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王龙:寂寞高华——独立学者的人格榜样

是一个在世人看来属于高风险、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辈子躺在抽屉里面,藏之名山,即使发表了,不仅于职称晋身无补,还会带来无穷麻烦——后来证明果然如此。”然而诚如许先生所说,鱼骨在喉,不吐不快;良知在心,犹如神之召唤,他一生著书不为稻粱而谋,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视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为了实践内心的学术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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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北京话题: 网友与韩寒商榷民主与国民素质的关系问题

但草根韩寒却不应该是这样的,人们不禁要问了,这还是那个曾经说出“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叫逻辑,一种叫中国逻辑”;“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加瓦”;以及“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等一系列名言的韩寒吗?这是怎么了?难道hold不住了吗?对此,也有网友认为,国民素质低绝对不能成为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借口,要知道,国民素质低正是专制独裁的产物,也正是专制独裁统治者最希望看到的,并且还希望这种状态能够一直维持下去,彼此相安无事,并美其名曰为“和谐”。(网友棵子) 与此同时,韩寒还认为,现在中国人的不满,都是关于个人利益,而不是普遍的自由或正义问题;“最关键的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了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寒的这个说法无疑是错误的,究其原因,他大大低估了民众的素质,从大连到乌坎,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民众早已经证明了他们有着良好的自我组织能力与素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作者张铁志的文章说,不论是独立参选,还是民众抗争,这其实就构成了公民社会,民众的素质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提高的,并且可以不断给执政者施加压力。 文章强调说,在一个全能主义社会之下,广大民众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者说权利,逐渐壮大公民社会,而不要去自我预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无论如何,韩寒应该知道,并不是他写一篇文章《要自由》,自由就会自己降临,如果你自己首先缴械了,那么执政者是不会把任何东西白白送给你的。 此外,韩寒又说,“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以及推翻某某,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之所以这么说,韩寒的理由是,他从选举依赖金钱,而共产党拥有大量资金,于是便得出了共产党必然获胜,因此普选并不是中国所需要的奇怪结论。对此,有网友反驳说,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当一个社会的大多数财富被集中到少数人、或少数家族手中的时候,革命差不多就要发生了。 作者赵进斌的文章说,欧洲的天鹅绒、中东的茉莉花,包括卡扎菲被乱枪击毙等等,究其根源,不也都是因为这个吗?事实上,民主的内涵其实再简单不过,我的理解就是你想当总统也好、首相也罢,想连任主席也好、总书记也罢,必须得问问这个国家大多数选民手中的选票,而民众人人手中握有的那张选票,掂量掂量究竟投给谁好,这就是民主。这也是对如何实行和实现民主路径最好的诠释,那些鼓吹什么想要民主就得“走十万八千里,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才能取得“真经”的花言巧语说辞,八成不怀好意。 另一方面,民主就是你在竞选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前,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家庭财产公之于众,而不是像某些社团那样,已经执政60多年了,还是借口什么“条件不成熟”,而“一直还在研究”;也不是自己一方面在国内喋喋不休地大念爱国经、三公消费永无止境;另一方面却让自己的老婆孩子拿外国绿卡远走海外。再者,民主就是在你当选之后,必须要兑现你当初竞选时所承诺的东西,不能拿自己当人民代表几十年以后,当初说得天花乱坠的那些东西,至今却还在让广大民众翘首以待,望眼欲穿。如果再不兑现的话,民众早晚有一天要用选票把你们轰下台去。 此外,韩寒认为民众素质低是民主无法实现的原因,这个观点也不新鲜,但却是一个偏见,去年英年早逝的著名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对此曾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并早已批驳了这种偏见。中选网上作者洪振快的博客文章说,按照通常的理解,农民的素质不如城市居民,但蔡定剑先生去了很多地方,搞了很多调查,结果却显示,就对民主的热情——选举的积极性、主动性而言,中国的现状是农村高于城市,农民高于城市居民。就世界历史经验而言,蔡定剑先生举例说,当年逃往北美的那些清教徒,还有流放到澳大利亚的那些罪犯,他们的素质未必就很好,他们都能搞出很好的民主,这就说明民主跟民众素质实际上没有太大关系。 英国在17世纪、美国在18世纪就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若论民众素质,似乎没有证据和理由说已进入21世纪的现代中国仍然差于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美国。按照某些人的设想,民主与素质正相关——似乎经济发达、生活水平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民主意识更强、更看重民主权利。然而,中国的现实则恰恰与之相反。蔡定剑先生观察到的现象却是,许多农村基层民主的开创者和发源地,不少都是在经济不很发达,问题比较多的“问题村”、“后进”村里搞起来的。 这些地方由于经济不发达,乡村干部腐败,农民负担重,村里问题多,上级党委、政府对村里领导班子难以指定安排,这才想到放手让村民选举,自己解决问题。但这一放手,没想到反而放出了真正的民主,人们发现这些所谓“落后”的农民,原来他们并不愚昧落后,并不缺乏民主素质,而是人为地禁锢了他们的民主诉求,束缚了他们的民主权利。韩寒认为中国民众,尤其是偏远地区的普通民众,“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民众只要拿到钱就满意了。这与蔡定剑先生的调查相反,很显然,韩寒受了偏见的影响,对问题缺少研究,其观点与事实不符。 洪振快的文章最后强调说,韩寒无疑是天分很高的人,但正如有人所说,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易中天先生认为这很无聊,反问“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这种反问不无道理。但无论是韩寒,还是易中天先生,恐怕都不会认为自己在民主问题上比蔡定剑先生更有发言权吧。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对于韩寒,我向来主张实事求是,尊重、期许加宽容,杜绝棒杀也反对捧杀!现在更是希望其远离“中国逻辑”,靠近逻辑,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而逐步增加一点沉稳厚重 (网友缪一轮)。这位韩老兄,有一个目的算是达到了:引起大家对自由民主等的关注,但是,如果大家以前不关注的话,他说得再多也没人理他,可见,本来大家就是关注的。有人说他应该读读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这位老兄读没读我不知道,但肯定没读懂,不能再拿他年纪还小当借口了,在他这把年岁, 人家托克维尔连书都写出来了。(网友国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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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方绍伟:“新启蒙运动”可能吗?

  这篇文章只谈一个问题:“人性普遍相同论”是错的,中国人与西方人非常不一样,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只有与西方不一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传统启蒙运动的惨败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没有真正地认识自己的行为文化,中国民主的困境也同这个没有得到很好认识的行为文化有关。我在美国社会生活了近20年,我从经验里确证了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行为差别,同样重要的是,“文化心理学”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差别(如《思维的地理学》;关于秦晖的“反文化决定论”我将另文专述,可先参见我写的“秦晖的’文化无高下’错在哪?”一文)。从行为规则方面认识自己是中国“新启蒙运动”的起点,但是,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可能吗?   1,问题的由来   友人王先生读了我写的“ 刘瑜的要民主与韩寒的不革命 ”以及“ 韩寒说的正是阁下的那点事情 ”两篇文章后,对我的看法发表了评论,大意是:   “当下关于革命议题,老方说的是个理,逻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难道大家认可了老方说话就完了吗?绝对不是。但大家一说就要被老方的逻辑给套上,要么是’愿望代替现实’,要么是’规范冲动’,要么是’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描述’,总之老方把你牢牢套住,让你无路可走。问题出在哪里?我觉得还是老方的方法论超越了中国现阶段发展的需要。   实证主义取代理性的启蒙主义、唯物主义是在18世纪末。当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进行后,人们发现已往带有革命性的理性启蒙主义、唯物主义已经不再需要,人们需要关心的是业已确立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改造与进步而不是革命,而实证主义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种需要。中国社会当下正如18世纪西方社会资本主义革命前那样,需要来一场革命来解决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此时人们更需要的是高扬理性主义旗帜的启蒙主义、唯物主义等传统形而上学基础上的,带有革命性质的哲学,而不是老方的’冷酷实证’”。   王先生的意思很简单:“冷酷实证”对需要来一场革命的中国来说只是个不合时宜的好东西。我在简单回复王先生时说:“我已经多次批评了中国的启蒙,这不是个阶段问题,我坚信中国的独特性。我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看不起韩寒”。   为什么说“没想到有这么多人看不起韩寒”?没文凭、不读书、不专业之类的话就不提了(还是可以提一下,现代经济学把文凭看成了评定者为减少信息费用而接受的、从被评定者那里发出的“资格信号”,我在一个“无能信号理论”里则提出:文凭实际上已经堕落成学历泛滥时代大家都知道的“假资格信号”,更加重要的是,文凭还变成了缺乏判断能力的评定者自我暴露的“无能信号”—批评者拿文凭说事正好表明批评者自己无能认识真货),但亚张良先生却说:方生站在彼岸为国内读者搭横介绍中西方文化的诸多穿插点和实证运用,但完全不必利用韩奶声这种廉价佐料,烹饪自己的一些较为深刻的研究见解。方生莫要廉价到搭乘韩奶声的酸菜赛车,贱卖自有的文化收获;莫要搭乘海痞儒犬赛车,糟践恶心自有品牌。   这些话是对韩寒的严重贬低,似乎是亚先生在发出自己的“无能信号”,它反映的是一个大问题: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还停留在一个极其肤浅的阶段。在“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韩寒也许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理论认同”和“理论直觉”。在我看来,在“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韩寒的“理论认同”和“理论直觉”水平,要比认为2020年中国将实现民主的刘瑜高得多,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中国学术界的水平之低,甚至都已经到了对现实的理解力完全不如一个韩寒的地步,这完全是因为中国学术界仅仅满足和沉溺于“要民主”、“要革命”的“规范冲动”的结果,这同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的天真是一个道理(幸亏美国学术界主流里还有“非主流”)。所以,对批评韩寒没理论的人我们可以说:有自己的理论在这里反而是一种累赘和负担,这一点对依然在“苏式政治经济理论”中挣扎的中国主流学界来说就更加明显,有理论(或左或右)还不如没理论。   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次大辩论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谈“立场”而极少有人在谈“认识”,连力挺韩寒的易中天也莫能避免“立场”和“态度”,李承鹏更是不着边际地把“行为规则”问题错误地引向“文化素质”的讨论。这是为什么?当“规范冲动”主导一切的时候,“韩奶声”的正确认识就被当成了“廉价佐料”;我再三强调韩寒认识的重要性,就被当成了“廉价到搭乘韩奶声的酸菜赛车”,就是在让“海痞儒犬糟践恶心自有品牌”。可是,早在2010年10月25日的“李敖、韩寒与文化糟粕六特点”一文里,我就批评了李敖对韩寒的类似轻蔑。韩寒不是李敖的“臭鸡蛋”,更不是亚张良的“海痞儒犬”。   2,“人性普遍相同论”的困境:“情感反应差别论”与“中国人的七难”   亚先生的逻辑很简单:中国人和美国人都是一样的人,人类的历史必然同一地朝着民主发展。亚先生进一步总结说:“老套革命须理性告别,但更新革命会不请自来”。   “须”没有问题,问题是“能”吗?为什么民主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可一到中国就几乎变成了“顺我者亡、逆我者昌”?如果抛开无须讨论的“价值取向”问题,亚先生其实是在对中国民主作一个像刘瑜那样的乐观预测,而我则是在作一个悲观预测。亚先生乐观的理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悲观的理由则是“南橘北枳、身不由己”。   简单地说,我们对中国人的德性有不同的认识。具体点说,亚先生认为“书面和行为的反差”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单一权威信仰”也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我则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存在,“人性普遍相同论”是“食洋不化”,“中国特色”就是指中国人在特定社会行为上的情感反应程度和速度的不同(“情感反应差别论”)。   情感反应的差别,表现为中国人特别倾向于“用书面去掩饰行为”,其“单一权威信仰”也特别特别倾向于“个人组织信仰”而不是“制度规则信仰”。更加重要的是,这种东西方差别不是西方民主革命之后才出现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可以改变、但改变速度极慢的文化差别,是一种“契约文化”与“亲情文化”的差别。   中国人的“亲情文化”可以推导出在行为规则方面所谓的“中国人的七难”:一是没有“关系”的人信任合作难(“关系文化”),二是有“关系”的人遵从外在规则难(“犯规文化”),三是“圈外人”施用“圈内人”的道德难(“小圈子文化”),四是实惠至上的“小忠”使 “大忠”的保全难(“投机文化”),五是“现实文化”没有“书面文化”的掩饰难(“面子文化”),六是社会要有所作为离开“人格化的单一权威”的强力难(“集权文化”),七是制度的正常运行没有“人格化的单一权威”的保证难(“单一权威情结”)。   关键的分歧就在于:亚先生认为人类的普遍性会压倒国民性,我则认为人类的普遍性是通过差别微妙的国民性体现出来的,这种微妙差别是“情感反应程度和速度的不同”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行为规则的稳定预期。这里,“情感反应程度和速度”是理解问题的关键,这是“同样是人”结果却完全不同的根本所在。   这种分歧导致了我们对中国民主化困境的不同看法,亚先生认为:“但凡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选网撰稿人或读者,个个清清楚楚,即兑现至高无上当然高于一党利益的共和国宪法,开放两禁。这一点,根本不是需不需要神话或深化改革的问题和难点。是屁股利益,一党利益决定做不做”。简单地说,民主难是因为“党不可能缴枪”,问题出在既得利益,别的全是废话。   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认为,说“民主难因为党不缴枪”本身就是废话。所以,我们的分歧变成:亚先生认为“逼党缴枪”有可能实现,我则认为“逼党缴枪”不可能,但“被党缴枪”到是有可能,而且是一种“国民性”的可能。   所以,亚先生主张“死磕”。我则认为:我们说的就是中国人不会“死磕”,说的就是“那些说要死磕的中国人”自己不会去“死磕”,说的就是“那些说要死磕的中国人”在“死磕”之后马上又会进入“被死磕”的循环。   亚先生不顾这一切地欢呼:“乌坎村的万名选民已然用行动挣出了民主民选的中国’黎明’。毅然用军团级别的群体行动,实现了方生到迄今28日竟还在继续质疑的嘲弄口吻–‘你敢从今天开始就对现实中每件涉及自己自由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小事较真吗?’”   亚先生把我这句包含了肯定乌坎维权及韩寒争取创作自由的话,割裂了上下文而倒过来批评我。不厚道,但这还不重要,要害之处是:被“军团级别”的胜利弄昏了头脑的亚先生,忘记了我提醒的要不是有“十八大入常”事情未必能“如此逆转”,忘记了我提醒的“高层革命”与“基层革命”的区别,忘记了我提醒的“基层革命”只是“权利规则革命”而不是“行为规则革命”,忘记了我提醒的“乌坎事件”不可能改变“选第二把手”的制度。   不少人还把中国的“乡村民主”看成是联产承包制之后经济对政治的推动。不对,事实完全相反,“乡村民主”完全是因为政府为了在广阔分散的农村节约治理费用的手段。道理很简单,控制的艺术是“控要害,卸包袱”的艺术,控制最大化不是控制一切。现在我还要另外提醒亚先生,“基层革命”胜利后,即便星火会马上燎原,燎原的星火也会像乌坎村那样迅速“犬儒化”。乌坎村在事情过后还在呼吁境外媒体不要太快离开,你说他们怕什么吧?   3,“演化博弈均衡”   这就是我所说的“争利”与“夺权”的区别,这就是我所说的“演化博弈均衡”的回归力量。杨晓刚先生说“犬儒是犬,不是儒”。我的看法正好相反,犬儒就是儒,是犬一样的儒,是观念象儒、行为象犬的儒,是意识象儒、潜意识象犬的儒。因为“演化博弈均衡”是行为规则的搏斗,显规则可以在局部获得暂时胜利,但在潜规则的海洋里,多次重复博弈之后,潜规则必然最后胜出,波涛汹涌之后必然是一片风平浪静,《合作的演进》一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当国洪新先生说“会车开大灯不是谁’先出恶招’的问题,这是个博弈问题”时,他似乎不知道“先出恶招”正是《合作的演进》一书所分析的囚徒困境的“动态博弈”。“动态博弈”正是有不同行为规则的人群相互入侵的互动分析,“逆淘汰”和“路径依赖”就是这个分析的著名结论,连《自私的基因》一书的修订版也被这个逻辑所吸引。国洪新先生还提出:“宋高宗自愿禅让,将皇位交给太祖系的孝宗;宋孝宗又自愿禅让,交给光宗。光宗朝时,太上皇有两位。看见没有?我族并非一向如此”。不对,孝宗想禅让时高宗仍在,所以禅让没有发生,高宗去逝后孝宗才让光宗接位。但这不是要点,要点是宋家的“肥水没有流入外人田”,所以这个太上皇并不是传说中禅让性质的事,而且,中国历史上几百个皇帝里出几个看破红尘的也不奇怪,太上皇成为惯例才能说明“我族并非一向如此”,何况高宗和孝宗是为南宋开朝操碎了心之后才起的倦意。   “演化博弈”要阐明的是:惯性是可怕的,行为规则成为惯性之后就是更加可怕的,情不自禁和身不由己说的就是意识对本能的服从,而潜规则正是通过长期的“演化博弈”而成为本能反应的。所以,亚先生所说的“革命大道理”谁都能懂,可他不懂的恰恰是“演化博弈”的“文化大道理”。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囚徒困境”,这是一个动态的“囚徒困境”,“你敢从今天开始就对现实中每件涉及自己自由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小事较真吗”并不是我的随便一问。中国人的问题是,在没被逼到份上时谁都会“就地犬儒”,并且会用“书面之儒”去粉饰“现实之犬”。这就是“国民性”的差别,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有“实利主义者”美名的原因。   我曾经为一件不起眼的“撞车事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逼我让路,我撞死你!”,文章讲的就是“招招相逼的演化博弈”的逻辑。我在“人们为什么会选择和容忍坏制度?”一文里也讲了相关的道理,并讨论了“中国人不是怕死,是怕不活”的观点。   中国人文化上的困境还被制度上的困境所进一步强化。在“党权最大化”的逻辑下,政府当然不是吃干饭的,而公众的不合作也不是自动的,它面临着对集体行动进行协调的大难题。垄断了暴力的政府在强制个人守法上有效率方面的优势,而公众要强制政府守法,进行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双重协调费用实在太高,在政府根本不允许“结社自由”的情况下就更是这样。公众在组织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相机行事,随时选择定新法或不守法;公众在包括目标和方法的偏好协调方面的困难,导致政府可以随机应变,随时拉拢和分化公众中不同的利益群体,为自己定新法或不守法进行补救和辩护。   人性的弱点是:他伤总比自伤更加疼痛,参与总比排斥更引顺从。政府把异己力量“体制化”、“内部化”(吸纳招安)就经常会有意外的效果。政府对官权主要采用了事后控制的“消防灭火制”,却对民权主要采用了事前控制的“警察巡逻制”。无论如何,这个组织协调和偏好协调的“双重协调费用问题”正是公众对付政府的难点,是不能对已经被“文化本能”套住的公众的“非犬儒化”抱太大希望的原因。   我对中国民主化悲观的原因是三重的:中国政治精英没有“民主能力”,中国普通大众则没有“维权能力”,中国的“新党国体制”维稳力又不同于传统的家族体制及终身体制。旧的启蒙运动强调维权夺权,可中国的“行为规则文化”(“中国人的七大难”)使老百姓连维利都难。是“行为规则文化”在背后制约着中国人的“民主能力”和“维权能力”,“行为规则文化”使中国人的“民主激愤”时时刻刻地“就地犬儒化”。   “行为规则文化”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稳定预期,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都被死死锁定。这个“演化博弈”不是静态分析,更不是拿历史去固定未来,“演化博弈”是你一出家门就可以在中国人的“交通文化”里检验的超动态分析,“演化博弈均衡”说的就是你不可能偏离“均衡点”而行动,“演化博弈均衡”说的就是你一时偏离了“均衡点”之后也会回归。“就地犬儒化”就这么可悲。寄希望于政治精英按民主规范“突变”,就同寄希望于普通百姓摆脱“小圈子道德”一样难。“逆淘汰”和“路径依赖”就是魔鬼。理解民主规范的政治精英不仅知道自己的利益,也知道硬去偏离“均衡点”未必会有确定的社会结果。进而,政治精英因此把排斥“反均衡行为”(如“维稳”)作为一种政治信念。如此,摆脱这种“政治囚徒困境”的希望就连寄托在“偶然事件”上也都显得有点太乐观。   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革命、民主、自由”,现在的问题是在批评“不革命、缓民主、争自由”时暴露出来的对中国行为文化的无知,是韩寒踩着了对自己的行为文化缺乏认识的人的尾巴。   4,“新启蒙运动”就是一场“新规则运动”   回到王先生的“理性与启蒙”问题。很清楚,我反对的不是王先生所强调的理性启蒙,我反对的是对中国文化缺乏透彻理解的理性启蒙。如果一个人的意识虔诚地接受理性启蒙,而他的潜意识却本能地抵制理性启蒙,这样的启蒙运动才是真正的“廉价酸菜赛车”。王先生谈历史阶段,认为理性启蒙应该先于冷酷实证,我则认为,“理性启蒙先于冷酷实证”正是龚自珍之后的近代启蒙与“五四运动”的现代启蒙的惨败之处。中国的问题根本不是没有启蒙或启蒙不足,中国的问题也不是被启蒙者不能接受启蒙,中国的问题是连启蒙者自己都不可能实践自己的启蒙。仔细想想,有哪一次“大声呼吁”不是自欺欺人?   冷酷实证就是中国人要先认识清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德性。我们已经急了一百多年了,急什么急?急有用吗?中国人缺的从来不是“民主权利”,中国人缺的是“民主能力”;中国人缺的从来不是“革命能力”,中国人缺的是“革新能力”。“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从来都是我们中国人的拿手好戏,政治精英和普通大众都莫能例外。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说的就是热豆腐可以吃,革命也可以搞,但你肯定会被烫着。所以谁也不是在拿这句话去反对革命,这句话说的恰恰是:革命该来时谁也拦不住,害怕和反对都没用,但革命的本质和质量谁也保证不了。这里只有认识问题,根本就不存在立场问题,至少立场问题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总之,从“演化博弈”看行为规则是个新的视角,从行为规则看中国文化更是个新的视角,旧的启蒙运动有很多课要补,韩寒说不了那么多,但他开了个好头。仅从逻辑上讲,中国的“新启蒙运动”可以从“认识你自己的行为规则”开始,政治行为上从“涉及自己自由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小事”开始,社会行为上从“先出善招”开始。但是这个逻辑有“反贪官不反皇帝”之嫌,更不符合追求“书面自由”的那些“网上激愤、现实犬儒”的批评者,这就是这个“新启蒙运动”刚刚从韩寒的“要自由”开始就几乎已经被激进之火浇灭的全部原因。更加不幸的是,我们还不能确定等待韩寒“在妥协中要自由”的又会是什么。   网上激愤当然可以,但问题是大家都是现实犬儒的网上激愤,结果十个批评韩寒的人中,有十一个要么自欺欺人,要么不知所云,要么两者兼有之。难道坐牢也算犬儒吗?如果坐牢和殖民与改变行为规则无关,那么11年跟300年一样毫无意义。难道一个马上要实质结果的民族还来得及谈改变规则文化吗?可那个实质结果恰恰就是一种规则程序。   政治行为上从“涉及自己自由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小事”开始,社会行为上从“先出善招”开始,这不已经是一种价值主张了吗?从规范冲动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但从冷酷实证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在说:你如果要那个,你就不得不做这个。“新启蒙运动”就是一场“新规则运动”。“善为先”当然也会被“恶为先”所剥削和利用,但“善为先的一报还一报”还是比“恶为先的一报还一报”更加积极。与外部性极强的“环保运动”一样,每个人的行为对最终结果的影响令人沮丧,但最终结果的到来却不得不要求“从我做起”,解开这个死套没有别的办法。 (方绍伟:“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专栏作家;作者文集: http://blog.sina.com.cn/fangshaow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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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寒冰 | 风云变幻的2011(年度总结)

风云变幻的2011(年度总结)           时寒冰      (一)名人     这一年,芙蓉姐姐从大S变成小S,成功转型,成为青年励志的榜样。她那经典的S动作,和镰刀、斧头一起,永远耸立在共和国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芙蓉姐姐告诉我们,人是可以改变的。     “金子在哪里都会闪闪发光”。这一年,国内风云人物凤姐到了美国,国内人才的流失已经到了何等惨烈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我一直认为,凤姐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她的超级自信,在我们这个见惯低劣作秀、表演的国度显得是那么的卓尔不群。如果有选举权,我会把票投给凤姐而不是那些恶心的政客。如果让凤姐带队和日本人谈钓鱼岛问题,我相信,在凤姐发言没有结束之前,日本代表就已承诺远离钓鱼岛并集体剖腹自杀。     凤姐的自信将在国际上彻底清除中国外交的阳痿形象,多个国家的元首将被凤姐的超级自信倾倒并因极度的自惭形秽而咬舌自尽。同样,中国的南海问题将迎刃而解。凤姐绝不会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卖国原则,而会质问越南这样的国家:“暂且不谈你们侵占我岛屿的问题,给我一个你们继续活在世上的理由先?再不滚开我组织全国城管和地产商把你们首都拆了!”相关岛屿一夜之间没有了人烟,有的人甚至来不及穿裤子就逃之夭夭。     中国太需要这种伟大的自信。     当然,需要对凤姐进行一些基础的包装。比如:当谈及自己博览群书,阅尽世界名著之后,就别再说“例如《故事会》”之类的。     这一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郭美美。我对她的评价是:她是中国十年来最有资格载入史册的人。她潜伏到丐帮总部红花会,忍辱负重,挖出大量不为人知的信息,揭开掩盖最深的遮羞布。丐帮之富,红花会之奢华,纤毫毕现。如果没有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焉能做到这一点?     国人对郭美美的辱骂是不妥的。扪心自问,我们难道只能用这种冷漠的方式对待民族英雄吗?     别让英雄流血再流泪!     这一年,红楼的总设计师、石油垄断巨头的克星、享誉海内外、深受贪官污吏爱戴、深受人民牵挂、具有崇高威望、在加拿大进行考察学习12年的赖昌星同志终于凯旋,回到了祖国的怀抱。1999年,赖昌星老师自费到加拿大考察,闻听12年,股市几乎没动,而油价已经上涨了近四倍,难过地对迎接他的领导干部说:“中国的股民受苦了……油价涨成这个样子,我在异国他乡睡不着啊!”     个人认为,赖老师对中国有四大贡献:一是平抑了油价,为抑制通货膨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是确保了中国的石油安全。赖昌星老师历尽千辛万苦,从全球各地买便宜的原油供应国内,据说其原油供应量占到了中国的四分之一多。三是做了大量的公益事业。四是从红楼开始,把文化当成一种产业来做,这种超前的创新意识,直到今天才被高度重视。     这一年,是贪官污吏争相斗妍的一年。有“中国高铁总设计师”之称的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被停职审查后,其在美国占地面积近2793平方的豪宅,近日被媒体曝光,而这个房子是张曙光在2002年时任铁道部客车处处长时买的。     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张曙光的豪宅问题还不为人知。其实,有无数个这样的裸官,遍布中国的各个角落,裸官主体成为蚕食这个国家根基的最大力量。     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争先恐后地把子女、配偶送到国外去?因为,在国内贪的太多,早晚会暴露;因为,这样更便于向国外转移财富;因为,即使全裸也可以在中国平安当官且步步高升;因为,中国要求这实名那实名,唯独从不要求官员财产公开;因为,民众争相通过行贿获得某种便利……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当官员争先向外移民和转移财富,这个民族的未来在哪里?     这一年,有很多人值得我们送上敬意。崔永元先生策划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的抗战》和《我的抗战2》,采用老兵口述采访来讲述历史,以资料片与动画相结合来还原最真实的历史细节。崔永元先生帮助我们复原了中华民族曾有的血性和激情,当然,还有抗战真相!         (二)名言     2011年7月23日,北京南至福州D301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D3115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我花500块钱买的导航,什么路况都会很详细地告诉我,国家花那么多亿搞的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前面有D车居然都不说一声,活生生给撞上了。我日啊!     事发后,铁路部门在没有进行全力搜救的情况下,就开始清理现场、掩埋事故车头,因而引起民众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因为当时在现场抢险的情况,环境非常复杂,下面是一个泥潭,施展开来很不方便……所以把那个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主要是便于抢险。目前他的解释理由是这样,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     “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很多人用这句话组句,中国的文字魅力被演绎得出神入化。     但是,更具有戏曲性的还是结局。2011年8月16日,新华网发布消息:中国铁道部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被停职。王勇平成为这起重大事故中唯一被“处理”的官员。这个时代把恶搞演绎到了极致。     这一年,逐年提速的高铁开始降速——高铁不再出大事(我相信如果速度降到三轮车的水平,将不再有任何事故发生)而转移到了地下,多个城市的地铁开始出现事故。     这一年,重庆綦江县一对夫妇已婚8年不孕,因唱红歌喜得贵子。丈夫激动地说:“我的心情很激动,我一定要让妻子再坚持两天,让自己的孩子和党一天出生,他一生下来 我也教他唱红歌, 这个宝宝首先献给党 。”     这一年,贵州毕节阿市中学26岁的初中英语老师—周琴称,酒醉后的她,被当地国土资源管理所所长王忠贵强奸。周琴向当地派出所报案,阿市乡派出所教导员钟显聪竟然说:“ 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劝其私了。检察院亦以证据不足为由,让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 戴避孕套不算强奸 ”——避孕套的功能在这个名言之下,最大限度地得到拓展。如果这个说法得到支持,避孕套很可能迅速脱销,甚至被不法商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     另一起醉后强奸事件发生在四川。     10月19日,四川省蓬安县安监局一女股长在工作日中午喝醉酒后,被该局副局长张森和县残联理事长刘习全送入一家宾馆,并涉嫌遭到了刘习全的强奸,出现精神异常。而法庭上,刘习全辩解称只是通奸,而不是强奸。检方提交的证据则表明,事发前几个月双方并没有任何来往和联系,二人不存在暧昧关系。     诸如此类的事件警示女同胞:不要跟当官的(不管这种官职是多么的狗屁不值一提,但具体到性器官上差别绝不像级别那么分明,即使是残联的,心残身不残的人也大有人在)一起喝酒,即使喝酒,也不要喝醉。当然,如果是男同胞,对方又是女干部的情况除外。     2011年6月,一则“山西永和县副县长冯双贵4名亲属夜闯民宅,大打出手,将人捅成重伤”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发帖人称,参与施暴的冯双贵次子冯源在殴打受害人过程中,针对受害人的质问不断宣称:“ 我爸是县长,在永和我爸就是国法 ……”     “ 我爸就是国法 ”,何等铿锵有力!     官二代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比官一代、官阴(已到冥界)一代更阴更狠。当然,也有不被买账的时候。一位官二代闯红灯,被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女警拦下开罚单,官二代恼羞成怒:“你知道我爸是谁吗!”女警很困惑地说:“你好奇怪,你爸到底是谁你得回家问你妈啊?”这句话如果仔细品味一下,会觉得很有尿感。     本年度的名言实在太多。3月份,在全国政协分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说“ 房价上涨因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太多了 ”。     这句话说对了一半。是国家的钱印得太多了,是富人手中的钱太多了——在我们这个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的国家,穷人的财富其实是在缩水。     要想听各种奇谈怪论,各式名言,在富人+官员的Party(两会)上足够了。我奇怪的是,那么多智商、知识结构、喜好……出奇一致的人,是怎么走到一起来的?         (三)楼市     2011年,连年上涨的房价终于掉头向下,这毫不奇怪。除了货币超发这一因素还算得上一个支撑,还有什么能够支撑如此昂贵的房价?但是,房价下跌,民众已没有任何欣喜——以目前的房价,即使下跌几成对普通人又有什么意义?     当中国的房价超出发达国家的房价,已经没有任何动力可言。富人们在拥有多套住房后,惊奇地发现,如果把国内的房子卖掉能够在国外买到面积更大、质地更好、环境更好更宜居的房子,并且,尽享健全的社会保障等福利。于是,富人不再一味地买房,而是拥挤向另一个潮流——移民潮。     移民潮是国内房价的终结者。其实,官员们早就这样干了,许许多多的官员年复一日地喊着反美的口号,而把子女、配偶送到美国等国家买豪宅。反美口号成为他们欺骗善良民众,遮掩真相的伎俩。     在调控数年之后,在遏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欺骗性论调下,连涨数年的房价终于因为自身的原因出现拐点,作秀者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为自己的表演画上一个颇具尿感的句号。但中国房地产的掠夺性定位给民众带来的痛苦以及房地产支柱地位的确立对这个国家经济基础造成的巨大破坏,将在未来数年来深深地折磨着这个国家。     房价掉头,土地跟着流拍,并且,越来越频繁地流拍。截至11月份,36个城市流标地块环比10月份上涨了432%。2011年前11月,全国13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总额同比减少了5200亿,减少达到了30%。     政府当然早有准备——开启了另一个挣钱的门路。1月28日,作为试点城市的重庆和上海正式开征房产税。其中重庆版房产税税率为0.5%-1.2%,上海版税率暂定为0.6%。     中国过去所谓的房产税,是要把开发环节和流通环节的税向持有环节转移,是一个税收转移的问题,但到后来,都提物业税而不再提转移的问题。于是,物业税借房产税的马甲问世,等于变相加税。作为世界上税收痛苦指数近年始终位居前两名的国家,中国的征税智慧永远是一流的。     这一年的8月12日,婚姻法最新司法解释昭告天下:离婚案件中一方婚前贷款购买的不动产应归产权登记方所有,但应对参与还贷的配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司法解释实施后,许多配偶在结婚时开始要求在房产证上共署双方的名字。有关部门以生意人的敏感,开始抬高加名字的费用。     人们对婚姻的不信任感,终于被一个房产证展露出来,在唯物至上的时代,大家都自觉地“唯物”了。人们因房子和金钱结婚,同一座房子,却并非同一个梦想。人们相拥,却感受不到温暖,房子依然冰冷……     这一年,限购令从北京开始,陆续蔓延到其他城市。房产商突然发现房子不好卖了,欠的钱不容易还了。是年9月,106家上市房企半年报显示,截至上半年末,房地产行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71.28%。其中,总负债为1.24万亿元,较2010年年底增加1514亿元。资产负债率达近10年最高值。     房产商被负债压垮只是时间问题。     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强调:债务是条带血的主线,这条线并不仅仅串联着房企,还有整个中国。     这一年的1月21日,国务院公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即所谓的“新拆迁法”。10月31日,著名作家阎连科因遭强拆而不得不在网络上求助……如果把这作为对新拆迁法的注解,可能显得有点悲凉。     在中国,法律无论如何规定,执行者都是权力部门,对自己有利的加倍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变相抵制。很多法律对于弱者而言,永远是那么遥远和陌生,又是那么的痛苦和无助……     因为房子,这个国家让很多人没有归宿感;因为法律形同虚设,这个国家又让很多人没有安全感……     (四)股市            十年前的2001年6月14日,沪指上涨到2245点,创出当时的历史新高,当2011年12月13日,沪指再度跌穿2245点,等于10年归零。     十年归零是股票的十年血泪。一个自诩步入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国家,股票市场竟然灰暗如地狱一般。     如果前者是对的,那么,股市何以如此扭曲?     如果后者是实体经济的真实反应,那么,所谓的复兴其实就是一种意淫出来的假象而已。     尽管股市暴跌,但新股发行不断。从2007年开始,中国股市的IPO和再融资规模,连续排名世界首位,而股市的表现从2008年到2011年,基本上都是世界垫底。另一个数据是:从2007年6月至今,沪深股市没有一只股票退市,而这期间,上市公司从1570多家增至2300家左右,净增700多家。而在海外市场,如美国的纳斯达克、日本东京交易所、日本伦敦交易所等,退市家数都大于上市家数,本东京交易所、日本伦敦交易所的退市家数甚至是上市家书的两倍以上。     新股一旦上市,一些人的原始财富瞬间放大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而普通投资者在高风险的环境中,损失惨痛。     这是一种可耻的对比——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最可耻的对比。     更可耻的是,没有人对股市的这种残忍的赤裸裸的掠夺性表现出哪怕丝毫的愧疚。     2011年,最大的传闻是国际板上市。我强力反对国际板上市。有人批评这种反对过于狭隘,“既然中国企业可以在美国上市,美国公司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上市?”我的回答是:“中石油在美国上市的时候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4年给美国投资者的分红却累计高达119亿美元!其一,会有这么好或者这么傻B的美国公司来中国上市吗?其二,中国股市有确保外国公司给中国投资者带来这样丰厚回报的机制吗?”没有!说白了,国际板上市,不过是引进一个新的掠夺者而已。     中国股民就是一些人眼中的鱼肉,可以肆意掠杀而不必有任何顾虑。     诚如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所说,中国的股市一直被当作一个工具:吸纳超发货币,并蒸发购买力的工具。在通货膨胀如火如荼的时候,政府必然打压股市,蒸发民众的财富,问题在于,通胀的根源是货币的天量超发——截至2011年11月,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竟然已经比美国多出34.3%!     仅靠货币的蒸发根本是不够的。     财富蒸发必然扼杀内需的启动,而且,股市持续下跌带给人们的恐惧预期一旦蔓延,就会加剧资金的外逃。海外做空中国的势力,最乐见的恰是这一点,当中国强势集团在股市拼命巧取豪夺的时候,海外势力利用股指期货、融资融券等工具,也顺势大肆做空中国股市,一旦形成雪崩效应,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股指期货一直是做空中国的先头部队:海外股市涨,他们做空;中国出台利好,他们做空;上证综指上涨,依然是做空……坚决的旁若无人的做空。而肉食者竟然对其中蕴含的风险熟视无睹。     有关股指期货推出后必然导致的这种局面,我在与郎咸平合作的《财经郎眼:揭秘股指期货》中有过详细的分析(详见: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4NjQ4OTA4.html )     源源不断的新股发行,成为做空者的最大帮凶。里应外合,内外勾结,共同对国内的普通投资者展开猎杀。当西方国家接受惨痛教训,走去杠杆化路线时,中国却反其道而行,推出股指期货、融资融券都工具,为做空中国股市者提供便利。股指期货等发出的信号旗的作用,正在成为做空中国的利器!     如今的美国股市已经非常接近历史最高点,这推升了美国的消费。当奥巴马在2009年3月3日,公开称买股票是民众长期投资的“优良选择,目前已经到了股票的买点”时,美国已经启动了一场复兴革命。     而当2007年底,中国宣布增加民众财产性收入的时候,股市从6000多点一口气跌到了1600多点。     美国股民跟着政府走,走到了金山上;中国股民跟着走,走到了沟里。那么,中国股民还能相信谁?     2011年,是中国股民的悲伤之年。当然,这不仅仅是股民自身的悲伤。作为中国最脆弱的一环,股市已经成为海外全面做空中国的首要目标。     当国内的掠夺者尽情捕杀普通投资者的盛宴时,我不禁想起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典故。只不过,黄雀的胃口更大、目标更大。     是年10月,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平静地离去,他离去时的股市点位与上任时相差无几——我不明白政府为何不重用他,去负责抑制持续高涨的物价。是年,郭树清走马上任,一句“低收入者不宜参与股市”道尽股市沧桑和悲凉。     这一年,中东乱局让决策层认识到文化、教育的重要性,成就了文化传媒板块,这个板块逆势上涨,成为2011年股市中的亮点。     这一年,多家上市公司因环保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康菲、晶科、哈药、江森、华英、三力士、北矿磁材、江铜等等,上市公司越来越脏了。     12月9日,中国证监会召开新闻通气会,有关部门负责人披露六起案件查处情况。包括一起典型的抢帽子操纵案件,操纵股票数量史无前例。其中广东中恒信传媒投资咨询公司薛书荣、郑宏中、杨晓鸿、黎睿咨等涉嫌操纵市场行为案件,涉及的资金账户高达112个、证券账户高达148个,动用资金超过20亿元。     中国股市不如赌场,是何等恰如其分的评价!    (五)教育     这一年,校车事故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   11月16日,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小博士”民办幼儿园的校车(辆核载人数为9人的面包车上,搭载幼儿及教师64人),与一辆自卸货车迎面相撞,造成21人死亡(其中幼儿19人)、43人受伤,这就是“11·16”特大交通事故。     从此,许多校车事故接连涌现。12月12日,江苏徐州丰县首羡镇发生一起运送小学生车辆侧翻事故,共造成15名学生死亡,11人受伤。     校车悲剧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它让人们看到,在这个官员坐骑不断更新换代的国度,孩子们在被以一种何等冷酷的方式遗忘、漠视。     2011年11月25日,在“11·16”特大交通事故几天后,中国援助马其顿校车项目交接仪式在马总理府举行。中国政府代表驻马其顿大使崔志伟正式将援助校车交付马副总理阿里菲。崔大使在致辞中表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虽然面临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模式创新等诸多挑战,但一直对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中方已先后向马方提供了人员培训、学校改建、电脑物资等多个援助项目,为马其顿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此次援马校车将进一步改善马学生的学习环境,体现了中方对中马关系的高度重视。     这件事情为中国校车悲剧增添了新的血色——人的无耻和冷血真的是没有止境的。     与此同时,“希望工程”在非洲迅速扩张,世界杰出华商协会计划在10年内为非洲募建1000所希望小学,每所小学初步拟定的标准是150万人民币。     而我和朋友们在国内贫困山区资助的孩子,过去每天只吃一顿饭,在饥饿中艰难地维持学习……这些孩子热爱的祖国,为了树立国际形象在国外乐善好施,而舍不得给自己饥饿的孩子一片面包……     生活在中国,不要睁开眼睛,也别做任何比较,比较会让人莫名地流泪……     这一年的11月,上海市闸北区检察院对警方破获的一起未成年女性参与卖淫和介绍卖淫的特大案件提起公诉。该案涉案人员多达20人,其中多数为在校中学生,2人为未满14周岁的幼女,涉及上海市某职业学校分校、普通高中等9所学校。“不少涉案女生为零花钱主动卖淫、介绍卖淫,嫖客形成了固定‘圈子’,形似日本社会的所谓‘援助交际’”。     在唯物至上,没有善恶报应观念的中国,金钱的诱惑成为天真无邪的少女出卖肉体的唯一理由。是的,我们生活在自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堕落的时代,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孩子们的堕落让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这是一个遭天谴的时代,也是一个遭诅咒的时代!     提到中国的读书人,是很凄惨的一件事。     《中国青年报》12月14日刊发了一篇文章“读书改变了什么” :一位民工,他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毕业后收入反不如他。有人问他:“以后孙子、孙女,还会让他们上大学吗?”他叹了口气说:“我看读书是没用的。”     读书没有用,三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中国权力和金钱主导一切,要么有权要么有钱,否则,读书再多也到不了合适的位置,此所谓读书无用武之地。二是中国的教育毁人不倦。从小学开始废,高中时已经废掉50%的正常思维能力,到大学,再把剩余的全部废除。大学读完后,到用人单位后大部分人还要经过培训,才能真正可以用。三是衡量有用没有用的标准竟然是能否挣钱,或挣钱的多寡。当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悲剧!     中国教育最大问题是根本认识不到自己有问题。     12月24日上午,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在长沙市一中演讲时,反复告诉同学们,北大是中国最好的一所大学,“如果错过北大,真的很亏”。对于现在很多人否定中国的教育,周其凤持不同态度,“我认为美国的教育一塌糊涂,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不懂得尊重人,总是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别人,如此看来,他们的教育是一塌糊涂的。”周其凤认为中国的教育很成功,理由是中国这些年都在飞速发展,“我们的国家在进步,靠的就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人才。”     这位校长的逻辑看得让人蛋疼,并产生强烈的尿意——在中国每天可以听到相当利尿的话。      既然中国的教育很成功,北大的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去美国学习,接受他们一塌糊涂的教育,又怎么解释呢?美国培养出那么多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国为什么不能呢?随后,又有辟谣,证明周校长的话被断章取义。果如此,将为周校长平反昭雪。     这一年,无数家长继续为孩子沉重的作业操劳。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幼儿时代就开始摧残孩子,让孩子在痛苦中一点点渡过并不存在的童年。     这一年,作家韩寒快速地完成从意见领袖向思想家的转换。     易中天先生评论说: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正因为没有被正统教育摧残,成就了智慧的韩寒,如果用这反证中国教育失败的例子,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吗?         (六)经济     截至这一年的11月,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余额已经比美国多出34.3%。但是,这一年,很多地方极度缺钱。     引用媒体的一段报道:人行温州市中心支行的统计数据表明,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从年初的23.01%猛增至9月份的25.44%,折合月息超过2分。另据企业界人士介绍,一些民间借贷月利息折合已超过5分。换言之,“5分利”等于资金的年回报率是60%,相当于一般制造业年利润率的6倍。     利率上升是资金短缺的结果,而制造业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承受得了如此之高的利息的。9月底,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全面爆发。     类似的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危机爆发在鄂尔多斯。再引用媒体的一段报道:下半年以来,鄂尔多斯市发生多起高利贷崩盘事件,多名涉足高利贷者因资金链断裂而逃跑甚至自杀。目前鄂尔多斯的民间拆解利率已经达到月息3分5(年利率42%),甚至5分(年利率60%),而且很难借到钱。按照月息3分计算,2.63亿借款每个月要支付的利息为789万元。     为什么广义货币供应量已经超过美国34.3%,还那么缺钱?     原因是,大量宝贵的资金被政府用到了大工程、大项目上,白白挥霍、糟蹋了。政府主导经济的结果,一是国进民退的步伐加快;二是资源配置日益扭曲,导致大量的浪费和损耗——工程上的资金相当一部分落入了个人口袋,这是中国不断上大工程的源动力之一。而政府透支进行的投资因负债累累而不得不供应更多的货币……     2009年12月,我撰文指出:在通货膨胀之后,中国将步入“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共存的经济形态”。     这种经济形态日益明显。温州、鄂尔多斯资金链危机是这种畸形经济形态的反映,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和物价的上涨的结果,同样是这种畸形经济形态的反映。     官员的强项不是做经济,他们大多数不懂经济却又非常自负。因此,这些年来,中国不断违背经济规律逆流而上,在背离民生、民富的道路上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快。当官员为了一己之私拼命上大项目,耗尽各种资源的时候,这个国家的资源配置已经畸形到了无法修正的地步。     更要命的是中国式债务危机的爆发。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一书中,专门写了一个章节《大结局:债务危机死拼!》,债务作为一条带血的主线,将影响世界的趋势,中国同样如此。欧洲不惜举债维持其高福利,而中国却是举债维持高投资,两者区别的意义在于:前者应对危机的韧性更强,为自己争取更多时间,一旦违约,可将债务一笔勾销。而中国对民生的负债,则意味着中国会因抗风险能力的极度脆弱而将金融层面的危机,迅速演变成社会危机。     2011年,中国过度鼓励私人购车引发的弊端更充分的暴露:交通拥堵,石油对外依存度进一步上升。2006年至2010年,全国汽车保有量每年平均增加951万辆,而在2011年前8个月,汽车保有量就已增加983万辆,月均增加123万辆,高于2010年同期月均113万辆的增量;其中,私人小型载客汽车增加781万辆,月均增加98万辆,占汽车增量的79.45%,是汽车实现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     前总理朱镕基在离任8年后的2011年4月在清华大学演讲时说:“那是我的(任内公开的)最后一次讲话。我拜托大家别拿公款去买小汽车,去补贴小汽车;拜托大家多发展公共汽车,发展公共交通吧。如果这么做了,现在北京就不会那么堵车了。”     好大喜功、大跃进式的发展经济,导致整个经济体和经济结构满目疮痍。而这种靠货币春药维持的繁荣,仍在作为政绩被某些人津津乐道。中国经济,未来将走向何方?可以肯定的是,现在并非中国经济的冬天,冬天还没有到来……真正的冬天,比现在要可怖得多。任何一个热爱这片土地的炎黄子孙,都会为这种悲观的未来悄然泪下……     问苍茫大地,裸官主沉浮,未来的路在何方?     (七)物价(含药价)     2011年,是物价继续飞涨的一年,是货币购买力继续下降的一年。     2011年3月5日上午9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 4% 左右。     2011年6月2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伦敦表示,今年维持通胀在 4% 以下有一定困难,但应可以控制在 5% 以下。     2011年12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2年《经济蓝皮书》认为,2011年中国CPI持续高位运行,全年上涨 5.5% 。     这一年,以猪肉价格的上涨为起点,开启了涨价之门。常年被人忽视的猪,突然成了香饽饽,有关部门组织召开猪肉的专题会议,以抑制肉价。在货币汹涌而出的时代,人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专项工作。事实证明,仅仅盯着猪的肉体是错误的!货币超发是万恶之源,除此之外的任何努力,在短暂的发挥作用后都将被废掉。     对于菜价高昂的原因,记者曾经做过详细调查。结论是,蔬菜从菜农手里出发长途跋涉到城市,还便宜得令人吃惊,真正贵就贵在“最后一公里”。北京市物流协会专门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蔬菜从批发市场到零售市场的这“最后一公里”,流通成本比从山东寿光拉到北京的费用至少高出150%。除此之外,各有关部门收取的苛捐杂税,推升了菜价。管理的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在中国,管理的目的变成有关部门鱼肉民生,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始冲动。     这一年,全国人民进行了一场哄抢食用盐的大演练。在日本地震发生后,中国的食用盐被哄抢一空,平常卖一元的袋装食盐,价格在很短的时间里翻了20多倍。强烈的不安全感,总是萦绕在这个国家民众的心头,一遇风吹草动,抢购之风马上风卷残云,一扫而光。     这种可怕的现象,不断放大着人们的恐惧感。     当然,最离谱的还是药价。2011年11月,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再度对高药价进行曝光:某注射液出厂价为每支0.32元,中标价为18.49元,医院零售价为21.26元,中间利润竟然高达6500%以上。     中国的物价畸形与发改痿这一祸国殃民的机构是密不可分的。     据央视报道:从2001年开始我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为了遏制药品虚高定价,发改痿为每一种药品制定了最高零售价,问题是,即使不少药品的中标价比出厂价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根据这样的中标价计算出来的医院零售价,依然低于发改委公布的最高零售价。以山东方明药业生产的2毫升20毫克的盐酸奈福泮注射液为例,出厂价为每支0.32元,最高零售价被定为35.9元——发改痿能解释一下这么变态的最高零售价,是用身体的哪个部位想出来的吗?!     发改痿在事实上成为涨价的最大帮凶。其实,发改痿在物价方面只做两件事:一是涨价;二是解释为什么涨价。     有一个逻辑是非常明确的:货币超发,物价必涨。尤其是在当下自宫的政策之下,随着企业倒闭潮的出现,供应短缺的现象将在不久之后成为物价的另一只推手。     (八)命案     2011,注定是一个变幻无常之年——始于命案,而又结束于命案。     2010年12月25日,曾有多年上访经历的浙江省乐清市蒲岐镇寨桥村前村主任钱云会,被发现死于村口路边的工程车轮下。     当人们对这件事情进行激烈争议的时候,2011年,悄悄到来了。     2011年的伊始,首先给我们的教训是,好好走路不见得就是安全的。尤其是那些有上访经历的人,很容易无缘无故、莫名其妙的猝死——唯一的区别只是形式的不同而已。     如果把这当作2011年出行必备的常识,就大错特错了。     2011年6月7日上午,西安音乐学院大三的学生药家鑫被执行死刑——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残忍地将伤者张妙刺了八刀致其死亡,理由是怕张妙看到其车牌号,以后找麻烦。     这件事情给我的教训是:一旦被车撞了,要么装死,等撞人的车主走开后再报警;要么捂住自己的眼睛,不往挂车牌的地方看,为自己留条命。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心理学室教授的解释是:他(药家鑫)拿刀扎向这个女孩的动作,和在他心里有委屈,在他有痛苦,在他有不甘的时候,却被摁在钢琴跟前弹琴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弹琴本身是来发泄内心的一种愤怒或者情绪。因此,当他再遇到这么一个不愉快的刺激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被撞伤了,而且在记他的车号,这个刺的行为实际上就类似于砸琴……     我终于明白,杀人其实是有区别的。比如,像药家鑫这样的,其实不是杀人,而是做一种艺术,在激情中捎带着把人弄死了……     2011年10月13日下午,佛山两岁小女孩悦悦在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和碾轧,18个路人先后经过视若无睹,其间悦悦又被一辆货车碾轧过去。最终悦悦被第19名路人——拾荒的阿姨陈贤妹抱到路边,随后被送往医院急救。陈贤妹捡起了国人仅有的良知,却被有些人指责是为出名。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社会,人们贫穷得除了几个铜臭已经一无所有……     人世间放佛在一种轮回中。     2011年12月10日,广东省乌坎村的村民代表、43岁的薛锦波在被警方拘押期间死亡。这起因土地腐败交易引发的悲剧,同样掀起轩然大波。乌坎人在相信政府会给他们公道的期待中,发出了自己的诉求。在自治状态下,民众井然有序的利益诉求得到了政府的肯定,通过对话,村民们的立场受到尊重——权利从来都是抗争而来。这是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     如果钱村长之死不是一个开始,那么,乌坎也不是一个结束。     (九)国际     2011年是全球继续放水的一年。是年的8月、10月、11月,巴西央行三度降息各50基点。欧洲央行在11月3日和12月8日,将基准利率降至1.00%。澳洲、印尼、巴基斯坦也都两度降息。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12月的份货币政策会议上以9:0的投票结果,一致同意维持利率于0.5%水平和量化宽松政策(QE)规模2750亿英镑不变。12月24日,一位欧洲央行高级政策制定者强烈呼吁,如果欧元区通缩风险出现,应推出“量化宽松政策”来提振欧元区经济,欧洲央行可能扩大其政策工具。全球放水,在2012年,将快速向新兴国家蔓延。印度卢比在最近四个月内贬值幅度超过15%。     2011年,是灾难频发之年。3月11日,日本东北部海岸发生了灾难性的海啸和地震。9.0级地震及其引发的福岛核电站危机,一度让全世界陷于不安的状态。     2011年7月22日,挪威首都奥斯陆市中心遭炸弹袭击,造成包括首相办公室在内的多座政府大楼严重受损。此后不久,挪威现年32岁的安德斯·贝林·布雷维克伪装成警察向奥斯陆一青年营地内的集会者肆意开枪射击。截至7月23日,两次袭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达到91人。于特岛惨案成为挪威自二战以来最大的暴力袭击事件。     中国自己也灾难不断。而且,2011年的大雨几乎都是百年不遇,连续多年场场百年不遇,苍天啊,你为何总是拿百年一遇的洪水来折腾中国?难道仅仅是因为官员们不识数惹您老人家生气了吗?     2011年,我在《时寒冰说:经济大棋局,我们怎么办》中所画的中东路线图,一一被现实验证。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伊朗……还有人认为这离中国还很远吗?     2011年,是昔日风云人物相继逝去的一年,这些人的兴趣、爱好、作风、破坏性之一致,世所罕见,而他们如此集中地相约而去,也为活着的人留下了一个不解之谜。     2011年5月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全国电视演讲,宣布“基地”组织领导人奥萨马·本·拉登已被打死。他说:“今天我们再次印证只要美国下定决心,这个国家想做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实现。”     2011年10月20日,利比亚卡扎菲在其家乡苏尔特被捕,遭到长时间的诸如鸡奸这样的羞辱后被杀,一如他生前对民众的羞辱和屠杀时的冷酷无情。这种一种轮回。只是,我非常惊诧的是,卡扎菲竟然没有勇气用金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以免遭屈辱。独裁者永远都是怯弱的。     2011年12月17日,朝鲜金正日因日理万姬、过度操劳去世。     有人总结:萨达姆生于1937,死于2006,终年69岁;卡扎菲生于1942年,死于2011年,终年69岁;金正日生于1942年,死于2011年,终年69岁。事实证明,中国规定住房产权70年是领导干部经过深思熟虑多方论证的。     据叛逃到韩国的朝鲜前劳动党书记黄长烨透露,“金正日讨厌中国的程度似乎胜过讨厌美国。”事实也是如此。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屠杀中国公民最多的国家就是朝鲜!尤其近年,几乎每年都有数十人被朝鲜人民军枪杀。朝鲜军人甚至越境,直接在我国境内枪杀我军人(如: http://bbs.cnhan.com/thread-322118-1-1.html )。朝鲜之于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但这能够成为朝鲜一直把中国视为它的棋子和玩物的理由吗?作为中国援助最多的国家,作为世界上最依赖中国的国家,却以如此冷血的方式对待中国同胞,中国近年来在外交方面的弱势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地步——除了一再被人当作棋子,有像样的作为吗?2011年,爱国者伤心之年。     2011年,中国继续天南海北的出访,天南海北的施舍,以彰显我中华泱泱大国恩泽四方的心胸。其实,即使不对外援助一分钱,只要能厚爱国民,让国民有归宿感和尊严感,中国也能赢得世界的尊重,而且,更能!在很多时候,外交问题其实就是内政问题。做好民生,中国才能在世界上挺起胸膛!     2011年,欧债危机不断恶化,而美国平安渡过债务危机,逐渐步入良性复苏轨道。     2011年,全球有序的动荡,在动荡中洗牌,而这所有的动荡,都将继续延伸,当接力棒延续到2012,新的篇章又将展开……                 于2011年12月25—26日 链接:  2012年的写作、活动、公益等安排 链接: 黄金·美元·石油·中国股市 链接:财政积极,货币何以稳健?   链接:贵州贫困山区助学(视频,含20分钟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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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晓芸 |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摘要: 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 彭晓芸 韩寒终于不“插科打诨”了,但人们混乱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韩寒近日在博客连续抛出三篇文章,文风大变,板起面孔“论革命谈民主要自由”,有人将其要旨归纳为三句话:“革命不可为,民主不能急,自由需跪求。” 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以最快的速度在前二论出来的次日即发表社论,高度赞赏韩寒文章展现出来的理性姿态。而微博上,褒贬不一,有的正儿八经讨论观点,有的讨论的则是韩寒这个人,白热化的争论并未严格遵循公共理性的边界,从概念到逻辑,也多有紊乱,一时间,微博像极了大集市,人声鼎沸,虽不乏深刻的洞见,却很快淹没在众声喧哗之中。 此类议题平素在互联网空间多有讨论,但如此密集地、大规模地同时“命题作文”,可能确实是多年未见的繁荣景象,连网站的高层管理者也按捺不住激动地亲自见证“历史性时刻”。 当然,也有别样的声音,诸如认为这是一次商业炒作,由经纪人和书商操纵。这样的旁支确实不在议题中心,对于关切这场公共讨论的内容的人来说,“三论”抛出的幕后故事已经无关紧要,激起舆论热烈争鸣,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已然是“伟大的胜利”。至少可以说,这的确是一次成功的议程设置。但如果有人说郭敬明以自己的抄袭成功地引发了文化界对抄袭这件重要的事情的热烈讨论,所以郭敬明是如何抄袭的已经无关紧要了,相信同样的一批人会站出来反对。在公共论辩当中,这样的逻辑不自洽几乎被毫无障碍地原谅。 其实,关于“革命”的话题并不新鲜,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各大报纸杂志多有精彩专题。至于“民主”,俞可平的专著《民主是个好东西》早脍炙人口,而关于“自由”,更是一个日常词汇,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早由严复于百余年前翻译(严复译本当时名为《群己权界论》)。这三样东西经由韩寒这一演绎,竟引发全民对“革命民主自由”这些宏大概念说三道四,除了韩寒的明星效应,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任何一个国民都关切中国往何处去、中国怎么办的问题,这一次,只是被点燃了积蓄已久的讨论激情,韩寒,这回可真成了“燃灯者”。 恰如人们还没有就革命、民主、自由等概念指什么达成共识就开始大谈特谈要不要的问题,人们也没有就韩寒的角色、定位究竟是什么,就展开功过是非论,仿佛非要辨出个输赢,进而表态支持韩寒抑或抛弃韩寒。这是典型的中国式论辩,比缜密地表述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表达饥渴,因此,谁都怕说迟了,“这事儿都过气了”。 学者们多指出韩寒在谈论这些宏大命题时的知识缺陷,也有同为文化名人的易中天力挺韩寒,赞同韩寒对文人的不屑和不信任。在美国任教的华人学者薛涌则撰文说:“读到这些文字,先抛开其中的诸多谬误不说,最让我吃惊的是,韩寒作为青年偶像,思想却很老,似乎更接近‘40后’、‘50后’。” 迥异的评价,折射出论说者各自对韩寒的不同定位。 易中天在博客中说:“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可见他器重的是韩寒的巨大影响力,潜台词是巨大的影响力比是否专业、学术来得重要,循此逻辑,如果姚晨、章子怡小姐愿意谈论此话题,不管谈得好不好,易中天也是非常欢迎的。这样推理没错,但得出的定位是,在这种语境之下,韩寒是一位明星,不对其作公共知识分子的要求。 而薛涌等指出韩寒文章之谬误的,虽然也是基于其影响力大的既定事实,但逻辑却是,既然舆论已经把韩寒塑造为“意见领袖”,那么,韩寒不应滥用影响力和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传播含混甚至错误的知识,另一位海外学者张鹤慈在微博上也说:“就是因为影响力大,才需要对其中的错认真对待,而避免误人子弟,我批评的重点不是他本人而是韩寒现象,商业化的今天,多元化是重要的突破,商业化中最能够流传的当然不是严肃的话题,而多是媚俗的东西,批评的是严肃的问题媚俗化的表达。” 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侧重的要旨显然很不一样,评价谁的“着眼点”更正确恐怕流于简单。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还原韩寒的角色以及抽离就人论人的语境,回溯一下韩寒究竟是怎么炼成的,这说的其实已经不是韩寒本身,而是社会是如何塑造韩寒的,这种塑造透露了某种集体无意识和微妙的社会心理,几可视为解剖时代的密码。 解剖这个时代,显然比解剖韩寒本人来得重要得多。 从群己权界的角度来说,韩寒愿意成为怎样的人,是否热爱读书,本来无涉旁人,在这个意义上,批评者可以指出韩寒的文章暴露了他可能不爱读书的事实——至少相关议题的书看得不多,但是却不能作出价值上的判断,究竟是读书的韩寒好还是不读书的韩寒好,究竟是爱做意见领袖的韩寒好还是赛车手韩寒好,不应分出高下,否则,便溢出政治自由主义的框架,进入一种没有答案的循环讨论。基于公共生活与个人生活的边界,公共生活意见应当对公民的个人生活保持不偏不倚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舆论不应当干涉或者对公民的个体生活选择作出价值上高下的评判,更何况,谁也不知道韩寒内心深处真正向往的是怎样的生活。 那么,问题来了,就公众认知而言,韩寒究竟是谁?公共知识分子还是公民、赛车手、畅销书作家?今天人们看见的,还是过去那个韩寒吗? 如果仔细回顾韩寒的媒体形象,大约可以这么说,早年,他是一个少年写作天才,七门功课亮红灯而在高中退学,因小说《三重门》的出版而进入公众视野,此后,如纽约客的记者鸥逸文所说的,“写博客的韩寒比写书的韩寒更为成功”,因门户网站的推荐,因嬉笑怒骂的博客文章引起草根极大的共鸣,他成为博客火热的时代里,与徐静蕾并列的博客明星,就像今天微博时代的姚晨那样。 当然,微博时代的明星更难当一些,这种交互式传播的方式,导致网站虽然可能操纵粉丝的数量,却无法操纵传播的规模。博客时代,后台将文章推荐到网站首页获得点击量证明了博客依然是个编辑时代,而微博,每一个人自主的转发和评论使得受众浮出水面,读者犹如拥有了投票权,因此,微博和博客时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机制,如果那是一个真实世界的话,差异犹如威权到民主的区隔,尽管微博仍有粉丝买卖等水分,但这就像有买卖票的行为并不能改变民主社会的本质。 但韩寒并没有跳进微博,还发表博客文章对微博表示不屑。当然,微博的碎片化信息似乎妨害安静的深度思考,但实时的互动的模式,在制度层面,已经将博客这种单线传播的陈旧模式彻底抛弃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 与唐骏的谎言相比,在透明的商业规则之下,说真话而获得商业效益乃至超额利润,是无可厚非的,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不能让说真话的人成为时代的Loser”的文章为此辩护:当说真话能够获得超额利润,那只能说明,说真话是一种稀缺品质,这符合市场原则,说明这个时代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但谁也不能保证,说真话能够永远获得超额利润,随着微博的发展,说真话的稀缺性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变得不那么罕见了,这就要求说有技术含量的真话了,恐怕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寒遭遇到了他的人生里,除考试以外的,再一次有力挑战。 教授薛涌建议韩寒要读书,许知远对鸥逸文说:“韩寒叛逆了,成功了,还赚了不少钱,他有那么多机会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去学习更多的东西,但是他却拒绝了。”许知远认为网络虽然有潜力,但是它过于重名而不重实。他把韩寒比作youtube上的歌手。他说:“尽管那些歌可能是垃圾,但他的唱片还不是照样可以大卖。” 2010年4月,基于媒体人对舆论一边倒的韩寒现象的焦虑,我们曾经在时代周报做了一组专题,专题名字叫做《我们时代的话语方式》,对于韩氏话语的大肆流行泛滥的隐忧,做了全方位的剖析。专题提出,韩寒长期以插科打诨的姿态调侃政治,这相当于拆房子,但是,终究还是要建房子的,我们担心,届时韩寒以及深受韩氏话语影响的读者,忘记了房子是如何建的了。 在这组专题推出之后,我写过一篇编辑手记——《青年人,读韩寒还是许知远?》,并非要将韩寒与许知远对立,非得二选一,而是基于这样的深切忧虑,同样是青年偶像、青年文化人,许知远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广的思考,韩寒代表了网络的草根精神,但后者的火爆程度远远超过了前者,这是大众媒体以及读者的一种自然选择吗?这种选择背后的逻辑和社会心理是什么?搞清楚这一点,也许对我们很重要。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许知远会如何看待韩寒现象,但很快,许知远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庸众的胜利》,虽也流传甚广,但无论如何,不能和今天由韩寒亲自引擎的这场大争论的火热程度相提并论。这篇文章,比之我的短文《插科打诨的时代终将成为过去》、李铁的《韩寒什么时候会OUT》,更为犀利直接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民粹倾向的时代:“韩寒说出一些聪明话,时代神经就震颤不已,这是庸众的胜利或民族的失败。” 我赞同许知远敏锐的判断。人们给予韩寒廉价的赞美,给予韩寒不可承受之重的期待,某种程度上,暴露了我们自己的“小”,还有你不敢赞美的,还有你对自己不敢的期待,于是,韩寒,成为了这个时代包裹在政治的犬儒与市场的狂欢之下的符号。 人们并不关心真实的韩寒是怎样的,也不关心韩寒是否可能承受这样的期待,总之,他就是这样毫无商量地成为了一个带有反抗意味但又无比安全,还能寄托一点点文艺青年小资情调的时代标签。人们没有注意到,插科打诨的游戏姿态下表述的政治表情,那是戴着面具、戴着脚镣的舞蹈,谁也看不见背后真实的面孔。 韩寒终于摘下了面具,人们却惊呼:他怎么变了,他勇敢了,他堕落了…… 其实,如果不出意外,韩寒并没有变,只不过是他戴着面具的时候,你没有好好识别。 至于“庸众”为何是庸众,为何识别能力不高,恐怕和媒体被资本俘虏又非要摆出一副“理想主义”的姿势相关,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于是成为了媒体及互联网争相供起的“神器”。而疯狂的崇拜者,不少是教育的受害者,在一个公民教育严重匮乏的时代,即便受过高等教育,他们的思维也未必比韩寒健全,于是,粉丝们甘愿接受韩寒戏谑式的安抚。 某种程度上,应当承认,当韩寒用不娴熟的甚至在学者眼里蹩脚的话语谈论时代的重大命题的时候,是这个时代进步了,那个风中的少年,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奔跑而已,甚或,他本来也以同样的速度在奔跑,但由于此前那些狂热的崇拜已然把韩寒从风中拽走,一厢情愿地以加速度对这个少年施以“大多数暴力”,硬生生地把一个贪玩的青年推上了神坛。 这篇文章,我几乎不怎么谈论韩寒的“三论”的具体观点,甚至也不想争论那些宏大议题,诸如韩寒不懂社会运动与革命的区别,韩寒轻视了民间此起彼伏的公民行动的力量,韩寒割裂了利益诉求和价值诉求,恰如他追求的出版自由,难道出版权益、利润和他的价值理念之间,没有内在的统一吗?为何到了民间社会这里,要钱的诉求就一定是不好的呢?韩寒恐怕没有准备好如何回答这些问题。 我甚至觉着,不一定要强迫韩寒去思考和回应这些问题,那样,我们依然在犯错,在一如既往地把时代的责任推到了一个人身上,你感兴趣,为何不自己去思考呢?为什么一定要韩寒替你想,替你喊,那么,你,那些千千万万的“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正因为这种焦灼的拷问,本文不是这轮争论里面的任何一篇论辩文章,也不是任何一方的辩手,仅只做了一个还原和回放,循着这一路看来,舆论风暴并不能改变韩寒什么,甚至也不需要改变韩寒。一个真正美好的社会,韩寒难道没有做一个快乐的赛车手的自由吗?韩寒一定要读书,变成另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哈维尔吗?你问过韩寒的意愿没有?你看见韩寒的自问自答当中,表现出来的对这种社会期待的叛逆没有? 对了,叛逆,韩寒一直在和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抗争(不管这个多数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这是韩寒的本色。 或许韩寒一点也没有变,他一直就站立在那里,只是我们不停地变换各种眼镜在看他,可惜,他不是3D,他是真实的中国文坛“坏小子”,我们要做的,是摘下各色眼镜,重新看一眼“被现象”了的韩寒,然后,起身,和韩寒一起,既不是交叉,也不是齐步,仅仅只是平行地,学习各自走路。                                                      《时代周报》2011/12/29 见报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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