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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在上海的人都在寻找凉快下来的方法，因为上海正受到连续不断高温热浪的烘烤。高温下，退休人员由 于年龄大，显得尤其脆弱。但是近期报道称，这些节俭的老年人正拥挤在有空调的公共场所避暑，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社会问题，给老百姓带来困扰甚至安全恐慌。 现代上海基本总能看到一两个老年人占着一张桌子，尽管他们通常不购买任何东西。最近，在我家附近的健身馆，为了节省4-5元钱，一个退休老人从饮水处往自家的饮水机里装水，我看到后十分惊讶。 两年前，上海这群异常节俭的老年人的生活困境受到了关注，媒体报道了退休老人定期在徐汇区家具商店宜 家的餐馆聚会的事情。在那里，退休老人可以得到一杯免费咖啡，然后坐下来聊几个小时，寻找新朋友，占据了正常购买东西的顾客的座位。商店管理者坦称尽管他对此现象很不满，但是也不愿意采取什么行动，以避免出现负面效应。 最近的报道看起来很相似，退休老人及其他老年人到公交车和有空调的地铁站避暑。他们中的许多人利用他 们的免费乘车卡乘坐空调公交，就这样一圈一圈地坐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占了正常乘客的座位。其他人则聚集在地铁站空旷的空间里，造成堵塞和安全隐患。 这些地方的管理者和其他工作人员称，他们不愿意驱赶这些老年人，当要求他们离开时，他们常常会很抗拒，甚至偶尔还会争吵起来。 我当然很同情这些人，因为在这种炎热的天气下，没有人想在户外或者闷热的家里。但是我也认为有些讽刺，这些退休老人中很多都很舍得花大价钱给孙子买礼物，在给他们的孩子买车和很贵的房子时，他们也很大方地支付大量现金。 老年人这种尽可能节省的倾向并非中国独有，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老年人依靠非常有限的收入生活，因此 他们需要节省开支。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尤其严重，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不繁荣的年代，所以导致这些老人的心态非常保守。 许多人对那些日子依然记忆尤深，当时他们的主要目标仅仅是每天能吃饱饭，某个人家里有电话或者电视只 能是奢侈的梦想。许多人依然对政府抱有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这促使他们尽可能节俭。 这种节俭让我想起了我自己的祖母，她在美国大萧条时期长大，所以花钱也很小心。尽管退休后她有非常充 裕的资金过活，但是我祖母从下午去看打折的电影，到将在餐馆吃剩的黄油面包打包回家，她竭尽一切可能去节约。她对我和我的兄弟姐 妹非常慷慨，经常带我们出去吃饭和帮助我们支付上大学的开支。 目前，中国的老年一代也经历类似的心态，这是很难改变的，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有充足的钱过上更加舒适 的生活。他们大部分成长在社会主义时期，那时平均每个人一个月只挣不到20美元，在餐馆吃饭或者在家里开空调是很奢侈的事情。 我对这些老年人的建议是：别再克扣自己，将辛苦挣来的钱花一点在基本的、简单的享受上，比如在炎热的 夏季开一开空调，更频繁地出去吃饭。 上海各个区政府也在帮助这些老年人建立更多支付得起的选择，比如建造更多的中心，这样这些老年人可以 在有空调的空间里聚会聊天，还可以参与其他流行的活动比如跳交际舞、打麻将。毕竟，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很孤独，当他们在宜家和地 铁站聚集时他们只不过是想找个伴儿。 社会需要的是老年人自身与政府、公众共同努力，去寻找更加实用的选择来解决这个现象，毕竟这还不是一 个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麻烦的社会失序问题。这样的行动能帮助这些老年人享受更加舒适和方便的环境，从而腾出公交车、商店和地铁 站的空间。照顾好退休人员，也有利于提升上海作为现代整洁城市的形象。 （阳歌 (Doug Young)曾是资深外媒驻华记者，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已达15年，现在复旦大学教授财经新闻。）

笑蜀 7月17日，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六次会议揭幕。持续三天的会议就提升残疾人生活质量、增加残疾人就业机会等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残疾人的福利问题再度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议题。 中国早在2007年左右就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向自己的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了郑重承诺。但承诺是一回事，兑现是另一回事。出去走走就会发现，发达国家简直到处都是残疾人，公车上，地铁上，商场里，饭店中，剧院中，乃至运动场上，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他们几乎跟常人一样畅行无阻，而且不要人照顾，都是独立行动。以至不免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发达国家的残疾人规模，比咱们中国可是大太多了。 实际情况当然不是这样。截至2011年，中国残疾人数量已高达8296万人，堪比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人口总量了。但是到大街上看看，有多少残疾人的身影？偶尔出现在地铁等场所，也往往都坐在轮椅里，做昏昏欲睡状，靠推轮椅的亲友全程陪护。我们的残疾人静悄悄，当下中国虽以喧哗而著称于世，但从残疾人的角度来看，却不能不说是异常的沉寂而荒凉。 评估残疾人福利的状况，这是一个直观却最真实最重要的指标。社会对残疾人的权利到底保护到什么程度？对他们有多少尊重？提供了多少方便？说什么都是空的，最根本的就是看结果，看他们能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的水准，自由出入于公共场所，享受公共生活。而我们的绝大多数残疾人，显然都在公共生活之外，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他们仿佛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他们生活于跟我们不同的另一个世界。 那些被遗忘的角落，是关心、爱心所遗忘的角落，有如大气层之外的辽阔太空，那里怎样的冷，都不难想像。但人毕竟不是来自北方的狼，人都是社会的人，没了社会的关心、爱心，就像没了阳光和空气，纵然侥幸活着，也只是纯粹生物意义上的活着，而不是社会意义上、人文意义上的活着。这时他实际上已经被整个世界抛弃，被人类抛弃。 我们的大街都光鲜亮丽，我们的公共场所都赏心悦目，我们的城市和乡村都秩序井然，这个社会很正常，简直太正常了。但太正常本身就是最大的不正常，因为这种太正常是用8296万残疾人中的绝大多数被遗忘为代价换来的，为了维持那样的正常，让那么巨大的一个人群付出那么高昂的代价，那种正常毋宁说是一种残忍。 这残忍其实不限于残疾人。常常有人很骄傲地说，我们的城市没有贫民窟，不存在西方贫民窟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但说这话的人忘记了，我们并不是没有贫民，只不过他们中幸运的少数被分散到城市的边缘，不幸运的绝大多数则分布在黑洞般的中西部农村地区，无人得见而已。某些发达国家（比如法国），会把低收入人士按比例安排到城市繁华地带跟富人杂居，为什么？就是为了减少城市贫民窟的出现，为了让不同收入阶层更平等地享用社会的公共资源。而我们贫民的高度分散和边缘，其必然的结果就是跟被遗忘的绝大多数残疾人一样，只能生活于冰冷的异度空间，享受不到人类的温暖。 我们人为刻意维持着一个正常的秩序，为了让正常人满意、让正常人充分享受正常的愉悦而维持一个正常的秩序。不惜把我们所认为的所有异类，把我们所认为的哪怕是一丁点点的不正常，都要用铁腕从我们的世界中驱逐出去，让我们眼不见心不烦。 这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隔离，只不过，它往往是无形的，是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而往往不需要制度化的隔离。而这恰恰最可怕，比制度隔离可怕一万倍。因为制度隔离往往容易沦为靶子，沦为公平和正义不断冲击的目标，最后在持续冲击中不得不轰然倒塌。但非制度化的，基于社会普遍的文化、心理和习俗基础上的隔离则不然，它往往更不易觉察，更不易成为问题，往往都根本不会被人想到，偶尔被想到也往往出于思维定势而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所以非制度化的隔离才是最强大的最持久的最难撼动的。 而无疑，这是最残忍的，是一个社会中最大的不公平不正义，是整个社会的原罪。当它积累到一定程度，积累到临界点，就一定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整个社会就都要付出代价。那时不会有幸免者，因为，你可以逃脱报复，但是你逃不掉恐惧，没有谁可以是安全的。当此关头，重温和兑现《残疾人权利公约》何其重要。 本文作者笑蜀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编委。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