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

香港獨立媒體 | 你所不知的新加坡?

眾所周知,新加坡是李光耀一手設計出來的國家,現由其子李顯龍繼承父權。李光耀最出色的是他可以在一個多種族的地方清滅種族歧視,一黨專政四十多年,從舉世紛擾的20世纪50年代,短短二十年的時間,成功擺脫貧窮、落後的殖民地境地,在幾乎没有自然資源、科技基礎的“貧瘠根基”上改頭換面,翻身一躍成成世人所欣羡的“繁華國家’’。新加坡房屋政策更為港人所欣羨,究竟李光耀如何在新加坡建立其統治系統?他,又如何看待「民主」? 也許從《李光耀回憶錄》略知一二。這是一本拉攏人心、爭取認同的自傳。長達八百多頁,印刷精美的《李光耀回憶錄》是李光耀的自傳。其目標對象不只是新加坡人民,更是亞洲讀者,以至西方國家。從《李光耀回憶錄》中反映他其獨特的政治取態和治國理念。在字裡行間他認為秩序先於民主。他相信管治新加坡是靠鐵腕政策。李光耀:「我需要媒體鞏固政府施政,不是削弱我們的學校和大學所灌輸的文化價值觀和社會取態。大眾傳媒營造一種氣氛,鼓勵人民發憤學習發達國家的知識、技能和紀律」對他來說,他不需向世界交代,他只向新加坡負責。他十分關注新加坡人民的生活,務求人民遵守國家秩序、規矩。他在全國展開大掃除運動、舉行無煙週和禁止香口膠。即使被西方國家嘲諷,他仍堅持全國「禁止食香口膠」,建立一個清潔的花園城市。 《與李光耀較量新加坡異見者鄧亮洪回憶錄》 然而,此書正正從另一角度了解李光耀本人,看到李光耀鮮為人知的一面。鄧亮洪有見香港擁有新加坡沒有的言論自由,他希望在港出書,幸得中大協助下出版了百多頁的傳記,期望更多人了解新加坡的困窘。 新加坡新聞媒體是政府喉舌,所以絕少報導危害政府施政的消息,更遑論談及被政治迫害的人物。作者鄧亮洪正正是敢與李光耀對抗的反對黨代表,被迫流亡二十多年。書內有不少香港學者公開表明支持鄧亮洪。 新加坡政府「白色恐怖」? 鄧亮洪於1997年以新加坡(工人黨)候選人身份參與國會大選,與李光耀一樣是新加坡政治人物和律師。大選前,鄧亮洪多次遭國內媒體指為「危險人物、大漢沙文主義者」等。過程中,他更曾收死亡恐嚇信,向警局報案但警察不受理,鄧亮洪遂離境前往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逗留。在大選過後遭國會資政李光耀、總理吳作棟等11人控告誹謗。李光耀無理用誹謗罪打壓反對黨,更無理牽連到其太太及子女,查封他們全部資產。除此之外,鄧也曾被稅局指控逃稅,妻子的護照曾遭沒收,最後逃至澳洲,妻離子散。這件事正正補充了李光耀回憶錄,使外界能夠宏觀地了解李光耀這個冷漠無情強硬的政治家。 李光耀以誹謗檢控國內和國外人士 有兩頁篇幅講敘鄧亮洪事件,李光耀是不相信「寬宏大量」,這一套的,他在《李光耀回憶錄》這麼說過:「我的政敵總是等到大選期間才造謠誣蔑,希望能令我蒙受最大的打擊。如果不訴諸法律,人們就會相信這些無稽的指控。…人們之所以不相信這些胡言亂語,唯一的原因就在於我總是嚴加駁斥。如果不提出訴訟,有人就會拿這些做證據,說我心虛。」 新加坡選舉不公 《鄧亮洪回憶錄》指出了新加坡內選舉制度是長期不公平。《李光耀回憶錄》提到「我們最形貴資產是獲得人民信任」。人民行動黨選擇利用行政和司法手段來限制反對黨的成長,並利用對選舉制度和規則來確保反對黨在競選中不會對其構成實質性挑戰。這些技術性的手段包括限制對反對黨选選區的公共撥款,重新劃分反對黨選區的范圍,操縱選舉時間表來壓縮缩反對黨競選活動的時間,减少新聞媒體對反對黨的報道篇幅等等。 同時還禁止和嚴懲涉及攻擊李光耀和行動黨、鼓吹西方自由民主、言論结社自由的輿論報導。例如新加坡官方報紙-聯合日報提到:「把組(官)屋翻新與選票掛鉤,並不是在威脅人民”“吳總理:以計票結果決定組屋翻新快慢,是民主過程,並非威脅選民。李資政:靜山區集選區共有25個計票中心。哪個區最支持行動党,組屋將最優先獲翻新。」 政界被長期扣留的有謝太保、林清祥、林福壽醫生等人。商界的有陳六使(南洋大學主要創辦人)被扣留和被撤消公民權。報人有李星可(指李光耀是個二毛子和數典忘祖的人)。馬來報人有沙末、依士邁等人。實際上,各界先后被扣留的人士數也數不清。這活生生的例子都反映李光耀壓制人民言論的權利,暗裡改為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去限制和剝削人權。 後記 李光耀在民主發展角色是隨著當時的政治氣候,大環境而變猶如變色龍,這可能與其出身有關。大致上,大致上他採取的政府體制既有英國式,又是新加坡式;可分稱為「東方專權父權統治和英式民主統治」。 東方專權父權統治,源於日本《李光耀回憶錄》提過他經歷日治時期,1942年英國不敵日本,棄械投降。這為李光耀上了一堂政治課-政治本質就是將環境改變。李光耀說:「日本教育我權力什麼意義。政權可以改變人民的思想,社會的心裡。」 新加坡的政治模式是以民主政治作為其政治框架,而内裏承載的卻是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這是一種透過操控民主選舉,壟斷國內資源,騎劫媒體報導,壓抑學術自由的情況下,以西方式的民主為幌子,維持李光耀政府長期的政治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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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涟:李光耀时代的结束与中国的尴尬

Posted by heqinglian on 五月 18, 2011 北京最近又遭遇了一场尴尬:5月9日,在与中美战略会谈同时召开的一次中美智囊研讨会上,北京智囊俞可平表示,中国政府对新加坡模式非常有兴趣,理由是新加坡能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政治上一党长期执政。但新加坡大选后的政治变局却表明,中共心仪的新加坡模式不再受该国民众欢迎。新加坡首任总理、国父李光耀与二任总理吴作栋5月14日宣布离开内阁,辞去内阁资政一职。他们作出上述宣布是迫于形势,因为他们的人民行动党取得了自1965年新加坡独立以来最糟糕的选举结果。 李光耀退出政坛,使新加坡选举成为一场没有输家的选举。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国曾热议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由于这“四小龙”当中有仨与华人有关,有人很生动地总结了三地华人政治特色:香港是港英政府治理,有自由无民主;新加坡是威权政治,无自由有形式上的民主;台湾虽然自由民主二者兼有,但草根特色太强。香港由港英政府治理,其经济成就让中国人不便寻找背后的政治原因,但台湾与新加坡经济高速成长的政治动因却是热门话题。因为两地都是华人(或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到了台湾政党第一次轮替以后,北京对台湾民主已经不再有任何兴趣,学界也不再提“台湾民主化经验”。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加坡模式”的讨论。 北京青睐新加坡模式的理由也很充分:新加坡华人占四分之三,其国父时常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李光耀崇孔尊儒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曾去过山东泰安与曲阜,当地官员告知,李光耀先生经常到圣人之乡参拜孔圣并朝泰山,有段时间每年都去。2003年国际儒学联合会在北京创立,与会者一致推举李光耀为首任名誉理事长,这表明国际儒学界对于新加坡成功实践儒家治国之道的赞赏与肯定。 于是国内一些学者尤其是儒学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公共政策体现的正是儒家治国之道,是中华文明精华在现代社会的发扬光大——咱们华人与西方文明扦格难入,但与自家祖产儒家文化总能水乳交融吧? 尽管新加坡经验被解释得天花乱坠,但北京真正感兴趣的却只有一条,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继续保持一党执政。西方社会成天在嚷嚷“经济市场化必然会促进政治民主化”,虽然未成为中国的现实,总不免让北京有点忧患意识,如果那一天真的来临怎么办?于是如何成功地取法新加坡模式就成了北京心中的头等大事。不断派遣各种官员代表团前往狮城参观学习。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中国始终在学习,而且形式上学得很认真,如新加坡经济起飞依赖转口贸易,中国则成为“世界工厂”。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李光耀政府鼓励外国投资、 提倡出口经济,高速发展电子金融产业;中国现在已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头号引资大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电子产业暴跌,新加坡经济受挫,立刻将推动经济增长的目光转向了旅游服务业,并发挥地理优势,将自己重新定位为“一个世界首选的会议地点”。这一招非常成功,7000家跨国公司选择新加坡作为营运中心,其中4000家将管理全球和区域业务的总部设在新加坡。 中国也照猫画虎地大力发展旅游业,几乎每个有点历史来头的县市都将旅游作为支柱产业。只是效果不佳。 但新加坡政府在社会管理方面的经验,以及政府的廉洁,中国政府几乎未曾学到什么。新加坡执政者在处理政府与资本及人民的关系上做得很不错,在亲商与重民之间实现了平衡。既重视资本的作用,注重发挥商人与企业家的社会功能,所谓“工业园区”就是新加坡的经验。但新加坡政府也很注重民生,从独立以来,政府围绕着“居者有其屋”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社区建设、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义务教育等等。而中国政府的腐败已经成了政治之癌,在资本与人民之间,几乎一边倒地选择了偏向资方,肆意剥夺工人权利,导致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厂。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其赖以生存的土地更是受到政府的肆意剥夺。至于社会福利方面,至今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干部享有的特权,民众的福利一直处在待建立过程之中。 北京心仪的新加坡模式,其实早已出现一些问题。尽管人民行动党在掌权的50余年当中,很好地履行了与人民之间的“面包契约”,以经济发展作为确立政治合法性基础并取得选民支持。但新加坡政府的严厉控制舆论,尤其是不允许任何批评李氏父子的言论出现,人民宛如关在金丝笼里的小鸟,生活无忧但却没有言论自由。此外,李光耀俨然一位穿着西装的现代皇帝,隔代指定儿子当接班人这种权力世袭现象,很容易产生利益固化。如此种种,早在民间引起不满。世界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民心、民意、民情和民气都和以往大不相同。这当然不是新加坡独有的问题,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年轻人对政治的热情及参与愿望、网络社交媒体的作用等因素,几乎是今年北非、中东诸国发生变革的共同诱因。北京心仪已久的新加坡模式也不再适应今天新加坡人民的要求了。从新加坡这次大选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民主理念与民生课题的角力,简单的民生诉求可以转化为对政治制衡理念的追求。新加坡《海峡时报》在政府面前如同婢女,这次大选后,该报前总编辑林廷龙终于敢说出:“我们(国家)尽管已经独立了46年,而今年终于庆祝21岁(投票年龄)生日了。” 北京应该学习的经验其实不是业已成为昨天黄花的新加坡模式。此时此刻,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开始尝试为权力的和平转移构建条件,实现执政党与人民的双赢。无论如何,李光耀等两位资政的辞职虽属情势所迫,但毕竟不失体面,远比本•拉登、穆巴拉克等同代政治强人以荣耀始、以耻辱终,家族财产难以保全的结局要好得多。 Categories: 中国略影  |  标签: Lee Kuan Yew , 中国 , 北京 , 四小龙 , 新加坡 , 李光耀 , 经济  |  Leave a reply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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