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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到1962年，在那场被称为大饥荒的人祸中，中国有3600万人饿死，其中包括如父亲般抚养我长大的伯父。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吃人，这样的案例有数千起。 　　　　 　　这一死亡数字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两倍，是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间制造的乌克兰饥荒死亡人数的6倍，或二战中希特勒杀害的犹太人人数的6倍。 　　　　 　　50年后，就在发生它的发生地，我们仍无法自由谈论这次饥荒。我的书《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出版。在中国大陆，这本书依然被禁，在这 里，人们对历史的选择性遗忘依旧普遍，在中国共产党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政府加强了对信息传播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本次大会于上周开始，结束时将宣布十 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结果。 　　　　 　　正如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位基层领导近来的所为，许多人依旧否认大饥荒曾发生过，他们却享受着言论自由，尽管他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论 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并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这样的恐怖情形。中国早已在上世纪70年代末抛弃了毛泽东的经济策略，转而选择自由经济，从那以后食 品供应一直充足，人们可能会想，为什么中国政府依然不允许真相被披露。 　　　　 　　这是出于政治原因：对大饥荒的彻底曝光可能有损一个依旧抓住毛泽东政治遗产不放的执政党的合法性。这个遗产就是一个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体制，而 这个遗产恰恰是引起大灾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观察到的，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饥荒。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国家强权渗透到公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通过彻底的农业集体所有化来阻止乡村人口流动。这样，国家就可以管理谷物产量，并根据 指令征用和分配粮食。一个覆盖全国的户籍登记制度使得耕地人口无法迁徙。在城市里，国家发行食品券来取代了市场。而农民的命运则任由国家发落。 　　　　 　　1958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立下了宏伟却无法实现的目标。其后，一个恶性循环开始了：来自基层的夸大产量的报告使得高层一再设定更高的目 标。报纸标题吹嘘稻谷产量达每英亩80万磅。但是当最后的收成达不到报告的丰产量时，政府责怪农民私藏粮食。于是挨家挨户地搜查，并运用暴力来打压任何反 抗行为。 　　　　 　　同时，因为大跃进也提出了工业快速发展的目标，甚至连农民的灶具都被熔化以期在土高炉中炼出钢，家家户户只能去大型的公共食堂吃饭。他们被告知 可以一直吃到饱。但是当缺粮的时候，国家并未提供任何救济。当地的党员干部掌管饭勺，他们通常会利用这一权力，牺牲他人，确保自己和家人能吃饱。饥饿的农 民无处求援。 　　　　 　　1959年上半年，灾情如此严重，中央政府允许批准了一些补救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农民同时耕种一小部分的自留土地。如果这些措施能继续下去，也 许灾荒的影响不会那么大。但是时任中国国防部长的彭德怀致信毛泽东，坦言问题严重，毛泽东感到他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个人权力都受到了挑战。他对彭德怀实施迫 害，发起了一场反对“右倾”的战役。保留自留地那样的补救措施再度被取消，数百万计的官员因为没走激进路线而被惩罚。 　　　　 　　这样做的结果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饥荒。1960年底，中国人口总数较前一年少了1000万。但令人发指的是，很多国有粮仓储备丰富，但这些粮食是 专用于出口换取硬通货或者作为对外援助，对饥饿的农民则大门紧闭。一位当时的共产党官员说到，“我们的群众太好了，他们宁可饿死在路边也不会闯入粮仓。” 　　　　 　　作为一名记者和研究当代历史的学者，我感到探索大饥荒的发生过程及其成因是我的责任。自从上世纪90年代，我走访了十多个省，采访了100多位证人，收集了数千份文件。因为大饥荒是一个禁忌，我只能借口“调查农业政策演变史”或“研究食品问题”，才能接触到档案。 　　　　 　　共产党的领导们以解放人类为由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奴役体系。这个体系被作为“通往天堂之路”而进行宣传，但事实上它通往地狱。 　　　　 　　我以我的书来纪念3600万名受害者，但也作为一个真实的墓碑，期待这个导致大饥荒的极权政治体制的最终灭亡。我清楚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危险，如果我因为试图保留这段真实的历史而遭不测，那么就让这本书也成为我的墓碑吧。 　　 　　 　　 　　 　　 　　 —白衬衫 　　 　　 　　

　　颜昌海：遍地奴才是中国革命的催化剂 　　 　　 　　所谓奴化教育就是制造奴才的教育。只要是一个正常人，就没有任何人愿意当别人奴才，但有的人就偏偏成了奴才而不自知且陶醉在其中。目前，中国大陆十几亿人中，有多数人都处于被奴性教育而成为奴才，却偏偏喜欢骂别人为奴才。 　　 　　现代社会中没有失去生活、生产基本条件而卖身为业的奴才。所谓现代奴才，是指那些没有主见而附和别人的言行，不知道怎么分析问题不知不觉的成为别人傀儡而当枪杆子和笔杆子及充当寄生虫之寄生体的庞大群体。这个群体就是中国大陆人中的那些思想和身体及精神都成为别人附庸而活着的人。因此，要谈清这个失去正常的判断能力而失去主见被奴化问题，首先要明白人的主见和意志从何而来的问题，这是谈清中国大陆人被奴化现象的唯一途径。 　　 　　一个善恶分明、能明辩正邪的人，是一个能分辨大是大非的有主见的人。人的正邪观念越强，这个人的意志就越坚定，就越有主见，越能透过现象看事物的本质，从而看淡物欲“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其表现就是一个有“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有骨气的人，深明大义者。这样的人能视道义为生命，就是古人崇尚的重道义而轻生死，重道德而淡泊名利的士人，这样的人才有志气和理性及崇高的追求。也就是说：人的主见是建立在明辨善恶、分明正邪的基础上的。而明辨善恶、分明正邪的人，看待问题不是以名利和权力及阶层为基础，而是以圣贤之言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这样的人谁都驱使不了的，就是君子了。 　　 　　中国古代这样的君子阶层就是构成名门望族和贵族的基础。什么叫“贵族”？不是他们有多少钱和权力，而是被世人公认有高贵思想和文化基因传承的家族，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古国的中流砥柱。过去任何政权如果失去士阶层的支持，就失去了为政之本和合法基础，这才是为什么古代立国者为什么要巴结知识分子的原因，因为这些人都是有主见和高贵思想的群体，是社会德化和稳定的基础。 　　 　　谈清了人为什么有主见和什么样的人才有主见的深层文化原因，什么样的文化造就什么样的人。明白这个原因就知道怎么去进行愚民教育怎么样培养和造就奴才了。培养奴才能简单的，就是破坏人的正邪和善恶的判断能力。当人没有正邪和善恶的判断能力的时候，就不知道应该坚守什么和维护什么，这样的人才是最容易被驱使和最好的奴才群体，也是最好的发动政治运动基础和打人的棍子！而传统文化本身就是奠定了人分辨正邪与善恶，在大是大非面前怎么坚守道德和维护、专爱整个社会环境的天、地、人三才一体的文化体系。要破坏人的主见唯一的办法就是彻底铲除传统文化，而要彻底铲除传统文化就是颠倒是非和歪批戏说以后加入自己的斗争哲学的邪念而为己所用。 　　 　　——这就是“文革”和文革前后的以各种面貌出现的政治运动的本质。 　　 　　中国大陆近代的各种运动说白了，就是以斗争哲学为纲的社会各阶层全面抢劫夺权实践和奴化人、制造暴民的运动，以斗争哲学来制造暴民为政治所用，这样既达到了自己全面夺权的目地，又达到了根绝士阶层的目地，更重要的是全面破坏了传统文化的文化载体的那些文化古迹和社会良心生存的土壤。也只有全面彻底妖魔化传统文化，才是铲除传统文化和彻底剥夺人的主见的唯一有效手段。当这样的以根绝传统文化之仁义道德作为自己政权立足之本的教育战略，全面的贯彻在文化教育战线的时候，这就是愚民教育的意义：培养和制造没主见的奴才。 　　 　　愚民教育，是近代中国大陆式奴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教育部门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就是专门干这个的行家里手，只是他们天天骂古代圣贤和无道德底线的侮辱自己的祖宗，却不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谁和缺乏最基本的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因此才被人精心制造成了奴才和制造奴才的机器的牺牲品，不知不觉间就成了不知道做人基本道德，开口闭口就是政治的不知基本廉耻的政治动物。 　　 　　有人说，奴才不如狗。这包含两个意思，一是奴才在主子眼里就是一条狗，最多也就是一条狗，甚至不如一条狗；任何一个精明的主子都知道狗忠诚，而奴才只是貌似忠诚。二是，奴才是被迫卖身的，奴才是自愿卖身投靠的，但奴才毕竟与奴才一样是人，他们本质上都属于被主子压迫的“阶级”，都有不甘的基因。奴才通常对主子毕恭毕敬，无非是暂时利益而已；当主子倒霉时弃主，就算是好的了，但落井下石者决不是绝无仅有。人类历史上“义犬”的例子太多了，比狗忠心的奴才–无有。比如那个卖力为“唱红打黑”鼓噪、创造并拼命贩卖“虫庆模式”、王立军的座上宾、瓜爸的门客司马某，就是一个自愿卖身投靠的狗。薄王初失势时，司马某也曾经为薄王叫屈，“司马某一条汉子”很是让人“敬佩”了一把，以为“奴才不如狗”的常识被“忠贞不二”的司马某“大师”颠覆了。但人们还是走眼了：奴才就是奴才，司马某还是“一条”，但不如狗。甚至把他与狗相提并论，都会糟践了狗的一世忠名！ 　　 　　知道司马某的人一定知道他喜欢上（做）节目，当然通常不是白做的，他靠这个混饭。这不，司马“大师”又做节目谈“安全感”了。网友“饕吃”问：“请问司马老师，瓜爸这两天又上新闻了，您有安全感吗？”司马某回答称：“你说的这个人交由司法处理，因此而丧失安全感的绝不会是我，而是另外一些贪赃枉法分子。大家想想看,连这个人都被绳之以法了，那其他的腐败分子，能不害怕吗？能不因此而丧失安全感吗？贪腐分子安全感丧上人（失）是老百姓的节日。”“老师”在话里用了“另外一些贪赃枉法分子”和“连这个人都被绳之以法了”，还是没把旧主子绕出去，反而套牢了。司马某再次昭示奴才永远比主子还要狠，因为奴才眼中除了主子，剩下都是连自己都不如的非我族类。 　　 　　在主奴社会当奴才是一种荣光，如果连奴才资格都没有，那便是“畜生”和“垃圾”，必须“铲除”。主子总要标榜自己永远“伟光正”，但奴才往主子脸上贴金，那份谄媚之过火，常常造成反效果，有时令主子都恼怒。主奴社会自有潜规则，做奴才久了，思维和行事模式都十足奴化，阿谀主子时太过卖力，拍马常拿捏不准拍错穴位。而奴才对主子不喜欢的人与事，都百倍加码将之视若寇仇。譬如骆家辉虽让天朝诸多不快，主子还未怎么样，奴才们的诅咒已铺天盖地。主子厌恶香港的公民运动、自由媒体、民主力量，但未必有“铲除”和“冲走”之心，偏是奴才们咬牙切齿，欲将之“五马分尸”而后快。由此得出结论：品格更贱心肠更狠的永远是奴才一族。…… 　　 　　正因如此，许多中国大陆人早已不相信中国大陆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进而相信大陆政权是一条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巨轮。而最近的“南周事件”让人们看到，这种信念恰恰催生了中国大陆独特的革命机制。当中国大陆许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会发生的时候，因为大陆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有当权者看到老百姓会像历史上那样揭竿而起，上山造反。但当权者对革命的恐惧并没有促使其赋权与民，推动善治，想出来的办法就是拼命地扩大奴才的规模和人数。其逻辑其实也很简单：当天下人都成了奴才，不就没人会造反了！ 　　 　　然而，物极必反，遍地奴才恰恰可能成为中国大陆革命的催化剂。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主持召开反腐座谈会。座谈会上，专家们力主尽快建立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据南方都市周刊报导，与会的比较政治专家周淑真介绍，座谈会结束时，王岐山向与会的8位学者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王岐山称，“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人民日报》海外版也发表文章“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称该书所以洛阳纸贵，除了王岐山推荐外，更大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警示当前中国社会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前期有相似性。文章承认，当前中国大陆与大革命前的法国的人民，对权利意识觉醒和敏感，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当年，法国贵族在丧失政治权利后，仍占据高官显爵地位，保持特权，对人民漠不关心，顽固地维护自身利益，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当今中国，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等现象，成为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王岐山此前已被媒体爆出曾向下属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据称，在一些关心国事的小圈子、甚至高层领导人中，《旧制度与大革命》正激起热烈的讨论。作为高级官员，王岐山不向官员推荐同样是论述托克维尔所谓“大革命”之后的另一场大革命——巴黎公社革命（1871年），而是《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岐山荐书本身，在传达某种信息，就是以此书来表达他对弥漫中国当下的革命味道的反应。但他自己的读后感是什么，他从未对外提起，外界也无从知道。 　　 　　《旧制度与大革命》从历史的角度捋清了法国旧制度中最繁荣的路易十六王朝与最血腥的大革命（1789年–1799年）之间的脉络。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作了详尽的描述，涉及革命前法国社会和制度安排的各个方面，概括为三个主要的层次。首先，从上层来看，法国革命前的“旧制度”已经发展出极其强大的中央集权专制。其次，从社会“中间体”来看，能够制约中央集权专制的主要力量已不复存在。第三，从社会底层来看，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解体，社会上到处都是普遍无助的个人，他们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寻求保护。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发现历史上的大革命即暴力革命并非发生在贫穷时期，而是发生在经济上升并带来社会两极分化之后。因为在这种历史时刻，阶级矛盾激化，社会底层的民众特别容易把愤懑转变为战火。 　　 　　托克维尔对于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一些片段描述，就像比喻当下的中国大陆，比如政权与社会的关系：“当人们读到十八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个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如此富有侵略性和专制特征，但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他这样描述缺乏政治自由带来的社会心理：“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旧制度与大革命》对大革命前法国的社会冲突及其发展过程的描写，有太多的地方，如果去掉“法国”两个字，活脱就是中国大陆社会现实的高像素图片。 　　 　　在中国大陆，多年累积下来的多种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沸腾的民怨犹如烈火干柴，一触即发，罢工、讨薪等群体事件风起云涌。一起交通事故也能诱发数千人的抗议。《华尔街日报》1月9日发表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大学政治学教授裴敏欣的评论文章说，《南方周末》反对审查的抗议,这个事件显示中国的社会变得更加桀骜不驯，并愿意挑战执政党的权威。 　　 　　2005年，当局曾发表《社会蓝皮书》，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已由一万宗增加到六万宗，参与人数亦增加到307万人。北京其后不再发布有关数字。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最近接受《了望东方周刊》访问时透露，从2006年到2010年，群体性事件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他没有提及具体数目，但对照蓝皮书的数字和平均增加速度，2012年的群体性事件至少有十八万宗。以下是2013年1月份有关媒体对群体事件报导：青春悲歌，陕西数千襄渝铁路学兵游行索赔；广东清远民众围堵行暴城管百警解围；深圳城管围殴残疾卖唱人，千人围堵起冲突；广东江门村民抗暴，擂“战鼓”击溃数百特警；陕西上千农民工下跪讨薪，开发商是政协委员；富士康兄弟企业东莞台资厂上千员工打砸食堂；江西富士康数千员工堵路，警方喷辣椒水驱离；深圳数千员工大罢工大批警察戒备 ；深圳三千工人罢工，围堵镇政府抗议；粤汕头征地事件升级，数千村民扣压村干部；汕尾东涌罢工罢市，数千人上街游行示威；天津逾千出租车堵高速公路抗议。2012年则接连爆发上万人的抗议示威：浙江万人反PX项目掀警车 特警开枪施催泪弹；泸州交警打死人，万民拒警抢尸烧车，冲突如战场……。对此上海民众张君令表示，“很多高官的家属和子女都逃到海外，连高层干部都不信任党。从内部的腐烂可以看出其危机，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老百姓根本没有讲话的地方”。 　　 　　1月14日，《纽约时报》发表资深媒体人西尧的文章表示，中国大陆党国一体、官商共谋，中共第五代的改革风险在于党政内部既得利益群体。在“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华盖”之下，党国一体、官商共谋的发展模式，滋生了琳琅满目的既得利益群体，挤占了几乎所有权力和财富的上升通道。其结果，财富分配的不公，不但大大抵减乃至摧毁了财富积累的正效应，而且对改革开放之初“共富”承诺产生的失信，持续性地侵蚀执政者的权威乃至其合法性。文章说，王岐山向全党推荐《旧制度和大革命》一书，正是对这种局面强烈不安和焦虑的流露，也是中共第五代对当前改革局势忧虑所在。 　　经济的繁荣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的这两个悖论无疑是中国大陆官方当前的噩梦。改革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排雷”，在目前体制内，由妥协换取稳定的空间已经日益逼窄，力度拿捏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英国期刊《经济学人》评论说，中国公民不再满足于经济增长的口号，他们渴望政治变革。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如何处理日益增长的改革压力，将决定中国的未来。 　　 　　中共第五代领导人清楚地了解人心的力量，特别是在腐败和官员奢侈问题上。在他视察地方的时候，他避免通常的考究宴会，媒体用“四菜一汤”描述他的更节俭、更开放的作风。但反腐败的口号将不再能够安抚中国人民，领导人需要开始改变整个制度。一张网上支持《南方周末》的照片显示十几个男男女女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四菜一汤不是真正的改革。媒体自由才是真正的改革。” 　　 　　据《阳光时务》报导，日前中共已故前总书记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表示，第五代领导人要改革，但如何走、怎样突破利益集团设置的许多阻力，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成功的。他说：中国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团，而改革“不可能让方方面面各个阶层的人都满意。”而时政评论员邢天行表示，有益于保官员的既得利益者，这样的改革不是民众需要的，要真正实现有利于广大百姓的改革。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就是，王岐山也竟然公开向学者推荐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此举不仅推动更多人去想像中国大陆的下一次大革命，而且也让公开讨论此话题有了完全的合法性。 　　 　　一百多年前法国发生的大革命，为什么会引起中国大陆人如此大的兴趣，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其实法国人在大革命之前，并无此种经历。按照托克维尔的逻辑，法国精英对大革命的到来毫无预见，也是促成这次大革命的重要因素之一。但中国大陆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中国大陆人对大革命全然不陌生。 　　 　　托克维尔的书让中国大陆人浮想联翩，原因之一就是今日中国大陆的社会构造和心理，与大革命前夜的法国，已然有了更多相似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具有独立个人意识的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很高。因此借助现代通讯技术，社会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和上世纪初中国大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民，对外部事务知之甚少。中共在城市发动革命遭到失败，但在农村竟然成功了。这得益于许多偶然因素，也极大地得益于中国大陆有农民造反改朝换代的历史传统。 　　 　　不过，中国大陆的革命派今天若想再次利用这个传统来发动下一场革命，已经不可能。这是因为农民造反成功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有机会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割据，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已经让国家获得巨大优势来阻止这种情况发生。若没有外部力量支持，靠武装割据来获得革命成功的概率几乎为零。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实例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正因如此，许多中国大陆人早已不相信中国大陆有发生革命的可能，进而相信大陆政权是一条不会沉没的“泰坦尼克”巨轮。而“南周事件”让人们看到，这种信念恰恰催生了中国大陆独特的革命机制。 　　 　　当中国大陆许多人都不再相信革命会发生的时候，因为大陆急剧拉大的贫富差距，有当权者看到老百姓会像历史上那样揭竿而起。但当权者对革命的恐惧并没有促使其赋权与民，而是拼命地扩大奴才的规模和人数。为了不许革命，当权者把本来就缺乏自组织能力的大陆社会变成了一个人人都要竞相出卖良知、出卖尊严才能比别人过得好的社会。 　　 　　可悲的是，这个举措与人性不符。谁想把天下人都变成奴才，其实就是在逼天下人造反。这是因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在数百万年的生存竞争中演化出了超过其他生物的合作能力。这种合作能力不可缺少的一个要素，就是人天生具有感知正义和感知尊严的能力。这种感知能力的大小可能因人而异，对个人来说缺乏这种感知能力不一定无法生存，甚至还可能发达；但一个社会如果丧失了这种感知能力，就必定要灭亡。这就是人类社会为什么必然会发生对不公平的反抗，为什么必然有人会为了维护尊严会而不惜生命的原因。 　　 　　过去中国大陆人不大好理解，为什么搞了七十多年，物质和文化生活远比中国大陆优越的苏联老大哥，竟然会在一夜间垮掉。现在开始明白，这种遍地都是奴才的社会，不仅会把人逼疯，也确实是能催生革命的。 　　 　　2013年1月18日，大陆政府12年来第一次报告了惊人的贫富差距规模。国家统计局说，中国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4，而西南财大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010年基尼系数已经爆炸增长到0.61。基尼系数高于0.4常常预示着社会不平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 　　 　　 　　本文来源《作者博客》 　　 　　 　　 —-白衬衫 　　 　　 　　

　　 　　蒋经国的政治遗产 　　 　　他佝偻着坐在轮椅中，受多年糖尿病折磨，脸浮肿得不成样子，已不能亲自宣读总统致辞，只能听着秘书长何宜武代读。突然，台下有人扯起白色横幅冲着他大声抗议，然后是更多人响应起哄。 　　　　 　　多年来熟悉了台下万人齐呼“总统好！”的蒋经国眼神迷茫，为什么重申推进民主改革决心的“总统”致辞，得到的竟是民主人士急不可耐的喧哗？他朝着嘈杂的人群凝视片刻，缓缓别过头去，满脸的落寞茫然，被推离主席台。 　　　　 　　1987年12月25日的“行宪纪念”大会上，蒋经国留给世界最后一个镜头。19天后，他告别人世。 　　　　 　　他刚刚拔出关着民主的魔瓶的塞子，就戏剧性地亲睹专制强力治下的井然有序到民主之初的喧哗沸腾，领略了民主时代人们对旧权威的不知感恩和不屑一顾。这是日后台湾社会场景的第一次预演，也像是历史为一位勇敢的开创者精心设置的一次英雄谢幕。 　　　　 　　其时，他几乎已丧失视力，看不清台下，更无法预见未来，但他能听到远处在地平线上不断汇集的声音。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Let me stand like a man！”(让我像男子汉般站起来！) 　　　　 　　穿风衣的年轻人被塞进警车前大呼的声音，蒋经国终身难忘。 　　　　 　　1970年4月24日，美国当地时间中午12时10分，蒋经国在严密护送下抵达纽约广场大酒店，在这里等着他的是远东工商协会的一场午宴和酒店外几十个举着横幅的台独分子——对这类稀稀拉拉的抗议，见惯世面的蒋经国早不以为意。 　　　　 　　当他在簇拥下走近酒店正门时，一个人突然从侧边的大理石柱后闪出，朝蒋一行大扔传单。此人刚被制止，人群中又冲出一风衣男子，在蒋经国身后拔出手枪，大叫“为台湾人报血债冤仇！”紧挨刺客的美国警察闪电般托起其手腕，子弹偏高射入墙壁，刺客未及开第二枪，就与同伙被一起制服。 　　　　 　　风衣刺客是台湾来美留学的康奈尔大学博士生黄文雄。黄文雄憎恨蒋氏政权，源于他老实巴交做公务员的父亲在台湾早年“白色恐怖”中入狱，而台湾的“特务头子”即蒋经国。出国留学后，黄迅速成为“台独联盟”成员。 　　　　 　　虽然蒋经国在美期间多次表达他对此事不以为意，但“4·24”枪击事件的巨大刺激实际上令他终身难忘。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 　　　　 　　蒋经国是一个为民主时代的政客立下标杆的独裁者。他既非拥有超凡个人魅力的克里斯玛型领袖，亦非乃父那种刻板严肃的强人型领袖，更非善于故作神秘、营造高高在上氛围的非人类形象的领袖。 　　　　 　　蒋在台湾公众面前的形象，始终与牢牢掌握着军警宪特力量的独裁者无缘，相反，在公众印象中，他朴素犹老农，豪迈如老兵，亲民若乡老，赤诚堪比苦行僧。他是一位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能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的独裁者。 　　　　 　　集权柄于一身的独裁者大都勤政近乎自虐，而蒋的勤政，并非事无巨细统揽大权的案牍批阅之勤。作为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前共产党人，他比任何人更深明“深入基层工作”的方法和意义；作为一个在大陆江山丢弃最后时刻曾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太子”，失去民心的教训，他的体悟来得比旁人更深刻。 　　　　 　　蒋经国早年的苏俄经历和蒋介石要其苦学儒家先贤大哲的训导，使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儒家“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执政思想与列宁主义群众路线结合醇化后的双重特质。 　　　　 　　1950年代台湾修筑中部横贯公路时，参与工地建设的蒋经国与筑路“荣民”同甘苦。渴了，与工人一样嘴对着水龙头喝生水，或直接用炊具打水喝；饿了，随手抓个馒头就啃。他年近古稀方接过大位后，在台湾各穷乡僻壤探求民隐，常会脱下鞋子涉水而过。即使遭受糖尿病的苦痛折磨，外出视察时，依然会饿了直接向小饭馆买个盒饭就吃。 　　　　 　　“台湾人为什么要杀我？”在那次一生中最危险的遭遇之后，蒋经国经常自言自语。 　　　　 　　与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后认为杀人太少是最沉痛的教训之一不同，蒋经国认为，政权的稳固首先在民生。 　　　　 　　蒋经国掌权后，于1974年提出振兴台湾的“十大建设”。该计划虽有典型苏俄计划经济的长官意志色彩，且部分项目已在今日被认为是败笔，但由于正好施行于台湾经济腾飞之时，无意中为其提供了基础设施准备。 　　　　 　　1951年到1970年的前20年，台湾人均GDP从137美元上升到364美元，但从1970年到蒋经国离世的1989年，人均GDP已变成7097美元。 　　　　 　　尤为难得的是，蒋经国主政年代，台湾社会始终未出现贫富分化随经济增长而加剧的情形。在几乎整个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台湾基尼系数一直低于0.3，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社会之一。 　　　　 　　以今日眼光看，蒋经国固非经济内行，台湾经济奇迹亦不应忘却那个时代每个客厅都是工厂、每个家庭都参与“标会”融资的全民奋斗，但蒋经国超拔任用大批留洋归来的专家人才，不只培固台湾根本，也为政权从专政型政府过渡为服务型政府打下了坚实基础。 　　　　 　　那是一个台湾全社会积极向上的振奋时代，企业的第一单海外业务，家庭添置的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摩托，个人第一次到海外当观光客，国民第一次分享到棒球队夺得世界冠军的扬眉吐气…… 　　　　 　　一个时代仿佛就在蒋经国勤政为民的深心大愿中恢宏展开，直到那粒子弹与他擦身而过。那个刺客的喊话，让蒋经国深刻感受到，仅有民生，是远远不够的。 　　　　 　　 　　亚细亚的孤儿 　　　　 　　蒋经国一直对“台湾人”这个称呼深具戒心。 　　　　 　　1949年，两蒋诀别大陆，退守台湾。蒋介石称：“过去一年，实为平生所未有最黑暗、最悲惨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 　　　　 　　不过岛上的民众并没有感受到两蒋的“热情赤诚”，一纸“戒严令”让台湾陷入38年的“白色恐怖”。“反共救国”、“保密防谍”的口号普及全岛。台北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取代了南京的雨花台、北京的菜市口。 　　　　 　　从郑成功时代开始，台湾就在一次次被光复中重演长期孤悬海外的宿命，所以台湾人称自己为“亚细亚的孤儿”。 　　　　 　　这次台湾光复，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又造就了“二二八”的流血记忆。高雄冲突中，议长彭清靠率民意代表到高雄国军司令部，要求撤走在市区滥杀民众的巡逻队。其中一位民代大骂蒋介石，惹怒司令彭孟缉，三位民代被当场枪毙，彭清靠也被捆绑入狱。 　　　　 　　事后，彭清靠之子彭明敏在回忆录中说：“到了这个地步，父亲甚至扬言为自己身上的华人血统感到可耻，希望子孙能与外国人通婚，直到后代再也不能宣传自己是华人。”受父亲影响，彭明敏后来成为“台独教父”。 　　　　 　　事件之后，一群又一群民国军政要员、社会名流和家眷从基隆港下岸后，直接搬进台北后来被命名为“南京路”、“杭州路”的街区。上至“总统”，下至“警总”，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台语，却拥有这座小岛上至高无上的权力，“外来政权”和“外省族群”从一开始就被贴上“原罪”的标签。 　　　　 　　子承父业的蒋经国深知台湾岛内巨大的族群隔膜。刚迁到台湾时，他的儿子蒋孝文与伴读的同学一起进入一家本省人为主的学校，结果被师生集体孤立，小蒋原本成绩不佳再加上语言不通，被迫转到外省子弟为主的学校。 　　　　 　　只把这里当作“反攻大陆”跳板的两蒋，对消除族群隔阂的重要性起初不以为意。 　　　　 　　蒋经国低估了本省人的愤怒，他一面清剿岛内的异议分子，为维护台北的正统地位，同时也强力压制“台独”分子。哪怕1960年代蒋经国已明白“反共复国”早已沦为无法实现的口号，但为压制“台独”，蒋经国仍多次公开以“我是台湾人”为抨击对象。 　　　　 　　蒋经国说：“有一个人去国外旅行，海关问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说：不是，我是台湾人。这算什么？……今天我们1600万中国人，明明是黄帝的子孙，而自己竟然否定自己是中国人，天下还有比这个更可羞耻的事情吗？！” 　　　　 　　他告诫台湾人：“中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是黄帝的子孙，中华民国的国民，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们确定这一原则。” 　　　　 　　尽管国民党政府宣称“中华民国”是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然而到了1970年代，国际社会抛弃了“中华民国”。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弃儿，日益陷入自欺欺人的窘境。 　　　　 　　现在，轮到蒋氏政权成为“亚细亚的孤儿”。 　　　　 　　但直到1978年，美国《读者文摘》记者大卫·瑞德问选台籍的谢东闵做“副总统”的蒋经国，“是否会有更多台湾省籍的人担任要职？”蒋经国依然回答：“我提名谢东闵竞选副总统时，从没去想他的籍贯，我只知道他是中国人。事实上，在台湾的都是中国人，诚如谢先生所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只不过有些人来得早、有些人来得晚一点而已。” 　　　　 　　仍是那掠过头顶的一枪，让他听懂了台湾本省人的声音。 　　　　 　　1987年，蒋经国与12个“台籍耆老”谈话时，身段已较当年大为柔软：“我已经是台湾人。”在台湾住了40多年后，蒋经国终于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 　　　　 　　 　　汪洋中的一条船 　　　　 　　“总统，安克志大使和班立德政治参事已到。” 　　　　 　　1978年12月16日凌晨2时，睡梦中的蒋经国被侍从摇醒。美国驻台“大使”安克志宣读卡特总统致蒋经国的信：台北时间16日上午10时（也就是7个多小时以后），卡特将宣布美国与新中国自次年1月1日起，开始建立外交关系。 　　　　 　　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蒋经国大发雷霆，痛骂卡特不讲信义：“我跟你美国是这么亲密的朋友，怎么可以七个半小时前通知我，又不许我宣布？我告诉你，我此刻就要宣布。”蒋经国当天清晨即发表公开谈话。 　　　　 　　一度沉寂的岛内言论伺机而起，蒋经国当即根据《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签发“三项紧急处分事项”：全面加强军事戒备；维持经济稳定；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此时，党外人士正受到1977年“中坜事件”后许信良以非国民党候选人身份胜选的鼓舞，蒋经国的决定让他们感受到“无法生存”的危机感。岛内党外人士遂携“中坜”余威，组成联合战线，《美丽岛》杂志成为党外人士的变相机构。 　　　　 　　1979年12月10日，“美丽岛事件”爆发，几乎所有《美丽岛》杂志社的核心干部都受到“军法大审”，岛内民愤激扬。刚刚就任“总统”不到7个月的蒋经国遇到空前的执政危机。 　　 　　 　　 　　 　　 　　 —白衬衫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1949，一个让许多人敏感的数字，也是历史的巨大转折点。我们正在为此庆祝，甚至动用了许多的士兵和大学生进行盛大的庆典。胜利者是骄傲的，永远为自己的胜利而骄傲。但是，超脱具体的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胜败来看。这胜利难道不是建立在多少国人的生命之上的吗？他们的绝大多数是普通的贫穷的农民，只是为了政治势力的胜败而成了牺牲者。今天，60年过去了，无论是胜者还是败者，他们曾经为这些国人的生命反思过吗？反思过多少？哪个政治势力为数千万亡灵道过一声歉？说过一声“对不起”。没有，从来没有。可是，这些死难者难道不是我们的同胞，不是我们同情的对象吗？ 　　　　 　　这就是龙应台的新书《大江大海1949》震撼人心的地方。 　　 　　 　　以下是网络有关此书的简章介绍和评论。 　　 　　　　　龙应台 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 　　 　　新书《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创作历程 　　 　　不管你人在哪里──台湾、香港、大陆、海外，也不管人家怎么称呼你──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华侨，几乎每个华人的家族，都有个一九四九的故事。 　　　　 　　「一九四九是个大分水岭，决定了现代中国，以至香港、台湾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酝酿十年、写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龙应台说，「现在的一切，都是从六十年前开始的。如果要在二十世纪挑出最重要的一年，我会挑一九四九。」 　　　　 　　那是个天崩地裂、死生契阔的年代。 　　　　 　　太多史诗般的故事，发生在你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甚至是我们自己身上，却很少被诉说。 　　　　 　　或许是伤痛太沉，无以言说。 　　　　 　　或许为挣扎求生，无心怀旧。 　　　　 　　也或许只是在等待，等到子孙对人生有足够的体验，等到社会成熟健康到可以打开旧伤，才会从历史的灰烬中，探掏散落蒙尘的珍珠，一颗一颗小心翼翼地串起来…… 　　　　 　　但是，要快！趁还来得及。六十年了。 　　　　 　　「我最大的遗憾是，写《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父亲不在了，母亲失忆了，」四十岁以后才想去了解父母的龙应台，有跟时间赛跑的紧张，想「用一个文学的方式，对这一整代已经剩下不多的人，做一个致敬跟告别。」 　　　　 　　对龙应台而言，文学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所以，阅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你看到的，不是国共斗争史，而是家族流离的故事；不是英雄人物的成败，而是小人物的挣扎求生；不是纯粹的历史，而是复杂深刻的人性。 　　　　 　　人，是龙应台最终极的关注。「即使是我最大块的文章，属于国家大事、天下兴亡的那种文章，你也会看到我叙事的方法，最后它总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最深的关切，」龙应台曾说。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就是「从人的小命运，看时代的大命运，」龙应台希望这本书能带着读者，「超越各种争斗，看到每个受苦的个人。」 　　　　 　　龙应台上穷碧落下黄泉，寻找这些受苦的个人，倾听他们的故事。 　　　　 　　她飞越三大洋五大洲，连边远的乌坵等离岛都踏遍。为了这本书，大作家摇身一变，成为大记者。 　　　　 　　在马祖的介寿狮子市场，她经过一个卖金纸的摊子，一听说这位老伯伯曾在大陆劳改了三十多年，马上拉了张小椅子就采访起来。采访一江山遗族时，为了取景，她在院子里站着访谈了四十多分钟，被蚊子咬得脖子、腿上都是红肿块。还曾发生有惊无险的意外：往东莒的海路上，引擎故障，黑色浓烟呛进船舱，几乎令人窒息。烟雾中，龙应台打开窗户，伸出头，任强风撕裂她的头发。 　　　　 　　「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把她当个榜样，」从事新闻工作四十余年的桑品载，和龙应台一起参访马祖，对她的求真精神赞不绝口，「她曾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带着大家去淋雨。」 　　　　 　　这样的角色转变，对龙应台并不容易。「我不适合做记者，我不太喜欢和陌生人接触，」龙应台说，作家是孤独动物，需要处在内心的山洞。常常，她宁可传简讯，也不打电话。饭席宴饮，「陌生人不喝，话不投机不喝」。写起稿来，可以「不吃饭、不喝水，连坐二十五个小时」。在她主办、主讲的一场重要演讲前，朋友敲她房门没有响应，原来她「想到要出来笑脸迎人，痛不欲生，瘫在沙发上，」龙应台笑说，她不担心演讲，而是怕演讲前的鸡尾酒会。 　　　　 　　拚命的龙应台，深切的心意，打开了尘封多年、连结今昔的隧道。 　　　　 　　「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战友都死在拉包尔，但我利瓦伊恂独独苟活到今天。我在等今天这个电话，」接到约访电话时，八十九岁的拉包尔战俘利瓦伊恂慨然表示。 　　　　 　　在香港公关界举足轻重的恒信公关主席梁安妮，将她父亲的日记，托付给龙应台。这本日记，在她出嫁时，母亲细细地封装、珍重地放入樟木做的大嫁妆箱子底下。梁安妮翻出这本沉寂数十年的日记时，上面还飘着淡淡的樟木香。没来得及细看，就赶忙给龙应台送去。在港大沙龙的演讲上，龙应台谈到飞虎队的故事时，梁安妮听到父亲日记的内容，「家里的历史，突然变得有血有肉，也有笑有泪。」 　　　　 　　用最谦卑、柔软的心听吧 　　　　 　　「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很可能有负于一整代人……欠他一生一世，欠他整个回不来的青春，而且绝对无法偿还，」龙应台深切地叮嘱次子飞力普，「你跟我这样的后生者，唯一能够为那个极其残酷的时代所做的，就是给他们一个静止的时刻，抛开所有你以为重要的事情，用最谦卑、最柔软、最慈悲的心，听吧。」 　　　　 　　对于还没有机会、或是已经来不及听长辈诉说的人，这本书，可以带你回到现场，透过平民百姓的眼睛，真实深刻地看时代的巨轮如何迎面扑来，从他们身上辗过。 　　　　 　　十二岁的渔村小孩、十四岁的中学生、十七岁的原住民、十八岁的美国水兵、二十三岁的国军眷属……，他们的日记、书信、诗文、图片等，让你跟着他们的心情起伏，随着他们怅然泪下。 　　　　 　　「十余万之匪向我猛扑，今日战况更趋恶化，弹尽援绝，水粮俱无。我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诀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人民与部属。老父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玲吾妻，今永诀矣！」抗日战争中打过无数重大战役的张灵甫将军，一九四七年被共军围困在山东临沂的孟良崮。最后一刻，他写下与妻诀别书，然后举枪自尽。 　　　　 　　思索个体与群体的关系 　　　　 　　看着书中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志愿或非志愿地成了军人，很多人在造化的操弄下，忽为日本兵，忽为国军，忽为八路军，唯一不变的，是被牺牲掉的一生，不禁令人掩卷长叹。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态度，」龙应台说，以前国家是重要的，集体是重要的，草菅人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们这一代不是用这种态度来看生命。」 　　　　 　　「对于所谓的国家集体，我永远抱持怀疑，」龙应台要年轻的读者深刻地思索一个问题：「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是什么？」 　　　　她说，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很复杂，有对抗，也有合作和支持。重要的是，年轻人要意识到：在集体里，个人有责任做判断。集体里面的个人有反省和觉悟的能力，才能避免集体变成一个失控的机器， 　　　　 　　「吞噬了我们前一代人──不管是苏联红军、纳粹德军、日本军或是解放军、国军──的那个可怕的大机器，才有可能将来会变得更文明。」 　　　　 　　龙应台自己，在十五岁时，就有这样的意识。有一天，她在民众服务社打乒乓球，一群萝卜头玩得正热烈，突然听到担任巡官的父亲大喝一声，「立正！」，因为分局长来了。敬礼时，龙应台觉得非常的屈辱，「我为什么要对你敬礼？你是什么人？」当下，她就下定决心，以后要做的工作，绝对不会被强迫对人敬礼。 　　　　 　　龙应台说，那是她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尔后她做的许多选择，都和这个决心有关。 　　　　 　　现在，十九岁的飞力普，也在思考个人和集体间的关系。他服义务兵役的时间到了，但他不愿意当兵，拿出德国的「基本法」说，「我有不服兵役、不为国家打仗的权利。」 　　　　 　　龙应台尊重他的决定，展开「拯救大兵飞力普」计划，聘请律师，协助他向军方争取。「万一不成功，他还是得去当大头兵，没办法，我就给他心理建设，说德国的军队现代化得不错，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也很有趣，」龙应台笑着说，一下子从笔锋犀利的作家，变成爱子心切的妈妈。 　　　　 　　因理解而关怀珍惜 　　　　 　　「伟大的作家使你看见愚昧的同时认出自己的原型而涌出最深刻的悲悯，」龙应台曾说过，文学与艺术使我们看见现实背面、更贴近生存本质的一种现实。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不管你是本省人、外省人、原住民、香港人、大陆人、或是华侨，只要你的家族曾被一九四九的铁轮辗过，苏东坡的这阙词，都会让你的心为之恻恻。 　　　　 　　看过《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个又一个在大时代挣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你会发现，不管来自何方，不管政治立场为何，追到底，我们就是人。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每个人都饱受流离之苦，每颗心都伤痕累累。 　　　　 　　看透这样生存的本质之后，很多的价值判断可以更为开阔，诸多的冲突对立也可以更为缓和。「某个程度可以抛开所谓的忠奸跟立场之分，」龙应台说，六十年之后回头去看，如果能够有足够的谦卑，如果能以人的价值为核心来看的话，很多东西是能够超越的。 　　　　 　　龙应台深深期待，台湾内部、海峡两岸的人，都能好好地面对自己的、以及对方的创伤，好好地沟通，「不认识，你就不知如何去疼惜。珍惜跟关怀，都是因为理解。」 　　　　 　　「大舅妈，那应扬后来有见到他妈妈吗？」十九岁的妹妹问，有点迫不及待。 　　　　 　　别急，让我们泡杯热茶，打开音响，在珍妮弗。华伦斯「班妮狄克之歌」的悠扬乐声中，继续读下去。 　　　　 　　「世上有太多的悲伤，需要治疗，需要慈悲…… 　　　　 　　这么多破碎的心，就像你我的心，被我们做过的事撕裂，但覆水已难收…… 　　　　 　　我们努力，不断地，试图去修复我们造成的伤口…… 　　　　 　　我只想拥抱你，让我拥抱你吧……」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