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友好的大简：成都，九眼桥发生什么事了？ 2013年05月04日 15:15 水星mer：党政国企连续晚上开维稳会，学校要求周六上课不出校，我们这些外围民企外企由区政府发通知给物管挨个通知，居民楼里的由居委会挨家挨户塞传单劝导，买个口罩还要实名登记，彭州籍员工全城统计，这是成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维稳演习。若这样都不能将成都人民散步的热情消灭，才真是小看了成都人民的血性。 2013年05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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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单字“铊”已成为搜索禁词】...
阅读更多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告诉记者，虽然这些年不断在追问案情，但公安部门的回复一直都是“正在调查中” 踏进朱令的家，会让人感到时空在20年里凝滞了，陈设简陋，墙壁斑驳。昏暗的光线中，一切还像是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 北京市公安局对朱令亲属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作出不予公开信息的回复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余姝 通讯员 杨晶晶 宁菁菁 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黄洋遭投毒被害身亡案已有初步结论。19年前，相似惨剧也发生在清华大学女生朱令身上。如今朱令全身瘫痪、100%伤残、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如果不是当年的铊中毒事件，她也许将拥有截然不同的人生。 多年来，朱令案件的重重疑点一直未被完全揭开。警方已认定此案系投毒，但究竟是谁投的毒？案件最终又为何不了了之？朱令的大学室友孙维，作为本案唯一嫌疑人，曾在2005年发布声明自称清白，更令本案扑朔迷离。 近日，朱令的父母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最大的心愿就是早日公开案件信息。 A. 三大悬疑 1995年底，朱令的室友孙维被警方列为本案唯一犯罪嫌疑人。1997年4月2日，孙维被北京警方带走讯问，持续8小时后由家人领回。1998年8月26日，警方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孙维和朱令中毒案有关。2007年，公安部办公厅在给政协委员的复函中称北京市公安局文保处早在1998年已办结此案，并妥善答复了当事人家属。但朱令父母却称公安机关从未告知此案已结，他们一直在等待调查结果。 A.01. 为何两年后突审孙维 1995年4月底，朱令被确定为二次中毒，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同年夏秋时分，警方曾到朱令父亲所在的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并通知朱令家属：“只剩一层窗户纸了”。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也曾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到了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有关领导却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侦查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中。此后再无下文。直到1997年4月2日，警方突然对孙维进行了一次突击审讯。 这一过程在孙维发表的声明里也有所体现。孙维称：“事后由于朱令家人一直广泛地向大家讲述，我们也就听到一些以前不了解的事情：1997年3月，朱令家人致信北京市公安局长，指出学生即将毕业离校，其中很多人将出国留学，此案急需抓紧侦破，不能放走凶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朱令中毒两年多公安机关一直没什么动静却突然在1997年4月2日对我进行突击讯问。” 朱令的父亲吴承之对孙维的这些言论出疑问：“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上书’的具体时间，孙维是如何得知的？这让我觉得她的‘背景’非同一般。”外界传闻，孙维家世显赫，有亲属曾担任北京市领导职位。吴承之认为，孙维未被进一步调查是得益于其家庭关系。 A.02.
阅读更多1994年5月，父亲吴承之带着女儿朱令去了杭州。荷叶田田，春末夏初的杭州，有着一年中最美好的景致。 而正是这样一个临时的决定，给所有关心朱令的人留下了她在中毒前最后鲜活的身影。 11月之后，朱令的身体开始出现中毒症状，直到次年4月，她被确诊为两次铊中毒。 100%伤残、全身瘫痪、双目近乎失明、大脑迟钝、100公斤的体重、基本语言能力丧失。19年过去，当初那个会弹古琴、擅长游泳、倩笑的朱令已变成了另一个模样。体内铊毒慢慢向她的全身器官侵蚀，走到哪里毁到哪里。但吴承之说：所幸，她仍然活着。 “能不能再好一点，再好一点？” 朱令的家在北京东南二环的一幢住宅楼里。略显昏暗的屋子还和19年前一模一样。黑色的皮沙发已经满是补丁，天花板上能看到石灰剥落的痕迹。客厅的橱柜里，放着这个家庭的一些相片。最大的一幅里是吴承之和妻子朱明新，没有朱令，也没有已经离世的姐姐吴今。 这几天，朱令的感冒令两位老人异常紧张。不再愿意请护工，他们觉得没有人能比自己把朱令照顾得更好。“几乎每年令令都会得病，一得病就会发病危通知单。”朱明新的说一两句话，就会到房间里看看朱令，眼里是说不出的担心。 每天清晨五六点，吴承之和朱明新醒来，等待他们的是再熟悉不过的一天早晨：用雾化器、咳痰仪帮助朱令咳清痰液，以便她呼吸；准备好流食喂她吃饭；给患有糖尿病的她打胰岛素。 已经72岁的吴承之在朱令中毒之后基本放下的所有的工作。他学会了注射，笑称自己是女儿的“专职护士”。 午饭前，朱明新托着朱令的身体，吴承之躬着身子架起朱令的双臂，一点一点地把她挪到了客厅里用于训练站立的康复机上。朱令慢慢站起来，再坐下。最开始，身体变形的她，必须在父母共同的帮助下才能完成5个。 “她做完就一头汗，我也一头汗。但她很坚强，从5个、10个、30个，现在每天做4次，每次能做60个。”做完一组动作，吴承之总会问朱令“累不累”，朱令不能说话，就点点头。休息片刻，吴承之问：“还接着做么？”朱令还是点点头。 到晚上，朱令睡下之后，吴承之就等在她的身边。一旦朱令要便溺，她便会摇病床的扶手发出声响，吴承之就会帮助她。由于朱令无法说话，每天有关排泄的询问成为最常见的父女对话。再睡下就是凌晨1点，吴承之不敢睡得太沉，他就躺在女儿病榻边上的床上，随时听着她的呼吸。 夜深人静，有时吴承之会做梦，梦到小时候带着两个女儿玩耍的情景，醒来便不愿意回忆。没有人知道，为何上天给这个家庭太多的厄运和苦难。两个出色的女儿先后在1987年和1992年考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大女儿在考入大学后第二年的一个周末与同学春游时失踪，3天后在一个悬崖下找到了她的尸体。 也正是因为大女儿的遭遇，吴承之才会在1994年朱令提出想与同学一起出游时，提出自己带着她去杭州。没有人会想到，这竟然是最后一次父女同游。 这19年，即使再危险的情况，吴承之也从未想过要放弃朱令。“可能就是……走了一个以后，第二个还在……”他昂着头，靠在沙发上，像是和自己在对话。 “已经没什么期待了。就想着，她能不能再好一点，再好一点？”朱令病重时，夫妇俩唯一的希望是她活下去。待到病情好转，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活得再有一些尊严，“希望她再好一点，再好一点，就这样一个心情”。 近几年，吴承之心里总有一个念头：如果自己和妻子再没有能力照顾朱令，她会怎么样？“都快20年了，再能够坚持10年，已经算是奇迹了。如果我们走了，她可能也……”吴承之没再说下去，摇了摇头，不再说话。 朱令父亲吴承之反复地诵读关于女儿案情的文稿。2008年他给政府提交关于案情的信息公开申请，但被以“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情形”为由驳回。本报记者李琼摄 “她的生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 朱令家不大客厅里放满了同学、朋友送来的东西。毛绒小熊占据了一个角落，对着的墙上有一幅唐卡，神佛表情恬淡，寓意祝福。然而，吴承之不相信神佛，“朱令活到现在，最主要靠的是她自己和同学的帮助”。 “一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死去，医生没办法确定她的病因，我们需要得到你的帮助。”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贝志诚向世界发出了关于此事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也正是这封邮件使朱令成为首位利用互联网向全球寻求拯救的病人。 贝志诚前后总共收到了约3000封回信，“其中有60%认为朱令是铊中毒”。 朱令发病后50天后，关心她的人们才找到能够解毒的普鲁士蓝。一个月后朱令体内的铊含量降为零，中毒症状消失。 然而，因为延误了治疗时间，毒物已经侵害到了她的大脑神经、视觉神经和四肢神经，给她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从寻找解药，到寻找真相、维持她的生命，朱令中毒后的19年来，她的同学们没有离开这个他们眼中的“完美女孩”。 没有间断的是不断的探望，2003年朱令的同学童宇峰去看望朱令的时候，“她已经恢复了很多旧时记忆。” 2004年他写下了《广陵一曲从此散》一文来怀念这位曾在北京音乐厅独奏《广陵散》的同窗，“十年在一晃中过去了，但对朱令的记忆并没有消退。她的生命已经成为了我们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 也就是在这一年3月，帮助朱令基金会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基金会以帮助朱令以及她的家庭为主要目的，最主要的成员就是朱令的同学和清华民乐队的队友。 基金会收到的捐款通过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转给朱令家庭，全部捐款用于朱令的治疗和康复。 就在基金会成立后不久，民乐队的同学李莉和几个同学到带着这段时期的捐款到朱令家。 同学们凑到朱令眼前，逐个和她打招呼。朱令还能记起他们的名字，但发音已经无法听清。那个时候，朱令还能在钢琴上弹上一小段。手指没有力气，好多琴键都无法按响，只有指法完全正确。 在同学的不断努力下，帮助朱令基金会的每一笔捐款不断的通过清华北美教育基金会转给朱令家庭，清华北美教育基同时帮助开出免税收据给美国及加拿大境内的捐款人。 另外基金会给每一个捐款人发电子邮件确认信，并通过帮助朱令基金会网站及时公布最新的捐款人信息和资金流向。 客厅的一角堆满了同学和志愿者送来的“祝福”。本报记者李琼摄 “我们的愿望就是朱令母亲的愿望” 4494天到6675天。 在百度“朱令吧”里，有一个2007年开启的帖子，通过网友们的回复计算着朱令中毒之后从报案那天到每一个“今天”的天数。到2013年4月20日，已经是6675天了。两千余个回复里，没有间断的是这群素昧平生的人对朱令的关注。 4月17日凤凰网等多家媒体通过和某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李老师（以下简称Lee）取得联系，通过她的联系采访到朱令父母。四年前，Lee还是一位和朱令毫无关系的局外人。2009年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访学从中国传媒大学一个老师那里知道朱令家一些模糊状况，回国后找到帮助朱令基金会并成为志愿者。 Lee成为了和身在美国的朱令的同学联系最紧密的人员之一，她经常去看望朱令，并记录下她最新的状况，告诉身在美国的朱令的同学们。 和Lee一样，网友Fang_2014（以下简称Fang）是从2005年开始参与帮助朱令的志愿者。她并没有见过朱令健康时的样子。和其他志愿者一样，他们最初活跃在天涯社区，后来聚集到了百度贴吧。 Fang在贴吧里认识了其他帮助朱令的志愿者。网络上聚集起来的人们，“开始时无组织无纪律”。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募集捐款，帮助朱令家里购置一些需要的东西，以及呼吁各方面的关注。 2006年秋天，Fang在北京志愿者Zenyup的带领下第一次探望了朱令的父母，当时朱明新夫妇正在帮她做康复锻炼臂力。“叔叔阿姨让朱令站在一个台子上，蹲下去再站起来，然后再按摩。” 在志愿者Fang看来，朱令父母一直“把她当成健全人在照顾，是父母的爱让她生命延续这么久。”第一次去，Fang只能留下800元，聊表心意。 2006到2011年，一年一年的时间流逝，Fang仍每年都要去看望朱令一次，每次都记录下朱新明家的情况并向其他志愿者提供需要帮助的信息。她从不在朱令家吃饭，“因为怕麻烦她爸爸妈妈。”吴承之和朱明新夫妇也了解志愿者的心思，就提前包好饺子，等着志愿者去了再下锅。 2011年10月15日，Fang去吴承之家时候，朱令上半身因为322天的住院而有些发胖，腿脚却瘦得只剩皮包骨头。“虽然她心情很好，扬着嘴笑。”但那次吴承之告诉Fang，“朱令偶尔想起某些事还是会嚎啕大哭。” Fang抱着朱令的母亲朱明新，看见她头上的白发和依旧穿着凉鞋的脚，眼泪翻涌。“他们是如此用心的生活，精心照顾着病人，昂扬的生活姿态足以让任何苟且偷生的人惭愧。” 她在网上反复转载关于朱令的信息和报道，希望寻求到更多的帮助。除了在网上发帖，志愿者也制作了大量与朱令相关的电子书，并且邀请媒体报道。从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到《北京青年报》、《新京报》等媒体，在网友们的帮助下，朱令的一些新闻和消息一直都有更新。 “我们是想让朱令的事情多被人知道，我们的愿望就是朱令母亲的愿望。”Fang说。 2007年，志愿者数量开始减少。“当时组织有些人心涣散，很多 志愿者在那个时候退掉了，再也看不见他们了。”但他觉得坚持不坚持其实无所谓，“因为朱令的事情是非常特殊的”。 目前，志愿者考虑最多的是“万一朱令的父母不在了怎么办”。Fang说：“他父母都已经快七十岁了，他们很辛苦。之前一本杂志在采访朱妈妈的时候，她甚至想过如果她不在了，她就把朱令一起带走。” 原载于《清华大学清新时报》
阅读更多上周二， 2013 年 4 月 16 日，又一位著名大学的顶尖学生被毒杀，他就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黄洋。据说，他因家境贫寒母亲长年卧病而放弃北大经济系的志愿考取复旦大学医学院，母亲的手术费用靠其奖学金等支付，其大学期间的费用均靠自己解决。这起毒杀案令从未破案的 11 年前清华大学才貌出众的高才生朱令被高剂量铊毒致残再次引起关注，该案因公安在侦查工作中的重大错失令犯罪嫌疑人（受害人家庭怀疑是受害人的同寝室好友孙维）至今逍遥法外，甚至有怀疑是同寝室数人联手作案。而在这两起案件之前，据报 1997 年被保送进北京大学的高才生王小龙因人际纠葛向曾经的好友江林和同寝室陆晨光下铊毒，但随即后悔而协助两位及时解毒，没有造成伤残。 前两起案件均被怀疑因竞争劣势之嫉妒引发，而北大王小龙则因对好友的行为不满失望以致仇恨而下毒。有人质疑中国的教育理念，我也认为不无关系，但显然这不是直接原因，因为无数受中国教育的学子但发生如此恶劣之罪行寥寥可数，应当从犯罪心理学上进行探究根源。遗憾的是，在近些年另外数起已侦破的学生或年轻人的恶性案件中，如马加爵、杨佳、药家鑫 …… 却似乎并未见到犯罪心理学等专著问世。偶有专业人士发表意见，因触犯网络舆情而遭到激烈攻击，再加上敏感案件、出版审查等客观因素，不知是否因此阻碍并限制专业人士的深入探究？如果人们只满足于情绪宣泄，只恐怕类似恶性案件还会重演，而那些受害者以及加害者的家庭以及相关人士将继续被痛苦、仇恨或懊悔、恐惧煎熬而难以自拔。 我不是专业人士，对于案情也不甚了了，但我还是想分享一下自己因本文开头所述三个案件引发的一点感想。 同是优秀学生，黄洋、朱令和王小龙也有各自不同的秉性，从各方面报道来看，黄洋和朱令很阳光，特别是黄洋，据称人际关系很好，没听说和任何人结怨，但朱令的早出晚归似乎令同宿舍同学颇有微言，而王小龙性格灰暗，不善人际交往，好容易结交了好友江林，但在发现江林行为品质的缺陷特别是当江林刻意与其疏远时，不仅失望，而且是“恨向胆边生”。在他先以铊在与其并无纠葛的同寝室同学陆晨光身上试验时，完全是随机选择，由此可以了解王小龙的情商很成问题，对人极其漠然。如果能够了解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或许对于他的秉性形成能有更多的了解。 基于我所了解的上述情况，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员，我以为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妒嫉，二是人际关系障碍。这两者是很多人都可能会有的问题，但不会轻易导致犯罪。 我们的教育中，无论家庭教养还是学校教育，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无论是父母还是老师，他们往往提出一些标准和要求，然后以道德高尚为诱导令我们自动接受。不得不说，这往往是把问题隐藏起来，也许大部分人糊里糊涂将就着这些似是而非的标准度过了一生，并继续传授给下一代；而在有些人心里会是永远的纠结，如果不适当处理，迟早会爆发。越是智商高的人越是较真的人，越是如此，所谓“钻牛角尖”，如果思维方式或价值理念有问题，就容易走向偏执乃至犯罪。 我曾经提到，有朋友在美短暂生活后回国，说到感受最深的是，在美国的群体生活中，每当其中一个人有任何好消息，其他人会很真诚地为那个人祝贺。然而，在西方中小学，似乎是不允许将考试成绩公开排名次的。我这样理解，嫉妒是人的本性之一，在心智不够成熟的时候，西人避免孩子处理这类不好克服的人性弱点所引起的问题，而在心智比较成熟的时候，再去处理这类问题，相对会容易些。 而在中国，孩子们在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就被鼓励竞争，使得孩子们在心智不成熟时就要面对嫉妒所产生的各种情绪。但是同时缺乏适当的引导，这就使许多孩子将童少年的问题一直带到成年，甚至形成人际关系的障碍。 我自己在中小学的所有考试中几乎囊括了八成以上的班级排名第一，但我一直不是自信爆棚的人，虽然考第一对我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因为我向来和书本比和人亲），这种排名第一还是成为我挺沉重的负担，因为我害怕被别人抢了第一。直到我成年后自学心理学，我理解，或许由于幼年时父母过于严厉和工作繁忙而对我有所忽视，我是缺乏自我认同的孩子，没有安全感，总觉得父母老师同学喜爱我捧着我是因为我成绩好，如果我不是第一，他们就不再爱我或尊敬我了，而我需要他们的爱和尊敬。事实上在我偶尔没考第一的时候感觉看过父母和老师不同的脸色（这或许只是一个孩子的过于敏感和脆弱）。直到工作若干年后，我妈对我说，曾经在我就读中学教书的舅舅曾对我妈说过，他并不欣赏我，他说他不明白为何我总要考第一，难道我比别人多长了个脑袋？我当时很生气，怪我妈为何当时他们不直接对我说，让我以为他们都希望我考第一？ 事实上，这也部分影响我的人际关系，似乎在所有我就读过的班级都有同学对我颇有微词，说我傲慢，但和我很熟的同学就不这么认为。去年我问一个中学同学原因何在，她说，“因为你不主动和别人说话”，“他们也没主动和我说话呀”，“你成绩太好，有些人不敢主动和你说话”，我这才恍然大悟，觉悟到自己对人性的无知。很多孩子不愿转学，我从小不仅不怕而且盼着转学，我总想换个地方，把之前的问题都抛掉，重新开始。我妈曾经这样对我说，“你千万不要逃避任何人，因为这个世界上人是分布最均匀的东西，你在哪里都会遇到你不愿打交道的人”，但就从来没有哪个大人帮我分析我所遇到的具体问题。事实上，那些对我很好的大人似乎都有着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往往将我当成倾吐的对象，我似乎从来也不曾把自己的问题呈现给他们。 分享上述经历是想说，父母和老师往往只把精力和精神关注到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却忽视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让孩子们自己摸索着成长，乃至将许多错误的想法，将恐惧和焦虑一直带到成年，成为人生的障碍。事实上，内向的孩子在人际关系方面都会有些问题，他们过于关注自己的内心，而忽视其他人的感受。另一方面，许多父母和教师的自我成长也是停滞的，事实上，如果他们不扭曲自己的孩子和学生，说不定孩子们 / 学生们比父母 / 老师的心智更健康。 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中，那些成绩拔尖总是遥遥领先的学生，往往比成绩普通的学生更加自我中心，因为他们总是受到各种奖励和追捧，久而久之视为理所当然，似乎他们只要成绩优秀，就高人一等，予取予求；而且成长过程的一帆风顺，也使得他们比起成绩普通的学生更加脆弱，缺乏处理危机的能力；其中有些心智不成熟又价值观混乱的，当他们的优越地位受到挑战时，难免会铤而走险。 有人认为，中国的教育培育了许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以为这个名称本身就有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教育恰恰是没有告诉学生们如何利己，他们一直在被要求利他，包括奖励追捧那些优秀学生，也是因为这些人理论上是对国家更有用的人，因此要受到优待，某种程度上，他们并没被当作一个人去爱，而是被当作一个工具，被鼓励舍弃自我而成为他人和社会期望的人。 一个缺乏自我认同的人，可能相当自律，却往往是不自爱的，不自爱的人又怎么可能懂得如何利己呢？据说，王小龙在接受审判时并无悔意，他认为他对自己的伤害比对他试图加害的同学的伤害更大。确实，任何一个作恶的人首先伤害的是他自己。 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换成“彻头彻尾的自我中心者”倒是相当恰当。一个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是人格不健全的，也是成长停滞的，某种程度上，这种人的自我在人生的早期就停止了成长。由这样的“精英分子”所代表的国家也是缺乏国格或国格不健全的，从我们的外交部发言人的答各国记者问，就常常可以感受这种人格缺失和自我中心。 我曾经为文《我国为什么不能允许每个学生都优秀》，我以为，中国教育的优胜者往往成为财富分配者而不是财富创造者，这就使得我们必须淘汰大部分而成就少部分；而被成就的少部分却成为被淘汰的大多数的沉重负担，因为他们只分配财富却不创造财富而且要多分。这倒是与“学而优则仕”一脉相承。这样一种理念所导致的竞争必然是恶性的，而且容易优汰劣胜。本文开篇所说的三个案例，据说，两位受害者黄洋和朱令都是相当优秀的学生，品学兼优，如果我们让人格有缺陷的“精英”毁掉精英中的菁英（能够创造财富而不仅仅是善于分配财富），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看过许多关于朱令案件的帖子，我感觉，由于警方的重大错失，已经很难通过法律程序将疑凶定罪了，希望黄洋案件中，警方能依法办案，缉拿真凶；希望我们的社会学人、心理学人等专业人士，能关注青年犯罪的社会心理和犯罪心理，早日写出专著；希望开办父母学校，让为人父母者提前了解孩子的成长特点，做有养育知识的父母，而不是沿袭错误的教养方式；希望在教师中普及心理学，帮助他们关注学生的精神成长和心理成长，最起码不要伤害孩子的精神健康和心理健康。希望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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