胁。二是政府的副职，这使法院、检察院成为政府的下属机构。由于缺乏法律与程序规制，政法委制度的实际效果是很糟糕的，只是由于担心“否定党的领导”的指责，大家讳言而已。事实上，几乎所有的重大冤案后面，都有政法委的影子。在全国引起恶劣影响的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是其典型。注17随着政法委的不断扩权，特别是当它掌握了“综合治理”的权力的时候，它事实上成为政府以上的政府，法院以上的法院。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 　　 　　 二、政法委不适合党的领导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对国家领导的一个方面，它是更为广泛的党政关系的一部分。在党政关系上，我们历来在两种思路中徘徊：一是一元化，二是党政分开。虽然在抗日战争中我党就提出了党政分开的要求，但在战争环境下这一目标难以实现。建国以后，党政不分的体制事实上延续下来，并得到发展。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求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这是我党形成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体制的开端，不过这一体制受到1956年八大精神的扼制。1958年起逐渐形成了从上到下的“党做决定，政府执行”政权行为模式，党的各口和职能部门既管各口的干部也管业务，党组织可以用行政化手段直接部署政府工作。到上个世纪60年代初，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包办，事事点头，样样都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注18文革中，这一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文化大革命正是党政不分体制合乎逻辑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党一再提出解决这一问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虽然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在政法领域它始终没有退出。而这一切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旗号下进行的。因此，要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必须研究什么是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 　　早在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委包办政权系统工作、党政不分现象……都必须纠正……党对政权系统的领导，应该是原则的、政策的、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事事干涉，代替包办。”当时的中央领导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不是“党委高于一切”，也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注19早在建国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注20 　　建国以后，这个问题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党内的有识之士提出来，但是始终未能解决。在建国之初，彭真同志就说：“党、政府、群众组织要分开。过去实行‘一揽子’、‘一元化’，现在不行了。”注211951年董必武同志强调：“党领导着国家政权但这决不是说党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决不是说可以把党和国家政权看做一个东西。”“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应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为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代替政权机关的工作……”注221953年，周恩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内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的负责人，主张政府工作必须坚持党政分开。他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时就强调：党组工作不要在形式上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注23针对党委包揽司法工作的具体事务，司法机关不能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错误倾向，1961年4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3 页： 1 2 3    进入专题： 政法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