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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为何2000万苏共党员不捍卫苏共政权?

20年前,2000万苏共党员、两亿多苏联公民心向何方?他们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捍卫苏联共产党?眼睁睁地看着、甚至积极参与摧毁将近百岁的苏联共产党?!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苏共濒临死亡期间的一些历史镜头中去寻找。 1991年8月19日零点05分,塔斯社播发了苏联领导人声明,向全世界宣告:鉴于戈尔巴乔夫由于健康状况不能履行苏联总统职责,副总统亚纳耶夫从 1991年8月19日起履行苏联总统职责。接着公布了以亚纳耶夫为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八人名单,其中包括内阁总理帕夫洛夫、秘密警察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等。上午9时整,数百辆装甲车涌进莫斯科市中心,长长的坦克纵队占据了主要交通要道、广场和国家重要机关附近的阵地,进而包围了俄罗斯联邦议会和政府大厦。这座大厦因其白色的外墙而获“白宫”这么一个有人爱之有人恨之的别名。随后,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布告苏联人民书等文告,宣布接管国家全部权力,取消新闻自由,呼吁人民起来拯救祖国。      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冒着生命危险站在坦克上发表演说,宣告了苏联的解体风云突变。11点半,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声称实行紧急状态是反宪法的反动政变;紧急状态委员会是违宪组织,其成员犯有国事罪,其所有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在俄罗斯领土上无效;对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指示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呼吁俄罗斯公民对叛乱分子给予应有的回击,使国家重新走上正常的合法的发展道路。      在“8·19”政变的非常时刻,政变当局和反政变当局都向人民发出了呼吁。关键就看人心向背了。下午1点,白宫外面就役集了几万名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赶来支持和保卫俄罗斯政府的人。稍后,他们开始在毗连大厦的街道设置路障。示威者还一度占领了靠近克里姆林宫墙的练马广场并举行了群众集会。雨后的莫斯科大街上,到处是被市民团团围住的坦克和装甲车,有的热血青年爬上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大喊大叫与士兵对峙。世界各大电视台都播出了叶利钦站在一辆装甲车顶部向群众发表演说的镜头。作为改革派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瓦尔德纳泽和雅科夫列夫发表谈话,支持叶利钦,号召“所有反对极权主义东山再起的人”对政变当局进行非暴力抵抗。当夜,库兹巴斯、顿巴斯、伯朝拉等地区的煤矿工人决定自8月20日起开始举行无限期罢工,以响应叶利钦的号召。这时,地方领导人的态度影响也很大。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和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都指出本共和国内没有实行紧急状态的必要;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茨贝季斯抨击紧急状态委员会实行军事独裁,号召人们“为保卫共和国而战”。      从8月20日上午开始,莫斯科就有5万多名游行者在白宫旁聚集。      ——摩尔多瓦总统斯涅古尔在群众大会上谴责了政变,并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宣布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定和命令在该共和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由紧急状态委员会调到莫斯科来的某些武装部队已宣布抗命,决不向市民开火,决不向叶利钦开火。另有6个支持叶利钦的陆军营将从列宁格勒赶到白宫。此外还有一些从阿富汗战场下来的退伍军人得到武器,几小时内就有2500名武装人员参加到由10辆坦克和500名空降兵组成的保卫白宫的防线中来。      ——莫斯科市市长波波夫发表声明,宣布本市不实行紧急状态,指出苏共莫斯科市委企图另立自己的政府,在坦克的保护下夺回在市苏维埃和市长选举中失去的权力,这是追随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宪法叛乱。他建议市检察长执行俄罗斯总统的法令,立即对莫斯科参与叛乱的所有机关和个人提出刑事起诉。      ——列宁格勒市市长索布恰克在市中心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列宁格勒的局势完全控制在合法政权机关手中。在会上发言的大企业代表、教会的代表、作家和军人代表都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列宁格勒市和州的内务局局长还在会上发表声明: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完全支持合法的俄罗斯政府和市政府。      ——爱沙尼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告爱沙尼亚独立,爱沙尼亚政府声明支持俄罗斯领导人关于政治总罢工和不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呼吁;爱沙尼亚外交部长梅里在赫尔辛基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波罗的海三个共和国政府已于今天给他们各国目前在国外的代表授权:一旦苏军占领并控制了这些共和国就立即在海外组建流亡政府。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卢金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已有70%的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支持叶利钦。俄罗斯一些自治共和国领导人呼吁通过法制轨道解决问题。      特种部队拒绝执行违宪命令:此时此刻,克格勃正在部署由其特种部队、专门负责反恐怖活动的“阿尔法”小组强行攻占白宫并将叶利钦等11名主要人物逮捕或就地处决。“阿尔法”小组是一支经过特种训练,配有直升飞机、枪榴弹发射器、反坦克导弹和其它尖端武器的现代化部队,其成员都是一些文化素质很高的军人,当他们接到攻占白宫的命令时,知道大厦的保卫人员对“阿尔法”小组是无法抵挡的,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任务。但此举必然导致平民大流血并给武装部队带来难以洗净的耻辱。于是,所有的人一致表示:“整个阿尔法小组将不执行这个命令。”尔后,进攻的时间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由8月20日凌晨3时改到18时、22时,再改到21日凌晨3时。“阿尔法”小组20多名指挥官被上司逐个找去训斥,受到“送军事法庭审判”、“处决”等等威胁,但仍然无一从命。国家因此而避免了一场血腥的内战。“阿尔法”小组的指挥官在谈到促使他们作出抗命决定的原因时说:6年的政治改革使我们敢于独立思考,我们安全部门的大多数都不赞成用军事手段解决政治问题,我们断定,只要我们不执行违反宪法、进攻白宫的命令,政变就会失败。      在直接通往白宫的各条街道上共有16条由混凝土、卡车和重型设备组成的路障以及由2万名志愿者组成的人墙。人墙中有站者、坐者、卧者,甚至有人跪地请求坦克上的军人不要向自己的同胞开火。8月21日凌晨2时,一支由十几辆轻型坦克组成的车队试图强行通过一条公共汽车路障时开了火,造成三人死亡和十馀人受伤。后来军队撤退了,并留下了3辆被烧毁的坦克。接着,内务部的装甲车再次冲向路障,但还是被人墙挡住了。钢铁的装甲当然可以不顾一切地冲破和碾碎血肉的城墙,但是他们没有那样做,他们没有那么肆无忌惮,他们颤抖了,他们被血肉之躯软化了,终于退却了。      世界舆论担心的大规模流血事件重演的情况终于没有发生。      形势急转直下:8月21日拂晓,三名死难青年的热血和关于海军、空军不支持政变的消息又一次唤醒了整个莫斯科城的良知,白宫依然屹立的身姿终于压垮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们的神经,形势急转直下,政变当局开始土崩瓦解了。清晨,首先是国防部最高权力机构国防部部务委员会召开了一小时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从莫斯科撤走一切军队,取消头天晚上开始实行的宵禁。      ——11时15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白宫开幕。白宫周围的人群比前两天的还多,人们在牧师的带领下为当天凌晨的死难者默哀。叶利钦发表简短讲话,他已将俄罗斯境内军队的指挥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19时35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使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停职并由亚纳耶夫接任其职务是非法的,要求亚纳耶夫立即撤销其命令及关于紧急状态的决定。      ——20时10分,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宣布,他同戈尔巴乔夫通了电话,苏联总统告诉他,这些天他在他的克里米亚别墅里完全处于被隔离的状态。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正常。在评价国内局势时,戈尔巴乔夫称其为“右翼军人政变”。      ——20时17分,苏联检察院发布公告:鉴于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行为存在着犯有国事罪的证据,苏联检察长已对他们提出刑事起诉。        ——21时28分,塔斯社播发戈尔巴乔夫发表的声明,说他完全控制了国家局势,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戈氏与俄罗斯、哈萨克、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共和国的总统通了电话,他们一致谴责了政变,并说这场政变由于民主力量的坚决抵制而破产。      从8月22日开始,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陆续被捕,只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闻风自杀。享寿三天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反”志未酬之际便夭亡了。      政变者直接目标无非有三:一曰,为了阻止新联盟条约的签署,挽救旧联盟的生命;二曰,为了阻止国内改革的发展;三曰,为了阻止戈尔巴乔夫向激进改革派靠拢,迫其向保守派倾斜。这也就是亚纳耶夫19日傍晚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说“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会归队”的潜台词。但政变的结果,不但未能阻止,反而加速了旧联盟的解体,随着8月21、22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独立,独立浪潮很快从波罗的海三国波及除俄罗斯之外的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政变不但未能阻止改革的发展,反而加速了国内改革向经济市场化、政治多元化方向的发展;加速了被激进改革派救出险境的戈尔巴乔夫由中派立场倒向激进改革派的立场。总之,动刀子的结果事与愿违。      苏共威信扫地:“8·19”政变这把刀子在加速苏联解体的同时,也让操刀手苏联共产党自己步入绝境。一个执政党居然诉诸非法程序,发动政变,这无异于自杀。戈尔巴乔夫恢复苏联总统职位的第一天,即8月22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发出通告,宣称:一些苏共党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委员,参与了“企图”发动政变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是背着党的领导人秘密进行的。然而,同一天,宣布退出苏共中央的哈萨克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发表声明向全世界揭露苏共在撒谎。声明指出,8月19日至20日,哈萨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收到来自苏共中央的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确凿地证明苏共中央书记处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和决定。其中一份文件是秘密通告,上面有这样的内容:“鉴于实行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使共产党员参与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纳扎尔巴耶夫说:“正是这些行为使苏共中央书记处威信扫地。它与普通党员相对抗,违背了人民的真正需要和利益。”原先政变当局对民情的基本估计是戈氏改革政策不得人心,如今实际情况则是政变不得人心。政变组织者、参与者臭不可闻。而这位前苏共政治局委员的声明则使处境本来十分艰难的苏共一下子落到令人冷齿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8月22日继续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以及随后在白宫门口广场上举行的“胜利者群众大会”,笼罩着一种强烈的反对苏共的气氛,就可想而知了。到中午12时叶利钦讲话时,广场及附近街道绿地都已挤满了人,各国记者听得最多的口号便是“打倒苏共”、“审判苏共”。讲台上发言者只要一说到“取缔苏共”,广场上便一呼百应,掌声雷动。人民代表、著名眼科专家费奥多罗夫总结“8·19”政变教训时对记者说“戈尔巴乔夫拆掉了苏联专制政权的牢笼,但并没有捣毁苏联共产党这个产生专制政权的‘动物园’。应当禁止苏共参政,不把共产主义改成人道主义就不允许苏共活动。”      ——流产政变已使苏共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曾经召开莫斯科市各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动员党员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普罗科菲耶夫被捕了。据报导,他是在市委全会结束后在老广场溜跶被群众认出来,押进出租车,扭送俄罗斯检察院。      ——威严地屹立在克格勃门前几十年的“肃反委员会”创始人捷尔任斯基雕像被15000人围住,最后终于被推倒了。尔后许多天,有很多人用斧头和各种工具在那里敲纪念碑的底座,以便取一块石头回去作纪念。      ——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叶列梅宣布退出苏共中央政治局。      ——爱沙尼亚首都塔林市当局决定拆除党中央大楼前的列宁塑像。      ——吉尔吉斯共产党中央大楼被没收并“移交给国家”。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今天宣布脱离苏共。      ——雅库特共和国议会决定把苏共的建筑转给地方苏维埃,该共和国的苏共报纸转为人民报纸;将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机构和护法机关非党化。      ——8月23日这一天,苏联有哈萨克、吉尔吉斯、摩尔多瓦、立陶宛、拉脱维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或实行非党化。各地不断出现要求解散共产党的示威游行,并掀起推倒马克思、列宁塑像和革命纪念碑的高潮。面对群众唾弃、威信扫地的现实,苏共自身也束手无策。      8月24日晚,戈尔巴乔夫与几位亲密助手举行了一系列的紧张磋商后决定,宣布他已无法继续行使共产党总书记的职务并立即辞职。他还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而且授权各地通过选举产生的苏维埃接管党在全国各地的大量财产。      针对戈尔巴乔夫的声明,苏共中央于8月25日发表声明说:“中央委员们显然应该接受困难的、但在目前是唯一可能的自动解散中央的决定。”它同时请求苏联总统和俄罗斯总统允许苏共再开一次中央全会,以便决定善后事宜。但这最后一个愿望也未能实现。苏共中央只好决定解散中央机关,留200人善后。      8月29日,苏共党员占绝大多数的苏联最高苏维埃紧急会议于8月29日以283票赞成、29票反对和 52票弃权通过决定:停止苏联共产党在苏联全境的活动,责成内务部各机构保证苏共物资财产和档案的完好无损,责成各银行停止苏共的所有货币基金业务。根据这一决议,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机构均被关闭,所属建筑物全部被查封,银行账户全部被冻结。      苏联共产党自1898年开始的93年历史到1991年8月29日划上了一个句号。      只要真正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世人不难看出,苏共之死,并非死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谋杀,而是死于失去民心。在两大势力都向人民伸出求援之手时,人民从容地作出了选择,唾弃了苏联共产党。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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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专制与文化,哪一个是根源?

  有一天我说中国大陆不可能出得了诺贝尔自然学科奖,出和平奖倒是有良好基础,我说,“是专制使我们远离了诺贝尔奖。”我朋友本来赞成我的第一句话,但一听我说根源在专制他不干了,他认为专制当然也是一个方面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不鼓励甚至扼杀异端和想象力的社会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的全部指向就是‘经世致用’,非常之实用主义,说白了就是政治挂帅,一个人的价值根植于从政做官,为社会作贡献这也是唯一正途。年深日久,人们创新的勇气、能力几近灭绝,经世致用成为固有习惯,异端者不得好死,想象力成为奇技淫巧的代名词。”      科学的态度应该是任何事物都没有绝对,因此本话题严谨的提法应该是“专制与文化,哪一个对中国的现状影响更大”,但为了说清楚问题,我借鉴了辩论的方式,只有正方和反方。当然,我不否认在我心中,就是专制才导致了今天中国的一切。文化决定论把人们的视线引向民众,拿出一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来之后,便摇摇头各回各家一切照旧,对国对家都没有任何意义。      朋友认为专制与文化是鸡与蛋的关系,说不清谁是鸡谁是蛋,我不这么看。文化从来是多元的,每家文化都有其本质的东西,中国之所以只剩下了一元,人民没有权力选择,这只是专制选择的结果。谁鸡谁蛋这不是很清楚吗。      没有一流的文化就没有一流的制度我不敢苟同,先不说我国文化正是专制选择的结果,五四为什么会从一场文化运动变成政治运动的?我们总说今天的中国人可悲,面对一个又一个因言获罪的人入狱,我们可悲可叹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可是,为什么站出来一个进去一个?为什么近代反政府的运动都从学生开始,是因为学生没有领略专制的厉害吧。      儒家文化从来没有限制住敢于说话的人,今天不敢说话的局面正是专制造成的。      所以没有民主的制度便没有多元的文化,这还是一个很清楚的鸡和蛋的关系。      只有推翻了专制,才能重建或者修复文化。而不是摒弃文化,再来修复制度——人民说了不算,你又如何摒弃得了文化呢?      说回诺贝尔。放眼世界,看看诺贝尔奖都产生在哪里本身已经说明了问题。专制社会零零星星的个把奖说明不了什么。没有得奖的地方文化是不同的,但共同的是专制,由此可证影响人类进步的是专制而不是文化。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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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孙立平:反思改革的理念

  我最近提出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结束,可能会令相当一部分人感觉很不舒服。其实,我自己也不舒服,我也是改革的积极支持者。谁都不能否认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框架。通过这个框架,我们开始走向世界的主流文明,同时获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客观地说,改革现在确实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改革的任务其实没有完成。这体现在,改革已经成为一个不能有效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种种问题的理念。最核心的一点是,改革这个理念缺乏有足够潜力的价值目标。从表面看,改革这个词本身是没有价值目标的,只要变就是改革,甚至将改完的改回去也可以叫改革。一天吃三顿饭改成一天吃一顿是改革,一顿改成三顿也是改革。      但上面说的只是表面的层面。仔细分析,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提出改革,是有一个隐含的价值目标的,这就是效率。这些年改革的实践,贯穿的就是这样一个目标。但这个价值目标是有问题的。第一,效率应当是社会的诸目标之一,其主要应该体现在经济领域。当把效率作为整个社会目标的时候,也就摧毁了其他目标的价值。第二,当把效率作为唯一目标的时候,改革也就只能限于经济领域,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根本无从谈起。因为这些和效率基本上没有大的关系。所以一些改革者试图从效率的角度来论证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建设的时候,就显得牵强而无力。      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其实应当是手段,而不是目标。而手段本身是不能成为基本理念的。因此,上面的这些说法其实不是否定改革,说的是改革应当也只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      这些年来,正因为将手段作为目标,人们的眼睛中只有效率这一个东西,不但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无法提出,就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也走样变形。这些年在改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于此有着密切关系。正因为这样,改革实际上已经为许多人所不认同。      对了,刚才有的网友说,改革是与革命相对应的。这就涉及改革的有一个基本价值假定,即渐变。一般地说,渐变当然是对的,因为人们都不希望革命,都不希望动荡。但渐变的理念,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壮大的情况下,很容易演变为不变、胡变。      当我提出现在应当是新的30年的开端的时候,有的网友说,还说30年呢,哪有什么30年啊。但我想,历史不是决定论式的。现在有三个因素决定中国的未来。第一,正如吴敬琏先生说的,中国有的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的程度。第二,民心思变,不改不行了。第三,体制本身要维持连续性,就是所谓“保江山”。面对这样一种客观的情况,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同时又是建设性的理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提出要将建设公平正义社会作为贯穿新的30年的理念,实际上只是一种探讨。期待有更好的理念提出。公平正义的理念,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有明确的价值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能得到社会广泛的认同。第二,这个理念是建设性的,既可以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又可以避免大的社会动荡。第三,有巨大的潜力。前面说过,这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解放运动。第四,社会有广泛共识,可以避免分歧和分裂。可以将阻力缩小到最低的限度。      一定要看到,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大时代,大转变。历史交给你的责任是超越历史。因为中国的问题已经无法在原有的圈圈里解决。前几天聊天时,孙大午将这个概括为: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我觉得,非常精当。这样看,改革的定位就很清楚,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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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观察]反腐不可靠情妇

情妇反腐的视角,兼看微博反腐的局限。反腐任重道远,在舆论监督的意义上,还是要推动新闻专业主义的成长,让新闻媒体客观、公正、深入的报道成为反腐利器 近来,接二连三爆出的性丑闻将多名官员拉下马。拜现代网络技术之赐,不雅照、不雅视频乃至长篇“情史”迅速传播。官方反应也较为呼应民意。一些中高级党政干部、国有企业负责人因之被免职,且至今余波未了。 这些基于性丑闻的反腐,可视作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措施的一部分,目前尚属“治标”。至今,“有关部门”通过官方媒体发布的消息,主要强调“因为生活作风问题,不适合继续在现岗位工作”。不过,“治标”也有不同层次,故民众迫切希望,对涉事官员或其他同类事件的处理能够深入,触及实质,实现决策层反腐既打“苍蝇”、也打“老虎”的主张,切不可止于“生活作风”。   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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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衬衫 | 崔永元:我们不能总活在欺骗中

  崔永元说:你可以不说,但是你不能撒谎!      现在看来,不能拿圣人的标准去衡量政客了。政治是无情的,甚至是残酷的;喉舌是机械的,甚至是麻木的,有时毫无公允和客观可言。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同盟国二次大战中,中国战区最高司令是蒋介石。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内战中“恶贯满盈”的“中美合作所”在抗战中是盟军重要的情报机关。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影视作品中恶贯满盈的张灵甫是抗战英雄。在长沙会战中,他率领敢死队包抄小道,夜夺张古峰,为国军成功阻击日军立下汗马功劳。张灵甫还为抗战丢了一条腿。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唯一全歼日本师团的战役 ——万家岭大捷。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歼敌13万人的三次长沙会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神乎其神的平型关大捷只是平型关战役的一部分,而平型关战役又是太原会战的一部分,没有国民党第二战区的配合,哪来的所谓“大捷”。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中被日本人认为仅有的两次中国军队的勇猛程度要超过自己的战役之一的桂林保卫战(另一次为昆仑关战役,日军第5师团被中央军第5军击败)。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随枣会战中士兵以血肉之躯与敌人坦克相搏斗,官兵竟攀登敌人的坦克之上,以手榴弹向车里投掷,作战之勇敢与牺牲之壮烈,非笔所能摹述。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抗战期间战线最长的会战——武汉会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武汉曾经上演了一场规模仅次于英德伦敦空战的武汉空战。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宋美玲女士为鼓舞官兵士气五次赶赴武汉前线,差点被日本人炸死。在那场空战中,国军空军击落日军飞机78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那个时候,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很多武汉市民不是钻进防空洞,而是爬上房顶,为的是能看到日军飞机被击落的场景。      七十年过去了,大家知道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知道之前已有不少人提出过类似的理论,其中就包括蒋介石(31年)和蒋百里(36年),毛借鉴后加以改进(38年)。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中国人从来就没有认真的想过,为什么作为中流砥柱的领袖在抗战期间除了一篇《论持久战》和几次讲话外几乎没有其他作为。他从来没有上过一次抗战前线,从来没有直接或间接的指挥过一场对日作战(说的漂亮不等于做的漂亮)?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发出过这样的疑问:5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们都少有抗战的经历,而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个个与小日本干过。      七十年过去了,在大陆的主流媒体和教科书上没有把抗日战争的所有战役完整的介绍过一次,甚至连起码的大事记也没有。      七十年过去了,蒋介石动用70万国军发动了淞沪会战。在会战中,国军空军炸毁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炸沉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国军陆军为补充战损而五次发布动员令,超过半数的团职以上高级将领以身殉国。淞沪会战未能阻止日军占领上海,却改变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部署,还为上海资本向西转移赢得三个月时间。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最让外国人刮目相看的不是新四军,而是孙立人的新一军。新一军远征缅甸,以伤亡1.7万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 10.9万人。在新一军攻占缅甸重镇于邦的时候,下属向孙立人询问如何处理日军战俘,孙将军的回答是:你去问问那些狗杂种,都谁到过中国,到过中国的就地枪毙,以后都这样办。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李向阳和他的游击队是虚构的,真正让日军闻风丧胆的军队是国军的委员长卫队。这支军队使用德军的装备,甚至有德军教官亲手指导。在南京雨花台,委员长卫队的两个营独自阻击日军一个甲种师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一共只有六个甲种师团),平均每个士兵要坚守25米长的阵地、面对50名日军精锐部队,但胜利者依然是中国人。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常德保卫战中,74军57师的8000名官兵阻击10万日军15天之久,最后只有200人能够战斗。师长发出了 74军57师最后一封电报: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副师长、师附、政治部主任、参谋部主任死守中央银行,各团长划分区域,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74军万岁!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在重庆有17家军工厂在敌机轰炸下坚持24小时不间断生产。以金陵军工厂为例,抗战期间共生产迫击炮7000门、重机枪1.8万挺、步枪28万支、手榴弹30万枚、de-tona-tor包20万个。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看过日本的投降书?为什么只宣传9.18日军侵华而不宣传8.15日军投降,不让国民看看日军投降书?难道仅仅是因为文中多次出现:日本陆海空军及其辅助部队向蒋委员长投降。或者是因为受降落款是: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特派代表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      要知道,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战争期间,国军陆军有3211418名官兵壮烈牺牲,其中包括8名上将,41名中将,71名少将。国军空军有6164名飞行员血洒长空,2468架战机被击落。国军海军全军覆没,所有舰艇全部打光。      在一次纪念抗战六十周年的访谈节目中,cctv邀请到了几位“飞虎队”员,那几位老飞行员显然有点“不识时务”,大谈特谈当时怎么与国民政府和国军合作抗日的,说得是口若悬河,激情澎湃,丝毫不顾忌党的脸面。也许是谈的太多了,于是主持人插话,问他们当时有没有听说“延安”、“共产党”和“毛泽东”,那些傻啦巴几的美国老兵一个劲地摇头,场面有些尴尬。这个节目在中央九套播出过,看过的朋友应该都清楚。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白岩松在台湾访问连战时的情景,当连战谈到抗日的时候,紧张的气氛再次出现,我们的小白拼命将连主席的话头打住,场面甚是好笑。      我想问一句:难道抗战的历史真相就真的那么可怕?真会威胁到政局的稳定?      七十年后的今天,大多中国人只知道平型关、百团大战,卢沟桥、台儿庄,再加上南京大屠杀,要知道这几场作战都是中日战争中的次要作战,甚至连会战都谈不上。      假如中国人自己都搞不懂抗日战争历史的主流与重心,日本人当然也就乐得敷衍混过了。      假如中国只靠“麻雀战争”、“地道战”、“地雷战”来对抗日本的大军,中国哪里会有出席“开罗会议”、发表《波茨坦宣言》、成为“联合国创始四强”、以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与资格?      那些国军的抗日老战士应该得到尊重,哪怕是迟到的尊重。这份记忆属于他们,也属于这个国家,属于这个民族,属于子孙后代。但我们错过了,错过了最后弥补遗憾的机会。也许是出于某压力或心理,对那场战争我们正在遗忘,而且是有“组织”的,有“选择性”的集体遗忘。      七十年过去了,有几个中国人知道8月15日对这个百年来饱受屈辱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七十年过去了,也许我们自己对那场战争都遗忘得差不多了。      七十年过去了,我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一下!      我们都要尊重历史!              —白衬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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