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杨超 　　 　　核心提示：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军警怕学生称其为老爷 　　 　　《建国大业》中，曹锟对徐世昌说，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连大头兵都向着学生，这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写照。 　　 　　中国历史上，读书人的地位向来较高，有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说，读书人也常被称为“学老爷”。张鸣在《北洋裂变》中有如是论述：晚晴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中尽管有敢杀人的主——山东镇守使马良，不过他杀的也不是学生。马良是回族，面对学生运动，他也无可奈何，不过后来他发现有回族参与其中，于是便抓了几个回族，并杀掉其中的三位领袖。杀完人的马良声称，我抓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没人管得了吧。 　　 　　不过除了马良，再无其他人有这般胆子了，在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下，连大总统徐世昌最后也服软了，面对被捕的学生，徐世昌只得派官员前去道歉，不过学生不买单。第二天，步兵统领衙门和警察所又派人道歉，学生才肯出来。到后来，简单的道歉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要求了，甚至预备汽车燃放鞭炮也不能把这帮大爷们请走，于是当时的总务处长只好向学生作揖恳求说：“各位先生已经成名，赶快上车吧！”在如此待遇下，学生们才选择昂然回到学校，享受英雄归来的荣耀。 　　 　　这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刘仁静与张国焘这二位先生，他们是中共的创始人，可谓特别能战斗的典型，而且是典型的一碰即碎的人物。军警面对这样的大爷，能不头疼么？要让他们回学校，光叫老爷那真是不够的。 　　 　　政府高官被打军警无动于衷 　　 　　在《建党伟业》中，当学生冲击章宗祥家时，军警没有阻挡，径直让学生进入，学生放火后才有军警到来抓捕学生，军警在这中间显得太过懦弱了，其实，五四运动时的军警比这还要“懦弱”。 　　 　　据当时记者报道，五四当天，步兵统领李长泰劝聚集在天安门的学生散去，有学生骂他是“卖国者”，他回答：“你们有爱国心，难道我们做官的就不爱国，就要把地方让给别人么？”并表示愿意为学生传达意见，但恳请学生不要用野蛮的方式，当学生回答自己极为文明后，这位长官便坐车扬长而去。 　　 　　事实上，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当时李长泰抓住了几个掉队学生应付差事，当需要指正时，这些在场军警无人愿意出来指正。甚至是那些被学生打伤的军警，也不愿意出来指正学生，他们声称当时学生人数多至数千人，“当场既未看清，事后亦无法证明”。 　　 　　被人打了都不敢指责，这得怕到什么程度？ 　　 　　军警跪地哀求学生不要游行 　　 　　《建党伟业》中，有一女学生跪地喊冤，军警上来嘘寒问暖，关心可见一斑。其实在五四之时，军警为求学生不要游行，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据张鸣《北洋裂变》一书介绍，当时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这必然导致所谓的镇压不力。 　　 　　1919年5月25日，大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其时的军警也很为难，要维持秩序又不敢下手，结果只能窝窝囊囊，被动的接受学生的进攻。 　　 　　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老人回忆，当时学生聚集在新华门和中南海，要求见大总统徐世昌，但徐世昌避而不见，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奉劝学生：“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学生坚决不肯，一直耗着，接着开始有民众加入到情愿行列，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洋车工人，他们甚至把一天做工的血汗钱都拿出来给学生买烧饼、茶水。 　　 　　另据《档案春秋》文章，学生在与军警对峙的过程中，处于完全进攻的态势，警察想维持秩序，而学生想办法挑事。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又出面奉劝学生，态度可说相当人道，吴说，待会天气要热了，大家还是早点回去睡午觉吧。学生的回答更调皮，说，大人您年高，也要注意身体哦。吴回答说，客气客气。在得知学生只是为了宣示爱国之情，为外交作后援后，这位秩序的维护者就放心地走了。 　　 　　由此观之，群众“觉悟”是很高的，而警察总监倒也不是很残酷，甚至玩忽职守，竟然擅自离场，这是何等的不负责任啊。 　　 　　学生荒唐事争权夺利居功自傲 　　 　　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但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和谐现象。 　　 　　五四运动当日，傅斯年任旗手，指挥整个运动，然而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使傅斯年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了学生运动。 　　 　　另一五四风云人物罗家伦也遭到学生质疑，有北大学生写打油诗讽刺罗家伦，说他“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财；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不但骂他长得其貌不扬，还骂他一心当官发财十分无耻，学生间相互攻讦由此开始。 　　 　　面对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洋政府也制定措施予以控制，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各学校3日内一律复课，并以提前放假，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及外交司法官考试等手段引诱学生放弃上街游行。据彭明《五四运动史》记载，北洋政府提前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后，毕业生大多数参考，这些人占到了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可以说北洋政府这一举措起到了良好效果。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五四运动后，旗手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深刻反省之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2_07/03/15743171_0.shtml 　　

一直以來，維權人士與警察都戴上了戲劇化的臉譜。《遭遇警察》一書則試圖證明政治警察並非鐵板一塊，他們也是活生生的人。而該控訴的對象，藏在這些所謂「平庸的惡」背後。 文/曠達 「哪怕你聽到我親口對你說要停下來，你也一定要繼續出版。」學者徐友漁在《遭遇警察》出版之前，一字一句地對共同主編該書的華澤交代。他擔心在最後關頭，出版計劃被國保發現，並強迫他停止發行。 他的擔憂沒有成為現實，6月4日，該書在香港如期出版。全書收集了21位內地維權人士與國保打交道的故事，字裏行間並沒有太多的腥風血雨，大多數作者甚至在用調侃的語氣講述自己面對過的國保、警察。 因為正如華澤所說：「這本書的重點不是要說明警察的殘酷，或者侵害人權的嚴重。我們想要記錄的，是警察在這個社會中無處不在，深入到普通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記錄也是反抗 這本合集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去年內地的「茉莉花集會」，因為不少網友、維權人士、知識分子被警察約談、拘禁甚至毆打，警察國家已經凶相畢現。而在徐友漁看來：「這一階段警察行為的無理、可笑、暴虐、荒謬，遠遠超出了人們的理解和想像，不為警察的種種惡行，受害者的種種遭遇和感受留下記錄，於歷史是一種缺陷。」 因此徐友漁與華澤兩人，一個國內一個國外，精心籌畫了一年的時間，自行組稿，終於成功出版。 只是這本書在面世之前，已經被列入內地出版物入境的黑名單，必然被很多讀者錯過。但是華澤希望有一群人要看到：那就是書中提到的每一位國安、國保、警察、保安，她甚至嘗試著與出版社商量，給這些人每人贈書一本。 書中的主角既有如律師許志永、工程師遊精佑這樣的專業人員，也有教授徐友漁、老師何培蓉這樣的知識份子。他們都來自各行各業、不同的階層。 而這也正是當初華澤挑選文章時特地考慮到的一點：「這些人都只是普通的公民，而且參與的維權行動都是合乎法律、也不是依靠某個組織而行動的，他們的姿態溫和、理性，因此與往常想像中的異議分子有很大不同。」 華澤本人也是其中一個例子，作為紀錄片導演，只因為拍攝人權紀錄片以及連署支持劉曉波的聲明，而遭警察毆打、拘禁。這些公民唯一相同的是，他們遇到了同樣的一堵高牆：警察。 中國特色的政治警察 這些政治警察的形象是千奇百怪的，但同時也是平凡、普通的。在兩位編者眼裏，當代中國政治警察並不像文革時期、甚或東歐秘密警察那樣充滿信仰，他們不再以正義的捍衛者身份出現，在背後蠱惑他們的是金錢的利益。 「這些警察只是把我當成一個可以拿到經費的項目，連他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是正義的。」當華澤被拘禁在江西的賓館，當地國保用這樣的一句話「歡迎」她：「我們和你之間沒有任何的衝突，只是受到了公安部的命令。所以住在一起的時候，只是希望您不給我們惹麻煩。」 徐友漁在本書前言寫到：「中國警察既不神秘，也不威嚴，中國公民遭遇警察不是偶然、個別、例外的，而是大量、經常的，不是在暗處，而是在明處。他們可以打個電話就上你家，或者不打電話就來，長久以往變成常客；他們可以定期請你喝茶、喝咖啡、進飯館，儼然成了酒肉朋友；他們可以在被監視物件的家門口、樓下、社區入口處安營紮寨，人手不夠時大量雇傭保安、城管、農民工，每人每月只給一千多元，為了監視一個人雇八個人，三班二十四小時不間斷。這時警察像包工頭，拉起一支亂七八糟的臨時工隊伍。」 當代政治警察的第二個特點，便是軟硬兼施，華澤接受採訪時說道：「之所以這樣，部份原因就在於這個國家需要監控的公民太多了，現在維穩費用不是都超過了軍費了嗎？」 「對人們的監控和短期扣押出於『防患於未然』的考慮，出於『千萬別在我這裏出事』的心理，出於『一定要平安度過這段敏感期』的命令。對個別人士，他們採取柔性方式：明明是扣捕和拘押，卻要安排成旅遊，入住賓館，呆在度假村，他們要人們相信這是『人性化』措施，其實是想規避法律程式方面的難題；而對於絕大多數監控對象則兇相畢露，打、罵、侮辱、虐待，甚至對於身體殘疾或身有傷病的人也是如此。」 也正因為警察本身並不全都唱白臉，所以本書另一個讓人忍俊不禁的地方是維權者對警察的不同想像：滕彪把他們按照ABCDEFG來排列；劉沙沙給他們取了「中統特務」、 「尖下巴」、「腦殘」的名字；記者雨聲則稱呼他們為小楚、小胡、阿陳。 出版該書的開放出版社總編金鐘則希望，書中那些站在第一線的勇士們的努力，能夠成為推動中國從警察國家走出來的龐大動力。

余英時在《劉曉波傳》的序言中，這樣評價這位後生：他的精神境界隨著他的苦難經歷而一層一層地向上攀升，從早年的個人英雄主義和自我中心主義變得越來越溫和、越來越寬容、越來越謙卑，越來越讓人感到「舒服」。 採訪（整理）：鄭語、喬澎 陽光時務：您在這本書的序言中提到了兩次與劉曉波先生的直接接觸，那麽除此以外，您和他直接接觸多嗎？ 余英時：沒有。因爲我也沒有直接參加民運，對于民運人士，我只是在旁邊支持的。我和劉曉波先生私人幷沒有過多的交往。但他發表的文章和出版的書，我幾乎都有，有的可能是他讓出版社寄給我的。我還給他的書寫過序，他所有的作品我幾乎都過目過。 陽光時務：您在序言中提及劉曉波先生的生命史上有三個階段：從1966到1976，從1977到1989，從1989到現在，那麽您認爲對這三個階段中，對于劉曉波先生影響最大的是的哪個階段呢？ 余英時：那當然是最後一個階段，也就是1989年以後。前面都是培養階段，他那種要求正義、要求公平的價值觀，在八十年代的第二階段中就已經培養出來了。到了1989年以後，他就開始實踐他的價值。 他的非暴力思想，在1989年之前就已經有了，只是沒有非常明顯的表現出來。1989年之後，尤其是在絕食之後，才開始慢慢表現出來：他不是要用暴力去推翻政權而是希望用和平的方式促進改變。所以嚴格來說他幷不是一個革命家，他沒有說要革命。我認爲（這種非暴力思想）是很好的方向，因爲暴力革命結果可能又會是另外一個專制政權的出現。所以不能「以暴易暴」，他能懂得這個道理就很重要。 陽光時務：提到劉曉波先生，不可迴避地就會談到《零八憲章》，這也是他獲刑的直接原因。在您看來，《零八憲章》對於中國民主化轉型的意義是什麽呢？ 余英時：《零八憲章》是仿效捷克的《七七憲章》，而哈維爾就是靠《七七憲章》改變了捷克。劉曉波也想走同樣的路綫，就是這種非暴力的變革。基本上來說，東歐國家的民主化轉型都是非暴力的，除了羅馬利亞的齊奧塞斯庫流血了以外，其他國家基本都沒有流血，就連蘇聯崩潰也沒有流血。而《零八憲章》就給中國民主化轉型提供了一個非暴力的方向。 陽光時務：在《零八憲章》事件之後，您對于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有沒有持續的關注呢？ 余英時：我一直都在持續地關注。我知道現在各地抗議很多，慢慢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了。像最近的烏坎事件，政府也不得不讓步了。還有李旺陽事件，（當局）現在口氣也松了，不一口咬定說是自殺的了，還有類似的案子也很多。這些都表示共産黨在有些地方也堅持不下去了。像陳光誠事件，後來也慢慢屈服於輿論了。所以說，弱者幷不是真弱，弱者加起來就是强了。就像老子講的：「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强者莫之能勝」，但是水比什麽力量都大。 陽光時務：那是否說明，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在逐漸由精英化過渡到平民化？ 余英時：中國民主化運動的力量要從幾十年的時間段去看，不能只看一天兩天。比如說從鄧小平上台開始，那時候改革最先還是共産黨內部提出來的。因爲共産黨內部要改革，所以出了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接著是知識人，這些知識人不一定都是黨內的，黨內黨外都的都有。再到了六四的時候，就是學生出來了。再往下走，到現在基本上就到各個地方的老百姓。這個村子那個村子，這個城市那個城市，多得不得了。這種變革是一路往下走的。抗爭的力量越來越大，參與的人數也越來越多。每件事可能都是一件小事，但是加起來的壓力是相當大的。 陽光時務：作為歷史學者，在晚清民國那段時間，中國也處在劇變之中，在那個時代裏會不會有許多人和劉曉波先生精神氣質很相似？ 余英時：當然我們可以說所有先行者都是和劉曉波一型的。我們也不能把劉曉波神話。他也是個人，一方面是大環境造成的，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個人的成長。像孫中山、梁啓超、胡適這些人，都是他們時代偉大的人物，他們都是和不合理的當局對抗，影響也非常大。比如說胡適雖然在台灣，他還是和蔣介石對著干的，不屈服的。宋代的朱熹、王陽明也是如此，這樣人多得很。反抗權威，要求公平，中國知識人傳統歷來如此。所有有知識、有道德感的人都是如此。像東林黨，不都是一樣的嗎？劉曉波不是唯一的特殊人物，他是在中國傳統中長大的，一方面是傳統人物，一方面是現代産品，是西來的。

他們的命運或許不一，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姿態，不約而同地被政治環境與成王敗寇的文化思維所壓制，而不被社會所認識。我們該當如何建立一個大開大闔、光明磊落、沒有悲劇情懷的反對者形象？ 文/張釗維 公 元七百年左右，陳子昂在今天北京附近的幽州台上吟出「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的詩句，千古傳頌。當時他正跟朝廷進行激烈的 政治鬥爭，因此多次下獄，但他屢敗屢戰。當傷痕累累的他登上幽州台，面對眼前蒼茫景色，內心不禁興起了深沉的感慨；而這感慨，滿溢著自傷自憐的色彩，穿透 了此後世世代代中國文人的內心；特別是那些對時政滿懷改革心意而不得志的文人。 但這聲感歎穿不透一千兩百年後的陳獨秀。 跟 陳子昂同樣是「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但陳獨秀絕對不會「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更不會像屈原那樣，在汨羅江畔踽踽獨行，緬懷昔日美人香草的 風采。當他的三兒子陳松年歷經艱苦的少年階段，在探監時首次見到素未謀面的父親，感傷得淚流滿面，陳獨秀卻要他抹去眼淚；他教訓松年：「沒出息!這點苦都 吃不了，將來如何繼續往前走？」 這就是陳獨秀。你可以說他不近人情、不懂世故，但在那「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風雲激盪當中，他要破除的，正是這因襲了千年的人情世故，或曰「封建倫理」，而代以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的現代倫理。在「吾人最後之覺悟」一文當中，他說道： 「自 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 當為倫理問題。此而不能覺悟，則前之所謂覺悟者，非徹底之覺悟，蓋猶在惝恍迷離之境。吾敢斷言曰，倫理的覺悟，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 在 他心中，既沒有自裁了的陳天華、梁濟與王國維等人的絕望，甚至不曾出現如黃興、蔣介石那樣在失敗或受辱時的自殺衝動，也沒有像汪精衛、毛澤東那樣對強權表 示歸順、「曲線救國」。在他一生多個最凶險、最低谷的時刻，包括1919年被開除北大文科學長、1927年被蔣介石清共、1929年被共產黨開除黨籍、 1932年被送上國民政府法庭、1938年起讓自己斷除一切組織關係、回歸個人原點，他從來都是直來直往、坦然以對，沒有流露出一絲一毫自傷自憐的「悲情 意識」(悲情意識至今仍綑綁了台灣民主的發展)。 鄭學稼回憶1937年他還是個窮學生時，在武漢與剛出獄的陳獨秀會面情景：「兩碗白飯，一碗青菜，一碗菜湯。那飯菜，我實在不能下咽。」「我看他泰然地吃粗飯菜，改變了我內心對他的評估，只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才配談革命。」 盡管早年他曾刻有一方「女話小弟」(意思是，屈原姐姐的弟弟)的印章，以屈原自況，但他最終不是淚灑江邊的屈原，而是不斷「以今日之我決戰昨日之我」的進取者。李劼形容他「寫下了一部共產主義《離騷》」，但「比《離騷》更昂揚，一派純陽純剛的浩然正氣。」 屈 原給後世留下了異議文人的悲劇形象，相對地，不少論者也點出陳獨秀在當代中國革命當中的悲劇性。余英時在為一篇陳獨秀傳寫序時說，「像無數激進的中國知識 分子一樣，陳獨秀也是中國革命悲劇中的一個角色，而不是悲劇的導演。」誠然，面對整個二十世紀當中，理性、正義與無數生靈仆倒在中國人槍口下的事實，我們 不能不看到中國革命的悲劇性質；然而，陳獨秀做為這場悲劇當中的一個角色，所能帶給今天的，當不僅僅是對於悲劇的唏噓與低吟而已。 事 實上，中國歷史觀的最大悲劇，恐怕不在於如陳獨秀這樣不斷面臨背叛、抹黑與失敗的悲劇角色，而在於看戲與演戲的人都無法超脫「成王敗寇」的文化思維邏輯， 他們正是「中國革命悲劇」這齣歷史大戲的共同導演。至今中國人仍視屈原、諸葛亮、岳飛、文天祥、陳天華等等為悲劇英雄，甚至連政治上不得志的孔丘都被視為 是「喪家狗」，因此後人加諸他們身上的是一層又一層的感懷、憑弔、憐惜等等傷感情緒。 然則，以傷感來打包對於這些人物以及相關歷史的認識，恰恰是在潛意識裡承認了：那些在過去、現在與未來始終不曾斷絕的的抵抗強權的異議者、與主流唱反調的反對者，必將遭「秦王漢武、唐宗宋祖」等等淘汰出局的歷史命定論。 這種骨子裏的歷史現實主義，恰恰是中國朝向現代化轉型、走向當代世界的最大障礙；並且，即便經過一個世紀的所謂「革命」，這種意識障礙依然未見減弱。 它使得那些自詡聰明的中國人視反對與異議為畏途，或者，至少是愚笨之舉。然而，弔詭的是，如果我們承認，互助、競爭、包容是型塑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的理念價值，那麼，豈能容下這種成王敗寇的歷史命定論做為大一統的單一主旋律？ 互 助意謂著承認彼此均有不足、競爭意謂著強調自身的優點也欣賞對方的優點、包容意謂著對於差異的理解以及對共同發展的信心；那麼，今天在中國人的文化思維與 歷史觀裏頭，所稀缺的，恰恰是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對於不同意見者乃至不同世界觀的正確認識。這也是陳獨秀在1916年所指出的，「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 悟」；將近一個世紀之後，這呼喚依然鏗鏘有力，同時，一個世紀之後我們重新發現陳獨秀，正是在尋找對於這種正確認識的新起點。 而 重新認識陳獨秀，恐怕也補時下「民國熱」之盲。胡適因陳獨秀支持火燒晨報館而說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然而，容忍的前提，難道不是因為有需要容忍之對象 的存在？而此一存在，若非依託著自由的環境，又能依託甚麼？胡適又說他是「終身反對派」，誠哉斯言! 然而，胡適並未徹底說明，國人該當以甚麼態度來面對反對派，特別是，當反對派是自己身邊的朋友時。他一生從未探視過坐牢的朋友，包括陳獨秀與雷震。 在 台北接受我訪問的許信良，早年投身美麗島民主運動、擔任過民主進步黨主席，並且因為與國民黨的「大和解」而遭受黨內嚴厲抨擊，導致他一度離開民進黨(這遭 遇，一如1927年汪陳宣言之後的陳獨秀)。飽讀馬恩列史毛的他說：「陳獨秀是我這類人，胡適不是。」這類人是甚麼樣的人？他說：「有人說下台的姿勢要好 看，但姿勢好看是演員的事，不是我的事……我不會下台。馬革裹屍、死而後已，我是這樣的。」 許信良自認一生都是少數派，這是他的命運，一如陳獨秀。而對於少數派與反對者，他說：「首先要保有思想的自由，其次要有發表的自由，最後，在情勢允許時，要追求行動的自由。」他在說這些話時，我看不出臉上有一絲一毫的自傷自憐。 今 天在兩岸三地，不管政治與社會條件如何，像許信良這樣的異議者、少數派，所在多有；他們的命運或許不一，但他們的聲音、他們的姿態，不約而同地被政治環境 與成王敗寇的文化思惟所壓制，而不被社會所認識。我們該當如何建立一個大開大闔、光明磊落、沒有悲劇情懷的反對者形象？ 這 是對華人政治文化意識最大的挑戰。也因此，距離陳獨秀第一次被捕已近一個世紀，在生養他的土地上，他自己沒有牢籠，但到處都還是準備囚禁他的牢籠；只因他 的態度太不符合主流口味。究竟，是時代囚禁了他，還是他囚禁了時代？事實上，到今天，他真正需要的不是平反，也不是追隨者，而是徹底的理解；這才是掌權者 內心最為恐懼的。 因 此，面對陳獨秀，並不僅僅是在面對一個被扭曲被失聲的歷史人物，毋寧更是在面對當下吾人所需的新的覺悟與解放：當陳獨秀做為反對者的正面形象被整個社會所 認知，甚且人人願意面對自我內在不可能不存在的反對異議聲音，而不再是「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淚下」，進一步，面對反對者不以「成王敗寇」、面對少數派 不以阿Q式的倨傲與訕笑、面對失敗者不以悲劇套路，既而能坦然處理現代化的互助、競爭、包容的複雜局面，到那時候，中國與華人社會才真正脫離王朝與順民邏 輯，陳獨秀以德先生賽先生所推動之倫理革命才真正達到一新的境界；並且，如此，方能真正撫慰飽受顛沛流離與自我壓抑之苦的陳獨秀家族後人。 （作者係台灣資深紀錄片導演、陽光衛視紀錄片中心總監）

在學術討論重現生機的80年代，林茂生、唐寶林、沈寂等學者通過不斷發表文章、舉辦研討會等途徑成功為陳獨秀摘掉「反革命」、「漢奸」、「右傾投降主義」等帽子。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進步意義和領袖地位也逐漸被主流話語體系所接納。但2000年後，陳獨秀研究深入到他晚年民主思想後，被動陷入低潮。2003年北京陳獨秀研究會被取締；2009年《陳獨秀全傳》未能在大陸出版。 文/墨芝 1966年末，在「去北京見毛主席」的口號聲中，學生大串聯運動席捲全國，各大中院校紛紛停課。北京外國語學院的一名普通教員，27歲的唐寶林，也搭上了大串聯的火車，很自然地跟對座的乘客聊起了天。 對座問：「唐先生是幹什麽的？」 唐寶林說：「我教黨的歷史。」 對座立刻問道：「噯，你們搞歷史怎麼這樣？今天可以這樣說，明天可以那樣說？」 他給唐寶林舉了個例子，井岡山展覽館裏有一桿「朱德的扁擔」，困難時期朱德曾用那桿挑糧食上井岡山，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桿扁擔竟變成了「林彪的扁擔」。 對座一再問：「你們這個搞黨史的怎麼能這樣？」 如今73歲的唐寶林回憶起這「改變命運的瞬間」，說：「這意思就是你們沒有人格，今天說東，明天說西。這給了我很大的刺激，我覺得我選了這個職業，是一種恥辱。」 因此，當1979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組織上讓唐寶林重操教黨史的舊業，唐寶林卻難以接受再回去說假話了。他通過朋友聯繫，轉往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革命史研究室，去「做真正的歷史」。 從此，他與結下中共創黨領袖陳獨秀結下不解之緣。 麻包袋裏的歷史 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72歲生日的第二天，爲了爭取蘇聯對抗美援朝戰爭的支援，毛澤東一聲令下，將中國「托派」一網打盡。事實上，不僅是托派分子，所有與托派有聯繫、同情托派的人盡數被逮捕、抄家，他們所保存的一切資料也從此被封，不見天日。 但就像歷史開了一個玩笑，在「砸爛一切」的60年代，紅衛兵衝進國家檔案機關，要把這堆關於打擊托派的「亂七八糟」的資料拉到造紙廠銷毀。一位資料室工作人員趁機將這批資料搶出了兩麻袋。 到了1979年，整個社會逐漸從一場迷狂中清醒，這批資料開始被重新整理。最初被找去閱讀整理材料的是幾個中學生。由於曾經的托派，包括陳獨秀在內，都是被明令通緝的人物，他們在刊物、傳單上發表文字都使用化名，中學生們自然看得一頭霧水。 就在此時，已被編入後期陳獨秀研究組的唐寶林聞訊而來。通過與托派老人的反覆聯繫核對，唐寶林逐漸明瞭了這批材料的重要意義：「我們一看這個材料就不得了，因為這些材料都非常的全，等於是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到1942年去世，陳獨秀發表在托派刊物上的所有的文章、他們的書信、他們的活動、托派中央決議……這些材料幾乎是完全的，刊物都是一期一期連著的！所以從這裏可以看到陳獨秀在後期的歷史很清楚，1927年以後到1942年究竟他幹些什麼，主張什麽，思想怎麼變化，他和國民黨、共產黨的關係，都很清楚。」 出於資料共享的理念，研究所本想將這批材料編成《陳獨秀後期歷史資料》公開，但由於80年代乍暖還寒的政治氣候，《資料》最終胎死腹中，而前述原始材料也迅速被再度封存。「這樣我反而成了個壟斷的了。」唐寶林笑得爽朗而落寞。 儘管《資料》無法出版，研究也不時受到壓制和打擊，但在學術討論重現生機、黨內開明派不時佔據上風的80年代，林茂生、唐寶林、沈寂等學者通過不斷發表文章、舉辦研討會等途徑成功為陳獨秀摘掉「反革命」、「漢奸」、「右傾投降主義」等帽子。陳獨秀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進步意義和領袖地位也逐漸被主流話語體系所接納。 「非法刊物」與「必須取締的協會」 1989年3月，在北京市委黨校的一個教室裏，數十名陳獨秀研究學者半秘密地成立了中國首個「陳獨秀研究會」，由中國人民大學資深的陳獨秀研究者林茂生出任會長。 但就在1989年那個最著名的春夏之交，陳獨秀研究與整個中國一起陷入了沉寂。 這樣的沉寂到了1992年才在陳獨秀的故鄉安慶被打破，陳獨秀研究會召集了第二次會議，唐寶林從此時開始擔任研究會的秘書長。1993年，研究會開始出版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會刊最初是私下油印的，不定期出版，自然也就沒有所謂刊號。 然而後來由於《陳獨秀研究動態》彙集了國內最頂尖學者的最新研究，唐寶林也不斷通過會刊提供他的「壟斷性」材料，《動態》漸成陳獨秀研究領域最權威的「非法刊物」。「瑞士、美國、德國、日本、香港、台灣的都要來參加。」唐寶林說。 另一位黨史研究專家陳鐵健也非常懷念90年代研究會和會刊帶來的「繁榮」：「有了這個樣的組織，它就可以把很多的有關的學者集合起來，就一些問題來一次學術會議，來請大家做研究、寫文章、到這裏來討論。這個組織的作用是不可以小視的……我們有一個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這個後來合成了有兩大冊吧。通過這個東西要提供一些信息啊，提供一些資料啊，溝通互相的研究狀況。」 1990年代陳獨秀研究的進展被唐寶林形容為「一發不可收拾」。陳獨秀頭上的所有「帽子」在學術界都被摘掉了。但由於官方的忌憚，在權威的黨史和教材中，仍將陳獨秀定為「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在陳獨秀的帽子一個個被摘掉的同時，《動態》自然而然地開始研究陳獨秀的晚年民主見解，這就導致另一個話題變得不可避免——針砭時弊。陳鐵健坦率地說它是「比較激進」的。 唐寶林清楚記得那是在《動態》的二十三期上，原胡耀邦的理論秘書吳江發表了一篇長文《答香港友人的一封信》，主要內容是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或者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在資本主義社會物質文明、文化高度發展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實現，而現在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國家還很有生命力，還沒到垂死、統治不下去的時候。 由於此時《動態》的影響範圍已經相當廣泛，而這篇文章的影響尤為巨大，北京市出版局的稽查大隊遂找到唐寶林，宣佈《動態》為非法刊物，要求立即停刊，並提出若要繼續辦，必須申請刊號。 唐寶林於是當真到出版局申請。「申請的時候，他那邊的態度還比較好，接待人員是個小年輕。他說：『老先生，陳獨秀的問題現在是一個禁區，我勸你現在不要搞刊物。如果你要申請一個刊號，沒有人敢給你批准。因為如果要是批准的話，他就要組織人審查，沒有人能給你審查。所以你這個不可能被批准的。』那我就完了啊，最多不辦了，不辦了。」 正當唐寶林要離開出版局的時候，他看到了牆上的一個說明，上書：學術團體內部簡報，不需要刊號。唐寶林回去以後，就把《陳獨秀研究動態》的名字改成了《簡報》。「搞了一年以後，我又改了一個名字……不斷地改名字。」唐寶林說。 1999年，由於蘇聯檔案解密，陳獨秀研究出現了許多新的成果，研究會於是悄悄在香港出版了《陳獨秀研究文集》並在國內銷售。他們自然是沒能瞞過公安機關的眼睛。 「他們就來抓我，說你這個書怎麼出版的？怎麼印的？怎麼賣的？我當時就坦白講，一講他們就說是你這是違法的，違法怎麼處理？一種是要判刑的，一種是經濟處理，是要賠錢的，要罰款就罰得你傾家盪產。」唐寶林說到此處，哈哈大笑。 此事後來在社科院的保護下，並沒有真正追究唐寶林。然而陳獨秀研究會離真正被取締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2003年11月4日，據聞由於唐寶林發表的一篇批判新版黨史的長文，引起了中央某些領導的注意，北京陳獨秀研究會正式被中國現代文化協會下文取締。陳研會屬於二級學術團體，必須掛靠在由民政部直接領導的一級團體之下，它當時掛靠的是近代史研究所的中國現代文化協會。 唐寶林回憶道：「民政部把我們所掛靠的單位教訓了，說：你們回去立即要做出一個決定，現在起取締陳獨秀研究會。不要講任何理由，不要講任何道理，現在就取締！如果你現在不取締，我就取締你中國現代文化協會！」 北京陳獨秀研究會由此壽終正寢。 中共為什麼怕陳獨秀 在北京陳研會被取締以後，唐寶林決定用十三年完成一部集大成的《陳獨秀全傳》，他最終於2009年完成了這部多達一百萬字的巨著。然而就在他開始埋頭寫作的近十年間，中國的陳獨秀研究可謂一片肅殺。 陳鐵健說：「目前這個陳獨秀研究整個狀況比較沉寂。不像八十年代或者是九十年代那樣的意氣風發。僅從學者這個主體上，那時候大家很有一種比較昂揚的狀態。現在就是好像逐漸地走向平靜。那種平靜呢，嗯……主要是受到一些外來的干擾，不是學者本身的問題。」 在被問及官方何以如此忌憚陳獨秀研究時，陳鐵健和唐寶林的觀點非常一致——陳獨秀的民主思想。 「現在中國共產黨最害怕民主啊！」唐寶林說，「你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反對派，我不能為你平反，一平反，將來這些人都有理由可以搞反對黨了？中國共產黨是不允許的！而且不僅僅是這個反對黨的問題啊，陳獨秀晚年的民主思想，還有言論、出版、集會、罷工自由，這些共產黨也吃不消啊！」他還坦言，如果沒有晚年的民主思想，陳獨秀的問題早已解決了。 2009年，《陳獨秀全傳》在中國大陸出版未遂。「專制國家可恨就在這一點，沒有任何自由，言論、出版、思想……沒有任何自由。」唐寶林說。 這位老人說道：「出於人的良知，對現實、對歷史上這種不公平，我自己心裏有一種不滿，通過這種形式宣發出來。出於對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追求，做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不做那種阿諛諂媚、給權勢者拍馬屁，齷蹉的人，要做一個心底乾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