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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马来西亚 , 政治 , 净选盟 , 特约报导 , 易汶健 文：易汶健 （inmediahk特约报导）马来西亚最迟将于明年3月举行大选。今年4月28日，该国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 http://www.globalbersih.org （简称“净选盟”）在首都吉隆波独立广场举行抗议集会，有十多万人出席，是马来西亚历来罕见的大型民间集会，全国各地也同时举行集会。香港也有近500人身穿黄衫，由铜锣湾游行往在马来西亚领事馆外集会（见主题图片），连同台湾、纽约、多伦多等城市的侨民，响应净选盟的行动。 净选盟的成立，其实是反对大马选举的制度性舞弊。净选盟发起3.0集会，延续过往提出的八项诉求，包括清理选民登记册、改革邮寄选票制度、投票时使用不褪色墨汁（避免重复投票）、自由与公平的媒体报导、竞选活动期最少21天（现时竞选期太短，有利执政党）、由独立机构负责所有选举事务，不要公共机构介入，杜绝贪污（如买票），以及杜绝骯脏政治手段（如人身攻击）。净选盟执委成员，莫纳什大学（Monash University Sunway Campus）新闻系讲师黄进发博士于今年5月20日在香港出席民间人权阵线的论坛时表示，当局已答应第一项要求。另外，跟过去不同，军人将获准在正式投票日前，亲自到投票站投票，取消过往邮寄选票，并且有各党派监察投票。净选盟正努力争取其余目标。 大马式种票 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掀出选民登记册问题以至种票事件。黄进发指出，马来西亚执政党同样利用选民登记的各种漏洞，操纵选举结果： 一、冒充选民：例如有人冒充已去世的选民的身份投票，或者有长期不投票的选民突然投票。他说曾发现有选民年龄居然高达150多岁。 二、种票：同一地址的选民人数之多让人怀疑，选区外的人大量出现在个别选区的选民登记名册上（用身份证换取支持选票）。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43348 三、删除选民名字：把支持反对党的选民从他们原来的选区搬往另一选区 http://mykampung.sinchew.com.my/node/191740 ，甚至将他们从选民名册上删除。 四、复制选民：净选盟在选民名册上，发现很多不同姓名但身份证号码一样的选民，或者身份证号码不同，但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州份一样的选民。另外，军警退休后，应该是直接到票站投票的，但很多退休军警仍在邮寄选民的登记册上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43348 。更甚者，是利用军警配偶名字，换了性别放上选民登记名册，增加支持执政党的选民。 总之，跟香港的建制派一样，大马的执政党为了增加自己的选票，种票方式层出不穷。净联盟唯有不断翻查选民登记册，然后向当局和传媒投诉。当然，要追究这些问题不但花时间，而且永无终结，因为清理了现时的选民名册问题，新一批又随之出现。不过，这样做可以让马来西亚人看到执政党如何操控选举，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 让示威抗议“正常化”、“主流化” 黄进发说，不少马来西亚人本来对骯脏的选举也感到难以忍受，但马来西亚的“国内安全法”相当严苛，警方过往经常利用这法令肆意扣留反对派，故一直难以出现大型群众集会。执政党去年11月一读通过修改和平集会法，但仍限制集会，譬如4月28日净选盟 3.0集会，当局原已批准集会举行，后来警察却设立路障，阻止人们前往集会，后来更使用大量催泪弹驱散人群，结果造成一名参加者因吸入过多催泪气死亡。 再者，在净选盟兴起之前，很多马来西亚人抗拒参加集会，认为抗议示威会扰乱社会，而且会被指犯法。为了消除人们对集会以致参与政治的恐惧，让示威“正常化”、“主流化”，净选盟觉得要让捍卫公民的集会权利更安全、和平、日常、有型而且好玩。例如，他们去年下半年，多次挑选人流多的地方示威，如地铁和商场。当商场禁止示威者张挂大字报，他们便改为手持代表净选盟的颜色──黄色──的汽球，又请来诗人朗诵诗歌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28943 。当保安说商场是私人重地，要经批准才能在那里搞活动时，他们便询问保安能否欣赏圣诞树，保安说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他们下一次行动便是携带汽球穿黄衣在商场拍照，欣赏圣诞树。黄进发不讳言，行动越不扰民越好，而且一定要有新闻价值，如果警方阻止他们携带汽球或者“欣赏圣诞树” http://www.kwongwah.com.my/index.php?f=0&view_type=news&date=20111211&id=6 ，记者一定会报导，因为理亏的是政府，不是示威者。更重要的是，他们鼓励更多人参与，并突出政府提呈的和平集会法案是荒谬的，更证明不公法例是可以逾越的。 跟过去两次集会比较，净选盟 3.0大集会除了人数大增外，另一特色是黄衫军以外，还有一大群绿衫军，他们是绿色盛会（Himpunan Hijau） http://www.facebook.com/#!/pages/Bersih-Himpunan-Hijau-30-%E5%B9%B2%E5%87%80-%E7%BB%BF%E8%89%B2%E7%9B%9B%E4%BC%9A-30/104128039694895 ，一个反对关丹兴建Lynas稀土厂 http://www.sinchew.com.my/node/245500 的关注生态环境遭破坏的行动计划。黄进发说，绿色盛会主动提出加入净选盟3.0集会。在马来西亚，反稀土厂议题在民间没有大争议，多数人反对兴建稀土厂，运动面对的是政府罔顾民意，争取的是程序公义。绿色盛会的核心成员忌讳跟反对党合作，恐怕有风险，于是找非政府组织之中最出名的净选盟合作，在3.0集会上提出他们的议题。 向马来西亚人学习 净选盟认为，选民登记名册的漏弊是选举不公的一大元凶。黄进发自言要好像查案那样，推断问题的成因。香港的政治团体要学习他们的决心和耐力。此外，由于他们要重新建立民众抗争力量，所以集会抗议时，要时刻吸引媒体和民众注意。香港政治和公民团体未必完全同意这主张，毕竟香港人（不论建制派或泛民主派）也较接受这类社会行动，但大马抗争的创意，有点像酷爱上街、快乐抗争的味道，值得香港团体参考。 最后，两地的民主运动现时面对政府的压迫，纵然大马的程度远较香港严峻，净选盟3.0集会最后避不过警民冲突，而政府也一直违背改革选举的承诺。事实上，净选盟3.0集会反映马来西亚人对真正民主选举的向往，集会人数比去3.0集会人选增加数倍，令执政党对即将举行的大选形势更加忧虑。5月21日，大马警方拘捕了反对派人民公正党顾问安华（Anwar Ibrahim）和两名领导，指他们在独立广场举行净选盟集会，违反了《2012年和平集会法令》，他们三人皆不认罪，他们和人权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都指出，政府是想破坏他们的选举部署。 http://www.hrw.org/news/2012/05/22/malaysia-drop-charges-against-protest-participants 在香港，立法会选举即将举行，去年区议会选举虽然被揭出大量种票事件，但一轮热闹后，传媒、政党和民间又冷了下来，可以预见种票、调动票源等行为会再在西环的主持下发生。如果我们任由这些不公平的选举手法继续下去，香港人不久就会习以为常。 再者，新任政府看来不会给公民社会有好日子过，可能是挑动群众矛盾，可能是收紧各种公民自由。去年《当今大马》记者杨凯斌在本网沙龙特别提及，香港的六四集会以及七一游行，“对马来西亚年青人，尤其是华人，有很大的模范作用”。我在想，是我们要跟马来西亚人学习，学习在暴政下挣扎抗争才对。 相关报导：大马净选盟3.0 http://my1510.cn/article.php?id=76252 另外，黄进发博士也接受OurTV节目访问。 http://www.youtube.com/watch?v=Q3J7dMpveKM&feature=relmfu 主题图片来源：facebook/Bersih 3.0 Hong Kong Edition http://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43177789070491&set=a.333997809988489.77680.333916043329999 （编辑：彩云） 附录： victorng 我记得黄进发博士在讲座中还提到，除了“净选盟”外，马国政治还有两点新发展值得注意。第一点是“两线制”形成，所谓“两线制”，就是两个政治阵线的形成。以往马国只有“国民阵线”(“国阵”，由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组成”一个执政联盟长期执政，而反对党则各自独立存在。但自2008年大选之后，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以及泛马回教党三个反对党宣布组成联合阵线，名为“人民联盟”(民联)，自此马国反对势力得到统合，增强了力量。第二，反对党在2008年州选举中意外地取得突破，一举取得五个州（吉打、槟城、霹雳、吉兰丹及雪兰莪）的执政权，首次获得执政经验，这大大改变了马国反对党的行为，由于可以执政，所以反对党议员都减少了出位和哇众取竉的行为，这样一改反对党极端和激进的公众形象，增强了民众对反对党的信心和支持。这两个新形势对“净选盟”运动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 易汶健 先谢楼上，还有一样抗争的非预期后果，就是大马人和华人融冰，即“一个马来西亚”： 日常的示威，加上反对派在选举胜出几个州分，凭政绩证明改变是可能的，马来西亚的抗争力量越来越稳固。在净联盟2.0集会，人们也无惧上街。意外的是，集会缝合了马来人和华人的矛盾，成了“一个马来西亚”。在1969年的种族暴乱后，马来西亚一直受着族群问题困扰，尤其是马来人和华人之间。黄进发指出，在净联盟2.0集会前，马来人一直认为华人怕死，担心集会最后变成骚乱；华人就以为马来人因为有特权，上街是“食饱冇野做”。而政府的执政联盟之一巫统的也大玩族群政治，例如警告华人在集会当天留在家里，并储备食物。结果，不同族群的人也聚在一起，共同对抗政权。马来人与华人甚至互相合作：“当时吉隆坡警察向医院发射水炮，甚至抓人。我听到的故事是，马来人叫唐人先走，逃离水炮喷射。因为唐人不懂上街。另一个版本是，如果有人要流血，那应该是马来人流血，因为如果警察杀了唐人，那就变成种族冲突。马来人打马来人就避免这个问题。”

曹林：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进入专题 ： 反腐    ● 曹林       胡锡进先生反驳我“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王文先生反驳我反腐上唱高调、在舆论前装。这是我的回应与反驳。面对反腐不力的现实，如何归因，如何面对现实，到底是归咎于“民众期待过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是归咎于“自己反自己”的非民主体制，这是我与你的大分歧。           尊重民众反腐要求，拒绝反腐空喊口号          很遗憾《环球时报》未能发出王文先生反驳敝人批评《环球时报》的文章，使这场论辩无法对等地进行下去。听《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意思，似乎是想表现一种放我一马的大度与宽容。其实，这无关大度，更不是神马宽容，而是某些官僚习惯的作派，习惯背后玩儿勾兑，而不习惯前台公开的辩论和敞亮的交流。           媒体同业批评不可或缺          胡先生说我“猛烈抨击环球时报”、“背离了报纸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这是进行一种狡诈的概念偷换，以“攻击”这个贬义词偷换了正常的业内批评。“攻击”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自己不喜欢的批评，都可以污名为“攻击”。胡先生作为一家报社的总编，如果有起码的包容精神的话，应该会视之为“批评”而非“攻击”，并以开放地心态对等同业间的批评。以批评为业的媒体人，不要轻易充满敌意地将一种批评界定为“攻击”。媒体和媒体人不能总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外在，也需要自我批评。     长期以来，中国新闻界有一条不成文的陋习，就是媒体间不相互批评–就是胡先生所言的“不相互攻击的行业道德”（请不要用攻击这个词）。对此，我是很鄙夷的，我所供职的媒体，也是不认同的。中青报日常的舆论监督报道，不仅会指向腐败的公权力，也会指向同行的一些败类，指向业内的一些丑恶现象。比如，我们披露过一些媒体记者在矿难后收矿主的金元宝，我们披露过某些媒体地方记者站的管理混乱，记者在经营压力下以“有偿不新闻”敲诈企业。     我们敢于和勇于批评同行，一是源于对舆论监督的理解，不仅要监督公权，媒体也应该被监督，媒体圈内也有很多败类；二是源于对“打铁还须自身硬”的职业内省，如果媒体同业自身缺乏自省自净道德自治能力，岂能履行舆论监督之能力；三是源于对自身的自信，我们监督媒体同行，也欢迎媒体同行的监督，我们有这个自信把自身置于同行的监督与批评之下。     从胡先生对等同业批评的态度看，胡先生是缺乏这种自省与自信的。你说，环球时报从不点名攻击国内同行，言外之意似乎想说，环球时报是可以点名攻击国外同行的，并暗示应一致对“外”。这样狭隘的媒体观，我们是万万不能认同并十分鄙夷的，更羞与其为伍。           “宽容腐败论”是概括不是杜撰          好吧，下面来谈谈《环球时报》评论部王文先生反驳我的文章，虽然言辞比我的评论激烈多了，但我不会像胡锡进先生那样理解为一种攻击，而是当作一种批评。王文先生的文章，与前一篇引起舆论强烈反感的评论，并无丝毫的长进，而是继续大弹那种令人反胃的“容腐”论调，继续着那种搅糨糊的思维与逻辑，继续带着“现实主义”的面具而说着反事实、反法治、反常识的混话胡话。     先来说说那个让胡锡进和王文先生耿耿于怀的词：适度腐败。你和你的总编一直充满受害感地诉说着被媒体断章取义的冤屈。确实，腾讯的标题党做得不太职业，本人也一向反对无中生有的标题党，但是，腾讯的编辑也没有太大的歪曲你们的文意，编辑显然是认真看了你们的评论而后作出的论点提炼。说句你们不爱听的话，要批评标题党，你们自己首先要反思。你们那篇评论其实首先是“标题党”作品，明明关键论点说的是“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让反腐败作妥协让步，教训民众“大道理上理解什么什么”，却起了一个不合文意的标题《反腐败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攻坚战》。题不对文，以虚题掩实论，悬羊头卖狗肉，反腐题下兜售容腐的私货，也算是标题党吧。     王文先生，你批评我杜撰出一个“宽容腐败论”的词，你也太不厚道了。我文中从未说你在评论中提出“宽容腐败”这几个字，而只是根据你的论点而作出的总结和概括，将你的论点概括为这种论调。可能有误读，但哪里是“杜撰”？贵报的社论也常会对外媒的观点进行提炼和总结，比如总结这种媒体提出“中国威胁论”，那种媒体提出“中国崩溃论”。这种提炼，有什么值得你大惊小怪的。你可以批评别人提炼有误，但别用“杜撰”污名别人的批评。     从你们的核心论点是能推出“宽容腐败”甚至主张“适度腐败”的。你们教育民众要在“大道理”上面对现实，请问，面对“现实”究竟意味着什么？只会是纵容和绥靖。你们称“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民众允许的程度”到底是什么样的程度，对腐败的态度已经明晃晃地滑到“允许”的地步，这不是宽容是什么？     你们的文章中没有出现宽容和适度的字眼，但你们的很多论点都极其危险地向贪官传送着秋波，向官员传送着暧昧的暗示。           逻辑上的狗屁不通          王文先生，不知道那篇评论出于何人之手。作为一个新闻评论教员，我从技术上分析一下那篇评论吧。如果100分是满分的，文字上是50分，论点上是负50分，逻辑上是零分。很多文字是狗屁不通的，比如像“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这样的词句，好像是初学中文的老外写出来的，别扭极了。论点上所以打负50分，因为它根本上就是错的，反法治反常识，论点可以多元，但基本的是非不可含糊，这是评论的核心。     至于逻辑，这篇文章基本上是不讲逻辑的。散乱的结构下，给人以语无伦次之感；前言不搭后语的判断，好像是几个人各写一段然后拼凑而成的一篇文章。试举两例以说明其逻辑之狗屁不通。     你们的评论：论点一，中国很可能是当前亚洲腐败痛苦感最突出的国家。这跟中国为人民服务的官方政治道德在全社会深入人心有关。论点二，但现实是市场经济冲击了它的落实，敷衍甚至背叛它的官员从各种制度的缝隙中不断漏出。——归纳一下论点：一，民众的腐败痛苦感，很大程度上源于“为人民服务”深入人心；二，为人民服务未落实，源于市场经济冲击。王文先生，你劝我要多读书，谢谢你了！但你要告诉我，你是读的神马书，才让你有了这样狗屁不通的逻辑，我以后好避免读你读过的那些书。     你们的评论说：但民间也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不举国一起坠入痛苦的迷茫——再次在文字和论点完全拧巴且狗屁不通。作为媒体人，不去批评掌握着权力、可能腐败的官员，不去论证“执政者必须要在制度上意识到中国现阶段须彻底反腐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却反去教训作为腐败受害者的民众和民间“要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问王先生一句，你到底在为谁说话？     你们的评论还说：“中国不会是其他方面很落后，唯独官员们很清廉的国家”——清廉，是对为官者的基本要求，不清廉就别当官。可按你们评论的意思，官员们的清廉是得讲条件的，得发展、富起来后才能讲清廉，官员绝不能“先天下之落后而清廉”。可现实难道不是：中国是其他方面很落后，而不少官员却很富裕的国家？     你口口声声别人在歪曲你，别人在杜撰你们。可反观一下自身，你难道不是在文章中在杜撰着别人，对着你自树的稻草人批评一通吗？你在评论中说：我对“只要民主，不要发展”的反腐观点很不同意–可你得告诉我，是谁在说“只要民主，不要发展”的？从逻辑上看，这纯粹是一个虚假两难，为什么不能是既要民主又要发展呢，谁将这两个目标对立起来的？设一个稻草人然后去批评，原来正是你所擅长的。没有人不要发展，发展的潮流也是阻挡不住的，民主只是众多价值中需要追求的一种价值，没有谁“只要民主”。     至于说到民主能不能反腐的问题，这是一个不是两三句话可以说清的大命题。但是，你举的那些例子并不能说明民主不能反腐，那些所谓的民主国家，确实是有腐败的，甚至腐败缠身，但有腐败并不能说明民主就是坏的，民主就不能治腐败。一方面，可能与其民主制度的缺陷有关，民主制度还未能完善，也可能是伪民主，不能用一种不完善的民主或伪民主作为反民主的案例；另一方面，即使完善的民主制度下，也会有腐败，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民主的方向。纳税人能行使对税收的监督，选票决定着乌纱帽，难道不比集权和专制更不容易滋生腐败？     退一万步讲，即使民主不能反腐，但民主也是必须的，权为民所授，税为民所交，公务员为民所供养，人民当家作主是天经地义的常识。并非西式民主一统天下，中国可以渐进推进适合中国的民主制度，但起码是不能像你这样一提民主就跳脚，摆出一副要拒民主于万里之外的反民主姿态。     不能怪你无法自圆其说，预设了一个反常识反法治的前提，用普世的逻辑自然是圆不了的。           抗拒反腐喊口号，反腐必须零容忍          好吧，最后说说你的另一个核心观点，将自己打扮成现实主义的睿智模样，说别人是在唱高调。你批评作为评论员的我是：喊几句民主，以示自己在舆论中高调与正义的形象。喜欢在舆论上装，甚至将我和刘志军、陈绍基之类贪官作类比。呵呵，这个类比无疑不仅是不恰当的，甚至是恶毒的。我一小评论员，能跟手握重权的刘志军之类比吗？     中国很多时候的反腐败，确实是在唱高调，在喊口号。可是，在唱高调和唱口号的到底是谁呢？是像我这样的评论员吗，是平民百姓吗，是对腐败充满反感的纳税人吗？当然不是，你的靶子完全打错了，你批评的对象完全批错了。唱高调的，恰恰是你和你所供职的媒体一向所回避批评的政府部门和某些官员–反腐败，只是在文件中喊喊口号，在报告中唱唱高调，在电视上做做表演，玩点儿廉政秀，唱点儿反腐小曲儿。法律得不到执行，规范得不到落实，反腐规定形同虚设。这是真正的唱高调。     王文先生竟然将我对反腐的吁求与陈绍基之类空喊反腐口号的贪官去比，实在荒唐之极。     真正唱高调喊口号的、负有反腐之职的政府和官员，贵报不去批评，反而将“唱高调”的板子打到了民间和民众头上。出于你手的这两篇评论（不知前一篇是不是），一直都是以居高临下地口吻向民众训话，要民众“在大道理上理解中国无法在现阶段彻底压制腐败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教育民众“反腐败不完全是能够反出来的，也不完全是能够改出来的，它同时需要发展帮助解决。”教训公知不要迷信民主，教训我一介书生要多读书。     王文先生，你口口声声反腐在唱高调，你为什么不问，到底谁在唱高调，明明是某些部门一直在唱高调，那些既得利益者在唱高调。作为一份负有舆论监督之责的媒体，你们的屁股是坐在哪里说话的？不对那些掌握着反腐权力的人说，不对负着反腐职能的部门说，却一次次地指导民间应该怎么样，民众应该怎么样，显然，这种居高临下的官僚作态招人反感令人作呕。这也是贵报系列评论不断招来骂声的关键原因，那种居高临下的高位感和对民众的俯视感，让人生出一种本能的厌恶。王文先生，这已经不是一个党报一发声民众就会惟惟诺诺的时代，这是一个民众权利意识不断彰显的民权时代！           “高调”并非高要求，反腐不能绥靖          王文先生，官员在反腐败问题上一直在唱高调，但是，我并不认为是一种高调，所以称之为高调，是与其低劣的行为相比的；搂着小妹唱红歌，边收钱边写廉政血书，边上床边以党性担保。这是应该批评的高调。可实际上，他们喊的那些廉政口号，并不算高调，比如不贪不拿，为人民服务，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之类，并不算高调，而是官员应该做到的。不贪，对一个官员算是高要求吗？不拿公家的钱为自己办事，这是高标准吗？这算什么高调。面对官员一边唱高调，一边干低劣的事，要做的不是降低反腐标准，不是容忍腐败，不是要他们不唱高调了，而是要以制度逼他们按自己所承诺的、法律所要求的、规范所写明的那样去做。反腐没有绥靖，伦理不能让步。     现实确实是腐败没有得到遏制，甚至在既有的体制环境下确实有“难以根治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但当务之急，作为媒体人所要做的，不是训导民众去面对这个无奈的现实，而是要敦促政府以政治体制改革去改变现实。老百姓是腐败最大的受害者，不去向那些施害者施压，反教育民众接受现实、降低期待，这显然是犬儒的逻辑。民众不会答应，负责任的、有忧患意识的执政者和掌权者也不会认同。     王文先生，你在文章中说：喊反腐一点也不稀奇，关键是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得好，怎样以身作则地做得更好？你通过这一系列反问，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做得很好”的现实主义、实践主义和行动主义者，好的，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你哪里做得比别人好的，你是怎么以身作则的？到底谁在装。     改革没有回头路，反腐没有终南径，制度和民主是无法回避的。我能够理解反腐在既有体制下不能根治的客观性和现实性，但需要怎样面对这个问题呢，腐败一直未得到遏制，不是“腐败不能根治”的反腐规律带来的，而是反腐不力、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和“自己反自己”的体制带来的，这是问题的根源，需要正本清源。所以，打好腐败这个攻坚战，我们需要的是去改革体制，是清除利益阻力，是改变“自己改自己”，而不是强调要人民理解；我们需要的是强化制度反腐的共识，而不是阴阳怪气地谈“将腐败控制在民众允许的程度”。还没有在制度上作出“根治”的努力，就大唱“腐败无法根治”，这样欺民的论调正是贪官希望看到的。     我并不是一个唱高调理想而不顾现实的人，相反，我是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可面对反腐不力的现实，如何归因，如何面对现实，到底是归咎于“民众期待过高”、归咎于“市场经济的冲击”，还是归咎于“自己反自己”的非民主体制，这是我与你的大分歧；面对“反腐者只唱高调不落实”的现实，到底是让人民理解，还是敦促改革，这也是我与你的大分歧。这种分歧，不可调和。这种分歧，不仅仅是表面的理念之争、路线之争。    进入专题： 反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010.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作者博客，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在孟加拉首都达卡，每天早上当一群孩子离家上学，另外一群孩子正为了生活走上街头工作。街道对他们而言代表谋生的机会。这些孩子有的收集垃圾，有的贩卖各种物品－像是茶和香烟。 Swapnorath 的标志，由加尔各答 Dwipangsu Paul 设计。 对于这些孩子，学校高不可攀－他们只能梦想。因为他们来自的地方，梦想和残酷的现实生活有着巨大的差距。 不过，有一群青年承担起责任为一些孩子圆梦。他们为贫民窟的弱势儿童成立了一所学校。这所学校被命名为“Shawpno Rath”（梦想的战车）。 Shawpno Rath 的梦想领导者－Shamima Nargis Shimu与她的学生们。照片由小组拍摄。 他们的旅程这样开始的： 一名年轻的女子在前往办公室的路上，常看到一些孩子在垃圾堆中翻找。 她觉得，或许他们在寻找一个梦想。 女子想为这些孩子做些事情，她和朋友及同事讨论他们可以做什么。起初他们决定每周提供一餐给这些孩子，并且带他们到附近游玩一次。 Shawpno Rath 的旅程开始于在 Chandrima 公园的讨论。图片来自小组 Facebook 页面。经许可使用。 这项计划的开始不在办公室，而是公园－Chandrima Udyan： 我们选择在 Chandrima Udyan 讨论，因为这里是许多儿童工作的地方。他们全部都在贩卖鲜花、巧克力、花生、茶叶、香烟等给年轻夫妇、公众人士或造访公园的其他大众。我们的倡议得到了良 好的回响。日复一日，参与的儿童人数不断增加。每个星期六，我们带书来念故事给他们听。孩子们兴奋的翻著书本，但他们不知道怎么读。为了能够阅读，他们需 要教育，而教育必须透过学校。但对这些孩子，学校并不属于他们的生活中。因此，他们只能透过翻著书页，摸着图片和文字得到满足。看到这些孩子对文字的热 情，青年们决定为这群孩子成立一所学校。学校的名称决定为－Shawpno Rath（梦想的战车） 大树下的一所学校 成立一所正式的学校需要很多东西－校舍、教室、书本、笔记本、教师、黑板、掸子、学生。然而，这所学校无法满足任一条件。每个星期六学校会 在公园里的树下开课。孩子们离开工作来上课，即使这意味着他们的收入将降低。他们非常享受这些课程。学生人数渐渐开始增加。很快地他们需要找一个教室。 学生与老师和书籍在他们的新教室。图片来自小组 Facebook 页面。经许可使用。 学校有了新的地址 学校从 Chandrima Udyan 迁至10 Mirpur 路的一间租屋。在这里，学校每周开放五天，学生开始定期上课。开始时共有两名教师和三十名学生。随着更多自弱势家庭及附近贫民窟的孩子加入，学生人速持续增加。 Shawpno Rath 的学生庆祝新年。图片来自小组 Facebook 页面。经许可使用。 Shawpno Rath－同时为成人教育中心。 看到自己的孩子就学，一些家长也开始希望能得到正规教育的机会。所以现在 Shawpno Rath 增加了成人教育。学校目前有二十名成年学生－他们在孩提时期没有机会就学。 这张图代表了 Shawpno Rath 作为推动者及援助之手的愿景。Raymond Habibur 摄。图片来自小组 Facebook 页面经许可使用。 Shawpno Rath 愿景 在他们的 Facebook 页面 上，说明了 Shawpno Rath 的愿景和目标： “Shawpno Rath”是一个成立于2010年的非营利性组织，目标在改善我国贫困儿童的教育和卫生条件。 我们大多数人将生活的基本必需品（食物、水、住房、卫生、教育、家庭）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国家有数百万计的儿童没有这些基本的必需品，对未来也没有任何希望。我们的目标是协助提供全国各地贫困的儿童这些必需品，并且着重在整体发展以降低形成贫困的根源。 Shawpno Rath 的学生参与静坐抽奖比赛。图片来自小组 Facebook 页面。经许可使用。 Shawpno Rath 的愿景是一个不再贫穷的孟加拉。他们的旅程从这个愿景开始，也很明白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校对： Portnoy 作者 বিজয় · 译者 yenrong · 阅读原文 bn · 则留言 (0) 分享: HEMiDEMi · MyShare · Shouker · facebook · twitter · reddit · StumbleUpon · delicious · Instapaper

核心提示：来自中外四所名校的四位经济学家展开的调查显示，在中国民选村官的乡村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更多。通过对比，他们分析了中国基层民主的经济效益。 原文： Chinese Democracy Has its Benefits 发表：2012年5月29日 作者：Bob Davis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的 译文 【图：2012年3月3日，在广东乌坎进行选举投票的村民。】 在中国，一点点民主就能为改善人民生活发挥很大作用。 这是四名经济学家作出的结论（ 报告原文 ）。最近，这些经济学家公布了一项调查的结果，显示了中国农村基层选举产生的经济效应。 这四位经济学家调查了从1982到2005年的农村选举。他们发现，通过选举产生领导人的村子比不举行此类选举的村子在”公益事业”上的投入平均高出27％。这些”公益事业”包括在学校、植树和建灌溉渠等方面的投资。民选村官也有助于大幅缩小贫富差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效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选出来的村官为了连任会关注选民的需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莫妮卡·马丁内斯·布拉沃（(Monica Martinez-Bravo），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杰勒德·米克尔（Gerard Padro i Miquel），以及来自耶鲁大学的南希·钱（Nancy Qian）和北京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姚洋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领导激励的加强是带来改变的重要驱动力。 为了观察村民选举的效应，经济学家们比较了选举制度引进前后的情况。还对比了已实行选举村庄与未实行选举村庄的结果。中国的村庄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举行了第一批村民选举，后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当然，民主在中国相当有限。除了层级略高的乡镇有过一些试验以外，选举被限制在最基层的村一级。（村是政府的最基层单位。）村长由选举产生，村支书仍由由级别较高的党组织任命。在很多村庄里，由于选举过程受党监管，很多村庄将选举视为闹剧。 今年早些时候在南方一个名叫乌坎的渔村举行了一场选举，被中国网民推崇为中国治理的新典范。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场选举摆脱了共产党的干涉。去年12月，乌坎因土地出让问题爆发了针对当地共产党干部的抗议活动。 四名经济学家发现，尽管如此，基层民主仍然带来了切实的好处。通过村民选举产生村干部的村庄在灌溉、改善小学条件、修路和植树方面的支出要高得多，而且这些村庄同意通过征税来改善本村的福利。经济学家估计，改进此类公益设施的资金中有70％来自村内。 举行村民选举的村庄还大幅减少了收入不均。 经济学家们估计，村民选举使选举前最穷的家庭在收入上获得了28％的最大幅度增长，而选举前最富裕家庭在收入上在有29％的最大幅度的减少。 经济学家认为，当选的村干部改善了灌溉，从而帮助了土地质量最差的村民，他们还在分配田地方面照顾了最穷的村民。类似地，村办企业的收入再分配也更加公平。 民主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众说纷纭，有一些研究发现民主对经济增长效果有限。这项调查的着眼点不是增长，而是平等。作者说，民选村官能够提高税收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他们选择的投资项目更符合村民的愿望。 但这些好处不一定预示着中国的民主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基层民主可能会产生相反的作用。如果选举减轻了基层的不满，那么共产党的改革压力可能就会减弱。四名经济学家写道：如果是那样，选举就有可能成为提高民众对专制中央政府满意度的基层治理工具。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核心提示：尼曼新闻实验室试图用逆向工程的方法来解读中国数以千计的微博网页从互联网消失的规律。研究似乎能证明一个假设：新浪微博删贴数量与媒体报道敏感事件的热度高度相关。 原文： Reverse engineering Chinese censorship: When and why are controversial tweets deleted? 作者：Andrew Phelps 发表：2012年5月30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参考了其他”同来源译文” 【图：新浪微博在被删除后留下的错误信息】 审查中国的互联网一定是一件费心费力的工作，就好比用大拇指来堵消防水龙里的水流一样。新浪微博拥有三亿注册用户，日发帖量超过一亿。 当然，中国的整个互联网可能也不是像一些人想像的那样被审查。为什么有些微博被删了，其他的微博却没有呢？哪些话题会被认为是”和谐社会”的最大威胁呢？ 章智竹（Chi-Chu Tschang）希望揭开这个黑盒子。章智竹是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的MBA学生，曾任美国《商业周刊》驻中国记者。这学期就读伊桑·朱克曼（Ethan Zuckerman）的”互动媒体时代的新闻”课程。在做期末论文的时候，他收集了中国数千被删微博的数据来寻求答案。 他在论文中写道，”我们知道中国国内的博客、搜索引擎和微博在审查特定的话题，但是我们不知道审查的界线在哪里。部分原因是审查的界线在不断的变化。” 他引用了香港大学记者与媒体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Cedric Sam 和King-wa Fu将新浪微博上最热门的内容进行实时智能化处理，并将2月1日以来超过12000条被删微博纳入其巨大的数据系统。 利用Tableau这款可视数据软件，章智竹将这些被删的微博信息按时间顺序制成柱状图，而后又将政治敏感事件叠加进去来提供关联信息。（点击 这里 查看大图） 从2月1日至5月20日，删贴最多的一天出现在3月8日：那天开始流传薄熙来即将下台。这名高管正在被调查，原因之一是他的巨额财富。薄的儿子在哈佛学习，因为有报道说他驾驶一辆红色法拉利接洪博培的女儿约会而吸引了大量的注意。 其次就是3月15日，那天薄熙来被解职。 更有趣的一个数据点出现在3月18日，一辆黑色法拉利造成的致命车祸。几乎所有关于车祸的信息都从互联网上消失，甚至连”法拉利”这个词也被过滤了，这不禁使人联想到底什么人被牵涉其中。章智竹发现那天新浪微博删贴数量居中。 还有一天4月22日缺少数据。当天，人权活动家陈光诚逃出山东。为何会缺少数据呢？4月23日的一则出错信息显示因”加载问题”而临时无法收集数据。——这一出错的时机不得不说令人感到失望。很可能那天中国微博信息流量突然太大，因此造成服务器瘫痪；当然也说不定是什么其他原因造成的。 章智竹将原始数据罗列，码成了一幅字云，显示出哪些词条是微博删除最多的。 字云看上去不错，但却不能提供太多的关联信息。章说，他想更加细致的检查词条列表，过滤掉诸如”转发微博”和”哈哈”这类的词。他也想研究3500个被审查最多的微博用户的关系。这是不是要建立一幅公民不服从的聚合图呢？ 章提出了一个假设：新浪微博删贴数量与媒体报道敏感事件的热度高度相关。他的这一假设与卡内基梅隆大学的一项类似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该研究评估了5600万条微博，其中16%被删除。研究者发现一些关键词更容易被微博删除，比如”真理部”、法轮功、艾未未、花花公子等等。他们写道，”通过揭示网络审查方式对现行事件和不同地理区域的变化，该研究能够根据动态的变化积极监控到中国社交媒体的审查状态。” 最后，章还评估了一条微博需要多长时间被删除。他写道，”最快的，在刚刚发表4分钟的微博就被删除；最长的，管理者会花长达4个月的时间到处查找最终完全删除。对于在5月20日发表的并在当天被删除的微博，这款搜索软件要经过平均11小时才会发现什么被删除了。” 他还说，他怀疑一些微博是在几个月之后被删除的，因为那些微博中的内容突然重现于中国媒体。 他甚至也试过在新浪微博上发布一些比如有关陈光诚、薄熙来和台独之类的敏感信息，想看看会发生什么。 结果不到14小时，他收到了来自新浪微博系统管理员的一封信，说他关于”陈光诚”的两个帖子”不合适”，已被审查。尽管当时他仍然可以看到自己微博账户上的那两条关于”陈光诚”的帖子，但其他人已经看不到了。奇怪的是，他的有关”薄熙来”和”台独”的帖子却没被审查。 不过有言在先，章不能100%确定被删的微博不是被博主自己所删，而是由”网络审查员”删。但是新浪微博的应用程序接口（API）对于被删的微博可以给出很有帮助的区分信息。出错信息对于不存在的微博只会有两种显示：”该微博不存在”或”权限禁止”。因此，我们可以像章智竹或是香港大学的研究员们一样推断，”权限禁止”等同于”已被审查”。 此外，什么时间在微博上最好发布政治敏感信息呢？研究数据表明是星期五晚上11点钟之后。 章还写道，”有趣的是，每个星期六新浪微博删除信息的数量都很少，我不是很确定为什么是这样，也许网络审查员周末也要休息。” 相关阅读： 卡内基梅隆针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软审查”开展首次大规模分析 尼曼新闻实验室： 重大事件报道中的原创内容有几成？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