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

“那些全民族经历过的艰难时世、大饥荒，甚至过去未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人的记忆和叙述中变了样，而在一些后来者的印象和想象中面目全非。巴金老先生提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即使在现实中不能成立，难道不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记忆和传承中永存吗？在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思索，是什么让我们遗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发生扭曲？对苦难和罪恶的集体记忆是保持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是收集和保存底层社会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陕北骥村是我们从事“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与研究计划”的调查地点之一。在历时近7年的工作中，当地村民感知、记忆和讲述的关于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的历史过程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在这一“口述史”项目的调查过程中，我们每每感到对婆姨们（已婚女性）进行访谈的困难。面对我们的提问、面对我们热切的倾听和记录，她们经常的回答是“不晓得”、“忘记了”、“那你得问老汉去”；而我们深知在社会生活的口述史研究中女性的讲述又是不可或缺的。这种困境中的探索、尝试让我们缓慢但却比较深入地走进女性的生活空间与历史状态，在搜集她们能够讲述也愿意讲述的生活经历的基础上，理解她们的历史和她们对历史的理解。 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例，这一从单干变为集体的过程对所有农户都是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它是财产所有权的转变，也是劳动生产方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的转变。然而这一转变过程给经历者留下的记忆却有着较明显的性别差异。在访谈中，婆姨们当被问及关于政治动员、土地转移和家庭财产计价等相关问题时，很难像男性村民那样给予明确的讲述。在就重大历史变迁和公共事物向这些女性亲历者发问时，我们面对的仿佛是历史迷雾后面无从明确表述的感受与记忆。在现实生活中，集体化对乡村女性而言最大的改变就是她们从户内走向户外、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从“转锅台”到“下地劳动”。这一活动空间的重大转变当然不可能不留下印迹，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这里却是一种“无事件境”（方慧容，1997）：大量的日常生活的细节无序地混杂在一起，没有清晰的时间界线和逻辑关系，也似乎看不出与重大历史过程的意义关联。然而正是在对这类日常生活细微末节的讲述中，农村女性所经历的集体化过程和属于她们的历史渐渐浮出地表。女性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表述只有当这些经历与她们有切身的关联时才会显现出来。具体而言，这段历史是通过她们对身体病痛的记忆、对养育孩子的记忆和对食物的记忆而得以再现的。 农业合作化带来女性活动空间和劳动方式的巨大转变。从以户内活动为主的家庭劳动转变为户外集体劳动，对女性而言，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的转换，事实上也是劳动量的增加。集体化以后，妇女除与男子一样必须按时出工劳动、获得工分外，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并未改变或由他人分担：做饭、洗衣、照顾孩子、缝制衣服和鞋子等等工作依然全部由女性承担。而在承担田间劳动的繁重程度上妇女也不亚于男子，尽管在整个合作化到人民公社时期，女性的工分标准始终低于男性。这样一种生存状态的变化是通过女性的身体被感知和记忆的，她们至今仍在清楚地描述自己身体的疲倦和病痛，什么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落下的，女性特有的生理状况和生育过程带来的不便和痛苦等等。另一种女性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关于孩子的养育：婆姨们每日下地劳动使她们无法正常地喂养和照料年幼的孩子，这是合作化以后女性遭遇的另一种苦难。尤其是家中若没有可以不出工的老人或是已经可以照看弟妹的孩子，母亲就只能把幼儿拴在炕上，待出工回来才能给嗷嗷待哺的孩子喂奶。而母亲对于孩子的牵挂心痛绝不亚于身体病痛带来的痛苦，这种感受和回忆直到今天仍然让讲述者泪流满面。食物是女性讲述的又一重要内容，骥村女性关于食物的记忆实际上是饥饿与食物匮乏的记忆，当然挨饿的经历不限于女性，所有经历了食物短缺时期的村民都会清楚而生动地表述饥饿的记忆。但妇女由于其传统性别分工规定的为全家准备食物的角色，对于食物的感受更为深切。她们对饥饿的感受和对此感受的回忆并不限于自身，而关于挨饿的讲述也通常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女性关于日常生活和生命历程的回忆和讲述与研究者通常更为关心的“重要事件”的宏大叙事相当不同。它们并非混沌模糊，而是十分清晰、具体而鲜活，历历在目，仿佛发生在昨天。 从骥村的婆姨们关于集体化的记忆中我们多少可以体味和理解一些女性记忆的特点。研究者通常认为由于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区公共事物（包括政治领域和仪式信仰领域）以外，因而她们对大的历史事件的记忆常常处于一种散漫混沌状态，没有确定的时间脉络和清晰的逻辑关系，而且是非常个体化的和身体化的，与宏大的历史过程有着相当的距离。这种结论固然不无道理，但却过于简单了。骥村的婆姨们并非不能讲述那段亲历的历史，只是不能用通常被正式认可的话语讲述。而实际上，她们是在用身体、用生命感受那段历史并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她们决非隔离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过程，而是与之血肉交融，情感相系，因为毕竟那个过程造就和从根本上改变了她们的生存状态。因此女性琐细卑微的生活史、生命史的讲述完全可以和大历史的宏大叙事建立起联系。 女性口述历史展现出来的另一个特点是对苦难的叙述中也不时透露出欢乐的情绪。从骥村婆姨们对合作化以后集体劳动与生活的回忆和叙述中，我们不难体味到浓重的苦涩：食物的经常性短缺，日用品的极度匮乏，身体的疲劳和病痛，没人照看的孩子的可怜，因事故而失去亲人的悲哀，在集体的统一管理中的不自由，等等等等。她们在讲述中常常出现的哽咽流泪也构成这种苦难表达的一部分，而整个“拉话”的过程中除了上述对苦难的回忆引致的哭泣流泪外，也不时有同样发自内心的笑语欢声。她们对苦难的诉说和情感痛苦的表现是我们不难预料的，但讲述中不时出现的振奋和愉悦却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这种情绪主要出现在对集体劳动和政治活动的氛围进行回忆和讲述的时候。 从婆姨们的叙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她们在那些艰苦年代中的精神世界：与身体的疲惫、病痛相比较而存在的精神振奋和欢娱；与极度匮乏的物质生活相对的精神生活的充实。集体劳动中热闹、“红火”的气氛和相互激励使她们多少能够“苦中做乐”，如俗话所说的“一起说了笑了，可红火了”，还有“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而教唱歌、识字班、吃“大灶饭”和检查卫生等活动，也都是将妇女组织起来的集体化治理措施，对婆姨们来说，教和学的内容可能当时就没有掌握，或者过后也不再记得，但是这种集体活动形式本身却可以为她们带来新鲜感，那是一种不同于以往生活的全新的体验，而这种新鲜感受亦是精神世界的充实感和娱悦的来源。 亲身经历了集体化过程的婆姨们的叙述使我们不难得知，从家庭劳动者到集体劳动者，从家庭私领域进入村社集体，婆姨女子们承担的劳动量更大，付出的辛苦更多，感受的苦难也更深重；而与此同时，她们的精神生活却前所未有地充实和丰富，甚至不无振奋和愉悦。对于这种多少有些令人费解的对比我们不难想到涂尔干关于宗教的社会性的论述：宗教是表达集体实在的集体表现；宗教和仪式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在此意义上时间和空间也都起源于社会，具有集体的性质。在宗教仪典中，每个心灵都被卷进了同样的旋涡。中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劳作虽然并不是宗教活动，但常常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运作的，与政治仪式多相通之处，更可理解为仪式化的“运动经济”。由此我们不难解释在这种政治的、集体的、仪式化的活动中个体所能感受到的精神的兴奋与共鸣。这种被涂尔干表述为“集体欢腾”（collective effervescence）的仪式是集体认同和愉悦的来源，也是集体记忆产生、保持和不断更新的重要机制。 “集体欢腾”的概念可以对上述问题提供部分的解释，但它毕竟是一种对人类精神活动共性的一般概括，相对笼统和简单。在访谈中不时困扰我们的问题依然需要回答：在极为艰难的生存状态下，“红火”、“高兴”从何而来？在当前的讲述中，是时光的作用渐渐冲淡了记忆中的苦味？还是村民们对当今社会不公正的感受和今昔对比改变甚或美化了对苦难经历的记忆？亦或农民固有的安时处顺、自我安慰的精神胜利惯习在起作用？骥村的婆姨们在集体化的实践过程中所感受和记忆的内容应当有着更为复杂和微妙的缘由及其日常生活的逻辑，对此我们还需从她们自身的讲述中寻求答案。 婆姨们对“吃不上穿不上为甚还高兴”的回答大致有这样几种： “一搭里动弹，人多，就是红火”。集体劳动提供了聚在一起的场合，与传统农业社会中以个体农户作为生产单位相比，这种在劳动中的集合给人们带来前所未有的不同感受，对于妇女尤其如此。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氛围中走出来的女性，在每日的集体劳动和集体政治活动中会有一种欢聚的感受，同龄人之间，同性之间乃至异性之间的交往与互动前所未有地加强了，尽管是在劳动强度和身体疲劳也同时增加的前提下。集体的活动对于女性而言有如“革命的庙会”（革命的节庆），它能够带来节日的气氛和开放的感受。 “全都一样样介，普遍都生活不好嘛，穿不上都穿不上，吃不上都吃不上，孬好都平等”。从这种对“高兴由何而来”的讲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古老的作为农民文化传统的共同体意识和“大同”理想。更耐人寻味的是，作为集体化时期主流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理想与农民的“大同”理想成功地接合，在重新建构农村社会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农业集体化过程正是这一大同理想的社会主义实践；而“统一”、“平等”也成为那一时期艰难生活中的精神支持力量，这种力量对于女性而言尤其重要。 “前人受苦，后人就享福了，这叫先苦后甜”。在骥村部分村民的讲述中，从“单干”到“集体”再到“分田单干”的过程有些出人意料地“顺理成章”，这一过程似乎不是一种改正错误的制度安排的逆向转变，而是类似前因后果关系的“先苦后甜”。一场给无数普通人带来灾难的大规模社会试验在村民的分析与解释中具有了一种合理的逻辑，这是让人感到惊诧的。即使在主流话语中，“改革开放”、“包产到户”也是针对不合理、不正确的制度和政策而进行的转变，但村民却自己把原本不通的道理想通了、讲通了。“先苦后甜”成为先付出辛苦再得到收获的合理过程，它亦成为一种精神支撑力量使人们能够承受巨大的苦难，能够讲述被后人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时光。 从村民们的讲述中可以得知，对“农业社”时期艰苦生活中的“红火”、“高兴”的怀念还与对当今社会的感受、认知密切相关。当年的“大伙都一样样介”与当今社会的分化特别是分化过程中的社会不公正形成比较，从而使过去的“苦”“乐”参半中的“乐”得以凸显。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都会有意无意地对“集体”和“单干”两个时代进行比较，虽然他们都能相当“客观地”评说各自的利弊，但仍不难感到当下一种普遍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来自于农民日渐意识到自己成为被剥夺、被欺骗、被歧视的对象。他们对于过去的怀念并非由于集体主义的优越，并非他们更喜欢大家一样贫困的生活，而是因为有现实社会中的劣势地位作为参照。物质生活改善而社会生活恶化，因日益边缘化而产生对当年集体生活的怀念，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冲淡对于过去的苦难记忆。 骥村的女性生活史告诉我们，集体化的个体经历是痛苦的，但集体化过程同时也是女性走出传统性别角色（给女性带来痛苦和压抑的角色）的途径，因而这一过程在她们经历痛苦的同时也能够带来新鲜乃至快乐的感受和记忆。农业合作化中女性的走出家庭参加集体劳动并非真正地从所谓“私领域”进入“公领域”，这一过程其实是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是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与国家的工具的过程。但是这种转变却具有一种“妇女解放”的幻象（vision）。这种没有“解放”的实现却有“解放”的感觉的原因在于她们所接受的“革命=解放”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她们在工具化的过程中却得到“解放”的感觉，而外人常常难以理解的精神振奋和欢娱正是来自于这种幻象和感觉。婆姨们今天的回忆和叙述具体地显示着由符号暴力（symbolic power）所建立的支配治理关系——农业合作化，在生产劳动和生活的集体化过程中完成了心灵集体化的过程，在重构乡村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构了农民的心灵。 在对口述历史的研究中，人们究竟记住了什么，又忘却了什么？底层记忆和表述与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与支配和治理有着怎样的联系？是有待于认真探寻和思考的问题。 集体化对于乡村社会和农民心灵的重构过程使我们不难想到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笔下的“大洋国”。他在著名的《1984》中描述了一个全体人民处于完全监视之下、自由与思想成为绝迹珍品的国度。电幕、思想警察、集体活动等无所不在的权力控制，使得屈从与无意识被训练成一种全民心态。而其中尤其让人不寒而栗和印象深刻的有两点：一是集体活动几乎占满个人所有的时间和空间，人的生活永远处在他人的眼光之下，永远没有个人的独处，甚至性爱也不再是个人的私事；另一种权力技术就是记忆的剥夺和历史重构——各种历史记录被有意识、有步骤地忘却、篡改和消灭，“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于是谎言就变成了真话”。正如党的一句口号所说：“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通过改变和消除个人的记忆，思想实际上就被切断了它最重要的源泉。 奥威尔所描述的是一种统治达到极致的状态，人们不难从中得知，忘记过去，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对一个民族而言，都将是一种灾难，对一种文化来说都将是毁灭性的。一个健忘的民族是可悲的，是没有未来的。我们每每感叹不该忘记的却被轻而易举地忘记，切身经历过的应该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会发生变异。那些全民族经历过的艰难时世、大饥荒，甚至过去未久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一些人的记忆和叙述中变了样，而在一些后来者的印象和想象中面目全非。巴金老先生提议建立的“文革博物馆”即使在现实中不能成立，难道不应该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记忆和传承中永存吗？在对记忆的研究中我们还需思索，是什么让我们遗忘？又是什么让我们的记忆发生扭曲？对苦难和罪恶的集体记忆是保持良知和社会正义的必要前提，而这也是收集和保存底层社会口述历史的意义所在。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人类学、农村社会学、农民工研究等。原文刊载于《读书》2003年第十期第62-69页。）

“ 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 、 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       80 年代：精英的个人反省与时代反思   雷颐 ：1949年后的历史叙述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就有了一套规范要求，知识分子要按照一定的角度来反省自己的历史，但这个不能称之为个人写史，因为它是按照国家的意识形态指导的。此外，1960年代还有一个“写三史”运动，实际上这是跟“四清运动”紧密结合的，它怎么写都有一些具体要求，当时出了一些册子，指导大家怎样写村史、怎么写社史，写这种史的时候怎么样进行加工，哪些要舍去、哪些内容不合适，这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内容都纳入到国家的意识形态话语系中，要把个人史编织到国家的话语建构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东西不能称之为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个人写史。 我们今天的个人写史是从个人意愿和诉求出发的写作。这是个人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集。你可能是同这个意识形态完全一致，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这是你个人一种主观认识和选择的结果，不受干预不受限制。我觉得这是从1978年之后开始的，因为在那之前，人们根本不敢如实地谈自己经历的人与事，这一切都是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所以只有经过了稍微宽松一点的环境之后，才有了个人写史的可能。 章立凡 ：以前的个人写史，多数是想自证清白，外加自我批判，再就是认罪或者辩诬。 雷颐 ：改革开放以后，政权对社会结构的控制方式和从前那个全能社会比还是有所不同，放松了，就给个人写史留下了空间，至于写了能不能发表是另外一回事，起码可以印成书，真实地记录下来。人们是从反思 “文革”开始一步一步走向了反省。 章立凡 ：这股反省潮应该是以名人和高层的精英为主，因为话语权比小人物要大，所以他们就先行一步了。说到这里，我觉得巴金的《随想录》对我们这种读者来讲，影响是比较大的。 雷颐 ：我们读巴金的时候，很少接触到巴金那种三十年代的文风，他还有当年那种文采。（让我们）感到一种新奇吧！ 章立凡 ：而且他是有延续性的，我们能从中看到一个人的变化，他从接受无政府主义开始，五十年代又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到“文革”期间又开始反思，“文革”后他写出这个作品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思想过程。 雷颐 ：很详细地写一段真实的历史是对历史的一种负责。 章立凡 ：八十年代初还有一本书，就是刘晓庆的《我的路》，影响大极了。《我的路》说的是一种个人奋斗的人生观，就是她个人的经历。但是中国人觉得这与传统观念不同，写个人经历的，只能是一个英雄、模范、典型，她就写自己怎么样从一个知青慢慢成为一个名演员，里面还带有自责，所以这是当时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说她宣扬个人奋斗什么的，这本书也是个人写史的比较早的一个。 雷颐 ：八十年代还不能不提报告文学，像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等等…… 章立凡 ：报告文学在整个八十年代都是非常热闹的一个门类。作为一种纪实文体，报告文学可以对个人史和社会史，进行一种全景式的描述。 雷颐 ：还有一种形式是口述。张辛欣和桑晔合作曾写过一本《北京人》，就是随机采访一些普通人做口述。这种形式在美国早就存在，但当时在中国还比较新颖，中国后来做口述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章立凡 ：还有一本书是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讲述小人物在“文革”时的经历，也是采取口述的形式，把大块的个人自述放在其中。 雷颐 ：八十年代的个人写史潮，就像后浪推前浪，可以说是互相衔接，也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 章立凡 ：我觉得八十年代有个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叙事。虽然要表达一些个人经历和不同的感受，但还是尽量让作品趋同于主流，总体来讲不是对体制的反思，也不是对时代的彻底反思。因为那时候还是有发表条件的制约，要有发表的载体，必须要通过书或是杂志、报刊这类形式。所以须遵守一定的尺度。 雷颐 ：并且也跟当时的认识水平有关，八十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向上的时代，对体制是充满信心的，觉得虽然经过“文革”，但通过这个改革，社会是往前走的。 章立凡 ：对，那时候是有朝野共识的。    90 年代：民间社会催生民间写史 章立凡 ：九十年代基本是个分化过程，一部分人正式地跟主流分道扬镳了，完全按自己的方式搞个性化写作了。当商品经济发达以后，人的谋生方式也多样化了，八十年代还是很单位化的，脱离了单位你就没饭吃了。九十年代以后，全民经商这拨改革潮，确实给了个人写史的一个经济条件。个人可以不靠国家来养活，自由度就高了。 雷颐 ：简单概括就是民间写史和民间社会是紧密联系起来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民间写史。 章立凡 ：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市民社会就开始出现了，为民间写史提供了条件。 雷颐 ：包括发表平台。 章立凡 ：这里不能提到两个杂志，一个就是《百年潮》和一直坚持到现在的《炎黄春秋》…… 雷颐 ：还有一个是《随笔》，好多个人写史是在《随笔》上发表。 章立凡 ：还有《人物》杂志，上面也有一些个人史的内容，不见得都是大人物。那个年代的杂志很多最后都消失了，能够延续自己的风格保存到今天，还不被读者抛弃的，都是很不容易的。 雷颐 ：那个年代一些报纸的副刊也是很大的平台。 章立凡 ：当时大家都不知道《南方周末》，只知道《羊城晚报》，就因为《羊城晚报》有个很不错的副刊 雷颐 ：当时影响很大的还有《文汇报》的“笔汇”。 章立凡 ：《北京晚报》的“五色土副刊”。 雷颐 ：我记得《北京晚报》还有一个“回忆我的票证时代”栏目，有很多很不错的文章，但可惜后来停掉了。 章立凡 ：九十年代还曾出版过很多有冲击力的回忆录。 雷颐 ：实际上，这个情况从八十年代后半期就开始了，人们从谈“文革”到“反思”文革，进而到更早期的一些历史。比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夏衍的《懒寻旧梦录》，还有其他一些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著作，都在八十年代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九十年代，又有韦君宜的《思痛录》、季羡林的《牛棚杂记》、周一良的《毕竟是书生》等一大批回忆录出版。 章立凡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出版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书商，也就是民间出版人进入了市场，原来垄断的出版体制被打破，他们成了许多出版物的幕后推手。九十年代有一套《思忆文丛》，是牛汉和邓九平主编，就和民间出版人的努力分不开。 雷颐 ：对，但是也有很多很宝贵的特殊经历没有机会出版，这让人觉得很遗憾。像谢韬，他的经历很有趣，也很复杂。因“胡风案”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当上了马列教员，还在监狱里去给国民党战犯上课，我曾鼓励他早点写下来，但他当时忙于一场讨论，觉得日后写的时间还很多，但没有想到再也没有机会写了。 章立凡 ：名人有一个问题，就是社会活动太多，有好多东西可能没来得及写出来。一方面是他时间不多，我们作为记录者自己没有抓住。还有记录条件的限制，想核对一些事情也很难。还有的是他愿意写他想说的，不愿意写他不想说的，特别是有些不便说的，因为有些跟他同时的人还在，有忌讳不愿说，有的是因为他自己觉得心里有愧不愿意写。有些事情无法与当事人对证，实际上口述史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真实性的质证，质证有时需要参照一些史料和档案来核对。因为有各种条件的欠缺，在某些时候就很难进行。 雷颐 ：说到回忆录，一方面我鼓励大家都写，写出来才能互相印证互相校勘，才能互相补足。一定要保持一种警惕，尤其一些辩诬性书籍，很多都是在替自己辩解。但只要写出来就为另外的人提供了一个参照，或者提出不同的说法，这样就可以让以后的研究者研究。 章立凡 ：历史就像一张拼图，每个人只是其中的一块，历史想完全还原是做不到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地还原，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拼图作业。很多人把他自己经历的某一段历史集中地写出来的时候，这一段历史会越来越清晰，这个工作不是靠一两本官修正史就能概括得了的，也不是编一两本历史教科书就能概括得了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每个人其实都有权书写，而且写出来的东西，和主流的表达的东西可能是不尽相同的，它就是一个正史的参照系统。   2000 年后：互联网上的记忆库   雷颐 ：2000年之后，对于个人写史，有个很重要的事物，就是互联网的应用和普及。 章立凡 ：过去所有的出版渠道都是纸媒,都是国家以书号的形式,要经过编辑加工和审读，个人想发表这些东西很困难的。但是自从有了互联网以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一些文字可以通过无纸化的方式在虚拟世界传播了，而且这种传播的速度不亚于书籍，甚至超过书籍，它的成本比书还小，这种传播的便利就造成了第二波写史潮。虽说大家一开始还不是很重视，说我要白纸黑字，我要落在纸上。可是越来越多的人一旦用上了互联网，就发现这个东西的力量很大。互联网为很多好的写作提供了第一道平台。互联网还提供了一个作者和出版者之间结合的平台。 雷颐 ：很多人认为，在互联网上写史很随意、不专业。但我觉得历史写作和历史研究是两回事，不要把这两个混为一谈，每个人都有写自己经历的权利，这些经历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史料。怎样研究史料，是历史研究者通过专业手段实现的。 章立凡 ：可以看到，近年出现的比较畅销的历史书，也不是单纯地记录或简单地演绎一下历史，作者的水平不见得比专业的差，有很多人还是很有史识的，有些人有观点，文采也还是很不错的。 雷颐 ：写这种回忆录未见得就是研究，比如说互不认识的人，写到同一个事情，很多细节能符合，那么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相同的结论来。 章立凡 ：或许有的只是个人情愫，很个性化的，甚至有些私人化的，但是一旦社会注意到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出来了。也有些人指责怎么可能把细节记得如此清楚。但一旦这个细节对个人有重要意义，就有可能记忆很清晰。个人记述的写法应该是多样性的，不见得要像教科书或者国史似的写法，完全可以是很多种笔法来写，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应该有一定之规。 雷颐 ：鲁迅也曾说，光有正史是不够的。 章立凡 ：除了文字，包括影像记述的历史也很重要。影像有时候比你写多少文字都管用，它是非常直观的，视觉一冲击，不用说什么就明白。互联网为影像历史的传播也提供了便利。 雷颐 ：对，前不久出版了一本《红旗照相馆》，可以看做是影像记录历史的一部分。当然，作者是有特殊的条件，过去能用影像记录历史，和平台、技术等一切都有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有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人拍了照片，但未必能用影集的方式出版，因为这个成本很高。八十年代曾有一些人拍了不少老百姓生活的照片，但那时没有互联网，这些没有出来，他们个人保存了。 章立凡 ：你还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很多老记者都会转成历史的书写者，因为他们亲历历史，他作为记者和过来人，本身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的记忆和记录。还有他的专业是新闻，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再把写过的这些新闻重新拿来作为素材，那就变成历史了。 雷颐 ：我觉得这种个人历史写作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化，大部分人也许只是一个线索，但我觉得公民写史或者是个人写史为以后的历史研究提供的是不可或缺的细节。 章立凡 ：对，历史的真正精彩之处就在细节之中！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研究，出版有《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著作。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以及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 孙展，《看历史》副主编。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1年3月刊。 原文链接： http://www.xfgjls.com/?action-viewnews-itemid-26500 ）

“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1959年-1961年，在那一场“三年自然灾害”中，在湖北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一个姓章的农民，却在吃了一顿饱饭后，撑死了。 2010年的夏天，当钓鱼台村的村民们在镜头前讲述这件事时，他们的语气缓和、平静，就像是在讲述一个不曾和自己有关的故事。而年轻姑娘章梦奇作为拍摄者，则被人们的讲述深深触动了。 章梦奇出生于1987年，自幼学习舞蹈，200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身为一名学艺术的女孩，看起来发生在“大跃进”后的这段沉重历史和她有着遥远的距离，事实也确实如此。章梦奇说，以前看新闻，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但她都觉得那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但是，在拍摄完老人们讲述的饥饿经历后，章梦奇的感受有了明显的变化。“我开始真正做和社会有接触的事情了”，她说。 在章梦奇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也是她的指导者吴文光希望看到的。从2010年1月起，身为中国独立纪录影像先行者之一的吴文光开始在他主持的北京草场地工作站实施一项“饥饿计划”：他寻找自愿加入的年轻人，让他们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庄，把镜头对准那些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的老人。 和一般的“记录历史”不同，在这项拍摄计划中，吴文光更看重青年人的加入。“当下，青年与乡土的关系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无论是读书离开家乡，还是农民工进城，都是一个青年与乡土逐渐背离的过程。这个计划却提供了‘迎面走回’的机会，让青年了解乡土的历史，了解自己的长辈。”吴文光说，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让年轻人来承担历史。”   返乡   20个人加入了吴文光的拍摄计划，其中半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1985年出生，2009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邹雪平是其中的一个，她拿起摄像机，回到了自己的故乡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商店镇邹家村。 邹家村是一个现在也只有二百多人的小村庄，老人们的回忆勾勒出那场饥饿曾在这个村子里划出的强烈印记：在那三年时间，有至少四五十人死于饥荒，在高峰时期，几乎每天都有两个人死去。 “俺大儿子那年十一岁，饿死了，你长恩伯伯差点饿死。长恩伯伯做民工去挖沟，工地上发的是菜团子，他省下来带回家里。” “全堂家里饿死了四口。” “一个粮食仁儿都看不见，人们就吃地瓜蔓、棒子瓤，拉不出来，那年长痔疮的特别多”。 “榆树皮磨成面，还得想办法做成饭，家里没锅，出去也找不到柴火。” 在镜头面前，一个又一个人，一个又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民面孔，一次又一次地回忆起情景都差不多的往事。其中有一件事被人们反复提起，那就是饿得全身无力的人们抬不动死去的人，只好用牛车拉到野外，草草地埋上。 刚开始拍摄时，邹雪平想不明白，为何人们说起死亡如此平静，甚至在说到自己的孩子饿死时也没多少表情，后来她就想：“可能这种事情他们在当时见得太多了，已经见怪不怪了。” 邹雪平问起饥饿的原因，人们的回答众口一词：“要还苏联的债，粮食都拉走了。” 在章梦奇的拍摄中，人们对饥荒的原因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那就是粮食不但有，而且产量还“过度”了，生产队的队长们谎报产量，超量征收，在上交完国家后，把剩下的粮食都私存了，其他人则没东西吃。 随州市殷店镇钓鱼台村的余仙堂是受访者中让章梦奇印象深刻的一个，他给章梦奇讲了亲身经历的很多细节。饥饿蔓延时，余仙堂是一名医生，他治疗浮肿的人，“看人躺在那儿，要打葡萄糖，结果葡萄糖的盖子刚打开，那人就死掉了。” 关于那个“撑死”的村民，人们的解释是这样的：“当时上面来了一个书记，在小队长家吃晚饭，让他去做饭，结果剩下的吃不完，又不能倒掉，怕人看见啊，就让他全吃掉，把他撑死了。” 钓鱼台村是章梦奇的父亲出生的村庄，自幼随母亲在海南长大的她并没有多少在钓鱼台村生活的经历，当她拍摄时，她让在村里的大伯带着她，以建立她和村民之间的信任感。刚开始，村民对她的拍摄计划稍有怀疑：“你拍摄这些干什么啊？”大伯也开玩笑说：“她是记者。”在章梦奇耐心地做了解释后，大多数人的顾忌才消除了。 邹雪平从小在邹家村长大，和村民向来都很熟悉的她拍摄起来就非常顺利。村民看到摄像机都很兴奋，一些年轻人还围着邹雪平喊：“拍我啊，拍我啊。”邹雪平告诉大家，历史书上对“三年自然灾害”说得不多，想听听大家都是怎么过来的，人们的话匣子就打开了。“都是本村人，都很想说。有些人像诉苦一样，说出来好受一些，不仅仅说怎么经历饥饿，也说之后怎么建立家庭。”邹雪平说，在这个过程中，她也尽量避免让大家有“正式受访”的感觉，先聊天，明天或后天去再采访，慢慢地进入他们的生活。” 拍摄完成后，邹雪平剪辑出一部名为《饥饿的村子》的纪录片，学艺术的她，按照自己的表达方式，用纪实的素材，营造出一个“虚构的村庄”：村子里面没有年轻人，也没有小孩子，只有说话和行动都很迟缓的老人，以及空旷的村庄和原野。邹雪平说，她这样做，是想表达一种“消失”的意味。 吴文光和他的朋友评价邹雪平的片子：“牛逼闪闪、内敛、沉着”，有“中国的《百年孤独》”的调子。在《饥饿的村子》里，一张又一张老人的面孔出现，讲述，又消失掉；最后，15个老人的面孔又依次出现，但是都只有活动的嘴形而不再有任何声音，历史在沉默中退场了。 参与“饥饿计划”的人里，一共有17人剪辑出了影像素材，吴文光把它们集合起来，做了一份8小时长的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又以此为基础，排练出一场以饥饿为主题的剧场演出，演出者都是拍摄“饥饿计划”的年轻人。2010年10月，演出与《公共影像档案》的放映在草场地工作站同时进行，演出是8个小时，《公共影像档案》则在几天里从中午到晚上，10分钟一次，反复放映；同时，他们还制作了由被拍摄者的面孔组合而成的“饥饿者肖像”，挂在演出场地的墙上。 同样是在2010年10月份，吴文光还带着邹雪平和章梦奇的片子参加了在台湾举行的纪录片双年展并放映；2010年12月，吴文光和参与“饥饿计划”的年轻人又带着他们的影像和演出去了深圳。   遭遇 邹雪平的片子拍出来后，她父亲开始惴惴不安，他问女儿：“为什么要把毛主席领导时不好的事情拿出来呢？你这样做，会不会‘犯错误’啊？” 邹雪平就解释：“没有问题的，现在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但是这几句解释很难打消邹父心中的疑虑，他1953年出生，中专毕业后在一个棉花厂做会计，入了党，后来自己开加油站。 听说女儿的片子还要在台湾放映后，邹父更不安了。父女二人在电话里不断地争执，邹雪平感觉到：“我给他解释也没有用，重要的是让事实说话。” 在台湾放映的效果很好，很多人看后都觉得很棒，邹父听了也松了一口气，给女儿说：“没事就行。” 但是邹雪平觉得，春节回家，她少不了还要“挨批”，因为两代人的思维有着太大的不同：“我自己没想那么复杂，不像他们经历过‘文革’的人会想到批斗。你给他说再多，他也不听你的，他觉得你是小孩子，你不懂，你没经历过以前。” 章梦奇等人则是在拍摄中就遇到了类似情况。“大都愿意说，但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些事情（饥饿）不太能说”。来自湖南的年轻人罗兵在拍摄前，想了拍摄过程中可能会遇到的各种情况，但就是没有想到“还有不敢说这种情况。” 有个老人正对着罗兵的镜头正讲着饥饿，这时老人的女儿回来了，立刻打断了她老爸的话，让他不要乱讲。还有的是本人就不敢说。这让罗兵感觉到，那种还没被批斗就被吓得自己了断的历史并不只停留在过去，而是一直都在。 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唐志在拍摄中，也像邹雪平一样遇到了两代人在观念上的冲突。在家里，她和爸妈无意间聊到雷锋，唐志说有人认为那个“雷锋”“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她爸爸一听就火了：“毛主席都说了全国人民要向雷锋学习，那么多书啊，照片啊，那么多故事啊，怎么都可能是假的？” 在以饥饿为主题的《公共影像档案》放映后，吴文光和这些年轻人遇到了新的问题。有观众问：“他们都饿成那个样子了，为什么不抗议呢？”对此，吴文光的回答是：“这个问题对他们（那些老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收获 年轻人们带着拍摄的素材归来，吴文光的第一印象是：“我发现他们的眼睛都更有光彩了。” 吴文光看到，这些年轻人从里到外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不看作品，就看他们的操行、态度、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都很大”，吴文光说，如果说在拍摄计划一开始的时候，这些年轻人对这段历史还仅仅是很多感慨和冲动的话（拍摄前几乎每个人都看了《定西孤儿院纪事》），那么在拍摄后，大家又经过持续不断的讨论、交流，每个人就有了更多的思考，并且思考的深度在增加。 邹雪平在拍完片子后的直接感受是“敢于面对自己的身份”了，以前她不好意思对别人说自己是一个“农村人”，“做完这个作品后，感觉轻松很多”，她说。 另外，和章梦奇一样，邹雪平不再觉得历史和自己“没关系”了。“拍摄饥饿的过程中，我慢慢不再冷漠地对待以前发生过的历史。对自己的认识，包括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都是在这个过程认识到的。” 唐志的收获尤其让吴文光感到高兴。在拍摄饥饿的时候，唐志第一次知道，姥姥为了家庭的生存，曾在最艰难的时候出去讨饭。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她就揪住这个事一直询问：“我们选择了什么？我们记住了什么？我们遗忘了什么？我们为什么会遗忘？” 吴文光觉得：“这样她在一个层次上纵深下去，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我想这样她得出的作品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分量。” 吴文光自己也参与了拍摄。“我也应该有自己的村子”，他说，1956年出生于昆明的他，曾在云南富平县做知青，他就回了那个他插队的村子去拍摄，但是拍完后他觉得，他的收获还是没有年轻人那么多。 “他们去的都是自己老家的村庄，不是去河北啊什么地方随便踩点一个村子，去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采访、拍摄一些影像回来，而是要发现和自己有密切关系的生活，发现村子的从前，听老人没有讲过的话，这样他不仅仅可以拍到重要的资料，同时自己在返回的过程中可以自我发现，在对往事的寻找中，清晰地看到自己的以前和未来，在历史的大话题下定位自己。”吴文光说，“毕竟他们是第一次返回，扑面而来的东西他们能完全接受，如果让30多岁和40多岁的人来做这些，就会有选择地接受。” 目前，“饥饿计划”还在进行中。邹雪平说，今年春节回家后，她还要接着“拍摄饥饿”，让人们讲述更多当年的细节。 吴文光则鼓励这些年轻人“一直走下去”，他说，“饥饿计划”没有“截止日”。 （何书彬，《看历史》记者。原文刊载于《看历史》2011年2月刊。原文链接： http://nh-gjls.i.sohu.com/blog/view/167873561.htm ）

核心提示：无论在美在中，陈光诚选择的都是一条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他能否再次以他内心的光明照亮晦暗不明的未来？【译者时评】是由译者成员根据平时了解的信息，在新闻发生的第一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版权采用cc3.0协议，欢迎注明来源转发。 【配图：由美国驻华大使馆发布。】 当陈光诚与坎贝尔两手紧握，走出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时候，这张照片本应定格为一出外交大戏的光明结尾——危机被成功化解，三方皆赢。中方可以用陈”自行走出”挽回面子，再动用国营媒体高分贝谴责美国表达”内政不容干涉”的严肃立场；美方则维护了”美国价值观”以及救人于危难之中的道义形象；陈光诚也按照他在进入美领馆时候一再陈述的愿望”与家人团聚，留在中国”。 熟悉美国影片的观众简直可以从中看出好莱坞的影子。不过，这场”外交大戏”居然没有按照导演的意思完美收场，而是加演了朝阳医院病床上的一幕。这一场可谓让中美两国都措手不及，现在，美国国会要求对陈光诚进入美领馆及与中国谈判的过程进行调查，且不论调查结果如何，就现已披露的信息来看，美方在处理过程中存在明显失误，比如协议没有文字记录，这些失误无疑是奥巴马政府”送”给正在进行的总统大选的竞争对手的把柄。而中方则出乎意料地发表声明，表示陈光诚可以”依法通过正常途径到有关部门办理出国手续”。这一声明固然是积极的表态，不过也拒绝了这位山东男人出于保护家人的本能在病床上提出的愿望——”乘坐希拉里的专机尽快离开中国”。 这句剧本中本来没有的台词，让台面上的两个大国尴尬不已。美国，这个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在上演 飞车接陈光诚进入美领馆 之后，本来可以活生生地展现”美国价值观”，但接下来的现实正如《经济学人》中的评论（ 原文 ）所言：美国最好的外交官们是否让一位勇士失望了？如果他们被中方人员所愚弄，或太急于接受中方的保证，那他们就是傻瓜；如果他们在计算了汇率、关税、贸易、就业、国际外交等等好处之后想快点搞出一个协议，而牺牲了一位盲人的权益，那他们就是帮凶。现在希拉里的专机已经离开中国，可以确定的是，里面没有陈光诚的一家。这大概最能体现官方说法——”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取得积极成果。”不过，回到美国之后，奥巴马政府一再宣称的”巧外交”不免要被讥笑为”弄巧成拙”的”拙外交”了。 如果说美国的失误主要还是在操作层面，那么，是什么让一个历经磨难的勇士在病床上再也难掩恐惧？这其中揭示的是中国的”维稳”体制的血腥和野蛮，这种体制被一个盲人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展现在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雇佣秘密警察、以黑社会手段践踏法律、罔顾人权的”家丑”被外扬，变成了让中共颜面尽失的”国丑”。这个口口声声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兴大国被扯下了遮羞布，在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这样的基层，一个县政法委的书记可以雇佣数百人，在几千万”维稳经费”的支持下长期迫害一位 并未受到任何指控的盲人。同时，这种”维稳”体制现在面临的困境也一览无余，利用极高的成本，牺牲公义和程序，凭借完全不受约束的暴力，以利益和恐吓来维持表面的”和谐”。并且，这种维持也远远不是无懈可击的，层层包围的严防死守也看不住一个盲人，最后只会带来更大问题，激化矛盾，还会演变为更多层次的冲突，这就是早就被学者和社会观察家提出的”越维越不稳”的困境。 现在，这个”维稳网络”已经随着陈光诚的转移笼罩到了北京市朝阳医院，就在此时此刻，那儿正在变成第二个东师古，被便衣包围、被搜查证件的外媒记者，现在不仅是新闻的旁观者、记录者，也是”正在体验”维稳体制的亲历者。而陈光诚这个已经获得了中美两国政府协议保障的”自由公民”还不能会见任何他的朋友、不能接受记者的采访、甚至他的名字也在微博上被屏蔽，这依据的哪一条法律？这又是什么样的自由？ 按照”维稳”的思路走下去，现在，可以把朝阳医院周围的道路也一一标记，分配更多的便衣和警察，然后分成小组，以网格化的方式看住每一个路人，以防他们突然拿出一张”支持光诚”的A4纸来；还有美国驻华使馆，从此，那儿也必须升格为重点维稳区域，骆家辉的出行更是要享受最高级别的”维稳”待遇，他所见到的人、停留的地方都得层层防范，才能避免更多以”非正常”方式出现的外交危机。或者，还有一个选择是，至少在陈光诚个案上，维稳思路必须破局。如果后者成真的话，那么这可能也是一群人数不多的松散的”救援网络”第一次改变”维稳-维权”的游戏规则。 上面提到的这个”救援网络”主要活跃在中文推特社区，这是一个被严密监控但仍然保持了活力和行动力的社区。是他们持续不懈的努力和几名甘愿以自己的自由换取他人自由的行动者，冒着巨大的风险，才完成了陈光诚飞跃东师古这一”惊险动作片”，并在他走出美领馆后，再利用 一条一条的推把他的真实心愿传递出 来，经过国际媒体的接力，突破了单向的政府信息的传播模式。 不过，这种”无组织的组织”模式也远非尽善尽美。从已经披露的信息来看，陈光诚在十天之内经历的种种惊险情节，背后并没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方案或策略，也没有方案A失败后的方案B，很多关键性的决策只能留给陈光诚及其家人，在经历了肉体和精神的高度紧张之后，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凭感觉做出。这对陈光诚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陈光诚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中国过去对异议者的处理手法 不适用于他。首先，他不是如魏京生、方励之和刘晓波这样的政治犯，也不是如赖昌星这样的经济犯，甚至他也不象艾未未那样是所谓的”偷漏税”嫌犯，处于”取保候审”期。在法律上，他是一个完全合法的自由的中国公民。在陈光诚自己的叙述中，当他被软禁的时候，当地的”维稳人员”用尽各种方式，比如安装探照灯、没收手机卡、以及以暴力手段骚扰他和他的家人，就是希望他发怒，一旦他采取冲动过激的行为，就会被安上罪名、再次投入监狱。因此，也可以说，他目前的”自由人”身份是他以长达七年的忍耐和理智才保住的。那么，是否 如他的导师和朋友孔杰荣教授所言 ：有可能存在这样的空间，让陈光诚在一定范围内能继续推动乃至迫使中国政府遵守它自己同意的外交协议、遵守它自己制定的法律？对一名活动家来说，他是否能抓住这样的机会，让中国政府不得不接纳他的存在，无法 彻底消除他的社会影响力？只有这样，他的这种”自由公民”的身份才能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让他不仅可以在中国境内迁徙、居住、学习和工作，也可以让他如愿地出境和入境。否则，他只能和不少之前的”异议者”一样，放弃中国公民身份，自我流放。 其次，在他的案例上，中国政府第一次与美国外交官就某个中国公民的意愿如何达成进行谈判，之后又迅速地作出了声明，表明他的”合法公民”的身份，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一点上来看，陈光诚事件没有以希拉里的离开而告终，也未必会以他迅速出国而告终，他的未来之路尚有更多可期。 同时，任何一个对中国的法制现状有所了解的人，包括孔杰荣教授在内，都知道，要利用这种脆弱的史无前例的以外交手段达成的承诺在中国”走钢丝”，从事社会活动是一件多么困难、多么危险的事。此时，”陈光诚事件”又已经是一起涉外事件，今年还是美国的大选年，中国也将迎来十年一度的领导人更替的”多事之秋”，即使他能如愿到达美国，也不一定就能安静地生活，他的话会被当做政治对手之间相互攻击的工具，这是他无法改变的大背景。这也就意味着，暴露在世界媒体的聚光灯下的陈光诚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如果他为了避免身处这种困境而拒绝采访，或者是在中国就被强制消音的话，那么他的处境在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在获得了这么多外界的帮助下，也不比在东师古好多少。与那时相比，可能希望还更渺茫了一些。陈光诚选择的是一条困难无比的道路，是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路，这位依靠良知的指引一路颠簸来到北京朝阳医院的盲人，能否再次以他内心的光明照亮晦暗不明的未来？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和” 陈光诚事件 “相关的更多译文  本文版权属于©译者，且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核心提示：中国指望把缅甸当作一个堡垒来阻挡它所认为的美国包围中国的企图。随着缅甸着手放宽政治，美国恢复与其接触，这种依赖就有可能受到威胁。 原文： Analysis: Myanmar sanctions lifting a boon and a test for China firms 发表：2012年4月25日 作者：Ben Blanchard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路透北京电）西方解除对缅甸几十年来的广泛制裁，对中国这个缅甸多年来的主要投资者和贸易伙伴来说，这可以说既是好事也是考验，为早就在那里立足的中国公司既带来风险也带来机遇。 随着缅甸这个过去遭排斥的国家着手里程碑式的民主改革和寻求与世界接触，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在最近几周纷纷采取行动放松或者取消对该国的制裁。 由于制裁阻碍了西方的许多投资，中国成为缅甸最大的盟友，投资于其基础设施、水坝和油气双管线项目，来帮助满足中国南方不断增加的能源需求。 然而，随着欧盟、美国和日本的公司全都迫不及待地想加入进来，长期在缅甸而且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的中国公司可能要被震动了。 在缅甸有业务的一家中国矿业公司经理魏吉健（音）说：”以云南为总部，与缅甸有很长的边界线，不用担心制裁，过去这些对中国公司来说太有利了。” 他在云南省会昆明接受本社记者采访时说：”可是如今，英美公司跃跃欲试，它们一旦大规模进入，就会给中国公司造成困难。” “因此，中国公司应当现在就进入，争夺先行者优势。” 放松和取消制裁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中国媒体的焦虑，尤其是西南省份云南的刊物，以及中国的行业刊物，特别是能源刊物。 中国的能源业有更多理由感到不安。 去年，缅甸新当选的民选总统吴登盛暂停了缅甸北部的密松大坝项目，大坝由中国公司出资和承建，耗资36亿美元，数周以来民众一直在批评这个项目。 不过，尽管沿线的一些居民不高兴，而且与靠近中国边境的少数民族叛乱者有冲突，但一个更重要的项目——耗巨资修建的穿过缅甸通往中国的油气双管线项目——看起来未受影响。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PetroChina）的母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CNPC）负责这项工程。中国3大石油公司——CNPC、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都在缅甸有业务。 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办的期刊《能源》最近在其网站上的一篇博客中说，缅甸的民主化将对能源合作构成巨大威胁，并指出缅甸正渐渐远离中国。 杂志说，在缅甸的一些高层领导人看来，缅甸过分依赖中国，从生活必需品到战略资源都要依赖中国，这不利于缅甸的国际形象以及政治和经济安全。 杂志说：”解决这个问题的合适方式就是缅甸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向其他大国靠拢。” 更加透明的环境 中国指望将缅甸当作一个堡垒，来阻挡它所认为的美国包围中国的企图。随着缅甸着手政治自由化，美国恢复与其接触，这种依赖就有可能受到威胁。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2010/11财政年度（4月至3月）对缅甸协议投资额140多亿美元，协议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由一年前的仅3亿美元激增至200亿美元。 在支持民主的诺贝尔奖得主昂山素季及其党派的40多名成员在4月1日的议会补选中获胜后，中国政府呼吁全面取消对缅甸的制裁。 不过，中国对其在缅甸的势力有可能受到影响，尤其是受到美国与缅甸重新接触的影响表示担心。中国副外长崔天凯25日说，希望美国和缅甸改善关系不是为了排斥中国。 中国的管理者也希望缅甸的改革能减少腐败和官僚主义，带来更好、更公正的监管环境。 中国石油公司的一名管理者对本社记者说：”中国多年来垄断这个市场，但这其实未必是好事。在那里的一些投资最后证明是糟糕的赌注。”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者说：”如果我们现在有一个更透明的环境，那么中国的公司就必须对潜在的机会做出更加客观的判断。” 仍有许多问题 不是所有中国人都对这个东南亚最穷国家的前途感到乐观，不管有没有制裁。 官方的《云南信息日报》本月报道了一家云南公司的遭遇。这家公司向缅甸的一个未指明的新项目投资数百万美元，可是该项目被一座城市的市长取消了，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矛盾。 报纸说，这类事情绝对增加了中国公司的风险。或许民族和解正在实现，可是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依然突出。 虽然一些中国公司担心来自西方公司的竞争，但实际上在近期更快采取行动的可能是日本和韩国公司。 早就有日本公司在缅甸开展业务，自有改革思想的政府上台后，日本公司更有兴趣了，尤其对计划建设的工业园感兴趣。 日本将帮助规划迪拉瓦特别经济区的蓝图，这可能有助于日本公司超过对手赢得该地区的基础设施项目。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东北亚地区负责人斯特凡妮·克莱内－阿尔布兰说：”日本又开始提供援助，包括恢复贷款和豁免债务，还派遣许多商业代表团对深化投资关系进行考察。” 她说：”地区层面的竞争很可能加剧，日本——很可能还有韩国的投资将比西方的投资来得更快一些。” （ Chen Aizhu与Sabrina Mao对报道亦有贡献。编辑 Robert Birsel ）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