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感谢OMM志愿者 毛毛 的投递。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老愚 在中国生活了近十个年头的韩国学者金宰贤，是一个相当温和的人，他把自己对中国的观察文字集结出版，名为《中国，我能对你说不吗？》。一些未读也不屑于读书的激进分子，迅疾发出了义和团式的怒吼：韩国棒子滚回去！我们这儿不好，你为何还赖着不走？ 他试图充当中韩民众之间的沟通者，低调，和善，他的建议及批评，顾及中国人的感受，内心里希望中国变得更好。但当他描述中国人不守规矩、不认错、不诚实、无创造性时，当他羞涩地说出自己的心愿：“希望有一天能安安静静过马路”，“有一天我的常识与我在中国接触的人的常识是一致的”时，他就彻底得罪了某些中国人。 中国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被灌输了一整套国家和个人关系的绝对观念——祖国拜物教：国家就是祖国，政府和国家不可分割，实为一体。他们几乎发自肺腑地热爱这个概念中国，以为没有国家就没有自己的一切，而且这个被视为祖国的玩意儿，可以对自己行使生杀予夺的权力，在这个神圣的玩意儿面前，他们自甘卑贱，谁反对这个既定的神祗，谁就是他们的敌人。 他们自以为有这个壳自己才成为有尊严的人，他们以为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保卫这个庇护自己的龟壳，尽管他们从不明白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他们无条件交出了自己的选举权，不想争取自己的被选举权。他们表面上很愿意尽一个国民的义务，却不知道公民为何物。他们无力影响其中的决策，无从认知决定自己命运和生活的人的真面目。他们平时在社会里相互伤害，一旦有人诋毁国家和政府，瞬间即可结成一体，向敌人投掷语言匕首和语言炸弹。在他们眼里，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府具有超常的人格力量，诋毁他甚于诋毁自己的父母。 他们作为一个集体而活着，他们虚拟了一个精神共同体，因为祖国而抱成一团。 祖国的忌讳就是他们的忌讳，祖国给予的知识是唯一可信的，凡与此不符的，便是异端邪说。 祖国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敌人，他们可以不了解任何敌人的情况，就迸发出刻骨仇恨。他们了解的世界地图是：自己的祖国永远是对的，而且在地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作为这个概念下的蛋，具有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人所不具有的幸福和荣耀感——“我为我是中国人而骄傲”，“我为我的祖国而骄傲”，至于充满卑微和恭顺的忠心句子“祖国因我而骄傲”，只是成功人士才有资格说出的话语。 不言而喻，一个批评自己“祖国”的人，将会非常孤独，而且常常被人视为叛徒。比如你说中国人什么不好，立马就是一句有力的诘问：你不是中国人吗？ 这是你的“祖国”，他的荣耀被你分享，他的屈辱也得由你分担。你不能拒绝这样一个常识。“祖国”是送给你的终身礼物，你没有一丁点轻慢的权力。 中国人不喜欢直接的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最好出自自己的朋友之口，这是常识。 当他们不能认可你的动机时，你就注定成为公敌。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大可能被接纳时，最好缄默不语。否则，你的充满爱意的批评，将招致无法估量的后果。 你没有听见体育解说员异常智慧的说法吗：他这个球踢得不是太好，他踢出场地了。在这个句型里，隐含中国式批评的所有秘密：保全别人的面子，用最委婉的修辞，掩饰一个坏的事实，但绝不直接批评你。避免直接交火，这是中国人际关系的核心。凡是可能发生直接交锋的，一律放在事后和背后。 直接批评适用于一种关系：上下级。上对下，是最理直气壮的关系，可以做河东狮子吼，可以剖心剜肝，而被批评对象无一丝反抗能力。在官场，你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官员身边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在表面的和谐气氛里，隐含着无比的小心和戒备。 还有一些关系，可以充分表达直截了当的批评：比如教师对学生，医生对病人，警察对公民，官吏对国民。 在常州，朋友带我参观刺绣馆，本应往上的电梯显示朝下，电梯打开时，里面只有一位老太婆和一孩子，朋友说了句：小朋友摁按钮了吧？老太婆立即叫起来：没有！他的数学考一百分，怎么可能干那样的事情呢？我的孙子最聪明了，你们不能冤枉人！ 在北京，一位五十岁男出租司机在车上抽烟，当我抑郁质问时，他雷霆大作：你不能对我这样说话！你应该请我掐灭烟。我拉了一天活了，抽支烟有什么问题吗？ 刚上京沪高铁，发现座位上塞满包裹，我问：谁把东西放我座位上了？旁边那位年轻女士无一丝愧疚，而是生气地拿走自己的包，把背对着我。 当一个游手好闲的亲戚发短信要钱时，我回信说：你应该学会自己养活自己！得到的回答是：你没资格教我如何生活！我虽贫穷但不卑微！ 我当面对人说不的勇气日渐萎缩。在地铁上，一个轻佻的女孩在打闹中失去重心，猛地撞到我身上，“喂，干什么？”刚喊出声，便得到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喊什么？不就撞了一下吗？当我盯着一个发出吐痰音的人时，对方是不屑地回应：直挺挺把浊物吐在前方。当我盯着一个站在身边抽烟的人时，人家照样是猛吸一口，吐出更袅袅的烟圈。 有一报纸编辑告诉我，该报文化把头说：老愚的书不能向读者推荐，因他骨子里不爱我们国家和政府，他的书是有毒的。编辑约人写好的评论《在和风中假寐》的文章，就这样流产了。我的敌人正是这些“爱国贼”，他们垄断了爱国权——我们只能照他们要求的方式去爱国，才能被认可，但问题是，我永远不会那样去做。 当善良的韩国人委婉劝告中国人学好时，举国上下发掘“正能量”的大跃进运动已经徐徐展开，遵从善良本能做事的一些人，被变戏法似地包装成符合官方道德的英雄，那么多良善的人被拔高成神，试图拯救陷入无道德深渊的中国人，真是难为他们了。一个人造英雄辈出的时代又将来临。我隐隐感到恐惧：一个需要英雄的国家一定是畸形的，当上层的腐烂须下层不断的牺牲遮掩时，这一定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义和团的气味越来越浓了，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们把持的党报到狂躁不安的民间“爱国义士”，他们不断制造话题，挑起事端，兜售一种无底线的生存法则，专讲歪理。有几个标榜处处为中国前途着想的诡辩文人，旁敲侧击，穿针引线，企图把揭露中国真问题的人和媒体置于死地。政治狂人薄熙来被废黜之后，本追随重庆模式的兴风作浪之辈未见收敛，反而愈发肆无忌惮，大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但他们心里相当清楚，这番政治押宝，胜算的比率并没有多高。 在这样的时刻，韩国人金宰贤真率的直言显然不合时宜。 谁也不能对中国说不，除非你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朝鲜。 原始链接 © 鬼怪式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06/16. | Permalink | 收听敌台 Post tags: FT中文网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小站！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日本的年金（即退休金、养老金）制度由来已久，其历史可追溯至明治时期。最古老的年金是“军人恩给”。1875年（明治八年）至翌年颁布的《海军退隐令》、《陆军恩给令》等法令，规定了对阵亡及负伤的陆海军士官及其家属的扶助原则。1923年（大正十二年），制定了《恩给法》，此前分别以军人和国家公务员为对象的两种“恩给”合并，初步确立了以“公人”为对象的“恩给制度”。 最早的企业年金是“钟渊纺织”（即后来著名的化妆品品牌“嘉娜宝”的前身）年金。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该企业的经营者武藤山治偶然得到了当时德国钢铁公司内部发行的面向企业职工的福利小册子，阅后感触良深。经仔细研究后，于翌年在自己的企业创设了年金制度，此乃企业年金制度之始。随后，三井物产等大企业跟进。 除了“公人”和大企业外，面向民间劳动者的年金的最初尝试是1939年（昭和十四年）投入实施的、被称为“船员保险”的年金保险制度。1942年（昭和十七年），彼时的厚生省官僚花泽武夫以纳粹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为摹本，在“船员保险”的基础上，将适用对象扩大至一般民间劳动者，创设了“厚生年金保险”制度。该制度导入之际，正值太平洋战争酣战之时。尽管遭遇了大藏省和军部方面的强大阻力，但考虑到偿付毕竟是数十年之后的事情，而筹措战费才是当务之急，于是，普遍覆盖的国民年金制度便在这种极端状况下艰难起步。 战后初期，虽然从规模上说，年金制度已广泛覆盖，日本国民已基本“老有所依”，但不同的业种有不同的年金制度及不同的适用对象，偿付年限及偿付水平也不尽相同，有的差异颇大。特别是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财政基础的不稳定，在不同制度的受用者之间，产生了个人负担额度和偿付水平两方面的不公，备受舆论的抨击。有鉴于此，1984年（昭和六十年），在中曾根康弘第二任内阁会议上，决定彻底改革此前在不同业种和集团之间“各自为政”的状况，导入全国国民共通的“基础年金”制度，并于翌年投入实施，成为沿用至今的年金制度的“骨骼”。至此，年金制度的“战国时代”结束。 目前日本的年金制度，通常被比喻为“三层建筑”：底层（一楼）是全民共通的年金制度“国民年金”；中层（二楼）是面向公司职员、公务员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三楼是公司独自的年金制度“企业年金”和公务员独自的、与职务挂钩的追加制度“岗位加算”。其中，一、二楼是公共年金，按法律，个人有缴纳义务或由工作单位代缴；三楼则属于私人性质的年金。 具体来说，原则上，在日本国内居住的所有20岁以上、60岁以下的国民（包括在日生活一年以上的外国人）均有按月缴纳“国民年金”（一楼）的义务。缴纳满25年（25年为领取资格的下限，多缴多得）者，满65岁时，可领取“基础年金”。按目前的水平，一个人如果从20岁开始一直缴纳到60岁的话，每年可支取80万日元（约折合人民币61000元）的定额“基础年金”。作为年金制度的基础结构，“国民年金”按人头缴纳，万人平等。但缴纳者分三类：自由职业者为“第一号被保险者”，公司职员（会社员）和公务员等“给予所得者”为“第二号被保险者”，专业主妇为“第三号被保险者”；第一和第二号被保险者，须自主缴纳，第三号则作为配偶的“被扶养家属”，由配偶代缴。 二楼的“厚生年金”和“共济年金”部分，只是作为公司职员或公务员期间才有缴纳义务。譬如，一名OL婚前在某一家公司工作，婚后辞职做了专业主妇，那么她只需在服务于这家公司期间缴纳。理论上，这部分被保险者中，既包括刚缴纳了一个月者，也包括连续缴纳了40年以上者。由于二楼的被保险者所缴保险金额度与薪酬挂钩，支取额度也受制于缴纳期间的薪酬平均额，该部分年金属于“所得比例”性质的年金。因此，虽然同属公共年金，但一楼的支取额相对固定，二楼的支取额则根据被保险者的实际状况而千差万别。 三楼是年金构造的“上层建筑”，加入者有限。如果被保险者是公司职员的话，取决于其所服务的公司有无企业年金制度，如有的话，则强制加入；若被保险者是公务员的话，则毫无例外会有“岗位加算”。 毋庸讳言，现状的制度之下，位居三楼的人，肯定比一楼的人所支取的年金额要多。除了“三层建筑”的年金制度，还有一些属于“自选动作”的辅助机制，多少可弥补年金制度之不足：如对没有二楼构造的自由职业者和专业主妇来说，可选择加入半公共性质的“国民年金基金”，或纯商业性质的个人年金保险（生命保险）等，为自己增建“上层建筑”。 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日本早在70年代前就已经完成了城市化。而随着经济发展及与之相伴生的国民生活观念的“升级”，核家族、丁克化、不婚等现代社会特有的世相日益渗透、发展，导致出生率锐减，全国人口在2005年已进入负增长，老龄社会进展迅速。2006年，日本65岁以上人口约有26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20.8%；据预测，2012年，这个比例将增至24.3%。而与此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使传统儒教圈的家庭赡养文化分崩离析，把养老问题从家庭中剥离出来，以社会的方式来谋求解决的“社会赡养”成了吃紧课题。未来10至20年，无疑是日本年金支取的高峰。 然而，人口结构的逆转，加上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日本国民年金的累积额度呈慢性不足。为此，民主党政府事实上已经收回了上台前对选民的承诺，最近很可能会启动上调消费税的非常举措，以确保财源。不久的将来，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推延。因为，年金制度本质上是对难以预测的国民长寿的可能性的社会应对，是一种对“长寿的保险”。而作为保险对象，究竟设定在何种水平上才算“合理”，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英、德等西欧国家，也在检讨将支取开始年龄推延至68岁的可能性。而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长寿国、人口的高龄化进展迅速的日本，未来将“保险对象”的下限设定在70岁，甚至也不足怪。 但是，一味推延国民退休年龄和年金支取开始年龄，也会带来明显的副作用，如企业对人工成本的过度压缩、减少雇用年轻员工及企业组织的与高龄化相伴生的沉闷、抑郁感。而这些问题势必会对企业的效率、创造力造成负面影响，从而进一步损害已然相当严峻的雇佣环境。如何在国民年金的存量与国民经济的增量之间取得平衡，以维系一种良性循环的制度运作，至关重要。 回过头来看，日本实施全民覆盖的“国民皆年金”制度已逾半个世纪（1961年投入实施），虽然支取年龄从61岁推迟到65岁，但未出现大的问题，基本保障了公平、公正的原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正如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国民的生老病死的另一个重要保险——医保（即“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早在制定之初的1938年，便率先以农山渔村的居民为保险对象，1958年对象范围扩大至不从属于政府官厅或企业的无保障人群，最终在1961年实现了全民覆盖（所谓“国民皆保险”制度）一样，“国民皆年金”制度也是从“低端”起步，逐渐完善成全民覆盖的退休金福利制度。 这种“从下至上”，而不是“从上至下”的制度设计，有效地避免了社会贫困，即使在OECD国家中，亦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本。 相关日志 2012/06/15 — 徐达内:人还在，钱没了 2012/06/15 — 人社部：延长退休年龄方向已定 下半年启动调研 2012/06/15 — “延迟退休”引爆全民抵制 人社部强硬称势在必行 2012/06/14 — 延迟退休填补不了社保黑洞 2012/06/14 — 告别快速增长的日本启示 2012/06/14 — 中国社保缴费达工资40%以上 181个国家中排第一 2012/06/14 — 對雇主來說，中國向外國人徵收社保費用的新規捅了馬蜂窩嗎？ 2012/06/14 — 强制社保，作为一种庞氏骗局，应当取消 2012/06/14 — “养老金双轨制”岂能越拉越大？——从养老金看中国的封建等级 2012/06/10 — 水木社区:触目惊心的养老金和社保

　　 ——纪念恩师埃莉诺·奥斯特罗姆（1933-2012）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2012年6月12日，印第安纳南部小城布卢明顿，一位78岁的老人驾鹤西去。她是一位伟大的学者，一位卓越的老师，一个大写的人。她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讲席教授，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此殊荣的女性。 　　 　　尽管得知Lin——这是我们对埃莉诺的昵称——罹患胰腺癌有些时日，但她仙逝的噩耗传来之后，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就在不到一个月前，我还和她通过邮件，她回信还是那么及时，语气还是那么乐观，怎么会走得如此突然？就在去年八月中旬，我前去看望她和先生文森特（Vincent Ostrom）时，她依然凌晨开始写作，依然精力充沛、神采奕奕，怎么会如此快地离开我们？ 　　 　　虽然我知道埃莉诺身患绝症，但我从未直接询问过她的病情，因为她是一个极为坚强的人，不想让别人表达同情和怜悯，更不想让疾病影响自己的研究工作。她亲近的同仁和继任者麦金尼斯教授几个星期前告诉我，她正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面对自己的绝症并竭力与病魔作斗争，希望我不和她讨论病情，只交流学术研究。熟悉埃莉诺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她不想让任何事情影响自己的学术志业，包括这个可怕的不治之症。 　　在患病期间，她一如既往地上课、写作、开会、指导学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学者交流，甚至还长途旅行到英国、印度等地。就在她首次化疗之后的第二天，她还坚持参加了一个全天候的讨论会。几天之后，她准时出现在了课堂上，尽管她课堂的后半段与化疗时间存在冲突，她仍然引导学生讨论了一个多小时，之后若无其事地赶赴医院，剩下的上课时间由两名学生引导讨论，学生们大受鼓舞，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一个视学术为生命、对弟子和同仁关爱备至的学者，离我们远去了。在她仙逝之后的第一时间，印第安纳大学校长麦克洛比说：“印第安纳大学失去了一座无可替代的宏伟宝藏。”“终其一生，埃莉诺通过其开创性的研究，给这所大学带来了荣耀……。埃莉诺对其学生的关爱以及对同仁提供的不懈支持，将留下一笔远远超出印大的永久遗产。他们（夫妇）对印第安纳大学的慷慨贡献异乎寻常，包括埃莉诺的诺奖奖金在内，捐助达数百万美元。” 　　 　　与埃莉诺分享诺奖的著名经济学家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这样评价她：“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是一个大写的人，一位鼓舞人心的教师与同仁，一位造诣深厚的社会科学家。……我很荣幸与她分享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将永志不忘她的为人为学。” 　　 　　埃莉诺1933年出生于洛杉矶，大萧条的经历对她的成长影响深远。由于家境并不宽裕，她幼时帮助家人种些吃的。她中学毕业后希望读大学，但家人和社会并不支持，因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女性在教育和职业领域并不受欢迎。但她坚持申请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并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学业，课余时间靠教人游泳赚取生活费，毕业时手里只有八美元。她工作了几年之后决定读研，遇到的仍然是冷嘲热讽，但她是一个执着坚毅的女性，于1965年拿到了政治学博士学位。 　　 　　在那个时代，女性找工作遇到歧视是常态，她追随丈夫文森特到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先是获得了一份临时教职，而后获得了正式职位。正是在这里，她与丈夫一起开始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成就。他们是这所大学里的传奇人物，出了名地勤奋，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写作，几十年如一日，笔耕不辍，硕果累累。埃莉诺从一位受到歧视的女性，成为阿瑟·本特利讲座教授。她从不服输，她的学术成就和领导才能，使她当选为美国政治学会、公共选择学会等知名学术组织的会长，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和国家科学院院士，获得密歇根大学、洪堡大学、苏黎世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2009年她又以第一位女性的身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拥有了一个学者几乎可以梦想的所有荣誉。 　　 　　但她从不自大，从不打算停止手中的工作，从不打算停止与学生切磋和交流。她撰写了一稿又一稿，批改了一篇又一篇论文，从不厌烦，甚至自得其乐。为了更好地和学生们交流，并帮助他们在学术之路上不断成长，她和丈夫于1973年创立了“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工作坊”（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 Policy Analysis）——前不久印第安纳大学为了表达感激冠上了他们两人的名字。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研究组织，它的名称和成立宗旨意味着，在这里，教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如同作坊中的师徒，老师手把手地向弟子传授技艺，并且，师徒之间完全平等地交流，互相切磋、互相合作。 　　 　　它是一个完全自治的学术组织，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和其他工作人员，都是这个组织的主人，都以某种方式参与到其运作和治理中去。不象很多院系一样，这里没有官僚习气，没有拖拉作风，甚至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行政”或者“管理”。它宛如一个平等自治的大家庭，奥斯特罗姆夫妇是这个家庭的祖父母。并且，这是一个国际大家庭，学生和访问学者来自世界各地，肤色不同、文化不同，但都有同一个梦想：学习并践行自治。 　　 　　我有幸跟随他们夫妇读书，在工作坊度过了六年难忘的时光。刚到布卢明顿，我就被工作坊的平等原则和自治精神所震撼。尽管他们二人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但在讨论学术问题时，总是认真聆听每个年轻人的发言，还不时地记笔记，甚至鼓励我等初出茅庐的后生提出批评意见。他们相信，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从不认为自己发现了真理。那里没有高高在上的讲台，没有象征等级的座次安排，只有蕴含着平等精神的圆桌会议。那里的教师、学生和访问学者总是自发地组织各种讨论小组，自己确定阅读材料，自己确定讨论规则。 　　 　　工作坊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跨学科性，实际上，打破学科壁垒自始就是设立它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夫妇从来都反对严格的学科界限，反对画地为牢，反对单一和封闭的研究方法。在他们看来，学科的划分只是为了管理的便利，而问题是不分专业的，为了把一个问题研究透彻，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至关重要。跨学科的交流和切磋，经常碰撞出闪光的思想火花，让每一个工作坊成员都受益匪浅。 　　 　　在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种跨学科的视野和方法，使得埃莉诺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朵奇葩。其实，早在她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就认识到学科壁垒的弊害。在1965年的博士论文里，她批评了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分离”倾向，意味深长地说：“传统的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很少考虑个人通过建立公共组织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的策略。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关心企业家精神，但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私人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分析。政治学家经常将政府机构视为理所当然，几乎不考察建立新的公共组织的问题。”在这篇写于近半个世纪前的论文里，埃莉诺借用了熊彼特等人的企业家理论，提出了“公共企业家”（public entrepreneurs）的概念，并用来分析人们对地下水的治理问题。 　　 　　那些在埃莉诺获得诺奖之后颇有微词的人士，大多是学科壁垒造就的狭隘门徒，不了解跨学科研究的巨大价值，不了解经济学的鼻祖们开创的实为“政治经济学”，是包括多个学科的学问。众所周知，亚当·斯密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还是一个道德哲学家，一个政治与法律理论家，在多个领域都有著述。实际上，那个时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经济学家，只有政治经济学家和（或）道德哲学家。今天，奥地利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一些学者依然在坚守着这种跨学科传统，奥地利学派巨擘米塞斯及其弟子哈耶克对计划经济和自由秩序的研究，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对财税宪章和寻租行为的考察，制度经济学派大家科斯和诺斯对交易成本和财产权的分析，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斯密政治经济学和道德哲学传统的延续和发扬。毋庸置疑，埃莉诺的研究理路属于这一传统。 　　 　　埃莉诺一生致力于研究自治，即研究人们如何自主治理公共事务。她为何对这样的问题感兴趣？其实，当埃莉诺早年在加州大学学习时，文森特曾经是她的老师，后来，两人从师徒关系变成了夫妻兼同事关系，一起从事研究长达近半个世纪。文森特对埃莉诺影响甚巨，直接或者间接地为她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为了探索民主的意涵，文森特早年研读了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并对托氏的洞察力和民主观大为赞赏。在托克维尔看来，民主的核心是自治，美国民主的根基是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他说：“乡镇集会之于自由，就如小学之于学问一样。它们将自由带到了人们的身边，并教他们如何享用。一个国家也许可以确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没有地方自治制度，它不可能具有自由的精神。”托氏认为，没有乡镇自治和地方自由，只能产生“温顺的臣民”，不会产生“活跃的公民”。 　　 　　受文森特的影响，埃莉诺将自治思想作为自己实证研究的核心理念，探索在现实生活中民众自治如何可能。埃莉诺的另一个思想来源是美国国父们撰写的《联邦主义文集》（国内亦译作《联邦党人文集》或者《联邦论》），同样是通过其丈夫的研究和影响。文森特长期致力于研究联邦主义理论，对麦迪逊等人的复合共和制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分析，并在博拉尼（Michael Polanyi）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多中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建立一个自治社会的基础是构造一种多中心的制度安排，即在一个社会里由多个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的中心进行决策，形成一种众多个人和共同体依据契约关系平等共治的秩序。在这种秩序里，个人之间、共同体之间不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而是一种平等伙伴关系，一种自治和共治的关系。这种理论意味着，中央集权和单一制的制度安排不利于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社会。 　　 　　在很大程度上讲，埃莉诺从事的大量实证研究都是围绕着这种自治和多中心思想展开的，或者说，是对这种思想的检验和扩展。埃莉诺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考察人们自治的可能性，探索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人们更倾向于自愿合作与集体行动。为了找寻答案，她把研究的场域确定在了共有资源（common-pool resources）上，并为此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最具代表性者当属1990年出版的《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中译本见上海三联2000年版）。毋庸置疑，早年研究过的地下水治理问题依然吸引着她（文森特参与过起草《阿拉斯加州宪法》中的自然资源条款）。共有资源治理的吸引力在于，它既具有私人物品的特性（消费具有竞争性或者替代性），又具有公共物品的特性（排除他人消费的成本很高）。这些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共有资源的治理类似于公共事务，对于资源的所有者（或者使用者）来说具有很大的挑战。 　　 　　这种挑战令早期的共有资源研究者得出了颇为悲观的结论，最著名的例子当属哈丁（Garrett Hardin）提出的“公地悲剧”。他通过共有草场的例子指出，每一个牧羊人都想放牧更多的牲畜，结果一定是过度放牧和草场毁灭，因而必然是个悲剧。致力于研究集体行动的理论家奥尔森（Mancur Olson），则从理性人和搭便车的理论分析中得出了类似的悲观结论——除非人数非常少，或者，除非有强制或者选择性激励，理性或者自利的个人不会参与集体行动，即所谓“集体行动难题”。在这些研究和理论的影响下，不少人主张，若想避免共有资源的悲剧，要么是由国家来管理，要么是完全私有化。 　　 　　埃莉诺的研究挑战了这种理论学说和解决方案。传统的理论假定个人是完全理性的，但在她看来，个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受到认知能力、信息不完全、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建立在“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她通过对地下水、灌溉、森林等共有资源的实证研究，以及其他学者对世界各地的牧场、渔业等治理的个案分析，发现存在许多当地民众自主治理的成功范例，从阿尔卑斯山村民自治共有草地长达五个世纪的故事，到尼泊尔村民自治共有灌溉设施的经历，再到加州民众自治地下水的努力。尽管存在着失败的情形，但是这些成功的实例表明，在特定的制度条件下，自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行的。这些条件包括共有资源的范围界定清晰、大多数人可以参与修改规则、冲突解决机制成本较低、民众具有最低限度的自组织权利等。除了制度因素以外，信任、互惠和声望等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对民众的合作与集体行动也具有重要影响。 　　 　　既然实证研究表明人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自主治理共有资源，那么国有化或者私有化的方案就不足取。在埃莉诺看来，拥有暴力的国家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共有资源享用者面临的搭便车难题，但国家管理固有的官僚化、无效率、寻租以及权力扩张倾向会带来另一个层面的集体行动难题，并最终削弱甚至摧毁民众的自治潜力；同时，对共有资源的私有化，可能会因个人无约束的行为而使资源本身损坏或者耗竭，更何况，有些共有资源（如地下水、海洋渔场等）很难被私有化。因之，由民众自主治理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在埃莉诺获得诺奖后，一些报道说她既反对国家，也反对市场，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其实，这种说法具有一定的误导性，至少不应笼而统之地这么说。如果说她反对国家的话，也许还有一定道理，因为在其众多写作中，随处可见她对国家的警惕和批评，但如果在一般意义上说她反对市场，则是大错特错的判断。尽管奥斯特罗姆几次使用“既非国家也非市场”或者“超越市场和国家”这样的标题（包括她2009年12月8日的获奖演讲），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是一个市场的反对者。她仅仅想要表达的是，市场——准确地说“私有化”——并不适合解决共有资源这种非私人物品的治理难题。但是对于私人物品的提供和生产，毫无疑问，她是赞成市场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市场派。这恐怕是几乎所有公共选择学派学者的共同点。 　　 　　其实，哪怕对于许多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夫妇都不主张完全由国家控制和垄断。早在1961年，文森特就和他人提出了将公共物品的“提供”和“生产”区分开来的重要想法，即国家负责提供某种公共物品，而其生产则完全可以交由私人企业，从而引入市场竞争，提高公共物品的质量和效率。在一定程度上讲，奥斯特罗姆夫妇赞成联邦主义和多中心制度安排的原因之一，同样是考虑到这种制度安排的市场竞争特性。 　　 　　实际上，以提供私人物品为核心的市场秩序同样是一种自治的秩序，与共有资源的自治秩序没有根本区别。两者都是个人自愿或者自发行动的结果，恰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除非发生一方侵犯另一方基本权利的冲突，都不需要国家强制力的干预或者暴力。或者，换句话说，市场和共有资源的治理都可以由民众自主完成，不需要甚至不能由国家越俎代庖，否则将会损害治理的有效性和公正性，扭曲市场、破坏共有资源。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公正的司法等公共物品，而其他的事务则由民众根据事务的特性自主治理。 　　 　　当然，埃莉诺的共有资源自治思路完全可以适用于社会中一般公共事务的治理，比如乡村、社区的治理，甚至更大共同体乃至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在奥斯特罗姆夫妇看来，一个民主的社会不是由“国家”、“政府”、“政党”或者“官员”统治的社会，而是一个由民众自治的社会。这正是麦迪逊等美利坚合众国国父们在十八世纪的梦想，他们努力缔造的就是这样一个自治的复合共和国，一个多中心的自由社会。 　　 　　既然如此，努力参与到一个自治社会的构建之中，无疑是对埃莉诺最好的纪念。 　　 　　奥斯特罗姆（E. Ostrom）去世，她的诺奖贡献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f8ii.html 以及作品一览 http://t.cn/hcWnh 其名作《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至少影响了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印第安纳大学官方消息 http://newsinfo.iu.edu/news/page/normal/22577.html

美国国会议员向两家活跃在美国市场的中国电信公司施压，要求他们提供与中国政府以及咨询公司之间关系的详细资料，以调查美国的电信业是否受到来自中国的安全威胁。这两家公司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华为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