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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长春盗车案被害婴儿父母在美国会怎么判?

全国关注的304盗车案嫌疑人于3月5日下午17时左右投案自首,犯罪嫌疑人周喜军,64年生,退伍军人,2002年因猥亵妇女被长春市公安劳教2年,原籍公主岭,现户口长春。据嫌疑人交待,将车盗走后,驾车直奔长春至双辽公路。途中发现被盗车后座上有一名婴儿,车辆行驶到公主岭市怀德镇至永发乡公路旁,将婴儿掐死埋于雪中。 凶手周喜军和被害婴儿皓博 消息一经曝光后,立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这种丧失人性的罪恶行径令人发指!一个仅仅2个多月的孩子,当周喜军的大手掐在一个稚嫩的脖子上,怎么能下得去手?!杀!杀!杀 !!周喜军,一定有一颗子弹属于你!可怜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喊声爸爸妈妈,还没看到外面的春暖花开就离开了人世,本想对罪犯抱有一丝幻想,想着目的不就是偷辆车么?那么小的孩子肯定会手下留情!想不到还是发生了最不想见的结果。看来这世上每天打交道的不都是人,有一些只是披着一副人囊的妖魔鬼怪! 在对小皓博的不幸愤怒之余,我们该从中得到些什么教训呢?毫无疑问,小皓博父母的疏忽大意难辞其咎,那辆车是停在自家商店门前,不到10分钟后出来发现车就被偷了。这里面小皓博的父母犯了两个低级错误:一是把一个2个月的婴儿单独放在车上,虽然2个月还不会爬,但仍然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身体的稍微翻动一下就可能掉车座下面受伤;二是不随时锁车,10分钟时间也不短,何况孩子还在里面,可能他们自己觉得在家门口一会出来不会有事。各位父母,教训啊!!那杀人凶人固然可恨之极,但孩子的不幸跟父母有莫大关系。 有人说父母肯定为自己的大意深深自责,这是肯定的,当小皓博的母亲听到噩耗时突发心脏病已经住院,据最新消息是得了精神病,但自责也挽不回孩子。在美国,父母的这种行为父母会遭到严厉处罚的,美国法律规定,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独自在家。如果这事发生在美国,即使孩子没有发生意外,擅自把孩子留在车中被举报的话,父母可能会从此失去监护权。孩子会被送到福利院收养,父母必须支付抚养费。 事件发生后,孩子母亲的舅舅在警局还大吵大闹,理由是因为车丢失的位置跟派出所相隔很近,因为公安效率低才耽误了救孩子的时间。不否认中国有些执法部门效率低,但长春警方发动一万多警力连夜破案也算尽力了,不到一声辛苦也就罢了,但把责任推给警方就有点过分了。 偷车杀婴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的个案,在中国这样类似问题屡屡皆是,中国的食品为蝇头小利而戕害人命;无良小贩为增加利润而使用地沟油;为多卖些奶劣质粉而掺入三聚氰胺,我们进入了一个从小到大集体失德,从上到下丧失底线的时代。 不知道是否巧合,据昨日出版的《华盛顿邮报》报道,一对年轻的美国情侣从商店里出来,准备驾车离开,男子惦记着一款手机,他回店里举起手机并拿到窗边,女友为了看清,从未熄火的车里下来。结果小偷上了车,开走了越野车。之后他发现后座有个半岁婴儿,他不忍心,打电话给警察弃车离开,留下一句话:What have I done?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8c17d0102e2jx.html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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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卜网 | 养老金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文/茅于轼 近来大家讨论养老金够不够的问题。随着我国迅速进入老龄化时代,十几年后我国的劳动力对老年人的比例大幅度降低,据估计老人的生活会发生极严重的困难。在金融上表现的将是养老金的入不敷出。在就如何补足养老金的问题展开广泛讨论时,大家考虑的问题似乎是只要我们现在有足够的养老储蓄,就能解决将来老年人的生活。我认为这样的思考问题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 问题的要害是“物质财富如何能在代际传递”。如果现在的储蓄不能转变为将来的消费,即使有足够的储蓄也未见得一定能解决将来的养老问题。何况当前是否应该增加养老储蓄也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有争议的问题。 为什么增加储蓄未必能解决未来的养老问题?因为我们把自己的钱存起来的时候,不论你是存银行,买股票,买债券,买保险,都是把钱借给了别人,让别人去花你的钱。你的钱实际上已经被花掉了。它怎么能变成将来的物质财富呢?除非我们把自己的钱借给了外国人,二三十年后他们把钱还给我们,而且钱的购买力没有损失,这样的储蓄才对将来的养老问题有所帮助。除非借我们储蓄的钱用于对今后几十年在世的老人能够有所裨益,否则增加储蓄对将来的养老并无益处。 现在的储蓄未必能帮助未来的消费,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每一代人的消费都是当代人提供的,不是前人提供的。当代人吃的粮食是当代人生产的,不是几十年前的人储的粮食;当代人所需要的各种服务,老人的医疗和保健也是当代人提供的,不可能几十年前的人给当代人看病。所以我们在当代的储蓄未见得对将来的养老有什么帮助。或者说,当代人的消费是随收随付的,不是靠过去人的储蓄支付的。为老人看病的医生,他的工资是靠当代人交付的养老金支付的,前一代人所付的养老金未必能成为当代人中的医生为老人看病的工资。从物质关系看问题和从 金融关系看问题是不同的。 从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来看养老问题,才是问题的核心。也可以从金融的角度看,二者的结果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就应该寻找出矛盾的原因何在。如前所说,当代人消费的主要部分,吃的,穿的,用的,大部分都是当代人生产提供的,都是随收随付的,但是有一部分当代人的消费是前一代人所建立的,如他们的住房很可能是上一代人所建,他们出行坐的地铁,高速公路,机场,生产他们用的电的发电厂都可能是上一代人所建的,他们吃的水果是前人种的树上长 。这一部分不是随收随付的,是靠过去的储蓄转换成投资而建立的。 当代人吃、穿、用的日常消费中有没有需要前人投资以维持其生产的?如果有,则说明前人的投资可以转换成当代人的消费。按照现在的会计准则,所有的生产成本(包括设备折旧)全都进入产品成本,并且由消费者支付了。所以这里不发生代际支付的问题。除非需要扩大再生产,才有追加投资的需要。就我国的情况而言,现在我们有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2020年后中国的人口开始减少。我们不需要追加投资以扩大再生产。 因此,讨论未来的养老问题,不在于现在大家交付的养老金够不够,而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当代人要有足够的投资用于将来的老人和普通人,比如住房,地铁,电厂,植树等等。二是要建立一个当代人随收随付的养老制度。或者说,政府通过税收对当代人征税用于当代人中的老人的生活。任何一个时代的人,他们所消费的一切物质财富和服务,无非是当代人生产所提供的,或者是上一代人的建设所提供的。只要这两方面的准备足够,任何一个时代的养老就不会发生问题。 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是不是需要增加养老的储蓄?我认为是不需要的。养老金的储备不够是不值得担忧的。因为我国的储蓄率已经太高。在GDP的结构中用于投资的部分将近一半,消费部分只占另一半。我们要的不是增加储蓄和投资,而是增加消费。这是大家公认的。在此情况下有什么理由还要增加养老储蓄呢?从实物投资看,我国的住房建设,基础设施(公路,电厂,地铁,机场等)建设都很充足,没有理由再加以强调。多数人倒认为我国的基础设施投资已经投资过度。将来的老年人不会感到他们享受的基础设施不足,不会埋怨前人没有足够的储蓄用于兴建他们所需要的固定设施。 如果我们有了能用几十年的固定设施,剩下的问题就是有一个可靠的随收随付的养老制度。或者说,当代人愿意养活老年人。这是一个社会对老年人的分配保障问题。但是说到底,这是一个社会总体上的生产能力问题。如果社会的GDP总量很高,分配问题就不那么紧张。社会财富生产的高效率,加上对老年人分配的保障是问题的根子。所以我说过,养老金是一个伪问题。真问题是社会有足够的经济增长和合理的照顾老年人的分配。如果我的说法正确,一切关于养老金不足的问题都不足为虑,关于此事的讨论可以停止了。 除了上面提到的物质财富的代际传递,还有一般人不注意的,其实十分重要的物质财富的代际传递。首先是对环境的保护。如果把环境污染了,将来的一代要花钱去治理。这等于现代人问将来人借钱花。其次投资于教育和科研,可提高将来一代人的工作效率,以较少的人力完成同样的工作量,可以有效地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也等于向未来投资。从更大的范围来看,改善国内的治理,减少社会矛盾,减少犯罪,可以节约社会运行的成本。在国际上缓解矛盾,减少军费开支,可以节约巨大的财富。也可认为是向未来投资。这样的机会很多。但是我们能不能充分利用,使将来一代人的生活,在老龄化的背景下比今天的更好,并不是很有把握的。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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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识网 | 金灿荣、段皓文: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变与不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面对日趋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繁重任务”,“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但发展仍然具备难得的机遇和有利条件。”这些基本判断显示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理性与智慧。制定正确政策的关键在于既要看到挑战也要知晓机遇。哪些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挑战,哪些又是我们可以用来应对未来挑战的已有和将来拥有的机遇,这是必须理清的问题。    中国持续拥有的发展机遇与条件   过去十年“战略机遇期”的形成是国内、国际发展条件综合发展的结果。对国内而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迅速融入到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使我国经济得以广泛参与国际分工、合作及利用境外资源和市场的机遇,顺利实现了21世纪头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从国际上看,尽管世界局部地区的动荡和某些大国的霸权主义横行,但全球范围内“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并未因此改变。事实证明,这十年来我国的外部环境虽不乏艰难,但总体态势十分平稳,并且我们的外交工作还在全球整体意义上得到了良好的发展。   十年后的今天,上述国内外两方面机遇虽然在内容上有所变动,但整体性质并没有发生改变。就国内情况而言,当前虽然受到全球性经济萧条的冲击,但我国经济的总体态势依然良好。事实上,经济增长率从两位数降到一位数对中国而言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我国当前的工业化和市场化体系框架已经得到确立,未来发展更需注重的是增长的质量而非速度,放慢脚步,对已有的成绩和问题进行自省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问题、巩固成绩才是真正对未来中国经济负责任的态度。更何况相较于当今世界上的其他大国,以我国当前的经济总量再加上年均7%到8%的增长率仍然可以算得上是人类工业化历史上的非凡成就。   在国际方面,我国周边环境近年来给人感觉确实是较为紧张,但“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大势并未发生改变。事实上,周边的危险在一定程度上是被我们自己的感知所放大了的。在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我们都遇到过许多比目前困难得多的外部环境,但我们都以坚毅、理智和审慎的品质顺利地渡过了难关。没有理由认为当前的周边局势就一定会把中国搞垮。今天世界各国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国内,如何重振经济、改良治理、解决社会矛盾是大国关注的首要问题,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排除某些国家领导人以制造国际紧张的方式转移国内注意的企图,但也应当给予各国基于自身利益的理性以一定信心。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大战依然打不起来,而“发展”无疑仍将是全球的共同主题。   要谈我国当前面临的内外挑战并不困难,比如内部的经济放缓、地方债务问题、贫富分化、腐败严重、环境恶化,外部的全球经济震荡、海外市场萎缩、周边安全形势吃紧等等,而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情况下,十八大提出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决心的宣誓,同时也是对现实情况的正确判断。实际上,在当前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我国同世界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具备至少以下几方面的发展优势:   首先,中国自身的“规模禀赋”。近千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数百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最重要的是我们近14亿的人口(相当于全欧洲总人口的近两倍),这一规模在当前技术优势迅速扩散的时代背景下,使得中国具有了无以伦比的“规模优势”,其发展潜力、“抗危机”能力和应对挑战所需的资源组织能力都是世界一流的。   其次,中国的历史厚度、近代以来现代化历程的坎坷以及坎坷之后的经验与物质积累,都给下一步的现代化继续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一中全会上讲到的,在“中国人民前赴后继、顽强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过程当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工业化的血泪辛酸都是我们总结教训并借以自省的经验来源,而传统文化所包含的智慧与坚韧也是我们能在未来把握机遇应对挑战的自信所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中国社会当前所包含的现代性因素已经足以确保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不可逆转。政治上,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第一次拥有了有能力维护国内基本统一与团结共识的现代政府,而十八大实现权力顺利交接则标志着这一政府政治权力转移的制度化确立;经济上,我国当前钢铁、造船、汽车、铁路、粮食产量均为世界第一,这些都是工业化生产在我国空前发展的成果,并支撑着我国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取得GDP总量全球第二的经济地位;在社会文化领域,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规模是美国的两倍,每年培养的工程师是美欧日印四家的总和,为我国工业化的继续拓展提供着良好的人才供应;在科技领域,我国自主研制的北斗卫星、歼-10、052-D,以及在新能源产业领域的高速发展都意味着向世界领先科技的大步迈进。这些都决定了我国现代化进程难以退却、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    新机遇的新内涵   毋庸讳言,在现代化过程当中我们面临着各类严峻的挑战,但挑战背后所隐藏的机遇我们同样不可不察。经济发展带来的国内问题必须要在发展中解决,而外部环境的压力也是我们改良提升自己的最佳动力。总体而言,我国今后至少有以下新的机遇可供把握:   第一,城市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率提高。城市是现代化的汇集之地,同样一亩地在城市的产值数倍于农村。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发展的生产效率无疑将得到进一步提升,使物质生产更加富足并提升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城市化人口的持续增加也让我们获得了解决提升国内消费、扩大内需问题的更好条件。此外,城市化的发展也将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跻身中产阶级,应对得当将让我国进一步向一个“锥形社会”转变,处于“中间阶层”大多数人口可以成为我国未来更加稳定繁荣的基础。   第二,信息化所带来的社会沟通强化。截至去年,我国已经拥有5.5亿的网民和3亿多的微博用户,同时网上交易C2C平台高度繁荣,这些情况自然会带来一些喧嚣、嘈杂甚至谣言,但从社会发展的战略眼光来看,信息化的高度繁荣既给予了国民进行自我教育、培养独立意识、提升公民素质的良好平台,又是中国公民意识兴起和繁荣的未来表征,是国家现代性更加完善成熟的标志之一。它的益处在于让经济社会信息得以无界流通,不仅其本身可以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也使得无论是民众的生活诉求还是政府的执政反馈渠道都将会进一步通畅起来。   第三,剩余资本增多所带动的消费与投资繁荣。2009年,我国出口贸易额达到了世界第一,而据多方权威分析,我们将在2013年取得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成就,以此趋势发展,我国走向进口总额第一,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全球生产力过剩的今天,谁最能消费谁就有优势,这将意味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继续提高, “中国制造”将会更多地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的“为中国制造”。而得益于高速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的共同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也在急速提升,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越来越有底气,有些国家因此戒备中国的事实正是我们对外投资成功的一例反证。   第四,外部的紧张迫使中国对外交思路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周边持续吃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抱有较为普遍的疑虑与忧患,这种局面如果处理不好自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也正因外这样,当前局势正好给予了中国外交进行“事件驱动”型改革的最佳动力。我们对于中国外交需要变革确有共识,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改变?面对周边频繁的危机个案,“事件驱动”正是我们可以追循的一条有效路径:在每次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都能有机会更加完善自己,从而使中国外交最终转型至背负得起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崛起大国的历史担当。   总的来看,不变的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变化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少数只可能“自己打败自己”的大国。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根本。这就要求我们态度正确、方法得当,并能充分利用好国内发展中城市化、网络化及其背后的中产阶级化和教育普及化等几大趋势。只要应对和把握得当,最终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财政、科技、军事力量更上一层楼,更将是我国的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运转更将顺畅,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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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ot | 中国维稳经费继续超过国防经费

中国政府于3月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国防预算较去年增长10.7%,达7406亿元。连续3年保持2位数增长。国防经费的公开金额位居全球第2位,仅次于美国。有分析认为,为了应对与日本和菲律宾等周边家之间的摩擦,大部分增加的预算都将用于引进海军和空军等需要的先进装备,将进一步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中国国防部强调称不存在隐藏的军事经费,但很多观点认为,实际的军事相关经费将达到公开金额的2~3倍。另一方面,用于维持国内治安等的公共安全预算较去年增长8.7%,“维稳经费”将达769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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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分析:中国迎来习近平时代

西方政客、银行家和商界领袖常常带着一丝嫉妒,观摩中国的市场列宁主义体制。胸怀5年、10年甚至20年规划的中国领导人,多么具有远见。若不受民选或者恼人的个人自由顾虑的妨碍,体制的效率该有多高。 这些景仰者中,有很多人也许期望中国的年度全国人大会议将出台富有远见的政策。全国人大年会今日开幕,并将在3月17日闭幕前正式任命习近平为今后10年的国家主席。但是,除了在边缘作一些小打小闹的调整,并对部委官僚机构进行一轮重组外,如果有人期盼本届人大会议将推出对中国政治或经济结构的认真改革,那是很可能要失望的。 习近平是一名共产党游击队指挥官的大权在握的儿子,他父亲也曾在中国政府高层任职。对英国《金融时报》的一般读者来说,也许最好把他想象成一家庞大企业集团新近任命的首席执行官,他迄今一直为这家公司效劳,而他父亲是当年创立公司的股东,也是公司的终身高管。 他要在新的岗位上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级和中级管理层的支持,而他从年轻时刚加入公司开始,就认识其中许多人。 他还将对付一个影子般的董事会,其成员是高级和退休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及其家属,他们对重大政策措施保留否决权——即便他们已退出政治舞台。 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习近平抱有彻底改革中国体制的秘密心愿,这是他被选中出任国家主席的一大原因。但即使他以某种方式策划推行重大改革,他能够克服任何利益集团的几率也极小,这些为数甚多的利益集团遍及几乎所有领域,他们反对改变现状。 最能说明习近平的指导思想的表述,很可能是他在去年12月视察中国一个军事基地时所说的话:“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 自去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以来,习近平高超地对不同群体说了不同的话。 对民族主义者,他发表了强硬的外交政策言论。对自由派人士,他谈到了宪政。他在讲话中赞赏民营企业,还谈到要重振薄弱的福利制度。他发起了一场迎合民意、但迄今流于表面的反腐行动。 但与此同时,他提高了中国各界对改革的期望,这些改革的幅度远远超出他和他领导的新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这一点很可能带来不快。 中国各类政治倾向的人都把自己的期许和梦想寄托在习近平身上,但现实是,当今中国的权力远远不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那么集中。中国中央政府根本不是西方某些人所敬佩的那种无所不能的庞然大物,而是往往无效和无力得令人诧异。 一个略显琐碎、但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政府在2004年出台的禁止建设高尔夫球场的禁令。自那以来,中国高尔夫球场的数量几乎增至原有水平的4倍。说到底,中国中央政府出台很多意图可嘉的法律法规,但往往得不到实施——除非这些法律法规符合下级政府官员的利益。 在绝对必要的时候,中央政府可以举全国之力,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但它每一次这么做都会消耗巨大的政治资本。 正因如此,中国领导人倾向于花很多时间发表积极的讲话,但只是在面对严重危机的时候才真正投入行动。近10年前爆发的非典疫情就是一个好的实例。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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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之声(2024)

【网络民议】【CDTV】“国家只是让你尽量拿不到退休金,其他死不死,活不活它可不管”

【网络民议】“很多人在乎的是立场,是国籍,是历史,是仇恨,根本没人在乎这个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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