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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成千上万的微博博主表达了他们的反感、厌恶。”计生官员是人吗？为何他们能干出这种没有一点人性的事？中国建国60多年了，现在国家到处都是野兽”。当局随即删除了那些帖子。 原文链接： Consequence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Perils of motherhood 来源：经济学人 作者：N.D. 发表时间：2012年6月16日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校对 当郭美莲（音）再次怀孕时，她首先想到的是去做人工流产。在中国东部浙江省生活的郭美莲当时32岁，在生了两个女孩之后，1991年，在地方计生委组织下，她被强制结扎。她本应该不会怀孕的。 所以此次怀孕显得非常奇怪。但郭美莲最担心的是计划外生育可能会带来的灾难性罚款。不过，在她准备人工流产之前，她的朋友劝说她做了一次超声波检查，得知自己怀着一对双胞胎儿子。她说：”我的家庭知道我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但这将是条荆棘之路。 在中国，违背独生子女政策将会面临高额罚款。 上海的父母们要为超生的孩子支付所谓的”社会抚养费”（SMF），这部分钱占到上海居民平均年收入的3-6倍。 独立学者、同时也是计划生育政策批判者的何亚福估计，政府自1980年以来，所收取的”社会抚养费”已超过2万亿元（3140亿美元）。   何亚福的估算基于中国每个”计划外”出生的孩子（约2亿）缴纳1万元罚款，这是种保守估计。根据上海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上海的一对夫妇为生第二胎每人须缴纳11万元，为第三胎共须缴纳43.5万元。最近，在东部富裕的浙江省，一对夫妇为他们超生的女儿 交了130万元（20.5万美元）”社会抚养费” ，上了头条。   如未能缴纳罚金，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第二个”黑孩子”无法注册户口，而户口与如 教育这样的基本权利 息息相关。但反抗的后果则更加严重。当郭美莲的兄弟拒绝缴纳”社会抚养费”时，计生官员毁了他的房子，拆毁了房墙、毁掉了家具。 本周，计划生育最黑暗的一面显露出来。在中部省份陕西省，一幅照片引发了当地媒体强烈愤怒，照片里，27岁的冯建梅平躺在诊所病床上，旁边放着她死去的7个月大的胎儿（ 图片恐怖 ）。冯建梅有个五岁大的女儿，当她的家庭无法支付4万块（6,280美元）社会抚养费时，她被强制引产。6月14日晚，当地政府对冯建梅道歉，涉及此事的计生官员也将被免职。 在新浪微博（中国版的twitter）上， Huangsong999 说，”这纯粹是谋杀”，成千上万的微博博主表达了他们的反感、厌恶。”计生官员是人吗？为何他们能干出这种没有一点人性的事？中国建国60多年了，现在国家到处都是野兽”。当局随即删除了那些帖子。 杨支柱是少数公开批评”社会抚养费”的人，他称其为”恐怖费”。杨支柱和他的爱人最初拒绝为他们的第二个女儿缴纳”社会抚养费”。这次违法行为使杨支柱丢掉法律教授的工作。今年4月，他妻子账户上的240300元被人提走。杨支柱在网上发起”要饭”运动作为抗议。他解释说，”这更像是为了教育人们认识到计划生育的残酷性而进行的行为艺术。我被强盗抢劫了。” 政府为”只生一个孩子”炮制出许多激励措施。最好的学校更乐于接收那些持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学生。这些只生一个孩子的父母每年可以获得特别津贴，此外还有退休补助金。 但是执行一个漏洞百出的政策非常困难。（考虑到中国十分危险的低生育率及快速老化的人口，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将雪上加霜。）2007年，计生官员估计计划生育政策只适用了 不到中国40%的人口 。如果头胎是个女孩，农村地区夫妇通常还可以再生第二胎。其他许多规则似乎都是任意的。在上海，如果夫妻至少有一方 从事渔业工作 ，出海五年，夫妇则可以生育二胎且没有惩罚。 另外一些人则寻求更有想象力的招数来规避”社会抚养费”。33岁的董锋（音）来自南京，他通过提供”假丈夫”的服务，实现一对夫妇要第二个孩子的心愿。董锋在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另一个漏洞：如果新婚夫妇中的一方没有孩子，而另一方以前的家庭有孩子，那么计划生育政策 允许 生第二个异父同胞（异母同胞）的孩子。董锋自己没有孩子，他现在正帮助一个当过一次母亲的妇女完成心愿。他将因此获得2万元的收入（比大多数”社会抚养费”少），这需要登记结婚、申请准生证，最终为孩子上户口。互不干涉彼此的个人生活是他唯一的非现金要求。 对于郭美莲和她的双胞胎儿子来说，”关系”最后帮了她大忙。起先，考虑到结扎失败，她被要求缴纳2万元，打了对折。之后她恳求与其兄弟一起上过学的镇长帮忙，于是进一步打折，最终只象征性地交了1000元。 郭美莲说，”但是我还是感到愤慨，抚养孩子已经是很大包袱了，政府不提供任何帮助，还要从我们这要钱。在我看来，他们就是贼。”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点击 这里 查看和订阅《每日译者》手机报。 穿墙查看 译者博客、书刊、音频和视频

澳洲纪录片镜头下的中国新富的狂野生活 澳洲纪录片镜头下的中国新富的狂野生活 他显然知道如何炫富 据估计，目前中国有将近100万名百万富翁和600位亿万富翁。而这些数目还在不断攀升：十年内，世界上半数的亿万富翁将来自中国。 那么他们是如何生活的？这些富豪是怎么花钱的呢？ 去年，由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出品的一部名为“The Ka-Ching Dynasty”（译注：Ka-Ching来源于以前商店里收银机的声音，赌场里的老虎机在摇到奖时也有这种声音，表示高兴、欣喜）的纪录片，向观众展现了中国最富有人群生活上的纸醉金迷以及他们事业上的雄心勃勃。 在这部纪录片中，无论是抢购跑车的二十出头的毛头小伙还是几周内就能盖好几座酒店的房地产大亨，他们都知道怎样去花钱。 镜头语言总有不自主的扭曲或者夸大，但我们还是应该随着这部纪录片制作者Stephen McDonell 一起，去看看他所打入的那个“不为人知的中国新富世界。” 法拉利、玛莎拉蒂、兰博基尼…… 北京超跑俱乐部外，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停放着的价值 60 万美元以上的各类名车。 想成为这家俱乐部的成员，必须拥有一辆保时捷 911 ，或是一辆更为高档的名车。

点评中国：谈谈有关中国实现民主的几个问题 点评中国：谈谈有关中国实现民主的几个问题 最近，中国官方又开始组织批判民主了，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国人要求民主的呼声又到一个新的高潮。百年来有关民主的争论就不曾间断，如今更是观点纷呈。涉及中国面临的某些新问题，也有些国人近代尚未理清的旧困惑。因此，一种基于事实与常识的理性讨论，对一些观念适当的澄清，相信对历史转折关口的国人认识现实、选择未来，稳妥地推动民主化多有益处。限于篇幅，这里只择几个问题稍加讨论，就教各方。 西方民主、东方民主与民主 在官方批判民主论述中，策略之一就是将民主冠以“西方”二字。事实上，近代中国历史上这种观点已屡见不鲜。而在那些非民主国家，将民主设定为一种来源西方、与本民族传统相异、不适和本国国情的论调比比皆是，非中国独有。常常是独裁越甚、腐败愈烈的地方，这种论调越高。而今日中国最吊诡的是：这以民主来源为西方而加以拒斥的政权，口口声称要捍卫与坚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却是从西方而来，这显然是滑稽和缺乏说服力的。最保守的文化人士今日也无法否认佛教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强烈攻击西方者大概也正身着西式的服饰、用着西方人发明的产品，那作为制度和思想的民主，又为何不能被国人借用？显然，问题不在来源，而在接收者的选择意愿，认可的制度价值。 退一步说，现代民主制确产于西方，但时至今日，其实行者却何止西方。东方的日本，印度，台湾，韩国，印尼等地实行的民主，已将这所谓的西方民主转换成日常的政治运作，成为新的政治文化。由此，我们还能再将民主与西方全然划上等号？ 尽管实行民主的东西方国家的具体形式可能有些差异，民主的制度和文化的成熟度也不一，但有一点是相通的，那就是公民有权选择领导人；有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参与国家和集体公共事务的权利；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除公民的授权外不具任何其他来源，并受到监督制衡。这些恰是民主的本质，也是国人迄今尚未解决而不得不再次面对的。而如果我们认可这些原则，假使有一天全世界包括西方都不再实行民主，我们不也该照样去肯定、去落实吗？ 皇帝死了与政权合法性再造 “皇帝死了，中国人注定要去探索民主之路”，这是多年前笔者在法兰西学院一次相关演讲的开头语。在该讲演中笔者试图说明的就是，在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中国人诞生后，在作为处于传统中国政治和文化核心枢纽的皇权消亡后，中国人除了正面这种现实，勇敢理性地去探讨以民主的方式重建政权的合法性外是没有其它选择的。一日此问题未得到很好地解决，一日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内在紧张就不会消弭；不管政权一时显得如何稳固，也终难避免重大危机的发生。 高级民主与低级民主 其实，象在许多非民主国家一样，即使事实上没有民主，官方几十年来也从未敢公然否认民主这现代文明的巨流。常见的是偷梁换柱，用所谓的“（社会主义或其它）高级民主”来虚置具体的民主实践；用排斥所谓“虚伪的民主”来造成一种真实的专制。 显然，没有多少人会认定民主的形式已至善、穷尽。新的民主形式的探索、公民参与程度的提升、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创新，这是两个世纪来现代民主走过的基本轨迹，也体现了“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不断更新的社会运动的推动下，许多民主国家“与时俱进”，达成重大的制度更新、政治重组。妇女、少数族群权利的提升就是最新的例证。用创造更高级的形式来拒绝一些证之有效、长期经验与智慧积累的已有的制度形式，对此，我们除了可以将其视为“弱智”外，能找到的另一个解释就只能是“狡辩，托辞”。 再高级的都是从低级来的，这是常识。当年笔者在北大读书时朋友们之间就此开的玩笑今日看来依然有效：“我们住不起豪宅，我们只需要民居；我们不要那高级的民主，只要低级的。问题是，那高级的官员们允不允许？” 道德的民主与民主的道德 这种带民粹色彩的“高级民主”论，有时之所以还能幻惑和欺骗一些人，除了发展中国家人们常有的那种赶超意识作祟外，也许还与中国人悠久的道德政治观传统有关。 中外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人对民主制的道德期许是影响中国近代以来民主化正常进行的一个障碍。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在面临新的民主转型期来临之际，对人性的幽暗、恶的一面抱足够清醒的体悟，对 民主制只是一个制度化的利益调节机制，不是君子理想国有更深刻的认识，都只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问题，避免过高的浪漫期许带来不必要的挫折和失望。 民主不是道德，它只给道德的生活创造条件；民主不是好人政治，它不外乎提供保护做好人的制度可能。民主下的争权夺利，不能反证专制下道貌岸然的合理；相反，因开放透明看到的某些政治人物的缺失，才让人们警惕，对其进行监督和制衡。 但是，民主的运行又不能没有道德。古希腊的思想家就清楚，一个民主制度能否很好的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道德水准和公民意识。“因追求正义的能力，使得民主才有可能；而因人性的恶，民主才成为必要”。Reinhold Niebuhr 的这话，仍值得我们深思。 危机与转型 从毛这无皇帝头衔的皇帝到邓强人执政再到江胡时代的寡头政治，主政者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正递减，靠所谓的经济发展来弥补这种缺失只可取一时之效不可得根本救治之功。 经济发展能为民主化的发展创造正面条件，也可能因畸形发展造成灾难性后果，让民主化难以顺利展开。伊朗革命前的繁华以及革命后的后果皆可为一证。 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的逻辑，那种先自由后民主，先经济后政治的转型论述，在某些历史情境下或可成立，但在中国却很难成立。笔者一向认为，鉴于中国这种共产集权国家的约束条件，中国的自由化和民主化、经济和政治的改革、社会的更新和国家的再造必须相伴而行，双腿走路，否则便易成灾难。权力没有某种程度的民主化，法治国家不可能得以确立，自由就不可能根本的保障，王立军、薄熙来亦如此，更遑论普通人。而民主没有法治的依托，就易成“一放就乱”的局面。 最理想的状况是执政者具有远见，清楚问题所在，逐渐启动政治改革，让渡权力，确立法治权威，社会活跃自组，形成运动和压力，逐层参与，达成转型。台湾“宁静革命”的道路大体如此。但鉴于六四镇压和二十多年的政策走向、执政者的保守，这种可能正在危险地远离中国。 那么，民主化的启动就很可能是危机造成，而启动后的民主化也就更容易与危机相伴——埃及等国家的现况又一次证明这一点。根源在于旧体制长期对公民社会的压制，社会与政治力量失衡。临此境地，历史中行动者的道德、责任伦理、理性与妥协技巧就将是转型成功的关键。而不管历史如何演进，今日公民社会的准备都将是未来转型顺利与否的基础。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