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和警告，于9月10日决定“购买”钓鱼岛，导致中日关系骤然恶化，引发了两国自邦交正常化4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冲突。这场风波实质上是日本右翼势力和野田内阁合演的一出“双簧戏”。其深层原因是日本当权者试图遏制中国崛起势头，蓄意推翻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钓鱼岛争端将对日本政局和中日关系带来深刻的负面影响。
今年4月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主权归属问题出现尖锐对立。其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一手炮制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日本民主党执政团队先是默认和怂恿，继而不顾中国的一再规劝，悍然实施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这是对中国领土主权和核心利益的严重挑衅。中日关系由此跌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本文拟透过钓鱼岛“国有化”过程中日本朝野反华势力彼此利用又相互角逐的关系，分析日本当权者肆意挑衅中国核心利益的深层背景，并试图对钓鱼岛争端未来的发展趋势作初步的研判。
一、野田内阁与日本右翼势力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2012年恰值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孔子曾说过，“四十而不惑”。这是指人到了40岁就会臻于成熟和稳定。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中日两国间不仅没有出现人们所期盼的成熟与稳定，反而由于钓鱼岛争端日趋白热化，致使双边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这场风波的直接导火线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策划的“购买”钓鱼岛闹剧。众所周知，围绕钓鱼岛主权归属的对立一直是中日关系中的一大悬案。两国领导人在1972年的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曾约定将钓鱼岛这一敏感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仪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更明确地提出了“搁置争议”的主张，为中日两国在以后的岁月里长期和平友好，开展互利合作奠定了基础。
石原慎太郎在日本政坛素以其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著称。他早年曾是“青岚会”干将，开口闭口称中国为“支那”，一贯以破坏中日关系为己任。2010年9月的钓鱼岛撞船风波后，石原抨击民主党政权释放被扣中国船长是“丧权辱国”。2012年4月16日，石原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声称东京都已与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的所有人达成协议，待都议会批准后将在年内完成购买手续。他批评外务省对中国总是战战兢兢，声称要让东京都来“保卫”“尖阁列岛”（即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下同）[1]。
石原这番话顿时在日本国内激起强烈反应。《朝日新闻》发表社论称，石原“明知会对政府的外交添乱却硬要说大话，只能说是不负责任”[2]。而《读卖新闻》、《产经新闻》则齐声喝彩。《产经新闻》就称赞石原此举是“保卫尖阁列岛、加强实际控制的有效提案，应该举国支持”。甚至还呼吁在岛上常驻自卫队[3]。
令人感到蹊跷的是，野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藤村修在4月17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如果有必要的话，政府愿意与东京都交换意见，很可能在这一构想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推进[4]。4月18日，野田佳彦首相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表示，政府正在确认土地所有者的本意，打算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探讨。日本媒体普遍认为，这是暗示日政府将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
迹象显示，这场购岛闹剧是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合演的一出“双簧戏”。
第一，石原慎太郎的购岛闹剧需要中央政府的“背书”
东京都要到远隔千里之外购买日本自称是属于冲绳县的钓鱼岛，这原本就是非常唐突和难以理解的。然而，野田内阁的“管家”藤村修却非但没有提出质疑，反而在第一时间非常爽快地表示政府愿意与向东京都交换意见，在石原构想基础上再前进一步。据媒体透露，石原在宣布购岛设想的一个多月前的3月9日曾经到首相官邸拜会野田。这次会见据称是就有关建立新党问题交换意见，实际上却是石原向野田介绍他准备从岛主手里“购买”钓鱼岛的构想。所以，野田对石原的购岛设想早有所闻，藤村的表态表明内阁对石原此举起码是予以默认的。
第二，野田内阁的“国有化”举措需借重石原慎太郎
日本政府在敏感问题上有所动作时总会借助右翼势力造势或先作铺垫。典型的事例是1978年8月和1996年7月，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先后在钓鱼岛、北小岛非法兴建灯塔，引起中方强烈抗议。日本政府始则推脱责任，继而却将其收归国有，载入政府正式发行的海图之中。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所谓的“国有化”也是如此。先是让石原这个“大嘴巴”造舆论，张声势。石原发起的购岛募捐不到1个月内就筹集了7.6亿日元，至8月14日已突破14亿日元。部分媒体举行的民调表明，约60%的被调查者支持购岛。石原炮制的购岛闹剧实际上是为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动作而进行的舆论铺垫和民意准备。野田认为时机成熟便顺水推舟般地推出了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
第三，野田内阁与石原慎太郎间既相互勾结又争抢风头
野田与石原在强化日本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彼此间也有矛盾：一是双方都想掌握主动，捞取政治资本；二是石原始终对民主党政权有猜忌和怀疑。石原慎太郎策划“购买”钓鱼岛闹剧的目的，主要是为自己凝聚人气，为其长子石原伸晃竞选自民党总裁、继而觊觎首相宝座捞取政治资本。而野田则需要用钓鱼岛“国有化”塑造自己“敢于决断”的政治形象，提振持续低迷的支持率。据媒体透露，野田早在5月18日就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并背着石原悄悄地与“岛主”联络，许诺以高于东京都的价码购岛。7月6日，野田派首相助理长岛昭久到东京都厅拜会石原慎太郎，传达了由国家购买钓鱼岛及北小岛、南小岛意向。石原毫不掩饰他对野田横插一杠的不满。此后，东京都两次申请登岛丈量土地面积和进行调查均遭政府拒绝更加剧了彼此间的矛盾。8月19日，石原慎太郎拜访首相官邸，与野田进行了3月9日以来的第三次会谈。石原自知在价码上难以与中央政府相匹敌，遂提出支持“国有化”的条件，即政府必须保证在岛上兴建避风港、灯塔等设施。东京都可考虑将募集来的捐款转交野田内阁。野田未作出明确承诺，石原只能悻悻而归。
一段时期以来，日本国内流行的解释是野田内阁是迫于无奈，为了避免石原慎太郎在“购买”钓鱼岛后寻衅滋事才作出了“国有化”的决断，其根本目的是为“实现平稳而安全的管理”。这完全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野田内阁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早就有一系列动作。强化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是野田的一贯主张。2004年3月，时任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的野田佳彦曾强烈主张由国会通过决议，强调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野田当上首相不到半年，就授意内阁府的“海洋综合对策本部”公布了39个无名岛的名字，并将这些岛屿作为确定日本专属经济区的基点。其中有钓鱼岛附属的4个小岛礁在内。石原提出购岛设想可以说是与野田不谋而合，正中下怀。
其次，野田内阁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绝不是简单地维持现状。据《读卖新闻》透露，日本政府对“国有化”以后如何运筹钓鱼岛共有从A到H的8套方案。其中，A案是暂时冻结，B案是实施保护环境，C案是改造灯塔，D案是兴建避风码头，最强硬的当数H案，就是向钓鱼岛派驻自卫队。8月30日，野田在首相官邸召集核心阁僚磋商钓鱼岛对策时，意欲按B、C两案操作，第一步先将日方在钓鱼岛上非法兴建的灯塔换上LED光源。只是由于玄叶光一郎外相和冈田克也副首相坚决反对才暂时收回成命[5]。
再者，野田内阁在推进所谓“国有化”过程中始终对中方的规劝和警告置若罔闻。自从石原慎太郎策划购岛闹剧以来，中方再三地提醒日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野田却完全置之不理，直至从后台跳到前台，一意孤行地推行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9月9日，胡锦涛主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APEC首脑会议期间与野田进行了非正式会谈，强调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面临严峻局面。日方必须充分认识事态的严重性，不要作出错误的决定，应同中方一道，维护中日关系发展大局。然而，就在会谈的第二天，野田便召开内阁会议，通过了用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的决议。翌日，又同所谓的土地所有者签署了购岛合同。前总务大臣原口一博曾当面抨击野田说：“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会晤的第二天就宣布（钓鱼岛）国有化，这难道是正常的外交吗？”[6] 事实完全戳穿了野田等人所谓“国有化”是为维护中日关系大局的谎言。
二、日本当权者在钓鱼岛问题挑衅中国的深层原因
人们不禁要问，以野田佳彦为首的民主党执政团队无视中日双方在钓鱼岛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的事实，置双方达成的默契于不顾，蓄意要将它对钓鱼岛的非法控制变为实效控制、法理控制，这究竟是出于什么原因呢？依笔者所见，主要有以下三大因素：
第一，民主党执政团队中“少壮派”集团用提振民意支持的国内政治需要绑架日本外交政策，致使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陷入一味强硬的死胡同
野田内阁之所以在钓鱼岛问题上挑衅中国，很大程度上与其政权运营遭遇严重困难有关。2009年9月,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掌控了日本的最高权力。但是，这个成立仅仅13年，又长期在野的政党极端缺乏执政经验，无法驾驭膨大的官僚队伍，在施政上乏善可陈，内部纷争却有日益加剧的趋势。民主党从2009年9月上台以来，差不多每年换一位首相。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到野田佳彦，呈现出每下愈况的局面。鸠山内阁问世时，支持率高达72%，是战后仅次于小泉纯一郎内阁的第二高记录，但5个月后便跌破50%，至卸任前仅有19.1%；菅直人内阁也是“高开低走”，成立时有62%，而卸任前的2011年7月降为16%；野田内阁成立时的支持率只有53%，两个月后的11月降为40%，12月更跌至31%。相比之下，鸠山内阁和菅直人内阁的支持率跌至30%分别是6个月以后和5个月以后。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设想的2012年4月，野田内阁的支持率已跌至19.8%的“危险水域”。
野田佳彦和他的前任菅直人一样，不得不面对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扭曲国会”局面。野田上任后召集的第179届临时国会，内阁提出的34项法案仅有13项获得通过，创历史最低记录。2012年1月召开的第180届例行国会也不断出状况。自民党等在野党控制的参议院在2011年12月9日通过针对防卫大臣一川保夫、消费者问题担当大臣兼国家公安委员长山冈贤次的问责决议，2012年4月20日和8月29日，又分别通过了对防卫大臣田中直纪、国土交通大臣前田武志以及野田佳彦首相本人的问责决议。这在战后日本宪政史上堪称空前绝后。祸不单行的是，野田脚下也闹起了“地震”。由于民主党内部在消费税增税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以前代表小泽一郎为首的非主流派不仅在6月26日众议院投票表决这项法案时投了反对票，随后又有49名议员追随小泽脱离民主党另组“国民生活第一党”。这是民主党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分裂。民主党在2009年执政时共有423名国会议员，目前仅有332人，只要再有5名众议员退党就将失去众议院的过半数地位，而再有1名参议员出走就将失去参议院第一大党地位。
野田佳彦率领的民主党执政团队中以“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为主。野田自己是第一期毕业生，堪称老大，而外务大臣玄叶光一郎、国土交通大臣吉田治、公安委员长松原仁、文部科学大臣城井崇、首相助理本多平直和内阁官房副长官长浜博行等则都是他的同门学弟。毕业于“松下政经塾”的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在野田组阁后转任民主党政调会长，很快就将政调会的地位提升到炙手可热的地步。“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家共同的特点是年少气盛，血气方刚，擅长演讲，惯于作秀，但最大的弱点是缺乏社会历练，行事莽撞而不顾后果。他们最拿手的政治伎俩就是制造一两个热门议题，对外鼓噪，对内炒作，转移视线，拉拢民众。摆脱内阁支持率持续低迷的困境，野田和他的追随者们自然想到了拿钓鱼岛问题说事，用一味强硬的对华政策来提升人气，化解危机。正如《朝日新闻》所指出的，“对野田政权来说，由于提高消费税和启动核电站等‘国民无法接受的政策’造成支持率急剧下降，购买尖阁列岛就有争取国民支持的考虑。” [7]据时事通信社调查，在将钓鱼岛“国有化”后，野田内阁的支持率为23.3%，比上月上升了3.5个百分点。而日本雅虎的调查更令人惊异地比上月蹿升17.5个百分点，达33.2%，与野田内阁问世时持平[8]。可见野田等人的算计还是收到一定效果的。
第二，中日两国处于力量对比发生“世纪逆转”后的心理调适期，日本国内日渐抬头的对华嫉妒、警惕和怀疑的思潮导致日本执政当局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采取非理性的行动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国际格局转型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是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间力量消长的结果势必导致围绕主导权的角逐日趋白热化。就中日两国而言，GDP总额对比出现“世纪逆转”是彼此间风波迭起，矛盾凸显的深层原因。
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迅速上升。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日本的9分之1,2010年却反超日本，2011年更进一步拉大了差距。而日本从1990年以来随着“泡沫经济”的解体，经济持续滑坡，政局连年动荡，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也逐年下降。2005年以后，日本“入常”受挫，外汇储备、外贸总额、汽车销售量等综合性指标相继被中国超过。许多习惯居高临下俯视中国的日本人越来越对中国怀有强烈的嫉妒、警惕和怀疑。他们既担心中国可能对日本过去的侵略行径进行“秋后算账”，也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重新将日本贬为自己的附庸。用一位在日华人学者的话来说：“日本的对华心态正处于一种复杂而扭曲的状况”[9]。2012年6月20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中对日本印象不好的占64.5%，是开始这项调查8年来的最低点。但是，日本人中对中国印象不好的竟然高达84.3%，比中国高出近20个百分点。这一差距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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