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承鹏

李承鹏,是中国知名时评人,作家和足球记者,被网友昵称为“李大眼”。李早年多以评论中国足球为主,曾就职于多家媒体的体育部,曾经激烈的抨击中国足球体制。李承鹏后来活跃于中国互联网上, 主要评论中国社会和时政,因此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的头衔。2011年,李宣布参选成都武侯区人大代表,并获得了法定的支持人数,但却因为未通过审核而无法获得候选人资格。李承鹏于2014年9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一年。

2014年李承鹏新浪及腾讯微博账号被注销以前,他在新浪微博上有740余万粉丝。现在,李偶尔也会发表时评文章,并流传于互联网上。李的作品主要有:《中国足球内幕》、《李可乐抗拆记》、《李可乐寻人记》和《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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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中国崛起,何谓正道?

9.11事件十周年,美国提高纪念规格,现任和前任总统双双出席。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处,开放了落成的纪念池:两个大水池,水瀑从四周滑落,象征生命的失落;纪念池周边如围墙般的黑色大理石长碑,镌刻着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纪念仪式中,最冗长、也是最感人的程序,十年如一,由遇难者亲属大声朗诵每一个遇难者的名字有2731个,一个不少。 这就是美国。生的意义,在于每一个生命;民权,落实到每一个人。无所谓多数或者少数,更没有“绝大多数”和“极少数”之分别。不能放弃任何一个生命,不能忽视任何一个个体,不能省略任何一个名字。 每一个人的相加,才是民族,才是国家,才是人类。也正是为了这失落的近三千个生命,美国不惜代价,展开了十年反恐战争。先是阿富汗战争,后来又延伸到伊拉克战争。阿战中,美军阵亡1360人;伊战中美军阵亡4471人。更有经济代价:两场战争,美国共耗资逾2万亿美元。而中国大陆权贵集团,借此嘲笑美国:代价太高,虚耗国力。值“9.11”十周年之际,北京官方喉舌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叫板美国,论调中,没有对9.11死难者寄予丝毫同情与悼念,仅集中于嘲弄美国,吹嘘自己。声言:“9.11”十年后,美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僵局和危险”(罔顾十年来美国本土并未发生任何一起恐怖攻击的事实);美国反恐十年,中国大陆国力又增长了四倍(9.11之前,中国大陆经济就一直处于增长中;而十年来,如潮水般涌入美国旅游或留居的中国大陆人,猛增幅度,又岂止四倍?);中国大陆“闷声发大财”(发美国国难财?);美国衰落,中国大陆兴盛(仅仅从经济数字上下结论)。 诚然,美国为反恐战争付出了巨额代价,之后又遭逢金融危机,加之小布什上任之初曾大规模减税,多种因素相加,使美国政府支大于收,债台高筑。目前,美国经济不景,财力相对吃紧,乃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从一个侧面,又恰恰解说了美中两国价值与制度的根本区别:为了生命的尊严和安全,美国不惜牺牲经济利益;而口称“以人为本”的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权贵,绝不会为了生命的尊严和安全,而牺牲“经济发展”(中国大陆权贵的面子工程);不仅不会,还反其道而行,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大陆权贵腐败集团从中贪污获利的幌子),而践踏人的尊严、乃至屠戮生命。在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权贵因吃人血馒头而暴富;如今喉舌更直言不讳:“中国大陆崛起,借力于9.11”,等于承认,在国际上,中国大陆权贵也靠吃人血馒头而暴富。 面对9.11惨剧,权贵喉舌掩饰不住幸灾乐祸,反射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权贵腐败集团的失德与不义,更激发人们怀疑,9.11恐怖攻击的背后,到底有没有中国大陆权贵的煽动、策划和运作。众所周知,恐怖主义的实质,是极权主义;恐怖份子与独裁者,原本是孪生怪胎。奉行国家恐怖主义的中国大陆权贵,与9.11事件究竟有没有关联?仍然是一个待解的历史之谜. 至于9.11引发的美国反恐战争,在中国大陆尚有“有仇不报非君子”的说法,而在国民利益至上的美国,其民选政府又岂能坐视本国平民被害?即便从复仇的角度而言,美国的反击也是天经地义。为了替几千条生命讨还公道,美国奋起倾国之力,征剿制造9.11恐怖攻击的基地组织,推翻庇护该组织的塔利班政权,并跨境追杀恐怖大亨本·拉登,直至将其就地正法。常人谓“报仇雪恨”,美国人雷厉风行而践之。射向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导弹,被美国士兵刻上NYFD和NYPD字样,便是直接的复仇之意。NYFD,即纽约消防局,因9.11救火而牺牲343人;NYPD,即纽约警察局,因9.11抢险而牺牲50人。 其实,相对于其它国家和民族,美国属于仇恨意识最淡薄的国家。二战中美国打垮德国和日本,并不图占领其领土、瓜分其资源,而是改造其制度,建立其民主,并扶助其国家重建和经济复苏,以至于日、德两国,迅速而和平崛起为第二、第三经济强国。同理,美国推翻阿富汗和伊拉克独裁政权,并不图占其领土、夺其资源,而是打造中亚和中东的民主板块,让阿富汗妇女恢复上学和工作的天赋人权,让伊拉克各族获得选举与共治的公平机会。 而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示范效应,与随后爆发的北非与中东茉莉花革命,不无因果关联。如今,在阿拉伯世界,激进主义式微,而温和主义渐成主流,与中国大陆权贵断论“回教世界的激进化”正好相反。中国大陆权贵又妄言,阿战、伊战,是美国“两场失败的战争”,似乎并不睁眼看,在阿拉伯世界,民主版图的急剧扩展。 提9.11,权贵喉舌却不敢提“报仇雪恨”四字,大抵源自一个潜意识的忌讳。先后遭权贵政权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人,数十年多达数千万,设若中国大陆人民立下“报仇雪恨”的意志,权贵们的灭顶之灾,可想而知。 权贵喉舌又借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之《文明冲突论》,断言恐袭与反恐是美国与回教世界的“文明冲突”,其用心乃是乐见美国与回教世界长期对立,并从中挑拨。然而事实却是,在中东阿以冲突双方,都寄望于美国(而非中国大陆)的调节角色;美国拥有世界各地的盟友,阿拉伯世界也不例外,沙特、科威特、阿联酋、巴林、埃及等,都是美国长期盟友(相比之下,中国大陆权贵几乎没有一个靠得住的阿拉伯盟友);9.11及其后续十年演变显示,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与美国为友而不是为敌。所有这些都使“文明冲突论”在这里站不住脚. 如果要扯到“文明冲突”,历史上倒不乏落后文明颠覆先进文明的成例。农业和商业发达的宋朝竟遭蒙古灭国;已越洋通商的明朝竟遭满清灭国。这两例都是相对落后的游牧文明,以野蛮之力征服相对领先的农商文明。近代世界也发生过类似逆向颠覆现象,比如共产主义的阶段性取胜,在中国大陆,以苏俄为背景、依靠农民武装的共产集团,颠覆了具有英美基因、以中产阶级为依托的国民政府。 论9.11,大陆权贵借题发挥“文明冲突论”莫非指望这个世界,再度发生落后取代进步、黑暗战胜光明的文明颠覆?中国大陆权贵向非洲输出专制与腐败,力挺世界各地的流氓政权和极端势力,并急速扩军,颠覆世界文明的野心昭然若揭。对这种野心的最好诠释,或许来自一个名叫张召忠的大陆极左“将军”借大陆军力暴涨,航空母舰下水、隐形战机上天,张狂言:“9.11”十周年,中国已让美国惹不起!可幸的是,当今世界民主阵营不仅拥有相对先进的价值取向,而且拥有相对先进的技术手段。极端势力图谋咸鱼翻身恐怕比登天还难。庞大如苏联尚且在冷战中败北,抱持新冷战思维的中国大陆权贵又岂有翻天的本领?! 试看美国因反恐战争,确曾将精力国力集中于中亚和中东地区,大陆权贵从中取巧得以在亚洲坐大。而美国一旦“重返亚洲”,仅仅施展“巧实力”就让大陆权贵在自家门口陷入全面孤立。变迁易如反掌,顿使权贵喉舌的“中国强大”论、“美国衰弱”论变得苍白无力。近期的缅甸变局,也充分论证了这一点。 2011年9月底,缅甸政府宣布停建密松大坝。该大坝由中国大陆权贵投资、中缅合作兴建,于2009年动工。建成后,将形成面积达766平方公里的水库,比新加坡的国土面积还要大;将拦截缅甸的母亲河——伊诺瓦底江,犹如中国大陆三峡大坝在缅甸的翻版。该工程遭到缅甸环保人士、政治反对派、以及居于当地的少数民族强烈反对和抵制。预计大坝建成后,90%的电力将输往中国大陆,缅甸民众愤怒抗议:“我们的伊诺瓦底江不是为中国谋利的!”中方投资该项目,预计达36亿美元。缅甸当局突叫停,令北京不安;继在利比亚失手之后,中国大陆权贵再度面临在缅甸人财两空。而更令北京不安的,是缅甸政府搁置该工程的理由:“不能违背民众的意愿”。 实际上,除了经济损失,最让权贵喉舌心乱如麻的,还是缅甸出现的政治变局。长期执政缅甸的军事当局,先后于1988年,血腥镇压民主运动;1990年,拒绝承认大选结果,强行解散反对党;之后,悍然软禁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2007年,再度血腥镇压以僧侣为主的民众请愿。中国大陆权贵对之赞赏有加,视如“最亲密盟邦”。2010年11月,缅甸军事当局突然宣布举行“大选”,在没有真正反对派参与的情况下,军方背景的巩发党宣布“胜选”,并由那些脱下军装的原军方将领组成“文职政府”,原军事将领吴登盛出任“总统”。国际社会拒绝承认这一“选举”结果。 然而,这个变了装的政府,也开始变脸。2010年11月,无条件释放被软禁长达15年的昂山素季,颇令国际社会意外;今年以来,变化更大,放宽了对反对党的限制,允许流亡者归国,并表示可能修改“限制政治犯加入政党”的法律,当局也呼吁与武装对抗的少数民族举行和谈;8月,吴登盛总统与昂山素季首次会面,谈及民族和解。接待联合国人权专员到访;9月,官方媒体停止刊登反西方口号,解除对境外网站封锁;10月,缅甸外长访问美国,会晤美国高级官员,表达回归文明国际的愿望。 缅甸当局的和解与改革姿态,究竟是真是假?诚意几多?引人关切。或许仅仅是为了结束它的国际孤立局面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毕竟,还有超过2000名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在狱中。国际智库评估,缅甸新政府“对改革是认真的”,呼吁国际社会抓住机遇,支持缅甸发生的“重大变革”。昂山素季称许缅甸当局的变化是“积极的”,但表示“民主之路仍然遥远”。联合国、美国和西方世界,鼓励缅甸当局的开放政策,但谨慎乐观,尚未解除对缅甸的经济制裁。 缅甸政局变化,直接影响到中国大陆。20多年来,备受国际孤立和制裁的缅甸军政府,与中国大陆权贵当局互为依存。北京的大举投资,几乎将缅甸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个省”。中国大陆权贵对缅甸的“经济开发”,近乎资源掠夺,比如出于中国大陆泡沫式经济需求,缅甸木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大陆,以至于,中缅边境之缅甸一侧,原先茂密的森林乎被砍伐殆尽。北京不仅向缅甸输出带有殖民色彩的经济模式,也向缅甸输出“中国特色”的政治模式,那便是,专制与腐败。如今的缅甸变局,不仅让中国大陆权贵的经济项目搁浅,也让中国大陆权贵的灌输的意识形态搁浅。 权贵喉舌以不满的口气,评论缅方叫停密松大坝的举动,借机“奉劝”缅甸政府:“缅甸此举面临着火药桶上玩火的风险。如果缅甸没有做好全面政治改革的准备,此举不但会得罪中国,更主要的是,会激发国内改革派的快速成长,从而对缅甸现政权造成巨大的冲击。缅甸高层无论是真心和假意都或需真正面对。这是否或称为巫师唤出的魔鬼,唤出之后,不但无法指使这些魔鬼反而为其所制,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在这里,中国大陆权贵把“民主”或“民主派”称做“魔鬼”,把“改革派的快速成长”和“对现政权的巨大冲击”形容为天底下最可怕的事。再次准确诠释权贵喉舌价值观:仇视民主;恐惧民主;当政的最大目的,不是为了人民,而只是为了维护“现政权”。 面对随时可能失控的缅甸“小兄弟”,权贵喉舌干脆将事态演变扭曲宣传为美国的“拉拢”与“挑拨”,诬指美国“离间中缅关系”。他们心中有数,缅甸走出中国大陆,就是走进国际社会;缅甸走出孤立,中国大陆权贵将更形孤立。仅此一点,足以令中国大陆权贵尴尬。且不说苏联解体与东欧解放,且不说北非与中东的民主剧变,就说中国大陆周边,论专制复辟,俄罗斯还尊重经由全民公决的宪法,尚有选举,尽管沦于走形式,同时还允许反对派的存在;论社会主义,越南已有差额选举,党代会公开辩论、电视直播;论军事独裁,缅甸走向宽松与和解。陷入政治僵局而一成不变的,几乎只有中国大陆,也几乎只有臭名昭著的朝鲜可以相提并论。仅此一点,足以让中华民族蒙羞。 当代中国大陆的官员多,早已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个数字不仅远远高于世界其它国家,也远远高于古代中国。很多中国大陆人甚少注意的是,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大陆不仅有从上至下的政府系统,更多了一个从上至下的党务系统。例如,北京市有北京市政府,还有北京市市委。两套系统,两套班子,自然官员翻了一倍。以此推算,中国大陆官僚系统超大也就毫不奇怪了。有资料显示,中国大陆目前官员约有4000到5000万。 庞大的官僚系统自然要依靠老百姓缴纳的税款维持日常开支。且不说每年成千上万亿的“三公”消费,单是官员的工资、福利、保险等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些都要由老百姓来买单。更为可怕的是,不仅中国大陆老百姓要养活现任的政府官员,甚至还要养活那些退休的官员;而且民众还不知道的是,那些中国大陆权贵高官们每人每年的支出在几十万、上百万乃至上千万。据几年前中央组织部、中央老干部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职的政治局常委每个人每年的开支预算估计要几千万元人民币,而离任的高官们的花费也毫不逊色。 2004 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高干12人,公费开支3亿2600万元,平均每人2725万元;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第一代老前辈遗孀)一级离休高干105人,公费开支6亿7100万元,平均每人630多万元。他们可享受的特权待遇包括各地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等。截至2005年7月底,中央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国家副主席、中顾委副主任一级的离休干部,有 12人;政治局委员、人大副委员长、副总理(国务委员)、中顾委常委、中央军委委员(包括其遗孀)一级离休干部105人;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 5537人。总计5654人。5537名省部级离休干部(包括享有同级待遇的各界知名人士),每人配备工作人员3至5名不等,每人每年公费开支70 多万至600多万元。如汪道涵,在其去世前,每年公费开支达900多万元,医疗开支500多万元,他在上海锦江宾馆、大公馆设有两个集医疗设施的“汪办”。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的省部级离休干部,平均每人每年开支都在500万元以上。据说,广东省每年支出的离任的副省级干部的轿车费就达到1亿1230多万元。 高官们凭什么可以如此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他们是因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还是仰仗一党专政制度而如此肆无忌惮?想必每个中国大陆人心中都有明确的答案。或许“善解人意”的“五毛”们会辩解道: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离任总统和高官们的待遇也都不错,凭什么中国大陆的高官们就不能享受高福利?这似乎言之凿凿。那就不妨看看美国和西方其它国家总统们离任后的境遇。迄今为止,美国42任离职的总统中,风光依旧的不过7人,他们是克林顿、里根、老布什、小布什、福特、卡特、西奥多•罗斯福。他们风光,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新的赚钱的方式,比如公开演讲、着书、翻译、经商、撰写自传等。有10多人过着平淡无奇、归隐田园的生活,比如华盛顿、尼克松;还有的投身学术研究,创办大学;但也有5个人生活陷入窘境,贫困潦倒,比如第5任总统门罗。当然,生活陷入窘境的这5位总统,皆是美国早期的总统。除了自身不善于经营外,更主要是因为在20世纪之前,美国的各种机制还不健全,总统薪俸也不够高,不足以支付任内的高额开支,卸任后的福利也不多。不过,现在每位离任总统的待遇大有提高,每年有18万美元薪水,政府还会负担他们办公室人员的工资、差旅费、电话费和办公用品费,并且会给退休总统建一座图书馆,收藏他们所有的私人物品。然而,与中国大陆领导人每年上千万乃至上亿的开销比,美国总统的支出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而且前提是,美国人和中国大陆人的工资水平、美国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 美国总统级别的官员不过如此,其它级别的官员的待遇当然比不上总统,所以很多离职后的官员们都会再去另找工作。同美国一样,英国、德国的离任官员离任后如果靠退休金也是无法维持体面的生活的,还是需要另谋出路。像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通过巡回演讲、投资房地产而所获颇丰。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下台后除了演讲,还出任多家公司顾问,因为他除了要负担自己家庭的开销外,还要支付3位前妻及儿女的生活费。 同西方政客届满就回家“自力更生”相比,中国大陆的高官们则终生都依附在民众身上,而且对于不停的吸血连一丝丝的愧疚也没有。显而易见,根本原因在于根本制度不同,西方国家的高官们不是终身制,而中国大陆权贵的官员们则是终身制,即便不在其位,但待遇确是绝不打折扣的。试想想,当中国大陆农村贫困、儿童失学、矿难频发、下岗工人生计维艰,民工工资惨遭拖欠、物价居高不下、买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比比皆是时,中国大陆高官们依旧一掷千金,挥霍无度,居然还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他们真正信奉的是“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也就难怪中国大陆老百姓感叹生之多艰了。 当前,全国在进行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驻京记者通过一名邹女士做了个争取选举权的试验。她从9月中旬开始,经过近4周的不懈努力,终于拿到选票,但她只能在官方推举的候选人名单上做出选择。该报认为,这就是中国大陆纸面上的民主。该报写道:“邹女士三十四、五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成年公民一样,有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这是宪法第34条规定的。但在中国大陆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自己享有的这项权利,因为这部法没有实际意义。在中国大陆,选举是政治闹剧,服务的目的是要给共产党统治涂上一层民主的色彩。所以,除了被委派去投票的公务员和其它国家职员外,几乎没有人投票。可是如果有一天中国大陆人真的使用自己的选举权会怎样呢?比如用潮水般的无效选票抗议党,或者自己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因为这也是宪法第34条允许的。普通公民到底是否有机会获准参加选举呢?” 报道说,当周女士询问自己的母亲和北京的朋友是否参加过选举时,“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离谱的问题。可是,谁要是关注批评政府的网上论坛的讨论,就会知道在知识分子圈子中许多人都在研究选举的题目,在中国大陆只有通过软件绕过被称作’防火墙’的审查机器才能进入这些论坛。维权人士和民主活动家一再试图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实际上,官方媒体几年来也骄傲地介绍那些自己登记参选的人民代表。然而,更仔细些调查就会发现,这些人仍然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制度的支持者。真正的独立候选人总是被告知,谁要是顽强地坚持,就得想到会被逮捕或软禁。安全部门施加压力要他们退出选举。著名博客主李承鹏最近表示,只要他到选举之前不再公开表达意见,或许才有机会获准成为候选人。也就是说,他要想被选上,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参选。 “邹女士不是活动家,她只想投票。她找到居住所在地北京朝阳区政府,那里没人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因为一个想登记投票的公民在那里是不常见的。她每打一个电话就得到一个新的号码,而电话却常常没人接。中国大陆的官员上午只在9点到11点之间才能找到,然后他们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下午经常在3点左右才露面,为的是5点左右可以准时下班。”报道说,邹女士最后找到街道委员会姚主任,得知需要户籍所在地出具不在当地投票证明才能在居住地投票。当她专程去出生地沈阳办理证明时,党政办公室的王书记说:“我在这里10年了,还从未碰到过这种荒唐事。“他一再重复说:“你根本就不需要选举的。” 经过将近4星期的不懈努力,邹女士终于得到北京朝阳区的选民证。这个选区的4名候选人都是干部,3名党员。“……谁要是关注批评政府的网上论坛,就会知道这个区至少有一名女申请人想作为候选人参选,她从9月份起就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候选人名单在选举前一周被公布时,却找不到她的名字。” 这篇报道说,候选人不竞选也不得深入民众。“这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主,对邹女士争取投票权的报酬。尽管她会在星期二去姚主任的办事处投票,却不会在候选人名单上打勾的。” 从美国纪念9.11事件十周年,到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民主示范效应;从权贵喉舌宣扬“文明冲突”,到缅甸吴登盛总统与昂山素季谈及民族和解与接待联合国人权专员到访、官方媒体停止刊登反西方口号,解除对境外网站封锁乃至叫停密松大坝;从大陆高官们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到西方政客届满就回家“自力更生”;从沈阳邹女士做了个争取选举权的试验,到著名博客主李承鹏选举之前不再公开表达意见,或许才有机会获准成为候选人……;受中国大陆权贵蛊惑而单纯迷信物质、推崇金钱至上的中国大陆人,倒是应该反省,关于中国崛起,哪条道才是正道?在经济和军事的崛起之外,是否更应该有价值与文明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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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中国式的民主

该报写道:”邹女士三十四、五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成年公民一样,有选举人民代表的权利,这是宪法第34条规定的。但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自己享有的这项权利,因为这部法没有实际意义。在中国,选举是政治闹剧,服务的目的是要给共产党统治涂上一层民主的色彩。所以,除了被委派去投票的公务员和其他国家职员外,几乎没有人投票。 “可是如果有一天中国人真的使用自己的选举权会怎样呢?比如用潮水般的无效选票抗议党,或者自己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因为这也是宪法第34条允许的。普通公民到底是否有机会获准参加选举呢?” 报道说,当周女士询问自己的母亲和北京的朋友是否参加过选举时,”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相当离谱的问题。可是,谁要是关注批评政府的网上论坛的讨论,就会知道在知识分子圈子中许多人都在研究选举的题目,在中国只有通过软件绕过被称作’防火墙’的审查机器才能进入这些论坛。 ” 维权人士和(民主)活动家一再试图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实际上,官方媒体几年来也骄傲地介绍那些自己登记参选的人民代表。然而,更仔细些调查就会发现,这些人仍然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制度的支持者。真正的独立候选人总是被告知,谁要是顽强地坚持,就得想到会被逮捕或软禁。安全部门施加压力要他们退出选举。著名博客主李承鹏最近表示,只要他到选举之前不再公开表达意见,或许才有机会获准成为候选人。也就是说,他要想被选上,就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参选。 ” 邹女士不是活动家,她只想投票。她找到居住所在地北京朝阳区政府,那里没人知道该拿她怎么办,因为一个想登记投票的公民在那里是不常见的。她每打一个电话就得到一个新的号码,而电话却常常没人接。中国的官员上午只在9点到11点之间才能找到,然后他们有一个长长的午休,下午经常在3点左右才露面,为的是5 点左右可以准时下班。” 独立候选人榜上无名 报道说,邹女士最后找到街道委员会姚主任,得知需要户籍所在地出具不在当地投票证明才能在居住地投票。当她专程去出生地沈阳办理证明时,党政办公室的王书记说:”我在这里10年了,还从未碰到过这种荒唐事。”他一再重复说:”你根本就不需要选举的。” 经过将近4星期的不懈努力,邹女士终于得到北京朝阳区的选民证。这个选区的4名候选人都是干部,3名党员。”……谁要是关注批评政府的网上论坛,就会知道这个区至少有一名女申请人想作为候选人参选,她从9月份起就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候选人名单在选举前一周被公布时,却找不到她的名字。” 这篇报道说,候选人不竞选,也不得深入民众。”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对邹女士争取投票权的报酬。尽管她会在星期二去姚主任的办事处投票,却不会在候选人名单上打勾的。” 编译:林泉 责编:洪沙 (以上内容摘自或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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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国式的民主

媒体看中国 | 2011.11.09 中国式的民主 [image: Presseschau China in den deutschen Medien 2. DW-Grafik: Per Sander 2010_06_18_presseschau_chinesi sch.psd] 北京市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之前,《法兰克福评论报》驻京记者通 过一名邹女士做了个争取选举权的试验。她从9月中旬开始,经过近 4周的不懈努力,终于拿到选票,但她只能在官方推举的候选人名单 上做出选择。该报认为,这就是中国纸面上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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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伟 | 刘方炜:非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是什么

今天看到李承鹏的一句话: “ 这个国家真是奇怪,既希望民众在临沂时默不作声,又希望民众在佛山挺身而出。 ” 很是精彩,仅凭这一句话,就胜过了这个国家今年评出的所有写作奖项。 其实,说奇怪又不奇怪,因为这个国家历来如此,有一首红歌不是这样唱的嘛: “ 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那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 ,这就是这个国家所提倡的道德标准:听话。 但是,这个国家既要求百姓 “ 听话 ” ,又要求百姓 “ 见义勇为 ” ,真是够难为人的。山东临沂的盲人陈先生倒是见义勇为了,义务帮助农民跟当地政府打官司,结果被罗织罪名关了四年,放出来之后全家都被当地政府软禁,当地政府用纳税人的钱雇佣二三十名大汉日夜监视,去探望的人均遭到这些 “ 政府雇员 ” 的辱骂殴打。陈先生全家的悲惨处境是需要大家见义勇为的,但是政府不允许。不仅不允许,连说也不允许说,看也不允许看。广东佛山小悦悦的惨剧由于不牵涉政府的直接责任,便允许高调讨论并谴责起来。两相比较,李承鹏先生名之为 “ 这个国家真是奇怪 ” ,可谓一语中的。 我出生那一年 “ 反右 ” ,几十万人仅仅因为对 “ 党 ” 提出了批评意见便被这个国家肆意迫害。于是在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耳朵里不断被家长训诫:要听话,听老师的话,听领导的话 …… 总之是谁有权力就听谁的话,当然最终要听毛主席的话,其实所谓的 “ 文革 ” 造反,不也是听毛主席的话才 “ 造反 ” 嘛,所以听到有人说 “ 文革 ” 如何如何 “ 民主 ” 、人民如何 “ 当家作主 ” 之类的昏话,我就只有咧嘴一笑。 在公民社会,每一个公民都是主人,不需要听话,更不需要 “ 遵纪 ” ,只要守法就可以了,因为法律是被公民投票选出来的立法机构建立并维护的。公民社会的整个选举过程和立法过程都要遵循严格和公开的程序,否则就是 “ 非法 ” 。 在非公民社会,普通老百姓经常政府官员被指责为 “ 非法 ” ;而在公民社会,被指责为 “ 非法 ” 的却常常是那些平时出头露面的政府官员。这就看出谁是主人谁是仆人了。 最近中国大陆发生了一系列的 “ 不道德 ” 事件,引起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的关注,于是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产生了重建道德体系的诉求。但问题是,要重建的这个道德体系究竟是个神马? 从 1980 年代开始,大陆官方就开始检讨自己在道德教育上出现了失误,邓小平那句名言 “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其中的 “ 一手 ” ,指的就是道德教育,当然官方的文字定义要复杂一些: “ 社会主义理想道德教育 ” 云云。也是在 1980 年代,大陆官方为此还发动过两次运动,一曰 “ 清除精神污染 ” ,二曰 “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 。而且,广受尊敬、公正而廉洁的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被老人们联手赶下台,最大的罪名就是 “ 反自由化不力 ” 。再往后的 1990 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十多年里,大陆官方 “ 思想文化战线 ” 用力最多的就是 “ 社会主义理想道德教育 ” ,几乎是 “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 。所以,如果说大陆官方 “ 忽视了社会主义理想道德教育 ” ,那真是天大的冤枉。相比 “ 自由化 ” 的公民社会(西欧、北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等),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大陆这样整天把 “ 理想道德教育 ” 喊得这样震天响,抓得这样 “ 硬 ” 。但就是这样,人家的社会道德倒是安安稳稳的,咱们的社会道德却在不断 “ 滑坡 ” ,这个 “ 奇怪 ” 可就大了去啦! 其实,说奇怪也不奇怪,把公民社会与非公民社会的诸种因素逐一比较一下就很清楚了。大的不说,说点小的: 公民社会是公民监督政府,非公民社会是政府监督百姓; 公民社会是公民教育官员,非公民社会是官员教育百姓; 公民社会的政府主要成员要公布私人财产,非公民社会 “ 政府官员公布私人财产条件还不成熟 ” ; 公民社会的公民不须 “ 遵纪 ” 、只要守法,政府更要守法;非公民社会百姓不但要守法还要 “ 遵纪 ” (听话),政府却可以不守法; 公民社会司法独立,非公民社会司法要接受 “ 党委领导 ” ; 公民社会的政府家必修课是被监督、被讥讽、被辱骂;非公民社会的政治家必修课是被歌颂、被特供、被学习; 公民社会的辩护律师天职是帮助委托人脱罪;非公民社会的辩护律师要配合政府 “ 打击犯罪 ” ,如果被发现帮助委托人脱罪就会被抓起来关进监狱; 公民社会的所有政党不能也无法花纳税人的钱;非公民社会的所有政党(包括被允许存在的所谓 “ 民主党派 ” )都花纳税人的钱并且无须解释; 公民社会的文化是公民社会本身,没有所谓的 “ 文化体制 ” ;非公民社会要由中央政府领导 “ 文化体制 ” ; 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是高于法律体系之上的人类良知;非公民社会的道德标准是 “ 听话 ” (听党的话,听政府的话,响应党的号召,遵守党和政府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纪律); …… 好了,不再列举了。 如果要提升社会的道德水准,还是在建立公民社会上下点功夫吧。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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