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

黃之鋒和尤思聰都生於1990之後的香港，在回歸之後長大。對他們來說，「勿忘六四」並不只等同於悼念,「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要「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一面」。他們認為「平反六四」等同於愛中國，「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但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希望中國有民主,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 文/黃麗萍 五、六月的香港，如常的悶熱多雨，走到街頭，仍舊熙來攘往，躁動的人群之中，穿插著堅定的歌聲。「但有一個夢，不會死，記著吧！無論雨怎麼打，自由仍是會開花……」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學生的歌聲，鏗鏘有力。他們自發組成不同隊伍，穿上黑衣，走到香港各區，為當年六四的死難者報上哀音。 另一個年輕人組織「這一代的六四」，舉辦了不同的電影會、街頭相片展覽，重現了當年的「六四」。中文大學的學生，重新洗刷豎立於中文大學火車站旁的民主女神像，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他們更會進行六十四小時絕食，經歷當年學生所經歷的。「九十後」也不甘示弱，一群中學生自發呼籲同學一起去六四遊行…… 你會發現，仍然堅定地告訴你「不能忘記」的，不少都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 當很多曾經覺得「痛心疾首」的「大人」已漸漸淡忘，很多八十後、九十後的年輕人卻開始走出來，湊成每年維園六四晚會的萬點燭光。 「六四」這段回憶，是如何印記在新一代人的腦海裏?他們甚至沒親身見證，為何他們仍然拾起這支差點失掉的棒，接力堅守「毋忘六四」？ 黃之鋒，生於1996年，今年15歲，外表看起來，與普通中學生無異。 但與黃之鋒說話，你會漸漸忘卻眼前的他只是個中四的學生。 「為何我這樣關注國民教育科？因為民 主並不只是普選。如果民主只是一人一票選特首，但原來每一個小學生由小到大都受到洗腦，不容許有獨立思考，即使香港有普選，但每個人都覺得林瑞麟（政務司司長）可以做特首，香港就玩完啦。」 黃之鋒與其他幾名中學生因為反對政府在中小學設立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成立了「學民思潮」，是香港目前最活躍的中學生社會運動組織。早前，他面對著記者連珠發砲式的提問，面無懼色，思路敏捷，對答絕不遜於很多高官政客，相信曾指「辯論不是鬥口才」的唐英年看後更會汗顏。一夜間，訪問片段於網上瘋傳，短短幾天，點撃率已超過17萬次，被視為香港九十後社會運動的代表人物。 5月27日，支聯會一如往年，在「六四」前夕舉辦愛國民主大遊行，「學民思潮」也在網上呼籲成員參加，一起支持平反「六四」、反對國民教育。 平反「六四」=愛中國 在不少新一代的心中，支持平反「六四」與支持民主連成一線。 黃之鋒說：「為何我希望平反『六四』？因為我渴望中國有民主。」他認為「六四」就如一個關口，如果政府一天不肯承認這件事，中國就不會有民主。「香港現在還有少少的言論、集會自由，當香港仍然可以紀念『六四』，我們就要好好堅守，進而延伸，去爭取香港的民主，爭取中國的民主。」 有人會認為，中國是否民主，與香港人無關，黃之鋒卻說：「首先你要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當你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中國每件事都會影響著香港，中國有沒有民主直接影響到香港有沒有民主。『六四』是中國民主的契機，平反『六四』，與每個香港人都有關。」 「九十後」這一代，大概從懂事開始，香港已經回歸中國，他們成長於中港密不可分的年代，「現代中國」成為新高中通識課程的單元之一，在他們心目中，「六四」除了體現民主，亦象徵著香港人對中國的情懷。 黃之鋒說：「反對國民教育科、平反六四，很多人都會認為你不愛國，我也試過被人問候娘親，但我覺得我們是透過六四晚會，說出我們愛中國，很希望中國可以變得更好，我們每年去六四（集會），去表達香港對祖國的情懷，香港人希望中國有民主，香港人關心中國。」 化作行動才是重點 這天，烈日當空，另一名「九十後」尤思聰，拿著清水，大汗淋漓，於中文大學為於一一年六四晚會後，由維園移送到中大擺放的民主女神像洗刷，希望六四精神「歷久常新」。 尤思聰生於1991年，是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二年級生，也是中大學生會的幹事，是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他將會參與專上學聯在6月1日開始的絕食64小時活動，重演當年北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行動。 上一代人經過23年的洗禮，很多人雖然堅持著平反六四的信念，卻再沒有魄力多做一些，這可能是兩代人最大的分別。年輕的一代，傳遞出一個很強烈的訊息：化為行動才是重點，影響更多人才是目標。 尤思聰說：「既然大家都知道平反六四暫時無法實現，我覺得應該聚焦在透過六四讓更多香港人明白政治參與的重要。」他認為，很多香港人認為六四晚會就是為了悼念逝者，他認為並不只是這樣簡單，更重要的是，重新提倡當年北京學生，願意為了自己堅信的價值而付諸行動的精神。所以加入學生會，他也以增加同學的政治參為目標。 以自己影響他人，黃之鋒可以說發揮到極致。前年，唸中二的他，自發與四個同學第一次去六四燭光晚會；去年，他已經於Facebook邀請更多同學一起去，結果有二十個同學響應；今年，由他成立並擔任召集人的「學民思潮」，繼續於網上呼籲更多年青人一起行動，更計劃於六四晚會完結後舉辦討論會。 「當年的學生可以做這樣多的時候，我會想，我們現在作為學生又可以做些甚麼？我可以怎樣回應這個社會呢？」他常掛在口邊說，搞社會運動不能只活在自己圈子之中，一定要接觸更多的群眾，「我們要深入民間。」 iPad不離手的黃之鋒熟練地打開Facebook中「學民思潮」的群組，按了按群組成員的分析圖，滔滔不絕：「我們這個群組已經有五千多個like（讚好），當中只有約五百個是我的朋友，即是說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幾千個我平日接觸不到的人。從統計圖看到，有八成是八十後，之前我們發起過聯署，有來自三十所不同學校的學生參加，我透過這個群組接觸到很多不同的中學生。」 傳承 「六四」之火，當初到底是如何相傳？ 黃之鋒回想起第一次知道六四：「我記得我初小的時候，有個晚上，阿爸給我看《文匯報》的《血洗京華實錄》，跟我說：『仔，這就是六四，這是王丹，當年有坦克車輾死了人。』當時甚麼是民主，怎知道呢！但是就有了六四的基本概念。」直到反高鐵、五區公投開始，他開始關心更多不同的議題，於是自發在網上去找六四的資料去看，了解更深。 黃之鋒的家是個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是管理層，媽媽是全職家庭主婦，爸爸自少也會帶他到基層社區探訪，希望他關心社會。之鋒的媽媽說：「在我的角度，一切都是輕描淡寫，沒有想到要把民主的種子散播給下一代那麼偉大，也沒有對他說你一定要支持平反六四，只是希望兒子不是一個不理世事的人。」 至於尤思聰，也是因為父親才知道「六四」。尤爸爸說：「當時去完六四燭光晚會，也會給他看尊子、馬龍那些政治『六四』諷刺漫畫，這是一件大事，他應該要知道，就如同告訴他甚麼是端午節、重陽節一樣。」 尤思聰的家庭也是典型的中產家庭，爸爸媽媽都是中大的畢業生，爸爸會去六四、七一的遊行，但就從沒與兒子一起去過。「小時候有叫過他去，但他很懶不願去，也不會迫他。」 黃之鋒和尤思聰小時候都沒有跟家人一起到六四晚會、七一遊行。但兩人長大了，也就自動自覺地去參與。 沒有想像中的強硬灌輸，兩個家庭只是讓孩子知道「應該知道的」，並鼓勵下一代關心社會。當他們隨著成長而對事件了解更多時，很自然地，就走出來做「應該要做的事」。 走自己的路 香港典型的父母都希望兒女讀好書、找份好工，最好成為醫生、律師等專業人士，然後專心賺錢，結婚生子買樓。政治的事，是浪費時間。 之鋒的媽媽則說：「只要他人做的是對的事，好的事，我們會全力支持。」 尤爸爸則說：「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路，他的人生不是去實現我的理想。他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沒甚麼問題。」 走這條不主流的路，可能要付出很多，值得嗎？之鋒說出他的座右銘：「做一件事，應該想應不應該做？不要那麼功利主義，只看結果，搞社運又不是做生意，難道常常看profit（利潤）?」 「別人都在練八級鋼琴，或者參加學界運動比賽，我全部都沒玩，但我卻學到一些別人得不到的經驗。」 「雖然辛苦，但我很享受，因為有意義。」他又補充：「你以為讀BBA（工商管理）出來工作就一定會很快樂？」 希望 黃之鋒於去年「六四」燭光晚會後，於網上發佈了一篇文章《二十二週年六四所思所想》:「還記得當大會主持問誰是在1989年後出生時，我身處在第三個足球場，當時全個足球場有差不多七成人舉起手，這個數量也嚇了我一跳。今天再重看報紙的報道，發現今年越來越多九十後參與六四燭光晚會，慢慢九十後也成為社會上的焦點，成為一群政壇生力軍。」 「六四」已經過了23年，每年電視新聞總會看到父母帶著小朋友一起參與六四的燭光晚會。這群小朋友慢慢長大，就如黃之鋒、尤思聰，他們的感染力、動員能力更強，這些星星之火不繼綻出火花。種子開始萌芽，期待著改變。  

2012年5月25日早上9點30分，陽光時務與正住在紐約大學的陳光誠通上電話。陳光誠聽起來聲音輕鬆，回憶起過去一個月的經歷，他說，所謂傳奇，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必然就是，當今時代，已經是資訊時代，關起門來做壞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已經到了一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時代。所以，我說它是必然。」 盲人陳光誠在美國發表第一次簡短演說時，不少人流淚了。一個剛剛到哥倫比亞大學念書的中國留學生迫不及待地想要跑去見他，這個年輕的留學生說：「到了紐約，竟然覺得離中國更近了。」 從4月20日早上11點零3分，陳光誠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翻過東師古村的家中圍牆，到5月19日下午3點45分，在中美兩國的外交協議下，他乘坐美聯航88次飛機離開北京——這一個月來，發生在這個盲人身上傳奇一般的驚心動魄，牽動了無數人的心。 在和陽光時務通話時，陳光誠首先表達了感謝。在飛往美國的航班上，他聽讀了《陽光時務》19期的內容，對記者進入東師古村表達感謝，接著他很節制地講了這一個月來的種種。 說 到救他的人，他逃亡的具體計劃、路線，在美國大使館發生了什麽，他都十分禮貌而謹慎，「我應該，要等到山東查處以後，才透露這些東西。」但是這之中的心路 歷程，重要的選擇與時間節點，他都回憶得十分清楚。離開東師古村，他比個人安危更迫切的願望是：要把事情記錄下來，把信息留存下來。他有強烈的記錄意識， 甚至記得每一個關鍵時點精確到分鐘的數字。 他 說，逃亡的計劃醞釀了15個月，準備了最少3套方案。最終採用的方案，也是根據具體環境的變化臨時調整的。他淡淡總結為一句話：「物極必反。他們越是這 樣，越能有一些他們想不到的東西。」從家中開始行動，到離開東師古村幾公里，他花了20多個小時，堅稱「完全是一個人」。翻越第五道墻的時候他摔傷了腿， 三根骨頭斷裂；在骨折的情況下，他又堅持了十幾個小時，才安全離開村莊。他對時間十分敏感：「任何自然界的的東西都可以告訴我時間。我離開村子大概1公里 半的時候，我就聽見鳥開始叫了，我就知道，哦，差不多5點鐘了。」 他做了最壞的準備。去年8月他對外揭露看守毆打他和家人的時候，看守就威脅他：「只要離開這個家，就是你的死期。」他說：「我做了一些防備，但能起多大作用呢？不管怎麼樣，這個險我是非冒不可了。」 他並沒有仔細想過，離開東師古村之後，要去哪裏。 好 心的村民將他偷偷送離臨沂，送到山東新泰，他的哥哥陳光福聯繫了他的好友郭玉閃。郭玉閃帶著人，開了兩輛車，直奔山東，在新泰與陳光誠會合。見到郭玉閃的 第一面，陳光誠喊：「哎呀，兄弟啊，終於見面了。」郭玉閃緊緊抱住他。「應該沒有哭，我們都是男子漢嘛，不會輕易哭。」 4月23日淩晨1點，兩輛車悄無聲息離開山東境內，8小時後，到達北京。 陳光誠說：「路上一夜都沒有睡，跟郭玉閃交流了非常多的事情。特別是去年下半年發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網友來看我的種種經歷。談了很多很多。」「珍珠也在，我和郭玉閃一輛車，珍珠在另一輛車上保護我們。」 4月26日，山東已經知悉陳光誠逃亡至北京的事情，而此時他還未進入美國大使館。「山東已經派了6輛車準備到北京去綁架我。」 他 說此前並沒有想過要進入美國駐華大使館，但「安全非常難以保障，我05年從北京被綁架回去的經歷，一綁就是7年，沒有人管，沒有人問，法律是無效的。當時 我的安全是完全沒有保障的，所以我本人在到達北京兩天之後也想到了這個方案。」「我考慮最多的，是要把一些資訊保存下來。即便他們把我抓回去以後，這些資 訊也能夠公佈於眾。」 4月26日下午3點，美國大使館的車從一個「離使館很遠的地方」接陳光誠進入大使館。「當時他們接到我以後，仍然有兩輛車在後面飛速地追。」 4 月26日，陳光誠進入美國大使館。而同時，山東對陳光誠的家人展開了調查和報復。「從26號知道我離開以後，他們在我家裏裝了7個攝像頭，而且是高清的， 非常昂貴的那種。他們自己也都非常高興地說，哎呀，太清楚了，即使是晚上所有的地方也都看得清。一發現我走以後，他們立即停止我孩子上學。」 他的妻子袁偉靜後來跟他講述，「那時候就是天天院子裏、屋裏、房頂上都是人，而且從29號開始都把原來的普通看守解僱了，換成了公安。」他說他們沒有穿制服。「你說的穿制服的公安那是民警，脫掉制服的公安他是官警。但是裏面那塊肉呢，還是那塊肉。」 「我 妻子26號被他們綁到刑警隊，關押了50多個小時，把她綁到一個椅子上，使用各種酷刑。比如說不讓她睡覺。這些員警在他們看來，酷刑很正常啊，他們準備打 我妻子，但是逃亡的消息也沒什麼，我妻子都告訴他們了，也就沒再打。」「回來之後那幫看守們還拿著棍子跑到我家裏來，到我屋裏說要把袁偉靜砸死。這是我妻 子到北京後給我講的。當時是非常非常瘋狂的，整個晚上就要我們把屋裏所有的電燈都打開，從裏屋的門，到屋門，然後到大門都不允許我們關上。他們就坐在屋 裏，坐在你院子裏。而且不准我媽媽在裏屋睡覺，必須在外面睡覺。」 袁 偉靜在家中屢受折磨的時候，陳光誠在北京與中美雙方開始了談判。「他們的第一個協議是，我必須先從使館出來，然後可以把我的家人送來北京。這個要求被我嚴 詞拒絕了。說實話，拒絕他們這個協議的時候，我已經做好了其他的打算了。但是，後來外交部知道我拒絕他這個東西以後，他們又改變了說法，說可以先把我的家 人接過來，然後讓我再考慮是不是要出來。這個改變，他們把我的家人接出來的這一個承諾，我可以視為，是對我部分家人不法侵害另一種形式上的停止。」 陳 光誠接受了。在大使館停留了6天後，5月2日下午3點左右，陳光誠見到了妻子和孩子，然後，在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的護送下，他們一家離開大使館，進入北京 朝陽醫院。關於這場眾說紛紜的離開，陳光誠的解釋是：「離開有兩個原因。一個是中美的公開協議。我想，國際外交無小事嘛。既然他們簽署了協定，他應該兌現 他保障我公民權利和自由安全的這個承諾。第二是，我的家人受到威脅。有人跟我說，如果我不出來，就會把我的老婆孩子送回山東。山東的一些情況我這時也有了 一些大致的了解，所以我想，我應該出來。即使是冒險我也應該出來。就這麼兩個原因。」 5月2日進入朝陽醫院，到5月19日離開，整整兩個星期的時間，陳光誠主要在接受治療，偶爾接受電話採訪，沒有外人可以去看他，他表示沒有再接觸過美國官員，而是國家信訪局的一個官員來跟他談過五次。 「在朝陽醫院檢查，三根骨頭有斷裂，所以當天就打上石膏，於是一條腿就不能走路了。」 「另外是腸炎，慢性的結腸炎，因為時間長得不到治療，醫生說也非常的嚴重。」 「外傷除了腳傷，還有就是我的肘傷、膝蓋傷。因為當時腳摔傷以後，站不起來嘛，就只能爬著向外走，所以我的膝蓋，胳膊肘全都磨破了。」 「我妻子也受了傷，但是沒有接受治療。我也提出來給她做片子檢查。因為當時她也被打得很厲害，腰部啊，肋骨啊，眼睛的眶骨啊，有可能骨折了。但是，沒能如願。」 「在 醫院期間，中央派了一個國家信訪局一個官員來跟我接觸，一共談了五次。他一開始就跟我說，他來找我，是經中央授權的，直接授權的。我就跟他講了山東的情 況，然後提了大致的要求，他當時的表態也非常的好。我的要求就是，要求他們立即停止一切對我家人的不法侵害，這些年來的不法侵害必須馬上停止，保障我和我 家人的所有公民權利。然後就山東數年以來對我家人實施的這種違法犯罪行為展開徹底的調查。公開地作出處理，必要的時候需要有網民組成的團隊去參與，監督。 還有就是這些年來，他們對我們家造成的身心損害，包括其他的損失要作出賠償。他們當時表態，會對山東展開調查。也算是給了我一個承諾，而且不止一次。我現 在仍然要求他們儘快地，兌現他們給我的承諾，對山東展開徹底調查。不管涉及到的官員職位有多高，人數有多少，只要違反了中國的法律，必須得到法律的嚴 懲。」 和這個「中央授權」的官員談了五次之後，5月19日上午11點39分，陳光誠突然地接到消息：今天去機場，吃完飯就走。「之前毫不知情。」 5月19日下午3點45分，他踏上了美聯航88次的航班前往美國紐約紐瓦克機場。 關 於人們對他該走還是該留的爭議，他說：「我沒有什麼猶豫。我一再地說，在使館裏我說不出國，那個不出國的含義是拒絕流亡。我走出使館大門的這一瞬間，這個 協議生效，它所做出的承諾生效，那麼，我再要求去學習、去休養、去治療那都是另外一回事。這是我的公民權利啊。他們既然承諾保障憲法賦予我的公民權利，自 由和安全，那麼出入境自由這也是我的一個公民權利啊。為什麼，就產生這麼多的問題呢？而且，從某種程度上講我們這次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一個歷史性的實驗。成 與不成都善在良可。」 回顧這一個月來，陳光誠認為，自己被稱為傳奇的種種經歷，既是偶然，也是必然。「必然就是，當今時代，已經是資訊時代，關起門來做壞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已經到了一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為的時代。所以，我說它是必然。」 相關文章 陽光時務獨家對話陳光誠 陽光時務第20期 《六四二代》 陽光時務第20期 《六四二代》 漫畫台灣陸生 娛樂精神無遠弗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