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热点

@作家天佑–：2012年3月份，大凉山上非常寒冷，我们的志愿者穿着棉衣还冷得不行，黑日达史父女穿着单衣，光着脚，连土豆都吃不上。这就是世界上税收超过10万亿的中国的现实。 来源：喷嚏网

我至今还能记得2010年夏天，我第一次听到《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情景。当时我在哈尔滨的黑龙江大学学中文，而且正对中国的现代史越来越感兴趣。当我听到雷锋的故事，一下子感觉我对中国的热爱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歌词和音乐都向我讲述了一个之前没有接触过的中国，令我特别想从一个历史学者的角度深入了解毛主席时代的中国。 在一个短短的暑假里，我头脑中的每一个细胞都被红歌战胜，如人民被革命风暴激发起来一般。回美国后，我尽量向我老家的朋友解释这种音乐的风格和特殊的历史背景——“红歌就像是中国的披头士，是老一代人最爱听的一种音乐。”但是我那些不懂中文的朋友一听到这些歌的节奏，就坚持继续听滚石(The Rolling Stones)和猫王(Elvis Presley)的歌。 去年的一个夜晚，我在美国大学的图书馆复习到很晚，无意中开始哼《红梅赞》。一开始我只是含含糊糊地哼出曲调，后来慢慢地开始唱，最后大声地把那些优美的歌词唱了出来。过了一会儿，一个女同学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对我破口大骂，问我为什么要大声地发出奇奇怪怪的声音 —— 但我当时真的没有意识到我在唱，因为我太投入了。我周围的同学开始为我的心理健康担心。 我学习红歌的路相对来说是一条比较孤独的路。到处都是Lady Gaga和贾斯丁·比伯(Justin Bieber)的粉丝，而我当时只愿意听像《咱们工人有力量》和《延安颂》这样的歌。在一些人的眼里，我就是一个在中国迷路的外国疯子；其他人无法理解我为什么想让中国人回忆起那一段很复杂和痛苦的历史。但是我仍然爱听红歌。  去年，我对红歌的兴趣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决定申请一个美国大学的奖学金，让我去重庆研究“唱红”，那样我就能够亲临最近几年红歌复兴的发源地，亲耳去听红歌。我当时的计划很简单，先在重庆待几个月进行研究，当重庆大学一位著名的文化史学家的助手，同时也加入该市的一个红歌合唱团。然后，在春天清新的空气中，我就会从江西井冈山重走长征路，一边读历史材料，一边体验中国建党、建国革命家所经历的艰难困苦。 去年十月份，我提交了申请表，然后一直等到今年的四月初，我终于得到通知：我的申请被批准了。该教育基金决定给我一笔钱，让我专门研究中国的革命歌曲。听到这个消息，我欣喜若狂。 不过我没想到，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前几周，中国“唱红”活动的开展却发生了变化。随着重庆市领导班子的调整，红歌居然没有像前几个月时那么流行了。有一种论调甚至提出说”唱红”威胁中国的未来，有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和经济倒退到一个更黑暗的时期。 从我第一次提交奖学金申请表到现在已经快一年了。我现在回到了中国，仍然喜欢唱红歌，经常会对海报上的雷锋叔叔点点头，让他知道我没忽视他。我目前仍旧打算明年一月份去重庆做研究，四月左右开始走艰难的长征路。但我感觉老百姓对红歌的兴趣和热情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仿佛红歌失去了以前那种文化吸引力。 在我眼里，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音乐不仅要看它是否好听，还得了解它的历史和多元性。中国的音乐类型实在太多，当然不只限于现代的红歌。但如果社会开始忽略红歌，中国会失去他艺术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一个让我觉得非常值得研究的部分。 不能因为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抵触而否认音乐的研究价值，那无异于因噎废食——红歌也是歌曲，而革命美学也是一种美学。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致荣剑 荣剑：        等了八天，只等来几句中转而来的手机短信。以如此方式转致歉意，却不公开澄清在清华讲堂广泛传播的影响，这是不够诚意的。 本也想到此为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在这些天内，一些网刊、网文已经在转发或引述你从萧功秦处听来，并在清华放大的那段话（注）。转发引述者都是善意，但毕竟是以讹传讹，却不见你与始作俑者澄清。看来只能由我这个被动者公开作答，略作说明？ 2012当属多事之秋，我也在思考并回答“革命还是改革”这一问题。此前我批判法国革命，但从未赞成过李泽厚笼而统之“告别革命”，并著文批评过李泽厚这一观点。海内外一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我也懒得理会。在史学层面，我始终反对法、俄“大革命”，赞成仅限于政治层面的“小革命”，如英国的光荣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在现实层面，今年以来危机四伏，山雨欲来，我一直在倡言改革，只有重启改革，才有可能化解革命；若为利益集团挟持，冥顽不化，则很可能发生革命。至于知识界借辛亥百年讨论革命与改良，我认为既不能人为制造革命，也不要制造革命恐怖论；后者与辛亥史实不符，也与今日“稳定压倒一切”合流，为利益集团挟持社会拒绝改革所用。总之，改革不到最后死绝，不轻言放弃，革命不到最后关头，不轻言革命。即使革命不幸发生，是好是坏谁也无法预测，只能尽人事以令天择，争取限制其“小”，为社会少付代价，而不能扩展向“大”，玉石俱焚。     这里不存在萧功秦所传“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主观期待。以讹传讹，却以萧功秦此句流言始。咨询萧功秦提供的旁证人，当时是萧开始议论，先说“老朱变得很激进”，然后才有此“引语”，荣剑接过去加码，一变而为“革命的必然性”乃至“必要性”，并拿到清华讲演去放大。      我与萧功秦因重庆模式发生分歧，已经有一年多不接触。2011年春，“唱红打黑”如日中天，上海某方组织重庆模式研讨会，场面盛大，鱼龙混杂，称“东有日出，西有日出”，长江上、下游两个“日出”应相互辉映。我见萧功秦也在出席者名录，为尽友道，曾打电话给萧，劝他以后不要再参加此类会议，无论说什么，都可能被人利用。不料话未说完即遭粗暴打断，恼羞成怒，称我欲作“清流”。经此一事，再不闻问，即使看到他后来被邀去重庆，以及重庆归来答记者问，其中关于我的那段说法既不准确，也有失厚道，未作理会。 今年三月一日，有上海市委宣传部负责官员召集知识界座谈，说北京有调研组来沪征求对十八大及政改意见。平时开会能不去则不去，能不言则不言，此次既闻政改与否，倒觉得不说白不说，而且应该说在前头，勿谓言之不预。那一次是我破例抢先开头，只是想打破禁忌，把后面的发言口径尽可能打开打宽，其他人才好接着说。我举耀邦当年平反冤假错案，以剥离前任“负资产”始，才迎来80年代改革局面；请当局以耀邦为垂范，继续剥离“负资产”，包括耀邦本人蒙受的冤案以及学生、知识界遭受的迫害，都应该平反。否则，谈不上政改，也谈不上取信于人，与民更始。提有三点： 一，    必须为“六四”受难者平反； 二，    必须为法轮功一案伤及底层无辜平反； 三，    必须为重庆“唱红打黑”蒙冤入狱者平反，并追究薄熙来罪责。（当时王立军事发，薄熙来还在重庆执政）。 这一天萧功秦亦在座，他也确实接着讲，不同意我的意见，为重庆模式能解决民生问题辩护。这是最近一年我们两人唯一一次交集，发言皆有官方记录可验。因上述不愉快，已不愿与其争论，各讲各，讲完即走。但我并不认为上述意见有什么了不得，也没有什么“激进”，只不过是守一条底线。知识界多少年多少人皆有同感，我只是当着官方面，打破这条官方禁忌而已。除此之外，与萧再无接触，怎么可能与他讨论革命？更不可能对他说什么“革命的好与坏”。 薄熙来出事，重庆模式垮台，萧功秦或许有一点舆论压力，但也不要紧，同样那点主张，今天这里垮台，明天那里会用。对不同意见也不必背后打听，传播流言，给人戴上红帽子。他也可以继续坚持他在六四问题上的立场，那年开枪前夜，我对他说你若还是坚持这样的立场，那就只能绝交。结果枪也开了，血也流了，他还是为六四辩护，不还是我让步，念多年友情，不忍绝交？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始终没有过“共识”，他未变我亦未变，二十三年如一日，何来“老朱变得激进”，他自己“中道超越”？学者贵在独立，不随官方而俯仰，不为某官见弃悲，不为某官见赏喜。形势对自己不利，不必恼羞成恨，形势对自己有利，也不必转嗔为欢。为学不可取者，是不敢公开自己的坚持，又把不同意见夸张为另一个样子，虚拟一个“激进”来“超越”。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改革即可能有革命”，说的是客观趋势；到萧功秦这里一变为“革命未必是坏事，革命的结果就未必那样坏”，呈主观期待，隐隐然盼望革命；经荣剑误传，再变为“革命不仅具有必然性，而且具有必要性”，活脱脱毛氏话语。何必“三人成虎”？有此二人足矣。但这样一顶红帽子、毛氏套头语，本人还是耻于认领。我不惧有此传言得罪体制，该得罪早就得罪，再难听的话也已经当面直说，何来恐惧？也不想以浮言邀浮誉于江湖，该澄清必须要澄清。 至于荣剑短信说“应有担当，免于恐惧”，“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否则，何以垂范后学；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与人致歉，能否这样说话？原则上是不错，但也是张冠李戴，说错了对象。 关于第三波还是第几波，这种说法也不恰当，更不必有意去“掀起”。这不是“担当”，而是毛式专用语，文革中已被用腻，大话炎炎，令人生厌。我赞同人应有大气，也欣赏荣剑下海甫上岸，即大声说话，如前此评重庆模式与学者奔竞， 此次又驳房宁者言，写得都不错。不过，大气不是浮气，陆地行走也不是海里逐浪，需仔细辨别，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一步一步踩稳了走？ 悠着点，路还长，有定力能沉毅者方能行远。故不避直言，不揣冒犯，这也是朋友忠言，虽不敢绝对，还盼荣剑兄海涵？ 朱学勤   2012-11-9 注：清华大学2012年法政哲学论坛，荣剑发表讲演，题为“改革和革命：中国的选择”。2012年10月31日《共识网》刊发。       附一：给萧功秦发email  —– Original Message —– From: xueqin zhu To: 萧功秦 Sent: Thursday, November 01, 2012 7:24 PM 萧功秦：         请见附件，荣剑在此讲演中提到你曾对他说，“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  对此说法深感震惊，请问我何时对你说过这样的话？此说毫无证据，是不负责任的流言，要么出自你，要么就是荣剑转述错误，两者必具其一。       请你尽快澄清此事。         朱学勤          附二，萧功秦回email    — 12年11月1日，周四, 萧功秦1 写道： 发件人: 萧功秦1 主题: Fw: 收件人: “荣剑” 抄送: “朱学勤2” 日期: 2012年11月1日,周四,下午7:58   老荣：转来老朱一信，得知你在北京一次公开场合谈到老朱讲过一段话，请问，我什么说过“老朱不仅认为中国未来具有革命的必然性，还具有革命的必要性。”这样的话？你应该回忆得起来，我的原话是，“老朱认为，如果改革走不通，也许会发生革命，革命未必就一定是坏事，革命的结果未必就那样坏。”我的这段话，都有旁人可证明，朱小平也在场，邓正来也可能在场，他们可以证明。我谈的这段话并不是公开场合，而是私下朋友间谈话。你把我的原话意思变了，且在公开场合上讲，这会对老朱造成一定的困扰，真不知你怎么会这样做，希望你解释一下。请回复。萧功秦       附三：萧功秦转荣剑手机短信并附言： 荣剑给萧功秦回短信   老萧，我在北京对很多自由主义学者说，要掀起中国自由主义第三波，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老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领袖，应有担当，免于恐惧，否则，何以垂范后学。我出言或有不慎，以后应予改进，但你们不必过于惧于体制，都这把岁数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上海的学者应当摆脱旧有懦弱形象，至少大气些。此言虽有不敬，绝对是朋友忠言。请向老朱致歉致礼，去上海时我摆酒请罪。荣剑。   萧功秦附言：      这是荣剑回信。他请我转给你。并向你致歉意。我请他直接写信给你。他说不认识你还是由我代转好。      给老兄添了麻烦。万请原谅。萧功秦  2012 11 2 12；26 荣剑：学者的清誉和担当——回朱学勤的信 　　学勤兄： 　　因我出言不慎或修辞不当，这回不仅要得罪你，恐怕还要得罪所有上海学者。“懦弱”之说，用在谁的头上，都不会有愉悦的感觉，更况乎你这样的学者。我这近乎戏言和调侃之词，真不必当真。其实，二十多年过去，人在做，天在看，谁是真情汉子，一目了然，绝非一叶可障。上海多有我深感钦佩的学者，比如沙叶新，比如你。在士林腐朽、学风日下之际，保有一份清誉和担当，的确很难。我为此理解你的心情，接受你的所有批评。就引言而论，我虽听之萧功秦，对你的具体语境确实不察，但作如此表述，是有大话炎炎之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承担，不必过责于功秦兄。在此向你表示真诚歉意，请你务必谅解。 　　读你的信，的确还是会有所联想。你提及和老萧的分歧，以及绝交的往事，我以前也听闻过。这些年来，我私下里曾多次批评老萧，提醒他弃言新保守主义那套话语。共识网上发表的我对他新书的评论，提到了“制度要转型，理论也要转型”，就是要求他放弃新保守主义，不能再为国家主义提供任何学术支持。这话老萧肯定听不进去，他在这个领域苦心经营二十多年了，声名如炬，岂能轻易弃之？作为一个学者，坚守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曲学阿世，不附炎趋势，当是本份，但是，老萧的动机总是令人质疑。我就对他说过，也和别人说过，萧功秦这两年来，两次站错队。一次为重庆说话，被苏伟教授树为右派转变立场的标兵；另一次则是为张木生重返新民主主义提供论证，主动把自己的新保守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靠。在大是大非的现实面前，我总觉得萧功秦脑子犯迷糊。以前他提倡新权威主义，或许掌握部分真理，有那个时期的历史合理性，现在还是这么讲，在学术上毫无反省，的确让人费解。 　　学者何以立身？学者何以问学？学者何以经世？历代历朝好像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但是底线是有的。不说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些近乎圣人的尺度，至少应该达到顾炎武所倡导的“行己有耻”，不能无所不取，不能无所不为，要“有耻且格”。 对于当今的一个学者来说，何谓不取？何谓不为？并不难以抉择，无非就是表达一个立场和态度，一个价值观，一个是非标准。“重庆模式”高潮时，有多少学者蜂拥而去，又有多少学者表达不齿，现在来看，谁是谁非，岂不清楚？批评老萧，真是朋友之间的诤言和互相提醒，对待那些投机者和献媚者，岂有如此客气？我写的那些批评若干不良学者的文章，之所以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大概就是道德底线还在，良知良心还在，国之四维还在。无耻之徒，终不齿于人间。 　　我在给你和老萧的短信中，提到学者的“担当”和“垂范”后学，也是有感而发。学者洁身自好，凭良心做人，不和权力同流合污，不刻意迎合世俗，在现在的条件下，已属高尚品质，能做到这些，已经可以垂范后学了。在不能免于恐惧的体制下，学者的责任和担当会有不同的表达形式，非以只身挑战权威为首选，学者的言说是他惟一有效的武器。在互联网的时代，话语真正成为了足以和暴力、资本相抗衡的力量，这个力量的形成和壮大显然取决于作为个体的学者的发声，如你所说：“当言则言，不当言则慎言。”我期待你的言说。 　　有不当和不敬之词，请学勤兄务必再次谅解。顺致撰安。 　　荣剑 　　2012年11月9日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1月10日 中共治港十五年，港人懷念英國殖民政府之情，與日俱增。現在，有反政府遊行，幾乎就一定有人揮舞港英時代的龍獅旗。 中共於是說「境內外敵對勢力」謀求香港獨立。政協委員劉夢熊說：「香港要立法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等等行為。」《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胡漢清說：「我最鄙視拿英國旗的中國人。」《基本法》委員會成員譚惠珠說：「高舉殖民地旗幟者，要明白香港人目前享有的自由，是內地給予的，不是英國。」中共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前主任魯平更疾言厲色說：「香港人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就應放棄中國籍。」中共顛倒白黑的本領，真是六十年如一日。 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坐木筏去外國）。」執政者無道，百姓棄而去之，本來是理所當然的事。我沒聽過孔子因此受到批評。 而懷念前賢的甘棠懿政，更是中國人荷恩不忘的美德。唐朝元和年間，韓愈被貶為潮州刺史，途中看見楚人殷勤拜祭戰國時代楚國賢君昭王，寫下《題楚昭王廟》絕句：「邱墳滿目衣冠盡，城闕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間茅屋祭昭王。」假如照中共理論，楚人是要搞「楚獨」，是要恢復戰國的割據局面，是要顛覆大唐政府。這樣的道理，中國人從來不懂。 我們懂得的，是明君賢相，德被天下，自然天下推崇。所以，唐太宗貞觀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請太宗做天下領袖）」（《資治通鑑》卷一九三）；蜀漢丞相諸葛孔明征南蠻，「七縱七擒」蠻王孟獲，「服其心而已」，「於是蠻方皆感孔明恩德，乃為孔明立生祠，四時享祭，皆呼之為『慈父』」（《資治通鑑》卷七十、《三國演義》第九十回）。根據中國傳統道德，蠻人呼孔明為「慈父」，是不敢負義忘恩，可以讚美而不可以鄙視。 最可鄙視的，是不辨恩讎，只求富貴。香港人都知道，在中共三反五反、大鳴大放、三面紅旗、文化大革命、六四剿民等運動之中，香港當年不是蒙港英蔭庇，不可能安如磐石。劉夢熊一九七三年不堪中共統治，偷渡來港，在港英庇蔭之下，季子金多，然後獲中共青眼。只是他今天哪裡還懂得感念前朝。 同時，我們在港英時代就知道，自由與生俱來，不用官家「賜與」。我們還記得港英創辦廉政公署，記得當年法不阿貴，記得當年教育從來沒有「聽英國國歌，必須感激流淚」的規定。現在，我們卻看見香港政務司長鄭月娥大力批評廉政公署礙事妨政，看見《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嚴詞譴責法官不按中共意旨判案，看見香港教育逐漸變成「共產黨萬歲」教育。所以，港英政府雖然已成陳迹，「猶有遺民懷舊德，龍獅一纛念港英」。 中共為政，只要以德服人，就什麼「港獨」、「臺獨」、「藏獨」等都不會有。但我何必癡人說夢。 古德明 專欄作家

　　《“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序言 　　 　　今年我已经吃96岁的饭了，精力体力大不如前，很少伏案握笔。前不久，李凌同志将他的书稿《“民主堡垒”群星陨落记》给我，并嘱写序言。我之所以应命，是由于这本大著中有我熟悉的人，主要描述了当代许多著名学者、大师的悲惨命运，所关注的问题恰恰是我晚年不断呼唤的“何时宪政大开张”。可以说，这本书是当代中国历史变局的一个例证。 　　 　　当年领导云南地下党活动的省工委书记郑伯克，是我在中组部工作时的同事，又同住一栋楼的邻居（已经去世），他在云南多年，曾亲临联大指导工作，解放后就被打成“地方主义”，从一线退下，再没有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 　　 　　1939年夏，我到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时（青委书记是蒋南翔），认识了袁永熙，他当时是西南联大党总支书记、省青委委员，刚从云南调到重庆南方局办的青训班学习。1941年，皖南事变后，全国白色恐怖，他奉云南省工委的批示从昆明到农村隐蔽起来，继续在个旧地区从事党的工作。随后奉南方局组织部的命令，1944年回西南联大复学，参与领导学生民主运动。他曾有过短暂辉煌，解放后，在团中央任学生部副部长、清华党委书记、校长助理。他的夫人陈琏（陈布雷的女儿）因他被打成右派而离婚，文革中自杀。 　　 　　还有何功楷，也是“一二·九”运动后武汉秘密学联的成员。他的哥哥何功伟，在抗战初期被国民党杀害，延安开过追悼会，是我参加筹办的。何功楷在外交部工作，任过驻外大使。 　　 　　1952年以前，我一直在报社和宣传部门工作，非常关心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国民党镇压民主运动曾写过不少文章。昆明的“一二·一”惨案，随后李公朴、闻一多相继遇难，是震动全国的大事。书中的统计数字说明：“一二·一”前，昆明的大学中只有党员20多人，运动之后发展到100多人，仅西南联大就有71人。西南联大存在的八年多时间里，曾在校就读的学生约8000人，毕业的本科生、硕士生3800多人，先后在校中学习和工作过的中共党员有206人。其中“一二·一”惨案中遇难的烈士有于再、潘琐、李鲁连、张华昌（于、张不是联大的）。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的有肖亮、刘国　（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钟泉周、钱泽球、江文焕、荣世正，还有参加云南武装斗争牺牲的烈士吴国珩、曾庆铨、陈海、陈虞陶，共13人。大多数学生解放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如马识途、宋平、王汉斌、彭　云、何东昌、何功楷、沈克琦、李晓等。有一位1940年在联大毕业的老教授、研究美国史的专家刘绪贻，书中没有提及。2012年5月，武汉大学为刘教授一百岁大寿开了庆祝研讨会。由于他坚决反对“用民本偷换民主”的“维稳”，以此压制改革，大家歌颂他为“百岁非毛派”，要力挺“刘绪贻精神”。我的贺辞：“关心祖国和人类命运，为实施宪政努力奋斗”，悬挂在大厅；还编入纪念文集《野老丹心一放翁》的首页，文集有近100人的文章，约120多万字，有很多文章是歌颂联大的民主自由，抨击蒋介石专制独裁贪污腐败的。由此可以看出，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对最后战胜国民党所作的贡献了。 　　 　　西南联大能够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民主堡垒，不仅是云南省工委领导了联大有战斗力的党组织，一批优秀党员和许多进步同学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还有一支富有民主思想的校领导和教授队伍，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后两校校长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有兼职，不能来云南，校务由清华校长梅贻琦全权主管。梅的人品与个人修养极佳，从不轻易发言，成竹藏胸，言出必行，行必有方。陈寅恪如此评价：“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的生活也很严谨，他将校长专用车改为公用车，自己尽量步行；每遇困难挺身而出，从不独断专行。清华成立之初就是民主治校，梅校长力主学术自由，抗拒政府政治控制的教育体制，学校有教授会、评议会和教务会议，最有发言权的是教授，被称为“教授治校”。梅视教授为大学的脊梁，1931年就职演说有这样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读过大学的华罗庚，入学考试英语差的吴晗，数学极差的钱钟书，都是他引进的人才。在云南时，梅校长对校内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从不干涉，甚至加以保护，对国民党镇压学生行动时则予以抵制。 　　 　　联大有一支出名的富有民主思想的教授队伍。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遭国民党刺杀，引起轩然大波，激发更多知识分子站到国民党的敌对方面。罗隆基、潘光旦、曾昭抡、费孝通、向达、吴晗还有云南大学的潘大逵等，都是竭力促进中国民主化变革进程的。他们大都留过学，受西方科学、民主和宪政治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深感不满。皖南事变后，一部分国民党参政员组成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的前身），就是为了促进中国民主变革的一次重要行动。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成了民盟的高层成员。这当然也是联大成为“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年坚持民主制度的人，未必接受马克思主义。如罗隆基，抗战前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就因为批评国民党统治下的人权状况，鼓吹言论自由，就大受迫害，要取消他的教授资格。他的政治思想，就是从英国拉斯基学来的政治学，在《新月》月刊上发表的文章，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作了直接的批评，如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和相对贫困化的理论（现在罗的这种见解已经被学术界接受了）。这些教授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是极其真诚的、坚决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可以说陈寅恪教授，我过去并不知道这位大学者，是上世纪80年代黎澍同我去钱钟书家拜访时，听钱谈到，解放初期，郭沫若写信给陈，邀请他到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任所长。陈回信说：如要我当所长，这个所就不讲马克思主义，请你告毛泽东、刘少奇得到他们的同意。陈没有去台湾，一直留在广东中山大学，也没有北上。陈是史学大师，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陈是真正的家学渊源：祖父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和父亲陈三立都支持维新变法，举办新政，遭到撤职。他的哈佛大学同学吴宓对陈的家世也极为佩服，在《日记》中称赞他“造诣出群，非偶然也。”“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陈寅恪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曾经指导“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桎梏”当时指三民主义，后来指马克思主义。中央曾先后派章士钊、陈毅、周扬等人到广州劝说陈来京就职，陈一一谢绝。 　　 　　这些当年反对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统治的进步青年和精神独立的教授们，结合在一起，就成了“民主堡垒”，乃星空中璀璨夺目的群星。这种定性是完全正确的。 　　 　　李凌这本书的书名是《群星陨落记》，它不是要写群星，而是要写群星的陨落。1949年之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成了大陆的执政党。根据当年共产党尤其毛泽东着重宣传的，要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些民主教授和革命学生们追求的目标可说已经达到了，这不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吗。可是奇怪的是，就像天文学上发生的流星雨一样，群星乱落了！这一本书就是记下了这一页历史。 　　 　　1949年以来，政治运动不断（有学者统计，大小40多次），这些运动不论叫做什么名字，都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都是整人的，首先是打击知识分子的。书中写到：当年受周恩来派遣到昆明做龙云工作的华岗，取得很大的成功，还一度化名在西南联大任教。可是到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他就在山东大学校长的任上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来被整死了。肃反运动的打击面（立案审查）是140万人，所有政治历史稍微复杂一点的都得列为肃反对象。华岗这样的大案是登了报的，其他的人就无从知道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为了要使右派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毛泽东规定要有十分之一见报。这样，在当年的报纸上，就看到了罗隆基、费孝通、潘光旦、曾昭抡、潘大逵、吴文藻、吴景超、向达……等等民主教授被列为右派分子的材料。联大的学生划为右派分子的，有参加党组织领导的袁永熙。本书作者李凌，是在联大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的，也被划为极右了。当年在联大积极参加领导学生运动的共产党员，解放后被整得很惨甚至整死的，除袁永熙、陈琏外，还有李炳泉、吴显铖、尚嘉齐、范迪之、卢锡锟等，联大师生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极右、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被抄家、被凌辱的人不知有多少。据我所知，1957年谢富治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时，他就把当年调到“边纵”工作的许多联大学生党员打成右派、打成地方主义分子。陈寅恪是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中，遭到批斗的，从此告别讲台，潜心著述，文革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双目失明二十多年去世。 　　 　　我在几年前曾写过一篇文章《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刊《炎黄春秋》2008年第7期），从《毛选》上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6年最早发表的原件中（《选集》作了大量删改），可以看出他早年的敌视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他认为无论哪个国家，都分有上、中、下三等人，或五等人即大、中、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将银行等高等员司、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部分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学生、大律师等，称为“反动派知识阶级”，属于前四等人的附属物（人数约一百万）。将为“中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即大部分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学生、小律师等，分为右翼和左翼，右翼属于反革命，左翼有时可参加革命，然易与敌人妥协，这些可友可敌的人有四百万。延安时期必须同国民党争夺知识分子，毛对知识分子的看法略有变化，但没有根本变化，从1942年的整风运动及随后的抢救运动，知识分子仍被当作“异端”惨遭迫害，我有亲身经历。（抢救运动中，延安和边区共打了15000个特务，一个真的也没有。）毛始终认为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乃“皮上之毛”，“阶级斗争”革命中的反动派。直到文革时，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连知识也被否定了：“知识越多越蠢，越多越反动”。 　　 　　关于反右派斗争还应多说几句话。1949年后的所有政治运动都是整人的，主要整知识分子。反右派斗争除开打击人之外，还要批判这些人的见解，即批判所谓右派言论和右派思想。今天看来，其实当年所批判的右派思想，其中许多都是有助于中国现代化、民主化、法治化的主张。批判了这些，就颠倒了是非，迟滞了中国按普世规律前进的进程，其后遗症至今还没有消除。反右派运动可以说是对中国民主群星一次大规模的摧毁。可是事情至此还没有完，比如吴晗，在反右派运动中是颇为积极的（那时他刚入党），到文化大革命就成了祭旗的牺牲，最后他全家死得好惨。 　　 　　由于知识分子喜欢提意见，喜欢多嘴多舌，执政当权之后，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异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感到同他所希望的人人都当“驯服工具”，当“螺丝钉”（学雷锋）的要求格格不入，将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当敌人看待的早年认识，终于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实践了。 　　 　　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毛泽东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1966年4月24日，毛泽东对“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中说：“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还是如此。他们也有术，就是反革命的方法。所以我常说，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比较起来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他们不自惭形秽，整天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如此下去，除了干反革命，搞资产阶级复辟，培养修正主义以外，其他一样也不会。” 　　 　　既然是反革命，当然要对付了。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对他的美国友人斯诺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边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197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这个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纪要，在注释中指出：“此件请印发党的基层党支部，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并认真学习，正确领会主席讲话精神。”也就是说要全国各地一直到基层党支部都要对知识分子“开刀”。（以上引语分别见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118页，第12册35页，第13册171页、182页。） 　　 　　文化大革命中，将知识分子打成“臭老九”，将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远不得翻身。 　　 　　西南联大即是“民主堡垒”，又是“人才摇篮”。在八年多的教学期间，教育出的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生中，到1995年，共有90位学生成为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有8位是联大人，其中只有赵九章、杨嘉墀两位是当年的教师，其余6位都是当年的学生，即郭永怀、陈芳允、屠守锷、朱光亚、王希季、邓稼先。我国从2000年开始，评“最高科学技术奖”，每两年评出两人。该项奖极其严格，宁缺毋滥。到2008年，共评出12人，其中有当年联大学生4人，即黄昆、叶笃正、刘东生、吴征镒。还有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也来自联大物理系。可是培养这些学生的老师们，如曾任清华、北大、西南联大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的叶企孙、饶毓泰和两弹一星元勋之一的赵九章都下场凄惨，甚至被整死了。 　　 　　李凌同志的这本书，以他的亲见亲闻亲历为主，加上搜集到的材料，记录下这一页沉重的历史。现在的中年尤其青年人，大都不了解这一页历史。中国应当走上自由、民主、科学、法治的现代化道路，这是大家的责任，一百多年来，多少人为此奋斗、为此牺牲。知识分子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处于一种什么身份和地位，毛泽东怎样扭曲了这种地位，历史就在眼前流过，不能无动于衷。任何理论都不能离开真实的历史，对历史要有忠诚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也都同他们当年经过的史实分不开。本书作以耄耋高龄、孜孜　　来写这本书，当然感到这是一种历史的责任。 　　 　　前几个月，我所在的单位老干局发了一个《关于开展“党的生日寄语”活动的通知》，要求我们这些老头写一段“寄语”，“以营造庆党的生日、迎党的十八良好氛围”。我就在“通知”下面的空白处，写了这样几句话，录以结束这篇序言：“以史为鉴，鉴往知来。人类历史进步，从工业革命到现在智能社会，靠的是科学知识创新；此种创新又同自由民主的宪政治国分不开。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正是高举民主与科学大旗，循此普世规律、世界潮流。我们党革命胜利，也是靠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宣扬建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获得的。可是执政之后，却走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殃民祸国，直到‘文革’十年呜呼哀哉。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好转，前十年随世界潮流前进，八九年之后，普世价值失效。我的忧虑在：何时宪政大开张”。 　　 　　 　　 　　 　　 　　 　　 —白衬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