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   出版商和传媒同业都不期然质疑记者：离书展还有一个月，你现在谈论，会在书展开始前被忘得一干二净。有道理。然而议题周期愈短，重生就愈容易。 书展二十二年，每临7 月，老问题还会在舆论里复活。 记者请贸发局当面响应每年批评，副总裁周启良快人快语，说贸发局近年“开始文化”是因为给人“闹得多”，但贸发局“不是文化推广机构”。 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首届伊始傲立书展，其叫卖、出版尽现庶民活力，是书展销场的骨干风景。书展安排问题每年层出不穷，是故仍旧听见彭的三字经。 上书局总编辑邝颖萱协办书展文化活动，为本土作者奔波、直言书展的文化预算问题，展示小出版社的承担。 Kubrick 店长Amanda向以推动小众前卫文化为志，今年决定在摊位内搭起小舞台。 皇冠出版董事总经理麦成辉在书展外发力，与其他中型出版社分享资源，连结版权买卖力量，初见成果。 七日喧嚣，寸土必争。透过重问书展是文化还是销场的老问题，只为尝试一瞥散落展场内、和缺席于展场上的、艰苦经营的中小型出版者。   第一回：文化之to be or not to be？      1.0 请学懂欣赏我们   自2005年林天福上任贸发局总裁，书展在销售的历史使命上逐年增加“文化含量”。林甫上任和《亚洲周刊》合作，邀请华文话题作家、西方著名作者到访书展。2007 年起制订大会文化主题，2009 年开设文艺廊。去年成立文化活动顾问团担当“质量控制”。 粗浅归结，文化以高雅和道德之姿入主书展，和现场散货叫卖一地弃书的气氛大异其趣。去年驱赶0靓模事件高举洁净形象；高雅则见诸受邀参与讲座作家。今年来港作家名单表面平淡，但仍邀得独当一面的内地科幻作家刘慈欣、闻说将参选总统的李敖，和当选年度作家的西西。而香港异议作者利瓦伊怡、偏锋低调但深受推许的淮远都在本地作家推广之列。从每年到访作家名单看，胸襟眼光均属行内。 只是交流的实践如何？过往曾有批评指传媒难以访问作家、讲座不切题、文化活动预算捉襟见肘等，这关乎策划者的“牙力”和文化活动管理智慧以至诚意。周启良回应：“有意见我们会听取，思考改进。但我想大家有误会。我重申我们不是文化推广机构，而是贸易推广。”无怪乎有人提出书展不应由贸发局主办，举例可效法台北书展由出版业界组成的台北书展基金会主理，官方资助。又有提议指书展应由政府文化部门代办。 但周启良说书展已成为九十万人流管制的事，牵涉大型活动管理，而非单纯文化聚会：他们曾考虑放弃主办，却无人接手。由贸发局继续主理，看来暂无别途。 “畀人闹得多，现在我们要有文化使命。我又不觉得之前卖书有什么错。”周启良为评论人在不理解下批评感气愤，却又自我检讨：“去年参加书展二百七十场活动的市民有六万，比前年上升一倍。比对九十二万入场人次，当然我们也不满意，10%也不够。”香港会展1988年落成，因暑假淡季而出现空档，1990年贸发局决定接手大会堂书展，以销售为本位。对书展或贸发局寄予文化期望的落空，贸易机构执行文化推广的先天错位，即使在近年主办当局努力下，也不容易妥善梳理。 梁文道多年来既为贸发局“度桥”，亦不讳批评。他也直言此是结构问题，“情况是很尴尬：那些展览、讲座每到细节设计就出现问题。贸发局确不是文化推广机构，但我也不认为应由文化机构代为主办。我期望的图景反而像爱丁堡艺穗节或釜山电影节那样，在每年七月，公共图书馆、民间、书奖团体等在各个角落共同围绕书去做展览、推广交流、共同创造全城阅读的文化氛围。”但对展场内艰苦推动阅读文化的人来说，依然希望抓紧错有错着的机缘。在九十万人次聚集的现场，还是一个“由量变牵动质变”的契机。 为书展组织专题讲座的邝颖萱认为，引介本地作者给香港读者，到海外或至少华文市场，乃是书展首要题旨，“我在想象多元画面。书展应否透过支持本地作者，扶助本地出版业？”彭志铭也问：为何去年不安排韩寒和香港八十后作者对谈，而只跟前辈名作家同台？小出版社资源紧绌，推新锐作者风险大，但亦吊诡地唇齿相依。次文化堂十年前有陈慧“爆出”，今年彭志铭推新人林匡正，其《80后运动》刚夺香港书奖。上书局以“每四本书可蚀一本”的游戏规则支持新作者，“今年有四五个新人来敲门。”邝颖萱今年将办涂鸦主题讲座，由MC仁和台湾的毕恒达对谈，拉出视野，还有因抗地产霸权进行全天候生活实验而受注目的庞一鸣。既推新作者，“亦是时下脉搏。”   1.1 我们不能公开文化开支   邝颖萱指贸发局对文化议题态度开放；但若牵涉到经费就显见张力。邝并非邀请最著名的外地作者，“办方初时不给预算，只问我那嘉宾是谁？得唔得噶？宁愿我请熟口熟面的本地作家。”而上书局编制的《读书好》作为书展场刊，乃由地产商赞助而非贸发局出资，碍于预算，只能印制十万本，数量只及去年入场人次九分一，书展首两天已派光。 不止场刊，书展不少文化活动原来也由“有心人”资助。周启良道，“搞文化事业需很多资源，我们的文化开支也大了很多。好像英国文化协会、领事参赞有帮忙，亦有机构赞助天水围学生来书展。近年又有邓永锵出资请英伦作家来。”这么多有心人，贸发局的文化开支，委实占整个书展预算多少？ 周启良拒绝公开账目：“不同读者对此可能有不同诠释。”有人觉得贸发局有此责任。周说：“我不觉得有。”贸发局乃“法定组织”，以商业原则运作，亦由立法会拨款的公帑支持。巿民监察公帑运用的权限，的确是灰色的问题。“究竟问我们索取预算的人，是想争取更多资源还是什么？任何出版机构想搞活动，我们也会因应资源，看看会否配合。”贸发局主要支持的“飞来蜢”为各出版社自行申请的“新书发布会”。甚具影响力的艺文书店Kubrick每年申请，也只获批一个，而且讲座远离展场。店长Amanda说，“不想只谈新书，还想拉出书展没提出的议题。”Amanda今年决定在自家摊位开划两平方米的小台，每天发起边缘议题讨论，如弱势文类、本地缺席书展的同业造书之路等，在边缘设置“呼唤的中心”，令不能见变成可见。“但这年贸发局不允加大摊位，我一再去信说明加位理由，请求受理。他们只官僚答复。我惟有自行开辟小台。”   第二回合：不谈“文化”，就谈贸易   文化推广或许是美丽误会，那么贸发局以“促进、协助和发展贸易，尤其是出口”为旨，如何令整个出版业继续在贸易里活跃，许是责无旁贷。 梁文道指，六七年前还会向贸发局进言，发展版权贸易，建立华文世界的出版重镇，但现在已“时不我与”，北京图书会的业内交流地位已然确立。“现在，只能集中把零售这一块做好。来书展的内地游客日多，不曾出席内地书展的韩寒也现身香港书展，结果引来不少内地青年。销售还是有发展空间。”依这些前提去理解中小出版和贸发局就书展安排的多年争议，便会明白争议远不囿于行政、展览专业或个别利益的考虑。中小出版社如何“被现身”书展，牵涉到能否在销售的平台上，确保他们的参与成本处于合理水平，接续百花齐放的活力。 历年争议包括摊位愈多者（如三中商等大出版社）愈先选位，中小出版社则被放逐到偏远的“厕所位”或楼上三号馆，而租金跟“好位”相同。“今年指出版商租仓位需按摊位数目先付按金。这对小出版商来说负担颇大。”彭志铭指，去年贸发局要求先运书往将军澳再送会展，今年则要把书先运往青衣再交湾仔。既要书商提早印好新书，又大大提高运送成本，费时失事。 “这些年来我不断口诛笔伐，我终在六七年前争取到一号馆‘一条街’，共二十八个摊位给散兵游勇先选位。如此维持四五年，前年再跟邝颖萱成立中小企书刊业商会，组七十个摊位以更先选位。”彭和邝指，去年贸发局受大出版社压力下，不让他们再自成“读家村”， “贸发局打散我们，加入其他小出版社，合成一百四十四个摊位。只要让弱势团体有机会做生意，我们求之不得啦！”今年中小企区仍在，闻说比去年离大门远“一条街”，周启良则指中小企区位置固定在“第二好位”。“展览是专门学问：让大摊位先选是国际惯例。若全部书商平等抽签，小出版商因此先选，很可能会打散摊位，大书商会很难选，或因而不能参展。展览根本做不成。”“另一理由是，大出版集团资源多些、研发产品多些，对买家的吸引力大些。我将大公司放前，没错吧？也不要提它给我的钱多些，我应该服务它好些。”周启良强调在商言商，但同时又指贸发局不是商业机构，所以摊位租金未能根据“市场”波动，偏远摊位较廉宜，“这要求合理。但贸发局是半官方机构，要持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那条（价钱）线划在哪？一样引发争议。若三号馆八折收费，我们间中把人流引到三号馆的话，贵的摊位又会抗议了。”依贸发局思维，妥贴服务大出版商才能撑起书展，又如何体验彭志铭提出的“多些业界参与，提升行业动力”？彭志铭指高地价逼迫书店下架快，没门市的出版社囤积死货特别严重。牛棚书展停办，渣打书展撑不下去，商场书展不成气候，香港书展进一步成为中小出版商的营运关键。   后话：面目模糊   有三中商主管向记者指出，今年本地出版明显减少，香港书架都要由台版书填空。近年新出版社寥寥，去年咬牙一试的朝气文学出版社文化工房也不再参展，文史哲重要推手序言书室也从不参展，成本不划算，喧嚣中生意也做不来。 当然，七天书展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本地出版困境，但在此资金、人流量极大的七天，贸发局一个微小的行政决定往往足以判处小出版社“死刑”。各处突起的小军，往往能诱发关于书的无边、新颖想象，政府挂在口边要推行的创意产业，关键正正在于“小”的力量。 记者想起皇冠掌舵人麦成辉慨叹，贸发局推广高雅文化声势强大，媒体总爱挖“低俗”书展争议也铺天盖地，偏是默默耕耘的出版社面目模糊，其“不高不低”、山寨雅致兼备的出版生态光谱，却未能得到呈现。“出版界本身其实很小，太小了，欠缺社会实力。”   迟来的版权交易？   承上文谈到贸发局推广出版贸易的角色，应提“版权交易“一环：一种比推动零售更见远虑的环节。 然梁文道指时机已过，也令记者想起年前贸发局在书展半途关闭开设的版权交易房间。“可惜大出版社不支持。”邝颖萱建议书展首两日闭门做版权交易。“外国书展也这样做。若销售时间少了，主要可能是大出版商不愿：他们去各地书展买卖版权不难，小出版商则很难。”周启良也不排除未来或有此安排， “但我要看到版权交易的需求达一定数额，才这样做。”无论如何，贸发局今年决定再推版权交易。首先开辟版权酒廊“International Copyright Exchange Lounge”。二是亚洲出版研讨会转为国际出版论坛，请来外国大型如Penguin的出版社来看酒廊上展示的本地出版。第三是porto网上虚拟交易平台，现有四千多本香港出版书籍资料。   书展外发力   香港卖书往国际并不多见，邝颖萱指，MCCM出版社曾单枪匹马到法兰克福卖版权，大叹不简单，也困难重重。 麦成辉去年和天窗、明报、突破等出版社组成流行图书协会，共商对策，面对销售点减少的困境。他们希望集中力量，一同开发版权售卖予两岸三地，开研电子书等。 皇冠和天窗这十年已累积卖版权予内地的经验，他们偕「新手」亲赴中、台、马来西亚书展约谈版权，同样重要的是，“见识别人如何造书，刺激灵感。中国近年的书别有实验性。他们有时还嫌香港书粗糙。”那香港的书还有版权市场吗？ 麦指，香港以心灵、励志为主题和流行文学的“原创书”做得较好，内地需求也颇大。香港则很少买版权做“版权书”，涉及的知识香港没研究，市场也见局限。   （黄静，信报记者。本文转载自信报，原文链接： http :// www . hkej . com / template / dailynews / jsp / detail . jsp ? dnews _ id =3130& cat _ id =9& title _ id =438887 ）

“香港人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就是把“读书”和“看书”分得很清楚。对他们而言，读书就是在学校里念与功课有关的书，而看书是在闲暇中的兴趣。看书被认为是特别高深、闲暇时的兴趣，于是慢慢地，看书和日常生活分离开了。”   我一直觉得香港书展是一个有点奇特的事情。第一，大家都觉得它是文化活动，因为它是书展，但它的承办机构又是香港贸易发展局。贸易发展局从来就不是一个我们应该指望的能做好文化的机构。香港没有一个专属的文化局。所以香港书展一直处于很尴尬的位置，它到底是商业活动还是文化活动，定位不是很清晰。 香港书展其实成了一个以零售为主的书展，到今天，几乎百分之百都在做零售而不是做版权交易。而这样一个书展在做零售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成功，起码每天入场的人数非常多，书的销量也非常大。问题在于，在短短几天时间内，你让这么多人密集地挤在这里，完全不能指望它有一个清静的环境，有很有读书气氛的文化活动。你可以把它看成大家赶集去买东西，只是大家买的东西是书而已。 最后一点也是最奇怪的一点，香港从来就不是一个以阅读风气好闻名的城市。最近香港一些机构做的调查显示，有六成的香港人或许一年没有读过一本书，也就是说香港的阅读率比起很多发达地区算是非常低的，甚至低过离我们最近的深圳。但偏偏在这样的地方，有一个创世界入场人数之最的书展。这真是一个谜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李嘉诚说“小说没有用”   香港是一个比较急躁和功利的社会。首先必须承认香港普遍上阅读气氛并不是很好，但我并不觉得香港是“文化沙漠”，因为有非常多优秀的文化人、作家，也有声势不是很浩大但一直在坚持的高质量的文化活动。香港书展参加人数之所以大，我看原因是香港书展已经变成了香港夏天的一件大事，香港人已经习惯把书展当成了一个春节花市一样的东西，反正到时候七月份大家都去，那我也得去赶集一下。(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香港人有一个说法很奇怪，就是把“读书”和“看书”分得很清楚。对他们而言，读书就是在学校里念与功课有关的书，而看书是在闲暇中的兴趣。看书被认为是特别高深、闲暇时的兴趣，于是慢慢地，看书和日常生活分离开了。好像是特别高雅有心有空有神的人才会有兴趣去看书，结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从这个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对香港人来讲，看书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有的一种休闲的、生活上的习惯。 其次，香港人太过喜欢迅速地、功利地做任何事情。如果他觉得能通过聊天知道的事情他绝对不会看报纸；如果看报纸杂志能知道的事情他就绝对不要看书，能够在网上一句话说完的东西他就更不要看长篇大论，因为他会觉得这很不实用，浪费时间。所以这样一来，看书就变成是一种投入非常大，获益却不一定有保证、甚至非常少的一件事情。 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在香港尤其冷门的原因。除非是引人入胜的武侠小说、爱情小说。香港这个城市常有一些人出来号召要大家多读书，也有一些年轻时读书比较多而又有名望、有地位的人物，比如李嘉诚，他以前说年轻要多看书，但他也说得很清楚，他从来不看小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小说没有用。那我觉得李嘉诚这句“小说没有用”相当好地代表了香港人对阅读的态度，那就是看书要不是一种很高雅闲适的兴趣。从有用的角度看，很多人就会觉得看书投入太大了。   香港人阅读趣味的“本土化”   以我所知，现在大学生的阅读情况也是越来越糟了。不过这也不只在香港，应该是一个国际趋势。英国也是这样，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不再要求学生读完几本完整的书，常常只要求他们读完某些章节。至于学生，功课压力那么大，又要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自然也不会有什么时间读书。 我的感觉是香港现在的大学生对读书的态度和中学生差不多，都是一种应付课业要求的态度。很多学生甚至对读书的义务感都没有了。 以前在大学还比较精英的年代，大学生就该在校读书，就算读书兴趣不大，但多多少少会觉得自己身为大学生，不管是读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好像总该读点书，不然会不好意思。以前我念书的年代，很多学生还会有这种义务感，这种义务感严格来说算不上什么兴趣，但是它起码会逼迫学生想要读点什么。现在的学生连这种义务感都没有了，完完全全只能讲兴趣了。但问题是，当只能讲兴趣时，他们是不是那么有兴趣呢？这就很难讲，他们很有可能也没什么阅读兴趣。 正因为这样，香港少数对读书有兴趣或对文化有看法的人，他们的坚持就很可贵。我常常引用北岛说的一句话，因为北岛住在香港，他最有体会。他说：“你在香港还坚持写诗，那你就是真正的诗人。”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 在香港，你做艺术，写作，别人会觉得你是个怪胎。因为你根本没法靠这个挣钱，书也卖不出去，不像大陆，写本小说也能卖几千本，在香港，小说印个几百本，可能还卖不完。你不会有像《南方都市报》这样的报纸来采访什么新书发布，公众不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给你掌声，你也没有物质的报酬。相反，你可能还要牺牲你本来可以拿来玩的时间，牺牲掉你本来可能有的好的工作，牺牲掉你本来可以跟别人社交的时间，牺牲掉太多太多东西，但是你仍然愿意写书、看书、做这些艺术文化的创作，那你一定就是毫不功利地只爱这个东西。 现在香港人的阅读兴趣上越来越注重本土口味。越来越多的人关心香港本土社会的面貌，香港的历史，香港的文化，香港的掌故，这种书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去看。 但就我个人来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以前那种读书环境培养下的阅读能力正在慢慢流失。造成流失的原因主要还是现在人上网太多，习惯跳跃式阅读，每个人都希望在很短很快的时间内攫取自己想要的信息。最后变成，稍微长篇一点的东西，大家就失去阅读它的耐心了，然后连专注的能力都失去了。(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这种趋势带来的另外一个恶果就是，由于你在阅读时要求短平快，必然会影响你的书写，书写也会变得越来越单一。本来写东西旧有的方式就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但是慢慢地大家对于凡是自己觉得不够清晰不够直接不够简单明了三两句话不能讲完的东西，都不想看。稍微曲折一点的表现，大家的兴趣就都失去了。   为节目牺牲了哲学阅读   虽然我现在主持几档读书节目，但我的阅读还和之前差不多。不过，我发现，做了这些电视节目后，很多我原来特别感兴趣的领域的书不得已只能被“牺牲”掉了。因为有些领域的书不适合在电视上介绍，要介绍也不能总是持续介绍那几个领域的书，比如说哲学、政治理论这方面，我分配给这些书的时间减少了许多。 我平常一年大概要看两三百本书。平时我几乎是早上起床到晚上睡觉有空就读书，花在阅读上的时间平均一天有六个小时。我现在很少出门应酬，习惯也越来越坏，我可以一个月不开电邮，电邮不用，手机也长关，我一般喜欢在家里面，即使外出时也呆在房间里看书。 平时出门的话，我包里随时都会带两本书。有时也会有电子书，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多带一本纸质书，不然我总觉得没有安全感，觉得一本书在路上看完了没有第二本书看了。所以我也很难讲有什么阅读习惯，反正就是随时随地都在读书。 我平时找书主要是通过一些书评期刊。比如说像《泰晤士文学增刊》，《金融时报》的周末版，还有大陆的《读书》和《书城》杂志。还通过一些有名的书店网站，找一些最近出版的学术书籍。另外，我还会看一本美国的文学书评杂志叫《B ookForum》，它办得比《纽约书评》还好，以前我会订《纽约书评》，但现在我都看《BookForum》。 除了自己买书之外，还经常会有大陆出版社给我寄书，大概一个月能有二三十本。这个真是太多了，我也巴不得叫他们不要这么做，我还是喜欢看我自己买的书。 在如何选书上，我也有自己一些方法。一种是我对这个作者很早就有所认识了，通过以前的阅读，人家的介绍，书评，或者是透过它的目录，我在书店看书，经常会翻它的目录，翻一翻它大概的内容。其实你买书买得多，看书看得多，你这种基本的鉴赏书的能力，日积月累慢慢就会有的，这不算太难的一件事。 有的学术书籍，你看它题目非常大，《论中国文化……》这种九成都是不好看的。如果是学术书籍，我认为是最容易选的。你看他的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你看他的参考书目。比如说有一本书，它说要研究英国史，你翻它参考书目，一本英文书都没有，全都在用二手的翻译的东西，那你就知道不用看了。再或者说有一本书，它要谈比较重要的学术问题，那你看它的注释就能大概看出这个学者的功力怎么样。非学术书籍，反而比较难，但是随着你经验增加也会有鉴别能力。   Q & A：   1、你经常逛书店吗？喜欢去的香港书店是哪些？ 我买书主要还是通过逛书店，有的书不好找，可能就要订购。我经常逛的书店，一是离我家较近的一个比较大型的商务印书馆书店，基本一个星期去两回。另外有一些小书店，在旺角等处的，一个星期去一回。 北京的书店我几乎个个都去过。每回到北京。只要有时间。我一定去万圣书园，以内地出的中文书来讲，万圣大概是买书最方便的地方。我要看的书它基本都有，选书选得好。   2、你经常去香港的图书馆看书吗？ 香港图书馆其实还不错，我可以免费借我母校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的藏书。我只要办张校友卡，就可以在家里直接上它的网站看很多电子期刊。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馆除了本馆外还有四个分馆，分散在校园几个位置。尤其绝版的书我真要用起来，就要去图书馆借。 偶尔会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小规模的公共图书馆，叫做香港沙田图书馆，虽小，但也至少有二三十万藏书。   3、你经常在香港网购图书吗？ 我常常网购，说起来也很怪，跟别人习惯还不大一样。我平常的做法是，在网上看到我想要的书之后，把单子抄下来，交给香港一些小书店，请他们替我购买。这样其实会比较贵，可我觉得好处在于，让他们小书店有生意做。 如果偶尔时间赶的话，我也会直接在网上订购电子书，像亚马逊是我常常光顾的网站，我直接向它订购我要的电子书。   4、你平均每个月花在买书上的钱有多少港币？哪一类书买得比较多？ 大概每个月得接近七八千元。有的精装英文书会很贵。人文社科的书籍我买的非常多。   5、你通常用哪种电子书阅读方式？（Kindle，iPad，手机，PC，其他方式，喜不喜欢电子书） 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kindle看书，主要是用来阅读亚马逊网站上购买的电子书。我包里随时都有两本书，有时候也会有电子书，但是我基本上是带着一本电子书还带着一本纸质书，因为我总是没安全感，觉得一本书在路上看完了没有第二本书看了。   6、家里藏书大概有多少册？ 可能有一万册吧。   7、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很难讲，因为我一下子会买几十本，我一下说不出来。   8、香港书展会不会去？对书展感觉如何？ 今年我会帮资中筠老师的讲座做主持。另外就是延续去年我帮香港书展策划的一个读书会，叫“经典读书会”。主要是包括我在内的五个人，每人选一本自己心目中的经典著作，做一个读书会。读书会的人数有上限，最多不超过三十人。香港书展入场人多，每年六七十万人，一些讲座现场都是过百人，但是我觉得我们也许需要一些比较面向小众的、细致一点的活动，所以就想到做读书会，今年干脆就叫做“少数人读书会”。今年我会做第一场读书会的导读人，我带大家读的书是柏拉图的《申辩》。 说到对香港书展的建议，我希望承办机构能用一些更专门的，更有文化导向，更清晰的主题去做好这个书展。它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但在我看来，那些主题都太普通，太平常了。另外，场馆布置非常专业和高效，但是仍然缺乏一些文艺特征，可以在设计上更多一点心思。   （梁文道，香港文化人，媒体人。原文链接： http :// gcontent . oeeee . com /7/5 d /75 d 33 f 05 e 175 dad 8/ Blog / c 3 c /387782. html ）

  “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   书展印象：一边咖啡，一边列队   我是一个冒失的闯入者，到了位于伯爵宫的展厅门口，还不知道能不能混一张证件，以逃过45英镑的门票。不知道中国馆在哪儿，就信步进了第一个厅，在大厅里玩起了“徒步游”。 每年四月举行的伦敦书展是版权贸易型的书展，有超过40个国家400多个参展商，它和秋季举行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世界出版界最重要的两个交易平台。我进的第一个展厅基本是来自欧美出版社，他们展示书的空间并不大，但每家出版社都辟出专门空间，准备了桌椅、点心、葡萄酒，随时有人坐下开始交谈。展厅比较安静，人们都在低声交谈，习惯了中国式展览的会觉得不热闹。为了寻找中国展区，我错走到了二楼，发现那里像个巨大的餐厅，众多的餐桌，舒服的沙发，每个人桌边都有人，每个人都在说话，且多为两人交谈。经过了解，多为作者和编辑，或和经纪人，或作者和译者，他们事先预定了一个个约会，然后到这里来敲定一个个项目。我眼前的这些聊天的年轻人，很可能就是明天的斯蒂芬金。走了一圈，没发现中国人的身影。 展厅的门口，有一排漂亮的西方姑娘，热情地向远道而来的参会者打招呼，邀请他们坐下来，享受揉肩捏背的放松服务，这温柔一招，让每一个进门者脸上都挂上了笑容。 另一个展厅里，中国展区占了大部分，我走进门，立刻闻出了熟悉的气息，灯光亮堂出不少，色调也明亮许多，以红色和黄色为主。最高的一个展台，写着孔子学院的大横幅，中图的展厅也很醒目。看到一个红色大背景板，上面写着“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展厅场地中心有一个舞台，下面摆放有座位，我看到王蒙在和一位外国女士对话，王蒙用的竟然是英语，他是在这块场地的系列对话的头一个，后来我还看到了陆川、郭文景等。 先走了一遍，参展的全部是中国出版业的央企和各省国企，整齐地排列着图书，还是传统的展览样式，类似我在北京国展看到的。香港的展台在中国展区最漂亮，设计也现代，营造的交流氛围也好，有中西合璧的特色。但走在中国展区，我的感觉是在看一场展览，穿行其中，像走在北京前门那条宽敞的步行街。   作家对话：越年轻越世界   作为伦敦书展的主宾国，相对于展台和版权贸易，“中国代表团”把主要精力用在了搞活动上，除了一楼大厅那个系列对话，在二楼的几个小厅，更吸引读者的活动是中国作家的系列对话。 李洱和安妮宝贝是系列对话的第一场，我在伦敦迷了路，错过了这场，于是从第二场严歌苓、韩东、郭小橹听起。韩东说中文，另两位生活在美英的作家直接用英语发言，主持人来自西方，听众里外国人比例不小，读者提问时中国读者也用英语发问，整个气氛竟然相当洋气。话题比较广泛，并不局限于从“书页到银幕”。 在对话题目和作家组合方面，这个系列花了一番心思，主持人都是西方同行，作家也力争中西搭配，年龄相当。阿乙和安妮宝贝的“数码时代的写作”，是最新鲜的一场，两个网络走出的作家，搭了两位外国作家，台下坐着安妮宝贝的粉丝和一些西方作家同行。主持人的问题很适合年轻人，但让她意外的是，阿乙和安妮宝贝同时声称已经告别网络，对网络无感，阿乙更表达了对网络写作的深恶痛绝。两位西方作家同样男女搭配，其中一位小伙中国话极为地道，在他的英语发言中，随时流利地蹦出“人民文学出版社”“盛大榕树下”“豆瓣”等中文，还问阿乙“牛博国际现在在墙外还是墙内？”读者的欢乐指数也是作家对话系列最高的。铁凝在书展开幕致辞时曾说，“当优美的英语和优美的汉语相遇，是一件美好的事。”这四位青年的相遇，难得地体现出了融合的一面。 两位藏族作家阿来和次仁罗布本来的题目是“当代小说中的古代神话”，但不出所料地，主持人和听众联手，用尖锐的问题把对话题目改成了“文明的冲突”，藏族的宗教文化、藏汉文明的冲突融合、达赖喇嘛、审查制度，一个个抛给作家。好在阿来是个大师级的发言人，接得住，他从不回避敏感问题，全部正面解答，但又温和理性，持论公允，看上去听众挺满意。场面很开放，但没有人抗议，现场三个大型保镖也没派上用场。 有的对话也体现了“中国特色”，最后变成了作家之间的互相表扬，让不明我国情的主持人有点摸不清状况。 系列对话中最让我心动的一幕，发生在刘慈欣和阿来以及一位英国作家关于科幻小说的对话现场，两位外国青年男女坐在我前排，当时阿来和刘慈欣说汉语，偶尔用藏语，那位姑娘通过同声传译听英语，她边听边打着手语，而男青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原来他是一位聋哑人。藏语、汉语、英语、手语，不停地转换，他们就这样用特别的方式“听”了一个半小时。 这次中国作协邀请了严歌苓、韩东、西川、冯唐、安妮宝贝、张悦然、郭小橹、次仁罗布等作家，多样化程度相当高，尤其阿乙这样的，对于中国文坛来说，像一个不约而至的闯入者，而正是这些人，成了这次对话系列的新鲜空气。   中国队：书展上的陌生人   虽然在爱丁堡住了三个月，到了伦敦这样的大地方，我还是迅速迷失了方向，地铁里不知道向东向西，去海德公园找不到演讲角，白天花了四个小时没找到书展会场，晚上背包在伦敦西区徒步却无意中走到了书展门口。三天里我至少跟一百个伦敦人打过招呼，但惟一的目的是“问个路”，伦敦人都很有礼貌，但他们也只是告诉我向左走向右走。我是伦敦这个城市的陌生人，就像伦敦书展的主宾国，中国也是书展的陌生人。 两个不同的展厅，不仅有不同的外观，更显示了不同的文化。伦敦书展的风格在于交流，这一切的体现形式就是做生意，书是沟通彼此之间的媒介。但我们有点误解了书展的意义，把重点放在了“展”上，结果两个展厅，一边是低调的、私人的、面对面的、务实的，一边是高调的、宏大的、展览型的、单向交流的，彼此泾渭分明，交流不多，像两座语言和文化的巴别塔，谁也没有把谁真正吸引过去。 从对伦敦书展的观感来看，对于英语图书界来说，我们还是陌生人。我经过一个儿童出版社时，看到一位姑娘化妆成童书中的人物，拿着刀向我微笑着打招呼，邀请我过去，她把刀架在我脖子上，由他们的摄影师拍照，然后向我索要电子邮箱，说会把照片发给我。这就是充满个性化、人情味的推广方式。我看到全场最炫的罗马尼亚展厅，把所有的图书都用丝线吊起来，于是展厅四周，几百本图书像风铃般来回悬挂，吸引得人们纷纷拍照留念。还有的国外出版社把展台布置成了长长的餐厅，让人忍不住要过去喝一杯。每天早上开展之后，不少西方出版社的第一件事是邀请人们吃早餐，大家吃着早餐喝着咖啡聊天，闭馆之前，他们又把红酒打开，所有人端起红酒互相庆祝一天的收成。而这些方式，中国的参展商有的也在尝试，但总体上是陌生的，作为远道而来的客人，作为担负着任务的出版社，很难做到这样放松和随意。 引用《让子弹飞》里姜文的一句台词来表达我的感受：“莫扎他离我们很远。” 书是人们最喜欢的事物之一，它代表着思想、智慧、创造、自由、交流、进步等人类独有的美好的东西，而书展中人们要展现的，也应该与这些有关。想让外部世界全面地了解，就应该用他们熟悉的方式，开放，坦率，不回避，运用他们的表达方式，在表达的同时也倾听对方的看法，这样才能够实现真正的沟通。对话，是我们与世界互相接近的最好方式，与其提高嗓门让对方驻步，远不如邀请对方喝一杯咖啡。 补给：不过中国展区也有个实在的事，凤凰出版集团在英国要开办印刷机地，到帝国主义的腹地建立“基地”，生产精神产品，无论搞生产力还是文化推广，这种赚钱做生意的方式，比抛大把银子搞搞展览有实效多了。   （潘采夫，专栏作家，供职于新京报评论部。原文链接： http :// blog . caijing . com . cn / expert _ article -151401-35507.

张志成：微博的“良性互动”应该牺牲法治吗？ ——从暴雨罚单“一律作废”看其背后的人治背影 进入专题 ： 法治 人治    ● 张志成 （ 进入专栏 ）   　　 　　北京暴雨，有网友在微博中抱怨涉水熄火车辆被贴罚单，北京市新闻办主任王慧迅速向市领导反映了这一情况，政府迅速作出回应称“在遭遇突发灾害的情况下，对熄火车辆贴罚单是不对的，所贴罚单作废”。 　　中青报曹林认为：这样即时并主动的舆论处理，避免了此事在微博上的放大和发酵，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而红网的评论水平显然更高，更有法律意识：“我们得承认，这名交通协管员并没有多少可苛责之处。他不过是按部就班地完成了一件每天都必须完成的工作，这和交通坚守岗位，领导干部冲到指挥第一线其实是一个道理。如果说这名交通协管员有什么错的话，那么一是他没能预知民意的反弹力度，二是他无从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他究竟是该贴还是不该贴，但很显然，作为一名基层执法人员，这样的要求对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不妨设想，如果他自作主张地没有贴罚单，也就不会引发此后的舆论反响，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因此而被所在单位认为是失职呢？” 　　红网的评论同时指出，这名交通协管员现在之所以成为众矢之的，并且承担了全部的责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相关部门对他的行为进行了过于自私甚至是恶意的认定。而北京市副市长表示，“这种处罚是错误的”，但问题是，这样的认定究竟有没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规定？如果没有，那充其量只是一种“人治”（红网：《该为“暴雨中的罚单”担责的不是协管员》）。这句话道出了中国法治的现实困境：在多数人看来，法律只是特定情况下的工具，而不能在所有场合和领域规制所有的行为。在洪水来临时，贴违章条，就成了“没人性”。简单说，在特殊情况下，“让列宁同志先走”的人治方式得到的叫好声要比一丝不苟要查验列宁证件的哨兵的行为得到的叫好声远高得多。 　　在洪水、地震、失火等灾害情况下，人有违法的权力吗？听起来，这个问题不近人情：命有没有了，还讲什么法律！但事实上，作为多灾的国度，首先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灾之所以形成难，往往有人的因素，而人的因素中，日常违法行为对于成灾往往有催化剂作用。例如，日常生活中不把消防法规当回事而导致的火灾，平时不遵守水利法规，在河道上照建房不误，洪水来临，房倒屋塌。平时没有按照有关地震法规进行演习和防灾减灾，不遵守建筑标准，地震发生，死伤严重。这些违法行为本身就是灾难所造成的损失的关键原因。所谓天灾一半，人祸一半，并不能简单地从政府官员问责角度看，而更应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因为，减灾、抗灾、防灾的法律是大家的，而不仅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的，甚至主要不是政府和政府官员的。于己有利的法律如果仍需政府监督执行，反映的只能是法律意识的淡漠。 　　法律的实质是秩序，其立法宗旨往往是在合理照顾少数人利益的前提下，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因此，抗灾、救灾当然也需要法律的规制。即便是合理避险，除了法律规定的免责范围外，也必须按照法律承担应有的责任。如果赋予灾害情况下人违法的特权，我们可以想象在灾难来临时，强者生存，老幼病残无人问津的可怕场景。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国民警卫队何以带枪救援？这里有美国国民素质的问题，同时，更多的反映的中美法治观念的差距：因为即便是在救灾之际，法律秩序仍然是第一位的，仅仅依靠道德，缺乏强制力的秩序，往往是脆弱的，难以实现救灾所需要的秩序。 　　那么，法律并不会真的因为“贴了条”就显得不近人情了呢？并不会。首先，作为良法，在立法之时就应该考虑到灾难等特殊情况下对法律制度的特殊需要而予以充分关注。否则，法律是难以施行的。例如，北京市施行限行政策，但在每年却不得不与“高考”妥协。这一方面是对政府决策科学性欠缺的自我嘲弄，另一方面也表明缺乏周全考虑的规章制度、法律都是无法真正实施的。从北京暴雨的情况看，结合交通法规的有关规定，贴条者完全可以证明自己并非“乱停乱放”，而是“被停放”而豁免于法律的处罚。而作为贴条的执法者，严格根据眼见的事实而贴条，完全是依法行政的行为，反而应该受到肯定和赞扬。所谓“法不容情”，指的是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时，不能为法律所容忍。既然被熄火的汽车车主无任何违法行为，其利益一定会也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而不会出现“法不容情”的问题。唯一的差异仅仅在于，你需要履行法律的程序来证明自己并没有违法行为。而这个程序，是保护法治大厦的藩篱，是维系公众利益的一道围墙。 　　曹林高度赞扬的所谓微博互动，其实不过是北京市领导一句话：因为熄火而贴的罚单一律作废。这虽然赢得了网民的叫好，但却绕过了法律的程序抬高了行行政命令的地位。从法律角度讲，即便这样的行政命令在价值取向上是正确的，但却仍然必须在法治角度上予以否定。因为这样“一律作废”四个字，既然可以在暴雨时发挥作用，当然也可以在大雪时发挥作用，以至于在各种今后各种可能的场合发挥作用，最终使交通法规变成屈从于行政命令的软面条。 　　良法之下，法治没有也不应该有空白。微博固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主，但目前的民主程度还远远到不了可以取消法治的境界。为了个人利益和公众利益，我们应该尊重依法贴条的协管员和警察，也让我们对人人欢呼的“一律作废”的决定更加警惕。 进入 张志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人治   

早前俄艇炮击中国渔船及近年中国渔民海上冲突事件 渔船被押送至俄罗斯纳霍德卡港(红点标注处) （ 俄罗斯再次扣留两艘中国渔船 ）最新消息，又有两艘中国渔船被俄罗斯边防部门扣留。目前已经被押至俄罗斯的纳霍德卡港，与之前被扣押的8艘渔船停靠在港口等待处理。 来源：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