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

用“公民学”代替暴力维稳 徐 贲   读到一篇《 无论何因，施暴者都应依法受惩 》的文章 ，对 浙江湖州市织里镇发生的 “ 抗税 ” 事件作出了态度极为强硬的反应，文章主张，“ 对于出现暴力的群体事件，无论其起因是什么，对施暴者都应依法坚决惩处。这种惩处应当公开、及时，必要时从重。”文章认为，只有“坚决”、“从重”的暴力打击才能“在全社会建立起群体事件中施暴必被严究的明确观念和法律威严”，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 用重典治“乱民”，本不是什么新鲜主意，也从来没有收到过好的统治效果，更不要说有利于长期的治理目标了。这次提出“ 无论何因 ”，更是显示出“绝不手软”的决心。 “手硬”作为一种既合法有合理的治理手段，应该是在问清事件发生于“何因”之后，而不是不问“何因”就作出的应对措施。就算事情全是“乱民”或“暴民”的错，也得问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好的公民，而变成了如此恶劣的“暴民”。暴民的出现，至少应该说是公民教育的失败。 早在 1779 年，美国建国之父之一的杰弗逊就已经提出，公民教育对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稳定是必不可少的。他非常有远见地看到，为了更好地维持社会稳定与和平，与其给政府军队，不如给人民知识，人民越没有知识，就越可能成为暴民，而政府越动用军队镇压，民众叛乱就越多。镇压不是解决之道。 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政府军事力量再大也防止不了叛乱。英国的军队比我们多，却几乎每五六年就发生一次叛乱。法国的军队更多（但是如孟德斯鸠所说，不及其他国家霸道），总是有二三十万人整装待命，准备镇压叛乱，其中每一次叛乱参加的人数都比马萨诸塞州多，流的血也多得多。在土耳其，那儿的暴君杀人如麻，可叛乱却几乎天天发生。再把他们叛乱者疯狂的烧杀掳掠同我们叛乱者的文明、克制和几乎自我灭绝的精神比较一下，然后回答：给政府军队，或者给人们知识，究竟何者能最好地维护和平”。 防止产生暴民的唯一方法是教育，不是镇压，“要教育全体人民，使他们了解情况，让他们懂得维护和平与秩序对他们有好处，这样他们就会维护”。愚昧和自治是不可能并存的，“如果一个国家想要既愚昧又自由，那它就是在期待一件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相反，“只要人民有知识，就能把他们自己的政府托付给他们，也就是说，当事情变得很糟糕，引起他们注意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把事情扭转过来”。 杰弗逊明确表示，“我对一个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政府没有好感。它总是压迫性的。它使统治者逍遥自在，而人民却饱受苦难。” 杰弗逊始终坚持，民众不仅要有选举和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且还要有必须要有自我治理的能力。杰弗逊越是信任民众有能力治理自己，就越是强调要通过教育培养和提高这种能力。他认为，每个人都有自治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教育必须是普及的，他甚至认为，一旦教育普及了，没有接受教育的人，不应该有选举权。 没有公民教育便不可能保证民主社会的自由秩序，暴民是对这一自由秩序的威胁，再多的军队对此也无济于事。杰弗逊坚持认为，“人民有权用权利法案来对抗世界上无论哪个政府——全国政府或地方政府，任何一个公正的政府都不应予以拒绝或停留在推理上。”但是，推翻了政府后能否就此建立起一个更好的、真正民主自由的新秩序，那就要看人民的教育程度了，教育不仅能让民众明白什么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而且也是“维持我们所有人自由的唯一靠山”。暴民造反，有成功建立新政权的，但不可能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国家。 维护社会稳定不是它自身的目的，维护社会稳定是为了保障所有的人的自由、安全、尊严。只有公民教育才能真正让人民知道为什么需要维稳，这样的公民教育不仅要让人民知道自己的权利，而且还要让他们对一切暴力——乱民的和国家的暴力——保持高度警觉。杰弗逊称这是“公民学”（ civics ）的第一要义，“是（公民学）的指北星”。在似乎只剩下在暴力中寻求维稳之道的今天，中国不是太需要这样的公民学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