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

舆情会商室–舆情频道–人民网 舆情会商室–舆情频道–人民网     访谈时间： 2011 年 9 月 14 日       嘉宾：         张焕枝: 聂树斌的母亲                             何兵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行政法专业博士， 2001 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著有《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利害的分配：我们身边的法律》上海三联出版社。       主持人：           庞胡瑞， 人民网舆情频道副主编、主任分析师。     舆情背景：       因“奸杀”而导致聂树斌于十年前伏法的聂树斌案，却因“真凶”王书金日后自动浮出水面的强烈戏剧性而引起世人强烈关注。2005年4月聂树斌案被曝“一案两凶”后，河北省政法委成立了工作组，负责对聂案重新调查。当时，面对全国媒体的紧密关注，河北方面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六年过去，这个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访谈实录：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人民网人民电视、人民网舆情频道以及天涯社区联合推出的舆情会商室追问聂树斌一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何兵。何教授你好。欢迎您来到舆情会商室，请您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何兵： 各位网友，大家好！   主持人：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聂树斌案案发原因，因强奸杀人罪在 2005 年被枪毙的聂树斌案，在 2005 年因真凶王书金自动浮出水面的戏剧性而引起世人的强烈关注，在 2005 年 4 月聂树斌案被报一案两凶之后，河北省政法委组成工作组，对聂树斌案进行重新调查，当时在全国媒体的关注下，河北方面宣称，将尽快公布调查结果，然而六年过去了，这个承诺依旧没有兑现。我们回到访谈本身来看一下。在聂树斌案这个过程中，来自我们最新的媒体报道，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说法，就是通过种种迹象表明，聂树斌案永远也没有翻案的机会，也没有翻案的可能了，在刑诉法面临修订的今天，特别是刑诉法修订前期，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往往通过我们的推动、通过我们的努力可能会出现转机，您对这个观点是怎么看的？   何兵： 如果认为没有翻案的可能，我就不会坐在这儿，我也不会参加石家庄这个研讨会。我们认为，是有翻案的可能。而且我觉得，这个案子今天翻起来已经太迟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一个很明显的案子，不是说复杂的案子，不给公众一个很明确的答复，我原来说明年两会期间，“两高”的报告会受到影响。因为在“两高”看得非常清楚有一点就是微博，去年微博没有现在这样的影响力的。假如这个案子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死刑案子如果得不到公证的实施，明年两会期间，微博要转起来，“两高”的报告是会受到影响的。 第二点，对于你刚才这个问题，对刑诉法修改来说，刑诉法修改又把目光重新聚焦聂树斌案，它会引起很多的问题反思。第一个就是聂树斌案按照现在模式来看，他确实没有杀这个人。那他为什么在高案里面自己承认杀人？你要说没有刑讯逼供，那我说估计是没有人相信这个事，说没有任何刑讯逼供，很友好的，我问你，你就回答说我杀人了，你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对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制度性建设来防止这种刑讯逼供，因为刑讯逼供已经不是在一个案子、两个案子中出现，很多案子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引起对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个人想，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法是，把看守所从公安部门拿到司法部门去，这是最终的解决办法。没有什么麻烦的。为什么？因为司法部门也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公安部门也是政府部门，它也不会拿到民间去，是拿到政府部门。这样做的好处是，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案件的任务，他一着急，他就下手，就出现这些问题，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案子实际上据我所看到的这个判决，那个判决是非常简单。就没有什么样真实的物证。比如强奸杀人罪重要的是一个 DNA 鉴定，这是很简单的，不是很复杂的，也不是现在才有的，以前就有。这样一个东西都没有，就敢判决强奸杀人，敢判死刑。那就反思第二个问题，就是法官为什么这么麻木？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刑事诉讼法要研究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律师为什么没起作用？这是一个考虑。律师为什么就没起作用？这个要考虑。律师们都着了急了，因为这种执法，律师不起作用。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不好的现象，有些人对律师制度没有一个正确的看法。认为律师是来捣乱的，而这种案件律师不要参加，那种案件律师不要参加了，或者你参加了怎样辩护呢，你辩护时告诉我一声。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律师制度本身在哪。律师本身就是放在那对抗检察院的。正是这边有一个检察院，这边有一个律师，这样对抗以后，我们司法的天平就平了。任何一端太强，一端太弱，这个天平出问题。所以，这就是要反思的律师制度。 再一个反思，就是为什么翻案这么难。大家一直在关注这个事。众目睽睽之下，事实这么清楚，朗朗乾坤，这个正义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么难？我们如何来确定这个制度，再审这个案，把这个搞活。我觉得这个案子，包括内蒙的案子，都是这样的。   主持人： 可以看出来何教授对这件案子很关心。同样今天早晨我们也连线了聂母，我们看看聂树斌母亲在六年中做了哪些工作，做了哪些努力，看一个丧失儿子的母亲在这六年中怎么奔走呼号的。   张焕枝： 一个月最少跑一次或者跑两次，直到现在都没有放弃。   记者： 现在还在跑。   张焕枝： 还在跑。   记者： 他们是怎么接待您，或者怎么给您答复的？   张焕枝： 就是推你。我们给你调查，你不要着急，你等一等。一直让我等，等了多少年。   主持人： 我们听到聂母的录音之后，我们最感受的就是等，等了多少年一直都没有回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说聂树斌案是一个个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几年过程中聂树斌案和内蒙呼格吉勒图案，都是处于在 2005 年真凶落网之后，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两个案子在五年真凶落网之后都没有进入再审程序，您认为这种冤案难以申诉的原因在哪？究竟结点在什么地方？   何兵： 从法律技术上来说，本案没有任何难点。因为那个真凶已经自认是我杀的，而且确实有很多证据就是他杀的。从我们法律技术上来说，聂树斌案一定是存在着误判的可能性，这是没有任何异议的。法律技术上、法律条文上都没有问题，那就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我们法律就得不到实施？而且是众目睽睽之下得不到实施。而且是在这么多老百姓非常不满的情况下得不到实施，而且是在严重损害我们司法形象，甚至损害我们执政党政治的权威的情况下得不到实施。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你要让我说答案，一个总的答案就是，你们这个人民网起的名字好，就是人民的力量还没有办法控制官府，这就是最终的问题。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你骂你的，我还要干我的，你着急你的，我还是不着急，你还去等，等了这么多年。我知道河南有个当事人，他问过我，何老师，为什么我的官司从黑头发打到白头发，还打不赢？我说你甭着急，估计你的头发掉完了掉没了，还打不赢，这是一个很心酸的玩笑。 从这里可以看出什么问题来？我们这些年搞法制建设忘了重要一条，就是民主是法制的前提，法制是民主的保障，这个有秩序的民主如果不发育起来，法律会成为条文。为什么中央在提要有秩序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实际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有秩序的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切实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比如说为什么现在不提呢，我跟你说，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骂的再恨，他的乌纱帽还是他的乌纱帽，这样院长就不着急了，是这个道理吧。要是在西方法治国家，这个案子出现后，敢这么拖，不可能。   主持人： 何教授解释的非常透彻。同样的，我们今天也针对这个问题，也针对当事人本身，特别是聂母也做了一个专访，希望通过聂母的声音看一看她作为一个母亲，聂树斌和王书金之间的关系。我们听一听从聂树斌母亲口里说出来的他们俩人之间的关系。   张焕枝： 从我儿子被抓推迟，以及到这个案子的结束，我都持一种怀疑的态度，为什么我怀疑？最后的时候，到我家里来，并没有说清什么情况，怎么着怎么着的，了了草草把这个案子结了。结了案子之后， 1995 年 10 月 27 号把我儿子枪毙了，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什么事情呢，就枪毙了。说给你儿子送衣服来，才知道把我儿子枪毙了。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这样说，我儿子肯定没有作案，也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们不是一伙的，不是同伙做的案。   主持人： 从这个录音我们可以看到，聂母从到今天为止一直情绪非常激动，而且追求真相的脚步也不曾停止。我们看一下，同样是在追求真相，我们再听一下张焕枝针对她申诉六年以来法院是怎么答复她的。   张焕枝： 没有到过我家里来答复，也没有给我打过电话，至今也没有我答复。我到哪个部门要求见他们，见不到。   主持人： 这是聂树斌母亲对我们说的。就是连法院的门都进不了。我们接着问聂树斌母亲，这几年您老最大的感触是什么的时候，聂树斌母亲是这么跟我说的。   张焕枝：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老百姓打官司难。这个案子，没听你发牢骚，法官就推你，说要有一个解释，多一些沟通，其实解释和沟通其实都是一个目的、一个内容，就是推你。每次都是这样。我的法官，在河北高院判决的案子，自从 2007 年到现在我跟他见面，每次都是推过来推过去，让我耐心地等一等，一直等了这么多少年，也没有个结果。   主持人： 何教授，特别是您对聂树斌母亲这样的遭遇，她所受的苦难，和聂母所说的，老百姓最难和政府打交道。通过这几年的感触，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何兵： 看到当社会主义民主没有法律的时候，官僚的麻木性会麻木到什么程度。老百姓的口里说的，“难，真难”，我还告诉你，还不知道有些法官牛，真牛，你怎么那么牛？上个月我在广东出了一个庭，那个法官真牛，但是他没想到碰到一个也很牛的教授，就顶他，顶了几回以后，他就规矩了。但是地方律师跟我说，何老师只有你北京来的敢顶，我们地方的哪敢顶啊，得考虑吃饭啊。所以，你会发现，实际上这里面有制度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不让法官巡回？没有哪个国家最高法院放在四五百个法官，你放眼全球就没有哪个国家在首都搞这么多法官放在那，最高法院的法官为什么就不能够到下面巡回审案去，直接把最高法院法官放到省里面审案就行了，巡回转起来，我一直在谈一个重要的观点，把中级以上法院，高级法院的法官全都转起来，三年换一个地方，这也不是何兵的创造，日本不就是一直这么转着吗？所以转起来以后，那就好办了。 现在这个法官一做就是终身制，一辈子奉献在这儿，他称之为奉献在那，老百姓说你一屁股坐在那不走。所以要从根本上考虑这个问题，要把法官转起来。说实在话，我要是现在法官在河北办案子，我没有压力，这个案子和我没有关系。所以，你会发现有这些制度的问题，很麻烦。 还要说一个实在话，聂母这种人，对我们政府，目前还是不断地在呼唤，证明她还是对这个政府有希望的。这样的老百姓真是很善良的老百姓，他们都失去希望以后，我们的政府真是比较危险。通过这个案子看到什么呢？就是把问题拖大，问题拖炸，最终一定会把政府拖垮。这个案子不仅要看到个案问题，有政治敏感性，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背后有制度问题，应该全面来考虑这个问题。   主持人： 让法官转起来就是说让法官和政府、老百姓打交道，让老百姓和法院能够进得去、看得见、摸得着，让他们走到老百姓的中间。针对聂树斌这个案，民间提供了三种解决思路。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整理。其中第一种是这样的，他们是这么说的：让比河北更高的机构来进行调查和审理，即最高检、最高法来进行直接干预，他们不可能受到地方利益的牵制和约束。这种方式来解决。第二种方式是由最高法指定另外一个省的司法机构进行全方位的审理，也可以保持中立。第三种就是根据宪法第 71 条，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视情况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特定事项进行调查并作出决议。您认为这三种观点哪种最可行，或者您自己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   何兵： 由河北高院自己审，已经不是很好的选择了。说实在话，这些年，这么长时间，它已经使社会，包括当事者本人，对它的公立性已经丧失了，就这个案子来说。就像贺卫方教授曾经说过的，这就好比是这样的，秦香莲到包公那去告陈世美，包公批转说本案由陈世美处理。那秦香莲怎么能够告得赢了。你自己把案子做成这样的，这么多年不答理人，你依然还要办，人家就怀疑你。所以，由河北高院再审，包括指定另一个法院再审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由全国人大来成立委员会，特别事件调查委员会，是有这样的，但是我倒希望它不就这一个案子成立特别委员会调查，它应该调查聂树斌这个案子，还有内蒙的那个案子，它应该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调查行政诉讼法在实践中到底出现什么问题，应该成立这样特别委员会来进行修法，我倒不赞成全国人大成立特别委员会来管这个案子。因为它的制度的背后的危险在于，如果这个例子一开，将来地方人大就有可能往下干预案子，当然我们可能说，有的时候干预是好的，有的时候有关系了，找找人了，人大说这个案子不行，我们还得调查一下，这又会乱了。所以，不能说因为这个就让人大建立专门特别委员会来对法院进行判决，这个不合适，但是可以借这个案子和其他案子来解决这个制度问题。 调查一个法律在实践中出了什么问题，这是一个大事。尤其是现在要修的刑事诉讼法。所以我觉得最理想的方式是，最高法院直接提审，或者最高检直接抗诉。看谁家政治上比较聪明。我觉得，如果最高检先打出这张牌可能会好一点。看吧，如果我是最高检的检察长，我先出牌。如果我是最高法院院长，我先出牌。现在如果让最高检逼着最高法改，我觉得你就被动了。我们的制度说难就难，说不难也不难，领导说干就干嘛。   主持人： 谢谢何教授提出新的思路和自己的看法。我们也希望不论是哪种思路，我们也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推动它的进展，推动正义化、阳光化的方向发展。在人民网上我们看到大量的评论，其中评论一个很有趣的一点，他们提出这么一句话，叫做幸运的赵作海与冤死的聂树斌，可以看到网友对河南赵作海案的处理满意程度和聂树斌案处理现在的程度表示深表遗憾，从这两个案子当中网民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从这一点上看，同样都是被冤枉，相对于赵作海而言，聂树斌案翻案目前看最大的阻力会是什么方面呢？   何兵： 首先说赵作海案，赵作海碰到一个好时代，比如网络，现在网络已经很发达了，网上舆情很厉害。第二个，他碰到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高院院长张进勇，不管其他人怎么评价，但是我知道他对于这方面抓的挺严的。这反映了司法的一个问题，就是司法的个人化色彩特征。你碰到一个好院长，积极能干的院长，你这个案子就行了，你碰到一个麻木不仁的院长，成天坐在那坐高官的院长，那你毁了。所以，制度化问题。好多制度甭管谁在上面做院长，只要是冤案都能及时解决了。你要说赵作海，我觉得他赶上了好时候，但是他也赶上了坏时候，因为先给判了一下。 聂树斌案，相应的，他的案子当年网络没有这么发达，今天之所以忽然又发酵了，也可以看出在微博上开始发酵了，我觉得还会发酵。说实在话，我总是想，如果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学者，不能代表社会的良知来说话，那他真正有负于这个民族，有负于这个国家。你是靠什么吃饭的？我们搞法学的，整天就是和学生讲正义、讲公理，怎么为人民主张正义，你自己碰到这个事不说话，那怎么行呢？就是这样的道理。 该案翻案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我不知道它的阻力在哪儿，但是我至少可以感觉得到有一点，这个高院院长得反思，我觉得这个问题最好踢给他，由他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是比较好的。有什么啊，只要他讲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那几句话，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他只要脑海里面不把这些话当成耳旁风，只要放在心里面，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做。他也有权利这么做。不要说把中央的话当成念一遍就放一边去了，时代不同了。   主持人： 何教授对这件案子有很大的希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地方部门积极解决，通过地方部门主动沟通。同样，我们人民网舆情监测室通过这几年的整理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说 2009 年 2 月，“躲猫猫”事件促进了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关切重新审查羁押场所，舆论认为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赔偿法的修改。同样， 2009 年 10 月，“钓鱼式”执法的受害者孙中界，以自断手指的惨痛方式让人关注了钓鱼执法的弊端，促使了国家对不文明执法乱象的严厉制止。从不胜枚举的事实可以看出，如果聂树斌案能够得到雪耻，您认为他会不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的司法改革？能否很大力地推动中国司法制度化的进程？   何兵： 对于网络与司法的关系，一直有些争议。有人说，媒体干预司法，影响司法，我给他们回答一个最简单的事，就是你们能不能总结一下这些年来网络关心的那些案子，有哪几起网民是错了的。除“华南虎”到“躲猫猫”，你去看一看，到底有几起是网民错了。所以这些事实，只不过印证了我们以前说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应该非常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网络媒体，有这样的声音，才澄清了一种对抗我们某些地方制度上的问题，某些人的官僚的毛病。所以，我相信，它一定会推动中国司法正义化的过程。 一个执政党会对人民的呼声不去回应，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实际上也看到，对于刚才说的，从“躲猫猫”事件、钓鱼式执法以后，包括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包括推进条例，推进条例也是这样的，网上也出现了，都得修改。应该说，我们更正确地认识网络媒体这种作用，来充分地尊重它，利用它这种积极性，至于说网上谣言，这些问题、那些问题，你说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东西只有利没有任何弊呢？比如喝口水，是有利的吧，可是那个人如果有肾病，喝水就不行。   主持人： 何老师对我们网络工作，特别是网民，提出了非常肯定的中肯的意见，也肯定了网民在互联网过程中推动司法的公正性，推动司法正义的前进性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回到这件事，我们从司法角度看，从 2005 年聂母一直在申诉，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她多次更换代理律师，但是我们有一个疑问，网络产生大量的疑问是什么呢？律师为什么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发挥作用，结合最近的事件，能不能谈一谈最近愈演愈烈的抓律师的风，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它有什么样的坏的作用、坏的效果？   何兵： 你这个问题问的非常准。刚才我已经简单说了，我们没有看到律师的作用，实际上最近我在反思，我认为我们学界对中国的司法改革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失误，就是忽略了律师这股力量，没有研究怎么让律师们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以一个组织的力量来体现作用。大家想，如果我们的律师制度比较好，我们几十万律师就可以成为制衡公安和检察院，包括法院的一个有利的力量。如果我们的律师制度不好，包括我们司法制度不好，就会使律师和我们法院的某些腐败分子，公安的某些腐败分子勾结起来，反而成为摧毁法制的力量。所以，对于律师，我想首先第一点，必须清楚地看到，公安是一个组织在战斗，检察院是一个组织在战斗，都是一个组织，律师就是一个人在战斗，往往就是这么一个人，说几句，你听了以后不听了，你要不听，他也没辙。 所以，如何把我们的律师协会这样的组织真正地完善起来，让律师们成为一个组织，你要是说不讲理，我找律协找你说话去，这完全可以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问题。让律师们找到自己的家。我相信，正常的律师都是理性的，当然你制度一坏以后，他就坏了。这是一个，让律师们有一个坚强的家、温暖的家。这是律师制度需要完善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提醒各级领导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我们的律师制度，是党通过法律制定出来的，它是社会主义法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你可不能把它作为一种敌对的力量来对待。我在网上曾经都说过，请你们都想好了，哪一天你们自己进去的时候，你找不着律师，那时候你想哭都来不及啊。所以，一个律师非常弱的国家，人民的权利就容易被损害，这一点我想请所有的领导在台的时候都想清楚。不要说我现在在位子上，我在网上曾经发了一个帖子，我想了想，我周边进去的朋友，政法委副书记，市里面的，进去一个。市法院院长，中院副院长进去一个，还有一个镇长进去一个，亿万富翁进去两个，说明你要自己想好了。 你要是觉得律师不好，你把他废了不就完了吗？国家为什么要搞律师制度，不是搞来给你看的，这个天平的两边，这边没有了以后，天平就倒了，法官不经常说一碗水要端平，这样水怎么能平呢？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政治家们，我们的司法领导看清楚。   主持人： 何老师的意思就是保护律师本身也就是保护公民权益的根本表现。   何兵： 保护社会主义法制。律师制度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怎么可能去摧毁它呢，这是不允许的。   主持人： 我们再看一下，随着聂树斌案在网友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刑诉法的修订，从您专家的角度来看，现在刑诉法存在哪些方面的漏洞？在程序上存在哪些不足？新的修订方面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   何兵： 刚才我前面一开始已经讲了几点。你要是讲这个东西，可以讲一天。但是我今天给你讲重要的几点。我一直在提，我在网上也说了，我觉得有一条应该改，就是无期徒刑和死刑案件实行真实的人民陪审制，让三个法官、六个人民陪审员组成法庭来判决。你说你现在这么烦，说了半天不听你的，老百姓在外面嚷嚷半天他不听你的，还不如把人民群众直接送到法庭上，你们说了算，你们和法官在一起说了算，有人说中国不适合。全世界，我知道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日本，我们的台湾地区现在也是这样。你想到的那些国家，都在搞陪审。我们的步子不要跨的太大，但是涉及到无期徒刑，涉及到死刑案件，就要让人民去陪审。老百姓的心，你别看他不懂法，他根据生活经验，他知道。你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冤枉，老百姓一问，强奸杀人，你说他强奸了，那证据呢？这是全世界都在做的事。 我建议这次可以在这儿开一个口子。你别看我这个口子开的小，它是非常厉害的。它确实符合我们经常强调的司法的人民性。你怎么能体现司法的人民性，为什么就不让人民群众去判。你要记得我们建国初期，我们只有 26 万的人民陪审员，那时候我们才 4 个亿的人，我们都 26 万的人民陪审员，如果按照现在的人口，我们应该有 100 万的人民陪审员，很可能人民陪审员就起到一个，说下个星期你去审一个案子去。所以这个既是把握死刑的一个很好方法，也是人民教育人民的很好方法。现在不是控制死刑吗？不是说你判死刑，老百姓也不满意，你不判死刑老百姓也不满意，都在说法官，那很好办，让老百姓来判。三个法官、六个老百姓，法院就三票，那时候法院就不被动了。   主持人： 谢谢何老师。我们看到人民网和天涯网还有大量的网友在进行跟贴和提问。这些问题很精彩，但是限于时间原因，我们不能一一做答了。我们感谢何老师在百忙之中参加人民网舆情会商室的访谈，我们从访谈中可以看出来，您对聂树斌案是非常有信心的。我想无论是法律界还是传媒界我们都是为了真相而努力，我们通过何老师的谈话，也看到了网民在这段时间中、这个事情的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有效的作用。我们也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们法制历程的不断推进，聂树斌案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我们也静待它的好的结果的发生。谢谢各位网友，谢谢何老师。   何兵： 谢谢大家。     进入论坛

快乐的老贼：江山代有牛人出，微博惊现八万哥；朗朗上口易传唱，如此吃喝为哪行？他吃八万不眨眼，我称半斤费思量。名车名表名手机，钻白卡是啥东西。小民得知苦学习，投胎学是总要滴！ @发姑娘的神经病：好爸爸之歌 http://t.cn/a1KmCo 今天 00:42 来自米聊手机客户端 转发(8) | 评论(10) 今天 08:51 来自新浪微博 转发  | 收藏 | 评论 ...

原文地址： 水深火热台湾行——被大陆人误读的台湾 作者： 祝春亭                                    作者： 衔橄榄枝的飞鸽   转自老马博客   祝春亭配图           文明基础课结束，我不禁木然更感郁闷， 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些来自拥有五千年辉煌文明史、如今世界第二强国的炎黄子孙在登上这座昔日的“水深火热”小岛之前，却还得先从幼儿园的基础课程学起。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四月二十日至二十七日，笔者随旅游团游览了台湾省包括金门岛在内的十个县市，得以零距离全方位观察认识这个童年印象中的“水深火热之地”。为便于充分地了解分析，特分门别类整理出了其中印象最深的内容篇如下： 　　一．抵台前的文明基础课   　　在去厦门的途中，大陆导游严肃地为全体游客上了一堂“文明基础课”，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 在公共场所不能大声讲话、喧哗、喊叫和嬉笑打闹。 　　· 不得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和垃圾。 　　· 在一切公共场所禁止抽烟，导游的通俗说明是：有三个人的地方或者看不到天空的地方你都不能抽烟。 　　· 在旅店房间内抽烟更是绝对禁止的，罚款相当严苛（抵台后发现旅店门上和许多公共场所都贴有“吸烟最高罚款一万元”的警示标志）。 　　· 过街必须走斑马线，必须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否则出了交通事故你可能还得依法赔偿没有违章的驾车人。 　　· 不得采摘花草、捡拾捕捉海洋贝壳藻类动物及鸟类动物。       二．城市建设与市容市貌，乡村环境与卫生   　　轮船停泊金门港后，走下甲板后的第一印象是那座显得寒碜的港口警察所平房，再就是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均远逊色于厦门港的出入境大楼；此后到过的金门机场、台北松山机场和台中港也显得普普通通，毫无财大气粗富豪之貌。台北市虽有世界顶级高度的 101 大楼，但摩天大楼的数量与豪华程度绝对比不上大陆地区任何一个省会城 市，“总统府”竟然还在使用日据时代的“总督府”旧建筑。                      “总统府”没有围墙   　　在台北和台湾第二大城市高雄，仍保留着大量“高龄建筑”和狭窄街道的商业区，路边商店鳞次栉比，人行道上行人比肩接踵，店招橱窗广告五彩缤纷，往来车辆循序而行，显得热闹非凡，酷似旧时代的上海老马路。   　　宜兰县火车站还是日据时代的火车站旧建筑，已近百年高寿，作为东海岸沟通台湾南北的主要铁路枢纽站，它仍在兢兢业业地为主人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夜幕下的宜兰火车站   　　在新北、花莲、台东、嘉义和南投等中小城市中，老房老街老树就更多了。   　　城乡结合地区也有新建的高层商品住宅楼，但数量有限，绝对看不到大陆那种“规模相当小城市的住宅小区”。台湾导游解释，他们不能大拆大建的原因其实简单非常，房屋及土地均属业主私有产权，一幢旧楼里只要有一户业主拒绝拆除重建，新项目就没法启动，开发商再贪婪也不愿意找这种麻烦；而与正常商业交易毫不相干的政府更不会淌入“私人房地产买卖”这潭大浑水。           大陆报纸向大陆人民的宣传 　   这是不需要多加说明的，你懂得：发生在什么地方，是谁干的，拆迁户心情如何？ 　         金门乃至台湾本岛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都不宽阔，多为双车道且多弯道，显然是受“土地私有拆迁困难”的限制（市区中更没有如今大陆盛行的六线八线宽阔大道，估计也同样受制于“拆迁征地”困难）。但城乡道路均平坦整洁，指示标线标牌清晰，连人少车少僻静无比的乡村公路上也画有清楚的白色斑马线，并在路两侧用白线画出约一米宽的自行车专用道。   　　农民住宅、乡镇小街巷和城市大小街道两侧的建筑千姿百态各具特色，商店招牌也是五颜六色个性十足，政府显然没有统一规定（更不可能代为制作）。门前乱堆物品和占道经营现象绝对没有（南部高雄市有商店会占用街道骑廊的部分位置，但绝不过分），因此看不到什么“城管或市容执法队员”。   　　路边的垃圾箱极少，街头也看不到辛苦忙碌的保洁员。据导游介绍，台湾为了减少垃圾转运污染，近年来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封闭式垃圾车一天早晚两次定时来到，接收居民的分类袋装垃圾（有专门的厨房废物垃圾车）。抽烟的台湾导游先生口袋里则自备着金属烟盒，用以存放烟蒂，找不到垃圾箱扔烟蒂的我们有时也只能借他的“贴身烟灰缸”一用，或掐灭后带回旅游车上的垃圾桶。 　　农村的环境卫生与城市毫无差别，我沿村中水泥小路去金沙镇途中，发现道路两侧的排水沟里也和城市路边一样，没有一星点垃圾或废弃物。农家院中不时传来雄鸡鸣叫声，但村中小路上却没见到一粒鸡粪，因为家禽不允许放养。惊叹之余，大陆许多村庄中堆满垃圾的水沟河塘，还有飞驰豪华轿车中人向外吐痰扔垃圾之类的恐怖景象不禁跃入脑海。   　　与当地人聊天，没有人把讲卫生与爱国大道理相提并论，只是淡淡地说：讲卫生爱清洁是每个人应该的事。问台湾导游他们的城市政府搞不搞“全省全国卫生或文明城市创建评选活动”，曾经带团去过多次大陆的他显得一头雾水，几经翻译说明他好像也没有完全明白“创建”是什么，城市卫生文明和政府评选有什么关系。   　　金门金沙湖畔假日旅店坐落在标准的乡村原野上，四周皆是静谧安详的农田、葱郁的树木、清澈的小溪、翠绿的山峦、宁静的小牧场和风格迥异的独立民宅，黄牛在草地上静静吃草休憩，一派原汁原味的田园风光。台湾本岛除城市附近有范围不大的新建商品房住宅区外，公路两边漫山遍野尽是繁茂的树林灌木和花草，“没有天天被人斗”的天空和大地显得一副轻松惬意状。   　　三．民德、民风与民俗   　　台湾民众行善捐赠助人蔚然成风。在大巴车上，台湾导游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所购的物品离台湾时可以凭发票领取退税，但他提出建议，为了帮助救济帮助贫困人员，可以把购物发票交给他代转或自己投入商店门前的捐赠箱，因为税务部门每月都会按发票兑奖，贫困人员则会凭慈善机构转赠的发票去邮局领款，搞点生活补贴绝对不成问题。台湾各级政府除按法律规定给贫困人群提供救济外，一般不直接参与慈善救济活动，更不会发动并领导什么“送温暖、献爱心、扶贫和文明道德学习教育运动”。   　　 “礼义廉耻仁智信和忠孝仁爱”之类的道德信条准则至今依然是台湾孩子跨进学校起就必须接受的思想精神教育内容。 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之初，卸去军职的高级将领何应钦在领衔重整了因战乱而停顿的“童子军”组织及其活动后，又于 1955 年借“世界道德重整运动大会”之风，邀请海外大型代表团访台，组织岛内青少年出访海外，实现持续的国际互动，积极宣传孔孟儒家道德理论，积极倡导一切从自己做起的“诚实、纯洁、无私和仁爱”四项道德标准。   　　六十余年来，道德伦理、人性仁爱、礼义廉耻乃至孔孟思想体系在台湾社会中始终没有以任何理由任何动机被轻视被批判甚至被打翻在地，因此也不必应对“拨乱反正或重新弘扬”之类的超级社会难题。                    台北孔庙举行祭祀表演 　　去新北市野柳地质公园游览，导游于停车前就严肃告知严禁触摸、依靠和踏踩海边的珍贵岩石。但公园中一些大陆同胞的恣意妄为却让人吃惊，他（她）们摄影时不但手扶礁岩石，甚至还会乐不可支地躺坐在岩石上，或在礁石上兴奋奔跳。在最热门的“女王头”岩石前，面对为得到摄影席位不按序排队而乱拥挤甚至乱插队的大陆游客，可怜的台湾老义工不断大声喊着：“请排队，请排队！再这样会罚我三千元的！”目睹眼前的乱象，我真为这些学习了几十年“精神文明”而一无所获的同胞而羞愧难堪。   　　抵金门次日清晨，我独自去太武山北面蓉湖畔的金沙镇探访。途经镇外村庄边一关帝庙隔壁的社区办公室。有六位老者在内饮茶聊天，老人发现我，有人立即出门热情邀我进去喝茶吃点心，推辞不得只好加入其中一起聊起两地家常。老人热情而谦恭地为我这个陌生人斟茶，推荐食品。这些作为义工的老人们每天早晨来此锻炼身体，聚谈品茶，接着在办公室里处理社区的日常事务。聊天中发现，几位老者和金门大多数居民一样，都是坚定的“蓝营”支持者，他们都对民进党的政策与做法谨慎表达了不屑的态度。   　　鉴于近年来大量大陆游客赴台旅游，促进了台湾的经济发展，因此你遇到的许多导游、司机、旅店职员、店主商贩各色人等都会真诚地表示感恩大陆同胞。在花莲市问路时，一位老年市民认真告知行进路线后，还虔诚地对我们说：“欢迎你们来花莲”。市民出自内心的感恩之意和爱乡之情让自己惊叹不已。   　　在镇公所前的汽车站外，有四个身背书包的初中男女学生自觉排成单人纵队在晨曦下静候校车，前后自觉间隔一人；十多分钟后，候车学生队伍增加到十余人，秩序依旧井然。      破“四旧”，拆庙砸佛像，你懂得，这是什么地方？   　　在所去的十个县市，你询问求助的任何人（包括卖给你商品的老板店员）都会热情相待不厌其烦，“你好、谢谢”之类的话语几乎不绝于耳；甚至与路人的眼光偶然相遇时，对方也会向你报以友善的微笑。   　　也许因为没有发生过“把一切旧传统旧文化扫进垃圾堆的大革命”，台湾民众之间明显保持着温馨的信任，完全看不到任何“呼唤诚信”之类的标语或广告。下午抵台北后，因为要到次日才有机会兑换台币，导游先生主动提出先借给每位游客 1000 元台币，说完就挨个发起钱来，导游不记录更不需要借者签字，发完两万多元钞票后只轻松地说了句“明天换了钱别忘了还我啊”。眼前的情景不由令自己回忆起了大陆“文革”前小商店主对周边邻居和熟客的“赊账消费”历史，还有近年来如火如荼的“欠债欠薪”恶风及庞大的“老赖军团”。      大陆的宣传画   　　导游建议我们可以买些“名人访谈”视频碟片带回欣赏，但他很快话锋一转提醒大家：碟片要二百元（新台币）一张，不可能买到几元的盗版产品，因为台湾对知识产权是非常尊重的。   　　回到大陆第二天，与旅英老友通电话，老友在听了我的旅台感受后告诉我一件事：他的同事某次去台湾出差，深夜抵达后在机场要了一辆出租车，请司机帮忙代寻酒店。也许因为他提供的目的地不准确和司机不熟悉等原因，找了近两小时才找到旅店。一脸愧疚的司机表示耽误了客人的时间，执意免收全部车费；老友同事则坚持付款，最后司机勉强收了机场至旅店的车费后连连道谢而去。本人四年前在马来西亚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漆黑深夜、城外车站，独自一人，出租车司机一口报价，沿途积极寻路，多次下车看路牌，第二天向当地人核对，收取车资准确无误。   　　看来，诚信淳朴的民德与民风绝非一日之功，更非什么“大跃进和群众运动”所能一举造就。   　　四．警察、政府与公权力   　　七天旅行中，除在机场码头外，在街头路边极少见到警察（其间只在花莲太鲁阁大峡谷景区看到两个在路边休息的摩托巡警，在高雄市某路口看到一个巡逻警察），甚至没有看到一辆高声鸣笛呼啸而过的警车。旅客熙熙攘攘的宜兰火车站竟然没见到一个执勤警察，甚至没有安检程序和设备。   　　警察局的建筑也普通无比。在宜兰县等火车时，曾路过位于一个十字路口的宜兰警察分局，外观普通的四层楼，消防队也在其中。警用车辆停放在路边，大门像商店一样对街敞开，没有森严的卫兵和警戒线，只有一个值班警官迎门坐在接待台里。看到大厅迎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公文受理时限表”，好奇的我与二哥想走近前留个影。对值班警官说明要求后，警官爽快地同意了，没有任何警惕防范之意。行车路过台东县某小镇时，还看到路边的一个四边仅有三扇窗户宽的二层小楼警察派出所。                   台湾女警察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   　　看来，强势警察和社会稳定未必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   　　在台湾看不到到政府任何居高临下的指示说教形象，除安全健康卫生提醒之类的政府公益广告外，几乎看不到任何政府关于发展经济和教育民众的宣传标语、横幅和广告牌。政府办公楼（院）既不招人显眼，更谈不上森严豪华了，绝对无法与财大气粗的私企办公大楼和私营大饭店一争高下。乘车即将抵达 101 大厦时看到的台北特别市市政府，发现它竟然就是一座紧挨路边的普通五六层楼房，门前就是人行道而非奇大无比的景观广场，看不到威严肃穆的卫兵，底层是大门洞开的政务大厅，乍一看就像大陆某个不景气银行或证券公司的营业大厅。民进党高雄市党部（曾经的执政党市委）竟然就设在一条普通大街十字路口转角处的普通五层楼房里，酷似普通写字楼的门前好像连停车也颇困难，气派威严就更谈不上了。最早参观的金门县金沙镇公所（实际意义应该是政务办公场所）只是一座非常普通的七层赭红色楼房，其中有市民代表会办公室、镇政府办公室及各下属机构；底层则是汽车站、候车室、邮政局和书店。      澎湖县政府。台湾的政府机构，可以随便出入，没有警卫，不需要登记 　 宜兰县政府。在多雨易涝的台湾，政府楼全部没有高高的台阶，这是有意识的亲民设计。              台湾“中华民国立法院”（议会）    　台湾导游介绍，因为政府掌握的经济（国企）力量非常有限，它的开支主要来自于税收，所以政府只能量入为出了。记得高雄市女市长陈菊在特奥会开幕前就告知媒体：“我们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绝不充胖子”。没想到几年后女市长因为“跟风建地铁遭遇营运亏损”受到市民骂声一片，很可能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失掉不少选票（高雄因市区面积不大，摩托车是大量市民喜爱的交通工具，地铁客流量严重不足）。   　　政府官员的身影在民间却反而频频出现，包括马英九、王金平、苏贞昌、游锡堃等在内的政府高官在野政客大佬经常出席包括民间企业、宗祠、神庙周年纪念庆典在内的各类民间活动，还会与企业老板亲密合影留念；马英九萧万长当选那年还为一些企业如金门酒厂、阿里山烟厂和一高山茶厂做产品代言人，当然他们是绝不敢收取“代言费”的。民意代表（立法委员）及官员们经常四处奔波，穿梭于闾巷，拱手拜票虔诚鞠躬；民意代表呼吁选民支持的自费广告彩旗大街小巷随处可见。   马英九“总统”在花莲参加街头辅选拜票活动后，饥肠辘辘上夜市吃小吃。 　　各级政府因为人力财力有限，大量事务性工作都会委托民间专业中介机构或聘请志愿者（义工）操作。   　　在议会的严厉监控下，政府的支出预算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监督（ 2002 年台北市文化局拟建一座美术馆，局长兼作家龙应台女士必须多次亲自到场接受市议员们近乎苛刻的事前质询、审查核准和事后审核）。政府的公务性开支审批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目前拥有 2300 万人口的全台湾公务用车仅有 3.7 万辆，占年度财政预算的 0.48% ，远远少于北京市不久前自报的 6.2 万辆和全大陆的 200 万辆以上（不含医院、学校、国企和军队用车）及 2.5% 的年度财政预算占比。   　　台湾居民对法律和制度的敬畏显然远远超过了对政府及公权力的惧怕。      安徽省埠阳市颖泉区人民政府（别称白宫） 湖北省维稳办副主任夫人陈玉莲被误认为普遍访民，遭到一伙看守省委大门的警察的殴打，打得昏死，送进医院抢救。事后，警方声明“打错了，不知道她是黄主任夫人”。 　　五．人与人、人与动物及环境的真正和谐   　　八天旅游期间，利用晚间和清晨，逛了不少台湾城乡的街巷、大小商店包括夜市，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和谐无间，始终没有看到居民大声争吵或恶言相向，微笑和柔声细语几乎无处不在。 1950 年代初成功的“土地改革”基本消除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公平公正的法律基本消除了本地人与外省人的隔阂，后来对“戒严和查肃匪谍”过程中冤假错案的公开平反及巨额赔偿则基本消除了政治与族群矛盾，靠税收杠杆调节的财富分配和基本完善的福利和救济制度则让不同阶层的民众颇难“恨从心来”。   　　我们下榻的南投“平云山都饭店”（台湾人不称旅店为酒店）是当地一位拥有数千亩土地大地主用自己土地与人合资开办的四星级饭店，周围皆是连片的果园与森林。离饭店不远处也有小地主（农民）的一幢幢漂亮别墅住宅。在一座花圃边矗立着一排犹如机修车间的高大而陈旧的平房，主人是一对老年夫妻。见我们到来，八十二岁、眉慈目善的老妪热情端出水果，请我们享用。她告诉我们，因为自己的土地少，年事高孩子也不在身边，就种些珍奇花草，度日兼休憩，和大地主邻居相处也甚洽（大地主的土地也是土改后逐年向邻居购置的）。我们告辞时，健谈的老妪偕八十七岁身患中风后遗症的老伴向我们虔诚叩首，行礼如仪。   　　人们对高山族之类的少数民族完全不称什么“族”而一概称为“原住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堪称无微不至，如日月潭附近只有 243 人的邵族原住民，生了孩子政府立马给予 6 万元新台币生育补贴，孩子直到 18 岁的医疗教育费用全免。对原住民的文化传统及遗产也竭力保护，因此台湾至今还保留着多种民俗节日，如塔山部落节、宝岛邹鱼节、茶山凉亭节、丰年节、花莲葱蒜节、南投灯节和高雄黑米节。   　　在金门下榻旅店一层走廊的天花与墙角处，六个燕子窝足实让人叹为观止。每一个燕窝里都安居着一对和善可爱的燕子夫妻，两双绝无担忧惊恐的眼睛好奇地注视着下面的看客。受如此真正和谐情景的感召，我主动为它们关掉了两个楼梯口的吸顶路灯，以免影响燕子们的睡眠。   　　为保护水质安全，台湾法律严格规定所有作为自来水源的湖泊河流绝对禁止捕鱼游泳；大名鼎鼎的高原湖日月潭每年仅中秋节一天允许游泳，在湖上行驶的大量漂亮游艇也都要求必须具有高效油污过滤能力，清澈碧绿湖面上确实看不到一丝油污痕迹。                   台中县新社庄园即景 　　在台北至花莲和高雄至嘉义途中，看到了路边的两座大型水泥厂，其中的一座建在浩瀚无涯的太平洋岸边，其产品大量出口海外。两座水泥厂的全部厂房建筑、厂区内外道路和附近树木几乎纤尘不染，见过多座以粉尘弥漫为特征的大陆水泥厂的我们对此深感疑惑不解。火车上的台湾中年旅客肯定地告诉我们，水泥厂必须对污水和粉尘排放实行严格控制，一旦排放超标企业肯定会有巨大的麻烦。熟悉大陆情况的台湾导游则告诉我们，水泥厂的生产工艺其实没有太大的不同，只看你老板愿意为环保处理花多少钞票而已。   　　完全属农民所有的农田多实行轮流休耕制，以保护地力。休耕期间，农民自己的服务型组织农业协会免费发放绿肥种籽供农民栽种田间，来年播种前耕入土中以为有机绿肥。农民愿意种植什么作物也纯属自己的权利，完全与政府无关。农业协会则负责为自己的会员提供技术和营销支持。   　　台湾大型石化企业国光石化公司拟在某县收购土地建炼化厂，最近遭到当地农民的强烈反对，多位议员和多家媒体为抗议农民助威呐喊，尽管国光老总公开向当地农民做出多项优惠承诺，已经通过环境评价的新项目基本已是胎死腹中之运了，政府此时也不敢为这个富豪朋友“两肋插刀”了。                           阿里山                        受到严重污染的滇池 　　因为长期严格禁止乱砍滥伐乱捕滥杀，台湾的森林植被及水域环境良好，鸟类鱼类品种众多。在濒临太平洋的花莲和台东，能见到的渔船及渔船码头极少，询问后得知，当地人的理念很简单：我们吃多少鱼就捕多少鱼，过度捕捞一定会破坏生态，断自己的后路（城市里海鲜馆供应的海鲜绝大多数都是在海边基围中饲养的）。   　　所行之处，极少看到土壤裸露的农田，也没有看到一座因采石、建设或砍伐而导致伤痕累累的山峦，更难看到遮天盖日的飞沙走石和滚滚黄烟，林木茂密苍翠，天空蔚蓝可爱。   　　知己知彼、以“慢”闻名的台湾居民显然是用实际行动而不是标语口号，在谱写着真正的和谐之曲。若他们坚持急功近利地“大挖大建、大干快上、与天斗、与地斗”，小小宝岛很可能早就变成“万户萧瑟鬼唱歌”的核武器试验场了。        六．宗教与信仰   　　台湾信仰宗教的居民数量众多，浏览遍布城乡的各色庙宇教堂即可略知一二了。从原住民信奉的拜物神教到十五世纪荷兰人引入的天主教，再到大陆闽粤地区移民带来的佛教、道教、关帝教和妈祖教，多元的宗教文化因未遭遇包括日寇殖民政权在内的历任统治者的摧残荼毒从而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演化成了台湾社会中影响广泛、成员众多的重要社会力量，甚至在几十年的“戒严”威权管制期间政府也没有对其实行“关停并转或改造合营或收归国有”政策，教会成了足以和公权力分享天下、对社会成员影响巨大、非常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超级非政府组织（旅游车途经某城市时就在路边看到过高矗在楼顶的某基督教地区领导机构“长老会··教区”大招牌）。   　　目前全台湾登记注册的佛教道教（包括妈祖关帝）及儒道释三教合一的庙宇 2.6 万座，不计其数注册和未注册的庙宇祠堂神殿在各地城乡均随处可见（社区外的居民群落几乎均拥有一座）；此外还有数量众多的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建筑或美轮美奂，或庄严肃穆，一些教堂还办有幼儿园和小学。所有的庙宇均严格遵循佛祖“普度众生”的宏旨与“俗”严格划清界限：绝对不售门票，庙内庙外绝对不出售任何香烛祭品；庙内有专门香烛台，进香客可免费请取后在殿外香坛里供奉，香客是否捐款施舍、捐赠数目多寡则悉听尊便。                   日月潭文武庙 　　各类大小庙宇寺院及教会组织均实行高度的自治，其行为与政府毫无关联。庙宇日常运作管理、方丈主持聘选、建设资金筹措、建设土地来源和建筑模式规模等大小事务均由德高望重的信徒和信徒捐资人商讨决定。我们在南投下榻的宾馆附近那座建筑规模巨大、中西甚至与伊斯兰教建筑风格合璧的中台禅寺，政府只负责注册登记、建筑规划和环境评估之类的审查备案，以及附近公路、电力和市政等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   　　在宗教精神与神灵力量多年耳濡目染的影响下，绝大多数民众精神有依托，内心有敬畏，行为有准绳，做人有榜样，良心良知人性道德绝无另类的权威解释，恶行恶人始终属于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绝无登堂入殿的任何机会。自身工作已经千头万绪的政府自然也就不必在百忙中再承担“教化民众或领导精神文明建设”之类的千钧重担了。好在台湾的执政党还“贵有自知之明”，好像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要教会组织及僧尼道士和牧师们接受它的“正确领导”。   你懂得，这是什么时代，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七．基本无忧无虑的私权利   　　因为从来没有否定过财产私有制，台湾居民的私权利多年来非但没有遭遇到任意的侵蚀和剥夺，反而借民主制度的成长而日益巩固健全。 1950 年代初的土改，政府用实惠的“赎买政策”把大地主的土地购回，再贱价卖给“以自耕为目的农民”；而“戒严时期”的查肃匪谍活动又与对个人的经济及其他权利剥夺毫不相干（其间获刑者的子女亲属不受株连，读书、高考、出国留学和就业经商等个人权利完全不受影响），因此几十年来，公权力和私权利基本还是泾渭分明的——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有需要就按规则交易。   　　老友的已故二哥是去台老兵，退役后教书，娶了出生农民家庭的原住民妻子，二十年间经历了两次拆迁征地，他二哥后来曾经面带喜悦地告诉自己的大陆亲属，他们家是拆迁一次发达一次，小果园异地变成了大果园，小房子异地变成了豪华的大房子，补偿款还小有结余。原因很简单，你买我的土地希望做生意发大财，自然应当让一杯羹给我分享了。   　　土改后，不愿意种地的地主怀揣“国营大企业股票”乐呵呵地城市化了；少地和无地农民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大块土地，同样乐呵呵地开始辛勤耕耘，发家致富。公权力在特定时期理性引导私权利的合理交易与置换，让政府、地主和农民都能真正无忧无虑地享受工作与生活的乐趣，你仇我恨的时代渐渐变成了遥远的历史，社会稳定自然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 马祖县政府大楼前的菜地。此大楼因台风严重受损已停用，但菜地却是老的，地主（菜农）不肯卖地，故而建不成府前广场。   　　南投县埔里镇大地主投资建设的平云山都饭店、大地主自己的私宅果园和农民（小地主）的果园花圃及别墅般的住宅，比邻而处，相安无事。   　　在高雄市我们见到一户占地足有一千余平方米的开阔民居，左右是两座纯私营的大庙宇，大门前是繁华街道及街对面的巨大私营水上公园，后部则是密集的私人住宅楼。宽度足有 30 米的临街低矮围墙左右两侧均设有红漆大门，二层白色洋楼前面是绿茵茵的开阔草坪和葱茏娇美的花草树木。一位同行的旅客惊羡之余还激动地说：在咱们那里，拆迁办和开发商肯定是不会放过这户人家的。   　　高雄市古色古香、占地宽广的龙虎塔—清风阁水上公园，还有街对面金碧辉煌蔚为壮观的道教寺院“启明堂”和“龙虎堂”，均系当地信徒居民自筹资金建成，所用的土地和水面也完全属于信徒们的私人捐赠物。   　　当地人的私权利近年来又增加了更神奇的分量：手中的选票。政府官员，议员（民意代表）都非常明白，自己如果只说不做，或者乱说乱做，选举之日就会是你卸官帽卷铺盖走人之时。   　　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台湾居民不那么心浮气躁、急功近利的原因也许就在其中了。                         飞机上拍摄台湾郊区农村   　　八．教育、文化及其果实   　　台湾的“三高”（高楼、高铁和高速公路）绝对望尘莫及于如今的大陆，绝对看不到连片成群的公寓大楼小区和摩天大厦，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当地最气派的建筑物应该就是国民学校（公立中小学）。抵金门次日清晨，在金沙镇就看到了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及豪华程度比相邻镇公所优越数十倍的“金沙国民小学”，南北相距近五百米的两座威严大门、校园内“有顶无墙”的宽阔运动场及花草树木绿地，足以让学校对面镇公所里的官员们日日自叹弗如。当然，小学门口没有高度警惕的门卫保安，男女老少镇民在校园里自由晨炼，为我指路的镇民甚至告诉我可以穿过学校抄近路返回旅店。在此后的旅行途中，又看到了多所蔚为壮观的城乡“国民小学、中学和教会学校教会幼儿园”，看来台湾同胞对教育的重视也成了习惯。   　　台湾学校至今还把“礼义廉耻仁智信”为核心的孔孟儒家学说理论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当然还包括坚持了几十年的“公民教育课”了；各级学校也没有经历过什么漫长的“停课闹革命或师道尊严批判”，学生读书求知学习做人，教师传道授业解人之惑，至今仍是天经地义之事，因此好像全社会还没有出现大幅度甚至天翻地覆的“教育改革”需求。                南投县为六名山区学生专门盖的小学   　　途中目睹的三件小事让人惊叹，更让自己见识了台湾初期教育的魅力。在宜兰至台东的火车上，一位中年妇女带着五六岁的女幼童坐在对面。火车即将在一小站停靠前，母亲（或者祖母）立即让小姑娘自己背起书包，小姑娘乐呵呵地遵命。火车停稳，妇女牵着背包小姑娘的手，迈着健步欢欢喜喜下车了。   　　在高雄下榻的旅店旁，有一所教会幼儿园，清晨六点多，停在门前的校车正准备出发。有三个可能家住附近的幼童竟然背着小书包自己信步来到了学校，此时校园内只有正在忙碌的清洁工，三幼童坐在长椅上只顾自由玩耍嬉闹，门外没有护送他们来校并在密切观察的父母或爷爷奶奶，更看不到首尾相接的私家车和紧张忙碌维持交通秩序的交警。   　　第三件小事就是在金门岛金沙镇看到的学生自觉排队候车之景（参见第三篇）。   　　没有经历过“一波三折”的教育自然会收获到自己“不伟大却很实在更惠及后人”的文化果实。几十年来，仅有两千余万人的小岛却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许许多多的杰出人物，让全世界时时都在瞩目着这个太平洋上原本的蛮夷贫瘠之地。特将信手寻来的台湾部分知名人士名录记述如下：   　　科学技术界：朱经武、李远哲、何大一、陈景虹、蔡义本、江博明、李昌钰、钱熙、邹哲、李镇源、田长霖等；文学艺术界：余英时、苏雪林、罗大佑、李宗盛、柏杨、高希钧、龙应台、余光中、李敖、朱德庸、白先勇、三毛、陈锦芳、赖声川、许绰云、琼瑶、朱天文等；演艺界：苏有朋、苏芮、邓丽君、蔡琴、秦汉、林青霞、林怀民、侯德健、周华健、周杰伦、孟庭苇、张惠妹、费翔、童安格等。   　　当然，还有工商界大名鼎鼎的王永庆及其台塑、现代理念的医疗机构、大陆家喻户晓的宏碁电脑华硕电脑、发达的电脑软件芯片与显示器产业，还有更家喻户晓的统一食品和捷安特自行车。   　　这些杰出人物在现代物理、材料、地质、医学、生物遗传、信息产业和工商业等多个领域为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炎黄同胞奉献了大量诸如“朗朗校园歌曲、崭新文学及影视作品”之类的文化艺术财富，无疑都是根深蒂固“教育之树”结出的丰硕果实。   　　九．极难察觉的贫富差距   　　童年少年时代，台湾在自己印象中应该就是一个“官僚资本家因巧取豪夺而脑满肠肥、穷苦百姓受尽压榨只能苟延残喘”的畸形社会。近年来通过各类资料阅读，发现情况有变。走过台湾东南西北数十个县市乡镇，却没有看到一个嗷嗷待哺的乞丐、蓬头垢面的流浪者和躺卧街头乞讨或自生自灭的残障者。二十八日抵厦门后，在著名的佛教圣地南普陀寺大门外，立即被路边烈日下大量的残疾或老年乞讨者震惊得无言无语。   家长来看自己的孩子在小学午餐，贫困家庭午餐免费   营养搭配，每天的午餐都要换                       这是小学食堂的厨房   一边是学生宿舍，一边是厨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足食，食什么啊？   两兄妹的午餐，清水面条——天然减肥食品，不必担心胆固醇增高。哥哥被烟熏了，擦眼泪。当然，也许他感谢政府，让我们吃上饭，感动得流泪。 　　“可怜的乞讨者都去了哪里”这样的问题实在无颜求教台湾同胞，只能自己来求解了。原来台湾政府多年来充分利用合理的“累进制”税收杠杆，用富人的大笔税款和平民的小额税款实现了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并建立了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财政长期对义务教育、农村居民、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和弱势人群的绝对倾斜，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劫富济贫”；政府税款的使用长期被“如狼似虎”的民意代表（议员）紧盯不放，实行现代意义上的“公正透明合理”，导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类的贫富差悲剧只能停留在古文古诗中。   　　“贫富差距极难察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国有）资产占社会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因此居民的“资产性收入”远远超过了可能被通货膨胀一夜间击垮的“工资性收入”。拥有可靠私人企业、房产或股票的城镇居民和拥有可靠私人土地资产的农村居民都能心安理得地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 GDP ）大蛋糕中的一份；而真正的无能为力者在政府庇护和社会的额外救济（如民间慈善救济和教会救济）下自然也可以过上“衣食居教医基本无忧”的日子。   　　政府官员（公务员）在台湾是极难一举跨入“富人”队伍的，尤其是“因选举胜利而任职、天天被无数双眼睛监督”的委任政务官。官员（包括依靠专业技能持续任职的常务官，台湾俗称“当差的”）虽职业相对稳定，但薪酬收入有限且必须于法有据公开透明，还永远处在媒体及民意代表的监督之中（机要费招待费家庭财产审查和出席高档私人酒宴近年来已让多位高官麻烦缠身有口难辩），因此官员阶层基本不存在短期暴富的可能，除非他（她）愿意以身试法。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下，贫与富虽实际存在，但“贫困”有法律及全社会规定认可的明确底线，“离乡背井打工糊口、因贫辍学弃医、卖子买妻、垃圾箱中觅食、卖血液售器官、餐风露宿沿街乞讨、下跪乞讨、自残乞讨、租残乞讨和仇富恨富”之类的辛酸离奇怪事自然也失去了存在发生的可能和意义（其实没有人不希望享受体面或基本衣食无忧的生活）；贫富差距已经不是用“能不能吃饱穿暖，能不能入学就医”来衡量判定，而只能用“个人或家庭消费多少国际品牌奢侈品、能不能出国旅游度假、有没有游艇飞机和休闲海景别墅”去判别了。   　　贫富差距的有效消除对民众而言，应该比 GDP 和国家（政府）财富的增幅腾飞要可贵许多；对国家而言，则是实现真正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警察，对中国人而言绝对算个森严的话题。在童年的印象中，台湾这个水深火热之地应该是一个“反动派资本家专制独裁、人民朝不保夕人人自危”的可怕“警察国家”。后来随着信息的多源化，发现情况有变，也获悉那位在“威权时期”与政府作对的“英勇民主斗士”、如今深爱大陆体制的李敖作家，可以在“警总”等情治单位昼夜监视居住的情况下，自由读书写作、交友出游、品洋酒、玩美女；还能借自家门口“监视警察”之威恫害撞坏他私家车的邻居；后来他还能别出心裁地参加了一届“总统选举”（去年厌恶台湾教育制度的李作家还自由地把爱子送交可靠的北京大学培养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