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

Co-China周刊 | 东方早报: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今天还去书店、图书馆吗?”   阿  城(北京,作家) 现在不去书店买书了。 这里的图书馆也不去。   陈  村(上海,作家) 最近去过季风书园,买新近出版的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等。 不去图书馆找书,效率太低成本太高。   陈丹青(北京,画家) 自从我自己的书在书店卖以后,就再也不去书店了。 去图书馆借书几乎是古代的记忆。   陈冠中(北京,作家) 书店固定去万圣,但自去年以来书店去得少了,不如在网络上买书多了。 在大陆从来不去图书馆,以前在香港的时候会去大学图书馆。   陈平原(北京,教授) 现在买书就是请学生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陈尚君(上海,教授) 坚持到书店买书,每月要花上千元,网络购书为辅。 偶尔去图书馆借书,主要利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   陈思和(上海,教授) 书店当然去得多了,我不会在网上买书,要买也是托学生买点。 图书馆我现在去得少了。   陈子善(上海,教授) 最近一次去书店是上周日去季风书店陕西南路店。我现在每周一次去季风书店华师大店,最近一次在书店买的书是《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华师大图书馆还是经常去,上海图书馆有一段时间没有去了。对我来说图书馆是我研究工作的起点,很多材料都是在图书馆发现的。   董  桥(香港,作家) 英文新书店、旧书店还去去。 图书馆只是偶尔到港大时去查查资料。   冯  象(美国,学者) 一月去书店一两次,买五六七八本。 图书馆很少用了。   傅  杰(上海,教授) 逛书店已成瘾,但通常只在学校周边。 通常也只去学校图书馆。   傅月庵(台北,作家) 我在旧书店工作,总到书店借书看,看完还回去卖。 图书馆就不去了。   葛剑雄(上海,教授) 近年几乎没有去书店买书,通过其他各种途径得到的书也来不及看。 没有去其他图书馆借书。复旦大学图书馆与我自己的藏书已能满足我的需要,偶然通过馆际文献传递找过一两种资料。   葛兆光(上海,教授) 我仍然隔一段会去书店买书。 但很少去图书馆借书。   何兆武(北京,教授) 每个月去一次万圣。 图书馆不去了,嫌麻烦。   黄  裳(上海,作家) 书只托朋友买。 图书馆不去了。   江晓原(上海,教授) 书店仍然去,但越来越少了。偶尔也在网上买书。当然我的情况稍微特殊些,因为许多我需要的书出版社会送给我。 图书馆很少去。已经好多年都不去了。以前是因为图书馆服务太差,现在也许有所改善,但我们已经有别的渠道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图书馆,比如网络、个人藏书等等。现在许多期刊、图书都可以在网上看到。   蒋  寅(北京,学者) 家里书放不下了。 主要去图书馆借书。   恺  蒂(南非,作家) 书店经常去。 图书馆不去,这里没有好的公共图书馆。   李  辉(北京,作家) 当然去书店买书,可欣赏,可比较,可挑选。 图书馆偶尔去查资料,书就不借了。   李  黎(美国,作家) 在美国买英文书,近年比较少到书店买,而多半是网购。但我不在网上买中文书——回台湾和大陆时,逛书店是美好的享受,每次都买到行李超重。 从前觉得不上图书馆简直活不下去。自从有了互联网,除非是为了特别的报刊杂志或者网上查不到的数据,近年是越来越少上图书馆了。   李长声(日本,作家) 近处有几家书店,甚至有一家较大的,穿过它进站乘车,所以书店几乎不是特意去。书店的乐趣在于翻阅,其次才是买,虽然很有点对不起开店的。没有藏书之好,更不想搬家拉上几汽车,不得不买时才买。 家里不订报,楼后有一个图书室,去那儿看报看杂志。附近最大的图书馆藏书一百多万册,每周至少去一趟。比起书店来,更爱图书馆,起码不会有囊中羞涩的尴尬。该馆在公共图书馆的出借统计中名列前茅,我贡献大焉。   李公明(广州,教授) 我买书主要三种渠道,一个是书店,还有一个是批发市场,还有就是网络。 图书馆这些年去得比较少了,利用藏书比较多吧。   梁小民(北京,教授) 网络购书比较多,每隔一两个月买一次,实体书店去得很少。 最近半年我图书馆去得很少,过去形成的习惯就是中文书能买就买,英文书偶尔从图书馆借。   梁治平(北京,学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网上稍多),大约一年一两次。 不去图书馆。   林  达(美国,作家) 一个月去一两次。网购剧增,书店骤减,《第五元素》的世界在逼近。 去的。图书馆还一年两次卖旧书,比萝卜还便宜。   林行止(香港,作家) 平时少出门,在网上购书为主。 读书喜在书上画线,图书馆借的书上不能乱画,所以不去借。   刘  铮(广州,编辑) 在书店买书的次数越来越少。 已有数年未在图书馆借书了。   刘军宁(北京,学者) 很少去书店。如有机会通常会在国外买些原著。 已经很多年没有去过图书馆了。政治学在中国太不发达了,在书店和图书馆都很难找到自己要的书。   刘梦溪(北京,学者) 过一段时间总要去中国书店或万圣书园。 图书馆不直接去,而是托年轻人去借书。   刘  擎(上海,教授) 一个月去一两次书店。 一年难得去一次图书馆。   刘绍铭(香港,教授) 退休多年,无“学报文章”压力,空闲时只读些以前应该看但一直抽不出闲时来看的“闲书”,逛书店。 去图书馆都是偶一为之。   刘苏里(北京,学者) 出差在外,当地书店是一定要逛的。平时主要在万圣买书。昨天还买了几本: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保罗·维利里奥《战争与电影》,隈研吾《自然的建筑》,柯布西耶《一栋建筑,一座宫殿》,萨姆纳《权利的道德基础》,姚金果《解密档案中的陈独秀》等。 大学毕业后,就没去过图书馆。看书靠买。想看什么买什么,买什么看什么。   刘再复(美国,学者) 在美国去图书馆借书多,在香港和大陆去书店买书多。 我基本不上网、不用手机,所有时间都留给读书。   陆谷孙(上海,教授) 难得去书店买,主要在黄鱼车和Amazon买书。 要看的书图书馆没有也不会有,更难得去。   陆建德(北京,学者) 现在好书多,因此到书店就生出恐怖感——自己精力、时间不够,担心已经远远落伍。偶尔在书店买书,常请朋友在网上代购。 虽是伤心之地,还是常去。有些书舍不得还——因为相关的文章还没有写。现在就还,意味着放弃、失败,其实是虚荣心在作怪。   罗  岗(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季风书园华东师大店,这店开在那么偏僻的地方,如果不支持一下,估计坚持不了多久,所以一有机会就去光顾一下。最近这次去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饶宗颐的访谈录《文学与神明》,一本是斯金纳的《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 我当然上图书馆,特别是我任教大学的图书馆,不过去借新书很少,大多数时候是查资料,譬如旧期刊旧报纸,还有现在不易看到的旧书。现在图书馆的编目都数字化了,所以查书也很方便。   骆玉明(上海,教授) 买书网购或者托学生去书店代买。 图书馆是经常要去的。   马立诚(北京,学者) 我现在实体书店和网购的书比例各占一半。 图书馆我也会去的,写一些文章或书,家里相关藏书不够时,就得去图书馆查资料。   迈  克(法国,作家) 书店当然去,虽然比以往少。 向来很少借图书馆的书。我想我有双重标准洁癖,一方面嫌借来的书有气味,一方面遗憾不能在上头眉批。   毛  尖(上海,作家) 去书店给儿子买了不少书,自己的书,开始买KINDLE版了。 一直在图书馆借书,以前在上海,一个月去一次图书馆,现在哈佛,一周去三次。   孟  晖(北京,作家) 书店必须去的,不亲手翻书又怎知是否打动自己。 很想养成每周坐一天图书馆的习惯,但惭愧一直没去过。   娜  斯(北京,作家) 住的附近没有好的书店,不愿在路上浪费时间,所以主要网上买书。 以前在美国时常去图书馆借书,回北京后图书馆没那么方便,很少去。最近加入了一个附近的书店会员,年费六百八十八元,可以随便借书,免费一定数量的咖啡,以后可常去。   南方朔(台北,学者) 经常去诚品、 PAGEONE等书店买中英文书,英文书还邮购。 图书馆不去了。   钱理群(北京,教授) 书店我很少去了,人家寄给我的书也够我读,也来不及读。偶尔我还是到网上买书,买的都是跟本专业研究相关的书。 我已经不去图书馆了,因为没有精力。读研究生的时候一直去,喜欢那里的历史氛围,读书要跟那样一个场合融合起来。   钱满素(北京,学者) 我大概半年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在图书馆借书。   裘小龙(美国,作家) 书店常去,买书喝咖啡。 偶尔去公共图书馆借书。   邵燕祥(北京,作家) 看中的书让小孩在网上买。 图书馆不去了。   沈昌文(北京,出版家) 买得起新书,但是买不起新房子,所以早已不敢买新书了。 图书馆里可以随便供我翻阅的书,家里大多有,又何必在那里费时间。但常去书店和图书馆听讲座。   沈宏非(上海,作家) 书店还是会去,但的确没有太经常了。 图书馆从来不去,从小就养成的习惯。   施康强(北京,翻译家) 偶尔去书店买书。 只在本单位的图书馆借书。   舒国治(台北,作家) 不敢乱逛书店。 去图书馆这件事早就不做了。   苏  童(南京,作家) 常去先锋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孙甘露(上海,作家) 通常每个月会去次季风书园买书,平时路过各种书店,也都会进去看看,至少会挑走一本书吧。想看的会去设法买来,或者托朋友找。 已经很多年没去图书馆借书了。   唐  诺(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汪丁丁(北京,教授) 我给《新世纪周刊》推荐新书,每月要去书店。不过从今年4月始,我不再推荐新书,因为值得推荐的新书越来越少。 已近二十年不去图书馆借书了,因为,学术研究所需的最新文献和经典文献,在我工作的几所大学校园里都可以更方便地并且数目更多地通过诸如Elsevier或JSTOR这样的大型期刊库获得。   王安忆(上海,作家) 经常去书店买书。 去图书馆不为借书,而是搜查资料。   王德威(美国,教授) 最近去的书店是风入松和诚品。 我当然还去图书馆,图书馆非常有用。   王晓明(上海,教授) 最近去的是香港铜锣湾的商务印书馆,买了两本书,看完了就留在办公室的书橱里,不能写准确的书名:一本是讲重庆武斗的,新华社一位老记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做的调查,有一些很细的资料;一本是汉译世界名著的老书,薄薄一册,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传教士写的一份讲述西班牙人对中南美洲的血腥侵略和压迫的报告。 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去查老报纸。   王则柯(广州,教授) 很少去书店,年事已高。 不觉得需要去图书馆借什么书。   吴敬琏(北京,学者) 一般都让学生代买书。 图书馆偶尔去。   吴晓波(杭州,作家) 书店这些年不太去了,自己在杭州的蓝狮子书屋有时会去去。 图书馆我也没时间去,但助理常会去为我的写作查资料。   小  宝(上海,作家) 实体书店只去季风,从来不在网络书店买书。 图书馆已经有很多年不去了,在网上“爱问”下载的盗版图书倒是不少。   谢  泳(厦门,教授) 我一周到一次书店,不一定都买书,但喜欢到书店里随便翻翻,网络时代,我还是喜欢在书店翻书。 我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因为基本的书我都有,除非特别需要而不可能得到的,我才会到图书馆,但这样的时候不会很多。   谢春彦(上海,画家) 看到《上海书评》上介绍的书有兴趣,会专程去书店买。 买不到的书,又不会上网查,所以偶尔还会去图书馆借书。   辛丰年(南通,作家) 偶尔请年轻人去书店代买书。 这里的图书馆不值得去。   须  兰(上海,作家) 去书店买书和网购各占一半。 偶尔会去图书馆查资料或借书。   徐友渔(北京,学者) 去书店买书,大概三到四周一次。 更经常去图书馆借书,买书没有地方放。   许纪霖(上海,教授) 书读得越多,越是发现大部分的书是不值得买的。 基本不去图书馆借书,好书要拥有。   严  锋(上海,教授) 书店我还是去的,一两个月去一次吧,大部分还是通过网络来买。 图书馆大概是三个月去一次,主要是找一些教学研究方面的书。   严搏非(上海,学者) 在其他书店买书只是偶尔为之,去北京时,偶尔会在万圣买几本。此外,若到国外,一般会在书店买一两本书。 很久没去图书馆了,这里的图书馆太不方便,希望以后会去。   杨国强(上海,教授) 以前经常去,现在很少去了,都是请学生在网上买。 从来不去图书馆,因为我喜欢在书上写写画画。   扬之水(北京,学者) 买书只去书店。 图书馆去得更多。   也  斯(香港,教授) 现在还去书店买书,不抱太多希望,但偶然还能捡到一两本。小店专精,有时也会褊狭;大店芜杂,有时也能包容不同口味。我对书店屡次失望,但走过也还是看看。 现在也还从图书馆借书。公共图书馆做得马马虎虎,大学图书馆的收藏倒还可以。新书不够好看,便借旧书来看了。反正现在的书过了几年便没法在书店找到,还得靠图书馆。   叶兆言(南京,作家) 好书太多,网上买,让女儿买。 图书馆不去了,现在找资料很容易。   余  华(北京,作家) 书店也已去得不多,现在网上买书比较多,上一次在网上集中买了一批书。 图书馆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去了,以前去得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   余英时(美国,学者) 常去街上书店买书,老年人学术信息的唯一来源就是新书了。 为研究需要,也时常去学校图书馆查资料。   虞云国(上海,教授) 一般一个月会去一次书店。 基本不去图书馆,除了要查阅一些罕见的书报。   查建英(美国,作家) 去书店买书,不过也网购。 图书馆基本不去借。   张大春(台北,作家) 入暑无它只好眠,穿林午梦得悠然。平生每忘吟迟语,满意犹思改旧篇。一事多余还酒债,十年不费买书钱。借来几本装模样,头枕南华是谪仙。   张汝伦(上海,教授) 我经常去书店买书,一个月至少要在书店买两三次书。 也经常到图书馆借书。   赵毅衡(成都,教授) 去书店少了,网络买书太方便。 图书馆的书没有书摊精彩,也很少去了。   郑  重(上海,记者) 偶尔去书店买书。 图书馆不去了。   止  庵(北京,作家) 我只去实体书店买书,到目前为止还没在网络书店买过一本新书。 图书馆不太去,偶尔去查查资料,但收获不太大。   周振鹤(上海,教授) 当然还到书店去买书。不过买新书少,买旧书与特价书多。新书在网上买。买书速度远远快过读书。 基本上不去图书馆借书,但去查书。查自己没有的书,尤其是大部头而网上又没有的书。   朱天文(台北,作家) 偶尔去独立书店买书。 从来不去图书馆借书。   朱维铮(上海,教授) 偶尔去复旦周围小书店淘点旧书,现在书店不景气,买书的人也不多,倒能碰到些便宜的好书。 不去。我是昼伏夜出,晚上图书馆要关门的。所以查资料都请学生代劳。   朱学勤(上海,教授) 书店买书去得还是蛮多的。 图书馆也会去,固定去上图。   (东方早报,创刊于上海、面向全国的财经类综合性日报。原文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1/7/3/625898.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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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天璇>直到摆脱包办婚姻时,我才开始怀念原配的韵味

以前跟一个朋友谈起当年找工作时遭遇专业不对口的尴尬与艰辛,她很认真地问到:“你后悔当初进入历史系吗?”我很严肃地回答:“历史学本来就不是我的自愿选择,因此谈不上后悔与否……不过,倘若再有一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选择金融、管理学这种‘有用的’专业,而是选择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这些‘无用’的学科!   直到摆脱包办婚姻时,我才开始怀念原配的韵味   ——谨以此篇献给所有对历史学有偏见的人, 献给所有刚进入或即将进入历史系的弟弟妹妹   文/ 苏清涛(复旦大学)   从离开学校到现在,几乎每个刚认识我并了解我的教育背景的人都会以无比诧异的口气问道:“我想不通你当初怎么会报考历史系?!”也不知他的所谓“想不通”只是无话找话呢还是真的想不通?但有一点很明显,这些“想不通”的、没文化的外行们几乎总是对我这样一个不幸读了历史学的“倒霉蛋”充满了同情,他们嘴里的“想不通”三个字总是那么的居高临下。   尽管他们很“想不通”我为什么会“选择”历史系,但我却很理解他们为什么“想不通”了-无外乎是学历史工作难找,没钱途呗,倘若我选择了个能赚钱的专业譬如说金融学,那没有人会想不通的。     你想不想得通,那只是你智力水平的问题,而并非我选择的道路有了问题。我选择走什么路,没有必要事先考虑你能否想得通-譬如说我爱上了一个“平胸”的才女,你却要来说三道四认为我不该喜欢她,那我必然要对你灵魂的浅薄表示同情和蔑视了。   无论如何,是历史系的教育塑造了我这颗“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我能具备“败絮其外,金玉其中”这种气质,真得感谢历史系的栽培。   不过,事实上,我当年根本就没有选择过历史系,我的高考第一志愿是金融学-不过我考分太低,与金融系门不当户不对,便被“发配到”冷门的历史系了。历史系的大部分同学都不是自己选择进来的,而是和我一样的“贼配军”。大一时,我是极端的没文化,我丝毫没有意识到历史学的价值在哪里,我们班有几个同学的第一志愿就是历史学,我常常偷偷地骂他们“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大一时,我和好多同学都认为进入历史系是一种耻辱,面对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法学院那些“高分院系”的同学我总有一种自卑感,惟有面对哲学系这样比我们更加冷门的专业的同学,我才能稍微感觉到一丝丝的尊严。在校外,几乎每个人在得知我是复旦的“高材生”时都会不由自主地竖起大拇指,但接着一问,“历史系的”,人家马上就摇头。   大一时,我班大部分同学的主要奋斗目标就是转专业,甚至有一位原本以第一志愿进入历史系的同学也转走了,理由竟是“为了避免被鄙视”!我们与历史系的关系就好比包办婚姻,转系的目标就好比离婚的愿望。但是,最终成功实现与历史系“离婚”目标的人毕竟是少数,像我这样没离掉的人呢,唯有去羡慕忌妒与祝福人家了。   与历史系“离婚”不成功的同学,又打起了另一主意-“外遇”,即兼修第二学位、第二专业……我连个外遇也没有搞到,但还是不死心,后来便跨专业考研。   大四上学期,也就是在复习备考法律硕士的那段时间里,我逐渐开始喜欢上了历史学。“包办婚姻”曾经给我带来很多痛苦,终于快要摆脱它了,我却突然间意识到原来原配竟是那么有韵味。     以前跟一个朋友谈起当年找工作时遭遇专业不对口的尴尬与艰辛,她很认真地问到:“你后悔当初进入历史系吗?”我很严肃地回答:“历史学本来就不是我的自愿选择,因此谈不上后悔与否……不过,倘若再有一次重新选择专业的机会,我一定不会选择金融、管理学这种‘有用的’专业,而是选择哲学、历史学、经济学这些‘无用’的学科!”她很是纳闷“这又是为什么?”我说:“有用的书-即帮助赚钱谋权的工具类书读起来总是枯燥无味,而‘无用的书’常常充满趣味。我喜欢读经济学,但并不是当做赚钱的工具来读,而是当作人文类书读。”   哲学、历史学这些专业当然无用,但是,这无用中有大用-历史学、哲学素养如何,基本上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低和灵魂的深浅。历史学的素养不能保证你过上富贵的生活,却能保证你过得富足;历史学的素养不能保证你活得有多“体面”,却能让你成为受人尊敬的人——旁人我不说,就说我自己吧,根本就不是赚钱的料,我穷得连电脑都买不起,但我用手机写的博文照样有很多人转载,那么多少女对我一个“落魄才子”(事实上,我只是穷困而已,却从来不曾潦倒)充满了仰慕之情……现在,终于有媒体约稿了,但我依然是用手机写。   有时候我会想,自己与哪个历史人物比较像,当然不是秦皇汉武了,而是苏格拉底和颜回,共同点就是清心寡欲安贫乐道,“可以居无竹,可以食无肉”。我很喜欢孔子评价颜回的话“一箪食,一飘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境界。苏格拉底这种人,能从思想本身获得极大的快乐和满足,这正是我所羡慕的。我觉得,人活得快乐与否,与物质条件关系并不大,最重要的还是精神方面,关键是要有好的心态。我就对车丝毫不感兴趣,你把各种品牌的车放在一起,把Logo拿去,我肯定分不清哪个是哪个了-相反,我很享受于在公交车上发呆的过程。当然,尽管我自己对车毫无兴趣,却还是得努力赚钱给老婆买车-你可以认为女人喜欢名车那是因为虚荣心,但一个男人若真爱一个女人,他就有义务为了满足这个女人的虚荣心而奋斗。   倘若我高考居然“不幸”多考了几分,如愿以偿进入金融系,那我就与历史学这一人文学科无缘了,可能也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好心态了,也没有一个读者粉丝了。有时我会想象着自己从金融系毕业,进入证券公司或银行工作,尽管有很高的薪水,内在的精神生活却可能贫乏透顶,每天可能只知道哀叹炒股的亏损和房价太高,而灵魂的平庸对我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每每想到这些,我便为自己高考少考了几分而感到庆幸——这并不是吃不到葡萄才说葡萄酸,按照我的性格,酸葡萄,即便是我能吃到,它仍然是酸的……而只要葡萄是甜的,即使我吃不到,它仍然是甜的而不是酸的;即使大家都认为葡萄是酸的,但只要我认为它是甜的,那它的确就是甜的。   是的,短期来看,学历史对找工作确实没有多大作用。可是,难道大学就是个职业培训所吗?找个好工作就是上大学的唯一目标吗?大学教育、史学教育,带给我们的是一套思维方式,而不是直接有用的知识。   我认识的有些人在知道我是历史系毕业的后,显得很兴奋地说:“我就非常喜欢历史”,说得跟真的似的,但那话套近乎的色彩太明显,你仔细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感兴趣的不过是历史剧,尤其是宫厅里的政治斗争和争凤吃醋,充其量是喜欢历史书籍里面的故事而已……历史是由一系列故事构成的,但历史又不仅仅是故事。大学历史系的专业课程设置,除了那些“讲故事”的课,有大量是非故事性课程,如《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史学原典导读》、《史学导论》等等。这些课程,更注重让学生认识到史学的价值,为什么要研究历史、怎样研究历史等等。外行的“历史爱好者”只读到了故事,而专业的历史学人则对故事做更深层次的解读,如果没有史学理论的支撑,那对故事本身的理解很难达到深度。   大学历史与中学历史教育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对文化艺术史、思想史的重视程度。我们读中学时,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艺术、思想状况那些章节,老师通常都略过去了,因为那不是高考的内容——我们的高考主要还是停留在考故事的阶段;而在大学的历史学习中,文化史、思想史的重要性突然被拔高,故事只是骨架,而文化和思想则是灵魂,因此,大学里面好的历史老师都具备哲学家的气质。我自己也是这样,在历史系呆了多年,没有学到多少历史故事,却逐渐被熏陶出了哲学家的气质。   参加工作之后,我常常在周末抽空去光顾苏州图书馆、昆山图书馆,主要看3类书: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有次在苏州图书馆读到韩昇老师的《苍茫隋唐路》,既有历史和哲学的深度,又具备文学家的华丽文采,很激动地向一位大学室友推荐—斯人当时正跟着韩老师读研究生呢,然后我们又深入交流了一阵子。在大学期间,我没读过多少历史书,没有认真同同学交流过专业的问题,现在觉得非常遗憾。 现在已经失去那个环境了,却非常怀念它。   我常常想起吴景平老师在指导我们写学年论文的座谈会上提到他自己当年写博士论文(关于宋子文研究的)的时候居然在晚上梦见宋子文了,那场面是多么感人啊—— 钱文忠在百家讲坛上成名之后,不少校外的朋友常常问我有没有上过钱文忠的课,这些问题我简直不好意思回答,因为我不但没有听过钱文忠的课,而且根本就不知道钱文忠长什么样子,我是08年还是09年才在电视机荧幕上认识钱文忠的 (我是07年就从复旦历史系毕业的)——我在学校的时候,不但不认识钱文忠(其实钱文忠在复旦历史系并不算是特别牛的教授),而且也不认识历史系那些大名鼎鼎的教授朱维铮、周振鹤、樊树志等等——可见作为历史系的学生,我是多么的差劲啊。   我时常想着,如果重新有一次读大学的机会,我将怎样做? 自然是潜伏在历史系的图书馆中了。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说:“如果有天堂,天堂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我非常同意这句话,我甚至在想,倘若有朝一日我有钱了,即便是不再工作也能保证家人衣食无忧,那我一定会通过行贿的方式在某个图书馆谋一份差事(哪怕我放弃的工作月薪50000而图书馆管理员的月薪只有1500),借机补一补我在历史系欠的债。     (采编:郑慧瑾 责编:陈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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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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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艾蓝:中国其思乎?——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

程艾蓝(Anne Cheng):中国其思乎?——法兰西学院就职演讲* 转自陈赟 赵璕主编《当代学术状况与中国思想的未来》(《中国思想》第一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院长先生, 尊敬的各位同事、各位来宾[1], Life is like playing a violin solo in public and learning the instrument as one goes on,《肉身之道》(The Way of all Flesh)的作者布特勒(Samuel Butler),如此这般将生活比作“一首我们必须在公众面前演奏并于其中逐渐掌握乐器技巧的小提琴独奏曲”[2],而这,也正是此刻面对大家时,我所看到的我自己的生活。 我出生于“二战”结束后走出殖民主义而忙于重建的法国,成长于冷战时期,我的双亲都是中国人。童年和青年时代,父母的离异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的父亲留在了法国(他的命运众所周知)[3],母亲则回到中国,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法兰西共和国的学校保证我得以完成从幼稚园到高师的完整学业,并为欧洲古典人文精神和考证学养所熏陶。 从那时起,对我来说,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希望改变这种不适甚至可说痛苦的双重归属的境况,因为在这种双重归属中,我一直都是“自身的他者”,而我希望能使这种双重归属变得可以接受并有价值(我倾向于说“归属”而不是“身份”,是因为很快我就认识到后者其实是一个伪问题)。25年多来,藉着我对中国思想史的教学和研究,这一境况得以改变,而且我能够与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美洲一些国家及中国等国家的同行和学生切磋交流。对我来说,中国从来不是,也从来不会是学术研究或猎奇的一个简单的对象,而是实在而鲜活的现实,以最充分的含义,我与之联姻。 在我们汉学系所作的关于古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研究的划分中,我从未觉得舒适,而是由此加深了我的尴尬,因为,我对古文的研究和实践,仅在我所看到并体会到的与中国的现实境遇相联的方式中才有意义。汉学系里古典研究与现代研究关联很少,而我却经常跨越这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一点我的同事们可以作证。出生于两者之间的标记之下,我的生命也就此交叉了相对领域之间的交错更迭,从最近到最远的分隔世界之间的沟通交流,如渡者般在两岸间无止地来来往往,不知疲倦地连接着遥遥相对的两界,在彼此之间的通道还未曾达到不可能的程度上,使对两者的调停成为必要。 向先辈致敬感恩并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对我来说,是极自然不过的一份礼节,不过这一儒家化的礼节应该是普适的。法国有着一个可敬的汉学传统,这一传统的历史至少可往前追溯两个世纪,以至我们可称其为法国的创举。事实上,这一传统归功于那时诸多的卓越人士,比如被誉为现代汉学之父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比如伟大的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法兰西学院最近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仍以他为主题,比如葛兰言(Marcel Granet),他受启于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的社会学方法是划时代的,比如马伯乐(Henri Maspero),他给予了道学研究以决定性的推动。这里仅引用20世纪上半叶几个重要的名字。 1946年,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承接了马伯乐[4]在法兰西学院的中国语言文学教席,由此组成了战后我们的先辈群体,作为仁道而渊博的汉学研究的伟大代表,它含蓄的学术范型至今仍可从希腊-拉丁研究中找到。我们这些卓越的法国汉学研究者为古典人文传统所浸润,即使他们自己未曾师承于杰出的古典学家门下。这里需要提及我最初的几位引路人,首先是我的导师谢和耐(Jacques Gernet),他不仅启发并引领了我,而且还给予我信任并催我自立。在他卸任差不多13年后,近乎自然地,我承继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职位。我也有幸接受了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的教导,一直以来,他不断给予我鼓励,并指给我连通古代与现代的“王道”[5]。最后,与汉学高等研究院的诸多学友一起,我也在桀溺(Jean-Pierre Diény)的指导下,接受了典籍考诂校勘的严格训练。所有这些导师均精通中日双语,亦素有以训诂与考证为特征的传统功夫学养。这些同样也是我有幸在别处结识的其他前辈的情况,特别是任职于剑桥大学的杰出中国汉代史学者鲁惟一(Michael Loewe),以及上海复旦大学卓越的经学学者朱维铮。 1992年,魏丕信(Pierre-Etienne Will)在就任法兰西学院现代中国历史教席的演讲中,表达了推荐我为候选人的想法,且仅凭他个人的力量支持着这一想法;他的举动反映了一种新的人文学科精神的呼声,指出我们再也不能仅构想一个关于中国通史的教席,而必需从某种“汉学沙文主义”同时又是“传统-现代的旧范式”[6]中走出来。尽管要面对一份很不同的工作,但我再也不能对这样的提议无动于衷。 现在,我们处于21世纪中,面对的是一个变得越来越矛盾的境遇:就向世界敞开或可说全球化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变了,且在我们眼前以惊人的速度继续变化着,但是我们的同胞包括我们的精英,对中国及其文化的无知(或更严重地说,是偏见),却达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某些知名媒体,不具丝毫的文化素养,依然不知道在中国(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亚洲国家)姓在名之前的常识,对此,我们可以给出人们将邓小平先生说成小平先生或平先生的例子。另一方面,我们书店的“灵性”或“个人幸福”专区,也总是不乏“中国智慧”书籍,它们心安理得地重复着最为过时的陈词滥调,但涉及的是一个贫乏而单调的漂浮于神秘它处或在无历史的“凝固而幽美的图像”里的永恒中国。 如何纠正这一无知,特别是如何使中国进入到我们同胞的通识文化中去,这正是我们能要求法兰西学院来完成的服务于公众的一项使命。同时,这又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使命,因为,与我们从事欧洲邻近领域研究的同事们不同,汉学研究者首先需要筹备一个极度抽象的文化之地,然后梦想才能于其上耕耘。如果我与诸位提到孔子,老子或易经(通常意义上处于前三位的成功者,或多或少没有次序),诸位都晓得——至少诸位认为晓得——说的是谁,是什么;然而,一旦提到朱熹或王阳明,对于非专业的人士来说,这些名字肯定是闻所未闻的;相反,在中国,甚至在整个东亚地区,阿奎那(Thomas d’Aquin)或路德(Luther)却广为人所知并有一定影响。 可以说,不是我这一特殊个体,而是荟集了集体研究和合作的整个现当代知识学科,被召唤着来负责这一教席。当前的法国汉学能以组建一个以具备优良品质的研究者为载体的真正的“智识群体”为豪,其中也包含了年轻的一代,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的能力通常都远超过我,这也更是本着协作精神邀请他们来赋予这一教席以活力的理由!因为同样,在此我也看到自己作为渡者的角色,但这里的“渡者”的含义是,在集体运动中为了便于击中目标而将球传给处于有利位置的同伴。生活在如今这个非凡的时代里,我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变得十分“顶尖”,同时又有汲取、运用其他专业知识工具及问题意识资源的可能。就人文学科的多样化和专业化来说,孤独天才或思想英雄的浪漫姿态变得不再可能。 就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来说,特别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后毛泽东时代以来,这种姿态也不再可能存在,借用人类学的一个说法,这就迫使我们成为不断参与的观察者。我们看待中国的眼光不能再停留于远处(出于顾虑、蔑视或崇拜),不能再将一个自己惧怕的对象随心所欲地构建为一个纯然精华的全体。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使用的依然是3个世纪前启蒙时代中所形成的大部分概念,现在它们则既不专业亦不明晰了。人们不能不为现实中所浮现的前赴后继的矛盾图像所震撼:一方面,是伏尔泰(Voltaire)可亲的“哲学中国”形象,从其文明和广博性的角度来看,理性而优美;而另一方面,则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作为“东方专制”的中国形象,独裁且不择手段,残忍而粗暴;如何协调两者?无疑,我们需要学会近距离地去观察和倾听,由此,才能断绝先验性的成见,要知道这种成见有着何等的诱惑力,又何等方便地可用来获利。反思一下便可以知道,正是文化间的距离使得我们将中国视作一片单色的森林,而相反,一旦是一个熟悉的文化,我们则需要灵敏地知道树上每片叶子的区别。 “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世纪里,不仅汉学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变了,中国本身在世界中的处境和位置也改变了。经由“二战”中对亚洲事务的介入,美国人第一个领会到不能再将中国仅仅视为一位具有异国情调和迷人的“他者”,而需要与她一起去掂量全球未来的构建;中国首先被作为一个需要推倒的意识形态敌人来对待,然后作为近来经济上的合作伙伴(和对手)。20世纪50年代以来,获益于“二战”后美国所处的霸权地位,及社会精英对亚太地区重要性的认识,还有高校和出版体制的强大,美国汉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可以说,有一架桥梁——我称之为一条高速公路,横跨于太平洋之上,保证了中国高校或现已成为美国学院风景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华裔们与之进行持久的交流,并使得自冷战结束以来两个曾经被切割开的怒目相视的世界间的对话得以于现实中重建。没有一所美国的大学或学院没有关于中国或东亚的研究,而且我们众多的美国同行执教于并非“东方学”的历史或哲学系。由此,我们完全不需要惊讶于看到欧洲汉学,特别是法国汉学,仍然漂泊在这一崭新的重心之外,苦于自己的无足轻重,他们的研究者被越来越多的大西洋之外地区的大学所吸引并接受了它们的问题意识和学术范式,却没有意识到用英文发表文章在欧洲已成为一道必须全然遵守的口令。 现在,中国也不愿再继续乖巧得如同一幅图画,任由他人来研究;而是要成为一位对话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位活跃的对话者,30多年以来(或可说整整一代人),她努力汲取着西方所有的人文科学,并一点点地,由自身土壤中蕴含的东西开始,重新体认到自身的知识和文化传统。考古发现,悖论般地于文革期间取得不小的成就,从我们对中国古代的视角观点来看,这些发现的价值和影响,可比值于“死海古卷”的发现:它们完全肯定了某些传统源泉的真实性,又动摇了我们由似乎可靠的公认文本中继承的观念。 从毛泽东的格局走出,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确实的饥渴中,他们投身到所有来自西方特别是北美大学的新舶来品中。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们的“法国思想”,如福柯(Foucault)、布尔迪厄(Bourdieu)、德里达(Derrida),反而是通过美国式社会科学的中介,为中国智识精英所吸收。一连串的“热”给近几十年打下了标记:文化热,韦伯热,实用主义热,结构主义热,解构主义热,后现代热,等等,此处不再赘述…… 21世纪初叶以来,另一种“热”攫取了智识世界,即传统和国学的重生:中国从此自愿成为并自认为能担当起赋予过去以新价值的重要角色。我们也不能允许自己忽视这样的看法——我宁愿将之挑明,即使我们会感到委屈:与我们相比,同时代的中国人自然处于更好的位置、具备更好的资格,来评判被现代化突变和整整一个世纪的革命所切断的他们自己的传统。当不再处于西方诠释的控制之下,他们有时会无意识地内化到被称作自我东方化的行程,其实是文化主导论的陷阱中去,同时却又想象能本着他们“本真”的而不是遗传而来的本源的名义,自夸握有真理。所以,对这一于膨胀意识形态背景下发生的重认价值现象的境遇和结局需要保持高度警惕:比如,对一个半世纪来所忍受的侮辱和屈让经验所产生的报复情绪的利用;又如,构想在全球化的新背景中变得强大这一情绪上的狂热。的确,在一层特殊的含义中,讨论和研究冒着被这些格局统化和诱导的风险,我们需要认真掂量,以对此有所防备。然而,一旦它们变得原创并具革新性,又得另当别论了。 最后,也不应忘记,在技术全球化的底层所发生的一切。我刚才提到的连接美国和中国的高速路,同样也是一条信息的高速路:我们现今所处的全球化背景不断地促使我们面对更纷杂的多样性,更大的可动性,更广的回应,以及更快的速度。顺便说一下,中国人借助于网络与我们不同,他们以更为宽泛而密集的用途使用着网络。信息的提供在今天是无限的,它从星球一极迅速传到另一极,要求我们在所有瞬间保持高度紧张,同时又须拥有将之消化的能力和令人眩晕的回应速度。当代中国现实的变化正反射出这一史无前例的速度,这也推动了其自身以一无制的速度开始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人们从而能够理解为什么年轻一代的学者呼唤着一场汉学研究的革新,希望以“实地”研究、国际间的交流和跨学科的研讨来赋予它以活力。 虽然我很清楚这些崭新的格局,但是,相对于信息的急迫和瞬间性,就领悟、反思和熟化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来说,我却宁愿推崇一种缓慢的速度。学养基本功不仅要从文本阅读练起,还要有倾听文本的耐心,有与文本相互熟识以保证我所称作的“音乐的听力”。稍试着来教导、训诱并锤炼我们的双耳去倾听文本,倾听汉语作者在其语言和境遇中诉说,最终我们或许会听到属于它们的音乐。但是从来没有人认为这是份轻松的活计:即使朱熹,作为毋庸置疑的最伟大的中国经学家之一,曾对典籍中一段特别棘手的文字读了四五十遍,结果也仅理解了其中的百分之六七十[7]——这对我们来说不乏是个安慰……或许解经从来就没有一套固定的理论和模式,这简直难以置信,解注既不能自立,也无法找到固定的根基:总而言之,正因如此,汉学研究才首先是一门谦逊的学问。 悟得文本,不是视其为苍白并脱离实际的空想,相反,要尽力在鲜活状态中将之吸收,好比庄子之鱼,也就是说要尽自己所能地,重新营造文本具有意义及智性和社会效用的原初语境,去领会它们是如何于其中被阅读和吸收的。大家知道,有两种使得文本获得生命的解读方式:我们可以自问,它对作者和读者来说都有什么含义,运用文献学和史学方法来考察一个被重置于过去的对象;我们同样也可以自问,作为能够拥有哲学或其他含义的通用文本,它对当代读者来说有什么含义。这两种方法含蓄地并存于所有的解读中,但仅当前者是以坚实的研究为基础时,后者才有确凿有义。最理想的莫过于“为避免所有与时不符的形式,能用一个精严的境遇学说把对古今不同含义积层的解读衔接起来”[8]。我们也要警惕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极具诱惑力的为文本设置栅栏的倾向,要提防那些先天确定的阅读,以防止滑到与任何现实都无关联的解释升级中去。 “文化对话”现今很受欢迎,无疑,这是与“文明的冲突”[9]的挑衅言论相抗衡的一种稍显天真的方式。然而,就对话的现实来说,有时人们看到的则是耳聋者之间的对话,如同一位中国社会科学学者新近指出的:“长期以来”,他写道,“只有‘先秦诸子’才有‘哲学’的看法在西方汉学和中国研究领域相当流行(直到晚近才有所改变),而作为哲学家的先秦诸子又是在古希腊智者的含义上被定位的。西方汉学界对于中国远古思想的偏好与中国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于西方近代哲学的情有独钟,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背后隐含的关于历史发展的理解则是共同的:中国迷恋于启蒙之后的西方,西方则迷恋于那个远古的、尚没有进入‘中世纪’的,且与中国自身的现当代发展及其问题毫无关联的‘中国’。”[10] 这些现象与今天仍很时髦的某种比较风气有关,更因为在我们的学术成规中,它从开始就被定为一项优先研究,并以标榜走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意愿作担保。事实上,它仍延续着东方学研究的视角,试图将中国思想“博物馆化”,将之化约为作为比较研究术语的“他者”的角色,以便更好地使之平面化,用来回答那些与之不符的问题。这里有着于时空之外安置一方冻结对立物的异域手法,它不能彰显出现实中存在的差异性的繁多和纷杂。令人遗憾的一个后果便是:不断地在一种或另一种本质主义的形式中改变立场,即使并非自愿,最终也以加深那些原本就不会轻易消除的先入之见为结局。 在这里,请大家不要误会:我单纯而惟一的目标是找寻所有可能更好的方法而臻于领会。不是与怎样或怎样的理论径路不相容,而是希望确立一个可行的优先物。在系统地给出一套我们并不总是胸有成竹的跨文化比较理论之前,为何不从对跨文化比较研究的一种形式的践履开始?在我看来,自谢和耐(Jacques Gernet)以来已享有盛誉的智识史研究,能挖掘出不同时代间的延续、断层,其间的危机时刻,甚至“内部的对话”[11],挖掘出过往之留存、对之的重新估价及重建起来的相继性,由此,以这些凸面和断层,彰显出一道活泼而多彩的风景。与其加深被广泛维护的单一思想或永恒重复同一事物的成见,不如在社会政治背景的多样性中(在中国,观念的形成从来都未远离政治),以及时间延续的长久性中(即使人们并不赞同中国的意识形态言论及其“五千年的历史和绵续的文明”),打开智识史。 如此这般于过往和今昔间穿梭,于历史阶梯上移动游标,这首先应能引着我们认识到对过往的解读在什么程度上为现今的前提所规限,认识到提防想要反向投射的强烈倾向是何等必要;并能试图使古时讨论仍能适用于现今实际。至少我相信,正因拥有在传统自身的术语中来考察它并复原属于它的问题意识的耐心,我们最终才有于不同文化的历史轨迹间显出共同进程的可能性。 除了横向延续的时间外,我认为,打开观念往来、对话交叉、智性和文本切磋、借取和转让现象的空间,也是重要的。我特地想到公元第二个千年里,一份联合书目在中国、韩国、日本、越南流传的众多而繁复进程。重建一个崭新的中国王朝,沿着以中国为本源与核心的扩张轨道而找到一个“汉化世界”的虚构联合体,这远不是我的想法。而且恰恰相反:正是藉着以汉字为共同书写文字的往来空间(好比拉丁语在近代以前的欧洲的情形,在不说同一语言的情况下,保证神职人员相互间得以交流),以摧毁被视作坚固整体和永恒核心的中国为目的,运用所有原创的、对立的、相互矛盾的方式来质问它的中心性,从而能够阐释并使用这一份共同资源。毋庸置疑,这样一份工作,若不集合与之相关的所有专业人士的能力,将是不可能开展的。 同样,与其比较(以便更好地使之对立)欧洲和中国,我认为,探讨近代以来中西思想的交流,则显得更为有趣。我们关于中国传统的看法,实际上,很久以来就受限于它们最初于欧洲语境中被吸收的方式。长期以来,我们习以为常称作“Confucianisme”(孔子主义或儒教)的这些概念也是如此,它们在18世纪的欧洲对某种中国精英意识形态的吸收过程中形成,今天依然十分广泛地被使用着,我们就此维护着一个缺乏深度的单纯宗教性质的思想观念却还陶醉其中。其他充塞于我们之间的“主义”(“-ismes”),如taoïsme(道家主义或道教)、bouddhisme(佛教主义或佛教)等,亦是如此,它们与其说提供了方便,不如说是增添了麻烦:这些我们认为方便而合适的标签,它们被指定赋予的现实将我们蒙蔽,它们被生硬分开的类别,阻碍着我们看清它们之间本来存在的恒久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而且,整个19世纪欧洲的史学、文献学、哲学和宗教科学制订的所有范畴均是如此。“哲学”、“科学”或“宗教”这些范畴现在仍然继续限制着我们研究和描述中国现实的方式,尤其意味深长的是,这些范畴却又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叶通过明治维新期间日本的中介被中国采用。为了翻译西方知识中的新概念,日本实际上利用重新拼合的汉字创造了一整套词汇工具。我们在此不要弄错,今天用汉语思考,使用的是源头古老的语词,但其含义却是必须被放在现代衍变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去理解[12]。既然懂得阅读典籍,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那么还能否信任于我们戴着用来阅读的眼镜? 总之,诸位应该知道了:我喜欢走动,来来往往,从一岸行到另一岸,甚至在比较它们之前。在虚拟对话中,我倾向于多者之间的交流。较之固定于面对面的单一的相异性,我试图寻找众多的差异性,它们甚至就潜存于生活本身的色调和运动中。我们总需重返这种生活。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13] 这是孔子在其生命晚年所说的话。对我来说,我已经越过了50岁的年槛;剩下我所要做的,正是谐顺双耳以学会在公众面前演奏我前面提到的那首有名的小提琴曲。但是,为了不逾距,我必须由此打住。今晚,显然谈了不少从耳的问题[14];由衷感谢诸位的倾听!   (陶云飞译)     注释: * 译者按:作者为法国法兰西学院院士。本演讲法文版见Anne Cheng, La Chine pense-t-elle? (Leçon Inaugurale Prononcée le Jeudi 11 Décembre 2008), Collège de France/ Fayard , 2009。演讲发表于2008年12月11日晚,中文本发表于《世界汉学》2010年秋季号。 [1] 本文标题《中国其思乎?》(La Chine pense-t-elle ?)是受居伊·布高尔特(Guy Bugualt)之作品标题《印度其思乎?》(L’Inde pense-t-elle ?)的启发,后者由法国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我们总在“思考中国”,但说到底,中国是否能够思考并反思其自身呢? [2] 莱斯(Simon Leys,亦名Pierre Ryckmans)在《小鱼们的幸福。两极信札》(Le Bonheur des Petits Poissons. Lettres des Antipodes)中引用,Jean-Claude Lattès,2008年,第11页。 [3] 编者注:本文作者系法国华裔作家、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院士程抱一(François Cheng, 1929- )先生的女儿。 [4] 他逝世于布辛瓦尔德(Buchenwald)集中营。 [5] 汪德迈的代表作《王道: 探中国古代体制精神》(Wangdao ou La Voie Royale: Recherches sur l’esprit des Institutions de la Chine Archaïque)中的措辞,汪德迈的这两卷著作由法国远东学院(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分别于1977年及1980年出版。 [6] 魏丕信的就职演讲,法兰西学院,1992年,第33页。 [7] 参《朱子语类》,第6卷,第80章,第2091页,中华书局,北京,1986。 [8] 参道斯(François Dosse),《观念的行程。智识分子史,智识史》(La Marche des Idées. Histoire des Intellectuels, Histoire Intellectuelle),第255页,巴黎(La Découverte),2003。 [9]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挑衅并有争论的《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一书中的用词,这部著作1996年版于纽约;法文译本于1997年由雅可比出版社(éditions Odile Jacob)以《文明的冲突》为题出版。 [10] 参《当代中国思想》(La Pensée en Chine Aujourd’hui),程艾蓝(Anne Cheng)主编, Gallimard,Folio-Essais丛书,第392页,注6,2007,转引于郑家栋《“中国哲学史”写作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困境》一文。 [11] 参借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张灏(Chang Hao)的说法,见《危机中的中国智识分子。寻找秩序和意义(1890-1911)》(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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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辛亥革命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发布时间:2011年05月20日 – 15:25 | 5 次阅读 | 发表评论(已有 0 条评论) 朱维铮 朱维铮 :1936年出生,江苏无锡人。复旦大学资深特聘教授,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专门史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曾主持编辑《中国文化》研究集刊、《中国文化史丛书》、《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等。1987年以来先后应邀至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印地安纳大学、德国慕尼黑大学、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韩国高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大学等校担任客座教授。为德国汉堡大学荣誉哲学博士。著作有《走出中世纪》初、二集、《音调未定的传统》、《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壶里春秋》、《中国经学史十讲》等。编注有明清学术史原典数十种。 记者:陈晓勤,选自:《南方都市报》 朱维铮:李泽厚《告别革命》的观点是说革命者不给其他温和的改革者机会尝试,他的理由就是洋务派要改革、慈禧太后也要立宪。但洋务运动老早失败,不需要戊戌变法来证明。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龙的传人》唱的不是 辛亥革命 ,但此时此刻,用它来提括彼时彼刻,却是再合适不过。百年前的武昌,以及之前、之后的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来众说纷纭,当局者不清,旁观者更不明。但历史不容许不清不明,同时正因为它的不清不明,更需要每一个研究者穿越百年迷雾,廓清、袪魅、还原。百年弹指,殷鉴不远,让我们听听,历史会告诉我们些什么……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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