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爱思想 |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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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

  ——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问:您本是从事哲学专业的,为什么后来“不务正业”,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呢? 袁伟时: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教的不是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这个时期的中国,纯粹的哲学理论十分罕见,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逐步扩展到政治、法律等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 问:您也给学生们教授过历史课,有没有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学生指出您所讲的历史跟他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不太一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您会如何处理(怎么跟学生讲)? 袁伟时:大学是学术、文化创新的中心。一个合格或良好的大学教师,必须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我一贯坚持讨论式的教学。我会提出问题,指定阅读材料,让学生充分讨论和思考后,再详细论述我的观点和其他观点。成功的教学要教会学生自己收集、阅读和分析史料,怀疑和批判地思考,充分辩论,存疑求真。把一些观点视为信条,强制灌输,不准怀疑,那是思想专制,是愚民工具,只会培育一批又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或谨小慎微的侏儒。年轻人中这一类人越来越少了。 问: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开始更多的去勘正过去一些在人们看来是“理当如此”的历史观,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提出与以往官方所宣扬的那一套持截然不同看法的观点,而且这些纠正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共识,虽然这些对于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而言,可能早已并不鲜见,但该说总归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袁伟时: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没有人有权宣布某个结论不准质疑。把自己的观点封为“理当如此”的金科玉律,是有些人掩盖自己思想贫乏的外衣和打人的棍子。近年来,这个局面开始打破,是回归常识的进步,有助于学术成长。 问:您对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持怎样的看法? 袁伟时: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经过近二百年的博弈,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可是,能否和如何冲破最后一关,仍是未知数。 问:中国自古便已有“以史为镜”的说法,似乎人们早已深明此道,但事实表明历史却总是容易循环往复,一些事情总是重复上演。您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实? 袁伟时: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19、20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不幸传统太顽强,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机遇一再被断送。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 问:过去一种惯常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同西方价值观是相矛盾、不能并立的,不过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此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现在所惯称的“普世价值”在儒家经典中也能找到出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您是否认同余英时的观点? 袁伟时:种族没有优劣之分;人性是共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商人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等等,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所谓普世价值,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印度教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也希望别人得到——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耶稣《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 当今向现代社会转型,最艰难的大约是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了。可是,阿拉伯人即使在伊斯兰化以后,重视商业的传统也没有中断,也不缺乏商人精神。 中国典籍中有好些民本思想,更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西欧北美之外,这些思想因素仅是零散的闪光,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推动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应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三纲六纪等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和历代有识之士讨伐的对象,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余威尚在,不可等闲视之!  在非社会制度领域,儒家思想同世界上所有文化体系一样,它们所附丽的各种典籍、风俗习惯等等,是现代社会必须保护、研究,自由发展,让公民自由选择的文化遗产,根本不存在与现代社会对立不对立的问题。 问: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您认为是更需要鲁迅还是更需要胡适? 袁伟时:胡适和鲁迅有三个共同点: 1.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的批判者。 2.中国语言表达工具变革——白话取代文言的支持者,白话文学的倡导人。 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发扬的先驱。 其间,胡适是主将,鲁迅也是重要的前驱。第二条已功成名就,不用担心了。第一、第三两项至今仍是重任;因此,胡适、鲁迅至今都没有过时。 两人也有差别: 1.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胡适认同主流的现代社会并有深刻、全面了解;鲁迅则上当受骗,迷信苏联。 2.社会变革途径,胡适致力于改良,鲁迅则沉迷革命。 对21世纪中国而言,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深信:改革开放——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问: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有哪些是您所推崇的?当代的晚辈学者中,哪些最值得关注? 袁伟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史学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吕思勉、汤用彤、傅斯年、李济、顾颉刚等人的成就是最出类拔萃的。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史学界真正让人敬仰的仍然是1949年以前已成名的老史家。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史家,90年代后崭露头角。以19、20世纪中国史研究来说,我最喜欢的是茅海建、高华、沈志华、杨奎松、桑兵等人的著作。 问:谈点我们身临其境的当代史话题吧,您怎样评价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 袁伟时:89风波的创伤尚未抚平,1991年苏联又突然坍塌,中国向何处去?有人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任务之一;改革开放进程深受威胁。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是否改革开放关乎国家存亡,批判了以姓资姓社的愚蠢藉口阻挡改革开放的荒唐,从而为中国融入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清除了思想障碍。这次谈话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生根,推动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进程,作用非同小可。但是,人们至今尚未彻底领会这次谈话的内涵,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纠缠姓资姓社的愚昧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的步伐太慢了。 问:关于改革,您说过“此时不改,更待何时”,但于目前而言,您认为促发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袁伟时:改革的动力有两条: 1.朝野各方睁眼看世界,认识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也无法抗拒;认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历史进程不能再耽误! 2.公民瞪大眼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随时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揭露他们的不端行为,迫使他们四不敢:不敢贪污受贿,不敢枉法霸道,不敢偷懒,不敢阻滞改革开放。 问:您今年已是81岁高龄了,但思想、观念却与时俱进——开通微博同广大网友们交流,作为正宗的“80后”,这丝毫不落伍于另一群80后。选择上网同网友交流,是觉得这样也可以或多或少改变一些什么吗? 袁伟时:世事繁复,进展飞快,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进入互联网,开通微博,是我学习和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渠道。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通微博,沉默的中国变为众声喧哗的中国,会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和繁荣的进程。 问:总体而言,年青一代可能历史感比较淡薄,即有种说法是说90后乃至80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群人无知、愚蠢,也人认为由于没有历史包袱“80后90后是中国第一批可以被称之为人的人”,您对这一群体持有怎样的印象? 袁伟时:不要低估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求知欲望,敢于抛弃意识形态枷锁;加上任何措施都无法割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可靠力量。   2012年2月18日星期六 (刊载于《都市时报》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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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杨奎松:为何国人不信历史常识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似乎没起过太多好作用,多与那几个瞎指挥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近期出版的《读史求实》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史料解读。   杨奎松教授告诉我们,在援助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苏联经常陷入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者的相互纠葛,而这种纠葛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谜团。   ——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谈得并不多。在我们的印象中,莫斯科似乎总是在扶植那些后来被证明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瞎指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杨奎松:具体应该如何看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问题,我还是主张先要摆正心态。所谓摆正心态,就是要能够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基础是,中共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人送来的,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是俄国人送来,就连共产党这种组织形态也是俄国人送来的。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成功之际,即1949年6月30日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专门做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里面对两者关系的关键之点讲得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避讳和否认。   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比如,我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第一句话讲:“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这一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外来的”。这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难道是中国土产的?但就是有不少人因为长期听到的全部都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内心里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这样。在他们的眼睛里,一切最核心的价值只能是中国的。你把马克思主义讲成外来的,岂不等于说共产党是   “西化”的组织吗?   过去有些历史不研究,或者不去讲,情有可原。查一下过去的党史著作就知道,延安整风以前,虽然对外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些避讳,党内讲自己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还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自诞生以来就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不大讲这方面的情况,甚至在党史上也不大提这层关系和这段历史,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不存在了,一方面当时中共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中共完全独立自主了。故毛泽东也专门讲过,说中共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不要老扯上共产国际,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因此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就只在两处简单地提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作用,无论成功、失败,就都着重讲自身的问题了。后来抗战结束,和国民党打起来了,政治上要把“美蒋”关系树为靶子;再后来建国了,要树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这方面的历史也不宜多讲。但1950年代初,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关系又好得不得了,因此我们看1951年毛泽东审定、胡乔木主撰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还是会发现里面明白肯定共产国际帮助、指导的表述与说明很多。只是,几年后,中苏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论好的、坏的,就几乎都不讲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不能不讲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陆续披露,接着又公布了一批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和我们长期以来不讲这方面情况的讲法有了很大出入,不研究不行了。这以后一段时间里,研究的人相对就多了起来。但当时中苏关系并不好,何况感情坏了,老说法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突然要讲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也很少有人能够讲得出口。因此,党史学界这时的研究也主要是解释性的,研究者大都想要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传统观点来正名,这一研究在具体还原历史的功用上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造成公开了那么多档案资料,今天却还会有许多人相信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及革命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   为什么说那种断言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这里只讲中共建党背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问题,至少,第一,亲历者如毛泽东就不是这样讲的。第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懂得要“走俄国人的路”,才知道要成立共产党,“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你要承认毛泽东的这些历史总结,就不难看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到底有多重要了。第三,现在很容易看到的中共中央一大、二大、三大文件里,都清楚地记述了中共从酝酿之日起,就开始接受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党的几乎一切活动,包括主要成员的生活开支,都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   今天,不少人也看到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相关档案,不能否认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心里并不舒服,因此硬是根据极个别人的并不可靠的回忆,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想要苏联人的钱,不想要别人干预自己的事情。殊不知,这都是今人拿自己今天的观念来猜度当时的共产党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中共参加者之所以会组织加入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毛泽东1920年底刚转向共产党时就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凡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因此,我们倾向于世界主义,“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中共一大、二大的文件中也写得很明白:“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试想在“工人无祖国”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当年会抱着警惕、防备、排斥的心理来看待莫斯科的帮助吗?   ——这就引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联为什么要援助中国共产党?今天批评最多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苏联(包括共产国际)更多其实不是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来援助中共,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会认为,苏联当年就是基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来插手中国的事情的。   杨奎松: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东北参加过一次有关张学良问题的研讨会,有一位军事院校的副教授的文章就让我在这方面很开了一次眼界。他的文章研究的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基本观点就是批判苏联当年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甚至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反过来,文章自然对张学良当年的做法充分肯定,认为张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理由充分,借机武力收回中东路权,更是捍卫中国主权的正义之举。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比较传统的有国民党背景的学者,我也能理解,不会觉得奇怪。问题是作者是大陆军事院校的资深教员,而且肯定是共产党员。这就奇怪了。   凡是多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共两党正在你死我活的内战初期。共产党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大家无不把苏联视为世界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人的祖国。因此,当张学良以非法进行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名义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然后又下令驱逐中东铁路苏方管理人员时,中共中央当即公开发表声明,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上加以谴责。它根据共产国际“拥护苏联”的政策要求,号召全党及工农群众共同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中共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仅仅因为时过境迁,中苏关系后来出了问题,再来叙述这段历史,就反过来全面肯定张学良,斥责苏联帝国主义,那么,作者是否也要跟着当时的国民党来斥责当年的中共中央呢?   很显然,这是今天读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发生困惑,甚至让自己掉进陷阱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语境,连同思维方式全都变了。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背景中去,就无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公开地作为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的支部在中国活动的。中共代表李大钊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的质询,就代表中共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因此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开的,中共在各种场合中维护苏联的利益,或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到1936年中共中央公开改变策略,主张把中国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包括许多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还会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共的转变表示欢迎。   这种尴尬复杂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苏联自身的问题。苏联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国家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只是从今天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一切都只从它民族国家的一面去看问题,认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难免会对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把它妖魔化。   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阶级来分析,属于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就是自己人;属于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就是异己力量。但共产党里面的人,又是属于各个民族的,共产党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里形成的,它们势必要基于自身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苏联共产党也是一样。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共产党,看成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利益一致的党,相信苏联既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又是与世界各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阵营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因而它时时处处都会把资本主义各国当成危险的敌人,不会简单地凭借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则来行事,会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和扶持那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苏联党的领导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长期执政之后,他们无论从动员民众或个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从苏联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而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我们由此不难注意到,苏联早期,如列宁时代,国际主义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斯大林以后,就常常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的色彩遮蔽国际主义色彩的情况了。但即便如此,只要是共产党,它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变成民族主义者。它永远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远都会有两面性。以苏联二战后的政策为例。苏联在战争期间得到美、英的大力帮助,三国元首事实上统治了世界。如果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战期间大国政治的外交关系,战后苏联就能获得和平的发展条件,并且还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各种技术或财力的帮助。但情况恰好相反,战后双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对立和冷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即使在战时,苏联对美、英的戒备也一如既往,战后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比对共产党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国民政府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中央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列宁时期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执政的早期,也照样犯过至少从苏联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认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而且还以驻北京的大使馆作为指挥中心,并允许共产党、国民党利用来做庇护所。这最终给张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大使馆的借口,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划和组织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几个月后,即1927年12月11日,中共组织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广州起义。斯大林再度出马,不仅亲自选派军事人员前去广州指导暴动,组织巷战,苏联报刊也公开对中共广州起义大书特书,宣传鼓吹,就连苏联驻广州的领事人员也全体出动,直接参与了这次起义。最后的结果给了斯大林同样沉痛的教训,五名外交人员被当场杀害并曝尸广州街头,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宣告与苏联断交,五年后双方才得以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显然,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是在此之后才逐渐改变不顾外交、公开输出革命的做法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共和国的几乎所有酝酿、组织的过程,都有共产国际参与其间,包括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文件也多是苏联专家在莫斯科帮助起草的。但这一次苏联政府就变得圆滑和聪明了,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极力想要取得苏联的外交承认,苏联最终也没有这样做。这之后,苏联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并确保与它的外交关系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国际或其他各种渠道和办法来帮助中共。这种关系一旦被南京政府发现并可能严重影响两者关系时,苏联方面往往会选择做出让步。你提到的1945年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对八路军态度几度变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抱怨过苏联战后不相信中共有能力打败国民党,从当事人的角度感到有些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战后最初的国际形势及其大国关系的角度,说斯大林应该支持中共打仗,不该帮着美国人要求去重庆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在当时条件下于情于理恐怕也行不通。   举一个例子,1954年,打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战不久,援越抗法战争也打了三四年了,考虑到不能老这样打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环境,中共中央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和斯大林战后支持去重庆谈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即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法国和英国合作,并由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共中央,把越南党领导人请到广西柳州,连开几天会,力劝越南党停止正在顺利发展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与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划界停战了。像毛泽东晚年抱怨斯大林一样,越南党领导人后来对此也极为不满。   不难看出,共产党当政后,又要国际主义,又不能不讲国家利益,都难免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弄得两边不讨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有一个疑问,难道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就不能和苏联的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吗,比如说中国革命成功了不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苏联在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中共有朝一日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   杨奎松:当然有。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开始苏联就有这个考虑。它帮助创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这样考虑的。包括大革命时期,它要国共两党合作,它的主要援助对象是国民党。为什么主要是援助国民党?这是因为,第一,国民党当时也是革命党,反帝反封建,或者叫打倒列强除军阀,它的斗争目标和中共民主革命的斗争目标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援助?第二,国民党号称十万党员,广东地区至少就有三万左右,它还可以在全国公开组织、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1923年才不过三百多党员,而且还只能秘密存在,我苏联怎么大力援助你?把大量的枪炮运给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给你?   今天很多人老在抱怨,说苏联当年不援助中共,把枪炮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了。我要说,这首先有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你是政府时,我可以公开给你;你是反政府的力量,我怎么公开给你?当年中共几百号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苏联怎么给你武器?一旦和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合作了,共产党就在国民党内活动,就更难单独给共产党了,给,就得承担合作关系全面破裂的风险。   其次还有个体积的问题。中国当年援助过至少几十号各国小党、小组织,但最后毛泽东很丧气,说这些党“都不争气”。在毛晚年,除了缅甸等个别有根据地且和中国靠得很近的共产党外,基本上都不再给予援助了。原因就是这些组织都太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斯大林在抗战期间对他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讲过一段话,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新生力量,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要是我们给中共这种援助,第一,这等于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帝国主义不会容忍,蒋介石也很可能会转而联合日本来反对共产党。第二,中共目前要成为抗战的领导力量还显得太早。中共要壮大起来还需要时间,而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应付德国的希特勒,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拖住东面的日本,使它不能从背后进攻我们。这个短时期内光靠中共还承担不起来,而蒋介石至少是中央政府,可统帅全国的力量,再加上有英美的援助,有我们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进攻,也能长期拖住它。   从斯大林的这段话里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点,就是苏联人援助力度大小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合法与否,一个是体积大小。而且不是给的援助多,双方关系就好。骨子里,凡是共产党,都是讲同一意识形态的,因而也都是出自同一个祖宗,立于同一个阶级,至少两个共产党之间,从心理上就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总比与其他非共产党人的关系要亲近得多。斯大林给蒋介石援助再多,他内心里想的也是如何能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指导下的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   前面讲过,许多人都抱怨苏联当年没有给中共更多的援助,但大家很少看到的是,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是按中共自身数量的增长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不断地增加的。像1921年到1922年十个月,中共只有五十几个人,莫斯科只给了一万五千六百元的党费。1922年到1923年,中共人数增加了,工作范围也扩大了,经费的提供也增加了。党费还是一万五千元,但同时还开始另外专门给了工会费、团费。等到1925-1926年以后,中共党员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党费大幅增加不说,其他工会费、农运费、团费、反帝费、济难费等,给的范围更大了。共产国际有时还会为一个较大的运动公开在全世界进行募捐。另外像召开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会议,发动一个紧急的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还有专门的特别费可以申请和拨付。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许多紧急事件要应对,在在都需要花钱,全都用特别费在支出。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全都是列入中央计划然后由共产国际专项拨款,才得以组织发动起来的。事后人员被捕,或死了人,安葬及家属还要用济难费来进行善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至于说莫斯科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直接援助中共到底就算了?首先,这完全不现实,而且谁知道当时一个几十人的小组织能不能成气候?其次,中共如果不借助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秘密状态下什么时候能够发展起来,变成全国性的政党?莫斯科就算是最赤祼祼的了。它在最初设计国共合作的时候,其实就计划好了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一步到位夺取政权的。1922年列宁提出这个动议,当年中共二大通过先民主革命,再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方案后,陈独秀等人还不清楚民主革命成功后谁来执政。大家当时都以为既然是加入国民党,主要由国民党领导民主革命成功,执政的当然就是国民党了。但这个看法很快就被共产国际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不间断革命”。即是要求中共做好准备,国民党革命一成功,马上就发动社会革命,不能等到国民党政权巩固了,然后再来革命。你可以想见,莫斯科又何尝不想一步到位?后来两党关系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次一次给予指示,包括到1927年提出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和中国革命应一步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类,都显示出莫斯科急于求成,想要一步到位的心理。只不过,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来取得政权,最后证明还是太过异想天开了。   ——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这么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一开始采取城市武装暴动起义的方式,希望迅速成功,也是来自于斯大林当时有一个幻想,认为中共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苏联的革命,然后迅速夺权?   杨奎松: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和成功的。先是有一个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社会革命党掌了权。几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主政的临时政府,取得了政权。因此,斯大林也很想在中国再来一次俄国革命。中共在1927年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原因也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大力援助。   ——为什么莫斯科的指导总是习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中共,它不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吗?   杨奎松: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指挥中共革命,依靠书本和经验更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就像毛泽东说的,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革命,革命的步骤、方法如何,还都是不明确的时候,只能“走俄国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当然也只有由俄国人来指导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要听的。好在俄国人僵化归僵化,他们的目的还是想要按照理想的程序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因此,中国人在学习,俄国人也在学习。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我说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一定要把它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行得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且最初还是由俄国人开始的。比如,我们看中共一大的党纲,后来再也不提了,没有用处。为什么?因为当时参加制定党纲的代表们完全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自身的实际。中共二大就改过来了,提出了“两步走”的方针。这个“两步走”,以及具体结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政策决议,就是列宁、共产国际提出和帮助制定的。因此,即使莫斯科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包括今天看起来有些可能属于僵化教条的做法,也未必对中共就毫无帮助。比如,因为俄国人习惯于一切从本本出发,一切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因此从苏联开始,不论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习惯于开会、报告、学习,包括对党员干部进行从理论到技术的各种专门培训。这种训练方式,当年对那些完全是从零开始的中共干部来说,却有着显著的成效。中共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多半都是这么来的。   当年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大都经由苏联培训过,光是由苏联人花钱接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这些专门为亚洲,特别是为中国培养学生和培训干部的学校里学习培训过的中国人,就超过两三千人。这种学习培训也不限于政治理论,只要对中共革命有用的各种专业和技术能力也在内。比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共都有不少人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其中一些后来做到高级将领;也有一些专门就是学的现代化装备的使用与维修,这些干部在后来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迅速转入地下,莫斯科帮助中共组织设计各种地下交通线、培训地下工作技术,包括组织培训情报工作、电讯工作,以及刺杀爆破等等,使得从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中共组织,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各地的组织,并连续几年在城市坚持了下来。   当然,按照苏联人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办事,也一样会犯错误。比如1927年国共关系刚刚破裂之际,莫斯科接连发表文章批评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没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关键。至于陈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则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本性的问题上去了。因为共产党理论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充其量也只属于小资产阶级。   由于莫斯科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共中央领导人人人都主动检讨自己的出身,都希望能够找到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结果,一方面中共各级领导人开始自律,明明自己是知识分子成分,却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编到部队里去做战士;另一方面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帮助中共进行改组,为此从中国各地挑选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并把他们弄到苏联去,参加苏联人召集并帮助举办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会议的文件几乎都是苏联专家帮助起草的,就连中共中央的构成,从中央委员到总书记,也基本上都是苏联人帮助挑选的。只是,几年后,这些工人出身的各级领导人,比如像向忠发这样的,很多都叛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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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点:大连红旗中学)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是什么精神呢?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这是一种思维方法。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当我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学生一定讲个故事。我五零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问。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你们是全国三十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不一定做学者,做其它事也一样。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号召要批判《红楼梦》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不是。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都知道,要让年青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发表了十多篇东西。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两万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一万多字;还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在问答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写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乱。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想,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跨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三篇东西,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 [1] 。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君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关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三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对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为更加是受到苏联的蛊惑,有时他的水平之低是惊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   再简单讲一下蒋介石。   怎么看蒋介石?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现在倒过来有人说他如何了不起。两个极端都没有跳出党派史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一个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最初选举国民党有黑金等胡来,有些选出了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接受了。这就很不错。那些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有机会锻炼。光读书,没有历练,不可能成为可以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为反对力量。一个政府没有反对力量监督是很危险的。人也一样,没有人经常提醒、批评就不会进步。一定要有反对和监督的力量。他让那股力量成长起来了,制度上为反对力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第二,他没有侵犯私有财产,保护了私有制。 其实整体评价蒋介石,从个人来讲,他可以说满身是缺点。私人生活,他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间也是这样,香港的霍英东,澳门赌王何鸿星,台湾的王永庆,他们有几个性伴侣?另一方面,他搞暗杀、表里不一,都有;是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杀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来抗战胜利后,他把龙云搞下台,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军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调到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长,给你一碗饭吃。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国民党内元老很多广东人,但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上台后打了多次内战,跟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还可以说是因为政治分歧,但和阎锡山中原大战,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团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颂黄埔军校;黄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192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那本书的资料非常丰富。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维护了私有制。 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个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当然也有垄断企业。 过去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其实是政治语言,政治宣传的需要。陈立夫下台后在美国养鸡,怎么会是垄断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档案公开了,我去看过,最后审计,他的财产不过八百多万美元。这里包括了他离开大陆后各种经营收入,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算比较有钱的。孔祥熙是贪污的。蒋介石本身没有太多私产。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 中国的革命党,很勇敢,号称为了工农的利益,彻底没收私有财产。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过去讲没有钱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营自由,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经过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经过那么长的专制统治,国共两边都杀了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维护私有制付出的代价。以后子子孙孙一定要记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蒋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护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战略上是错的。精华都牺牲掉了,不应该这样打,要及时撤退,保护自己的兵力,蒋介石没有统帅的水平,这是一个。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跟他专制性格有关系,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国节节胜利,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军发动湘桂战役,一下子南边半壁江山丢掉了,四十几个机场全部被扫掉,多年来没有丢失的湘南、粤北和广西大片土地丢掉了,一直攻到贵州的独山。败得很惨,很可耻,那么腐败,不堪一击。但无论怎样,他到底是坚持了抗日战争。他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 总之,不要把这些人当成个别人,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从中吸取教训,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我想简单讲到这里,留一个小时与大家互动。   【提问部分】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谈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越过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导老师上课,对教材中的几句话产生质疑,说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包括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些律例。课本有一个评价,说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触动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触动政治。另外讲到预备立宪,说皇族内阁是骗局,革命必然爆发。我们反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思考。这里是不是有个政治制度问题。刚才我非常赞赏袁先生说到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没有那拉氏支持,《定国是诏》是不可能发布的。那拉氏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的教材说这场改革触动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触动那拉氏的利益,还是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大乱?我甚至认为那拉氏推动了这场宪政运动,只是孙中山没有给那拉氏机会。想请教袁先生关于那拉氏。   答:慈禧的历史评价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从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战争以前,这一段她有功有过。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连写汉字都有很多错别字,有原稿为证;而且她很狭隘,打击恭亲王,这些是很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的改革假如没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办不了的。包括办厂,修铁路,所有提到的洋务运动的举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个时候有少数先进分子认为要触及根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开国会。这些当时提出来了,慈禧没有采纳。甲午战争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是戊戌变法期间。变法不能狭隘地看作103天的维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体就不说了。到了真正那103天进行维新时,康有为的作为是很有问题的。他在那群领袖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没有政治经验。他只在家乡的自治机构做过一个委员之类,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应该的是把慈禧看作维新的对立面。其实根据现有的记录,光绪经常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和她讨论,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个维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进行。但是,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一些主张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号在一个专制王朝是一个根本,能随便改吗?易服,剪辫,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东西,但在当时体制下是动不得的。而他热衷抓这类东西。最荒唐的是将礼部的六个堂官打下去,震动全国。保守官僚一个措施不对就全部换掉,能这样干吗?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凯和民间的武装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现在的研究证明确有其事。这是激起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所以谁毁掉了戊戌维新?主要责任在康有为。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到义和团事件这一段,当然有些维新措施在继续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势力占上风,所以才有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起作用。凡是工农干的都要歌颂,所以太平天国要歌颂,义和团也歌颂,非常荒唐。 第三段,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训下,转过来支持实行新政。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04年才开始的,是01年义和团事件后就开始了,说现在要开始变法,实行新政,让大家提议应该怎么变。那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有个叫任达的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讲日本怎么帮助中国改革。他的结论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对中国的影响比辛亥革命要大。从制度建设上确实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是教育革命,废除科举。第二个是司法制度改革。原来司法与行政是统一的,慈禧将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连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陆法系,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06年后预备立宪做了大量事情。宣布从1908开始,用九年时间,到1916年实行宪政。假如社会情绪稳定,真的九年实行宪政,真要谢天谢地。要是现在宣布九年预备立宪,到时实行宪政,全国肯定跟当时一样到处敲锣打鼓庆祝。 她有实际的行动。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隶、浙江、江苏等地,当时都按三权分立体制建立基层政权,议会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轻视,要将眼睛盯着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认识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以民族特点来抵御,不接受现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国学派就是这样鼓吹。所以对新政不要简单否定。   提问二: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来说,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这两种体制的对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这两种体制中间有个折衷方案,君主立宪制。我想问,我们中国历史有没有这种可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对袁世凯你比较肯定,假如说君主立宪是一种比较好选择,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把握这个机遇最好的时机是袁世凯时期?我们学了历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凯是清代史是既享受来自清代专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体制的实惠的人,但这个历史转折机遇期当中,他又没有把握好,所以他实际没有享受到两个体制的最大实惠,又没有把握到机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受历史称颂的政治家?   答: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转型实现君主立宪?皇帝是少数民族,又不肯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胡汉民自传的说法,当时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满,其它的东西一般人是记不住的,就是反满。你看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讲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讲大汉江山光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到底,社会发展来看,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革是最好的,代价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构推翻重新建立,代价非常大,必然经过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方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清末连孙中山都把满清看成外国人,一再讲这是外国人统治,梁启超反驳,说满洲是明代的建州,满人是明代臣民,为什么你要说他是外国?这是内乱,不是外敌入侵。梁启超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袁世凯有很多建树,民国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树。二十一条他是抵制的,谈判中实际达成协议只有十来条,第五项他根本不加讨论,里面就去掉七条,被迫签字后他马上召开地方和中央官员会议,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结果这十来条(顾维钧说是九条)也没有一条真正实现。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百年激荡史》也说,二十一条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没有实际的效果。袁世凯不是卖国贼,历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内政方面,起初他想维护民国体制,但他碰到一个对手,国民党。国民党千方百计牵制他,牵制无所谓,但有些做法错了。比如,《临时约法》的制订是很荒唐的。民国初年十来年的政局所以发生那么多混乱,根源在《临时约法》,府院关系不清,府院之争源于临时约法。另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违反宪政体制,立法权独大,行政不满意立法的话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让公民作出抉择。没有这一条,不能通过选举让人民审判究竟谁对谁非,造成的恶果一方面双方对立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是议员腐败,非常腐败,最高的表现是曹辊贿选。政治体制中宪法文件搞错了,后患无穷。《临时约法》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颂《临时约法》,歌颂护法战争,是大错特错了。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革命党在革命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怎么会成为一种对革命的崇拜,因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放不下革命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革命当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再延伸一点,临时约法就算他写得好,在当时民国那种社会状况下实施得了吗?二,金观涛的书《观念史研究》,方法很独特,把每个年代出现的词汇统计起来,看社会的进步。想听听袁老对这本书的评价。   答: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 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 [2]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3]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在座各位的教师责任很大,要教会孩子们和社会公民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不要极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地思考问题。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是一部好书。学术研究,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会出新成果。《观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问四:对三权分立你的评价很高,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变为真正的三权分立制度?   答:我想中国转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现有的架构上改革,慢慢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就出来了。人民代表大会过去讲它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一点不冤枉。但是现在正在变。以广东来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会议批评政府毫不客气,政协会议也一样。同时,现在政府官员开始学会听取公民意见,接受监督,这样一种基本素养很多人开始具备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满意的事物里面,要看到它转化的可能,里面合理的因素会慢慢发展起来。共产党一再讲人民要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根本不用变,落实就行了。不断实践,慢慢落实。现在比较安定,大部分人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利,没有必要。乱起来饭都没得吃,怎么办?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会变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会名符其实。但是时间可能长一点。 另外,司法腐败大家意见很大。但是现在的民间监督力量成长起来了,一出现司法不公等各种问题,马上全国议论纷纷,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应该关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究竟怎样。假如改得比较理想,司法会前进一大步。就是通过一项一项的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实现的道路。不要把当前的局势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较冷静看到它的黑暗面与光明面,那样就会比较乐观。   提问五:您强调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探索?   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十九世纪是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是正义的呼声,在当时有伟大的意义。所以应该肯定它诞生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观点走向极端。条件变了,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邓小平,时代变了,有些东西不适用了,就不必纠缠。世界上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没有谁的话可以一成不变,管几千几万年的。   提问六:刚才你讲到私有制的问题。我对你所讲的历史上的私有制的观点是接受的,但我有个不太恰当的顾虑,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现实造成很多国有资产被私人占有,现在鼓吹私有制,作为历史真理会不会给现实造成一种让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让百姓受苦?   答:第一,对网上传的资料要冷静分析。说百分之几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会财富,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这个材料就应该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义是很麻烦的,还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说事,说中国怎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学西方,我们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现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样的。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智慧。 民粹主义,拼命讲多数人怎样。你为多数人说话,请拿出经得起考验的数据来。当然有些太子党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权发了财。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党发了财,另一方面,有没有平民百姓发财?黄光裕是什么人?赖昌星本来是个流氓烂仔,他也发起来了。 对私有财产要有这样的概念:一,不要夸大它的负面现象。二,现在的私有企业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经营过程中,增值税17%给了国家,利润的25%也交给国家,如此等等,私企对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大贡献。所有这些企业,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继续经营,对社会就有贡献,是行善不是作恶。资金取得当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没有超过追溯年代可以依法处理;要是已经过了就继续经营,但从现在要守法,一违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这些财产,是交给政府管还是企业家管比较好?企业家管肯定增值更快,发展更快,对社会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败的,会有很多问题,对国家不利。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民营化道路。 还有一个观点:不要怕人家发财。无论谁发了财,能怎样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国,仍是社会所有的资金。所以政治家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资金留在中国,让国外资金也要流入中国,中国就发展起来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远瞩,要有这个魄力。有些人从民粹出发,主张征收遗产税越高越好。在我看来,中国不应收遗产税。为什么?香港不收遗产税,听说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不收遗产税,中国大陆要是收,资金就会跑掉。香港原来收遗产税,结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个小岛上注册一个基金,财产都去了那边;后来香港聪明了,废除这个税种,资金就留下来了。 过去理论上有个错误,老是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当然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有没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么光看到对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没有老板的话你有饭吃吗?很简单。现在科技发展,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识,水平高,有创新产品。我光凭技术就能拿成数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这样,本身技能比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们要着眼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更重要的,让他们学会创造,学会批判和怀疑,在中国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国的发展之福。 最后,即使有些老板很苛刻,超出他们一家和后代生活需要的资金实际是社会资金。有些有远见的老板就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一些官员有点蠢,老给基金会设置很多障碍。广东开始带头让民间基金注册,要是我们的政治家、官员都这样,眼光长远一点,把有钱人留在中国,成立大大小小基金会,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财产恐惧症,不要盲目散布导致社会对立的意见,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一册第70页,1982年2月重庆版。 [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05—16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7、2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于《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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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前的30年,土改消灭了劳动致富。地主常常是因为劳动致富,富农常常是因为劳动致富,中农也是因为劳动致富,但是因为他们富了,所以他们被打倒了,所以劳动致富在改革以前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奢侈品。而不劳动的人可以分到田,所以耕者有其田,不是从劳动结果而产生的,而是说由你拥有财产多少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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