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身份认同不过就是各种价值分歧的战场。 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对观念有着这样的看法：“经济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各种观念，其力量之大，出乎常人之意料。实际上，统治世界的不过就是这些观念而已。……既得利益之势力，往往被人夸大，实则远不如各种观念之潜移默化影响。……或早或晚，或好或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各种观念。” 身份认同观念正是其中之一。身份观念与归属感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使得我们可以超越原子式的个人，“对某一特定身份的关注可丰富我们与他人的联系的纽带，促进彼此互助，并且可帮助我们摆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暴力与身份》第2页）。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我们的身份认同给予我们人生意义，它对我们过一种充实的、有意义的生活是不可或缺的。不过，因身份认同的不同而导致或孕育的暴力也频繁地发生，无论是上世纪由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所发动的“911”恐怖袭击活动，身份认同观念在其中无疑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时至今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巴斯斯坦与印度、非洲等地依然还在为这样的身份认同上的不同而流血不断。然而，糟糕的不仅仅是身份认同会导致暴力，更糟糕的是这种冲突似乎是与其积极意义相伴而行的。“在一个联系紧密的社区中，居民们可以本能地抱有团体精神而及时地互帮互助；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向刚从他处迁入的移民的家中扔石头”（第2页）。“群体间的内部的团结每每发展成群体间的不和”（2页）。无数的事实似乎表明身份认同具有这样一种宿命：它既赋予个人生活意义且带来群体内的和平，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以身份认同来划分的群体间的冲突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著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曾被人誉为“经济学的良心”，其《身份与暴力》一书就是试图打破身份认同的这种所谓宿命。森犀利地指出，这种困境出现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我们具有一种错误的单一归属论的身份认同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存在一种支配性的归属，它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且它唯一地决定了我们的身份，或者决定了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我们就是按照这种单一的标准去把人类划分成各种群体，并且我们越是认同这种单一归属的身份，那么对不合这种身份的人就越是排斥。中国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和宗教中所具有的“信我者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狱”无疑是其代表性的表现。在森看来，如果我们想打破身份认同的这种宿命，关键在于表明单一归属论只是一种幻觉，是一个错误。我们下面将从概念、实然与应然三个层面来分析森的论证。 我们先来看概念层面。根据语言分析，身份实际上有两种用法。一种是作为一种标记（token）来指称某个人的存在，比如说名叫张三或有一个身份证数字N来指认他等。另一种则是作为一种类型（type），比如说某人是个天主教徒。 这里的天主教徒就是张三的一个身份。这两种用法的身份是非常不同的，对于第一种作为标记的身份，也就相当于森所提的“某物等同于它自身”，这就是“自身认同”。不过，我们常识中非常自然地认为起这种作用的一个标记是在指称一个独特、唯一且不变的个体。而作为类型的身份，实际上就是森所提出的社会认同，“也就是与某个特殊群体中的他人认同”（第12页）。无疑，正是后面的那种身份认同才能赋予我们生活的各种意义。不过正如森明确地指出的，这种身份认同可以是无穷多样的，比如说“身高1米80以上”也可以成为一种潜在的身份。不仅如此，这种认同还可以是多重的，一个人可以是天主教徒，他还可以是个篮球迷。两种用法上的身份是不冲突的，而其作用与特征也是不同的。不过现实中，当我们用类型身份来确定我们的标记身份时，当“自身认同”与“社会认同”以此种方式关联起来时，我们就容易会把两种特征搞混淆。当把两者的特征混为一谈时，我们就容易把标记身份的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选择性赋予类型身份，这显然容易形成森所说的那种“单一归属论”，也就是认为存在“某种单一而又涵盖一切的标准”来把人群加以分类。这种混淆的后果就会是如森所说的，“容易导致对世界上每一个人的误解”。但一旦我们意识到两种不同用法上的身份后，我们就知道“单一归属论”至少在逻辑上或说概念层面上是得不到支持的。 不过，森在书中的重点是放在实然层面的。我们似乎看到，我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这是我们出生就几乎确定了的，是我们所无法选择的。实际上，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无神论者，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我们的出生所决定的。不仅如此，我们也发现有些人接受了单一身份论，例如在“911”恐怖袭击活动中所出现的自杀式袭击者。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表明，单一归属论在有些情况下是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并且在此情况下，它确实是容易导致冲突与暴力的。很悲哀地，我们的历史事实不止一次地印证了这一点。有些人能够用这种单一归属论来蛊惑人心，鼓动人们据之而行动，以达到其目的。但这显然不是故事的全部。森在书中花了很大的篇幅，列举了诸多的相反事例来表明，情况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如我们现在所得到的那样，单一归属论并不是历史的真相。森对所谓东西方文明的划分、对于宗教发展的历史和对于科学史的考察等无不表明，单一归属的身份认同观念既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适用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尽管我们有些身份是我们无法选择的，但其重要性并不是如此。森在这里强调的有两点，一方面这不能决定它们就是我们唯一重要的身份；另一方面它也不一定必然就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这也就表明，单一归属论尽管是可能的，但绝对不是必然的。由此，身份认同的暴力宿命显然是得不到实然层面的支持的，因为这种宿命要求单一归属论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要是必然的唯一选择，情况显然不是如此。 由此，如果身份认同真有这种宿命，它只能从应然层面得到支持。当代学者中确实有不少人支持这种看法，比如说社群主义者，尤其是各种文化论者。不过，情况并非真如他们所想。首先，极少有人会否认，我们的传统、文化与宗教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一直在变化，很多时候是缓慢地，但有的时候是突然地变化，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次，不断变化的文化与传统都能给予我们一种归属感，给予我们人生以意义。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某种文化或传统才能赋予我们人生以归属感和意义。再次，传统、文化或宗教中的有些内容可能是排外的，对外在的东西保持着一种敌意。甚至说两种文化或传统中有可能存在着根本的冲突，无法相容。最后，除非以普遍主义价值为前提的文化或传统不能为我们提供归属感，不能提供人生意义，否则不论我们具有多少根本冲突的文化或传统，都不构成它们要导致宿命冲突的原因。因为各种文化与传统都可以在普遍主义价值的指引下慢慢地变革，从而形成新的文化、传统与宗教。森在书中的历史探究表明，不仅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文化与传统，实际上，我们古代的文化与传统事实上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变化与发展，有不少实际是内含某些普遍主义价值于其中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身份认同不过就是各种价值分歧的战场。这里也走到了最为棘手的地方，即价值相对主义与价值普遍主义之争。如果我们接受价值相对主义，认为所有价值都取决于文化、传统或宗教本身，没有任何可以通约的标准，没有任何客观的、普适的价值存在，那么文化、传统或宗教等应该如何变化与发展，这就是不确定的。这样就容易导致身份认同的宿命：冲突与暴力的频繁发生。但要么这种冲突与暴力产生的流血与牺牲是重要的，且是很糟糕的。不过这样一来相对主义就是不成立的，因为已经有了对于所有相对主义者而言都重要的价值，并且单一归属论的这种必然后果本身就是反对我们选择它的一个重要理据。要么它对于相对主义者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所以这种宿命本身也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我们显然无法对于流血与牺牲视而不见。实际上，这个逻辑本身会进而逐渐否认掉相对主义里的所有价值，走向价值虚无主义。 综合上面的说法，单一归属论在应然层面依然是得不到支持的。 森在书中多次强调，我们得到错误观念的主要原因是混淆而不是恶意。的确，如果我们混淆上述所分析的不同层面，不清楚分歧是在哪一个层面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极有可能得到错误的观念。比如说，多元文化论者容易变成价值相对主义者，且两者会彼此强化。价值相对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支持是存在着相冲突的、不可通约的多元文化。但当问为什么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相冲突的多元文化，使其发展为可相容的文化时，其理据则是价值相对主义。显然这是一个互为前提的恶性循环论证，但如果我们无法分清实然层面与应然层面，我们容易得到其是正确的那种错觉，由此导致单一归属论的身份认同观。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也是值得注意的，观念（尤其是错误观念）的自我实现功能也容易导致我们支持单一归属论。比如说，如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均接受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一条，且都认为先发制人是好的，那么两个国家再次出现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当宗教裁判所尽力把异教徒或无神论者送上绞刑架时，自然大大增加了相互的敌意，出现冲突与暴力也就无法避免了。无疑，这些东西又会成为身份认同宿命论的一个有力论据。 不无遗憾的是，这里只能简单地讨论森对身份认同观念出现错误的分析。尽管这是本小书，但其信息含量极为丰富，森对于我们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身份认同也同样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尽管森在本书中对于价值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之争没有详尽的论证，但对森稍有了解的人会知道，森是坚定的价值普遍主义者。贯穿其整个学术生涯，他都在为价值普遍主义做论证。在提供一个普遍主义价值的认同上，森做了很多有积极意义的工作。他始终都在尽力提供自由、平等与民主的普遍性理解，致力于反对所谓的“亚洲价值”或“地方特色”的价值主张。他的能力进路与实质自由的讨论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里有几点值得特别指出。第一，无论我们可以有多少不同的身份认同，无论我们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美国人，无论我们是球迷还是宗教徒，我们首先是一个人。我们具有人的诸多共性，我们能够对理由做出回应、能够反思，可以自由选择。由此，第二，如果我们承认这些东西所具有的价值，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的民主环境，这样一方面有利于人们形成且发展选择能力，另一方面构成人们要在其中做出身份认同的“选项约束”。 这样我们得到第三，我们不是因为基督教、伊斯兰教而尊重基督徒或伊斯兰教徒，而是因为基督徒、伊斯兰教徒而尊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我们尊重个人的认同或选择。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理解且尊重异质文化，也恰恰是缘于此。但是这种关系一旦倒置，那么就很容易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和单一归属论的身份认同。 的确，如森所言，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因为人们对于身份认同的单一归属论错觉而被弄得支离破碎，导致许多冲突与暴力，致使许多本无必要的流血事件与人员伤亡不停地出现且很可能会继续出现。不过，由此紧迫的不是我们因此就要消除身份认同观念，相反，我们要努力澄清身份认同观念，确保我们的理性选择在身份认同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获得一种宽泛视野的多元身份认同观。尽管我们无法奢望这种新的身份认同观念能够马上深入人心，力挽狂澜。但搞清楚它，由此“确保我们的心灵不被某种视界所撕裂”（第160页），这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进而期望它能够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由此让身份认同观念在形成一个和平共处的美好世界做出其应有的贡献。   （葛四友：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原文链接： http :// phi . ruc . edu . cn / pol / html /26/ n -11226. html ）

一旦人际关系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群体间的关系，诸如文明、宗教或种族之间的“交善”与“对话”，而完全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如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那么，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就消失无形了，个人被填塞入一个个“小盒子”之中。 几年前，我经过一次短暂的国外旅行回到英国（当时我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院长），伦敦希思罗机场的移民局官员在极其细致地查看了我的印度护照后，提出了一个从哲学角度来看颇为棘手的问题。他注视着我在入境单上所填的家庭住址（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问我肯定与院长有着很好的关系，该院长是不是我的一个亲密朋友。他的问题让我犹豫了片刻，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后，我得出结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对待自己一向不赖。并且，即使有时我说错了什么话，像我自己这样的朋友，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恶意。但由于我迟疑了片刻才给予答案，移民局官员希望知道我犹豫的原因，尤其是他想了解清楚我是否不合法地居住在英国。 这一具体的事情最终得到了解决，但那次与移民局官员的谈话却不时提醒我，身份（identity）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当然，我们不难相信，一个事物总是等同于其自身。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曾指出，再也没有比“某物等同于其自身”这样的说法“更为绝妙但毫无用处的命题”了。但他又接着说，这种命题，尽管完全无益，但仍然“与某种想象的发挥相关”。 当我们从“自身认同”转到“与某个特殊群体中的他人认同”（这是社会认同所最常采取的形式）这个问题上时，问题的复杂性将大大增加。确实，许多当代的政治和社会争端都与有着不同身份认同的不同群体所提出的相互对立的要求有关。因为关于自己身份的观念以各种方式影响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 过去几年来，世界各地的暴行和暴力事件不但引发了难解的冲突，而且也导致了极度的思想混乱。全球政治对立往往被视为世界宗教和文化对立的必然结果。确实，即使不是那么明确，这个世界已日益被视作各种宗教或文化的联盟，而人们的其他身份则被完全忽视。隐含在这种思维路径之中的是这样一个古怪的假设，即可以根据某种“单一而又涵括一切的标准”来将世界上所有的人加以分类。对世界人口的这种宗教或文化分类导致了一种人类身份的“单一主义”（solitarist）认识，这种认识将人们视为仅仅属于某一单个群体（或是像现在这样根据宗教或文化区分不同人群，或是像以往那样按照民族和阶级来加以区分）。 单一主义的认识往往容易导致对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人的误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把自己视为各种各样的群体的成员，我们属于其中的每一个。同一个人可以毫不矛盾地既是美国公民，又是来自加勒比地区，还可以拥有非洲血统；此外，还可以是一名基督徒、自由主义者、女性、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异性恋者、一个主张同性恋者有权利自行其是的人、戏剧爱好者、环保积极分子、网球迷、爵士乐弹奏家，而且坚信外层空间也有智慧生物存在，并迫切渴望与他们交流（最好是用英语）。上述的每一个群体 她同时属于这些群体 都给予她一种特殊的身份。没有一种能够算得上是该人唯一的或单一的成员资格或身份。既然我们不可避免地拥有多重身份，在每一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的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 因此，对于人类生活而言，最关键的莫过于选择与推理的责任。与此相反，暴力往往孕育于这样的一种认知，即我们不可避免地属于某种所谓唯一的，并且往往是好斗的身份，该身份可不容置疑地向我们提出极其广泛的要求（虽然有时候这些要求是那么不易接受）。通常，将某一唯一身份强加于一个人是挑拨派别对立的一个关键的“竞技”技巧。 不幸的是，许多主观上试图制止这类暴力的良好意愿也往往因为以为关于我们的身份没有多少选择可做而遭到挫折，这严重损害了我们克服暴力的能力。如果在人类不同群体之间实现友好关系的前景主要被视为诸如“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善共存”、“宗教之间的对话”，或者“不同社群的友好往来”（我们正日益朝这个方向前进），而忽视人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么我们在为和平设计进程之前，就把人类渺小化了。 一旦世界上的种种区别被整合简化成某一单维度的、具有支配性的分类体系诸如按照宗教、社群、文化、民族或者文明划分并在处理战争与和平问题时按照这种方法把其相关维度看做是唯一起作用的，那么我们所共享的人性便受到了粗暴的挑战。这样一个单一划分的世界比我们所实际生活其中的多重而有差异的世界更具分裂性。它不仅与那种过时的，认为“我们人类大体上一样”的信念（这种观念常被不无理由地讥讽为过于幼稚）相悖，而且也与另一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念相悖，即人们之间的差异是多种多样的（diversely different）。在当代，实现世界和谐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人类身份多重性的更为清晰的把握，以及充分认识到，人们的这种多重身份是纷繁复杂的，并且坚决反对将人们按某一单一的、鲜明的界限来进行划分。 确实，概念混乱，而不仅仅是恶意，很大程度上应该对我们周围所发生的骚乱与残暴承担责任。对命运的幻象（illusion of destiny），尤其是那些宣扬这种或那种单一身份（及其相应的含义）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孕育了这个世界的暴力。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我们拥有各种不同的所属关系，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互动（不管那些煽动者或他们的困惑不安的对手是如何向我们宣传的）。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事情自由决定先后轻重。 对于我们所属关系的多样性，以及对需要作出推理和选择的必要性的忽视，使我们对生活其中的世界缺乏清晰的认识，并因此把我们自己推向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在《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一诗中所描绘的可怕情景： 我们犹如置身于黑暗的旷野， 陷入混乱的进军和撤退之中， 在那里，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 我们能够比这做得更好。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有这样一句名言：“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这听起来就好像是他诸多胡言妙论之一，但不同的是，王尔德这次却合乎情理地给出了解释：“他们的思想是某个他人的意见，他们模仿他人的生活，他们最爱引用他人的话。”确实，我们受我们所认同的人们的影响是如此广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最近在科索沃、波斯尼亚、卢旺达、东帝汶、以色列、巴勒斯坦、苏丹以及其他许多地方所看到的，那些被人有意挑起的宗派仇恨像野火一样迅速蔓延。只要略加煽动，人们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就可迅速膨胀，最终演变成残虐他人的武器。 确实，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 事实上，全球范围内潜在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就是如下假设，即可以根据宗教或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关于这种单一划分的支配地位的信念使得暴力在全球一触即发。单一划分世界的观点不仅仅与那种认为人类大体上是一样的信念格格不入，而且也与那种较少受到关注但更为合情合理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的差异是多样的观点相悖。世界往往被视为由各类宗教（或“文明”、“文化”）组成，而忽略人们所实际拥有和重视的其他身份，诸如阶级、性别、职业、语言、科学、道德和政治。单一划分观要比多元和多种划分观更偏于对抗，而后者构成了我们所实际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种理论上的简化主义往往可不经意地助长实际政治中的暴力。 此外，各种试图克服这类暴力的努力也同样因为概念上的混乱而束手无策，因为它们也 明确地或隐含地接受了单一划分观，从而排斥了其他明显能克服暴力的途径。结果是，基于宗教的暴力不是通过加强公民社会来克服（尽管这是一个显著的事实），而是通过动员各个宗教中的所谓的“温和”派领袖来劝说，指望这些宗教领袖们自己在他们的宗教内驱逐极端主义分子，并在必要时重新界定其宗教教义。一旦人际关系被视为一种单一的群体间的关系，诸如文明、宗教或种族之间的“交善”与“对话”，而完全忽视同一个人还属于其他群体（如各种经济、社会、政治或其他文化关系），那么人类生活的大部分重要内容就消失无形了，个人被填塞入一个个“小盒子”之中。 把人们渺小化的可怕后果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将重新审视和评价某些广为讨论的主题，比如经济全球化、政治上的多元文化主义、历史领域中的后殖民主义、社会生活中的民族性、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和全球范围内的恐怖主义等。只有承认我们生活中关系的多样性，并且作为这个世界的共同居民而理性地思维，而不是硬把人们塞入一个个狭窄的“盒子”中，也许才有可能实现当代世界的和平。当务之急是需要清晰地认识到我们有自由确定我们事务的优先次序。与此相关，我们还要充分地认识到理性地发表意见，不管是在一国之内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与作用。   （阿玛蒂亚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原文链接： http :// data . book .163. com / book / section /0000 FdQF /0000 FdQF 0. html ）

 2012年 2月 18日 中国敦促叙利亚结束暴力，支持公投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隽呼吁叙利亚各方停止暴力，允许和平地举行选举。 翟隽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会晤后表示，中国呼吁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和武装人员立即停止暴力。 翟隽说，北京希望即将举行的叙利亚新宪法全民公投和议会选举以平静的方式进行。 中国和俄罗斯拒绝谴责叙利亚对抗议民众的镇压，自从去年3月以来，已有6千多人在镇压行动中被打死。 联合国大会星期四通过一项决议，要求阿萨德专制政府立即停止对平民的攻击。在表决中，拥有193个成员国的联合国有137国投了赞成票。

2012 年 1 月，海南三亚，城管暴力执法，把一女贩打得满脸是血，昏迷不醒。 女贩的五岁儿子闻声而至，看见母亲倒在地上满脸是血，顿时撕心裂肺地大声呼喊。城管把他推开，不让他接触母亲。 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茉莉花革命 http://www.molihua.org

 2012年 2月 01日 中国：受过训练的分裂分子煽动四川藏人暴力 记者: 美国之音 | 华盛顿 中国官员说，受过训练的藏族分裂分子袭击警察，上周在四川煽动血腥暴力事件。 中国国营媒体《中国日报》星期三援引四川省政府官员的话说，两起冲突中有两名暴徒被打死，24名警察和消防员受伤。这是这起暴力事件上周发生后，地方官员首次作出的详细报告。 官方的说法与目击者和流亡组织的说法矛盾。后者说，警察先后三次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枪，造成多达7名抗议者死亡。 中国警方已经封锁了这一地区，限制记者等人员独立证实有关报道。西方新闻机构报道说，当局在远至抗议地点300公里外都增加了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