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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书评 2012年12月04日 这是《纽约时报书评》编辑精选的年度十大好书。 虚构 按图放大 Kristina DiMatteo and Rex Bonomelli 按图放大 Photograph by Kristina DiMatteo and Rex Bonomelli 《提堂》( BRING UP THE BODIES ) 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著。 A John Macrae Book/ Henry Holt & Company出版，28美元。 本书从曼特尔上一部小说《狼厅》(Wolf Hall)结束的地方开始写起，为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Anne Boleyn)看似古老的故事赋予了全新的魅力与悬疑色彩。故事以亨利国王的首席国务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Thomas Cromwell)的视角展开，宫廷中冷酷无情的权术斗争很快发展为不可避免的死刑。这部小说和《狼厅》都荣获了布克奖(Man Booker Prize)。这个三部曲系列即将推出最终卷，克伦威尔将在其中迎来自己的死亡，它会不会为曼特尔带来第三个布克奖呢？ 《建筑的故事》( BUILDING STORIES ) 克里斯·韦尔(Chris Ware) Pantheon Books出版，50美元 韦尔的这部小说文笔生动，极具创新色彩，它把整部小说拆分开来，从而深化和丰富了小说的形式。整套书用一个大盒子装着，好像棋盘游戏，里面有14件“可以随意排列的元素”，包括小册子、书和插页。它们讲述了芝加哥一处三居室中的居民（其中包括一只拟人化的蜜蜂）的平凡生活；用亦庄亦谐的方式处理艺术、性、家庭与存在的孤独感等普遍性主题。 《国王全息图》( A HOLOGRAM FOR THE KING ) 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著 McSweeney’s Books出版，25美元 在沙特阿拉伯一座空城之内，一个中年美国商人日复一日等待一桩交易结束，他希望可以借此拯救自己绝望的生活。艾格斯延续了在他的近作《泽图恩》(Zeitoun)与《什么是什么》(What Is the What)里建构起来的世界观，把这个全球化背景下的《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衍化为一则关于美国国际地位的充满克制的寓言；乃至一支关于中产阶级衰落的乐曲，有着贝克特式的荒诞绝望。 《NW》（ NW ） 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著 The Penguin Press出版，26.95美元 史密斯7年来的第一部小说，直指人心。它讲述了伦敦西北部一个廉租房社区内长大的两个女人之间的友谊，她们的生活被重大的抉择与命运的残酷力量所破坏。支离破碎的叙述揭示出关于身份、金钱与性爱的隐蔽真相。语言极具激情，虽然在形式上具有实验色彩，但十分亲切，热忱坦率。 《黄鸟》( THE YELLOW BIRDS ) 凯文·鲍尔斯(Kevin Powers)著 Little, Brown & Company出版，24.99美元 鲍尔斯是参加过伊拉克战争中的退伍士兵，他以此经历为核心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小说有着强烈的主观色彩，写了两个年轻士兵曾经密切相连，但终于分道扬镳的命运，以及其中一人归国后重新调整自己适应生活的经历。小说反映了战争的混乱复杂，支离破碎的叙述在时空中不断切换，但鲍尔斯纯净坚实的散文体与一个不断推进的谜团贯穿在全书之中——叙事者的朋友究竟死了没有？ 非虚构 《美丽永恒的背后——孟买地下城中的生命、死亡与希望》( BEHIND THE BEAUTIFUL FOREVERS ) 卡瑟琳娜·布(Katherine Boo)著 Random House出版，27美元 本书为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得主，是对孟买贫民区阿纳瓦迪的研究。它严谨的报道风格让人想起揭发丑闻的记者，作者笔下丰满的人物像是狄更斯的小说中人。卡瑟琳娜·布满含同情，以娴熟的技巧为贫民区的居民们书写了这样一部编年史，描绘了他们的人性与残忍，还有他们引以为豪的智慧。 《远离大树——父母、孩子与身份研究》( FAR FROM THE TREE ) 安德鲁·所罗门(Andrew Solomon)著 Scribner出版，37.50美元 10多年来，所罗门一直致力于研究有“横向认同”(horizontal identities)特点的孩子，有着这类特点的孩子无法与父母分享经历。他探讨了养育这类孩子过程中的问题、危险与益处。书中他调查了养育天才儿童、侏儒儿童、精神分裂儿童与性别倒错儿童的家庭，以及养育因强奸受孕而降生的儿童的家庭，研究这些家庭是怎样因为养育孩子而变得更加坚强，或是如何分崩离析。藉此，作者令我们对爱、牺牲与成功的观念得到进一步深化。 《 权力通道——林顿·约翰逊时代 》(THE PASSAGE OF POWER) 罗伯特·A·卡罗(The Years of Lyndon Johnson)著 Alfred A. Knopf出版，35美元 这是卡罗天才杰作的第四卷，现在全书已经超过3000页。贯穿始终的戏剧性，心理分析和煞费苦心的研究已经成了卡罗的招牌特色。本书研究了约翰逊担任副总统时的屈辱岁月，当时他被褫夺了权力，被排除在肯尼迪政府的内部圈子之外。但我们知道，约翰逊并没有失去权力。这段炼狱般的日子之后，紧随而来的是恐怖的一天。一颗暗杀子弹把约翰逊以及他不得不去领导的这个国家带进了一个新阶段。 《族长——约瑟夫·P·肯尼迪的辉煌人生与动荡的时代》( THE PATRIARCH ) 大卫·纳索(David Nasaw)著 Penguin Press出版，40美元 纳索花费6年时间完成了这本枝节横生、引人入胜的书籍，讲述了一位银行家兼投机商、电影制作人、大使与活跃的创业者的生平。乔·肯尼迪几乎和同时代所有历史事件都密切相连，传记作者令人信服地把他描绘成著名的、令人敬畏的肯尼迪家族中最有魅力的一个人物。  《 世界为什么存在——一个有关存在的侦探故事 》(WHY DOES THE WORLD EXIST?) 吉姆·霍尔特(Jim Holt)著 Liveright Publishing/W. W. Norton & Company出版，27.95美元 几个世纪以来，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世界存在而不是彻底虚无？”为了寻找答案，霍尔特带领读者从伦敦来到巴黎、乃至得克萨斯州的奥斯丁，走上了一段充满机智与学识的旅程，一路上聆听了各种哲学家、科学家甚至是小说家们的答案，有的逻辑严谨、有的近乎神秘，大多都很奇异，非常富于娱乐色彩，发人深省。 翻译: 董楠

 　　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和警告，于9月10日决定“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关系骤然恶化，引发了两国自邦交正常化4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冲突。这场风波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和野田内阁合演的一出“双簧戏”。其深层原因是日本当权者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势头，蓄意推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钓鱼岛争端将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今年4月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主权归属问题出现尖锐对立。其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手炮制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先是默认和怂恿，继而不顾中国的一再规劝，悍然实施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的严重挑衅。中日关系由此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本文拟透过钓鱼岛“国有化”过程中日本朝野反华势力彼此利用又相互角逐的关系，分析日本当权者肆意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深层背景，并试图对钓鱼岛争端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初步的研判。 　　一、野田内阁与日本右翼势力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2012年恰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孔子曾说过，“四十而不惑”。这是指人到了40岁就会臻于成熟和稳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两国间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成熟与稳定，反而由于钓鱼岛争端日趋白热化，致使双边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策划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众所周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对立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悬案。两国领导人在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曾约定将钓鱼岛这一敏感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更明确地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主张，为中日两国在以后的岁月里长期和平友好，开展互利合作奠定了基础。 　　石原慎太郎在日本政坛素以其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著称。他早年曾是“青岚会”干将，开口闭口称中国为“支那”，一贯以破坏中日关系为己任。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风波后，石原抨击民主党政权释放被扣中国船长是“丧权辱国”。2012年4月16日，石原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声称东京都已与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的所有人达成协议，待都议会批准后将在年内完成购买手续。他批评外务省对中国总是战战兢兢，声称要让东京都来“保卫”“尖阁列岛”（即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1]。 　　石原这番话顿时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应。《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石原“明知会对政府的外交添乱却硬要说大话，只能说是不负责任”[2]。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则齐声喝彩。《产经新闻》就称赞石原此举是“保卫尖阁列岛、加强实际控制的有效提案，应该举国支持”。甚至还呼吁在岛上常驻自卫队[3]。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野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藤村修在4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愿意与东京都交换意见，很可能在这一构想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进[4]。4月18日，野田佳彦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确认土地所有者的本意，打算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是暗示日政府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 　　迹象显示，这场购岛闹剧是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第一，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需要中央政府的“背书” 　　东京都要到远隔千里之外购买日本自称是属于冲绳县的钓鱼岛，这原本就是非常唐突和难以理解的。然而，野田内阁的“管家”藤村修却非但没有提出质疑，反而在第一时间非常爽快地表示政府愿意与向东京都交换意见，在石原构想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据媒体透露，石原在宣布购岛设想的一个多月前的3月9日曾经到首相官邸拜会野田。这次会见据称是就有关建立新党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却是石原向野田介绍他准备从岛主手里“购买”钓鱼岛的构想。所以，野田对石原的购岛设想早有所闻，藤村的表态表明内阁对石原此举起码是予以默认的。 　　第二，野田内阁的“国有化”举措需借重石原慎太郎 　　日本政府在敏感问题上有所动作时总会借助右翼势力造势或先作铺垫。典型的事例是1978年8月和1996年7月，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先后在钓鱼岛、北小岛非法兴建灯塔，引起中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始则推脱责任，继而却将其收归国有，载入政府正式发行的海图之中。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所谓的“国有化”也是如此。先是让石原这个“大嘴巴”造舆论，张声势。石原发起的购岛募捐不到1个月内就筹集了7.6亿日元，至8月14日已突破14亿日元。部分媒体举行的民调表明，约60%的被调查者支持购岛。石原炮制的购岛闹剧实际上是为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动作而进行的舆论铺垫和民意准备。野田认为时机成熟便顺水推舟般地推出了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 　　第三，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间既相互勾结又争抢风头 　　野田与石原在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彼此间也有矛盾：一是双方都想掌握主动，捞取政治资本；二是石原始终对民主党政权有猜忌和怀疑。石原慎太郎策划“购买”钓鱼岛闹剧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凝聚人气，为其长子石原伸晃竞选自民党总裁、继而觊觎首相宝座捞取政治资本。而野田则需要用钓鱼岛“国有化”塑造自己“敢于决断”的政治形象，提振持续低迷的支持率。据媒体透露，野田早在5月18日就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并背着石原悄悄地与“岛主”联络，许诺以高于东京都的价码购岛。7月6日，野田派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到东京都厅拜会石原慎太郎，传达了由国家购买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意向。石原毫不掩饰他对野田横插一杠的不满。此后，东京都两次申请登岛丈量土地面积和进行调查均遭政府拒绝更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8月19日，石原慎太郎拜访首相官邸，与野田进行了3月9日以来的第三次会谈。石原自知在价码上难以与中央政府相匹敌，遂提出支持“国有化”的条件，即政府必须保证在岛上兴建避风港、灯塔等设施。东京都可考虑将募集来的捐款转交野田内阁。野田未作出明确承诺，石原只能悻悻而归。 　　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国内流行的解释是野田内阁是迫于无奈，为了避免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后寻衅滋事才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其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平稳而安全的管理”。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野田内阁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早就有一系列动作。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是野田的一贯主张。2004年3月，时任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的野田佳彦曾强烈主张由国会通过决议，强调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野田当上首相不到半年，就授意内阁府的“海洋综合对策本部”公布了39个无名岛的名字，并将这些岛屿作为确定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基点。其中有钓鱼岛附属的4个小岛礁在内。石原提出购岛设想可以说是与野田不谋而合，正中下怀。 　　其次，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绝不是简单地维持现状。据《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对“国有化”以后如何运筹钓鱼岛共有从A到H的8套方案。其中，A案是暂时冻结，B案是实施保护环境，C案是改造灯塔，D案是兴建避风码头，最强硬的当数H案，就是向钓鱼岛派驻自卫队。8月30日，野田在首相官邸召集核心阁僚磋商钓鱼岛对策时，意欲按B、C两案操作，第一步先将日方在钓鱼岛上非法兴建的灯塔换上LED光源。只是由于玄叶光一郎外相和冈田克也副首相坚决反对才暂时收回成命[5]。 　　再者，野田内阁在推进所谓“国有化”过程中始终对中方的规劝和警告置若罔闻。自从石原慎太郎策划购岛闹剧以来，中方再三地提醒日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野田却完全置之不理，直至从后台跳到前台，一意孤行地推行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9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APEC首脑会议期间与野田进行了非正式会谈，强调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应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然而，就在会谈的第二天，野田便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用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的决议。翌日，又同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签署了购岛合同。前总务大臣原口一博曾当面抨击野田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的第二天就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这难道是正常的外交吗？”[6] 事实完全戳穿了野田等人所谓“国有化”是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谎言。 　 　二、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挑衅中国的深层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民主党执政团队无视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事实，置双方达成的默契于不顾，蓄意要将它对钓鱼岛的非法控制变为实效控制、法理控制，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依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 　　第一，民主党执政团队中“少壮派”集团用提振民意支持的国内政治需要绑架日本外交政策，致使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陷入一味强硬的死胡同 　　野田内阁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权运营遭遇严重困难有关。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掌控了日本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个成立仅仅13年，又长期在野的政党极端缺乏执政经验，无法驾驭膨大的官僚队伍，在施政上乏善可陈，内部纷争却有日益加剧的趋势。民主党从2009年9月上台以来，差不多每年换一位首相。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到野田佳彦，呈现出每下愈况的局面。鸠山内阁问世时，支持率高达72%，是战后仅次于小泉纯一郎内阁的第二高记录，但5个月后便跌破50%，至卸任前仅有19.1%；菅直人内阁也是“高开低走”，成立时有62%，而卸任前的2011年7月降为16%；野田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只有53%，两个月后的11月降为40%，12月更跌至31%。相比之下，鸠山内阁和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跌至30%分别是6个月以后和5个月以后。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设想的2012年4月，野田内阁的支持率已跌至19.8%的“危险水域”。 　　野田佳彦和他的前任菅直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野田上任后召集的第179届临时国会，内阁提出的34项法案仅有13项获得通过，创历史最低记录。2012年1月召开的第180届例行国会也不断出状况。自民党等在野党控制的参议院在2011年12月9日通过针对防卫大臣一川保夫、消费者问题担当大臣兼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冈贤次的问责决议，2012年4月20日和8月29日，又分别通过了对防卫大臣田中直纪、国土交通大臣前田武志以及野田佳彦首相本人的问责决议。这在战后日本宪政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祸不单行的是，野田脚下也闹起了“地震”。由于民主党内部在消费税增税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前代表小泽一郎为首的非主流派不仅在6月26日众议院投票表决这项法案时投了反对票，随后又有49名议员追随小泽脱离民主党另组“国民生活第一党”。这是民主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民主党在2009年执政时共有423名国会议员，目前仅有332人，只要再有5名众议员退党就将失去众议院的过半数地位，而再有1名参议员出走就将失去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 　　野田佳彦率领的民主党执政团队中以“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为主。野田自己是第一期毕业生，堪称老大，而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国土交通大臣吉田治、公安委员长松原仁、文部科学大臣城井崇、首相助理本多平直和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浜博行等则都是他的同门学弟。毕业于“松下政经塾”的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在野田组阁后转任民主党政调会长，很快就将政调会的地位提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共同的特点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擅长演讲，惯于作秀，但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社会历练，行事莽撞而不顾后果。他们最拿手的政治伎俩就是制造一两个热门议题，对外鼓噪，对内炒作，转移视线，拉拢民众。摆脱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困境，野田和他的追随者们自然想到了拿钓鱼岛问题说事，用一味强硬的对华政策来提升人气，化解危机。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的，“对野田政权来说，由于提高消费税和启动核电站等‘国民无法接受的政策’造成支持率急剧下降，购买尖阁列岛就有争取国民支持的考虑。” [7]据时事通信社调查，在将钓鱼岛“国有化”后，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为23.3%，比上月上升了3.5个百分点。而日本雅虎的调查更令人惊异地比上月蹿升17.5个百分点，达33.2%，与野田内阁问世时持平[8]。可见野田等人的算计还是收到一定效果的。 　　第二，中日两国处于力量对比发生“世纪逆转”后的心理调适期，日本国内日渐抬头的对华嫉妒、警惕和怀疑的思潮导致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转型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间力量消长的结果势必导致围绕主导权的角逐日趋白热化。就中日两国而言，GDP总额对比出现“世纪逆转”是彼此间风波迭起，矛盾凸显的深层原因。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上升。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9分之1,2010年却反超日本，2011年更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而日本从1990年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解体，经济持续滑坡，政局连年动荡，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逐年下降。2005年以后，日本“入常”受挫，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销售量等综合性指标相继被中国超过。许多习惯居高临下俯视中国的日本人越来越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嫉妒、警惕和怀疑。他们既担心中国可能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进行“秋后算账”，也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重新将日本贬为自己的附庸。用一位在日华人学者的话来说：“日本的对华心态正处于一种复杂而扭曲的状况”[9]。2012年6月20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中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占64.5%，是开始这项调查8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竟然高达84.3%，比中国高出近20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10]。

总部位于美国纽约市的非政府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最近发布的报告说，全球最大的玩具制造公司“美泰”在中国大陆的4家产品代工厂以“血汗工厂”模式运行，经常让工人超时加班，有时高达一个月超时工作113小时，大大超过法定的加班时间。 “美泰”公司在中国的代工厂佛山市南海美泰精密压铸有限公司、郭氏宏高电子塑胶（深圳）有限公司、东莞东耀玩具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伟利丰塑胶制品有限公司等四家工厂，共聘用大约1万名工人，约占美泰全球工人总数的1/3。这四家工厂的最严重的问题是要求工人超时加班。 报告举例说，例如，南海美泰一名员工的工资条显示，他在8月份加班113小时。而在郭氏宏高，正式工的工作日加班工资只有10元/小时，派遣工只有7.5元/小时。而依据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加班工资应为工作日12.8元/小时、周末17元/小时。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就此电话采访了“中国劳工观察”的负责人李强。 他表示，中国目前比较差的劳工状况，不仅是外资企业的问题，也是中国政府问题。 “总体来讲的话，一个是中国政府的问题，另外一个跨国公司也有问题。跨国公司利用了中国政府这种急于发展经济、急于需要外资的情况；利用了当地的贪婪和对经济的这种渴求，来换取他们在西方得不到的暴利。另外，因为中国地方政府是有经济利益的，而工会和企业的利益又是一样的，因为公会的会费是由企业给的。因此，中国工会在代表工人利益方面做得很不够。” 本台记者也打电话给“美泰”公司了解情况，并留了言，但到截稿时还没有得到回复。 中国官方《人民日报》所属的《国际金融报》12月3日报道说，东莞的东耀玩具公司的网上招聘介绍显示，公司的超时加班、加班费、社会保险等都似乎很正规。比如，规定“每周6天，每天8小时工作制”，并表示“按政府规定为员工办理社会保险”。“美泰”承诺，每年对海外直属工厂及代工厂进行不定期审计。 但中国劳工观察的报告说，美泰的审计报告篇幅短，无具体内容。从2008年开始，美泰从未发布其代工厂的劳工状况报告。 报道还说，在美泰之前，已经有多个全球知名企业在中国的工厂被指为“血汗工厂”，例如，知名的奢侈品牌“古驰”员工投诉，公司有100多项限制员工行为的规定。 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宋颂兴认为，血汗工厂的产生是因为中国工人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没有代表工人利益的独立组织，以及中国的劳动法及其执法存在缺陷。 旅美中国学者谢选骏就此表示，中国政府在这方面负主要责任。 “外资企业在中国变成血汗工厂的主要责任要由中国政府和中国的法院来承担。主要是中国政府禁止成立公会么。那么照理说，既然禁止工人成立自己的工会，那么官方公会就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应该在外企里头建立起官方的工会组织，来限制‘血汗工厂’的剥削。那中国政府不这么做。它为了吸引外资，所以就故意让工人被‘血汗工厂’吃掉。中国政府不但不监督外企，还鼓励他们这么做，所以中国政府承担首要的责任。共产党他们自己的机构都是五天工作制了。但在中国的外企和中国资本的企业，不仅是工作六天，而且经常是超时工作。而且很多情况下是不给加班费的。” 中国《国际金融报》的报道说，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要求企业全面实行发达国家的劳工待遇，是强人所难。中国的绝大多数公认的血汗工厂还是“很多人想进还进不来”的企业。 有调查显示，美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工厂给予劳工的待遇相对于韩国、台湾人投资的工厂都要好。 中国劳工观察的李强认为，中国的这些工厂都是为美国公司提供加工生产业务的，因此要推动美国政府敦促美国企业加强监管，促使中国工厂改善劳工待遇。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自从上了微博，我就分裂了。因为在微博中存在着两个“中国”：一个充满正能量，各种人热衷于晒各种“美好”的事物；另一个则充满了沉沦与抗争。 这其实也是中国创业领域的真实写照：一方面是此起彼伏、生生不息的创业热潮，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另一面却是创业者们对环境的各种不满，其中最受诟病的就是税负过高。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布的各国“税负痛苦指数”(Tax Misery Index)被认为是反映国家税负水平的指标之一。2011年9月，美国《福布斯》杂志推出的榜单显示：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全球第二。2009年，中国内地在这份榜单上也排名第二。 上海一位创业者曾向我抱怨，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何要交城建税、教育附加税、河道管理费等。他认为对城建、教育等的投入，应该都是政府的职责，和他的企业没有半点关系。 这位创业者经营着一家服装企业，年销售额在3000万-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尽管数据显示营业税改增值税（以下简称“营改增”）能降低税负，上述创业者却说税负有没有降他还搞不清，但改缴增值税后光税控机他就已经买了三个：一个管地税、两个管国税，还有为它们各自配备的电脑。 所谓营改增，即取消了此前企业按照营业收入所缴纳的营业税部分，只对产品和服务的增值部分缴税。从今年1月1日开始，营改增试点开始在上海推行。在试点方案中，增值税税率在现行的17%标准税率和13%的低税率基础上，新增了11%和6%两档低税率，分别适用于交通运输业、建筑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今年第三季度这一试点推广到北京等十省市。 11月26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召开扩大营业税增值税试点座谈会上透露的信息表明，北京、上海企业已经享受到“营改增”税收减负优惠总计达250亿元。 具体到上述创业企业，这种税负减少并不那么明显。中国服装协会的调研显示，截至2011年底服装企业年缴纳税金的总额占其总营收的8.32%，而规模以上企业的平均销售利润率仅为5.75%。若上述服装企业按年收入5000万元、现在以6%的税率缴纳增值税进行粗略计算，则每年能多增加的税后利润约为6.67万元。这部分增加的钱有限，并没有让业者乐于应对税改所带来的麻烦。 税负问题不仅仅只是上述这一位创业者的困惑，而是创业者们聚会、饭局上讨论的主题之一。 在中国，创业企业为了生存，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度的逃税行为或者注册资本金不实问题。比如在税收上，当年1000万的利润做账时只体现为200万。这也导致这些创业企业融资时，财务顾问的很大一部分工作是“补税”，即把前期应该交而没有交的税收重新补齐；上市过程中有这类“历史问题”的企业可能会被竞争对手、媒体揪住不放。 从税收以及相关手续看，美国确实比中国简单而清楚些。乾龙创投创始合伙人查立解释说：在美国， 企业每年报一次税，无需天天跑税务局；工商、审计、年检的时间公司自定，政府不管。更不会有税控机、专管员、公章、发票等等让人不胜其烦的事务。 优米网(umiwi.com)创始人王利芬也曾公开表示，创业环境正在日益恶化。税负过高只是其中一个体现，还有不适合现阶段发展的劳动法等，都可谓扼杀创业的凶器。王利芬此前更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中央电视台二套创业类选秀节目《赢在中国》的总制片，2010年下海创办网络电视优米网。 2008年1月实施的新版《劳动合同法》，对人员从招收到开除的所有程序都做了规范，比如要求企业和员工签订长期雇用合同等，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的管理和人力成本。 即便如此，创业热情在中国依然持续高涨，尤其是在互联网领域中。这让我非常不解，尽管有无数“过来人”苦口婆心的劝告，告诉他们这条路前路之坎坷，后来者依然前仆后继。儿童综合互动娱乐平台淘米网( www.61.com )的创始人汪海兵今年3月一次公开演讲中的表述，解答了我的疑惑。他说：如果不创业，农村孩子就拼不过富二代。 而选择互联网创业，是这些创业者规避税负等不利因素的一种解决方案。相对传统领域，互联网的创业成本更低。并且由于可以享受国家对高新技术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而税负更低，对创业者来说也更具有诱惑力。一家成立仅一年的TMT企业往往估值数千万，一家耕耘数年且赢利的传统企业估值却往往只有数百万。这个领域不需要做规模庞大、长时间的固定资产投入，团队也不需要很大。头顶创新型企业的光环，互联网创业企业往往能享受到税收优惠。这种趋利避害的天性，使得越来越多的创业者们已不再“傻”到去建工厂。我所接触到的很多70后、原来的服装厂老板们，如今更想去做以淘宝为销售平台的品牌（即淘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