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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局势升级 中国沉默以对

(德国之声中文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周三(7月18日)在北京会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试图说服中国支持西方国家提交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此前,中国和俄罗斯曾两次使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谴责叙利亚政权的决议。 潘基文在与胡锦涛和中国外长杨洁篪结束谈话后表示: “我已经解释了事情的严重性,所有中国领导官员们也同意我的观点。我们不能任由情势恶化,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已经有许多人丧命。” 中国外长在一份声明里表示,胡锦涛与潘基文在会晤中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本周四,多家中国媒体曾报道周三在大马士革发生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叙利亚国防部长拉吉哈和他的副手被炸死。但报道并未阐述中国的立场。 大马士革在周三发生炸弹攻击 “中国应坚持反对外部军事干预” 联合国安理会预定于周四进行新一轮的叙利亚决议草案投票。该草案威胁阿萨德政权必须在10天内从居住区撤出军队和重型武器,否则将面临非军事制裁。决议草案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内容,而该章内容包括最终可能允许以武力解决冲突。         叙利亚的亲密盟友俄罗斯已表示,将对任何涉及《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决议投下否决票。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和阿萨德政府并无长期战略关系,但北京方面反对打开此类先例,担忧同样的处理模式可能被应用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中国对西方国家日前干预利比亚问题感到不满。中方认为,美国和欧洲势力过分解读联合国决议为对卡扎菲政权的攻击,而非单纯保护叙利亚人民。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周四的评论中称,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反对外部军事干预叙利亚局势的原则立场,在安理会与俄罗斯协同投票。该评论指出,西方只要符合他们利益的结果,对过程是否和平,是否符合所在国人民的真正福祉其实并不关心。 英国首相称叙利亚应进行政权更迭 英国首相卡梅伦 正在阿富汗访问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周四(7月19日)表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应该下台,以防止该国爆发内战。 卡梅伦对记者称:”我要明确地告诉阿萨德总统,现在正是他下台的时机,已经到了叙利亚政权更迭的时候了…如果不进行政权更迭,叙利亚势必会陷入内战。” 安理会将于周四表决由西方国家提交的对叙新决议草案。尽管周三叙利亚传出自杀式炸弹攻击使叙利亚问题再次升级,俄罗斯和中国仍可能再次否决联合国的叙利亚决议草案。 英国首相表示:”我要告诉普京总统…和所有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现在该是安理会通过明确无误的制裁决定的时候了。 据红十字会称,本周叙利亚已经陷入内战局面,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或做好接收战争罪指控的准备。 来源:美联社/法新社 编译:张筠青 责编:石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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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巍青:官员财产公开关涉国家形象竞争

  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是一个令人疲惫且不无挫折感的话题。关于它的必要性以及价值、意义已经说得太多,而在制度建设方面的实际进步实在太少。   不过,最近,在新媒体传播圈,这个话题却出现了一次突然闪亮。事情的缘起,是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在新浪微博上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之前有媒体朋友们发文表示对骆家辉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工作人员的工资感兴趣,那么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拿多少钱呢?另外,也有朋友询问我们美国国务院员工到中国出差的住宿和餐饮费报销标准是什么?今天也一并用事实解答。   这条微博的发出时间是5月17日,截至6月9日,点击量超过1万,评论数量2780条。点击链接进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新浪博客,还可以看到长文:“美国国务院员工和骆家辉大使的工资”,其阅读量是13927次,并有2705条留言评论。   就传播而言,转发量过万,再加上二级、三级转发的数量,以及很多衍生的话题帖子,实际的传播面相当大。这样的传播方式,给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话题讨论注入了两个新元素。   第一,官员财产公开制度正在成为一种“表演剧目”。中国迟迟不公开,相当于剧目迟迟不开演,还让万千观众年复一年地苦等。假如这是剧院,观众必然散去,去看对台戏;假如这是电视机,观众必然转换频道,并且会发现,有很多同类型的精彩剧目在上演。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在全球化的传播领域中,已经成为国家能力、国家形象的一种竞争。   第二,竞争需要有武器、手段、工具。在信息社会中,官员财产是一种信息。将这种信息公开释放并灵活运用,日益成为竞相争取公众信任的手段和武器。在这个意义上,官员财产公开作为信息公开的一部分,是政府必须学会掌握和运用的“政策工具”。   换言之,新传播给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带来了新的动力机制。   政策工具   政策工具是公共政策研究中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切用以达成政策目标的方法或者策略。例如税收。希望激励富人捐资用于公益事业,一个可选择的手段,是对慈善捐款者实施减税。此外,手段也可以是一种组织或者组织制度。例如,以发展社会组织作为手段,目标是改善社会服务的供给质量。   英国著名公共管理学者克里斯托弗·胡德(Christophe Hood)将政策工具分为四大类:组织类工具、权威类工具、财政类工具、信息类工具。信息类工具,指的是各种信息发布策略或者信息使用策略。比如,在香烟盒上印制警告语以推动戒烟。   信息类工具在传统上被认为是“弱工具”,但是,现在越来越表现为“强工具”,或者“巧工具”。举例来说,2003年“非典”危机期间,世界卫生组织向全球发布“每日疫情更新”,还针对特定地区或城市,发布“旅行劝告”,希望迅速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条。当时,没有人会把世卫组织的信息工具等闲视之,这可以从那些被列入旅行劝告名单的城市其旅游、交通、酒店、饮食、会展以及其他行业均遭重创中,可见一斑。   我们可以把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看作是信息类的政策工具。官员的财产与收入,是政府掌握的信息。以制度化的方式向社会发布此项信息,就是在使用信息类的政策工具。   它将有利于实现至少三个目标:方便公众监督和政府自身监督,最大程度地清除腐败现象;改善官民关系,建立起公众对于清廉政府的信心与信任;建立科学的公务员激励机制,并且获得社会各界的理解与支持。   其实,在某个特殊的角度上,政府也使用过信息公开的政策工具。这主要是,公开那些被查处的落马官员的贪腐财产。公开的程度相当细致,可以说“公开到项”“公开到目”。这包括:受贿所得的总额、房产数量、名贵礼品、国外存款、亲属子女名下财产与利益、情人数量与交往细节、生活腐化程度等等。   这样的信息公开方式,相当于“战利品展览”,目标是获取公众对于政府打击贪腐之力度的信任。然而,多年下来,它产生了两个问题。   首先,它逐渐提高了公众的心理耐受阈限,培养出一种“大老虎期待”,并演化成竞相追逐“更大老虎”的游戏心态。“战利品展览”方式曾经有过的积累合法性的功能,便逐渐流失和瓦解。其次,这种贪腐信息公开,常常以政府自己组织报道或者默许媒体报道的方式来实现,其制度化程度不高,容易出现信息不实的情况,也容易夹杂各种暗示,引发“墙倒众人推”现象,或引向对于个人的羞辱。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反腐败、政府公信力建设这个领域中,中国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不够大,种类不够多。其中很多工具,早已经落后、老化、不灵光。假如把“战利品展览”算作是信息类工具的话,它顶多只是工具1.0版。现在的任务是,应当将它迅速升级至2.0版,即建立政府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表演剧目   不久前,有学者刊载文章谈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者认为,根据对中国经济、政治运行周期的考察,有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至少需要十年,这还是乐观估计。   考察经济政治运行周期,并做出预测性的推断,纯粹作为一种方法来说,或有其科学道理。如果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表演比喻”,假定观众已经入场,大幕已经徐徐拉开,这时候还可以说,剧目无法上演吗?这是对运行周期理论的疑问之一。   疑问之二,过去十年,官员腐败现象愈演愈烈,有些官员通过贪腐而积累财富的速度之快,数额之巨大,不是常理能够解释的。这就不得不问,贪官是按照什么周期来行动的?未来十年会不会周期加速?最乐观的估计会到什么程度?总之,如果离开了贪官的行动周期,对于反贪周期的计算即便再科学再精密,那又有什么现实意义呢?   疑问之三,当年国企改革、大批工人下岗再就业的时候,没有人提出妥善安置工人需要十年周期。当农民的土地被征收的时候,也没有人为他们计算什么周期。改革广泛触动了许多人的事业周期和生命周期。为什么改革改到公务员头上的时候,他们就有权力提出自己的周期,并且把他们的周期定义为“客观的”呢?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的说法,我们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的特征之一,是时间和空间都被压缩。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作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头剧目,必须上演。   上演的时间表,不完全是哪一个内部团队可以决定的,而是由许多外部因素在起决定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举个例子说明。2008年7月,安徽省的一位博客作者周蓬安在他的博客中评述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受贿案,文中把那些举家移民在外,自己单独留在国内的官员叫做“裸体做官”,从而创造了“裸官”一词。   2012年5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有一篇文章,谈到中国的“裸官”现象。由于英语中找不到对应词,作者直接引用了汉语拼音“Luo Guan”,将其直译为“Naked official”,然后再解释具体意思。6月份,美国《洛杉矶时报》刊登文章评述中国官员腐败现象,同样直接使用汉语拼音“Luo Guan”。很快,这个“英语新词”由留美学人在博客与微博上发了出来,引起了围观和议论纷纷。裸官与Luo Guan,现在成为跨国传播用词。它反映了一种特殊的跨国流动现象,即贪腐官员利用了全球化的便利(全球通信、全球旅行、全球金融),重新安排自己的工作模式、生活模式以及个人资产安全模式。其突出特点,是个人绕过了国家,直接利用全球条件作出了决策。   更有趣的是,对于这种现象的认知与报道,也是全球流动的。   同时,每个个人都可以直接接收信息,同样绕过了国家。这种“全球-个人”直接勾连的结构,日益改变了人类行为的时间周期与空间范围。在这种情形下,国家的监管制度若仍然固守自己的“周期”(如果还有的话),而不思改进,岂不要贻笑天下?   示范效力   以信息技术革命为基础的新传播,是一种全球相互沟通的大传播。它的传播力量穿越了传统上以为不可逾越的界线,从而使政府原有的管控力量变小。当然,新技术对于使用者有赋权作用。那么,新技术也会赋权于公共财政制度以及其他监管制度,从而有利于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设吗?   不妨先举一个他山之石作为例子。今年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60周年,英国王室为此举办了隆重庆典。庆典的筹备与实际操作动用了一切传播手段,包括各种社交网络,包括中国大陆的微博。传播中特意强调的一点是,庆典的经费来源于私人部门的赞助,不使用纳税人的一分钱。善用新媒体,创造性地展示自己,于是,活化石般古老的英国王室,再次老树发新枝,英国老百姓对王室的信任度向上攀升,再创新高。   不同制度下的具体做法,当然不能照搬,但总是可以获得启发。以新传播而公开示范作为核心,设想从两个方面来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设。   第一个方面是,在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公开承诺,提供路线图,并且按照路线图逐年公开检讨进程,接受公众监督。   第二个方面是,在职官员现在就做出公开承诺,支持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建设,承诺自己仅在合法范围内获得收入,不贪污,不受贿,不将家人财产移国外。同时承诺,接受公众对其个人财产方面的质疑,并愿意对质疑做出公开回应和解释。   “示范”与“吸引效仿”是新传播时代的新型权力运行方式,它要求信息公开。官员的财产多少,固然是信息,官员的守法意愿和承诺也同样是信息。公开这些信息,是建立政府公信力的不二之选。如果连承诺都不愿意做出,失望的公众当然宁可去捧别国大使的场子。政府流失的不是粉丝,是公信力。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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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正常

【蘋果日報】有一位研究中國共產黨黨史和現代中國史的學者打算重刊舊作,他這幾部作品廣受好評,被認為是這個領域裏面最客觀又最見功力的鉅著。此次成套再印,本是大陸出版界的盛事,換做從前,媒體一定爭相報道。可惜這回,各家特別重視文化學術的報章都要甩手搖頭,一句話都不敢說。因為他們的領導接到通知了,「十八大」以前,千萬別惹麻煩。 還有一本翻譯過來的學術論著,專談納粹和前東德的宣傳策略,分析當時媒體屈從政權配合口徑的往事。這書能出,只是暫時不讓發行。理由?還是「十八大」之前千萬別惹麻煩。 除此之外,尚有小眾民間講學在開壇前一天遭人阻止,年年舉辦的文化聚會必須停擺;甚至訂好場子交過租金的畫展音樂會也都得中斷計劃,損失無人負責,因為有「不可抗拒的阻力」。而這一切,自然也是因為「十八大」。 何物「十八大」?如此厲害,為了它,全中國無數文化活動都得讓路,中斷和消音?根據最簡單又最官式的定義,所謂「十八大」指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每五年一屆的換屆會議,通常用以選出新一輪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又根據許多「中國模式」辯護士的講法,中國政治已經變得很制度很規矩了,尤其中央領導人的替換,更有正常路徑可循,一點也談不上神秘黑箱。 然而,假如它真的正常,那為什麼民間活動不能正常舉行?為什麼你的「正常」會引致社會上那麼多的不正常?一個連政治領袖換班都會弄得一本再版老書宣傳不了的國家,這能叫做正常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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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一夫: 我要去美国读大学

我老爸刚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写了一篇文章:《我要送儿子去美国读大学》。我就是文章中提到的那个儿子。 文章我读了一遍,感觉惊异。已经开始丢三忘四的老爸,絮叨起我同学的事情,记忆准确,如数家珍,其中有的同学出国的事情,我好像只在吃饭的时候提过一句。看来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啊。 不管怎样,我把这篇文章转给了文中提到过的已经在国外读高中的几位同学。其中一位同学(我中考那年的崇文区状元)回信给我,说经过一年的国外学习,她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来只想着能上一所排名靠前的大学”,“现在想的是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 对她观念发生的变化,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像我在美国读书的那段时间(2006-2007年,小学六年级)发生了许多变化一样。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对将来要在哪里读大学的问题,我并没有确定的想法。尽管我的“忘年之友”、几位来自北大、清华等中国名校的哈佛博士生不止一次地劝我,“一定要出来读大学”,并告诉我说“出来之后才知道大学的时间浪费太多了”……但是,我对当时看来还很遥远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概念。 那时,我主要忙于应付美国学校的功课。都说美国的学校课业负担轻,功课不紧张。但这要看从哪个角度讲。数学课,一学年下来也没有几次作业,确实不具太高挑战性。但是,我在的学校有一个作业天天都有,那就是读书笔记。这个作业要天天写,老师每周都要检查。 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可以用国内语文课上的“读后感”模板来应付读书笔记,也就是一般先把书中内容梗概写一下,再写几句心得便可。哪知道,老师的“朱笔御批”(书法直逼英文狂草,极难辨认)总是问题一大堆。这些问题对我而言,简直“太伤自尊了”。我实在弄不懂,他的那些问题和我读过的书有什么关系。大概在头几十篇读书笔记中,老师几乎在每一篇批语中,都写着“我需要你的reaction”,“你的thought呢”,“你的idea是什么”,“给我你的viewpoint”……你的,你的,你的;我的,我的,我的。书读到这个份上,才知道看别人的书,为的是生产自己的想法。 我老爸在和批改我读书笔记的老师面谈时(类似中国家长会,但谈学生情况都是一对一面谈),曾委婉地请老师对我读书笔记的用词、句式和语法等“多加指点”。老爸事后说,老师对他说的一番话,让他觉得“不好意思”(我理解那其实就是无地自容的意思哈)。老师对老爸说,不要担心一夫的英语(语法),书看多了,错误自然就少了;不会说话的人少,不会思想的人多…… 这些话让我明白了,我每天的作业,其实就是在教我思考,启发我思考,“逼迫”我思考。为了完成这种要有自己的reaction、thought、idea和viewpoint的作业,我不得不看更多的书,上网找更多的资料。慢慢地,“朱笔御批”中的内容变成了“商榷”和探讨,而有时则干脆是我的名字后面加上两个英文单词:“Great job(非常好)”。天天读书“写作”的结果,就是我在插班的第一个学期末,不仅在数学和科学,而且在戏剧等全部八门功课上,都得到了A。 那种每天都需要你用创意去完成作业的生活在回国之后中断了。先是我发现在美国我一天登陆无数次、几乎所有学生都离不开的维基百科网上不了。这个严酷的事实,令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维基百科,我将怎样面对今后的作业。我曾听老爸在和别人聊天时说,回国后不长时间,他遇到了一个已经当了部长的北大校友,问他,该怎么向一个孩子解释这个国家为什么要封锁维基百科网? 大概就是在这次谈话过后不久,维基解封了。这件事,肯定与我老爸的牢骚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也敢肯定,那个与负责此事有关的“校友”,在决定解封维基时,不会投反对票。谢谢您啦,那位伯伯! 维基解封了。但我发现维基也用不着了。因为我每天的作业都是有“标答”的,根本不用劳维基的大驾。我的作业中,也让你看“四大名著”,但这些阅读,与其说是让你从阅读中发现什么,创造什么,还不如说是为了让你记住某些“别人”希望“教化”你的几点结论性教条。对这样的阅读,我从来也不勉强,宁可在此失分。 在主动“失分”方面,还有更生猛的同学。进入初中三年级,中考的压力日增。老师出了个作文题目:“初三”。我的一个同学(就是老爸文章中说被新泽西一所中学录取的那位),“勇敢地”以此为题描述了他在大年“初三”那天的快乐生活。当然,在老师进行讲评的时候,他可没从他这个另类创意中得到什么快乐。 我们的考题中,也有看似需要“创意”的题目。一次,高一政治考试中,一个题目需要“谈谈你的看法”。在试卷讲评时,老师“爱怜”地对在这个题目上汪洋恣肆却没得分的同学说:“孩子,你真的以为要你谈什么看法呀?!”在同学们心领神会的暗笑中,这些将来几乎肯定都会进入中国重点大学的“精英”,自然而然地给“标答”和“自己的看法”找到了各自的位置。 来看这道题目:“请对比西奥多·罗斯福与伍德罗·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再看这个:“请分析18世纪80年代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危机是怎样影响美国1787宪法中的条款的”。这两个题目,是我准备AP(Advanced Placement)美国历史科目考试时需要思考的几百个类似题目中的两个。这种题目,在教科书中是无法找到“标答”的,仅罗列史实也是不行的。 我知道,如果要回答“对比毛泽东与邓小平的外交政策”的问题,尤其是要对政策和人物作出“谈谈你的看法”的评价时,那是需要一定资格的。但 是,试想,一个从中学时代起,就要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不断发表看法的人,和一个进入外交部门才知道外交为何物的人,在对世界大势和国家利益的判断上,哪一个更有可能把握得恰当一些? 需要创意的思考,在国内学校属非主流。为SAT备考,为AP备考,我都是利用高一和高二期间免修英语课的时间。即便如此,你也必须时刻警惕着,不能让那些激荡你大脑的问题闯入“标答”的地盘。在学校,我们的“研究性学习”项目还只有2个必修的学分。而类似(引自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SDP(Skills Development Programme)等培养批判性思维、激发创意的课程,在我们学校也只是被列为选修课,而在其他学校,类似这样的课程,可能都没有被列入选修课表。好在当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完在田纳西大学举行的DI(Destination Imagination)全球总决赛后,我知道了一个地方的非主流,在另外的地方可能就是主流。 上次出国前,一个“海归”姐姐对我说:“千万别以为到了美国就自然会说英语。”这句话,我记住了。同样,我知道,到美国读大学,也并不一定就会用好美国的教育资源。我老爸把我送出国门,修行当在我个人啦。 作者为北京四中学生,即将升入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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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迪:为什么谣言在中国价值连城?

为什么谣言价值连城?因为它可能是真的。是真的又怎么样?也值不了那么多钱。那你的命值多少钱?我的命是无价的。所以谣言也价值连城,就这么回事。 突然有这份醍醐灌顶的顿悟,缘由是这样:一个多月前,在凯迪网上看到一个令人毛乎悚然的帖子:“上个月,我同学开车从潍坊回烟台,走的是威乌高速,走到莱州 境内时,大约是晚上11点左右,高速上有一个公路跨桥,桥上有几个人往下扔石头砸车。我同学哪知道啊,歹徒扔得也真准,正好扔在驾驶员挡风玻璃上,石头穿过前风档后砸在了方向盘上,我同学本能地踩刹车,扭头躲闪。由于车速过快,石头居然从方向盘上弹起打破后风挡出去了!车从侧面撞在了防护拦上。气囊保护了 我同学,身体没有受大伤。他镇静下来后,发现有三个人走到他车旁,打开车门找东西。他大声斥责并拿出手机报警,那些人看司机还活着,迅速逃跑了。 police来后告诉我同学说:此类事情在莱州已经发生七八起了,都是在跨桥上往下扔石头,出事后将车上财物搜刮一空后走人。 我同学命也大,居然没受伤。车的右半部撞得不成样了,方向盘居然掉下来了。太恐怕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烟台。 大家也许还没有听说过高速公路上抢劫的吧,也许你会觉得车速那么高不是找死吗?其实不然劫匪的手段高明手法精准不便细说,以防不法之人滥用!” 当时我看后惊悚的说不出话来,缺钱花的话也不至于用这种伤天害理草菅人命的方式弄钱吧。印度的人民也贫富差距大,也没见到印度人民通过这种方式缩短贫富差距的。说人心不古都算轻的了,简直是人心如蛇蝎。 后来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没有大报报道这些事,都是些论坛。论坛和微博不就是些发布谣言,蛊惑人心的地方吗?所以我最终一笑以置之。直到今天看到广东电视台的报道才 发现共青团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办公室干部,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丛飞的遗孀邢丹同志也在某个晚上被这样一颗高速公路上飞驰的石头砸中,当场身亡。可笑的是,报道中说歹徒说他们是想砸车玩玩而已,没想把人弄死。可是联想到我一个月前在凯迪网上看到的帖子,摆明了他们就是想谋财害 命。他们不承认这点对避免死刑有好处。果不其然,歹徒最多就判了12年,没有一个死刑。 我感到脊梁骨头都寒了,论坛上不只是个发布谣言的地方,论坛上也有事实的真金。那个帖子说的是北方的,而邢丹同志的惨剧发生在广东。看样子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谋财害命的方式不仅仅局限于北方。以后我绝不敢在晚上奔驰在高速公路上了,至少是跨省跨市的高速公路不敢了。 论坛的话不一定都当谣言看,大报的话专家的话也不一定奉为至宝。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在论坛看到的一个帖子,说山西中部很多地区自打种了转基因玉米之后,本 来是硕鼠横行的地方连老鼠都渐渐稀少了,而且拿玉米当饲料的母猪也总是流产,难以生育。当时也是觉得很恐怖,立即觉得是谣言,没去多想,后来终于在国际论坛报看到了他们记者实地采访的报告。 所以大家以后对谣言不要一笑以置之。可是谣言这么多,每件都搞明白不要忙死人。根据Nassim Taleb的黑天鹅原理,没有必要每个谣言都搞明白,破财事小,有些谣言一旦是真是关系到自己身家性命,这样的谣言必须搞清楚,这种情况叫负面黑天鹅,你必须尽量减少自己对他们的风险敞口。比如晚上最好不要走跨省跨市高速公路这样一件大事都得益于对谣言的求证。 有功夫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黑天鹅理论,就可以读懂谣言背后的巨大价值。 相关日志 暂无相关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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