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言

江西新余市的“严重敌情”

江西新余市的“严重敌情” 林明理 江西省新余市据说这几天“敌情”非常严重。据于建嵘教授的新浪微博( http://t.sina.com.cn/yujianrong )透露:昨天(指 5 月 13 日)下午,江西新余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维稳会议,市委书记李安泽等高层将刘萍参选事件渲染为有国内外政治势力在幕后操纵的、企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一次重大政治事件。各级政府及单位在昨晚都召开了紧急维稳会议,要求守土有责,内外有别,内紧外松。 刘萍何许人也?一个当地的下岗职工,因自己的某些权益受损多次上访无果,还被视为“非法上访”受过“严肃处理”。刘女士于是决定独立参选当地渝水区人大代表,自行报名,自制竞选宣传材料,主动到各种场合对选民发表竞选演说。刘女士还在新浪微博中不时发布自己的竞选观点与竞选经历,她的微博至今已有 2 万 6 千多粉丝,名博李悔之先生还到江西新余录制了采访刘萍的录像并公诸网络。但是,这一举措,竟引发了某些人士的莫名恐惧。刘女士于是受到了一系列的特殊“照顾”:被断水断电,被跟踪,被关机,被“守卫”,   被失踪,支持推荐她作为代表候选人的选民被“有关方面”“约谈”然后其中一些“退出签名”……最新的状况仍然是刘女士被“失踪”,而当地市委市政府为此发表了这一严重“敌情”警示,某官网也适时发布新闻称“江西新钢选举指导组:刘萍未被列为人大代表候选人是依法决定的”。 不过,这一“敌情”警示竟丝毫吓不了最该被吓到的人。不但众多粉丝予以讽刺嘲笑,众多名人也加入了“自首”行列。如,一直支持刘萍依法竞选的于建嵘教授当即在微博发出自首书:中共江西新余市委书记:据称,你己下令追查支持“ @ 刘萍 196412   ”的敌对势力,特自首。本人于建嵘,中国公民,无党派非人士,热爱祖国,坚守宪法,始终支持内退女工刘萍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合法行为。如跨省约谈,可派贵市听过我讲座的数位市县公安局长来北京宋庄画家村。 时评家 @ 笑蜀也即跟上:好玩好玩。支持公民刘萍行使法定权利即为颠覆?保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为颠覆?那么我也颠覆了。颠覆侵犯公民权利和破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敌对势力是公民的光荣。于教授如果自首是光荣自首,我也愿光荣自首。且大吼一声,愿光荣自首的还有木有?有木有?有木有? 这两条微博又被无数网友转发,许多人也纷纷表示愿自认为新余官方的“敌对势力”并去“自首”。笔者看了,也禁不住转发了一条:支持,支持。我们也愿意一起或单独去新余“自首”。新余市委书记,我们来了。 一个依法参选人大代表的公民,竟引来当地公权力这么多的法外“关注”,引发这么严重的“敌情”,而且“引蛇出洞”引出了这么多的甘愿“自首”的“敌对势力”,可谓中国“特色”的奇观啊。 笔者虽然不赞同像文革期间那样的“政治事件”人人表态、人人过关,但却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对刘萍参选事件以及江西新余官方的“敌情”警示表个态:在新余官方的做派与“警示”面前,你是自认为他们所称的“敌人”,还是他们的“朋友”? 并且,我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认真思考一下:要说“敌人”,谁才是这个国家宪法与法律的真正敌人?谁才是这个国家和谐、文明与进步的真正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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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

轰动一时的北京市历史教师袁腾飞曾说过“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或许这句话夸大了些,但在众多史料揭示下,即使是最寻常的历史事迹,在课本的记载中,都被发现有谎言。比如,在中小学课本上,我们就曾读到这样的内容:“旧中国”一穷二白,工业落后,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国外进口。 例一,小学政治教材中就会读到:在旧中国,我国的工业相当落后,很多东西我们都不能自己制造,只能用外国人制造的产品,甚至连火柴、铁钉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在这些物品的名称前面都加了一个“洋”字。(《品德与社会》6年级上册第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例二,初中历史教材再度强调了“洋火洋钉”问题:在近代中国,民族工业总的来说是很薄弱的,甚至连老百姓的日用品都要从外国进口,因此许多东西都带一个“洋”字。“洋火”其实就是我们日常所用的火柴;“洋油”就是用来点灯的煤油;“洋灰”就是盖房子用的水泥;而“洋钉”就是钉木板用的小小的钉子。(《中国历史》8年级上册第10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三,初中历史教材还摘选毛泽东1954年6月14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的内容,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描述:“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中国历史》8年级下册第1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例四,高中历史教材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总结:“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国内既不能制造汽车、飞机,也没有冶金设备、矿山设备和大型发电设备等制造业。1953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行……我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必修2》第5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些教科书,初读起来,1949年后的中国人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祖国,精神令人异常感动。而且成绩如此斐然,令人自豪。不会有太多人会意识到,现行教材提及这段历史时,是撒谎造假的。 在“新中国”工业起步之前,中国真的是“一穷二白”吗?请看: 1,“中国火柴大王”刘鸿生。1879年,广东佛山就出现了第一家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巧明火柴厂。1920年11月,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1930年时年产销量已占全国的22%。1934年,他又兼并了长江沿岸7家火柴厂,成立了大中华火柴公司,资本激增至365万元,年产火柴15万箱,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刘鸿生也被称为“中国火柴大王”,并涉足水泥行业。1949年,他一度远走香港,后来在周恩来的“感召”下返回大陆。1956年,官方实行公私合营政策,刘鸿生名下的企业改行公私合营体制。 2,国产水泥长期垄断中国市场。1906年,周学熙筹建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优异,中山陵、上海外滩、上海邮政总局等民国知名建筑都选用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建造,建国后的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等“新中国”“十大建筑”也同样使用启新“马牌”水泥建造。经过几十年风雨,这些建筑大部分完好无损。而启新公司的“马”牌水泥与刘鸿生名下的“象”牌水泥、以及南京中国水泥公司的“泰山”牌水泥一起,长期垄断了民国时期的中国水泥市场。建国后,毛泽东于1954年4月22日视察了启新公司唐山水泥厂,启新公司也与刘鸿生火柴公司一样,变成公私合营。 3,晚清与民国:可造枪支大炮军舰飞机。清末,洋务派集中国家力量发展军事工业,在短时间内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工厂,以及汉阳铁厂等配套工业,让中国获得了枪支、大炮、轮船等装备的制造能力。在甲午战争前后,江南制造局就成功量产了120mm、150mm口径舰炮,福建船政局也造出了全钢甲战舰“平远”号。辛亥革命后,福州船政局又于1919年8月造出了中国第一架双翼水上飞机“甲型一号”,此后又造出了双座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17架飞机。 4,抗战时国民党武器自给。抗战军兴后,国民政府的兵器生产能力更是得到长足发展,兵工署直辖兵工厂(不含修械所)为24个,在陆军常用的武器弹药中,仅凭国产就能完全满足消耗的有三大类(迫击炮、重机枪、各种榴弹),能够基本满足消耗的有四大类(步枪、轻机枪、枪弹、迫击炮弹)。从1939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生产步枪364,0111枝、轻重机枪42,189挺、迫击炮8,441门(含60mm、82mm、120mm等口径)、掷弹筒91,098具、枪炮弹上亿颗,还造出半自动步枪、战斗机、轰炸机、运输机等装备。直到1958年,“新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还在国防工业电话会议中说:“我们工厂生产的冲锋枪,只打了十几发子弹,击针尖就断了,还不如阎锡山兵工厂生产的好。” 为何历史教科书对以上史实总是按下不表呢?人们无从得知。这也许囿于毛泽东在1949后对“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多次定调: “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 “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国是个大国,但不是富国,也不是强国。飞机也不能造,大炮也不能造,坦克也不能造,汽车也不能造,精密机器也不能造,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毛泽东《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15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毛泽东《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为什么要搞公私合营,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我们在经济上是不独立的,大的机器不能做,精密的机器也不能做,只能做不大不小的机器。飞机才刚刚开始出厂,汽车才刚刚开始生产。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我们应该同苏联合作。”(毛泽东《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 从上述几段话里,可以窥见毛泽东当时对中国工业的基本看法:“我们一为‘穷’,二为‘白’”,“许多东西我们都不能造,现在才开始学习制造”,“经过15年的努力达到了可观的水平”,“什么国家替我们设计的呢?是苏联替我们设计的”。 但即便是毛泽东的看法,也因为实际需要被推翻了,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历史就很好地折射出了这一无奈:1958年11月27日,由前苏联专家帮助设计,大连造船厂建造的“跃进”号货轮建成,排水量22100吨,载货量13400吨。大连造船厂特地制作纪念章,铜质镀金,红色珐琅彩,副章上铸有主题文字“第一艘万吨远洋轮纪念”。当时各大媒体也载文欢呼“我国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下水”,竞相称赞“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伟大成就。为了宣传这一重要的工业成就,邮电部于1960年12月15日发行特种邮票(编号T32,全套1枚)《中国制造第一艘万吨远洋货轮》,画面为“跃进号”航行在大海中的英姿,船头有“跃进”二字。 但仅过了三年,在1960年4月15日,又一个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的船台下水了。如果读者对同时存在两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感到疑惑,可以仔细阅读当天《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报纸的头版头条,不难发现这一个“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前边多了一个定语——“自行设计”。为何会特别强调“东风号”是“自行设计”的呢?回顾历史,1960年正处于中国与苏联交恶时期,“苏联替我们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当时自然是不好意思提了,由于“跃进”号在首航中便触礁沉没,以后更不好意思再提了。 以上就是“新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货轮”的故事。 但事实上,早在1920年,建造“东风”号的江南造船厂的前身——江南造船所,就造出了中国第一艘万吨轮,而且还不只是一艘,而是美国政府订造的四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天朝”号于1920年8月3日下水;“东方”号于1921年2月23日下水;“震旦”号于1921年5月26日下水,四艘船的规格均为载重量10000吨、排水量14750吨。据《江南造船所纪要》称:“船壳、锅炉、烟箱等由富有经验之匠目甘熽初、李庆祥等包工承造,木作工程由何祖康、庆瑶等包工承造,机器、轮轴等件由本所机器厂制造。”这四艘船完工后均开赴美国交付,直至二战时仍在美欧航线上使用。 1920年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克银汉在“官府”号下水典礼上的演说,称赞道:“江南造船所今既能造成美国引来宾所定四大船之一,则前所云中国不能造大船之说实无根据,因一国之成功全在其出产力之大。” 至此,读者就能对教科书中“旧中国工业相当落后”、 毛泽东在1949后对所谓“旧中国”的“一穷二白”问题之类的论断,就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人说,袁腾飞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真实率低于5%”论断夸大了,但也有人对此并不买账,应该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要将标点符号和页码的真实加起来,真实率低于5%。 当然,也会有人说什么“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之类的“辉煌”,但就是不敢提“两弹一星”的制造者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培养的;而所有的大师,也都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政府培养的。1949年之后62年来,迄今有哪一个“大师”可以拿得出手炫耀?!现在中国科技的所谓“创新”,大多是从欧美盗窃了机密之后,改头换面的仿造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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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宇是坐牢还是享福?

看到一则新闻,《凤凰周刊》披露:”陈良宇在狱中享用20平方米的套间,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洗衣机。每日餐费达两百元,可读书写作,可以不穿囚服。服刑后,陈良宇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单,如红酒、桃仁等,但遭拒绝。陈良宇在秦城监狱编号是0702。”   陈良宇在狱中的餐费,每天接近两百元,一日四餐,包括晚九点半还有消夜。粗略一算,一个月餐费就是六千元,一年吃喝就是七万元!这样的就餐标准不要说普通中国百姓以目前的工资收入连想都不敢想,就是中、高级政府官员,按个人工资收入也无条件享受这样的高标准吃喝。当然,陈良宇当上海一把手时,凭他的权力,享受这样的奢华生活无人质疑。别忘了,现在他是贪污腐败分子,人民的罪人,是服刑的阶台囚!给一个犯人如此高的生活待遇,是凭哪一条法规?这笔钱是从哪个财政支出的?   中国人对劳改犯的基本概念是,一个人犯法判刑入狱,是强制接受劳动改造,在劳动改造中重新作人。我们看到、听到的都是犯人在监狱管教人员的安排下,从事各种劳动生产,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使自己思想得到改造,从中也学了一技之长。如今,虽然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思想观念也发生根本改变,但国家对罪犯的改造方式并没有质的变化,除了监狱的生活条件和环境明显改善外,改造的方式仍是以强制劳动为主。普通罪犯如此,高官犯罪入狱后难道就该享受”双重标准”吗?   从文章中得知,陈良宇入狱后,”曾提出用个人的资金改善伙食,并开列所需食品单,如红酒、桃仁等。”可见,入狱后的陈良宇仍恋恋不含他那在职时的奢华生活,根本没把自己看成是阶下囚,放下他那官架子。他的过份要求虽然遭到拒绝,但监狱还是给了他优厚的生活待遇,”在狱中享用20平方米的套间,内有单独的洗手间,其中设有坐式马桶和脚踏式冲水,并配有洗衣机。每日餐费达两百元,可读书写作,可以不穿囚服。”这样的狱中生活,那些为社会创造财富而辛勒劳动的亿万中国公民,有多少能与他相比?!难道高官犯罪入狱,生活待遇还要从优吗?陈良宇高额的伙食费,如果不是他的家人提供(家人提供已遭拒绝),监狱有什么权力给他定这样高的标准?这笔钱如果是由财政支出,用纳税人的钱给罪犯高消费,更于情于理不容!   如果《凤凰周刊》的这篇文章属实,相关监狱应立即纠正这一不得人心的作法,如果有出入甚至无中生有,相关部门应尽快澄清,以正视听。    李逊达微评   人民是不会给陈良宇这个大贪官好果子吃的,那么只有权力者才能给陈良宇享有更优厚的人道主义权利。也许官员的牢狱福能让世界人权组织对中国人权的进步刮目相看,如果把这个也冠以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那无疑是一种不恭,于是冠以特权主义这才是再准确不过了。官场上盛行官官相护,在位时那是理所当然的,而落马了也不能“人一走茶就凉”;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哪一天不慎也成了阶下囚,只要有了这个牢狱福的潜规则,那么官可倒而福却永不倒,再加上贪官无死刑被确立之后,中国当公仆才真是最大的受益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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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 (李承鹏)      一个钢琴青年半夜开车撞倒一个串串店下班女工,没死。想了想,取下一把三十多公分的刀连捅八刀,这个过程,女工一直央求别杀了,家里还有两岁半的儿子需要照顾……他没听,颀长的手指激情弹奏中。一会儿,女工果真死了。   大家知道,这个女工叫张妙。这个钢琴青年叫药家鑫。我把他简称,药。   案子大家已很清楚了。该怎么判决也清楚,不清楚的拿把刀在自己身上举例,便会清楚。我之所以把这简称为,药,是因为发生在长安的另一些事情。这天,长安的法庭格外开恩,允许五百名群众入场围观,后来我们知道,这是为了方便四百名整编制的长安乐府,也就是药的同学们接受调查问卷:药,到底该不该判死刑?这时的民意前所未有的统一,药渣子药引子药罐子都答:该名同窗一贯温良,品学兼优,给他一个机会,给未来一片蓝天……场面感人,连天花板都为之动容。   我觉得这个围观的场景很可怕,比那晚上药连捅八刀还可怕。药只杀一人,这时却杀四百人。这样的教育公然训练学生对人性说假话,这样的围观让人瞬间就变成了狼。经此一战,孩子们会陡然明白:只有下手坚决,才能前途远大。这时你就知道,药,为什么会在并无威胁的情况下用弹钢琴的手连捅八刀。   这就是中国教育。一百年前围观做掉一条好汉命,表情被动而麻木,为了一个叫人血馒头的药。一百年后围观一个女工命,表情主动地邪恶,为了一个叫药的人血馒头。可见进步了,中国没有教育,只有药。中国没有老师,只有药剂师。   还有法庭。我不知道为什么允许这个与案情毫无关系的环节出现在法庭上,这不是一个好的教育。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拿出药的道德信物即十三份奖状,奖状又怎样,在中国越坏人奖状越多,刘志军奖状就很多,凡坐过火车的中国人都是他的奖状,他便有十三亿份奖状。再后来就开始阐述激情杀人,从药出生时讲述和解构激情,一直激情到那天晚上。以至于大量围观学生潸然落泪,药也及时当场下跪……激情燃烧岁月,都是好演员。   这就是药。我相信中国法律,却不相信中国法官,在中国不是法律神圣不可侵犯,而是法官神圣不可侵犯。其实我也同意宽恕的,可一些人举韩裔青年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打死32人后,却被遇难者家属当成第33个受害者点上烛光献上玫瑰升上安魂气球,这例子是不对的。宽恕需要前提,前提是公平,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宽恕,宽恕的就是豺狼虎豹,镇压的全是阿猫阿狗。   其实我不喜欢看到死刑,现在看过点书的人都鹦鹉学舌地学会了“暴力不可解决暴力”。好吧,我只是不明白,李刚案、钱云会案、药家鑫,每逢恶性交通事故时一个叫CCTV的单位,就要给杀人者以大把时段讲述心路历程,最后把一档新闻节目办成了心灵鸡汤咨询节目。专家不分析怎样治罪,却声情并茂讲述“人性弱点”“性格生成原因”。那一个叫李玫瑾的公安大学专家,一直剥啊剥,从性格深处剥到新新人类的社会属性,她其实应当直接说药家鑫有精神病的,而精神病是可以不判死刑的==药家鑫不必判死刑。这时,大家一定要想得起——就是这个专家当年高度赞成北大精神病教授孙东东“上访户都是精神病”,他们一直这样的,妙手做着司法春联,上联:上访户均为精神病,冤情不可信;下联:药家鑫实为精神病,不必判死刑。横批:老娘说不刑就不刑。   这是怎样一个药的语境。大家都熟悉的句式套在最近就是:你跟它讲法律,它给你讲人性,你跟它讲人性,它给你讲主权,你讲主权时,它给你讲要克制,你要克制时,它让你勿忘国耻,等你勿忘国耻游了过去时,发现两国已握手言欢,油and米。你上不得岸,也退不回去,脑子一激凌就有些偏激。你偏不得激,因为北大会商等着你,不得因食堂涨两毛钱菜金而偏激,但可以为五毛钱赏金而理性,两毛叫偏激,五毛叫理性,差了三毛,正在上演被拐儿童流浪记。其实不管二三五毛都别吹牛逼,别相煎太急,你我至今都不知道到底主权高,还是人权高,也不知法律重要还是人性重要。反正老朋友快输了,就是主权高;老朋友快被绞,就是人权高。有权的杀人了,就得分析人性,有权的被欺负了,跨着省也得运用法律。   有了以往的经验,我已不太寄望延期审理的药家鑫到底判不判死刑,社会新闻层出不穷,层出着你就淡漠了,淡漠了,你就发现关注药加鑫不如关心“要加薪”了。我不求结果,只希望程序正义,我不能活得有尊严,总得死得有尊严。不能死得有尊严,审判也得有尊严,即使审判没尊严,也得围观得有尊严,谨以此句献给发明了“围观改变中国”刚刚因故离开南方周末的笑蜀,共为此句节哀顺变。   该吃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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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废话一筐:

    老茅能说到这个程度已经很难得了。大家心知肚明,其实是控制政府的那个组织不讲理。

   

 茅于轼:中国民怨的根源在于政府不讲理
2010年05月11日 09:17凤凰网财经

纪念张佩英烈士遇难四十周年会上的讲话

天则经济研究所 茅于轼

中国据说是已经崛起。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成就在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中可说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彻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不再是穷困和饥饿,不再是受人欺侮,也不再是东亚病夫。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这样的大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化得这样快的。特别是中国从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的独裁统治,变成了全面开放,人民享有很大自由的国家。和世界上不论是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比起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就是值得大家羡慕的。和俄国,日本,东欧,拉美比,更不用说和非洲国家比,我们都比他们强。在生活的提高上,在政治的进步上,在国际地位的上升上,谁也比不上我们。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已经很好了,已经是先进国家了,我是说,我们进步的速度确实是叫人瞠目结舌的。三十年前任何人做梦也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局面。

可是同样叫人丧气的是,社会的怨气特别大,社会的矛盾也特别多。百姓在互相交谈中,在网上的评论中,很少有人感到满意,倒是牢骚特别多,似乎中国社会很快就要崩溃。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气大,动不动就想打架。政府的领导人大概也有同样的感觉,很怕社会不稳,把稳定视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每逢国家有庆典,比如十一阅兵,奥运开幕,人大开会,北京就成了警察国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连老太太都动员出来巡逻,商店里连菜刀都不许随便卖。这使我们想起在中学读历史时,异族统治的元朝有过类似的规定。政府这样的恐惧感在全世界恐怕也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气又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外国人对此觉得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说不大清。

比较普遍的说法是贫富差距造成民怨。这不能说没有根据。贫富差距到处可见,而且给人的眼球和神经很大的刺激。民怨加剧是和经济成长同时发生的,它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结果。收入的不平感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剧,因此不平造成的不满也同样在加强。当前全国上下都注意如何缓解贫富差距,把克服收入不平看成缓解民怨的一个最主要的方面。

可是客观地比较一下,这个结论经不起检验。收入分配的不公固然可能引发怨气,但是也未必,这同时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可比的是香港。香港同样是中国人,文化传统是一样的。相距不到一百公里,每天都有几万人出出进进。香港的基尼系数比大陆还高,2002年时是0.45,现在上升到了0.5。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45,分配比香港还更公平一些。大陆相对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是城乡差别造成的,仅仅看城市或仅仅看农村,各自的基尼系数都不到0.4.但是把二者合起来,不平等就特别大了。香港没有农村,它是一个城市地区,不存在城乡差别,可是收入差距比有城乡差别的大陆还要大。香港的面积又非常小,没有地区间的差别。不像在大陆,东西之间自然条件非常不同。这说明香港的收入不公完全是人为的。而大陆的分配不公部分地是自然造成的,基尼系数大是可以理解的。在香港,距离很近的人之间收入的差别这样大,比起远隔千里之外的人同样的差距,引起的感受是极不相同的。可是在香港收入差别并没有引起社会的不稳或很大的民怨。的确,香港也有它自己的问题,曾经发生多次几十万人的大游行和静坐示威。但主要不是因为收入分配,而是政治原因。

民怨大的另一个说法是贪污腐化。政府官员化公为私,钱权交易,引起大众的怨恨。可是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远不是最腐化的国家。政府腐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全世界最腐化的国家集中在非洲,其次是南美洲。比较起来东南亚算好一点的。就拿我们的近邻来看,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泰国,柬埔寨,越南,俄罗斯等,他们在透明国际的廉洁排行榜中除了马来西亚比我们好,其余的都不如中国。中国排行第七十多位。印度,泰国排在八十多位。印尼,菲律宾,越南,尼泊尔,柬埔寨,都排在第一百位以后(2009年的数据)。这些国家有没有民怨,我不知道,也很难调查。但是从国际上大部分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可知,中国的确是问题最多的国家之一。经济虽然很好,前景很不确定。问题不在经济上,而在社会中。

中国的民怨来自何处?我的直感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缺失是什么意思?简单讲,就是不讲理。古语说有理走遍天下。可是在中国,不跟你讲理,所以有理没用,有武力倒是有用的。政府有最多最强的武力,黑社会有武力,力气大的人有武力。弱小的人就很难活了。不讲理的人什么社会里都有。中国的特点是政府不讲理,政府不主持正义。所以不讲理变成了民怨。

一个社会是需要有正义的,大家都要讲理,不要动武。讲理能讲得通,大家都服理,而不是服从武力。这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如果讲理讲不通,必须动武,这个社会就非常危险。正义从哪儿来?政府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有许多功能,但是最重要的功能是提供正义的服务。政府自己要讲理,带头讲理,政府还要帮助别人讲理。这就是正义的服务。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主要因为大家相信共产党是讲理的。国民党几百万大军溃败了,原因是道理讲不过共产党。得人心者得天下,这是千真万确的。可是现在的共产党不大讲理了,社会就陷入了危险。

从孙志刚案件的揭发过程中充分看出官官相护,牺牲正义的丑态。以后又有周正毅案,郑恩宠案,躲猫猫案,一系列的事情说明政府不能主持正义。中国每年有成千上万件民告官的诉讼,但是胜诉的不到百分之十。法院明显偏袒政府。司法的公正完全没有保障。法院和检察部门还有权不受理百姓的诉讼或检举。更有甚者,政府还抓上访求诉正义的人,关他们,打他们。政府还要打压帮助百姓维权的律师,找他们的茬,罚他们的款,甚至抓他们的人,给他们判刑。百姓诉诸正义的道路非常艰难,成功的机会非常微小。社会陷入正义无望,邪恶当道的黑暗之中。于是民怨迭起,百姓也不再信任政府。每当官民发生矛盾时,民众不分是非,一概认为政府是错的。政府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说假话,就要反对说真话的人。说真话的人就得冒风险。社会的秩序靠假话来维持。假作真时真亦假,假话说惯了,忽然政府改说真话了,百姓也不信,搞得政府百口难辨。社会没有了是非的区分。更由于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只好封锁舆论,把说真话的人抓起来,给他们判刑,社会进一步陷入黑暗,民怨一步步在上升。百姓没有武力,希望政府能够讲理。甚至用自焚来要求。但政府不予理睬。事情搞到这个地步,百姓只有用武力抗暴。所以每有群体事件百姓就翻警车,烧警车,甚至烧公安局,烧县政府。中国的百姓越来越倾向于暴力,这不是百姓的本性。百姓没有武力,他们希望讲理。只有面对一个不讲理的政府才会走上暴力之路。两方面都已经养成了不讲理,比武力的规则。这个国家越来越难治理了。其根源就是政府自以为有武力,不讲理。这样一个社会恐怕很难长久,必须赶紧找出办法,改变现状。

收入差距和贪污腐化是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但不是民怨的根源。把根源看错了治理就不能见效。我认为问题的根子在政府不讲理。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应该说,政府也很想讲理。所以有巨大的,法术无边的宣传部门。每天从电视到广播,从学校到机关,无时无刻不在宣传党的政策。这种宣传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可是一旦党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矛盾的时候,破绽就显露出来了。所以一位干部不小心问记者,你是代表党说话还是代表百姓说话。证明二者的立场是不同的。立场不同渊源于利益冲突。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同。要想帮助党恢复讲理,必须回到党章中所说的,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放弃私利,恢复讲理,这是解决民怨的唯一道路。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说明当局不这样看。政府在进一步限制百姓讲理的渠道,堵塞正义的发挥,企图一手遮天,用武力控制社会的方向和步伐。即使武力能够见效于一时,事物终究要回归到正义上来。因为百姓相信正义,不愿臣服于武力。当今最相信武力的国家恐怕是北朝鲜了,武装是国家的最高目标。可是这个国家也是被认为是最不稳定的国家。不要再迷信武力了。

中国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谓共和(republic)从字面上看就是共同的和平,就是大家都讲和平,放弃武力。用共和来翻译republic非常恰当。大家都讲理,矛盾通过说理来解决,这是一个先进社会的基本标志。反之,一个落后的社会就是一个不讲理的社会,凭武力解决问题。比较各国的发达程度,只要看武力在国家活动中的作用,就能判断得差不多。最发达的国家,武装力量只用于警察和国防,绝不参与国内的政治。管理国家的武装是一门很专门的学问,是由专业人士来做的。很少有哪个国家领导人是部队行伍出身的,因为他们需要的知识不同。越是欠发达国家,领导人越是依靠武装力量。即使是文官出身,也得时刻防备武装政变。讲理的作用在最不发达国家里几乎等于零,事情的决策全靠武力。但是在最发达国家里,必须通过讲理才能定板。

中国政府讲理讲不过百姓,手里又有武力,所以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这一倾向慢慢变成了习惯,也用到了对外关系中。凭着手里有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财大气粗,敢于说粗话。国际社会中讲理,用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人权,平等,自由,民主,法治。尽管各国的文化,历史,传统,文字,语言都不相同,但是有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普世价值。可我们不认这一套,我们有自己的标准。或者用我们自己建立的逻辑来解释这些概念。慢慢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另类,处处跟别的国家发生摩擦。在国内,动用专政力量确实是无敌的,立马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在国际上,这样发展下去最后会怎样,确实叫人担心。

百姓是没有武装的(有些国家的百姓可以拥有武装,如美国,百姓可以持枪对付政府),他们只能靠讲理来生存。如果他们的生存受威胁,讲理又讲不通,国家就不稳了。国家的领导人或政府也希望稳定,于是也不得不和百姓讲理。为什么从讲武力到讲理这么困难?主要因为有武力的一方(就是政府)相信武力能够解决问题。当谈不拢的时候就用专政机关抓人判刑,甚至开枪成为最后的手段。可见要想建立一个讲理的社会,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条件。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这是从讲武力转变到讲理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次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一定能解决问题,不会回到讲武力的状态。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这时候民众是不是讲理,愿意妥协让步,达成协议,成为关键。我们现在只感觉政府不讲理,其实百姓同样存在不讲理的可能。一些民主国家虽然有全民投票的规则,可是失败的一方不承认自己的失败,继续上街闹事,最后不得不靠动武解决问题,“共和”又走远了,社会回到了起点。

的确,两派人谈判未见得总能达成协议。所以必须有最后的不动武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通过全民投票解决问题。比如决定国家领导人,往往两派相持不下,那就由投票解决。有了这样一套规矩,社会就能讲理,就一定能稳定,民怨也就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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