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浩

Co-China周刊 | 冯象:性贿赂为什么不算贿赂

相对中国《刑法》简单的计赃论罪,美国法律似乎老练得多, 为商业社会层出不穷的“受请枉法之类”预留酌情惩治的空间。 其实美国的做法并无特殊高明之处;贿赂的法律定义, 在主要西方国家(和日本) 的刑法都是尽量宽泛而包含非财物类好处的。 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道德判断问题: 现代西方社会对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如肛交) 已经普遍除罪(或罪而不禁),为什么同时却保留性贿赂罪, 亦即将意图影响官员公务的婚外性行为或“性对价” 视为除罪的例外?这无疑反映了一种严厉的伦理态度, 值得深入研究。   六四年二月廿七。晨起,倦。办公室枯坐一上午。将去办公室,白哥妻来,请为丈夫说话。余颇爱此女,抚其玉颏。未敢唐突,以其性格庄重故。 六四年五月卅一。饭后回办公室,招白哥妻至,独伴余良久。然此女极庄重,余虽动于中,未敢强求。日后必为她丈夫效力,以不负其所托也。 这两段日记,作者叫皮普斯(Samuel Pepys, 1633-1703),是英国十七世纪的大人物,事业巅峰时官至海军部长、皇家学会会长(这会长的荣誉和影响力,非其他带‘长’的职衔可比;比如会员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写下巨著《数学原理》,便是经皮会长亲自盖章批准才发表的)。不过,令皮普斯名垂千古的,既非他一手缔造的帝国海军,也不是皇家学会,而是他的六本日记。日记(一六六零年元旦至一六六九年五月底)是用速记密码写的,死后同他的藏书一道赠了母校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直到一八二五年,才被人发掘破译,整理出版。从此,《皮普斯日记》就成了英语世界最受宠的枕边秘笈。他“赤裸裸地记录下来”的那个“真我”(先师杨周翰先生语),率性流露的虚荣心、进取心、贪心和良心,处处打动着读者,激发他们的道德优越感。部长也的确能干,几乎每周都有佣金、回扣和礼物进账:金币、火腿、马驹、餐具等等。为此他在日记中没完没了感谢上帝,有一次谢恩谢得兴奋了,居然闻不见肉香,忘了晚餐(六四年二月二日)。但他做事也有原则,而且向朋友公开宣布过:一是决不为“干坏事”受贿;二是若运气好能替人排忧解难,不介意拿点报答。造军舰的木匠白哥(Bagwell)听说了,想请皮大人帮忙找一份像样的工作。那当然不是坏事。可他预先送上的“报答”不是别的,是自己的老婆。 大人本是多血质的性格,在教堂听布道,眼角飘进一个丽人心里也会痒痒。来往几次,便同木匠老婆亲热起来。当年十一月十五日,将她带到一爿僻静的啤酒屋,酒酣之际下手。那女人“侧目叹息……拒斥良久,终于一步一步遂了余的心愿,其乐无比。”后来,十二月二十日那天,木匠夫妇请他到家里吃晚饭。“饭后,寻一事差他即木匠外出办理,and then alone avec elle”——一句话中间转调,英语变法语——“随即取她入怀,其力拒,余强合,虽不甚乐。” 有善解日记的心理分析家认为,“强合”一节转用法语,透露出作者人格在宗教伦理、社会道德和腐败风气张力下的分裂。因为日记内容有速记密码保护,别人看到也读不懂,所以法语应付的,就只能是内心那个自审自慰的“我”(ego)了;仿佛下意识里树一道语言栅栏,隔离那“不甚乐”的事件,将它(id,即“我”的另一面)挡在“我”的日常理性与道德领地之外(《日记》卷十,页179)——圈起理性与道德,一场性交易(贿赂)得到了“净化”;删去它危险的“干坏事”(由通奸而强奸)的联想,只留下对一位“极庄重”的女子的关心与效力。据《日记》记载,事后,皮普斯为木匠写过两封不成功的举荐信。 今年三月,春寒料峭,读《三联生活周刊》十二期采访报道:全国人大四川代表赵平女士等响应“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联署一个《刑法》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舆论界反响“空前”。四月回国,又逢“严打”。与法律界的同仁谈及性贿赂入罪,都说难,跟现行法律对贿赂的规定冲突;搞不好还混淆个人隐私、性道德和国家法律的界限,扩大死刑的范围。根据《刑法》,受贿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者,是可以处死的。 什么是现行的规定呢?通俗地说,便是“计赃论罪”。贪污贿赂视同盗窃,定罪的主要证据是嫌疑人侵吞、挪用、收取的钱财。故《刑法》将贿赂的范围限定在“财物”(第三百八十五条),排斥了包括“性服务”在内的一切非财物类好处。计赃论罪是我们老祖宗的做法,本本上的规定,至少可以追溯到《唐律》。依《唐律》,利用职权贪污受贿属私罪。私罪,即“不缘公事,私自犯者”,或“虽缘公事,意涉阿曲”,例如“受请枉法之类”;以其多出于故意,处罚较因职务上的过失而犯的公罪为重。但《唐律疏义》卷二“诸犯私罪”条,议曰:“受请枉法之类者,谓受人嘱请,曲法申情,纵不得财,亦为枉法。”要点在私受请托,不在得财。私受请托即渎职,是对皇帝的不忠和冒犯,所以要治罪。这一点,比现在的法律严格。 《刑法》计赃论罪原则的直接的源头,是解放初颁布《惩治贪污条例》,发动“三反”、“五反”时,所谓“大贪污”概念:贪污为一切腐败行为的总称,贿赂是贪污的表现形式,所以定罪量刑适用同一个原则(见《读书》零零年第八期拙文《腐败会不会成为权利》)。文革结束,七九年立《刑法》,行贿受贿才正式另立罪名,列在第八章(渎职罪)。贪污则专指“国家工作人员”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手段占有公共财物”(第三百八十二条),学界通称“小贪污”。贪污(和浪费)在毛主席时代固然是“极大的犯罪”,严格说来,却套不上今天的法律概念。那年头反贪,不靠法律手段;相反,官僚化技术化职业化的法律,和官僚主义、“白专道路”、企图削弱摆脱党的领导的各个“独立王国”一样,乃是革命的对象。贪污分子如果中了“糖衣炮弹”丧失阶级立场(或者本来就出身反动,迷恋腐朽生活方式),无论“给出路”让他重新做人,还是斗倒批臭,都有成熟的成套的挽救及专政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干部的婚外性行为之能够“除罪”,等同于“生活问题”而不负或少负政治和法律责任,除了特权的庇护,主要是政法环境演变、法治意识成长的结果。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关系和性行为,只要不伤害他人,都属于个人或家庭的隐私,国家和群众不该监督、干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干部和老百姓一样,也享有隐私权。事实上,因为特权与腐败同步滋长,干部的隐私和免责范围要比常人大得多。等到腐败变成“心照不宣的惯例”(赵平女士语),性贿赂作为婚外性行为的一种,也就堂而皇之纳入“道德范畴”,跟《刑法》上的贿赂拉开距离。当然,实际生活中“用到色情场所消费来行贿或者招待客人”(同上)的那一方,花的往往是公家的钱,那笔钱可以算成客人收受的“财物”。但如果数额不大(不满五千元),检察机关不予立案侦查,那趟“消费”便只是纪律松懈、随大流的表现。 性非赃物,如何定罪?能够这样提问,非有高昂的法治意识不行。因为提问者必须既相信法律不干预道德的神话,又坚持成年公民无妨他人的性行为纯属道德范畴(因而须豁免刑事责任),还要觉悟到法治时代道德多元的大趋势(所以国家不得强行统一道德标准)。只不过,如此看待性贿赂,在一些腐败丛生的部门和地区,不啻对行贿受贿的容忍、隔离甚至“净化”。我因此想起了皮普斯。他在日记里登录收纳的礼物,总要强调自己为国为家为朋友工作如何卖力。虽直言“受贿”,仍毫不汗颜,向上帝谢恩祈祷不止。写到性贿赂,却百般委婉,有些情节粉饰不了,就换作法语。显然,皮大人觉得,性贿赂和财物贿赂相比,更需要在道德上“净化”了,才可以放心地去想、去干。而性贿赂在当代中国享受的“纯属道德范畴”的礼遇,则来自一种法治精英意识(或无意识?)的委婉辩解:通过维护《刑法》计赃论罪的原则和抽象的个人性自由的道德藩篱,将性贿赂圈在了腐败犯罪行为之外。 有位法官朋友建议,我写文章谈谈在美国法律如何对待“肉弹”案的。美国如何,是时下讨论中国问题常用的参照系;回应强权、同它制定部署的一系列“国际标准”接轨、周旋,也需要了解美国。但是美国之于性贿赂入罪,还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一层意义:美国也是腐败大国。 腐败不好统计,因为当事人极少(主动或被迫)公布数字。但仅就传媒揭发、政府承认的贪污贿赂等“白领犯罪”的规模(案件涉及的领域、级别、数额等)而言,美国应该不逊中国。这不是我个人的观察,而是一位专家、雪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熙乐(Hilary Josephs)在她去年发表的论文《美、中腐败考》里总结的(周熙乐,页288)。当然,腐败的国情有别。许多做法,别国法律视为贿赂的,比如大公司向候选人的政党捐款、院外活动集团招待国会议员,在美国都合法。反之亦然。不过,据熙乐的比较研究,美、中两国反腐败的法律总体上差距不大,只是美国司法部门对腐败的惩治之勤、严打之广,略胜中国。所以民意调查,美国人抱怨担心的几大社会问题,腐败不在其中。 贿赂,按照联邦法律,解作意图影响公务行为而向官员给付、应允的任何“价值”(value)或非法“对价”(consideration)。打引号的两个术语,我写出英文,解释一下:所谓“对价”,即为诱使或换取对方履行或答应履行而给付、应允的某些好处;原指普通法上有效合同成立的一项要件(您可以这么理解:孩子考重点高中一分之差划入另册,您有本事有福气托人批条子找校长或校长家的通融。假如一切顺利,按照不成文惯例,为使孩子入学,该谁出什么对价?)。所谓“价值”,可以用熙乐的文章援引的案例说明,“即当事人主观赋予礼物者,哪怕该礼物毫无商业价值”(U.S. v. Williams, 705 F.2d 603, 623 2d Cir. 1983)。换言之,任何给付、应允,只要其物质或精神上的好处为双方当事人主观认可,如果其他要件(比如“公务行为”)也得到满足,就是贿赂。如此宽泛的定义,“肉弹”或“性服务”自然属贿赂无疑。 相对中国《刑法》简单的计赃论罪,美国法律似乎老练得多,为商业社会层出不穷的“受请枉法之类”预留酌情惩治的空间。其实美国的做法并无特殊高明之处;贿赂的法律定义,在主要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刑法都是尽量宽泛而包含非财物类好处的。这就引出一个重要的道德判断问题:现代西方社会对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性行为(如肛交)已经普遍除罪(或罪而不禁),为什么同时却保留性贿赂罪,亦即将意图影响官员公务的婚外性行为或“性对价”视为除罪的例外?这无疑反映了一种严厉的伦理态度,值得深入研究。 美国腐败问题权威、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庭法官努南(John Noonan, Jr)先生写过一部《贿赂史》,探讨作为道德观念的贿赂在西方思想史上的流变。他指出,贿赂首先是关于某类互惠行为的道德界定,其概念之核心为一诱惑,以期对本应无偿履行的公务施加不当影响(努南,页xi)。一行为出于互惠的目的(故在形式上表现为自愿)却令人厌恶、引起公愤乃至入罪,的确离不开社会道德、文化价值和政治利益等各方面的甄别和意识形态化的法律定义。也就是说,贿赂和表示友谊、礼节或善良风俗的送礼,在外部行为特征和好处内容上很可能相差无几,例如都是投桃报李;一时一地的法律之所以认定一桃一李为贿赂而禁止,最终只有在产生该法律的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和正义观那里才能找到解说。“贿赂”一词的 历史 ,似乎也可佐证它同“礼物”的渊源关系。查一查词典,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地中海文明诸语言里,表示贿赂的词的本义,都指礼物、贡献。贿赂(贬义)是后起的意义。古汉语亦不例外。《诗/卫风/氓》:“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贿谓财物。《诗/鲁颂/泮水》:“大赂南金。”毛传:“赂,遗也。”都是本义。到了中古汉语,才演变为我们现在理解的含义(私赠财物而行请托)。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政理书》:“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 努南考证,送礼行贿之别,在西方文明,当始于以色列人奉一神教,以上帝耶和华为世界唯一裁判之时。因为若与上帝立了约,再向任何偶像或充当裁判的人送礼请托,就是亵渎,大逆不道。摩西在西奈山传给以色列人的上帝的诫命有:不可冤屈穷人,不可诬告,不可杀害善良无辜,因为我决不赦恶。不可收“贿赂”(希伯来语shohadh指礼物、贡献,故钦定本英译作gift),因为贿赂蒙蔽智者(裁判)的眼睛,歪曲正派人(证人)的证言(《出埃及记》23/6-8)。而献祭上帝的牺牲不算贿赂,是因为上帝伟大全能受人敬畏,不可能有偏私而收“贿赂”(shohadh,钦定本译作reward;《申命记》10/17)。行贿受贿之恶,传道者常以另一受谴责的罪行奸淫比喻。“不可奸淫”是上帝通过摩西颁布的“十诫”之一(《出埃及记》20/14)。为行贿受贿而犯奸,则两诫同破,罪孽之深,可想而知。 犹太教禁贿赂奸淫的戒律为基督教继承。从此在西方,性贿赂入罪就“天经地义”合乎社会的道德共识和政治要求。此禁戒历代不乏“案例”解说,最出名的大概要数莎士比亚的“问题剧”《一报还一报》。剧情是这样的:维也纳公爵假装访问波兰,由副手“道德化身”安杰罗代行裁判权。青年克劳丢令爱人未婚怀孕,安杰罗欲“复活”一条禁私通的法令,处以极刑。克劳丢的姐姐伊莎贝拉新入修道院,闻讯赶来,求安杰罗效法耶稣施仁爱恕罪人。不料安杰罗放下假圣人的面具,道:你愿意哪一样,让公正的法律掳走亲兄弟的性命,还是赎(redeem)下他来,献上你的身子……?姑娘气得发抖:赎他!与其姐姐永世沉沦,不如兄弟速死……无耻的赎身跟慷慨的宽恕是两家;合法的仁爱跟罪恶的赎买没关系(二幕四场52-113行)!不用说,假圣人因为索取性贿赂(未遂),差点儿身败名裂,下了地狱。 然而正如《唐律疏义》所言,贿赂(受请枉法)的关键在渎职私受请托。认识这一点并不需要一神教教义支持,也无关立法者的身份地位:神明、圣人、君主、民选代表。所以在古代非犹太/基督教的社会,行贿受贿(包括性贿赂)也是常受谴责的。例如西塞罗(公元前106-43)指摘罗马元老院的政敌“美少年”(Clodius Pulcher),说他为摆脱亵渎女灶神(Vesta)的指控,拼命打听担任裁判官的那些议员、军官和护民官的性格嗜好,然后通过朋友暗中安排馈赠,为他们送去陪伴过夜的女子,介绍“俊美高尚的青年”,最后得以赎身免罪(《书简/致阿提库》)。西塞罗用的这个“赎”字(redemptam,名词redemptio),后来在西方语言里便有贿赂的意思。 百年来,中国人关于婚姻、性道德和性行为的官方理想,一直是以西方的理想,亦即主流犹太/基督教伦理为样板的。因此表面看来,学西方(例如美国)的榜样,性贿赂入罪,至少在国家立法的层面,应该是没有大的道德和政治障碍的。然而九七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修订《刑法》,决定保留计赃论罪,贿赂仅限财物,不同国际(即西方)接轨。原因何在呢? 本来,七九年旧《刑法》有一颇具中国特色的“类推定罪”条款: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七十九条)。该条款在实际运用中控制较严,似乎集中在破坏婚姻家庭的行为和性犯罪(如鸡奸幼童类推强奸罪或流氓罪)。故理论上不排除将性贿赂比照财物贿赂,作为贿赂罪的“具体表现形式”定性处理,如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曾著文建议的(《法治通讯》3/1989)。但是新《刑法》遵循国际通行的“法无明文,不罪不罚”(nullum crimen nulla poena sine lege)的罪行法定主义,取消了类推定罪。于是,法院审理涉及性服务的贿赂案件,至多只能把性服务作为“其他犯罪情节”来追究。而要确定性服务情节的社会危害性(是否“严重”、“恶劣”到了使行贿受贿者的行为构成犯罪的地步),依然有一个类比斟酌的裁判过程。由此产生一个反对性贿赂入罪的论者经常提出的司法操作问题。 性贿赂的定罪量刑不好操作,据说是因为难以符合现代法治强调的“正当程序”原则。刑事诉讼程序的出发点是“无罪推定”,即未经审判定罪,被告人得享有推定无罪的待遇。所以废除了逼供讯,拿出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犯罪的责任(举证责任),一般由代表政府的公诉人(检察官)承担。性服务大多是“心照不宣”或隐秘的交易,调查取证难免与当事人的人身和财产权利冲突,受其限制或得不到证人配合;拿到证据之后,如何证明被告人主观上有受贿的犯意(mens rea),而非生活作风问题或两情相悦,目前也没有明确的规定。一些论者因此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对贿赂范围规定过宽,不适合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性贿赂入罪“内涵不确定,缺乏可操作性,定罪量刑都有困难”(马克昌,页276)。作为替代,国家工作人员违法收取非财物类的好处(如招工、提干、入党、调动工作、迁移户口、出国 留学 、性服务等),可以通过程序简便灵活的党政纪律处置。例如中纪委《关于共产党员在经济方面违法违纪党纪处分的若干规定(试行)》(1990.7.1)要求:“党和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父母、配偶、子女及其配偶接受对方钱物,虽未能证实本人知道的,也要追究该党员的责任”(第十三条)。采用的是不论主观过错的严格责任追究制度。 中纪委的规定之所以不区分故意、过失、不知情等主观意识状态,是要防备腐败分子在社会转型期利用体制(包括法律)上的漏洞推脱责任。司法操作当然不可能那么“一刀切”,但举证责任稍做调整,给法官多一些酌情权,查处性贿赂就不会无章可循了。故所谓操作难,只是难在现行的定罪量刑规定不配套。否则那些抓性贿赂治罪的国家和地区(例如香港)怎么操作?不过,我们与其指责新《刑法》忽略了一个简单的程序或审判技术改造,不如后退一步,将立法看得复杂些:立法者宁愿把性贿赂推给党政纪律和“道德法庭”,也不跟国际接轨,是否出于某种深思熟虑的选择呢?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立法者选择了简化规则,避免扩大司法人员的酌情权,以尽量减少司法腐败的机会。 司法腐败容易激起民怨;酿成民谣,四处流传,给法制建设带来莫大困扰:“大沿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引自李浩,页85)。司法腐败的成因,归根结蒂,无非参与者(公安干警、检察官、法官、律师等)道德败坏而监察不力。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现代法治源于西方,不是中国原产的知识,司法腐败作为实现法治的一大障碍,就往往被想当然地看作参与者缺乏专业知识训练的结果。而衡量参与者专业知识训练最省力的方法,是检查他们的科班学历。例如据报道,全国法院系统二十五万名干部当中,本科占5.6%,研究生占0.25%;绝大多数法官的出身是复员转业军人和社会招收(转干)的中学毕业生。由此得出结论:法官“非专业化倾向”严重,以致“缺乏程序公正的理念”,不懂约束自己的行为,私自会见一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受礼吃请,造成“三陪”律师泛滥和司法腐败(同上)。这一虚构的因果关系及其知识与制度背景,最近已有专著剖析讨论(参见苏力,尤其第十、十一章)。此处不赘言。我们要指出的是,把参与者的专业知识训练等同于司法操作能力,再等同于道德操守,如此推理,必然得出似是而非的论断:因为现阶段法官、检察官等参与者普遍专业素质低,趋于腐败,所以若将性贿赂入罪并赋予司法人员一定的操作酌情权,必定引发更多的腐败。而司法腐败对于法治的危害,比性贿赂有过之无不及。 换言之,新《刑法》坚持计赃论罪、贿赂限于财物,是两害取其轻的选择。 法治的威力,不在对违法犯罪的严惩,而在劝人相信,那由法律的意象和分类构筑的世界乃是他能够拥有的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康特尔,页261)。一个性贿赂几成惯例而不治罪的世界,在当代中国,肯定是没有多少人向往的。乍一看,新《刑法》似乎犯了法治的大忌。但是,假如人们相信社会上还不可避免地存在严重的司法腐败,而性贿赂入罪可能扩大腐败的疆域,那么贿赂限于财物的定义,性贿赂纯属道德范畴的解说,便仍有可能筑起人们无法拒绝的唯一合理的生活世界。 零一年四月于铁盆斋,载《读书》11/2001   参考书目(以著/编者姓名拼音为序): 康特尔(Norman Cantor):《想象法律:普通法与美国法制的根基》(Imagining the Law: Common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HarperCollins, 1997。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谈谈性贿赂》,载《法治通讯》3/1989。 李浩:《法官素质与民事诉讼模式的选择》,载《法学研究》3/1998。 马克昌(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 努南(John Noonan, Jr):《贿赂史》(Bribes),加州大学出版社,1987。 皮普斯:《皮普斯日记》(The Diary of Samuel Pepys, ed. Robert Latham and W. Matthews),十一卷,加州大学出版社,1970-1976。 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周熙乐(Hilary Josephs):《孰直孰鄙:美、中腐败考》,载《雪城国际法商学刊》(Syracu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Commerce)卷27,2000。   (冯象,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原文链接: https://cochina.org/?p=84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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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图卦20121201】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中国人还这么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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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兰国籍门完结篇:俺承认张兰最初发表的爱国言论为她今天的行为预设了一个被道德追杀的陷阱,甚至深不可测,也证明曾经有段时间是中国民企发展的春天,唱《感恩的心》是正常的。世易时移。现在她的移民融资证明:必须完善政策,为成长起来的中国民企创造更广阔的投融资渠道,让他们公平分享改革红利。 @皇家驿栈刘少军 :大家好!皇家驿栈也有上市计划,和我的财务顾问讨论方案,尤其是上市地选择时?邓先生说首选美国,一是市盈率,二是品牌宣传。但好像有一道无形地坎儿,就是做海外结构需要本人移民,最好美国,实在不成某些岛国也行。其实有些移民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要不咋办? 【8】估计这个课没人敢逃 老师在讲台上一手拿着AK47突击步枪,一手拿着M16突击步枪,这种画面是否足够震撼?南京理工大学有一门“自动武器构造课”,课堂上的照片流传到网上,把网友们给“震”住了。大家感慨,“估计这个课没人敢逃。”不过同学们说,没人舍得逃这门课,一堂课摸到30支各国枪械的机会,实在太难得。 【9】吴敬琏:中国贫富差别如此巨大的主因是权力寻租 解决贫富差别过大问题是税收体制力所不及的,要靠整个体制改革,要让权力不能支配那么多资源,而且要对权力进行监督。富人分两种,有些人是靠权力富的,要坚决制止,不能让这些人凭权力发财,而且要给予严厉惩罚。 【10】宪政就是依宪法办事 童之伟: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权利和自由的需要,同政治体制能够提供的保障空间过于狭小的矛盾,应该严格实施《宪法》,实行宪政。要实行宪政,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宪法管理制度,要设置违宪审查的专门制度。但是很可惜,十年来违宪审查制度建设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 宪政就是依宪法办事。宪政没什么可怕的,你不反对宪法,就不应反对宪政。执政党应按宪法执政,我们应该制定≪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法≫。 @童之伟 :确实,严格实施宪法就会形成宪政,即使这部宪法就是现行中国宪法。反对宪政没有任何正当理由。 【童之伟:党产和国家财产应该分开 没有任何疑问】 “党产和国家财产应该分开,需要分开,这个没有任何疑问。从长远来看,分开可能对执政党是有利的。”华东政法大学宪法学教授童之伟如是说。他表示,专职党内人员不应该拿国家的工资,进入国家机构再拿国家工资。 【11】作恶授权 孙立平:在维稳中,反正不能出事儿,怎么不出事儿,你自己想办法。这是极恶劣的模式。计划生育也是这一套,反正孩子不能生下来,至于怎么不能生下来,自己想办法去。我把它叫做“作恶授权”,就是默认甚至鼓励用违法法制的方式做事。形成了一个和法治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运作模式。 【12】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民众来说,法无禁止尽可为 2013财经年会回顾·吴晓灵:【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把橡皮图章变钢印】我希望立法主导能从行政部门转移到人大。应该切实对我们的社会制定规则,应该让所有人在规则下行事。行政机关在法律授权范围之内来履行你的职责。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对于民众来说,法无禁止尽可为。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示: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13】四大皆空 @麦田里的泥土- :贵州铜仁大龙镇一标语 【14】iPhone5要来了 苹果昨晚宣布iPhone 5于12月14日在中国大陆上市,iPad mini及第四代iPad 12月7日上市。iPhone 5:16GB售5288元,32GB售6088元,64GB售6888元。WLAN版iPad mini:16GB售2498元,32GB售3288元,64GB售4088元。WLAN版第四代iPad:16GB售3688元,32GB售4488元,64GB售5288元。 iPhone 5可以看到4S看不到的东西…… 【15】乌克兰航空公司广告:从纽约到里约。自由女神也娇羞了~ 【16】艺术家画的逼真图片,你的大脑认为是3D的 http://t.cn/zjc4sJI 【17】日媒:美国将钓鱼岛写入国防授权法案 意在牵制中国 据共同社,美国参议院全体会议29日决定,在2013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补充条款,规定钓鱼岛是美国对日防卫义务适用对象,此举意在牵制中国。 条款指出“美国对钓鱼岛最终主权归属不持特定立场,但认为其处于日本管辖之下”。 【18】领养中国女孩美国家庭赢巨额六合彩 美国一个领养了一名6岁中国女孩的劳工家庭,本周赢得美国史上第二高头奖彩及“劲球”六合彩(乐透),与另一名中奖者平均分享5亿8千7百多万美元彩金。“劲球”六合彩头奖的中奖机会只有1亿7500万份之一,每注需两美元,而这对夫妇花了10美元买了5组号码。 52岁的马克.希尔赢得巨奖,他的朋友们纷纷表示:“这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因为马克在生活中是个大好人,我们知道好人总有好报!”马克和太太辛迪有3个成年的儿子,而他们最小的女儿是从中国收养的一名孤儿,她现在6岁。辛迪那天晚上告诉女儿,“亲爱的,我们会中奖这样的事情可能永远都不会发生。” 【19】在家自杀,利国利民 @纳兰性急 :为降低伦敦地铁自杀率,伦敦市政府制作了一系列公益广告,真是沁人心脾啊~ 【20】硅胶 加拿大女子艾琳被男友费尔南多枪击,子弹从右臂擦过,穿过其胸部后,又钻进左前臂。艾琳曾做过隆胸手术,此次子弹刚好穿过她胸部的两块硅胶假体,救了命。过去十几年中,已有过数起隆胸假体救人一命的案例。今年初,美国一女子被人用刀刺中心脏,也是隆胸救她一命。硅胶质量到底有多重要,你知道了吧? 【21】马棚 @英国那些事儿 :话说。。有个农场主。。想在自己农场上造个马棚。。。申请了几次结果 Council都不允许。。。。 不过-。- 幸好的是。。。。法律并没有规定不能在农场里放凳子和桌子。。。。。。呃。。。。 【22】美国某校的两名男生在课堂上打架后,校方经研究给了他们两个选择:1.被勒令退学。2.手拉手在学校的院子里坐九天。他们选了这个…… 【23】爸爸,欢迎你回家! 上士尼古拉斯从阿富汗返回,第一次见到女儿布鲁克林。 【24】你还能活多久?世界各国的平均寿命图 每日邮报的编辑根据美国中情局的各国资料,在地图上用不同颜色标识出了各国的平均寿命。平均寿命超过80岁的国家为深蓝色,低于40岁为暗红色。最长寿的五个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摩纳哥、澳门、日本、新加坡和圣马力诺。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人均寿命最短。 【25】高耀洁:警惕艾滋祸 高耀洁,致力于民间防艾。她称,艾滋病虽不能治愈但可以预防。如果因为缺少防艾知识致让许多无辜者染病身亡,这将是多么巨大的悲剧。因此每一个人都应该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预防方式。每一个人都应做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才是预防艾滋病的有力武器。 http://t.cn/zjtW3rJ 【26】格杀勿论 甘肃土地贫瘠,粮食历来需靠外运。1959年省委书记张仲良在中央会议上放出豪言,称:“58年甘肃粮食增产40%”、“甘肃决心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商品粮”,龙颜大悦之后,张下令勒紧肚皮压缩口粮,农村59年只留三个月口粮,为完成“浮夸”带来的国家高征购指标,组织“搜粮队”,挨家挨户翻箱倒柜甚至掘地三尺将超标余粮席卷一空,同时下死命令“不准外逃,坚守岗位,凡靠近铁路一百米内的作偷越边境论,一律格杀勿论”。高压之下,甘肃百姓除部分冒死外逃之外,大多数只能在吃光树叶、野草之类一切可食之物,甚至易子而食后,坐以待毙。三年大饥荒,甘肃饿死百万。61年中央调查甘肃问题,张仲良仅受降职处分,由第一书记改任第三书记。 【27】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中国人还这么尊重他 @一个土豆和洋葱 :今天接待一刚来中国的巴基斯坦朋友,闲谈中,此哥们不无敬佩的说,我听说过东方红这首歌,赞美毛主席的,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中国人还这么尊重他,买东西时候,商贩都拿着印着毛主席头像的钱对着太阳看几眼才放兜里。我:。。。。 周立波:我一听“人民公仆”就浑身打冷战,哪有仆人坐车,主人骑自行车的? 哪有仆人住别墅,主人住安置房的? 哪有仆人老喊涨工资,主人吃不起肉的? 哪有用主人的银子到处砸,也不给主人知会一声的? 哪有仆人视察,主人给打伞的? 哪有仆人讲话,主人必须领会精神的? 【28】父母在教育孩子时,通常只是让他们适应当前的世界——即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 ——康德 http://t.cn/zjc2ZQt  ( @ 喷嚏意图 ) @晓玲有话说 :历史从来都不会骗人的。十八年后还是一条好汉,那就是十八年,刚好十八年。所以1942年河南大灾饿死的人,投胎后十八年的1959年底到1960年初又饿死了。     【李宁男女鞋】李宁LINING正品轻便透气板鞋,运动休闲鞋,百搭舒适板鞋,男女款可选!每双鞋对应唯一防伪码,可官网查证真伪!!限量限时包邮! http://www.8yi8.net/team.php?id=256     来源: 喷嚏网  综合编辑 友情提示:请各位河蟹评论。道理你懂的 喷嚏新浪围脖: http://weibo.com/dapentizk   、 @喷嚏意图 (新浪)、  喷嚏意图   (腾讯) 【喷嚏官方App】安卓版: http://www.dapenti.com/blog/app/dapenti.apk 【喷嚏图卦微信号】 penti_tugua 喷嚏官方淘宝店: http://shop58267249.taobao.com/ 广告联系:dapenti#dapenti.com (# 换成 @) 喷嚏电影频道(beta):   http://www.dapenti.com/v/index.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70207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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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yMedia | 南方周末:“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你根本不懂相声” 马志明的悲喜剧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发自:天津 编者按:相声界的一老一小。 一老,是马志明。侯宝林的师弟,当今相声圈辈分最高的人,马氏相声的第三代传人。几起几落,多灾多难。 一小,是王自健。白领出身,北京民间相声团体“相声第二班”班主,侯耀华的徒弟,《今晚,80后脱口秀》的主持。风头正劲的脱口秀明星。 马氏相声讲究精致和“现挂”,传统段子打底,揭露人性共同的劣根性;到了王自健这里的说法是“加当下”,教育不公、汽油涨价…… 相声传承的就是把生活中的苦闷变成乐趣。 马志明相声说了一辈子,总结出重要的一点:公家舞台不是个人争强好胜的地方。 马志明(前)和搭档黄族民在“老骥新驹”马氏相声专场上表演。马氏相声上一次开专场,还是1986年的事。马志明喜欢孙悟空,“本事再大,只是个散仙,仙班里没有他这一号。” (受访者供图) 马志明很少这样“入活”。他在午夜11点上场,以自嘲的方式跟台下两千多观众拉家常:“马氏相声源远流长,但人丁不旺。像上岁数的尿尿,而且前列腺肥大,滋不多远,顶多一尺二。别看尿不远,哩哩啦啦,时间还挺长……” 马志明,人称少马爷,马氏相声的第三代传人。爷爷马德禄是相声“八德”之一,父亲是马三立。 相声行业讲究师徒传承、论资排辈,马志明是如今相声圈辈分最高的——作为相声大师朱阔全的徒弟,侯宝林的带拉师弟,他相当于马季的师叔、郭德纲的师爷。 天津相声界有句话:“无人不宗马”。马氏相声基本上就是津味相声的代名词,影响了天津绝大部分相声艺人,高英培、杨少华、魏文亮……包括从天津走到北京的郭德纲。 2012年8月24日,“老骥新驹”马氏相声专场在天津市大礼堂举行,马志明和儿子马六甲同台演出。这是马氏相声的第二次专场。上回在1986年,演员是马三立、马志明、马志明的堂兄马敬伯。 演出海报上,天津相声界老中青三代演员拱卫着马志明父子。两千多人的剧场座无虚席,50位观众享受着马志明自掏腰包买的赠票。大礼堂是天津文化地标,票太贵,马志明担心他真正的观众买不起。 相声登堂入室至此,在父亲马三立的时代是不能想象的。那时京剧名角马连良、梅兰芳、谭富英、裘盛戎到天津,上中国大戏院。吴素秋、姜铁麟略逊一筹,上华北戏院。而相声,再大的角儿也进不了中国大戏院。“我爸爸一说当年他上‘小梨园’,自己就挑大拇哥。搁现在,小梨园就是一个茶楼。” “老骥新驹”,67岁的马志明和62岁的搭档黄族民攒底,说新段子《黄袍加身》。“我以前说的都是市面上的东西:核桃酥掉地下,大车一压嵌进地里,用江米条撬出来。”马志明说。《黄袍加身》是小市民狂想曲:一个一天到晚骂皇帝混账的人,当上皇帝比皇帝还混账:七十二嫔妃囊括五大洲四大洋;鹿心切成核桃块填鸭子,燕窝鱼翅剁碎了喂鸡,海马熊掌喂狗,皇帝吃鸭子吃鸡吃狗……为老百姓办事一再被提及,最后落实为重修圆明园。 台上的包袱甩得脆响,台下不时报以拖长的“噫”叫好。狂想最高点,马志明把所有的天马行空拽回地面:原来这只是一个相声演员痴人说梦,好吃好喝之外,他最大的野心无非是“霸住这个台口”。 “这跟老年间那笑话一样:一个村姑说,我要当了娘娘,天天在被窝儿嘬柿子。”马志明说。“揭露人类共同劣根的段子,能传代。传统段子大部分这样。它不说世界革命,没那么大能耐。它不懂!就算懂,那东西也不可能传几百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政治。但只要有人、有动物,抢食的事儿总有——这鸡吃着食呢,那个过来把它鹐走了。你心疼被鹐的鸡,把那个给轰走。它照鹐别的鸡,反过来,这挨鹐的也去鹐别的。”   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左)。马志明说:“演员没有不喜欢上台的,我肯定也不例外。但现在跟年轻时的劲儿不一样了……我总觉得马氏相声在我这儿应该到站了。” (受访者供图) 父亲为什么能让人笑 “我这人不好金货;你让我旅游我走不动;吃我也吃不多少……”2012年9月,穿着老头衫和便裤的马志明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向南方周末记者“夫子自道”。 “女色呢?”马志明的忘年交、天津电视台导演马千在一边打趣。 马志明接话,极认真,可又像是调侃:“我四十岁的时候,医院大夫跟我说:你牙不好,上台显脏——我们老家的水土闹的。我让大夫给我擦擦。大夫说:你这牙是套花的,跟螺丝转烧饼一样,一直到里头都是一圈圈的黄,擦不管用。干脆我给你锯了,安俩假牙,那你可就漂亮了——我们家讲究这个:我爸爸上台,黑鞋绝不配黑袜子,显脏,一定得配浅灰的。听大夫这么一说,我就让他把牙给我锯了。锯完了他说:锯掉门牙,可能影响荷尔蒙的分泌……” 马志明是在养鸡的时候,悟出幽默的道理。 1965年,同在天津曲艺团工作的马三立和儿子马志明被打为“现行反革命”,1970年到1977年,马氏父子被下放到天津南郊。 林彪出事后,贫下中农对下放户的监督改造慢慢放松。马志明在房前屋后种菜、种蓖麻,养鸡养鸭,鸡蛋多得可以用洗澡盆装。院子里的地被马志明整平了,闲时,他在院子里翻跟头、背贯口、溜快板。几辈艺人家庭出身,“手艺是饭碗”的意识,深入马志明的灵魂。 割断了与世界的一切联系,相声成了一对寂寞父子之间惟一的话题。马志明慢慢咂摸出马氏相声的味道:父亲的幽默近乎冷幽默。很多时候像拉家常,铺陈许久。 父亲有本事让台下听他絮叨,一是因为他常年与蹬三轮的、点痦子的、算卦的、小偷为邻,对人间冷暖、窘境中小人物的刻画入木三分;二是观众准知道听马三立不亏,他会在最关键的时刻把包袱甩得又脆又响。 落难南郊之前,从小在相声园子泡大的马志明,对相声有某种“免疫力”。一个活顺着使出来,包袱抖得再响,他也不觉得好笑。只有活使砸了,捧哏或逗哏忘词,在台上你看我,我看你,马志明才会哈哈大笑。他也从来不把父亲当成了不起的大角。父亲对儿子最亲昵的表示是拧儿子的耳朵,儿子对父亲最亲昵的表示是往父亲深陷的锁骨窝里倒水。 童年马志明的偶像是演猴戏的名角小盛春。只要零花钱凑到两毛,马志明就去共和戏院买半票,听小盛春唱戏。没钱的时候,他磨着父亲马三立把自己带到共和戏院的后台,“童伯伯,来听你的戏了。”马三立和小盛春私交不错。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 12岁的时候,马志明自作主张考戏校。老师一看是马三立的儿子:你唱丑吧。当时,天津的戏校没有京剧班,只有评剧班和梆子班。丑角在评剧、梆子戏里只是附庸。马志明唱了一年,扮起《女起解》里的崇公道——这是梆子戏里戏份最大的丑角。 排练的时候,老师对马志明说:往边上站点,别挡了角儿。这让马志明深受刺激。他琢磨:唱丑还不如唱花脸,“武二花”累是累,但往往作为武生的对立面上场,在场上起码排第二,身边配八个兵,他站当间儿,踩着厚底,戴着靠(靠旗),不也挺美?“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听着艺人行当里的这句老话长大,马志明本能把它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可是时代已经变了。1958年,身为政协委员、天津广播电台说唱团副团长的马三立因为相声《买猴》被打成右派。13岁的马志明跟父亲一起,从天上摔到地上。 说唱团曾经比家还要温暖:迈进大门,基本不用自己走道,不是这个背,就是那个抱。秋天玩“拔老根”,人们恨不得上树帮他摘杨树叶子,把叶肉撸掉,叶柄放在鞋窠捂着,以使它更韧。在戏校,一开全体学员大会,校领导准说:小马,你来一个笑话!哪怕马志明可着脖子唱一段“土改老黄牛”,也是哈哈一片笑。可是一夜之间,世界变成冷脸组成的铜墙铁壁。 刚刚划完右派,没处现寻旧衣裳,冬天冷,马三立只得穿着水獭领子的皮猴上剧场——那是1949年大迁徙的时候,从旧货市场淘的便宜货。 看见马三立的皮猴,管理服装的革命群众义愤填膺:他妈的穿这个,这是向无产阶级示威!烙铁插上电门,滚烫之后,往皮猴上一放,一会儿工夫冒起青烟。 有一次,马志明把练功鞋落在排练场,回去取,跟人保科长走个碰头。人保科长把他喝住,回排练场巡视一周,确认他没纵火,才放他走。 很快,马志明在公共厕所尿不出尿来。只要有人站在旁边,憋得再难受也尿不出来,人一走,闸门自动打开。 “再这样下去,我就废了。”17岁的马志明要申请退学。戏校梆子科的刘主任同情马家的遭遇,力劝马志明不要“脱离组织”:不想在戏校干了,可以转到曲艺团去。“我到曲艺团能有什么好果子吃?我爸爸天天在那倒痰桶。晚上上台,靠他创收,报幕的时候单不提他的名字。”马志明心里嘀咕。果然,曲艺团明确回绝。 您要不上,也给七毛 1962年夏天一个寂寥清晨,马志明用被单裹了他的全部财产——几件衣裳、一把牙刷,离开生活了六年的戏校,到南方寻找活路。 三年自然灾害之后,南方省份出现了短暂的“资本主义泛滥”,各地集体所有制纷纷露头。马志明去投奔跟人搭班说相声的两位师哥。 从天津坐上硬座,经过二十五六个钟头,下午五点到常州。按照班里的规矩,有新人来,每人出份子,请新人吃一顿饭。马家在相声行里辈分大,相声班差不多的同行得管他叫叔、叫爷。吃完饭,主事儿的人问马志明:您怎么着?今儿您上不上?一会七点就开演,您要不上,今天给您7毛钱,这是按人头分的,人人都有。您要永远不上,一个月就给您21块钱;您要上,下台来我们给您评,您够什么水平,能挣上几分。好比您挣三分,就拿3乘7毛…… 马志明寻思了一下:“我上!” “那您看谁给您捧一个?” “看谁闲着吧。” 四面一看,只有打水的刘老头闲着,马志明就跟刘老头搭伙。 仗着肚子里头十几年耳濡目染的存货,马志明登台说起了相声,逗哏。小一年的光景里,他的捧哏不停地变。“咱不是主演,不是主演就没有固定的捧哏。”马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段经历成了他绝佳的磨炼。 草台班不像国有院团。国有院团每天的节目表是事先安排好的,相声词也事先写好。草台相声班要懂得根据场上观众的情况随机应变。演员站台上,一看观众,就知道开那路活:观众文化素质高,可以使点“文活”;台下全是老太太、小孩子,就得使点“洋闹儿”。临上场前,捧哏问逗哏:今天咱们开什么活(说什么段子)?使什么底(最后兜底的包袱)?上了场,只要梁子(叙事框架)在,枝叶可增可减。 如是摔打一段时间,马志明在相声班里养活自己已绰绰有余,每月六七十块钱的进项不成问题。 革命群众说 1963年9月,在南方的相声场子飘零了近一年之后,马志明接到天津市曲艺团的通知,回团参加面试。不久后正式入团,马志明成为父亲的同事,开始正式参加业务演出。 在江湖班子摔打过,曲艺团的演出根本难不倒马志明。很快,他成为青年队的攒底(大轴)。好景不长,“四清”一来,马氏父子重新跌回谷底。 马志明的罪名是不能跟马三立划清界限。1965年5月27日,马志明睡到半截被叫起来,工作队要他交代父亲最见不得人的行为——家里有没有枪,有没有手榴弹,写没写过反动标语。“要有我真揭发,我也想进步!”马志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可是《买猴》是进城干部何迟写的段子,团长给他的。说他用这个段子阴谋反党,他哪有那个野心?” 马志明有很多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出身国民党、“维持会”会长家庭的人现在算“翻身户”?父亲1953年才置下独门独院的三间小房,每间9平米,住全家16口人,就成了混进文艺界、钻进曲艺团,妄图变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革命群众说:马三立的相声好人绝不爱听!都是社会渣滓、军警宪特、顽伪流杂,这种被清洗的对象,对社会主义不满,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人才爱听! “要按我的脾气,老头根本就不应当演了:你们给我劳教得了,把我搁哪,我都认!老头不然。老爷子最大优点就是爱相声,在后台不是人没关系,只要我一上台,这台就是我的!”马志明回忆。也偏有一批“落后观众”私下鼓励马三立:三爷,您别想不开!您这玩意儿就是好! 有段时间,马三立每天晚上散场回家,身后必不远不近跟着一个人。那是一个香皂厂的工人,爱听马三立的相声,怕马三立受人欺负,偷偷充当义务保镖。马三立第一次跟这位保镖脸对脸,是因为两个半大小子在他经过的路上给他使“绊马索”。香皂厂工人几步冲过来,指着恶作剧的肇事者:你过来,你也过来…… 父亲有观众撑着,马志明只有他自己。台是上不了了,只能在后台搞卫生。有一次,在“民主剧场”,马志明和父亲的捧哏王凤山被责令在后台干活。 两个人把地擦得比桌子还干净,刚想歇口气,革委会的人来了:让你们跑这偷懒来了?两人争辩:厕所刷干净了,地擦了,衣服洗了熨了……“革委会”转一圈:暖气里头还有黑泥!两人为难:铸铁暖气,表面疙疙瘩瘩,一摸剌手,这怎么擦?也没有抹布……“把小褂脱下来,使小褂擦!”“革委会”下令。两人从命,五分钟,小褂磨破。 从1958年到1977年,从13岁到32岁,人生最该五彩斑斓的时候,马志明是在铅灰色中度过的。眼瞅着同龄人入党的入党,成家的成家……如果有谁肯在婚礼之前送个信:“志明,明儿我结婚,你去吗?”马志明的心里立刻荡漾起一团暖意。 1976年,地震过后,大雨咆天。跟马家一起下放的五户人家纷纷回城。怕震后的危房倒塌,马志明做了一个铁架子,放在父亲屋里。但铁架子挡不住雨,房间里无处不漏。父亲马三立只得打伞坐在外屋的门槛处,一坐一宿。 马志明回城找曲艺团,革委会的头目说:屋漏可以修,想借这个机会重返社会主义舞台,那是痴心妄想! 又过了一年,剧团新来了一个革委会主任。马志明回团要修房的油毡,新主任问:你们干嘛不回来呢?马志明说:没人让我们回来,我们能回来吗?我们户口都在南郊。 你们就回来吧,小杜,你星期几有时间,帮他们把东西拉回来——说着,主任就安排司机。 搬家那天,马三立不肯走。他已经彻底习惯了农村的生活:农民再欺负人,顶多是欠钱不还,不会编排人解放前开赌场。马志明把父亲架上车。 1977年,马志明和父亲马三立回到天津曲艺团。马志明干了两年后勤:套炉子、卖废品、搞卫生、洗衣服、帮食堂剥葱扒蒜……两年之后,曲艺团业务大好,全团演员都上,卖出去的票仍然满足不了群众想听相声的需求。因流氓罪入狱、服刑期满的演员都上场了,对上场已不报任何期待的马志明也在这个时候重返舞台。 《纠纷》的纠纷 2010年,马志明创作、表演的相声《纠纷》获得第七届中国“金唱片奖”。对马志明来说,这是一个迟到24年的承认。 1986年是马志明的翻身年。这一年,他拜入相声大师朱阔泉门下,成为侯宝林的带拉师弟。在讲究师徒关系的相声界,马志明算是入了“族谱”。 有一次侯宝林从天津回北京,马志明去送他。临上火车,侯宝林对马志明说:你怎么不唱呢?你别认为你爸不唱,你就不唱了,他嗓子没你好!你的嗓子有苍老味,练练,能唱出麒麟童的味儿。 马志明没唱京剧,却唱起了京韵大鼓。被打倒的日子里,马志明只能干检场、拉幕的活。他耳朵“馋”,谁上场,都在侧幕听着,时调、大鼓、坠子…… 马志明不想仅仅成为第二个马三立。“就学一样了,也是‘照方吃炒肉’。是模仿的一律站不住。”父亲不能唱,他能办个人鼓曲专场;父亲的包袱层层铺陈,他要自己的节奏加快。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步被马志明活化在相声表演里,他有跟父亲神似但又迥然不同的精气神。 在天津曲艺团,马志明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台柱子。打十几岁进戏校起,“(海报)贴上我的名字,(剧院)能卖满咯”,就是马志明人生最大的目标。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已实现这个目标。 马志明入党了。当时天津市曲艺团书记对他说:这回你合适了。你跟我们都一样了,你的钱跟我们的钱一样花。在这之前,马志明去食堂买丝糕,二两不够吃,买四两,四两还是那么大;再买六两,六两也那么大。 翻身的马志明觉得,自己得“对得起组织”。那段时间,马志明没事就到剧场附近的派出所,看民警们办事,跟他们聊天。亲眼见到,两人因为一个人的唾沫星子溅到对方身上,吵到派出所,被民警“冷处理”。这是《纠纷》的灵感来源。马志明两宿写出初稿,修改却花了半年,街头巷尾听到的“哏儿话”,不断往里添。“既要让两人像打架的样,又不能在舞台上骂街。” 《纠纷》写完,马志明把它拿给团长看。团长说:没多大意思,你放这,我给你改改吧。谁都知道,团长改过的段子,团长是第一作者。但这还不是马志明最担心的,他对团长说:你改完了没法演了。“还有一句话我没说:‘你根本不懂相声。’如果他再逼我,这句话我也说出去了。”时隔24年,马志明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 马志明铆足了劲,准备在当年的“津门曲荟”上推出单口相声《纠纷》。领导说:你来单口,你考虑过你的搭档吗? 马志明只得把一封信的方式写成的单口相声《纠纷》改成捧哏词极少的对口相声。曲艺团则干脆对马志明“特事特办”:凡马志明说的单口相声,收入要分给捧哏一半。 单口、对口的问题解决了,《纠纷》仍不能参加当年的“津门曲荟”。理由是“不是正活”,顶多算返场小段——按照当时的规定,创作一个新段子有80块钱的稿费,返场小段不计稿酬。 “津门曲荟”参加不成,次年的全国相声大赛也被重重设障。在相声比赛之前,曲艺团评职称,逗哏马志明评为二级,捧哏谢天顺却被故意向下拉,评为三级,此事直接导致谢天顺和马志明“裂穴”(捧、逗哏分道扬镳)。 马志明想拿《纠纷》去参加相声大赛,领导说:相声大赛不要单口。经人介绍,在天津制药二厂工作的业余相声爱好者黄族民来跟马志明搭伙,领导又说:业余演员不能参赛。 没辙,马志明从曲艺团找了说山东快书的演员李凤翔临时客串捧哏。 比赛时,《纠纷》得一等奖的呼声非常高,但评奖结果出来,马志明只得了“三等奖”。有人暗示他:你多少意思意思,一等奖准是你的。马志明一毛也没“意思”。 不再创作新段子 《纠纷》风波尚未完全平息,马三立、马志明、马志明的堂兄马敬伯组织了第一次“马氏相声专场”,天津卫的相声迷奔走相告。大幕即将拉开,前台送进一封白纸叠的信来。上款写演出地点“长城影剧院”,中间写“马三立收”,下款是“内详”。马志明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骂人话。马志明怕影响父亲情绪,等演出结束后,才把信交给他。马三立看完一笑,随手把信撕烂,说:“这种信,我见多了”。 在电视已经成为主流娱乐形式的1980年代中后期,相声无可避免地变成没落中的艺术。时事艰难,人们更不能容忍马家的一枝独秀。 为了完成文化局规定的任务,天津曲艺团到各地流动演出是家常便饭。有一年大年初一,曲艺团从天津出发,山东、河北、河南,一个县一个县地挪。卖票挣的钱,扣除挑费,往往剩不下什么,摊到每个演员头上,一天才分一两块钱。 正月里,小县城的饭馆都歇业,只能到街上吃烩饼。点完饭,伙计嘴损,不说荤烩、素烩,“来一碗穷烩!”所谓穷烩,就是只用葱炝锅,连鸡蛋都不给搁一个。第三天上台,马志明说《报菜名》,没说完已经眼冒金星。 越是不景气,曲艺圈“琢磨人”的旧习气越变本加厉。 马志明小时候,跟父亲的师傅“周蛤蟆”满世界玩。那时候,周蛤蟆已基本不演出,但每天都能从相声班的公账上领5毛钱。南市客栈的房钱花去两毛,每天午、晚饭在马家吃,老头还能剩下3毛买点零嘴。“大伙都觉着:咱有义务养着老人。上台的人,虽然按工分拿钱,可从来没有谁跟谁打起来,反正咱都是下九流,你比我多也多不到哪里去。”马志明回忆。 经历1949年的戏改、公私合营、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政治运动、1980年代国门乍开时的拜金主义,那些曾经把争强好胜的艺人们圈成一个集体的旧式伦理已经荡然无存。 有一次,马志明、黄族民和天津曲艺团的一位同事在中央电视台“曲苑杂坛”栏目组录节目。同事录节目时出了错,下场之后一屁股坐在观众席的麦克风前。马志明和黄族民上场,他们的同事频频在一点都不好笑的地方哈哈大笑,搅局。 1990年代,天津市曲艺团成立了相声队。相声队给马志明做出清晰定位:保底混饭。所谓“保底”,就是保障攒底的、拿国务院津贴的知名演员的演出效果,混饭就是“抬轿子”即可,不要闹个人英雄主义。公家舞台不是个人争强好胜的地方。 按照“保底混饭“的原则,马志明说开场相声(开场相声一般由资历浅的演员说),每场演出只能相当于名演员一半的津贴。马志明本着“个人利益服从别人利益”的原则,一场也没少演。1995年,相声队不再用马志明开场,随即修改政策,给开场演员加钱。 在当年的《个人总结提纲》里,马志明写道:本人不善交际,不搞阴谋,对错误决定不斗争——因为《纠纷》,团领导整人拆对,给我定出政策:三年不发工资,《纠纷》稿费只给一半。吸取教训,本人以后不再创作新段子。 马志明和他的忘年交马千(左)在电影《匹夫》中客串,马志明演一个黑帮大佬。 (剧组供图/图) 天定你吃多少米 黄族民给马志明当捧哏当了10年,调不进天津曲艺团。 两人结缘于1987年。因为《纠纷》,马志明没了捧哏。没捧哏就没演出,没演出就没收入。正发愁的时候,1960年代曾跟马志明搭档的李浩然把黄族民带到马志明家里。黄族民是天津制药二厂的宣传干部,业余在天津和平区工人俱乐部说相声,李浩然是他的指导老师。 李浩然带来的人,马志明多几分信任,因为李浩然不是势利眼,“老头儿(马三立)是政协委员的时候他那样,打成右派、下放到南郊,他还那样儿。” 可坐在沙发上的黄族民一点也不像一个演员,脸嘟噜着,坐在沙发上半天没话,一点看不出想拜师学艺的意思。妻子背后嘀咕:不行,看那死性样!马志明回说:那些嘴上抹蜜的,对你下手的时候,你终身难忘;这个死脸子,也许是一个很忠厚的人。 1987年,身高1米65的马志明和身高1米8的黄族民开始搭伙,1997年,两人建立师徒关系。1998年,马志明“豁出脸”找了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为曲艺团义务演出10年的黄族民,才得以进团。 提起比自己年长五岁的师傅,黄族民最佩服的事有两件: 第一件:有一年曲艺团搞新作品比赛,请天津的相声作者创作了几个新剧本。当时,钦定的“攒底”的演员已撑不起局面,少马爷的口碑却越来越响。为了表示关心和重视,领导特意给他打电话:那几个段子到团里了,你先来,你挑。马志明含含糊糊推却。撂下电话,黄族民犯疑,马志明说:我甭挑,他们择剩下的准是最好的。 被人挑走的都是充满各种“洋闹儿”包袱的段子:某人贪吃,吃饱了还要塞个大丸子,咽不下去,用茶壶盖盖嘴。剩下的是《看不惯》。《看不惯》写两个“九斤老太式”的人物,对新事物一百个看不惯,但其实一切新便利、新享受照单全收。多年过去,那次新作品比赛上得奖的已没人再听,只有《看不惯》至今在网上有极高的点击率。 第二件事,是中央电视台几次致电,邀请马志明参加“春晚”,都被马志明婉拒:地方演员,抱残守缺,水平不够……“大黄”重提“春晚”,马志明隔着茶瞟他,小声提醒:咱没干的事就不要提。“我在天津曲艺团都混不明白,我上春晚干嘛去?”马志明转过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从2008年起,马志明成为天津文化局的“高评委”。整个天津的艺文界凡评高级职称,都需“高评委”投票。每次评职称前,马家的电话就成了热线,没什么往来的人也请求“今晚上您家看看去”。马志明的典型答复是:“你要来也行,什么贵你买点什么,我要投你一票我是王八蛋!” “天定你吃多少牛羊肉,多少米。这是我爸爸的话。贪那些不该你占的,死得快。”一盘苦瓜炒牛肉、一盘炒芹菜、一碗米饭摆在眼前,马志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采访那天,马家的电视机滚动播放马志明在河北电视台录节目拍的照片,他扮的是《安天会》里的美猴王,一脸油彩,足蹬厚底靴,头戴雉鸡翎。 “少马爷特别喜欢孙悟空:本事再大,只是个散仙,仙班里没有他这一号。这跟少马在相声圈的地位很像。”马千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5年,马志明从天津曲艺团退休后,基本上不参加大型演出,上一次参加演出是2008年底,为纪念马三立诞辰95周年及孟小冬百岁冥诞的《乌盆记》。2007年、2012年两次做了心脏手术,他觉得,在台上逗人笑了一辈子,现在可以大起胆子跟观众拉拉家常,不必忙着甩包袱,也不用担心泥不泥(“泥”意为演砸)。   原文: 点击 © 壳子人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2/10/15.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南方周末 New:!我们建立了OMM人人公共主页!欢迎关注! |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email protected]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 OMM通讯社@网易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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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光時務 | 各組織反國民教育宣言

海外留學生聲明:要求政府停止強推國民教育科 我們是一群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海外留學生。 一直以來,我們只能透過互聯網,觀察著香港巿民與政府之間的抗爭,未能親身參與表達訴求。然而,眼見政府完全漠視巿民撤回國民教育科的訴求,在教材仍未取得公眾共識時,仍以「先推行,後檢討」為借口,堅持於九月倉卒推行國民教育,我們實在不能坐視不理。 我們曾受惠於香港教育至高中或大學程度。如今負笈海外,期盼日後學有所成,歸來回饋社會,但政府一意孤行的態度實在令我們對香港的前景失去信心。政府現時強推的國民教育部分內容偏頗,我們為香港的下一代被迫接受這樣偏頗的教育而深感痛心。同時,即使我們一心希望將來返港回饋社會,我們亦猶豫應否把自己的下一代送進「洗腦教育」的虎口。 長於香港這個包容各種族及文化的社會,並經歷香港主權交接的時代,我們份外感受到自由與平等的可貴。因此,我們希冀我們的下一代,不會只以「國家」為價值判斷的依歸,而是可以做一個認同公義、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的「世界公民」。 我們都相信,社會進步有賴公民間平等的集體參與和合作,亦須要公民對公義和人權等普世價值有所了解。現有的公民教育和通識科,遠比政府要強推的國民教育科,更能讓我們學習何謂公義和批判思考,更能鼓勵我們參與社會事務;中國歴史科則讓學生能更全面地認識中國。故此,國民教育根本沒有獨立成科的必要。 面對這個議題,九萬市民無懼炎夏上街要求撒回,七成受訪中小學教師 1 和八成八受訪社工 2 都反對將之獨立成科。顯示社會未達共識,對課程的目的和內容存有疑慮。同時,政府也未就課程內容向公眾進行廣泛諮詢,在漠視市民的反對聲音下倉卒向小學生推行國民教育,如同視社會下一代為白老鼠。 九月中小學即將開學,在此,我們強烈要求政府立即停止強推國民教育科。 1 太陽報 (2011年8月10日) 「教師多反對國民教育科」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10810/00407_033.html 2 now新聞 (2012年8月30日) 「九成受訪社工反對推行國民教育」http://news.now.com/home/local/player?newsId=44204 發起人: 黃劭盈 美國芝加哥大學地球物理研究生 李昌耀 美國西北大學物理系研究生 劉家昌 美國芝加哥大學化學系研究生 陳泠  美國芝加哥大學東亞系研究生 李浩鈴 美國芝加哥大學物理系研究生 香港大專學界聯署聲明 大專生領頭罷課 要求撤回國教科 香港社會反對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下稱國教科) 已久,縱眾說紛紜,但社會的共識卻是清晰明確,就是必須「立即撤回國教科」。梁振英於九月四日指出討論的前題是不撤回國教科,顯示政府完全無視社會一直以來的訴求。有鑑於此,香港大專生深明己任,責無旁貸,故毅然決定團結反國教,於九月十一日率先發起罷課,為未來中、小學罷課作出充分準備及支持,要求政府勿再蒙混大眾視聽,立即撤回國教科,聲明如下: 教育專業審視 國教科存問題 中、小學以至大專已相繼開學,而民間反對國教科運動從未止息。教育局至今仍聲稱國教科有三年推展期,可於「不撤回」的前題下諮詢改善,但此科本質上就存在問題,必須撤回。 從基本概念而論,課程對於民族、國家、公民等概念出現根本錯誤;從課程政策而言,所謂的國民教育本已存在,毋須另設新科,再者現時的通識教育科與國教科的目標宗旨明顯出現重疊,意圖成疑,亦毫無價值;從教學而言,身份認同等複雜概念絕不適合於小學或初中階段教授,於沒有充分獨自思考判斷能力下則成強行灌輸,則所謂「洗腦」,教學當中又將歷史出奇地斬劈得支離破碎。不論以任何角度而論,皆顯示國教科徹底錯誤,毫無價值。 政府非推不可 政治意圖明顯 儘管上述等諸多問題,民間反對國教科基本已達兩年之久。不同組織團體皆以各種方式表示反對,甚至近日的絕食行動。香港政府泯滅良心,視若無睹,漠視民意,繼續不惜一切硬推國教科,其政治意圖實不言而明。此舉令人聯想通識教育科的「失控」,促使梁振英政府需趕快履行盛傳是北京指派的四大政治任務以亡羊補牢。教育本是成人之學,使學生具備明辨是非,獨立判斷的能力,亦之所以教育乃任何政府、組織團體必爭之地,更是意識形態的戰場。我們絕不甘願讓一群未有抵禦能力的下一代承受這等全盤皆錯的教育,故政府必須立即撤回國教科以正視聽。 罷課支援罷課 守護後代成長 我們大專生乃經歷中、小學教育的過來人,深悉這段期間對學生的影響何其深遠,唯經過社會一連串的反國教行動,政府仍然無動於衷,故我們大專生決定將行動升級,率先發起罷課集會,向政府施加更大壓力,要求立即撤回國教科。同時亦希望使中、小學學生、家長以至社會明白大專生能夠動員足夠人手支援中、小學罷課,共同抗爭。是次罷課將是有別於一般單以學生會主導的方式,而是由學生會聯合各大高等院校的學生組織同共進行,上下齊心,展示大專生的團結。我們於此共同承諾定必齊心一起支持、支援以至參與未來的中、小學以至大專罷課,以表反對國教科的決心,誓保後代健康成長。 我們於此重申聲明: 一、政府必須立即撤回《德育及國民教育科》國教科; 二、全體大專生率先發起罷課,齊心反國教科; 三、全力支援一切反國教的中小學罷課行動 四、於九月十一日進行第一次的大專罷課及誓師大會,以示大專生對罷課的支持及決心 五、呼籲大專教職員參與有關行動 發起團體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注:站轉載文章皆遵循 姓名標示-非商業性-禁止改作協議 ,僅在免費版網站發佈而不會在收費雜誌刊登。作者如有任何版權問題,可即時與我們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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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转载]法律精英的命运和法治的悲怆

原文地址: 法律精英的命运和法治的悲怆 作者: 不空之搏 法律精英的命运与法治的悲怆(南方周末)      被遗忘30年的法律精英           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460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4.5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3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1934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1933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1953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1933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1934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1940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1949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1946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1947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1944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1945年法学士;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1915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著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1930年代到1990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6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1997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20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1949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1957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293页,康雅信著)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他们的晚年由于编撰词典的缘故,中国政法大学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访这些老人。周木丹,年过九旬,被当今法学界喻为“罗马法活词典”。1929年受胡适推荐,留学比利时,成为1949年前获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的5个中国人之一。不久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百年文库”丛书,作者都是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丛书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学大家,薛波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上海南昌路282号,一栋破旧的两层小楼房。楼道阴暗,木质楼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响,墙角到处是蜘蛛网。周木丹就住在二楼一间十几平米的房子内。一台黑白电视,一个单开门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钱家当.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师范学院图书馆。从此,在距离故乡上海数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过20多年近乎青灯黄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进入安徽大学。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后,由于没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现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儿家,由于行动不便已坐上轮椅,而上海居所终年不见阳光,到女儿家也只是实现了在户内晒晒太阳的愿望。在哈佛大学博士卢峻先生家里,惟一的电器是部巴掌大的电扇,12元钱买的。90多岁的卢峻一目失明,戴着用旧信封糊住一边的眼镜,蜷缩在被子里。有病了,不敢去医院,也吃不起药。谁能想到,这位早已卧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学评论》都每期给他寄样刊的大学者,中国仅有的几个哈佛法学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面对另一位1944年获得东吴大学法学士的老人时,薛波发现:他上衣的五个扣子,竟然都不一样。也许,1930年代曾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区法院法官,1957年后执教于上海向阳中学的蔡晋先生,是晚景最为凄凉的一个。他和小儿子一家住在一起,一个小房间,竹屏风后面,一张床板,很薄的被子,这就是他的卧室,里屋住孙子和孙媳妇。一个破旧奶粉罐,装着蔡晋的全部“贵重”物品。 病重后的蔡晋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区医院里。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负责人为其疏通,是难以入住的。即便这样,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阳台里。弥留之际,薛波去医院看他,目睹了难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独地躺在阳台一角,而另一角,恰是护工的休息处。 当《英美法词典》的编撰工作接近尾声时,蔡晋溘然长逝。陪伴蔡先生进入另一个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士证书之外,还有他亲自审订的《英美法词典》稿件,49页,轻轻地放入他的灵柩内。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访了数十位东吴学人,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过去。      盛振为,东吴大学首任华人教务长及后来的法学院长,曾著有《证据法学》、《英美法的审判制》等。后被打成“反革命”,被判处在甘肃劳改10年,后因宋庆龄说情,6年后才被释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岁,曾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翻译、中国检察官秘书,当年他从卷帙浩繁的资料中找出了证据,将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这两名原可能逃脱罪责的战犯送上绞架。1952年后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阳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几十趟,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1980年代初获得平反,有关方面要给他补偿损失,他说:“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光,能用钱补回来吗?”最后他没要。 俞伟奕,日寇侵占上海期间,他埋头治学,继续攻读获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后从事律师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后,因有参加东京审判的同学留在日本美军基地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斗,一度连生命都无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后回老家湖州乡下做村文书。1980年代末,被聘到当时的杭州大学教书,成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专家,“写的英文,就像报纸上印出来的一样。”曾长期住在团结户里,共用厨房卫生间,每间房只有七八平米。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的法学博士,在街道副食门市部工作了许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学任教。 徐开墅,抗战后的东吴大学教授,1979年后,他以上海社科院无编制的特约研究人员身份,为上海的法制重建殚精竭虑。1999年去世时,一些人才知道———他当了30年的中学教师。 “他们是无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国政法大学那间小小的词典编辑部里,《君主论》等名著的中译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他今年81岁了,也是东吴大学毕业生中不多的从事法律教育的幸运者,他因接触苏联法律较早,幸而躲过了那场灾难。 潘先生谈到动情处,他甚至落泪了,为他那些受难的师长和系友。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但这些东吴遗老平均年龄已逾70。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在这方面后继乏人。今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先生深为忧虑。“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1993年,薛波正在中国政法大学读研究生,某天在查资料时,他和同学突然发现:国内居然没有一本适用的英汉《英美法词典》。这实际上击中了一个要害:我国当代的英美法研究太弱了。 “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英美法,是与大陆法并行世界的两大法系之一。”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博士、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说,“它被广泛应用于美、英及澳大利亚等英联邦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目前,联合国国际法院运用的司法程序依据英美法;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同样依照英美法。”“正因中国没有英美法词典,我们误译了很多东西。”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潘汉典用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个完备权威的英汉法律词典的重要性:Asylum———政治庇护权———一个世界通用的法律术语,却被我们译成居留权,而且写进宪法,一错30年,从1954年-1975年-1978年最后到1982年,三次修宪,错译均没有被发现。到1985年修宪时才得以改正。     据介绍,中美入世谈判多次陷入僵局,与双方是用两种概念说话有很大关系。而在实践中,因没有严谨的英美法律词汇汉语对译词导致的教训,同样不在少数。1990年代中期曾发生过一件事,国内某银行给美国方面开了十几张汇票,因具名问题,美方最多可以领取100亿美金。这一下中方急了:精通英美法、英文又好的中国律师在哪里?最后,高宗泽律师(时任中国律师协会会长)临危出征,最终不辱使命,为中方挽回了损失。但办案经费也高达人民币九位数。薛波们的工作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词典该怎么编?谁也没经验,就摸着石头过河。最初,在中国政法大学某间宿舍内,从早上8时到深夜,几十名年轻的法学者奋战了两年,一些初步成果,终于辛辛苦苦做了出来,但拿给那些有深厚英美法学养的前辈学者们一看———几乎都过不了关。这不是他们的个人问题,在把英美法教育传统人为割断几十年后,要想重新接上这条法律文化的血脉,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薛波从一个偶然的机会了解到:一批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前辈今天仍生活在上海,最合适的审稿人找到了!                              5年过去了,薛波仍清晰地记得第一次拜望老人们的情景:在卢峻先生那间小屋中,卢先生颤巍巍地坐起来,斜靠在破旧的藤椅上,薛波说:“不管什么原因,世人可能会忘了您,现在也确确实实忘了您。”老人的听力已严重衰弱,薛波只能半跪在地,伏在他耳边说,“但您不仅有精深的学问,您还是一个时代学术高峰的象征,请您务必要参加我们的工作。” 风烛残年的老人静静地听着,浑浊的泪水从眼眶中流出,“我答应你。” 在华东一带,薛波共找到了14位老者参与《英美法词典》的编辑工作,除了以上提到的,还有许之森(1930年代上海律师工会监事,解放后一直以中学教师为业)、蒋一平(1979年前为新华书店店员,1980年代后成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  审稿老人的平均年龄为84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奉献。老人们以极其严谨的治学态度投入了工作。一个例子被薛波们引作范例:仅为了审订一个词条———UnitedStatesofAmericaLaw(美国法),卢绳祖先生就为其写下了2000多字、长达6页纸的注释。结果,近90岁高龄的老人得了脑痉挛,被送进医院。 周木丹先生的手高度颤抖,已无法将字写清。他便委托80多岁的夫人———1930年代的经济学学士,将改正后的稿件一一誊抄。为了校订一个词条,卢峻先生把另外一位老先生请到家里商榷,当着薛波的面,两位老人竟然激烈地争执起来。 王毓骅先生目力已衰,必须借助自然光看稿子。但他家中又没有阳台,每次看稿,都必须往8里外的女儿家。 而潘汉典先生在手术前的48小时,仍挂着尿袋审稿。是什么使得这些耄耋老者不计功利地投入到这项事业?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词典出版也好,不出也罢,都已是“寂寥身后事”,即使可能会有的现世声名,也与他们无干。“不为什么,我就应该干。我作为一名比较法教授,中国有这样的事,我当然要去做。”潘汉典先生对记者说。 潘先生母亲在抗战中家破人亡,去世时,留给了他两句话:“你要做一个有益于社会、仗义执言,无愧于你父母的中国人。” 潘先生以促进我国法学和法制建设现代化为目的,致力于介绍当代外国法学,投身英美法词典工作即其一端。他说:“其他,我没什么好说的。” 几乎没人要求署名 留给薛波的是一笔丰厚的精神遗产。他多次向记者提起老人们在上海第一次开会的情景,那是1997年,十几个东吴老人聚集在淮海路上海社科院一个小会议室里,5月的上海已经很热了,会议室没空调,房间闷得要命,老人们却讨论得很热烈。会后,薛波要找一家好点的饭馆吃饭,老人们死活不答应,“很好了,很好了”,每个人都这么说,最后进了家快餐店,一人一份盒饭,10块钱,老人们却吃得很香。      几乎没有人要求署名,尽管他们都知道,这一定会是一项青史留名的事业,“千万不要署名,我年轻时就这样。”潘汉典先生和薛波去看望卢峻先生时,卢先生拉着两人的手多次叮嘱,不仅如此,就连600元审稿费卢先生都捐给了编辑部。 他们铭记着东吴大学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在近30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30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1941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10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57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1935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1952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1980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1990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80。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30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1984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79岁,1993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88岁高龄,离任时已届91岁。            作为《英美法词典》的主事者,薛波已在中国政法大学3号楼323房内度过了近10个年头,这个十余平方米的房间,既是编辑部、办公室,又是会议厅和接待间,很多时候还是薛波的卧房。人说“十年磨一剑”,但十年都快过去了,词典还没有出版。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薛波经历了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以及想象不到的困难。没有钱,且不谈稿费,仅是买必需的国外原版书就用了几十万。最缺钱时,电话都打不起了。他曾满世界地寻找援助,从国内的若干科研机构、律师楼、大小公司,到国外的基金会、富商,为了省下邮资费,连寄往国外的信件,都要由朋友带出国后再寄。这是项艰辛而琐碎的事业。他一人几乎身兼了所有必须的“职务”,如果那也是职务的话,从策划,主编,到总联络人、债务人、办公室秘书、会计、资料复印员、电话接线生、值班人、运输司机———仅为了把初稿带到上海给东吴老人们审校,薛波数十次往返于京沪之间。5年来,光装送稿件的旅行箱,就拖坏了好几个。最让参与者们感慨的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浮躁,以及对基础研究的漠视。现任教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车雷讲师参与此工作6年,他认为:“这样一项耗时多年的工程,付出与回报是严重失调的。而当今有些领导更喜欢短、平、快地出政绩。同样,时下也没有一位当红学者愿花如此精力去当词典的主编。工作太基础了,评定职称没用,甚至不算学术著作。” 与此相应的是奇低的稿费标准。现在连普通的汉译英稿费,都已达到了千字200-300元,法律类理应更高,而这本词典仍只有千字20元。全书460万字,数百名一流法学者的8年心血,只抵得上22万元稿费。 同样还有某些官方机构和官员对文化事业的冷漠。在近10年的时间里,这个本应由政府承担的基础文化建设项目,没有得到任何官方资助。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曾多次亲笔写信请求有关部门支持,但结果往往是这样:“我们的经费有限,如果给了钱,很多关系不好协调。” 由于严谨的审订工作的需要,词典的出版周期一次次往后拖,然而,一位大学副校长居然说:“什么书要编7年?”这位副校长不知道,除了日本的《英美法词典》外,美国由梅隆基金会赞助,密歇根大学组织编撰的《中古英语词典》,用了70年时间,耗资2200万美元才出版完成。出版后,那些长期生活在中古时代语境中的法学者们,几乎已无法适应现代生活。 关山重重。要换了一个人,也许早就放弃了。但在薛波看来,这些困难都算不了什么,“是我们自己要承担的”,“和东吴老人相比,我已经很好了,我还有精神享受。” 这些年下来,薛波39岁了,仍孑然一身,个人已负债40万元。支撑他这么做的到底是什么? 他自己的说法是:“这是命运,一个人只能做他要做的事。” 当年一起共事的伙伴们早已星流云散,各奔东西,只有他还在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抉择。当年有同事突然要出国了,根本没想在走前请大家聚一下,当着大家的面,薛波痛哭失声,他觉得:“友谊、理想仿佛一下被背叛了!” 薛波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巨大难度,尽管有些悲观,有些灰调,但一旦认准了目标,就决不放弃。他曾想编完词典后,就出国去,但后来他想,“干嘛要出去?” 薛波是幸运的,他不仅找到了东吴老人,还遇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师友,他们是:黄风、方流芳、何家弘、朱勇、金海军……这样的名字同样有长长一串。                  “要是有了钱,一定要替老人们在上海买个好点的房子。”这是薛波的愿望,但直到现在,老人们的审稿费用都还欠着。       秀萌宝照片,酷赢“拉比盒子”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发现兴趣所在,玩转新浪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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