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

　　关于同性恋的话题，因吕丽萍一篇反同志的言论即在中国同性话题上公开桶了一下漏子，让好多圈内外人士都卷了进去，网上的闹猛和火爆也感染到了我。 　　本人原不太感兴趣，毕竟这是个隐私，有必要大家去讨论争议吗?但又感到这个话题人类是不可能回避的，以往年代刻意去回避，给人类带来过灾难，但今后不能如此凶残地对待生命，并且让每个家庭的亲人都要去直面的。社会在进步，中国和国外在人性上应当把轨尽快接上，否则真的会被先进份子取笑自己落后三十年的了。 　　60年前这是个不敢公开的秘密，而在30年前仍是个禁区，甚至还是属于一种严重的性犯罪，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其实在同性相吸这一点人性上，在人类之间是不该奇怪的，人性复杂让人自己也难以理解。当人迫切想了解天外的同时，人对自已本身却还很不了解，人的身上还有许多秘密至今未能被解开，包括特异功能、气功、强磁、预感、感应、基因等等，只缘笔者知道得太少太少，不好意思在这里摆谱。 　　就说同性恋吧，笔者在年轻无知无教育的情况下，对所谓“鸡奸”的性犯罪曾产生过极大疑问，百思不得其解，人怎么会有那样的丑事发生，因为我的性取向是异性。为了不懂不能装懂，就大着胆问一些上了年纪的人，他们带有一点神秘悄悄地告诉我是怎么怎么回事，还说某京剧大师就是屁精呢。到了文化大革命，我又长进了一点，当看到造反派教师用大字报揭发我谋职学校的女校长兼总支书记有搞同性恋的秘密，说她离婚就是因为搭上了一个会吸烟的女领导，这才首次知道这个专门的新名词，但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发现的，又不好意去问，只见一些内情人交头接耳地传啊传啊，但也不知道传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后来社会上经常发生造反派工宣队到马路上去打击流氓犯罪，把“鸡奸”纳入为重点打击对象，我才有机会进一步知道他们一些隐蔽的内情，即觉得不堪入耳，毫无疑问是坚决支持军宣队、工宣队战士去狠狠打击这些流氓行径的。 　　正当中国处在性无知的黑暗年代时，国外也处在不明朗的非常时期，正如陈丹青所说的：“60年前，美国，英国，欧洲一些国家，同性恋的社会处境也很难堪，舆论、法律都和基督教教义一致，社会上时常有侮辱或殴打同性恋者的案例，他们普遍被歧视。当时的先进国家都没过这坎儿，中国更别说了–——所以我想，这对革命夫妇还活在50年代吧。” 　　然而我感到最可笑的是，为什么非要把国性恋者翻译成为“同志”，是否有把咱们“党内还是称同志为好”，故意恶搞了一下的嫌疑，此“同志”与那“同志”怎么能混淆在一起呢?是谁笫一个把同性恋者翻译为“同志”的，中国有那么多那么丰富的词汇，他不去选择，非要把政治用语用在同性恋者身上，这也太不把“同志”这个响当当的称呼当回事了吧。以我看还是称为性伙伴、性伴侣为好。但我的建议是不会被权威部门认可的，人微言轻已动摇不了同志这个特定的称呼了，只是让党内同志称呼时是否会有一点尴尬呢? 　　笔者认为，按照人的遗传基因原理，异性取向是正常的，同性取向应当是反动的，是否属于一种病态呢，笔者不敢妄加评断，更不能加以岐视或欺侮，要宽容，尤其是从人权角度出发，是必须加以尊重的。 　　人因教育的空白而变得无知，但不该遭到炮轰，可以探讨，也不能强迫，否则也是和人权悖理的。人可以活在任何年代，只要他活得明白不损害别人就该尊重他的生活方式的选择。 　　自由永远是人权的第一旗帜。 　　 专家：吕丽萍还活在60年前无法和她讲道理 　　作者：陈丹青 　　来源：呼伦贝尔日报网 　　核心提示： 　　吕丽萍一篇反同志的言论不仅将其个人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也将同性恋这一长期以来处于暧昧、隐晦地位的族群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激烈方式被推送至青天白日下任人评说。 　　在就吕丽萍所为本身对错长达一周的焦灼争论之后，我们有必要转移思路，从更深也更广的角度去思考此事。 　　为何一个公众人物的一篇对于反对同性恋的微博的转载可以引发如此声势浩大的一场争论?从明星到普通网民，从同性恋者到非同性恋者，从网络民意表达到国家级电视台就此发声，这一场表面看上去只是关于同性恋的选择问题的争论，其背后是否隐含了更深层次的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某网站就此对话知名文化学者陈丹青、朱大可(《朱大可：这场讨论有助于改善同性恋受歧视的地位》)。从与他们的对话中，或许我们可以拨开事物表面，看到内部更深。 　 　朱大可与陈丹青对话实录： 　　陈丹青：文革时期，同性恋要被枪毙 　　记者：演员吕丽萍通过个人微博发表对同性恋群体的看法，认为其是“罪人”、“羞耻”。2007年，她的丈夫孙海英也曾公开表示，同性恋是犯罪。你对此事的看法是? 　　陈丹青：这两口子在《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扮演50年代初一对革命夫妇，演得很好，很像。但是，今天是2011年了，他们还活在60年前吧。 　　60年前，美国，英国，欧洲一些国家，同性恋的社会处境也很难堪，舆论、法律都和基督教教义一致，社会上时常有侮辱或殴打同性恋者的案例，他们普遍被歧视。当时的先进国家都没过这坎儿，中国更别说了–所以我想，这对革命夫妇还活在50年代吧。得提醒他们，现在是2011年。 　　中国的60、70年代，文革时期，我亲眼看到多少次公审枪毙的名单最后几位，是同性恋。真的是罪，而且死罪。我在一部英国电影中看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尚未废除绞刑，同性恋者也在死刑之列。 　　旧金山发起第一次大规模同性恋抗议游行是在70年代。你去看前年刚出品的好莱坞电影《Milk》，纪念当时旧金山副市长的一生，他是同性恋者，第一个英勇地站出来联合受侮辱的同志们，发起顽强抗争，获得全美国和西方世界无数同志的声援。民权运动胜利后，他被选为副市长，后来在任内被谋杀，但原因不是同性恋问题。 　　60、70年代，同性恋抗争是民权运动一部分，跟当时的学生运动、反战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同期前后发生，那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时期，从此同性恋群体终于渐渐摆脱歧视，挣得平等和尊严。 　　它有一个大背景。为什么美国英国这么民主、宽容的先进国家直到50、60年代同性恋仍然这么难?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基督教自古反同性恋。 　　我参加过三次同性恋大游行，游行中，大部分沿街教堂大门敞开，神职人员会在路边摆放清水，慰问游行者，但纽约第五大道的St.Patrick‘sCathedral(音译：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关着门，有位年轻神职人员站在街边大声朗读圣经，向着游行队伍表达抗议。但那是绝无仅有的、带点卡通化的单一形象，看过去有点可怜，在千百人中就那么孤零零站着，震耳欲聋的音乐和人声淹没他，人群像避开什么似地从他两端绕过，群众满街欢呼，没人理他，但有人扭头笑他。 　　经过民权运动洗礼的美国人不在乎这类神职人员–当然，在美国，所有主张或立场都有对立者，都有表达异见的权力–今天，在中国，著名的演员在说，同性恋是“羞耻”的“罪人”。吕丽萍不是基督徒吗，请联络纽约那位St.Patrick’sCathedral的神职人员吧。 　　不过我不会特别惊讶。中国在人权和民权问题上，根本还没起步。 　　陈丹青：古代中国，同性恋从来不是问题 　　记者：就你的观察，在中国大陆，目前，对同性恋的认知、接受程度，到达了一个怎样的程度?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有这样一个段子曾在中国网络上广为流传：“不 矢口 亻十 么 日寸 候，亻奄 口斤 言兑 言仑 土云 有 辶寸 氵虑 白勺 言兑 氵去，于 是，亻奄 学 会 了 扌斥 字。”如此精神分裂的表述方式，源自敏感词审查制度。 [youtube]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1RPek5uAJ4[/youtube]...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中国能不能不要“城管”？
鄢烈山
这里说的“城管”是狭义的，老百姓望文生义条件反射般想到的，是专门对付街边巷尾地摊或游动小贩（广州话“走鬼”）的那种“大盖帽”。

广义的“城管”即“城市管理”，行政机构全名是“城市管理执法局”。我这两天读新闻，广州番禺市城管局负责人称会江村居民“5000人联名意见书只能算一张反对票”，被网民“拍砖”，始知垃圾焚烧厂选址这种事也归“城管”管，我还想当然以为这是市政规划或环保部门管的事呢。

据《中国青年报》5月18日述评《谁给脱缰城管套上笼头》一文介绍：1997年为了节约执法成本，根据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16条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相关规定，国务院决定成立一个“综合执法部门”，集中执行各个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行为；从那时起，全国先后有100多个城市成立了城管执法机构；例如北京，城管部门拥有14项职能，300多项执法权；但是，“城管”代表其他部门行使职能执法，却缺少具体的授权法条，也缺乏相应的权力制约和监督。

广义的“城管”无疑是必需的。像《中国青年报》那篇文章提到的北京城管人员郭欣做的那些事，在马路上堵截漏污水的泔水车、到居民区里劝说居民把放在公共绿地上的大白菜搬回家、劝说服装厂修理快塌下来的广告牌、处罚在路上违法散发小广告的人，诸如此类，总是要人管的。管的人不叫“城管”，叫“巡警”或别人什么名称，还不是一样？

狭义的专门对付流动摊贩的“城管”，并非1997年后才有。上世纪律80年代初，我在武汉市青山区政府工作时，区市政建设科（后来区直机构都升格叫局）就下设有城管队，主要任务就是在街头扫荡无证摆摊的，掀摊撵人、没收秤筐就是常用办法。

“城管”发展到今天，与“强拆”并列为两大热点新闻源，隔三差五就有搅动舆论沸沸扬扬的事件发生。

这些事件若以戏剧为喻，大体有三类。一是悲剧：沈阳下岗工人、街头摆摊卖烧烤的夏俊峰刺死两名城管队员案二审，正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当事双方的家庭都由此陷入困境。

二是悲喜剧或正剧：如这些天被传为佳话的，成都街头，一个卖杨梅的老大爷，杆秤被城管折断，杨梅也撒了一地，一群路见不平，挺身上前挡住执法车，坚持要城管协管员向老大爷道歉。谁说中国人冷漠呢？

三是喜剧：城管与摊贩的猫与老鼠游戏，每天都在上演。通常城管人员奉行“穷寇勿追”的原则，吓跑就收手；“走鬼”互相关照“打游击”；路人也有帮他们通风报信的。这两天网上在热炒“法国小贩卖烧饼遇到城管照样跑(有图）”，说的是“上海同济大学几个法国留学生在学校门口推着三轮车摆了个小摊卖法式薄饼，在遇上城管后落荒而逃，围观的同学把此事写成帖子发到了网上，没想到这个法国薄饼摊一夜之间在网上爆红，很多网友都表示要去尝一尝“大战城管的法国烧饼。”

所谓“人心向背”是不言而喻的。何以“人民城管为人民”，“人民”却不领情，这帮大学生还跟着起哄？

由法国留学生小贩，想起我在几年前的巴黎所见。埃菲尔铁塔是世界著名的旅游景点，那里既有端冲锋枪的反恐特警三人一组在巡逻，也有供人观赏的帅哥骏马骑警，同时也有摆地摊的小贩。塞纳河两岸更有小商品工艺品摊。在我们住的卫星镇上，更有学生早上卖花的地摊。没有见到“城管”模样的制服出现过，这种自发秩序是怎么形成的呢？

去年在印度首都德里，正是英联邦运动会开幕前夕，我们乘坐的汽车遇红灯停下来，我看身边挑担的游动小贩神情极其轻松，一对老友一样的人相遇，聊得很开心，我赶紧把他们拍下来了。今年3月28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参观“世遗”景点斯瓦扬布拉佛寺，见到一个挑鸟笼的男子在景区跟随我们，一位女记者给他钱他不要，原来他不是要钱而是卖鸟供人放生的。也不见景区的工作人员撵他。更有，也是“世遗”景点的加德满都王宫广场，收门票估计只收外国人的，我们坐人力车进去也没见守门人，而里面熙熙攘攘，简直就是一个集市，卖什么的摊点都有，除了卖古董的摆在一起，卖蔬菜水果米面的好像根本就没人管。但是，他们似乎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祖祖辈辈就是这样过日子的。

这样的场景，使我想到城市的“市”，本来就是集市，水陆码头给人们做交易谋生形成的。至于“城”，除了皇上住的紫禁城，也应该是有市坊的；集市固然没有“城管”，那么《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首都开封城里，有“城管”吗？
好像也没有呀。
为什么世界大多数国家，可以没有“城管”，而我们必须有呢？如果用成龙大哥“关于中国人就是要人管”的话为“城管”的存在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城管”。

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单位制、人民公社和计划经济时代过来，已经没有了社会自治，没有了对社会自治的信仰？是不是因为我们被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所说的“权力美学”浸染的太久，太过看重整齐划一和表面秩序，而将“看上去很美”看得高于底层人的生存权？

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社会自治的思路（并不排斥政府作用，黑帮占“码头”收保护费之类就要靠政府强力取缔）被否定了，那就尽快出台《行政强制法》，规范“城管”的执法行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