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言

江西新余市的“严重敌情” 林明理 江西省新余市据说这几天“敌情”非常严重。据于建嵘教授的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yujianrong ）透露：昨天（指 5 月 13 日）下午，江西新余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维稳会议，市委书记李安泽等高层将刘萍参选事件渲染为有国内外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的、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各级政府及单位在昨晚都召开了紧急维稳会议，要求守土有责，内外有别，内紧外松。 刘萍何许人也？一个当地的下岗职工，因自己的某些权益受损多次上访无果，还被视为“非法上访”受过“严肃处理”。刘女士于是决定独立参选当地渝水区人大代表，自行报名，自制竞选宣传材料，主动到各种场合对选民发表竞选演说。刘女士还在新浪微博中不时发布自己的竞选观点与竞选经历，她的微博至今已有 2 万 6 千多粉丝，名博李悔之先生还到江西新余录制了采访刘萍的录像并公诸网络。但是，这一举措，竟引发了某些人士的莫名恐惧。刘女士于是受到了一系列的特殊“照顾”：被断水断电，被跟踪，被关机，被“守卫”，   被失踪，支持推荐她作为代表候选人的选民被“有关方面”“约谈”然后其中一些“退出签名”……最新的状况仍然是刘女士被“失踪”，而当地市委市政府为此发表了这一严重“敌情”警示，某官网也适时发布新闻称“江西新钢选举指导组：刘萍未被列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是依法决定的”。 不过，这一“敌情”警示竟丝毫吓不了最该被吓到的人。不但众多粉丝予以讽刺嘲笑，众多名人也加入了“自首”行列。如，一直支持刘萍依法竞选的于建嵘教授当即在微博发出自首书：中共江西新余市委书记：据称，你己下令追查支持“ @ 刘萍 196412   ”的敌对势力，特自首。本人于建嵘，中国公民，无党派非人士，热爱祖国，坚守宪法，始终支持内退女工刘萍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合法行为。如跨省约谈，可派贵市听过我讲座的数位市县公安局长来北京宋庄画家村。 时评家 @ 笑蜀也即跟上：好玩好玩。支持公民刘萍行使法定权利即为颠覆？保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为颠覆？那么我也颠覆了。颠覆侵犯公民权利和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敌对势力是公民的光荣。于教授如果自首是光荣自首，我也愿光荣自首。且大吼一声，愿光荣自首的还有木有？有木有？有木有？ 这两条微博又被无数网友转发，许多人也纷纷表示愿自认为新余官方的“敌对势力”并去“自首”。笔者看了，也禁不住转发了一条：支持，支持。我们也愿意一起或单独去新余“自首”。新余市委书记，我们来了。 一个依法参选人大代表的公民，竟引来当地公权力这么多的法外“关注”，引发这么严重的“敌情”，而且“引蛇出洞”引出了这么多的甘愿“自首”的“敌对势力”，可谓中国“特色”的奇观啊。 笔者虽然不赞同像文革期间那样的“政治事件”人人表态、人人过关，但却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对刘萍参选事件以及江西新余官方的“敌情”警示表个态：在新余官方的做派与“警示”面前，你是自认为他们所称的“敌人”，还是他们的“朋友”？ 并且，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认真思考一下：要说“敌人”，谁才是这个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真正敌人？谁才是这个国家和谐、文明与进步的真正敌人？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 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

看到一则新闻，《凤凰周刊》披露：”陈良宇在狱中享用20平方米的套间，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洗衣机。每日餐费达两百元，可读书写作，可以不穿囚服。服刑后，陈良宇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单，如红酒、桃仁等，但遭拒绝。陈良宇在秦城监狱编号是0702。” 　　陈良宇在狱中的餐费，每天接近两百元，一日四餐，包括晚九点半还有消夜。粗略一算，一个月餐费就是六千元，一年吃喝就是七万元!这样的就餐标准不要说普通中国百姓以目前的工资收入连想都不敢想，就是中、高级政府官员，按个人工资收入也无条件享受这样的高标准吃喝。当然，陈良宇当上海一把手时，凭他的权力，享受这样的奢华生活无人质疑。别忘了，现在他是贪污腐败分子，人民的罪人，是服刑的阶台囚!给一个犯人如此高的生活待遇，是凭哪一条法规?这笔钱是从哪个财政支出的? 　　中国人对劳改犯的基本概念是，一个人犯法判刑入狱，是强制接受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中重新作人。我们看到、听到的都是犯人在监狱管教人员的安排下，从事各种劳动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使自己思想得到改造，从中也学了一技之长。如今，虽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根本改变，但国家对罪犯的改造方式并没有质的变化，除了监狱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明显改善外，改造的方式仍是以强制劳动为主。普通罪犯如此，高官犯罪入狱后难道就该享受”双重标准”吗? 　　从文章中得知，陈良宇入狱后，”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单，如红酒、桃仁等。”可见，入狱后的陈良宇仍恋恋不含他那在职时的奢华生活，根本没把自己看成是阶下囚，放下他那官架子。他的过份要求虽然遭到拒绝，但监狱还是给了他优厚的生活待遇，”在狱中享用20平方米的套间，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洗衣机。每日餐费达两百元，可读书写作，可以不穿囚服。”这样的狱中生活，那些为社会创造财富而辛勒劳动的亿万中国公民，有多少能与他相比?!难道高官犯罪入狱，生活待遇还要从优吗?陈良宇高额的伙食费，如果不是他的家人提供(家人提供已遭拒绝)，监狱有什么权力给他定这样高的标准?这笔钱如果是由财政支出，用纳税人的钱给罪犯高消费，更于情于理不容! 　　如果《凤凰周刊》的这篇文章属实，相关监狱应立即纠正这一不得人心的作法，如果有出入甚至无中生有，相关部门应尽快澄清，以正视听。 　　 李逊达微评 　　人民是不会给陈良宇这个大贪官好果子吃的，那么只有权力者才能给陈良宇享有更优厚的人道主义权利。也许官员的牢狱福能让世界人权组织对中国人权的进步刮目相看，如果把这个也冠以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那无疑是一种不恭，于是冠以特权主义这才是再准确不过了。官场上盛行官官相护，在位时那是理所当然的，而落马了也不能“人一走茶就凉”;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哪一天不慎也成了阶下囚，只要有了这个牢狱福的潜规则，那么官可倒而福却永不倒，再加上贪官无死刑被确立之后，中国当公仆才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啊。

药 （李承鹏）      一个钢琴青年半夜开车撞倒一个串串店下班女工，没死。想了想，取下一把三十多公分的刀连捅八刀，这个过程，女工一直央求别杀了，家里还有两岁半的儿子需要照顾……他没听，颀长的手指激情弹奏中。一会儿，女工果真死了。   大家知道，这个女工叫张妙。这个钢琴青年叫药家鑫。我把他简称，药。   案子大家已很清楚了。该怎么判决也清楚，不清楚的拿把刀在自己身上举例，便会清楚。我之所以把这简称为，药，是因为发生在长安的另一些事情。这天，长安的法庭格外开恩，允许五百名群众入场围观，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四百名整编制的长安乐府，也就是药的同学们接受调查问卷：药，到底该不该判死刑？这时的民意前所未有的统一，药渣子药引子药罐子都答：该名同窗一贯温良，品学兼优，给他一个机会，给未来一片蓝天……场面感人，连天花板都为之动容。   我觉得这个围观的场景很可怕，比那晚上药连捅八刀还可怕。药只杀一人，这时却杀四百人。这样的教育公然训练学生对人性说假话，这样的围观让人瞬间就变成了狼。经此一战，孩子们会陡然明白：只有下手坚决，才能前途远大。这时你就知道，药，为什么会在并无威胁的情况下用弹钢琴的手连捅八刀。   这就是中国教育。一百年前围观做掉一条好汉命，表情被动而麻木，为了一个叫人血馒头的药。一百年后围观一个女工命，表情主动地邪恶，为了一个叫药的人血馒头。可见进步了，中国没有教育，只有药。中国没有老师，只有药剂师。   还有法庭。我不知道为什么允许这个与案情毫无关系的环节出现在法庭上，这不是一个好的教育。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拿出药的道德信物即十三份奖状，奖状又怎样，在中国越坏人奖状越多，刘志军奖状就很多，凡坐过火车的中国人都是他的奖状，他便有十三亿份奖状。再后来就开始阐述激情杀人，从药出生时讲述和解构激情，一直激情到那天晚上。以至于大量围观学生潸然落泪，药也及时当场下跪……激情燃烧岁月，都是好演员。   这就是药。我相信中国法律，却不相信中国法官，在中国不是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而是法官神圣不可侵犯。其实我也同意宽恕的，可一些人举韩裔青年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打死32人后，却被遇难者家属当成第33个受害者点上烛光献上玫瑰升上安魂气球，这例子是不对的。宽恕需要前提，前提是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宽恕，宽恕的就是豺狼虎豹，镇压的全是阿猫阿狗。   其实我不喜欢看到死刑，现在看过点书的人都鹦鹉学舌地学会了“暴力不可解决暴力”。好吧，我只是不明白，李刚案、钱云会案、药家鑫，每逢恶性交通事故时一个叫CCTV的单位，就要给杀人者以大把时段讲述心路历程，最后把一档新闻节目办成了心灵鸡汤咨询节目。专家不分析怎样治罪，却声情并茂讲述“人性弱点”“性格生成原因”。那一个叫李玫瑾的公安大学专家，一直剥啊剥，从性格深处剥到新新人类的社会属性，她其实应当直接说药家鑫有精神病的，而精神病是可以不判死刑的==药家鑫不必判死刑。这时，大家一定要想得起——就是这个专家当年高度赞成北大精神病教授孙东东“上访户都是精神病”，他们一直这样的，妙手做着司法春联，上联：上访户均为精神病，冤情不可信；下联：药家鑫实为精神病，不必判死刑。横批：老娘说不刑就不刑。   这是怎样一个药的语境。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最近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主权，你讲主权时，它给你讲要克制，你要克制时，它让你勿忘国耻，等你勿忘国耻游了过去时，发现两国已握手言欢，油and米。你上不得岸，也退不回去，脑子一激凌就有些偏激。你偏不得激，因为北大会商等着你，不得因食堂涨两毛钱菜金而偏激，但可以为五毛钱赏金而理性，两毛叫偏激，五毛叫理性，差了三毛，正在上演被拐儿童流浪记。其实不管二三五毛都别吹牛逼，别相煎太急，你我至今都不知道到底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反正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有权的被欺负了，跨着省也得运用法律。   有了以往的经验，我已不太寄望延期审理的药家鑫到底判不判死刑，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层出着你就淡漠了，淡漠了，你就发现关注药加鑫不如关心“要加薪”了。我不求结果，只希望程序正义，我不能活得有尊严，总得死得有尊严。不能死得有尊严，审判也得有尊严，即使审判没尊严，也得围观得有尊严，谨以此句献给发明了“围观改变中国”刚刚因故离开南方周末的笑蜀，共为此句节哀顺变。   该吃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