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

杀人者,父亲

  九岁的沈阳小屁孩夏健强,后来就不爱说话了。也不跟认识的小盆友玩。走在沈阳熙熙攘攘的大街,倘看到有一家三口走来,他会低下头。倘有记者给他拍照,他会转过脸去,说不想让小盆友知道他有个杀人犯的爸爸。      他现在也许对爸爸有些失望。长大后,他却一定要对这个国家失望。因那时他已知道真相。他该知道,5月16日那天,他家讨生活的炉子被缴,他爸被人推打,他妈跪地求饶。他还知道,那群人把他爸拽上车带到城管屋里继续打,用拳头打,用铁杯打,踢下身。然后他爸挥起水果刀……他轻易就可得出结论,他爸只是自卫,不是杀人。而自卫,是这个国家自有皇帝以来就被允许的。我想告诉他,汉朝的皇帝跟人民约定了:伤人及盗,其时杀之,无罪。唐朝的皇帝也跟人民说好了的:窃及无故入户,笞四十,家主登时杀者,勿论。      可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这些。皇帝没有了,我们却分不清杀人和自卫。晴天朗朗,让人多哀伤。      九岁的夏健强在哀伤中长到了十岁。这个沈阳非法烧烤摊主的儿子,每天只闷头画画。我看过他的一些画,很有才华,但已从当初阳光纯真的《感恩的心》到后来崇尚武力的《大闹天宫》,画面也开始暗淡。对不起,我肯定多疑了,可法官大人,想必你也有孩子,想必希望孩子们尽量地画出这个国家的美好,而不是残暴。十岁的夏健强一定知道他爸为什么上街摆摊,一定知道他爸正是希望他画得更好,要多挣钱,才非法卖烧烤,才铤而挥刀……可想像只有一米六五的夏俊峰向两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城管挥刀而去,那情景,越决绝,越悲伤。所以法官大人,你不作为法官,我不作为写字者,我们同时作为一个父亲来担心,每当那孩子拿起画笔时,会不会想起那把刀。      就是父亲的社会问题,水果刀却成杀人刀。我看过死刑犯夏俊峰的简历,技校毕业第二年才找到工作,工作第四年就下岗,下岗八年发现卖烤串这个不错的生计,全家为月收入终于超过三千兴奋不已……多易满足的东北工人家庭。三千元,你我每逢堂会喝顿大酒,不止于此。可大街之上,却把他们杀到狼奔豕突,溃不成军。我们都是看过城管追杀小贩的场景,城管大哥好似幻觉自己天兵附体,自南天门而下,那通掩杀,那份神武,那种先天而来的政治正确性,让他们忘了人性,忘了自己也是父亲,或迟早成为父亲。      所以我忍不住,就把这个标题取为“杀人者,父亲”。即使你们认为我这很没逻辑。      这一个违章摆摊的父亲,却是要努力养活自己儿子的父亲。这一个杀了人的父亲,却是为保住最后尊严才杀人的父亲。这个前技校生,后二级车工,再后的流窜摊贩,一切只是为了当好一个父亲,让儿子去画漂亮的画。而不是戴五道杠,看新闻联播、学习人民日报,摆出第六代核心领袖的架势去拍照。他从未想过让孩子当官,所做一切不过想让孩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画家……辗转最后,竟至杀人。试想,一个小贩格杀当世两大城管之际,内心该多激愤。此时,可有专家为他辩护激情杀人?此时,羞愧的到底该是这名父亲,还是未能让他有条件成为一个好父亲的这条街、这座城、这国家。      我不把夏俊峰当成一个违章的小贩,我管他叫,一个父亲。这里对父亲是有歧义的,违法转移资产数亿,被称为父亲;少交规费五六百,叫不法小贩。将子女弄到国外名校读书的,被称为父亲;东躲西藏摆摊挣学费的,叫窝囊废。      法官大人,我们这些父亲,只是比更多数的那些父亲多读了些书,多学了一些蝇营狗苟,把上流和精英演得更像而已。我们发声勇猛,做事鸡贼,没一个敢像夏俊峰那样为保护家产和孩子挥刀杀人。可是得记住,这里有父亲手执燃烧瓶保卫孩子的婚房,有父亲为没医疗费的孩子去偷盗。我早年有一个邻居,姓兰,厂子里查夜时被小偷砍断手腕,医生告诉他这辈子就残了,他痛苦之余,却忽然高兴,说:啊,反正再过几年就得退休,这算工伤一次性就可以赔我五万,以后儿子可做个小生意,退休后还是全工资,因祸得福啊……更多的年青男人都不敢去当父亲,他们是职场的全职儿子,银行的终生龟孙子,慢慢地爬啊爬,运气好的假以时日可坐在客厅里用水果刀削苹果,混得差的只得用水果刀削城管的身体。      我们的父亲,都那么不堪。出品了这么多不堪父亲的地方,有多少二百五条款。大家一直不明白为何有那么多的“管”,城管、交管、宿管、网管,你为什么总想着要管,而不是服务,你从城管变态到管城,你把人民当敌人,人民果真就会变成敌人。我还不明白的是,我们的长官总有股塑料味儿的审美情趣,他们喜欢整洁却肃杀的城市,而不是有趣而温暖的街区。他们常去巴黎旅游,却忘记香榭里舍大街两边都是露天酒吧。他们的子女都在美国,却不知纽约自由女神下面就有一长排卖热狗的餐车。我们都喜欢美丽,可如果这美丽牺牲了普通人的生活,这美丽,该多邪恶。      写到这里,另一个父亲,辽阳市宏伟区的周晓明被城管围殴致死,老人倒在儿子怀里时,尿了一裤子。此时城管还低头问:你服不服?再叫就弄死你。这样让父亲到死都没有尊严的故事俯拾皆是。律师夏霖说这是地方团练,很神准。在他们看来,这里的人民是容易冲动的,出动警察是不太方便的,派出军队显得没人权的……所以城管就战无不胜地诞生。说到这里有一个故事:我认识一散打队员,姓于,身高一米八三,手掌有常人两个那么厚。一夜跟队友在成都海鲜烧烤一条街正吃着,就来了城管踹摊。这些散打队员傲然说等会,没见正吃着吗……一黑瘦城管径直从面包车下来,一把又长又细的刀捅透其中一散打队员的胸……余者也瞬间被击溃。      散打队员们去报案,可遍查纪录不见有过城管出勤。他们找到我,我笑了:你们都干不过城管,丢中国功夫的脸,更别起诉,中国不是中东,中国城管不是突尼斯城管。      这么战无不胜的城管,却被夏俊峰秒杀,我心中有一丝诡异的快感。我并不确定这是否冤案,我也注意到有人质问,为什么不想想死去两名城管也有父亲,也为人子……是的,这说得很对,我同样为他俩的逝去感到无限悲伤,可正因如此,大家就得想想,如果一个制度总让父杀人子,子戗人父,父父子子杀来杀去,它就是一个很滥的制度,断子绝孙的制度。      百度上搜了一下社会新闻:山西运城有个青年,不过卖些大枣为生,却遭到有钱人盘剥和数十保镖围打,青年忍无可忍,怒杀之。他的名字叫,关羽。湖南有个青年不过卖些盐,被百般欺压,日子实在过不下去,就拎了两把刀去杀了税务官员,抢了十几条枪。这个青年,叫贺龙。看到@胡适日记转发了更全的微博——大约同时代,一名男孩子因当地大户打死了他的伙伴,提着大刀抢了粮仓,他叫彭德怀。今年,一名小贩因不满城管的殴打,杀死了两名城管,而被判死刑,他叫夏俊峰。结论是,如果你早生了70年,说不定也能当个元帅。      天下之事,油盐柴米。你让他们过不去,他们就不让你过得去。所以今天不跟法官谈法律,我跟你谈父亲,跟所有的父亲谈谈在中国当父亲的艰辛——不要让父亲,成为杀人者夏俊峰、崔英杰;不要让父亲成为匹夫一怒、血溅五步的武士刀客杨东明。我不知最高法院最后将在纸上进行怎样的判决,只想说,真正的判决并非纸上判决,而是内心,当棰落下,那声音,其实是内心在跳。      须知大街之上,多少杀人者。                              摘自《新浪博客》作者:李承鹏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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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歷史 | 父亲田家英与毛岸英非同寻常的关系

岸英性情坦率、奔放,直白爽快。家英也是个性情真率,有话藏不住的人。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好到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 田家英 作者:曾自( 田家英 之子),选自:《百年潮》 毛岸英 , 毛泽东 的长子。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8岁。历史的尘封,使 毛岸英 的故事鲜为人知。 我母亲晚年追忆父亲 田家英 时,多次提到“岸英”的名字。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近5年间,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 母亲印象中父亲同毛岸英非同寻常的关系 我的母亲董边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奔赴 延安 的那批热血青年中的一员,1941年和父亲田家英在延安相识相爱并走到一起。 母亲忘不了和毛岸英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她说: 1948年底,我从晋察冀回到西柏坡。我是1945年8月随大部队从延安北上,分配到晋察冀边区工作的,这时已和家英分别了三年。 可巧,家英初任毛主席秘书,被主席派去东北考察了。 数天后,我参加了中央妇委会为召开第一次全国妇代会的筹备工作,妇委会在东柏坡。家英出差回来,兴冲冲地来东柏坡找我,他身边跟着个高高个子的青年。没等我反应过来,这个青年就给我深深鞠了一大躬,并大声说,“师娘好!”我为人腼腆,一下子臊了个大红脸。家英忙解释,这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来,在跟我学文化,故称你“师娘”。我这才注意,岸英是个热情爽朗的青年,高高的个子,脸晒得黝黑,脸上还带着顽皮的笑,很可爱。 以后我在西柏坡多次见过岸英,都是和家英在一起。看得出,他们关系融洽,好到连上厕所都形影不离。 他俩都是1922年生,家英长岸英半岁,但显得比岸英成熟些。 岸英性情坦率、奔放,加之长期在苏联生活养成的习惯,更显得直白爽快。家英也是个性情真率,表里如一,有话藏不住的人。他和岸英成为挚友是很自然的。 1950年1月底,我在协和医院生小英(姐姐的乳名),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在延安送给老乡了。听说得了女儿,家英高兴地到医院来看我。我清楚地记得,是和岸英一起来的,他们之间毫无芥蒂,亲如手足。 进城后,岸英主动要求到工厂锻炼,不常回家。但只要回中南海,一定来静谷家英办公的小屋坐坐(静谷是中南海里的一个园子,离 毛泽东 居住的丰泽园仅二三百米)。两个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我在静谷不止一次见到岸英,他对人还是那么热情大方,开开朗朗,给人以感染力。 母亲对毛岸英的印象很深,但所知毕竟有限。多年的关注,使我从知情人那里,知道了更多关于父亲和毛岸英的故事。 父亲成为毛岸英的老师 父亲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当上毛岸英老师的?据有发言权的曾彦修老人(曾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讲: 毛岸英于1946年初回国,组织安排他在中宣部搞俄文翻译。那时田家英也在中宣部,帮胡乔木和陈伯达收集整理资料。中宣部在延安的杨家岭,岸英和家英、于光远、何均、陈真、曾彦修都住在一排窑洞,热血青年很快熟悉起来成为朋友。 至于田家英给岸英当老师,我认为不会是毛泽东亲自点将,更不像有些人推理的,毛泽东曾听见田家英在马列学院讲课,驻足窗外,因而对田有印象。田家英当时只是中宣部一名普通干部,和毛泽东没有那么近熟的关系。 事实应该是,毛泽东让陈伯达教毛岸英,陈已为毛泽东做了多年的秘书,并谙熟中国历史,是延安公认的威信最高的文化人。 但熟悉陈伯达的人都知道,他的逻辑思维强,文笔好,就是手懒,既不用功,也不刻苦,靠聪明。他写东西离不开田家英、陈真、史敬棠、何均四个人给他收集资料、做长编,最后他重新逻辑梳理和概括成书。 陈伯达的福建官话说得很难懂,正式场合他讲5分钟的话都困难。最主要是他素不爱管闲事的性情,当任何部门的领导都是甩手掌柜,一心只在修书上。 陈伯达对田家英很了解。1941年起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他就是田家英的领导。田家英传统文化功底好,19岁在马列学院当教员,擅于表达。且田家英和岸英关系又好,陈伯达把毛泽东交代的这项任务交给田家英,是顺理成章的,也是负责任的选择。 毛岸英去苏联近10年,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缺乏了解,以至他父亲何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也不完全理解。对毛岸英的培养,组织上是很重视的,转战陕北期间,特别交代昆仑支部的于光远、曾彦修、史敬棠等同志,若田家英不在时,大家都有义务帮助岸英了解情况,熟悉工作。 朱老总的秘书何均,也是父亲终生的好友,他曾对我回忆: 田家英给毛岸英当老师,非常尽职。他将中国历史和语文糅合在一起,按历史时间进程循序渐进地讲授。田家英9岁失学,知识主要来自自学。背诵经典古诗文,是他认为很有成效的学习方法之一。他常年坚持,养成习惯,成了一生的乐事。他为岸英设置的课程中,自然包括背诵。他选择经典名篇、诗词和精彩文章要岸英背诵,并严格检查。 一次,田家英督促毛岸英背一篇毛泽东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毛岸英背得不甚流利,可田家英一丝不苟。我见状替岸英开脱,说古文有韵律,好背,现代文不好背。田家英没有争辩,将这篇文章一口气背诵出来,然后说,该背的东西就是要背,现代文也一样,学习非如此不可。我们深为田家英的博闻强记和刻苦精神所感动。 给毛岸英补习中国文史,主要由田家英承担。组织交代过,中宣部内和毛岸英相熟的同志,都有义务帮助岸英,曾彦修也做过岸英的临时“教员”。1948年毛岸英赴山东土改,田家英还特别嘱托史敬棠继续帮助毛岸英学习文史。田家英还把延安党内知识渊博的老前辈范文澜、叶蠖生介绍给岸英,让毛岸英向他们学知识。 回国短短几年,毛岸英进步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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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 | 河南洛阳刘闪娃遭遇偷拆,警方说政府行为不准管

  (维权网信息员方芳报道)近日, 河南省洛阳市中心西工区九都路的刘闪娃家中两次遭遇非法偷拆,报警后警方迟迟不予立案,刘闪娃不断要求警方按程序立案,依法严惩毁坏其房屋的违法犯罪分子,警方告诉他:“这一定是拆迁办指使,否则谁闲着没事捅你房子?政府行为,我们有规定不准管。” 据刘闪娃陈述:2011年8月,我们突然接西工区政府通知,要打通芳林南路,在未公示和未评估房产价格的情况下,限我们一个月签协议搬出。因为没有合理的补偿方案,我们拒绝签订拆迁协议。 2011年9月,我家被停水、停电。我们一家被迫搬出去住。结果我家门窗悉数被卸、被盗,家中家具及电器也相继被盗。在这期间,拆迁指挥部在长达8-9个月的时间内从未与我联系。 2012年5月23日晚9点左右,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开着挖掘机(车上印刻着联系电话:15803795885),趁我们家中无人偷拆我们的房子。幸亏我及时得到消息并向110报警求助,才暂时制止了他们的偷拆行为。但我家的房子已被捅了好几个大洞,此举已触犯刑法275条,符合【故意毁坏财物罪】的条件。虽然当时110警察向司机询问了是谁让他们扒我家房子的。司机也说了是拆迁指挥部,但110警察却把人放走,并没有按程序把强拆者带到相关执法部门做进一步处理。 事后,我多次去出警的王城路派出所要求依法办理,警察们却说:“这一定是拆迁办指使,否则谁闲着没事捅你房子?政府行为,我们有规定不准管。” 我又打电话给西工区芳林路拆迁指挥部负责人董群伟,他否认与此事有关,并保证没签协议绝没人强拆我的房子。没办法我只好整修了一间被损坏的房子,住在里面看守房子。 6月30日凌晨1点左右,他们趁我不在,用同一挖掘机将我的房子强拆了,房子里的家具电器也全部被毁。 刘闪娃气愤的说:“幸亏当晚我没在房内,否则,埋在一堆瓦砾之内的不仅仅是电器和家具。我的房子有国有土地使用证,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他们却置国家法律不顾,无法无天,朗朗乾坤之下,强行拆除我的房子。我要去北京上访,去省城上访。强烈要求政府履行职责,依法办事,赔偿我的损失,惩治违法乱纪分子,捍卫法律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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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行止:一國兩制下的解放軍、警隊與土共

一、 回歸十五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並在八級颱風杜蘇芮襲港前一刻,高調檢閱駐港解放軍;受檢閱的軍容震懾人心,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港人,前此斷不知香港駐紮這支配備新式武器訓練有素雄赳赳的軍隊……,即使南中國海風雲瞬息萬變,受這支軍隊的保護,香港的安全不會有大問題。 回歸之前,大部分港人對解放軍取代英軍駐港,心存戒懼,中英談判最後階段,解放軍駐港是個爭持難決的問題;最後是鄧小平一錘定音,認為這是體現主權的尊嚴,不能妥協、毋須討論。解放軍於是在九七回歸之日,於大風大雨中進駐香港。 十五年來,駐港解放軍非常低調,不僅在公共場所(即使在公眾假日和周末)從未見解放軍的踪影,軍方亦不曾對香港事務(包括數十萬人的反政府示威)發表意見。駐港解放軍「完全隱形」,令港人享受絕對的平和生活環境,港人的意願顯然受到極大尊重。駐港解放軍嚴守軍紀、克制安份,秋毫不干預市民的生活,這些年來,香港人對之已沒有當年的抗拒,於不知不覺間,港人解除了對解放軍驚恐排拒之心。胡錦濤主席這次檢閱算是比較高調的亮相,港人只感安全而非不安。 解放軍從體現一國之根本的角色,到進入成為大部分港人可以接受的角色,此一轉變,來之不易,這是雙方(解放軍和香港人)一方克制一方接受所得來的理想結果,但解放軍的軍紀嚴明、堅守絕不介入香港事務的原則,最為重要! 二、 從去周日烈日當空的七.一遊行(主題是「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衞自由爭民主」)看,香港的民怨沖天,雖然未至於動搖整體社會的穩定,卻足以破壞社會安寧,和諧社會因此有待追求,這種情況,明顯削弱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正能量。和往年一樣,主辦遊行單位公布的遊行人數,與「管理」遊行的警方公布的數字,差距何止千里。以今年為例,主辦當局聲稱四十餘萬,而警方說「起步時約五萬五千人、最高峰時則有六萬三千人」,相差七、八倍;然而,除了黨的喉舌,所有希望成為人民喉舌的傳媒,均以主辦者的數字行頭,清楚說明大部分香港民意對官方提供的數字置若罔聞、視若不見。為了日後不必再出現這類「無謂爭拗」(民調機構所做的調查亦作不得準,因為並無準確統計大規模遊行的科學方法,其現在採用的方法又不獲大多數人認同),筆者提議日後警方公布派遣管理遊行維持秩序的警員的數字—警員肯定與示威者成正比,這即是說,示威人數愈多警員數目亦相應增加;如此,大家看警方派出多少名警員去維持示威秩序,便可測度示威人數的多寡,亦可讓港人自我評估主辦當局公布的數字是否接近現實。當然,這樣做的結果亦只是約數,但總比現在雙方各執一詞而民間大都不相信警方因而打擊了警方的權威性可信性為佳。 三、 胡主席在第四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繼續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他指出新政府必須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胡氏重複一些有關官員亦朗朗上口的話:「要堅持『一國』的原則和尊重『兩制』的差異,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重一方。」雖然類似的話港人聽過了不知多少遍,唯出自大權獨攬的胡錦濤主席之口,份量特重。 從駐港解放軍十五年來的表現,筆者相信中央確有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意。可是,願意如此,且說之再三,但治港「文官」(大多數是隱形的)能做得到嗎?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未及細究深察回歸後香港問題的人,把方方面面的民間怨氣,籠統地歸納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筆者以觀察香港事務四十年的經驗,認為「深層次矛盾」的沉澱、累積,皆因在香港磐根錯節的中共幹部(傳統左派,亦是大部分港人口中的「土共」),無法合理合情地拿捏香港事務的分寸!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的原則毫未動搖,當可相信,以駐港解放軍的表現,起碼迄今為止,讓港人即使對北京政權不滿的,亦無話可說。換句話說,這充分體現了北京對「一國兩制」的堅持。 「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尊重現行制度和既存秩序、嚴守法治及杜絕人治。可惜,因回歸而有「大翻身」想法的「土共」,注重階級利益的習性難改,在愛國愛港的幌子下,香港「土共」成了新貴,他們難免有「分田分土」之思,這種封建劣根性,由於內地只有依法管治(rule by law)意識,對法治精神(rule of law)及三權分立的觀念不大了了或認為不合時宜(證諸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副主席年前來港時有「三權互補」的說法可知),所以視爭取、維護新貴階級利益為理所當然的事,以這種任事態度,便形成只許「自己人」作主不容有民意基礎的人當家的事,有豐富法政意識有強烈三權分立原則的人因而無法「上位」,「土共」遂在立法、執法和司法三大方面,大鑽空子,扭曲立法會的議事機制,藉分組點票,左右投票結果,廢貶了泛民議員應有的功能,壓抑、拖慢了民主化進程的合理發展,他們甚至敗壞香港選舉,從劃分選區、以施小惠方式誘導老弱投票給他們支持的「圍內人」……。諸如此類,根本就是假「一國」之名,破壞「兩制」之實。 如今行政長官換屆,京官與「西環」官員(他們應向駐港解放軍取經學習)毫不避嫌地介入選情,那是引起港人嘩然的公然干犯「兩制」。在這種情形下,國家主席怎樣信誓旦旦,「一國兩制」在貫徹上還是多方面遠遠不如駐港解放軍般足令港人體會中央的用心! 相关日志 2012/06/30 — 何仁勇:为什么香港的军车不乱来? 2012/07/03 — 《泰晤士报》胡锦涛慌乱应对子虚乌有的“政变” 2012/07/02 — 香港:一座值得尊重的城市 2012/07/02 — 中国数字时代:胡锡进中英混用论香港七一游行 2012/07/02 — 《纽约时报》香港回归15年后的懊恼 2012/07/02 — 德国之声:龙爪下的香港 2012/07/02 — 传北京秘密制定“和平演变”香港计划,应对五年后的直选 2012/07/02 — 香港七一大游行要求自由民主,参与人数创新高 2012/07/01 — 蘋果日報:六四也不能問 你能啞忍嗎? 2012/07/01 — 长平:怒火烤炙回归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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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林行止:一國兩制下的解放軍、警隊與土共

【 信報轉載 】一、回歸十五周年,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並在八級颱風杜蘇芮襲港前一刻,高調檢閱駐港解放軍;受檢閱的軍容震懾人心,包括筆者在內的不少港人,前此斷不知香港駐紮這支配備新式武器訓練有素雄赳赳的軍隊……,即使南中國海風雲瞬息萬變,受這支軍隊的保護,香港的安全不會有大問題。 回歸之前,大部分港人對解放軍取代英軍駐港,心存戒懼,中英談判最後階段,解放軍駐港是個爭持難決的問題;最後是鄧小平一錘定音,認為這是體現主權的尊嚴,不能妥協、毋須討論。解放軍於是在九七回歸之日,於大風大雨中進駐香港。 十五年來,駐港解放軍非常低調,不僅在公共場所(即使在公眾假日和周末)從未見解放軍的踪影,軍方亦不曾對香港事務(包括數十萬人的反政府示威)發表意見。駐港解放軍「完全隱形」,令港人享受絕對的平和生活環境,港人的意願顯然受到極大尊重。駐港解放軍嚴守軍紀、克制安份,秋毫不干預市民的生活,這些年來,香港人對之已沒有當年的抗拒,於不知不覺間,港人解除了對解放軍驚恐排拒之心。胡錦濤主席這次檢閱算是比較高調的亮相,港人只感安全而非不安。 解放軍從體現一國之根本的角色,到進入成為大部分港人可以接受的角色,此一轉變,來之不易,這是雙方(解放軍和香港人)一方克制一方接受所得來的理想結果,但解放軍的軍紀嚴明、堅守絕不介入香港事務的原則,最為重要! 二、 從去周日烈日當空的七.一遊行(主題是「踢走黨官商勾結、捍衞自由爭民主」)看,香港的民怨沖天,雖然未至於動搖整體社會的穩定,卻足以破壞社會安寧,和諧社會因此有待追求,這種情況,明顯削弱了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的正能量。和往年一樣,主辦遊行單位公布的遊行人數,與「管理」遊行的警方公布的數字,差距何止千里。以今年為例,主辦當局聲稱四十餘萬,而警方說「起步時約五萬五千人、最高峰時則有六萬三千人」,相差七、八倍;然而,除了黨的喉舌,所有希望成為人民喉舌的傳媒,均以主辦者的數字行頭,清楚說明大部分香港民意對官方提供的數字置若罔聞、視若不見。為了日後不必再出現這類「無謂爭拗」(民調機構所做的調查亦作不得準,因為並無準確統計大規模遊行的科學方法,其現在採用的方法又不獲大多數人認同),筆者提議日後警方公布派遣管理遊行維持秩序的警員的數字—警員肯定與示威者成正比,這即是說,示威人數愈多警員數目亦相應增加;如此,大家看警方派出多少名警員去維持示威秩序,便可測度示威人數的多寡,亦可讓港人自我評估主辦當局公布的數字是否接近現實。當然,這樣做的結果亦只是約數,但總比現在雙方各執一詞而民間大都不相信警方因而打擊了警方的權威性可信性為佳。 三、 胡主席在第四屆特區政府就職典禮上的講話,繼續強調「一國兩制」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基石,他指出新政府必須準確理解、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辦事,胡氏重複一些有關官員亦朗朗上口的話:「要堅持『一國』的原則和尊重『兩制』的差異,任何時候都不能偏重一方。」雖然類似的話港人聽過了不知多少遍,唯出自大權獨攬的胡錦濤主席之口,份量特重。 從駐港解放軍十五年來的表現,筆者相信中央確有維護「一國兩制」的決心和誠意。可是,願意如此,且說之再三,但治港「文官」(大多數是隱形的)能做得到嗎?筆者的答案是否定的。 未及細究深察回歸後香港問題的人,把方方面面的民間怨氣,籠統地歸納為「香港社會的深層次矛盾」。筆者以觀察香港事務四十年的經驗,認為「深層次矛盾」的沉澱、累積,皆因在香港磐根錯節的中共幹部(傳統左派,亦是大部分港人口中的「土共」),無法合理合情地拿捏香港事務的分寸!中央堅持「一國兩制」的原則毫未動搖,當可相信,以駐港解放軍的表現,起碼迄今為止,讓港人即使對北京政權不滿的,亦無話可說。換句話說,這充分體現了北京對「一國兩制」的堅持。 「一國兩制」的其中一個重要作用是尊重現行制度和既存秩序、嚴守法治及杜絕人治。可惜,因回歸而有「大翻身」想法的「土共」,注重階級利益的習性難改,在愛國愛港的幌子下,香港「土共」成了新貴,他們難免有「分田分土」之思,這種封建劣根性,由於內地只有依法管治(rule by law)意識,對法治精神(rule of law)及三權分立的觀念不大了了或認為不合時宜(證諸擁有法學博士學位的習近平副主席年前來港時有「三權互補」的說法可知),所以視爭取、維護新貴階級利益為理所當然的事,以這種任事態度,便形成只許「自己人」作主不容有民意基礎的人當家的事,有豐富法政意識有強烈三權分立原則的人因而無法「上位」,「土共」遂在立法、執法和司法三大方面,大鑽空子,扭曲立法會的議事機制,藉分組點票,左右投票結果,廢貶了泛民議員應有的功能,壓抑、拖慢了民主化進程的合理發展,他們甚至敗壞香港選舉,從劃分選區、以施小惠方式誘導老弱投票給他們支持的「圍內人」……。諸如此類,根本就是假「一國」之名,破壞「兩制」之實。 如今行政長官換屆,京官與「西環」官員(他們應向駐港解放軍取經學習)毫不避嫌地介入選情,那是引起港人嘩然的公然干犯「兩制」。在這種情形下,國家主席怎樣信誓旦旦,「一國兩制」在貫徹上還是多方面遠遠不如駐港解放軍般足令港人體會中央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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