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婷婷

据《华盛顿邮报》7月18日报道，可以说是中国当局造出了王宇，他们的一个眼中钉。她曾是一名温和的商业律师，从事专利纠纷之类的案件，直到2008年底在天津火车站的一起事件。当时火车站员工阻止她登车，即便她持有车票，于是双方发生口角，随后王宇遭几名男子殴打。但几个月后，是王宇而非那些打她的男子被指控“故意伤害罪”。经过长时间、可被质疑的法律程序，她在监狱里被关了两年半。她的朋友和同事们说，在那里，她看到了囚犯们是如何被强迫劳作而没有报酬，听到了他们被虐待和折磨的故事。2011年出来时，王宇已变成了一名人权提倡者，承接一些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案件。“当她出来时，她迅速成为这个运动的一部分，真正投身进去”，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的中国法律专家Eva Pils说。她在几周前与王宇交谈过。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上周在中国19个省统一抓捕了100多名律师，以打击一个“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重大犯罪团伙”。王宇是其中之一。王宇曾是著名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土赫提的代表律师。伊力哈木·土赫提去年被以鼓吹分裂、煽动民族仇恨、批评政府和发声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被判终身监禁。王宇也为今年三月被捕的五名女权活动人士辩护。她们计划在三八国际妇女节推出一个反性骚扰的公共活动而被捕，罪名是“寻衅滋事”。王宇原计划作为被当局禁止的法轮功团体成员的辩护律师出庭，但她一再被拒绝进入法院。去年在黑龙江省，当王宇被拒绝会见一名法轮功当事人后，她与一名同事站在牡丹江公安局外举着牌子说“律师要求有权见当事人”。很少人会看到他俩站在接近中俄边境的这个边远的公安局外。但是王宇的同事把他们两人的照片放到了微博上，并很快传播开来。就是这一点——用社交媒体告知公众——导致她上周成为全国性统一打压人权律师行动的一部分。“我觉得实际上是她在人权方面的工作惹恼了当局”，中国最著名的民权律师之一、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滕彪说。“这些律师有良好的组织和联系。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来动员人。”在中国，逮捕人权律师并不罕见。据总部位于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消息，截至周四，在中国国内共有215名律师、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和人权活动人士被拘捕、逮捕或失联。分析师们表示，上周的大规模拘捕令人震惊，它是在习近平领导下更广泛压制非政府组织和其它民间社团的背景下发生的。“这是继2011年‘茉莉花’抗议以来最令人瞩目的打压”，大赦国际的研究人员William Nee说。“但打击的范围和对这些特定律师的后果方面都远远超过以前。”虽然44岁的王宇和她所在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在被捕律师之列，但王宇的境况引起公众关注，因为她是被当局挑出来点名批评的几位律师之一。上个月，国营新华社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显然是旨在抹黑王宇名誉的评论文章。文章说，“就是这样一个嚣张跋扈、身背案底的女人，近几年居然摇身一变成为了律师，张口闭口法治、人权、正义，到处打着‘维权’旗号活跃逍遥。”认识王宇的人描绘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景象。“五名女权活动人士”之一的李婷婷说，王宇是一名耐心、投入的律师。“她工作非常努力，总是在路上，包总是塞得满满的”，李婷婷在微博上写道。“她很瘦，每次见到她都是背着很重的袋子。我注意到她是如此的努力，而且从来不抱怨。”人权观察的Maya Wang表示，被拘捕的王宇律师没有火气。“她讲话轻声细语，对待工作非常认真”，她说。“首先，她是一名律师。对她和其律师事务所的整个打压是一种政治打压。”但当局用那起火车站事件来针对王宇。当新华社刊出该官方评论时，王宇和她的同事们知道这是坏事即将到来的迹象。7月8日，王宇去机场为她的丈夫、人权活动家包龙军和他们16岁的儿子送行。他们正准备前往澳大利亚，送孩子到那里上学。那天夜里大约凌晨3点，她家里突然断电，Wifi也断了，她给一群律师朋友发了条短信。接着，她听到有人在撬她家门锁的声音。“我从猫眼往外看，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到，偶尔有低声说话的声音，但听不清楚”，她发短信写道。“我丈夫和儿子都没有接听他们的手机。”结果发现他们已在机场被捕。当人权活动人士们收到王宇的短信试图给她打电话时，她没有接听。此后，王宇夫妇一直被关押，他们的儿子被释放，由他的姑姑照顾，但他的护照被没收。王宇已感觉到自己可能会被“收拾”，上个月她曾说她的工作意味着“许多相关权贵早已对我怀恨在心”。“真相岂容掩盖”，她在回应新华社那篇评论的一份声明中写道。“我相信在民智大开、网络新媒体日益普及、人民越来越具有明辨真假能力的今天，任何企图丑化我的阴谋都绝不可能得逞！”当局似乎在试图确保这不会发生。在微博上被禁止搜索“律师王宇”和“维权律师”，对于王宇案的评论只有非常负面的那些。原文She was a quiet commercial lawyer. Then China turned against her.

北京——3月初，因为策划在北京举行抵制公交性骚扰的活动，警察把我的五名女权活动朋友带走了，当时我对此并没有很在意。类似的情况我们以前都遇到过，通常盘问我们几小时后就会让我们离开。但当天晚上她们没有回家，第二天也没有，我由此意识到这次情况有所不同。因为我曾和她们一起计划、参加过许多活动，我担心自己会成为下一个逮捕目标，被迫提供所谓的“犯罪证据”。所以我逃离北京，躲了起来。这次对女权活动人士的逮捕在国内的网络上激起了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们的抗议和请愿。我们没有预料到国际社会也做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人权组织和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等西方领导人都对逮捕表示谴责。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压力让我的朋友们在被拘留一个月后得到释放。当然，警方没能找到她们犯罪的有力证据也是原因之一。相关文章 中国女权活动者又被警方严厉讯问 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愈加敌视 被拘女权五女：她们是谁？ 家暴受害者杀夫，法院判决陷两难 古德伯格，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典范 女性改变世界的力量 她们获释后我也回到北京，但这次事件促使我审视自己参与的运动，质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20世纪90年代，生活成长在四川省的我发现很多文化传统习俗难以理解。在家里，我称母亲的父母为“外公”和“外婆”，因为我被告知父亲的家族更重要。在学校，老师对男生在学业上寄予更高的期望，因为他们认为男生比女生聪明。考大学的时候，许多大学明确表示部分专业不招收女生，比如海事工程、地质勘探。同时，大学对选择就读外语、广播新闻等传统上吸引女生的专业的男生降低入学标准。我总能看到招聘广告不是不招收女性，就是标明女性求职者需要身材高挑且富有魅力。许多人把这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我没有。大二的时候我对女权主义产生了兴趣，开始阅读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以及其他女权主义著作。我喜欢看国外讲述女性为社会正义和性别平等斗争的电影。仿佛是一个近视的人戴上了新眼镜，我的视线开始清晰，女权主义解释了我成长中遇到的许多疑惑。2011年秋天，我认识了被捕活动人士中的李婷婷。李女士从事女权运动已经多年，她把我介绍给一群志趣相投的朋友，让我走进了一个女权主义的新天地。我的朋友们大部分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轻易地找到“稳定的好工作”。我们父母总是劝告我们好好过日子，不要过问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去追求高薪职位，然后结婚生子，我们选择成为全职的女权活动家。在今天的中国，女性在工作中面对着广泛的歧视；许多公司甚至拒绝雇佣女性。性骚扰司空见惯。家庭暴力无处不在。根据一项联合国在2013年进行的多国研究，超过50%的中国男性曾经肢体虐待或性虐待过他们的配偶。一些朋友建议我们“安静地”向政府提建议或是通过成为政府雇员来在体制内改良，以发展我们的事业。但是在一个政府仍旧严格控制意识形态的国家，那些体制内的人很少能有勇气发声。在我们之前的许多女性采取了妥协的改良方式，但效力甚微。强大的公众舆论的压力是必需的。我们无法安静地从事我们的活动。因为在中国，公共抗议和示威是被禁止的，我们依赖于一种独特的平台——行为艺术——来挑战社会陈规。我们已把自己的信息带到了大街上和地铁里，努力为女性开拓一个安全的公共空间。我参与的第一个公共行动以阻止猖獗的家庭暴力为目标。我们穿上溅着“血”的婚纱，举着写有“爱不是暴力的理由”的标语，穿行于北京一条拥挤的商业街上，呼吁民众警惕家庭暴力。通过“占领男厕所”的活动，我们把注意力放到一个更实际的问题上：提高公共场所女厕比例。在另一次行动中，我们剃光了头来抗议大学录取中对女生的歧视。去年，我跋涉近2000公里，穿越了55座城市来提高人们对众多校园性侵儿童案件的认识。政府没有修补体制的漏洞和惩罚加害者，人们还会责怪受害人。我们通过街头活动和媒体报道对决策者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影响。近些年，几所大学放弃了它们的歧视性招生政策。北京据说要为女性修建新的厕所，有些大学正在改造厕所，以增加女厕的比例。中国的最高立法机构正考虑推出一项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我们的行动激怒了一些大男子主义者，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威胁和骚扰我们。警察也曾认为我们是受到西方“敌对势力”的邪恶影响，并且开始监控我们的手机和电子邮箱。在国际妇女节前几日对我五个朋友的逮捕，显示了当局已经开始惧怕一群能够动员大量支持者的年轻女权活动家，尽管我们组织的活动还未实施，并且我们过去的活动都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我的朋友们还是以“寻衅滋事”的罪名遭到监禁。警方惩罚我们，是为了恫吓其他社会和政治活动分子。在今后一段时间，即使我们可能不得不调整策略来应付艰难的环境，我们也绝不会气馁。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也不要放弃。女权主义在中国从来不是一个禁忌话题，中国政府向来称自己积极倡导女性权益，而我们传达的信息则与其一致。但这一切都随着被媒体称为“女权五杰”的逮捕而发生了变化。警方可能意想不到，他们这种方式反而引发了公众对女权主义更大的兴趣。肖美丽是中国女权活动人士。文章原文由Wenguang Huang翻译为英文。翻译：刘圆园（实习）、陈博扬（实习）本文内容版权归纽约时报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或翻译。 打印 转发 寄信给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