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帆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擎虽然自称“暧昧的左派”，但他反对用“左”和“右”之类的标签来划分知识分子。在他看来，新的公共文化要求中国的思想者结束“独白”，展开对话，寻找共识，由此形成“伦理-知识共同体”。这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思想论战中一直被忽视的。 就您观察而言，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界的状况和过去相比有哪些新的特点？ 刘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思想界发生过几次明显的变化。最近我感到，又一次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公共文化的大背景出现了转变。我们正进入一个迅速传播与高度共享的时代，知识和信息的垄断越来越困难。最近的“郭美美事件”完全不是孤立的。类似的事例举不胜举：路人从垃圾桶里发现一份“出国考察”的日程表、“内鬼”透露一次宴请的发票或者一张购买茅台酒的单据……就这么点蛛丝马迹，放到网上立刻引起大量围观，可能掀动一场廉政风暴。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和实施机制基本上是少数专家和官员的内部事务，决策过程和经费开支等等信息都是隐蔽的，甚至是“机密”。但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泄密时代”，公共事务的“黑箱操作”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学术专业知识的门槛也开始下降。专业知识完全可能通过学院外的渠道获得，包括网络上共享的世界名校的课程视频和课件，学术演讲和研讨会的资料，以及大量的中外文学术书籍和文献等等。三十年前你有几份内部资料就可能获得特殊的“话语权”，二十年前一个洋博士凭一些新概念新理论就可能建立“知识霸权”。而现在，互联网上简直藏龙卧虎，你一不小心就会碰到懂多种外语的“高人”。他们有超强的自学能力和资源，虽然可能是非专业人士，但说起视野和见解，专家学者不见得有多少优势。 从更大的视野来看，这里有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长程历史发展趋势，就是知识与信息的大众化对公共文化的塑造，对知识和权力结构的冲击。几百年前的欧洲，印刷术与平民教育的兴起颠覆了僧侣阶层对圣经教义的阐释霸权。而现代大众传媒的发展则瓦解了信息垄断的格局。从四十年前的“水门事件”到不久前阿桑奇的“维基泄密”，都标志着这种大趋势——任何宣称人民主权的国家，公共文化只要达到某种开放水平，就会以正反馈的激增态势要求更高程度的公开和透明。 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也正在见证类似的公共文化发展。这种发展不是任何人的设计或计划，其根本动因来自迅速变化的社会本身，来自变化所造成的众多而重大的公共问题，来自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切与介入的强烈诉求。近几年的变化格外突出，因为新传播技术的大众化（以及教育普及的累积效应）造成了可操作的公共空间。在此，公共问题不再是隐藏的或若隐若现的，而是越来越明确地显现；公众关切与介入的声音也不再是零星的和孤立的，而是开始汇集起来，成为难以置之不顾的“公共舆论”。 当然，所有这些发展目前还缺乏足够的制度性保障以及正当合理的规范，也一直存在着某种力量试图肢解这个空间，试图将互联网改造成“互不联网”。也有学者会非常关注这种趋势的复杂面向，担忧其中的危险和隐患。我并不是无保留地赞赏这个“泄密时代”，也不是简单地欢呼公开化和透明性。但无论如何，新的公共文化有很强的生命力，将对原有的知识权威和政治权力形成越来越严峻的挑战。这构成了我们分析当今思想状况的一个突出的背景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思想界”的概念本身可能就有了变化。本来我们可以相对清楚地界定“学术”和“思想”。按照一般的理解，“学术”基本上是指“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专业领域中的研究活动，而“思想”则是针对公共问题展开的具有学理的论述实践。当年李泽厚先生曾说“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大家都会明白他的意思。但现在“学术”与“思想”之间的边界变得日渐模糊。一些非常专门的学术工作，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思想意义。比如，一个研究孔子、庄子或是柏拉图的学者，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会有很大的公共影响，因为这些经典论题以某种方式回应了人们对心灵世界与政治秩序的关怀。而社会科学方面的研究更是如此。譬如，清华大学“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去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透露，2009年中国的国内安全开支接近国防预算。这项研究与公众关切的“维稳”问题密切相关，在网上被频繁地引用和转载，在国内外激起很大的反响。由此可见，哪怕是纯粹的学术研究，只要具有公共相关性，就会迅速传播，造成很大的公共影响。过去讲“研究无禁区，宣传讲纪律”，现在这个原则实施难度越来越高。学术研究大概总会发表，哪怕在一个非常冷僻的专业期刊上发表，只要有人下载了再上传，就会被广为散播。 另一个方面，思想界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知识精英”（知名的学者和作家）是思想界的主体。现在关注公共话题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在扩大，还包括专栏作家、新闻记者、自由撰稿人、独立书评人、中小学教师、大学生、律师以及企业家人士等等，因为他们同样有能力展开具有学理性的公共讨论。同时，公共传媒的概念也在扩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媒体，并且以“多对多”的横向传播打破了传统媒体“一对多”的纵向传播方式。所有这些因素，都使得“思想界”的轮廓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个范围更大的、更具参与性的思想界正在成形，扩展和覆盖了原来那种狭义的、知识精英主导的思想界，至少在影响力的意义上是如此。 那么，您说到的这种公共文化的背景变化，对当下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主体又产生了何种影响？它们限制了公共问题的讨论，还是开启了更多的空间？ 刘擎：首先，这种众声喧哗的局面当然会造成某种混乱和无序，但也带来了对“理性的公共使用”更高的要求。“独白式的”论说很难再维系自身的权威，而“对话式的”论说会成为所谓“话语权”的一种必要构成条件。也就是说，任何一种论断主张必须依据理由，而理由会遭到质疑和反驳，若要坚持论说的有效性，就必须回应质疑和反驳，这种问答回应的结构就形成了直接的（或至少间接的）对话关系。比如，清华大学课题组的报告公布，许多人认为这是“维稳费用”过多的证据。这时候就有人出来反驳，指出“国内公共安全”含义甚广，绝不仅仅是“维稳”。这个澄清很有意义，但对话没有结束。接着就有人继续提问，那么“国内公共安全”到底包含哪些项目？我们需要一张“明细表”，才能判断“维稳”的实际开支。后来《财经》杂志发表了更为详细的报道和分析（见《公共安全账单》，刊登于《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展开了新一轮的讨论。 这样的格局对思想界意味着什么？任何一种观点或主张，无论出自多么“精英”的人物，都可能在非常大的范围内面对质疑和反驳——论证是否在逻辑上自洽一致？是否符合事实证据？有没有选择性地操纵证据？如何对待“例外”的情况？有没有认真回应“反论”（counter-argument）？这就迫使“话语权威”必须更多地依据理由和证据，而不是发言者本人的身份地位，这在根本上要求更强的理性对话。 我知道，说网络时代的思想讨论要求更多的理性对话，肯定与许多人的观察相左。对大众传媒和互联网的所谓“公共空间”有无数批评指责，几乎不绝于耳。我熟悉相关的理论，当然也了解网络上那种意气之争，恶言相向，还有谣言流布，还有“多数暴政”，还有侵犯隐私权等等，当然问题成堆。我不是无视这些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说“但是”），也就是在网络上，有同样多的、同样强烈的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批判和抵制。最重要的，单纯的非理性谩骂常常会相互对冲抵消，在思想争论中并不构成有效的批评，也没有真正的影响力，大都是过眼云烟。大浪淘沙之后，还是具有理性对话品质的论说更具有影响力。 其次，公共讨论的活跃，议题领域的扩大，也使得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分野变得更为复杂，很难再用“左”和“右”来标识。这种标签归类本来只是方便之用，现在更暴露了其局限。因为“从左到右”只是一个线性的数轴，而所谓立场至少包括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不同方面，这就需要一个立体的三维坐标来定位。举例来说，独立学者秋风最早研究哈耶克的思想，但最近他却一直在读儒家，探讨儒家传统与宪政的关系。那么，他在经济上可能是自由主义的，在文化上可能是保守主义的，而在政治上可能是自由保守主义的，就很难用简单的左与右来定位。再比如，曾被称为中国“新左派”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过很强的批判态度，也愿意被称为“批判型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s）。而近年来，部分新左派越来越多地肯定和赞颂“中国崛起”，而左派惯常的尖锐句式（比如，究竟是谁的崛起？平民的还是权贵的？）从来没有用来质疑“中国模式”。“批判型知识分子”好像变成了“颂扬型知识分子”或“辩护型知识分子”。这种转变当然可能有自己的理据，但他们在什么意义上还能被称为“左派”？因为“左派”是一种批判传统，首先是针对自身处境中既存格局（status quo）的批判。他们仍然有犀利的批判面向，针对的是美国霸权和全球资本主义秩序。这种“舍近求远”的批判是否更为深刻？是否切中了中国问题的关键？这都是可以争议讨论的问题。但“新左派”的旧标签似乎完全无从把握这种立场的复杂性。总之，现在知识分子的谱系变得非常复杂，使得过去的标签式划分丧失了有效性。 归纳起来说，在新的公共文化背景下，思想界外延的扩大，独白的没落与对话的兴起，以及知识分子立场的复杂化，这些特点都有助于重新打开思想的空间，这也是近年来思想讨论开始再度活跃的原因。 您曾在《普世与特殊是分歧所在吗》一文中说，“我们信奉某种价值，不是因为它是全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普世性或特殊性，都不构成我们信奉某种价值的直接理由。”在您看来，“普世 / 特殊”的二元对立是否反映了根本的价值分歧？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价值分歧的状况？ 刘擎：普世与特殊是重要而复杂的哲学问题。但近来相关的争论并不是哲学讨论，而是在言说中国问题。普遍和特殊当然与中国问题相关，但总是第二位的问题，我的这些想法受到陈嘉映先生的影响和启发。我认为首要的问题是，我们究竟相信什么价值？信奉的根据和来由是什么？对于中国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好的、是珍贵的？这些信念和态度来自我们生命实践的感受，并在文化背景提供的认知框架中得到澄清和提炼，从而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当前社会的确存在着价值分歧，有些是合理的分歧，有些不是，因为有些价值观是错误的。但坚持正确的价值或批判错误的价值（比如主张人人平等，反对各种等级与歧视），诉诸普世与特殊这对概念不会有多大的帮助。不信奉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外星人”了吗？不信奉中国传统的特殊价值就是“非我族类”了？那又怎么样呢？我想这不是讨论价值分歧的有效方式。我们必须从自身的历史与生活实践出发来讨论价值问题，这里可能会牵涉到普世与特殊的问题，但这不是我们的起点。比如，对自由、民主和人权之类的观念，这些是西方的特殊价值还是普世价值？抑或是伪装成普世的西方特殊价值？这样的问题有多大的意义？还不如认真问一问，我们自己到底是否看重这些价值？来由和依据是什么？我们又如何确定这些观念的具体涵义？我认为这是更为重要、更为根本的问题。这种问题意识，要求我们回到自己复杂的历史传统，回到我们的生活实践。 价值观构成了自我理解的核心。当前中国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争论，正是因为我们的自我理解出现了分歧，对“我们是谁”这样的根本问题不再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我们”是历史的造物，但造就我们的历史传统又是复杂多样的：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这四种传统都对我们发生着塑造作用。但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而言，这些传统的影响又不是等量齐观的，于是形成了自我理解的多样性，也就出现了差异与分歧。那么当我们谈及“如何做中国人”或者讨论“中国向何处去”之类问题时，总会有人要求澄清：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中国人？是谁的中国？你怎么就代表中国发言了呢？我们失去了一个同质化的集体认同。一个凝固确定、明确清晰的“中国人”的统一标准已经不复存在。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重要事实，也是根本性的困难所在。我以为，所有对未来中国图景的想象或方案，都不得不面对这个难题。回避多样性的挑战，再美妙的设想大概都是天方夜谭。 应对多样性会有不同的方式。对某些人来说，消除异端来建立一个同质化的共同体，仍然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择。但如何来消除异端呢？说服、教育和改造（洗脑、反洗脑、反反洗脑）够不够？排挤、压制和禁止会不会遭到抵触？要不要使用暴力？暴力的正当性和限度在哪里？是不是可以不惜代价？而且，最后谁是“异端”还很难说。自命正统要铲除异端的，最终自己成为异端而被铲除，历史上这样血腥的反讽还少吗？我想，大多数有识之士都在思考另一种可能，一种更困难却更可取的“和而不同”的方式：我们必须作为一个共同体存在，但我们也不得不与差异共存。这就是为什么寻求共识成为如此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但换一种角度看，目前存在的价值分歧也并没有严重到撕裂整个社会的程度，许多冲突并不是价值的冲突而是利益的冲突，许多争论不是对根本原则的争论而是对策略与手段的争论。重建我们的集体文化认同仍然是可能的。毕竟，我们的历史是共同的历史。如果从造就了“我们之所是”的最深刻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就有希望发现最基本的底线共识。在我看来，社会主义传统留下的人民主权与人人平等的原则，改革开放以来的个人自由和权利观念，都是当代中国人深刻认同的重要价值。如何实现这些价值，制度上如何安排、优先性如何排序，对这些实践层面的问题仍然有很大的讨论空间。 我们是否可以说，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思想争论的情景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各派必须对新的情景重新作出反应？ 刘擎：我觉得应当慎用“各派”这样的说法，好像思想界有一个个凝固的宗派。“派别”即使存在也不是凝固的，而是纵横交错的。思想的分野有多重面向：知识论的、价值观的、政治态度的、目标和手段的，等等。你和某些人在政治态度上可能比较相近，但在知识学理上却反而有分歧，那你到底要属于哪一派？或许“派别”对那些著名人物比较重要，但像我这样的普通学者和知识分子，大多不那么在乎“派别”。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左派”。但后来有左派朋友说我是“自由派”。我就问，中国左派的标准是什么？朋友说两个标准最重要：第一，是不是否定生产资料的无限私人占有？第二，是不是肯定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我说，对第一点否定没问题，对第二点是有条件的肯定。于是，就被鉴定为“暧昧的左派”。那好吧，我就接受这个标签。实际上，我一直对学生说，不要老是盯着左右的派别问题。一个人有没有关怀、有没有学识见解、是不是讲道理，往往比左右差异更重要。 思想界的派别之争是一个事实，有些争论是有意义的，有些受到人情世故的严重影响，近乎乡愿。但最近我感觉有些积极的变化，出现了比较强的超越派别、寻求共识的愿望。今年开始，我就读到过好几个思想界的讨论会纪要，都有这个倾向。比如在4月，张木生的《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新书发布会尤其突出，若按派别而论，与会者构成的多样性让人有点惊奇。6月，杨帆召集的“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未来发展战略”讨论会也是如此。这些讨论的主题基本上都是“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突出的取向是超越派别、寻求共识。这或许是因为大家都对当下的处境有紧迫的危机感和责任感，而且都意识到需要有建设性的方案。 我相信共识不仅是可欲的而且是可能的，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支持中国要发展和稳定，但都强烈地主张发展必须以民众的福祉为宗旨，必须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也反对那种激化矛盾的“刚性维稳”，要求以法治为基础的稳定政治秩序。同时也关切现代性对精神世界和心灵生活的冲击（这也是近年来“国学复兴”的原因之一）。对这些原则性的问题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基本共识。我认为，过去思想界的争论可能突出了次级层面的分歧，反而忽视或者掩盖了本来就存在的基本共识。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从基本共识出发来展开对话讨论，就更有可能形成求同存异的格局。 寻求共识的愿望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但从以往思想界争论的经验来看，似乎对达成共识的可能性也不容乐观。特别是，在所谓精英知识分子之间仍然存在一些对立情绪。而公众往往对负面的消息印象至深，所以许多人对“思想精英”也失去了信任。您认为思想界是否存在自身的问题？改善和发展的前景如何？ 刘擎：对当今思想界（指狭义的“知识精英”群体），我听到过许多不满和批评。有些话甚至很尖刻，说中国哪有什么思想界，不过是一个个帮派和小圈子，既没有真学问，也没有严肃的讨论，大多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彼此攻击、互相散布流言与丑闻。我认为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从大的方面看，三十年来思想界的讨论激发了公共文化的活跃发展，包括开启丰富的公共议题，形成多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公民的参与性和批判性思考，提供各种概念工具和理论知识……这些成就都是不可低估的。今天公共讨论的智识水准与活跃程度也是过去难以想象的，这当然有思想界的集体贡献。 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思想界的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几乎失去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享有的公众信任和影响力，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就思想界内部而言，值得反省的是，过去几次主要的争论都提出了非常重大而有意义的问题，但都未能充分实现其潜力，没有获得应有的思想“生产性”。而且争论中出现了一些攻击性的言辞，造成相当程度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精英知识群体的严重分裂。我们今天仍然处在这些负面后果的阴影之中。在知识精英中，难得有人愿意认真对待“异己”的思想观点，也缺乏足够的尊重和友善。面对相左的意见，习惯性的反应是“完全不可理喻”，甚至怀疑对方要么“良心坏了”要么“脑子坏了”。我没有把握说这种情况有多普遍多严重，但的确是存在的。当然，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会吵架。卡尔·曼海姆曾说，“没有哪个阶层比知识分子阶层更缺乏目的专一和团结一致。”但中国思想界的分裂有其特殊的“病理特征”，不能简单地用知识分子的“论辩天性”来解释。 我几年前专门对此做过一点研究。在我看来，病理性分裂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几个或几十个重要的思想人物有什么缺陷，而是在于我们还没有发展出一个独立的知识共同体，没有形成一套公认有效的知识判准和机制。因此，争议不能通过知识场域的内部规则来判断处理，也就容易诉诸各种外部的力量，引起非规范的恶性竞争。这个问题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因为知识判准和机制不是简单地制定一个条文制度，颁布一套完整的规则条例，而是需要一个知识共同体长期实践养成的传统。这个共同体要有大量训练有素的二流学者，要有各个学科自主的充分发展。在公认有效的知识判准和机制之下，是学术范式与风格的差异还是学理水平的高低，是阐释的独特还是武断，是正当的立场预设还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是证据的有效使用还是误导性的选择性使用……这些问题基本上不会被混为一谈。建立这种判准和机制不是要抑制争论，恰恰是要鼓励具有生产性的争论，同时避免恶性的无谓争论。#p#分页标题#e#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知识共同体，思想界当下的许多弊端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当然，这不是说在这个局面中我们就无所作为，每个人都有责任努力促成这样一个共同体。但从宏观上看，这可能要经过下一代、甚至两代知识群体的努力才会有显著的成效。 在您看来，老一辈和新一辈的学者有哪些不同？两代人之间会在哪些地方产生勾连与交汇？ 刘擎：笼统地谈“一辈人”总是很危险的，因为即便共性也一定有例外。当然也可以冒着风险姑妄说之。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的真正希望在七〇后、八〇后这些新生力量身上，他们基本上是在“后文革”时代中成长的。老一辈学者，主要是五十年代（也包括四十年代晚期和六十年代早期）出生的人，他们虽然有明显的优势，也有严重的局限，都是拜“文革”所赐。优势是严重“关心国家大事”，有大抱负和强烈的使命感，有追求真理的精神。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有吸引力和感染力。但同时，现在五六十岁的学者，少年时代都处在知识极为匮乏的环境中，大多先天不足。更致命的局限在于独断倾向，思维与论述的方式多少受到“文革”大辩论的影响，常常有一种“真理在握”的霸气与自满，善于论战和辩驳而不太善于聆听，总是想战胜论敌，却很少反省和改变自己，这几乎是一种集体潜意识（我再要强调一遍，这些概括是简单化的，而且有许多例外）。 就是你所说的“老一辈”学者，在八十年代脱颖而出，到九十年代开始占据学院和媒体的主要资源和位置。处在这样一个优势的地位，更缺乏审慎和反省的外部压力，有些人就俨然成为“学霸”（我记得应星写过相关的批评文章，比较尖锐但切中要害）。思想界过去的争论就是由他们主导的。很少有人在争论中认真吸取对方的观点，更不用说被说服了。被人说服好像是很可耻的事情。我这么说，完全不否认他们中间有天资过人、思想敏锐、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的人物。正因为有魅力，那种独断倾向才更加危险。而且，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充分发展的知识共同体，他们可以轻率地旁若无人地说话。有一位八十年代就很出名的上海学者，几年前他为一本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名著写中文序言，激昂的论辩文字，其实是针对另一位上海学者。但他本人基本上误读了原著的观点，令人啼笑皆非。还有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几年前发表一篇文章，前半段讲批判厚今薄古的单线进化论历史观，后面就接着说旧学问都失效了，只有新理论才能理解新时代，他好像完全不用说明前后的逻辑一致性。而且他批判的自由派人物，都是同辈“大佬”，七〇后学人多少扎实的工作完全不在他的视野之中。好像这么多年都白过了，江湖还是旧日的江湖，爷还是过去的爷。我提到的这两位，都是我曾经很敬佩，至今仍然非常尊重的学人。但这样的高人，是什么让他们养成了那种轻率和傲慢？读那些文章，我心里就在想，差不多了吧，这一辈人该慢慢退场了吧。所以，甘阳有一段话令我印象至深。他在査建英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说：“我建议所有的人（老一辈知识分子）都应该退出舞台了，应该让给年轻人，他们会比较更好地谈论问题。至少他们没有这个交恶的历史。这些老人都个人恩怨太深，纠缠太深，你就不能想问题了，思想都定型了，脑子都僵化了，都不行了。”说得实在精彩！他自己做得怎么样另当别论。 相对而言，七〇、八〇后的新一代学人，“童子功”好，眼界开阔，在学理知识方面有更好的训练。他们在相对自由开放的环境中成长，习惯了分歧与批评，更容易养成对话的气质。他们有自己的立场，但对意识形态的偏执会保持距离，也少有老一辈的那种“英雄情结”（体制中得势的英雄或反体制的悲剧英雄）。上一代当然对他们有影响，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开启的那些“大问题”和问题意识，这是留给他们的重要的正面的思想遗产。他们会把问题接过来，以自己的视野和方式来重新探讨。在他们中间也一定会出现自己的领袖人物（leading figures），但这个脱颖而出的过程会受到更多的有良好专业训练的同辈人的检验，这会是更严格、更苛刻的检验。因此新一代的思想精英可能会更少独断倾向。 如果说新一代学人有什么局限，可能在于他们太过“个人化”和“专业化”，处在比较分散和相互疏离的状态，因为我们没有留给他们一个好的知识共同体传统。但也许用不着为此过于担忧，因为他们正在逐渐走到历史的前台。在担当重任的时候，紧迫的责任感就会对他们发生作用，会促使他们认识到团结与合作的必要性，认识到专业意识与公共关怀联系起来的意义。最终，在新一代学人中，可能出现一个“建设性批判的联盟”，一个“知识－伦理共同体”，以公共理性和知识规范为依据，以责任伦理为准则，为探讨公共问题提供的思想资源。这是上一代知识人未竟的事业，希望在新一代身上。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当前社会思潮和未来发展——国内外形势与中国战略发展研讨会第二场”上的发言） 王思睿：杨帆给我发过两个短信，先是让我讲讲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后来又让我讲讲新世纪以来这十年的思潮。我的发言是按照后面的短信准备的。关于三十年，近年来我也做了很多思考，我在这里做个广告：周总的“世界华文传媒出版机构”给我出了一套文集，一共十二卷，其中第二卷的书名就叫做《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所以关于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潮，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和周总或者我本人直接联系，买一套我的书，看看里面是怎么说的，也算是对我的一个支持。在这一卷里，收入了我以王思睿、喻希来等笔名写的文章以及与何家栋先生合写的文章，对于各个思潮代表人物的评述与对话、争论，有几十万字。这些文章主要发表在《战略与管理》和《领导者》上。我在《战略与管理》发表了四十几篇文章，可以算是该刊的第一作者了。 既然要谈十年，就必须对前二十年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原来以为杨帆会对前二十年做系统的阐述，但是他今天讲得也不太细。大家都说八十年代有一种改革的共识，其实斗争也很激烈。用邓力群《十二个春秋》中的话来说，有五个起伏，单年怎么样，双年怎么样。作为八十年代的过来人，我们都知道这个思想斗争、路线斗争是很尖锐、很曲折的。但是对它的描述相对比较简单，我们可以用用一个单维的维度来分析，就是“改革—保守”这样一个维度。 1980年高校竞选的时候，在王军涛和我的系列竞选文宣材料中有一份叫做《现状的分析》，在其中我分了四个派。1989底到1990年初，我在秦城写了《改革十年反思》，其中也延续了这样的派别分析，就是：凡是派、还原派、经济改革派、全面改革派，八十年代基本上就是这几个派的较量。 “凡是派”倒台比较早。以华国锋和汪东兴为代表的“凡是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还是很有力量的，搞“两个凡是”，拒绝给天安门事件平反，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陆续退出了中央的领导班子。当然在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中还不乏“凡是派”，清除他们用了好几年时间。 “还原派”的说法是我最先说的，后来也有人引用过。这个“还原派”，以邓力群、胡乔木、陈云、薄一波为代表。他们是要还原到1957年以前，还原到中共八大路线。我觉得能够还原到1957年以前，陈云立了很大功劳。按照邓小平、王震的想法，不一定要还原到1957年之前，还原到1966年之前也许就可以了。邓小平一出来，最大的一件事就是恢复高考，这也只不过是还原到1966年。肯定“十七年教育是红线”，也是还原到1966年。但是由于陈云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右”，1957年以后就基本上不管事了，所以他不还原到1957年以前是不罢休的。邓小平则和刘少奇管事到1966年，毛泽东还把邓称为“副帅”，他自己是“主帅”。陈云在几次中央会议上坚持了这个观点，彻底否定1957年以后的毛泽东路线。我认为陈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在这一点上走得比邓小平还远，而且更明确、更坚决。但是为什么还叫“还原派”呢？因为1957年以前陈云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我们都是不能给予肯定的。一个就是“统购统销”，“统购统销”打上了很浓重的陈云色彩，因为在这件事上，毛泽东让陈云拿主意，陈云左思右想以后下了决心。要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这是要毛泽东自己“买单”的，但是“统购统销”是陈云的责任。“第一个五年计划”这套计划经济模式的建立，陈云也是第一责任人，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是他的助手，毛泽东对于这一套则不怎么感冒。所以陈云、李先念、薄一波要还原到他们的“黄金年代”。 还有很多中高级干部，对于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与工业上的计划经济也是不喜欢的，他们要退回到《共同纲领》，退回到“三大改造”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他们还要学习南斯拉夫模式与“东亚四小龙”模式，学习日本。这第三个派别就是“经济改革派”。八十年代初期的赵紫阳就是“经济改革派”，他自己在回忆录中也是承认的。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包括老中青。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八十年代有一种换位的关系。赵紫阳是“经济改革派”的时候，邓小平还有一点全面改革的味道。在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中，邓小平还是讲“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1986年他又讲了“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当他镇压了民主墙、竞选以及这样一些要求民主的运动之后，他的“四个坚持”就已经比较明确了，到了1987年初把胡耀邦打下去以后，所谓“自由化”要反五十年、一百年，这个就是单纯的经济改革路线了。而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十三大以后，赵紫阳成了“全面改革派”的政治代表。 八十年代的“全面改革派”有一个广阔的光谱。从一开始就包括了很多民间的力量，从“四五运动”到“民主墙与民刊运动”、“高校竞选运动”，到后来我所说的各种“边缘运动”——像我所在的“国情组”、“政行所”、“社经所”、《经济学周报》这个民间团体，像陈一谘、何维凌、张木生他们的“农村组”、“三所一会”，像包遵信、金观涛、李胜平、甘阳等人领导的各大丛书编委会。大家都有改变整个体制的思想在里面，政治改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在体制内则包括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阎明复、杜润生这样的改革派领导人，包括胡绩伟、于光远、李锐、王若水、苏绍智、冯兰瑞、李洪林、童大林、王元化这样的“新启蒙”理论家，还有邓小平勒令开除的“自由化代表人物”——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一直到1989年，全面改革的思潮达到了顶峰。在学生运动中，学生提了两条主要口号“反腐败、要民主”，虽然也有经济的背景，但是直接的表现形式都是政治改革的议题。 八十年代的思潮与派别，我认为详细的论述不是今天的话题，包括刚才杨帆讲的，对于怎么走到1989年春夏之交，“八九民运”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我的这套文集的第四卷《民主运动在中国》，里面有十来万字的内容，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关于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潮，则需要增加一个分析的维度。因为1992年以后，中国才真正融入了全球化，这样全球的问题也就变成了中国的问题。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国还是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比如说里根主义、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似乎离我们还很遥远，我们只是在旁边瞅着。到了1992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世界的事情就融合在一起了，汪晖把世界思潮与中国思潮绑在一起分析，还是有道理的。 现在很多人讲，波兰尼是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大转型》，可以用来作为分析九十年代中国的一个理论资源。他的一个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重运动”，贯穿整个二十世纪的，一个是资本的扩张运动，一个是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资本的全球化，市场的全球化，形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之相对应或者说平行的，是社会的扩张。社会运动的最突出的表现形式是“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也有不带“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个“社会”是人为的，后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组织起来，和血缘的、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一个概念。按照我的说法，二十世纪是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共同来挤压、缩小“共同体”的地盘。“共同体”是不可能彻底消灭的，因为家庭、家族还是存在的，亲情、乡情还是存在的，在有些国家部落还是以某种形式发挥着作用。但是从世界范围来说，“双重运动”既互相冲突、互相制衡，同时又联手把“共同体”压缩了。到了九十年代，资本运动和社会运动在中国同时复苏了，但是前者更加突出，受到国家机器的鼓励，后者则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 在2007年的《宪政旗帜下的左右翼联合阵线》一文中，我提出了两个维度和四个象限。因为对于社会运动和在“社会—国家”问题上的态度不同，对于资本运动和市场体制上的态度不同，形成了四个象限，分别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宪政派对于社会运动是持积极态度的，社会运动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时候就体现为政治运动、民主运动。梁启超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的时候说过，中国“对外的”国民运动已经兴起，他指的是五四运动；他说最期待的是“对内的”国民运动。这种运动如果说比较有分量的，一个是四五运动，一个是八九民运，这是对内的国民运动、政治运动。关于四个象限的问题，欢迎大家看刚才我提到的文章，也发表在《领导者》杂志上。在此，我再次感谢周总、感谢《领导者》杂志，使我的思想能够以文字的方式表达出来。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这四个象限都已经形成。我的概括叫做“一派在朝、三派在野”，在朝掌权的是专政右派，专政左派和宪政左派、宪政右派这三派是在野的。我说的“联合阵线”也专门讨论到宪政派与专政左派是什么关系的问题。专政右派在九十年代比较大的利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1990年《人民日报》发表的何新的长篇文章中，在1991年9月的所谓“太子党纲领”中，都明确提出了这个新的方向。就是在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削弱的情况下，用什么东西来替补，替补的东西只能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杨帆：我认为它也同时利用了经济自由主义。 王思睿：为什么说是右派呢？如果说没有市场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市场领域蚕食、吞噬社会领域，也就无所谓右派，只不过它是主张在专政机器的保障下推行这一套，朱学勤概括为“市场列宁主义”，我说是“市场斯大林主义”可能更确切一些。 我今天主要是谈“新世纪的新动向”，我准备从五个方面谈。 一、“新左派”的转向。 在我的四象限分析中，曾经提到一部分“九十年代新左派”的政治面目还不是太清楚。进入2005年以后，特别是2008年以后，他们的面目开始清晰起来了。为什么说“九十年代新左派”面目有点不清楚呢？因为他们到底是赞成专政还是赞成宪政呢？这个不太好分辨。比如甘阳讲“自由左派”对“自由右派”，讲“直接选举”，这显然带有宪政派的色彩。潘维讲“六十年道路”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这里又对专政进行了肯定。在九十年代，当汪晖讲“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时候，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批判性，即对于当局要走市场道路的反对和批判。但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却成为“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对于当局是赞赏和表扬的态度。比如说潘维，我在2010年的《谈谈中国模式》一文中，比较清楚地勾画了一下他的转变。十年前，潘维极力推崇“有法治少民主”的香港和新加坡模式。当时他提出了“咨询型法治的五大支柱”：（1）中立的公务员系统，（2）自主的司法系统，（3）独立的反贪机构，（4）以全国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广泛的社会咨询系统，（5）受法律充分保护但也受法律严格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他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以法治为导向的二十年政治体制改革：在第一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实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党政分开”原则，取消目前的“双行政”体制。在第二个五年，主要任务是大幅度减少属非公务员系统的政务官，建立和完善制衡制度。让司法系统真正自主，反贪机构真正独立，社会咨询系统的功能真正实现。在最后十年，主要任务是开放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在实践中调整五大支柱的相互关系，提高咨询型法治政体的稳定性，使之成为一种成熟的现代政体。但是在五年以后，他提出“中国的民本政治由四个支柱构成：（1）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这四个特征全是跟那五个特征是相反的。“九十年代新左派”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模式”的鼓吹者，变成了重庆模式的“化妆师”。这个重庆模式的“化妆师”不同于重庆模式的研究者。他们是领导人的智囊、军师，他们的“化妆术”是独家密技，不外传的。比如杨帆可以在这里侃侃而谈，你要请崔之元来开会，他是不会来的。 有的人说话一直比较暧昧、隐讳，但是我们仔细琢磨也会发现真意。汪晖最近一直在谈“党国”和“国—党”的问题。应当说他还是用批判的口吻说的，并没有正面肯定“政党的国家化”，他指出这个趋势是有问题的。政党应该发挥政党的功能，应该讲政治；国家应该有国家的功能，应该是“中性政府”。但是他说中国“六十年道路”的核心是“完成中国主权性”，把“中国崛起的经验”概括为“独立的主权性格”，而“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把六十年道路和中国改革概括为执政党成为“主权的内核”，以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言说路数来阐述“党国”模式向“国—党”模式的转型，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客观趋势。这不是比“三个代表”更巧妙的表达方式吗？ 原来面目不清的“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新世纪已经演变成了“专政右派”的化妆师，而且有可能取代现在中宣部所代表的正统理论，成为“专政右派”的首席鼓吹手。这是一种可能的趋势。当然在十八大以前是不可能的，但是十八大以后有可能，新的中宣部或许会采纳或者部分采纳他们的主张。可以说，他们已经漂亮地完成了从“批判的知识分子”到“政治保守主义”的转身。 二、“专政左派”的分裂。 杨帆刚才已经提到了“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站的分歧。我最近两三年已经写过几篇文章谈这个话题，谈“专政左派”也就是“毛派”的演化。我在2000年写过《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我把当时的左派分成三类：“新左派”、“老左派”和“中左派”。“中左派”既是指“中年的左派”，也是指“中国特色的左派”，就是“毛派”。在九十年代，“新左派”在思想界崭露头脚，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华丽转身了。“老左派”虽然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央给了大笔的拨款，但是大家都觉得他们没有什么生命力。真正值得我们分析的还是“中左派”即“毛派”。我上次开会时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简析两种毛派——保皇派和造反派》。“毛派”近来已经分化出了“三种人”。 其中第一种，我是用袁庾华来代表的。黑龙江文革夺权后的“红色革命委员会”的一把手范正美尽管至今仍是毛派，但是他比袁庾华更近了一步，不但公开批评毛泽东的错误，甚至主张宪政民主。袁庾华在和我私下讨论的时候，也愿意考虑宪政民主的理念。在公开言论中他说要搞“二三四”：“二”是指程序民主或者说形式民主与“大民主”的结合；“三”是要求停止对文革造反派、六四分子、法轮功分子这三种人的政治迫害，这说明他有结成政治联合阵线的想法；“四”是说医疗、教育、住房、养老这四种社会保障必须实现。他认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从言论自由到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到游行示威的自由都必须得到保障，这是我说的从毛派分化出来的第一种人。 毛派中的另外两种人，袁庾华也提到了。他说“去年在北京有个论坛，谈到中国有两种资产阶级，一种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种是自由资产阶级。”一些人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斗争策略，只能选择一个主要矛盾，那就是官僚资产阶级。”另一些人“却主张把自由资产阶级当成主要矛盾，所以当时吵翻了。”本着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本精神，把主要矛盾对准官僚资产阶级、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派”的正宗应该是这个。但是以张宏良为代表的一部分人，现在嗓门最大的一批“毛派”，他们的口号是“保党救国”，宁肯和官僚资产阶级联手，集中力量先把自由资产阶级即民间资产阶级打下去。 “毛派”现在是三分：一派愿意跟宪政派搞统一战线，另外两派都是不愿意搞统一战线的，但是一派主张把矛头对准自由资产阶级，另一派主张对准官僚资产阶级。 三、“太子党”的新思潮。 在通常所说的“太子党”有可能掌权的情况下，出现了两种新的思潮，一种是以秦晓、胡德平为代表的“普世价值派”，一派是以张木生兄为代表的“2.0版的新民主主义派”。这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太子党”集团的思想新动向。可以将其视为跳出“专政右派”的思想藩篱的努力和尝试。 我首先想说，这两派在我看来都是想干事派，这是针对那些不干事——不想中国的事、不想世界的事，只管往自己兜儿里搂钱的人，跟他们是对立面。这些捞钱的人有很多是“裸官”，在中国以权捞钱，然后到美国去漂白，安家立业。这些人跟毛泽东的精神境界是不一样的，毛泽东是要解放全人类的，这些人现在所鼓吹的“中国模式”，则是不想推广到全世界的。他们在“中国模式”的专政机制下捞钱，然后到自由民主国家去花钱。所以他们是“中美国”的拥护者。 秦晓说：“我们试图用现代性转型这样一个命题来表述当代中国问题，实际上它也是近代1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脉络。现代性不是一个时间逻辑，它有特定的内涵和指向，现代性转型是指从传统社会向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宪政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转变。”“我认为，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不应被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路径上。因为在中国的语境中现代化即是‘民富国强’，它的内涵主要是经济和物质的指标，而价值体系和制度安排则被抽离。在当今的中国，现代性被现代化所替换并表现为一套‘中国现代化的叙事’，这套叙事的话语包括稳定、和谐、民生、国家利益（民族振兴）、治理的效率（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国体制）。在稳定与自由、和谐与多元、民生与民主、国家利益与个人权利、治理的效率与制衡之间应寻求一种均衡，但前者不能代替后者，因为后者是现代性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中的核心和基础。” 我在引秦晓这两段话之前，把他已发表的文章都看了一遍，我觉得这两段话比较代表他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我对这两段话是比较赞成的。我在2009年发过一篇《“五四”九十年——历史转换关头的战略抉择》，发表在《商务周刊》上，这个刊物不久前被停刊了。我说：“回顾1888年以来中国走过的路，既有在城市化、工业化等可以计量的现代化表观成绩上连续性、累积性的一面，又有在一系列现代性内在特征上曲折性、反复性的一面。如果只看到其中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清醒地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我觉得秦晓前面的两段话对于我说的“清醒认识当下的历史坐标点”是吻合的。 “2.0版的新民主主义”，木生最近一两年来有很多阐述，在上一次的会上我也做过一些评论。我觉得这个东西能够提出来就是好事。 　 我认为，如果未来的“太子党”领导人不管是接受这两种思潮中的哪一种，都比不干事的捞钱派要强。这首先表明愿意开展思想争论，愿意吸取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当然了，如果让我“二选一”，我更支持前一种。前一种是不是就跟我本人的思想完全一致呢？也不一定，需要大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 四、“宪政左派”浮出水面。 在十几年前，四个象限中有一个象限是比较弱的，这个弱的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就补充上来了，这就是“宪政左派”。宪政右派、专政左派、专政右派都有很多的理论表述，而宪政左派过去的理论表述是不够的。在这种情况下，谢韬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述是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谢韬先生去世后，《凤凰周刊》让我写一篇纪念文章，我写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见证——怀念谢韬先生》。其中写道：“在‘一二九一代’知识分子中，李慎之是第一个公开倡导自由主义的人，谢韬是第一个公开倡导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人。倡言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在国际上是司空见惯的事；在中国大陆的政界和思想界，则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最近香港出了一本书，叫做《赵紫阳的道路》，其中也有一篇我的文章，里面有一段话，我读一下：我想指出的是，谢韬文章的功绩是将一种思潮公之于众，而这种思潮在中共党内已经蛰伏了很长时间。据《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披露，早在1993年，赵紫阳就对宗凤鸣说：“看来第二国际的理论是比较实际的。……相反，第三国际的理论则是‘乌托邦’。”1999年，杜润生向宗凤鸣表示，“在现今的世界里，他想同一些志同道合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一下对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对社会主义的改造，对党的改造问题。并说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还是比较实际的。”并托宗凤鸣转告赵紫阳。2000年5月30日，安志文与赵紫阳谈话时说：“中国也应以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路线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与党的自我更新，走社会民主党的道路。”安志文还对宗凤鸣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容易为中国人民所接受；因为是要实行社会福利政策，这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所谓‘均贫富’的平均思想相符合；而且中国人民这些年来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下，一直在反对资本主义，因此提高资本主义化，在人们心目中不容易接受，而对社会民主党就大不一样。”据《赵紫阳还说过什么？——杜导正日记》记载，2004年9月12日，赵紫阳对来访的杜导正说：“安志文来面谈了他的两点看法。安说，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了，这经济还会继续发展，但中国产生了社会危机。经验教训是什么？怎么办？看来必须实行民主政治。应该搞社会民主主义。安志文说，持这种见解的人越来越多。第二点，中国现在从发达国家回来的人越来越多，其中许多人在各级党政部门主政，逐渐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这给中国带来希望。”赵反复地说，“安志文这位老同志，一向持重、稳重，思想开朗，但立论很稳。所以他的这个见解更值得看重。” 上面这段话想要说明的是，谢韬的文章只是冰山浮在水面上的一小块，水面下面的则是赵紫阳、安志文、杜润生、杜导正、宗凤鸣以及“占执政人员中主要位置”的相当一部分人。我甚至在想，“2.0版的新民主主义”是不是也属于这个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呢？还不清晰。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方面得到更加明确的说法。 我也想介绍一个新的情况，在座的人有些可能还不太了解。在海外民运中也出现了“宪政左派”的一个流派，这个流派如果说在过去三十年的海外民运中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最近几年中开始活跃起来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希哲，是文革时著名的“李一哲”中的一个。2007年3月17日，王希哲在《民运的左翼与右翼（对洛衫矶中国社会民主党“二大”的致词）》中说：“一个人走路要左右两只脚。一个社会健康发展要左右两个轮子。左翼右翼，貌似对立，都是不可或缺的。政党与社会领袖的功能，就是一左一右地为社会前进把舵。不久前，社会民主党最接近的兄弟党中国工党，在香港开会，确定了他们党的性质，他们是‘维护士农工商军人及一切劳动群体根本利益为宗旨的民主政党’，也就是说，他们确定了自己是一个左翼的党。今天社民党也开党代会，要通过党章，你们将怎样定位自己的性质，要开完会才知道，但有一种说法，叫‘顾名思义’。社会民主党，从产生于19世纪至今百年的主要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来看，从国凯主席历来的思想言论来看，社民党也应该是一个左翼的政党无疑。民主运动是有左翼和右翼的。就是对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政策，持从左的方向批评与从右的方向批评，两种。民主运动有共同的东西，他们都对共产党统治不满，反对共产党政治上的专制，反对它不能容纳各种不同的政治团体和政治意见，要求共产党开放宪政下的平等多元。但随着这共同要求的展开，各团体所代表的那些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就会决定他们可能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来对共产党开展批评。”民运左翼的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五、“宪政右派”的新分野。 在自由民主派或者说“宪政右派”中，最近出现了“零八宪章派”与“反零八宪章派”，“拥刘（晓波）派”和“反刘（晓波）派”的对立，这说明在宪政右派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分野，就是革命派和宪政派的分野，这个对立现在已经达到了相当尖锐的程度。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从九一三到四五：回顾与展望》，指出：如果拿当下的思想状况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较，已经介于1971年“九一三”与1976年“四五”之间。“改革已死”的想法已经比较普遍，就好比“九一三”以后中国思想者与普通老百姓对于毛泽东思想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四五运动还没有到来，说明群众还在观望、酝酿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契机形成新的“对内的”国民运动。用当代史来做文章，对于多数作者还有一定的障碍，所以现在流行的是拿晚清史来做文章，用晚清的革命派与立宪派来作隐喻。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上面，革命派和立宪派到底谁的作用大，现在还不好说。但是革命派的出现，以孙中山为例，他也是从改良派、维新派变过去的。康、梁刚刚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对于海内外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后来保皇党、立宪派辩论不过同盟会、革命党，主要是由于清廷越来越不象话。他们说是搞新政，搞立宪，却越来越把权力集中到满清皇族手中。这使得立宪派的言论越来越得不到现实的支撑。革命派说你搞新政、宪政都是欺骗，都是变着法的给自己人争权夺利。立宪派在理论上说不过革命派，在实践中也变得越来越激进。秦晖最近写了一个文章，引了四川保路运动中立宪派的宣传材料，其中提到：“大家把脸翻”，“小百姓一齐要动蛮”，“闹出天外天”，俨然与革命派一个腔调。立宪派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心态上与革命派已经没有多少区别。现在国内朋友的言谈中、海外文章中乃至在国内一些微博和博客文章中，不革命不行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越来越厉害了。我们是看着它从最早的星星点点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这不是算术级数的增长，而是几何级数的增长。四五运动前夕的味道、清季的味道现在很浓厚。 我想说的是在宪政派中不要搞路线斗争，革命派也好，立宪派也好，自己做自己的事。搞路线斗争，矛头指向就错了。过去有一种革命的信仰，不信仰革命就是异教徒，就要革出教门。现在大家都知道，革命只是社会转型的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转型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要因势利导，手段是不能固定的，不能说这就是唯一的手段，用什么手段要看时势，时势造手段，时势造英雄。我觉得我们首先还要把目标说清楚，至于用什么手段，那是第二位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行情分析家，我们发现谈革命的势头正在急剧上升。

作者：本刊记者 彭淑 实习记者 苏希杰 张嘉衍 发自北京 日期：2011-08-15 顾准被认为是“49年至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为自由思想众叛亲离，死于贫病，是自由主义学者的精神航标；而他的儿子高梁，现在却被贴上了“国家主义者”的标签 2011年7月11日，顾准的儿子高粱于北京北七家（姜晓明） 1958摄于北京，后排左长子顾逸东，右长女顾淑林；中排左起：妻汪璧，顾准母亲顾庆莲，顾准；下排左起：次子高梁、幼子顾重子、次女顾秀林 1945年，顾准（右）与刘晓、陈同生 顾准于1950年代初 1948年，他生于山东的北大门——滨州。他的父亲33岁，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东财委委员、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财政厅厅长。 依照北方的传统，为了好养活，他跟上面的一兄一姊一样，乳名也是一种粮食：高粱。 1982年，他33岁，考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成为父亲的学生、经济学家吴敬琏门下的研究生，专攻比较经济制度。 当时，一批风起云涌的经济学人都记得，他的名字叫“高梁”，并且沿用至今。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四卷一套的《顾准文存》内，编者一栏，赫然印着他的本名：顾南九。 三个名字，无意间泄露了高梁的人生：著名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顾准的次子；一个自称“永远不想成为风云人物”的经济学者。 近年来，学界时有质疑，伴随这些质疑的是粗线条的标签——他的父亲是“中国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49年到文革结束中国大陆惟一一个思想家”，“文革”中，两次戴上高帽的“右派”；而他却是“非主流经济学家”、“反思改革者”中的一员，一个“左派”。 他的“盟友”，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则说，他是“自由派经济学家们的一块心病”——“他们认为他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边。但他实际上是一个国家主义者”。 “我从来不是谁的心病，也不参加任何派别，我是独立的。”7月11日上午，北京昌平家中，高梁颧骨深陷，逐字逐句地说。 寄给父亲的两封信 高梁稍一侧身，身上的半旧汗衫3便露出个窟窿。一旦触及家中往事，他停顿，尔后沉闷，“说好了，不要问我们家的事情。” 他的好友，专栏作家柳红说过：“作为顾准的儿女这一生都是扭曲的。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父亲被打倒，导致伦常亲情要被扭曲。等到父亲被树为‘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后，他们又要活在不被理解、深受责难的阴影里。” 90年代，为写《顾准全传》，上海作家高建国采访了与顾准相关的六十多人，其中就有高梁。顾家5个子女： 长女顾淑林，1942年生，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长子顾逸东，1946年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应用系统总设计师；高梁之妹顾秀林，1950年生，现任云南财经大学社会与经济行为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小弟顾重之，据传在美国，是一名会计师。 书里，高梁是一个“交流比较彻底”的回忆者，一个见证父亲自述的儿子。 “1965年9月17日，秦柳方代表经济所党组织找我谈话，宣布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的决定。” 顾准自述，两天后，“跟随四清队伍前往周口店劳动改造”。“经济所”即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身），他在那里从事会计研究。 春节假期，一方面幻想回家度假，能够得到一点家庭的温暖，另一方面也有最终离开这个家庭的思想准备。到家在下午，汪璧（顾准之妻，曾任财政部商务司司长）还未回来，在家的孩子没有一个理我的。晚上，汪璧提出离婚，想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此后不应该再害亲人，忍受感情上的牵累，痛快地同意了。 “1966年春节，表面上看还是融洽和平的。春节过后，父亲离家去周口店。出门的时候，我弟弟、妹妹正在拌嘴。父亲回过头，大吼一声：还吵什么？你们没爹啦！”高梁说。 “1967年4月，高梁去四川大串联。他与一位年长的烈士子弟崔红军（解放初期曾在顾准家生活过一段时间，自称是顾准的干儿子）邂逅。崔红军拉着高梁的手，对他悄悄说了几句犯禁的心里话：‘其实，中国不少右派都是有思想的人。你父亲就是个很有思想的人啊……’，他深受震动，也勾起对父亲的无尽思念。……便和崔红军一起，给顾准各写了一封问候的信，从四川寄往经济所。” 这会儿，面对高建国文中的描述，高梁从沙发上坐起，“时间太久了，我想不起信里的内容。” 然而，父亲收到他的来信后，勾起对家人的强烈思念。一个月后，借故回到家中——……汪璧回来，一进门就严词责问我：“你害人害得还不够，还要来害人？”非要我马上离开不可，我原想等长女回家见见她再走，汪璧火气愈来愈大，看她因重装假牙，满口无牙，面容极度憔悴，实在不忍，……就这么又匆匆离开了这个“家”。……不过事情还没有完。一个月后（1967年12月），寄来了二儿以下四个孩子和我断绝父子父女关系的文据。1968年4月，（他们）把我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转来所里，从此以后，就连每月他们寄粮食的字迹也看不见了，我想念他们。 “恩断义绝，一致于此”，在自述中字字千钧。 “大姐顾淑林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加入签名。事隔多年，顾逸东提起这件事，全身颤抖，泣不成声。他最终请求世人，要责怪就责怪他一人，因为他是长子。但这件事一定是四人一起商议的结果。” 高建国思忖，那时，顾准尚且不知，儿女们为他“转户”也因汪璧已死。 “1965年秋天，母亲曾经很难过地对我说，你们都大了，要学会独立谋生……，我后来一再回想，母亲那时已经想要去死，她实在是没有一条好路可以走啊！”高梁对他诉说这段时，强抑内心的痛楚。 1968年4月8日，被宣布开除党籍、泯灭心头一线希望的汪璧，在孩子们走后，吞服大量“来沙尔”消毒水。桌上留下她颤抖的笔迹：帮助反革命分子销毁材料罪该万死。 据说剧毒发作，她倒地的模样极其悲惨。当天傍晚，“敲不开门，从邻居家的窗户爬进自己家”，第一个目睹者，正是高梁。 “我们是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 母亲“走”后，高梁结束了人大附中的高中生活。 “如果没有文革，让我报大学志愿，也许会报文科。但应当时号召，党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他分到内蒙古东部寒冷的兴安盟，“春天播种，秋天打场。一晃就是5年”。 其后，他又在乌兰浩特柴油机厂当工人6年，“所有的车间都干过”，却没有守在父亲渴求他们的弥留之际。 1974年12月3日零时，顾准因患肺癌去世。 临终前，单位来人提出，只要他肯在“认错书”上签名，就能“马上摘帽，回到人民中间”。顾准断然拒绝。 “他是很骄傲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说。 1950年，赵在中科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经济研究》任编辑，他缅怀道：“……顾准并没有上过大学，甚至连高中也没有上过。他在中华职业学校旧制商科初中毕业以后，就进入上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任练习生，时年仅12岁。但他刻苦自学，在19岁时就写成了一部会计学专著《银行会计》。……可见，顾准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学成才。 “我认为顾准学术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博大精深。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可以得3个博士’。我问他：‘哪3个？’他回答说：‘经济学、历史学和数学。’……最使我好奇的是他的数学功底。他知道我的疑点所在，接着说道：‘从50年代以来，我把数学系统地学了一遍——从初中代数、平面几何到高等数学，而且经常演算习题’。……顾准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古今中外，纵横比较。他不仅如前所说进行多学科的研究，而且从西方和中国历史的研究开始，再对未来进行考察。……‘文革’以前他就翻译了熊彼得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等著作……” “骄傲”既来自顾准对自身才华的笃信，也是命运多舛的肇因之一。 “他以一个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的身份，对抗中央财政部的财政命令。”赵人伟一语道破。 1949年年底，上方指令，上海税制要以“民主评议”进行，即按口头协定各家企业的应缴税款，因为“资产阶级的账簿不可信，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注册会计师也不可信”。 顾准并没惟命是从。为避免稽查干部查账的不专业，他挑选过去立信会计事务所的20位会计师，聘为“特约查账员”；他指示直接税局公告全市，按照当时人民币币值与物价，重新评估所有企业的财产实际价值，作为税收依据。实际账面资本出来后，企业利润的应交税率自然合理降低。 在对纳税大户实行“自报实交，轻税重罚”等措施后，顾准继而采用“专户专管”、“查账，店员协税”等颇现代化的税收方式。 “他认为，上海原本具有优良的财会制度，税制可以用查账解决。”赵人伟说。但在全国统一执行财政方针下，顾准的策略在党内遭致部分力量的反对。 自同年10月起，中央有关部门对他一再提出申斥，令其恢复“民评”，他却据理力争，“出言不逊”。 1952年，全国发起“三反”运动。这年3月4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称：市委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顾准，一贯地存在着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至于其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等职，建议有关方面一并撤除。 1955年8月，顾准在中央党校学习。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经济体制的深思，结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他在学习体会中，明确抨击计划经济体制，主张要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 学员讨论会上，他的发言被一位厅局级干部直接打断：你不要再读下去了吧。 《体会》经他修改，定稿为《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于1957年第二期《经济研究》上刊登，后来却被批在社会上“放毒”，是修正主义。 赵人伟日后称，“在被称为第一个改革浪潮的1956年，我国经济学界出现了两篇最有代表性的经济理论文章，一篇是孙冶方（已故经济学家）的《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另一篇是上面已提到的顾准的文章。如所周知，孙冶方撰写这篇文章时，曾经得到过顾准的启发。可见，在这个改革浪潮中，顾准毫无疑问是站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前沿的。” 1957年11月，顾准被打为中科院系统最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并开除党籍。 有朋友劝顾准，如果摘帽，孩子们就会来看你了。他听后翻江倒海，终于落泪妥协。 病床上，他对吴敬琏、骆耕漠（已故中科院院士、著名经济学家）说，“在认错书上签字，真是奇耻大辱。我这样做，既是为了能见到我的孩子们，也想这样做，或许能改善他们的处境。” 为让兄长如愿，顾准的胞弟陈敏之（生前曾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给侄儿侄女们去信苦劝。 他曾撰文，“和五哥（顾准）见面之初，他就曾对我说，他希望重之能回来照顾他，并且沟通感情与思想，……11月24日收到了重之来信，信中表示他不会回来，而且是坚定的。还说：‘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 顾准与儿女们至死未见，他们一句“怕受爸爸的影响”，无疑加速了他的离去。 顾准第一次打成“右派”时，曾与妻子商定，为了孩子们的前途不受牵连，他同意他们与自己“划清界限”。 “有人与家人在政治上划清，生活上却没划清”，对于顾准亲子关系的“划清干净”，高建国含蓄指出，“当年，个人抱负就是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不被淘汰出来，这是第一位的。” 《顾准全传》中，顾准第二次“戴帽”一经传出，顾重之在就读的101中学，被同学们扯去红领巾。陈敏之的夫人曾含泪道，孩子们压力也很大，在外面受歧视，被骂作“狗崽子”。 顾准的妹夫施义之，“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汪璧死后，他与妻子、顾准的胞妹陈枫，毫不犹豫对顾家子女施予关怀。他对高建国坦言，是他阻止岳母与孩子们去见顾准，“那个年代就是这样，我当个公安部长并不安全，朝不保夕。” “母爱”也横亘在父子中间。1960年冬，顾准从河南商城下放回京。亲历大饥荒的重灾区，他在日记里记有“哀鸿遍野，人相食”的可怖实况。 家中，他当着儿女面，痛批“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梁回忆，父亲说农村应该鼓励单干，允许两极分化。现在的中国是匮乏经济，政府供应什么，群众就只得买什么，没有一点选择。还有一次，一位亲戚来看父亲，他却大谈“大炼钢铁”——“就是泥地里挖个坑坑炼铁渣渣，泥土导热，怎么炼铁？”他典型的“右派”言论，把亲戚吓跑了，母亲因此不快。 “母亲作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在如何对待父亲的政治问题上，整个人处于极大矛盾中。她虽然爱我父亲，却并不能理解他的深邃思想。母亲在孩子们面前，只能按照党的要求‘正面’说话，譬如：‘党早已说明，‘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是少数，你们的父亲嘴不好。你们要和父亲划清界限。”顾逸东对高建国说。 顾准去世后，陈敏之愤恨其儿女的无情。他用一台老式打字机，将事情原委打出，印制若干，散发到顾准的朋友中去。 “他交给我时，还特别叮嘱，你要小心别让别人看到，我怕会给你造成不利。”顾准的干女儿，中科院同事张纯音之女徐方回忆道，那是“文革”后期，陈的行为十分危险。 打印本在早年，还是小范围散布。90年代中期，陈敏之不断将沉痛往事撰稿翻出，致使顾家儿女成为众矢之的。 那时，徐方偶遇高梁，他苦笑，“我们现在是全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了。” “经济学家要爱人民” 1978年，高梁返城，在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办的一家杂志社工作。吴敬琏为他介绍赵人伟，“这是你父亲生前的好友。” 老成持重的高梁一时不能自已，“狠哭了一鼻子。可见他爱他的爸爸。”赵人伟说。 “1980年，我和二哥都在准备以同等学力报考硕士研究生。有一次在一起讨论经济学时，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话：当经济学家必须爱人民。”顾秀林听到高梁这么说，为之一震。 “这和他的家庭教育、所处的时代背景有莫大关系。”高梁读研时的同届同学，当年财贸所的研究生，现任北师大珠海分校校长华生说。 他，还有高梁同寝室室友张学军在电话中，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高梁日复一日坚持跑步、苦练体质的身影。 高梁所在的831寝室，原是一间空荡的教室。在那里，每周末都会开办读书会。 读书会围绕两个主题：研读与专业无关的经典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名著《小逻辑》；对于中国改革的现实问题，作理论化深层探讨。其间，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包括社会中人纷纷加入。 张学军怀念当年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想为中国的改革探索出一条新路”，一群意气书生中，年长的高梁一惯“思考严谨，火花碰撞不多”。 高梁也坦承，在当时北京自由组合的学术圈子：诸如杜润生、王岐山、周其仁组成的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和金融所的“五道口学术圈”里，他仅是一介参与者，绝非活跃人士。 一次讨论会上，众人为国企改革，兵分三路，“激进派提倡，干脆卖掉国企。中间派认为可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保守派则连这也反对。”张学军模糊记得，高梁是“趋于保守的”。 “他默默地沿着一条路走下去。我有时觉得，这条路较窄，会限制他的发展。”张学军的看法，对应了高梁的另一好友、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之一、时任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朱嘉明所说：“高梁与他父亲最大区别就在于他的思考相对局限在经济方面，其他领域不像他父亲深广。” 1984年9月，浙江德清县莫干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与会者不乏今天公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王歧山、马凯、张维迎…… 华生后来回忆，这时正值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取得了空前成功，城市经济改革已拉开序幕，势不可挡。会议中心是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其中尤以价格改革为重中之重。 一批经济学子将以优质独见的学术论文被选入参会。高梁上山，缘于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做过编辑。 开会、征文的消息发出后，“入选者限定120人左右，可投稿就有上千份。那年7月，筹会阶段，我被王小鲁（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拉去帮忙。”他说道。 “高梁也是会上提出‘放调结合双轨制’的五人之一。”华生说，当年与会者认定，改革的市场轨道已开始铺设，价格改革迫在眉睫。他、高梁、何家成（现任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张少杰（已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蒋跃（现任陕西省工信厅厅长）在会上经过数日争论达成一致，“用先放的办法促进市场价平稳下浮，然后上调计划牌价，有些产品可以外放内调。同时，特别强调组织生产资料市场和物资部门主动进入市场，……我们把这套‘改、调、放、导’思路简括为‘放调结合双轨制’。” 一干经济学者在改革方向上统一，“破除僵化、阻碍经济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初衷都为“国富民强”——这是高梁眷顾的80年代。 “但改革将会改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心里是模糊的。有人认为，我们应该完全学美国，搞自由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彻底实现私有化，和政府彻底脱离是最容易、摩擦最小的一种制度；也有人认为，我们要保持社会主义的壳子，中国毕竟是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建立的一套供应体系，应该稳妥地、公私兼顾地改革。这些未明晰的不同倾向，在后来改革实践中，一步步确为分歧。市场成功都会经历这个过程。” 而高粱表示，“大家公认私有制最有活力，但我对它在中国的实际运行感到疑惑。” “人心坏了” 1985年，高梁毕业，进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在这家由国家体改委衍生出来的青年才俊云集的研究机构里，高梁低调如故，文章发表不算多，官至正处级。 “80年代末，就是这个正处，让我没能通过政治审查杠杆，失去赴牛津留学的机会。”他寒心的是，1990年，体改所并入经济管理研究所，原成员各奔东西，“眼看一个炙手可热的单位打入冷宫，有些人却在边上看笑话。里面就有当年一起奋斗搞改革的同仁。” 90年代初，张学军在海南，两次见到高梁。 令他理解又诧异，“那会儿，很多人比较灰心，无心学术，改行做生意。高梁也自称‘半下海’，居然炒起了期货。” 高梁的期货终是全军覆没。郭熙权在电话中笑道，“他适合宏观经济研究，实际操作能力不强。” 1992年，郭任海南洋浦工商管理中心主任。高梁任洋浦国有资产管理中心主任，主管经济开发区政府所属的七八家小型国企。两年后，他离开洋浦。 他曾对媒体吐露，“我原想，根据自己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解，制定新的管理方法，按照资产管理的方式管理”，“手下有一个管开发区拆迁的公司，有一大笔钱来运作。我自任总经理。后来上面不让我干了，换了一个人。虽然许多人都知道这个人有问题，可是上头压下来了，限期完成移交，让这个人管。管了不到半年，那人就出了很多问题。查出来以后就撤了。这时，我也站不住脚了。” “我就是‘那个有问题的人’，”郭熙权直言，“高梁曾兼任洋浦物业总公司法人。上面让我接任他的职位，他成了我的下属。” 郭熙权说，在职期间，他曾向管委会递交一“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方案，欲将这家物业总公司推上市。按其计划，在公司管辖的土地上招商，让商家建房，建写字楼，形成商业一条街。政府采用土地出租方式，定下各个商家的土地使用期限。到期时，钱、房子都属于洋浦物业总公司。 前来投资的两家股份公司提出，“投资方要占51%的股权，摆脱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直控。”方案被否。 “委员会中传出，我想把公司的总经理位置固定化，使国有资产永久掌控在我手中。高梁是委员会委员之一，却没与我及时沟通。我估计，他在心里不支持我。今天回头再看，国有资产收购早在中国大行其事。”他不以为然道。 此刻，高梁也大发感慨：“90年代，大量国企垮台，有人说体制不行。我看有外因与内因。外因是私企与外企的大量出现，对国企形成很强的竞争关系。国企过去长在温室里，环境太好，缺乏野心。内因就是企业者的责任心越来越少了，自私地想从中牟取私利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与我在80年代，到国企搞调查的体会有很大区别。人的良心坏了。为什么坏了？肯定有社会、文化的因素。但有一条，谁也不能否定，就是80年代开始所谓的‘产权理论’——难逃其咎。” “左”“右”碰撞 1998年，高梁回京。因离开单位过久，他失去了公职。 那时，他一边为《经济管理文摘》写稿，一边主持产业论坛，“体改所以前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中建立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原所一同事，后来成为民企人士，托我们办论坛，目的就是把中国整个产业实况梳理一遍。论坛上，请来矿业、石油、船业、汽车、电子等各行领导、专家。” 其间，“非主流经济学家”的主要人物杨帆，因为“一些问题上观点相近”，与他相熟起来。 2001年，杨帆帮助高梁出版《挺起中国的脊梁：全球化的冲击和中国的战略产业》。在他与《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王小东引见下，高梁担任过《中国产经新闻报》副总编。 2004年8月，经济学家郎咸平公开指出，“MBO（管理层收购）是一个掠夺国有资产的最好办法”，他的论调与高梁的观点不谋而合。 在郎咸平与企业家顾雏军的MBO争端引发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中，高梁站出来表态，支持郎咸平。 顾雏军一方，有他过去体改所的同僚，“主流经济学家”。“他们对他有些失望与奇怪，”杨帆说。 高梁昔日“一个战壕的战友”认为，为了推动国企私有化可以不择手段，“为了吃到这锅饭，你可以先往里面吐一口口水”。高梁对此极为不满，搜集了国企改制过程中许多违法操作的案例。 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卢周来在Email里写道，一次，在社科院法学所，讨论某国企改制侵吞国有资产的具体个案，“有人仍在挺MBO，高梁历数国企改革中的黑暗面不时被打断，他非常愤怒地起身离开。” “还有一次，在国务院某部讨论科技发展战略。我提出我们国家这些年来，过于依赖外资和外来技术，冲淡了自主创新、自力更生的精神。立刻有一位经济学家跳出来，你是义和团、红卫兵、冲锋队……”高梁仍记得那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 举办产业论坛5年，他自认为，有一层收获就是“逐渐明确了一些想法”——“今天的改革肯定有悖于19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提出改革的初衷。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在体制改革中，对市场功能不切实际地夸大，实际是在鼓吹‘纯市场化’理论，它是导致现在社会上道德指数低下、贫富差距拉大、腐败日益增多的主因”。 “他们以‘新自由主义’理念在指导改革，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最好什么也不管，干脆退出竞争领域。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中间，没有国家主义进入，它发展不上去，永远是三流、四流的。 “我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国企改制进程中，国有资产被侵吞，工人权益被漠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既得利益者的不法行为‘视而不见，反助其力’。 “要发展民族工业创新，防止外资侵入，使国家失去开发核心技术的能力。现在很多问题出现是人们观念变了，失去了道德底线，这不是市场化的改革能解决的。需要一种新的价值观念来团结社会，‘这是个应该强调社会利益的时候，是个应该弘扬正气的时代’。” 他自信，被主流经济学家斥为“国家主义者”——“绝不是一个贬义词”。 毫无疑问，高梁的论点论据，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他父亲思想的传人眼中是典型的“左八股”，他们对类似观点的批判，也是那么的典型。 经济学家姚洋说：“说要防止外资侵入，但我们的主要技术进口都是外资搞的。这样来看，外资不也贡献很大？不能说人家来了，就是白给中国送技术吧？这也是一种生意。” 赵人伟说：“目前贫富差距拉大，对这一事实，似乎都没有分歧。但究其原因，解决办法，分歧就大了。有人认为是市场取向的改革造成的。我认为，关键不是市场取向改革搞错了，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上。” 被高梁等人视为“自由派经济学家”代表的茅于轼就高梁的某些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纯市场化肯定不对。但说因为市场化使得道德败坏，毫无道理。正气在哪个社会都要讲，但是不是社会主义就是正气，资本主义就是邪气？是不是投机就不创造财富，只有生产劳动创造财富？我认为，一定的投机是好的，投机过度就变了。” “不管是国家垄断还是私人垄断都是坏事，垄断的问题是降低效率。选人机制上也一样，不好的产权选不出好人来。我们国企领导人都是委派的，不是选拔竞争出来的。政府还是要起作用的。并不是主张政府干预越少越好，是该干预的就干预，不该干预的就不要干预。” “我们当前改革的大问题是市场化的方向没有坚持，现在倒退了——国进民退。”末了，他指出，“发表那些观点的人，有一种可能是在改革中受到伤害。现在左的思潮抬头，他们与这股思潮之间，至少感情上是呼应的。” 对于高梁的观点，他的导师、“吴市场”吴敬琏从未作公开评价。 据徐方无意中透露，今年4月，她从日本回国，曾与吴敬琏相聚，“吃饭时，他谈到顾准的孩子不知为什么，现在思想变得有点‘左’。他心里不太好受。” 娜拉出走后怎么样？ 2001年，编辑《顾准日记》的丁东与中国青年出版社责编李丕光合力将陈敏之与高梁约到一起。 “顾准的遗作中，除《希腊城邦制度》交给吴敬琏。一部分日记，还有他与陈敏之的信件往来、文稿在陈敏之处；至于另一部分日记、顾准的学术笔记、卡片放入档案袋，由社科院交给了高梁。”丁东介绍道。 明知叔侄间有隔阂，但出版社想将他们各持部分组合出版《顾准文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愿望，把顾准的精神财富流传下来。”李丕光说。 《文存》正式出版后，陈敏之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将手持的文稿著作权交给了高梁。 李丕光在编《文存》时，竭力不删改原稿，“编到后来，我们连广告都没想做，只想将它平静地引入市场。” 80年代末，陈敏之即想出版《顾准文集》，特请王元化先生作序。因作序延误，错失出版时机，直到1994年，王元化向陈敏之推荐了贵州人民出版社。对方原以为只是已故学者的一般性著作，还让陈敏之自掏一万多元。陈敏之对顾准的思想，视若珍宝，为出版一口应允。“出版后，分量相当重。出版社受到上级‘压力’，出版过程遭到伤害。但书的效应终于发散出去。”丁东、李丕光纷纷说。 吴敬琏曾就《文存》中的精华——《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作撰文分析：“从理想主义出发，许诺一个地上天国。因为自以为许诺的是一个地上天国，所以就以为有权运用一切手段，包括（用）专制、杀戮的手段来建立这个天国，一切反对这种做法的人都应灭绝，于是这个理想主义就会转化为反动的专制主义。他（顾准）说他自己也是相信过可以有地上天国的。他投身于这个运动。结果循着这条路……走到他去世前，文革那种法西斯专政的状态，他说他现在认识清楚了，他坚决地站在经验主义的立场和专制主义做斗争。” “当年父亲想得已经很深了，我们这些小孩哪里能懂？他偶尔冒出的观点中，有两点记忆鲜明：第一，辩证法是不是宇宙普适真理？他认为不是，只是部分适应。第二，中国历史与欧洲历史的区别。他指出，马克思在著作里说过，中国没有封建主义。这两样和我们的教科书不一样。 “80年代，我开始读他的原稿。以前我们受马列主义教育长大，对他写的一切感到振聋发聩。这是我读后切实的感受。什么叫解放思想，这就叫解放思想。” “直到今天，我认为他在治学处事的态度上，仍是值得推崇的。还有他的哲学思考里——不要把马克思哲学思想作为不可移动的教条，我是同意的。这是我对我先父的态度。”高梁说。 “希望他们长大以后，还能像鲁迅说的那样，敢想，敢说，敢怒，敢骂……”1957年至1962年，顾准在自述中无限寄望于生机勃勃的儿女们。 如今，高梁确实“敢怒”。一次聚会中，有人说，谁发动了“文革”，谁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 他当即翻脸，“毛泽东提倡学雷锋。现在提倡MBO，贪污腐败盛行，这是谁的账？我说改革开放摧毁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行不行？对历史谦虚点，不要动不动什么坏事都怪毛泽东。他是国家的领袖，这个国家是他缔造的，缔造容易吗？没有毛泽东的恩德，有中国的今天吗？我们家可以说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但这一条，我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 另一次，有人质疑，所持观的点是否有违他父亲的理路，他忿然回答，“如果我父亲活着，他也会像我这样。” “他是在做秀么？他是最应该对文革有深刻反思的人。如果不是，他这一生就太可悲了。”他的反对者里，有人这么说。 “我经历过毛时代，身上会有时代的烙印。但并不妨碍我作理性思考。我的兄弟姐妹们应该跟我差不多，否则我们不会走到今天。”高梁的语气与其说理性，不如说是对于某种信仰的执守。 当初，在这份“信仰”与深爱的父亲之间，他选择前者。现在改革进程中，“不管有多少人已经漠视，不再相信马列思想”，他的信仰仍在指引他的方向。 在《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中，顾准始终追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将要如何发展？ 这一追问依然继续。一个年轻的来自高梁学术观点对立派中的一员追问高梁：“改革至今，市场化是我们目前发现社会资源配置最优的制度。市场化固然造成贫富不均，但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办？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吧？” “他的提法有问题！好像不走市场经济，就是走计划经济。现在不就是既有市场化，又有政府在管？改革30年，不要以为我们一动未动，应该说改革已取得伟大成就。再说我并不反对市场，我是反对腐败地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高梁振振有词，“学者有两条根本：一是方法，二是立场。方法就是实事求是，立场是为国家负责，为人民负责，为弱势群体负责。这点我和我父亲一样。” “高梁与他父亲看似观点有别。但仔细想来，顾准的思想在他那个年代不容于主流，高梁的思想在当下也不容于主流。” 就连他的外表都是那么不合时宜——脚上长年不变的一双军用黄胶鞋，步入任何场合，那让他的朋友与对手都一致形容，“像个农民工。” “莫干山会议上，我印象深刻的是齐永贵等人联名写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开了一家金融公司，一见到我就说，你来做什么？你这人发不了财。” “当官、从商，都要当孙子。”他好像早已了然。真要那样了，他又怎会是顾准的儿子？ (参考资料:《拆下肋骨当火把——顾准全传》高建国著；《从一些片断看顾准的学术生涯和感情世界》赵人伟著)

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主办单位：天则经济研究所 时间：2011年7月30日下午 地点：北京香山饭店 王占阳：本来想全程参加这个会议，我对这个会议很关注，但是因为记错了，就答应清华的会议了，那边12点半才结束，所以上午很多精采发言我没有听到，很遗憾。 下面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广东、重庆的问题对于我们知识界来说，首先应该站在一个理性的、中立的、全局的、客观的立场来看。我对于他们之间的争论、纠结没有太大兴趣。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这么一个事实，这就是重庆和广东都是积极探索的地方，不管他们的探索怎么样，他们毕竟都不是抱残守缺、绝不改革、绝不动弹的，既然他们都动起来了，又都得到了某些社会支持，那就说明他们的探索都有合理因素，我对这个合理因素更感兴趣，因为中国今后的发展不在于找出不合理因素，而在于找出那些合理因素，并让它们配套组合，从而形成前进的方案和路径。 在这样一个思路下，我认为首先应对两地两位领导的主动进取精神都给予应有的肯定，不容易。在那么多省份都在按兵不动的情况下，他们都在动，这就很好，死水一潭活起来了，活起来才能解决问题，在死的状态下怎么也不能解决问题。 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谈经济，一个谈政治，我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谈。这次有一个所谓做蛋糕和分蛋糕之争。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接受过《重庆日报》的一个采访，后来他们发表出来了，三千多字，叫做《做蛋糕是为了分蛋糕》，我是比较支持重庆方面把做蛋糕和分蛋糕结合起来的思路的，因为这也是我过去一贯的想法。这次广东方面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点是做蛋糕的观点出来以后，我们看到的普遍是批评意见。但我认为这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所以我下面的话是对中央说的，是对全国说的。因为作为地方大员他必须得听中央的，在这点上他没有犯错误，政治正确。问题是中央错了，他就得跟着错。 我这里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必须与时俱进，不能固守它过去的固有含义。 我们回想“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在计划经济刚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那时市场经济还没有形成，经济运作全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面，如果政府在那个地方天天闹革命，不去搞建设，建设就搞不起来，整个发展改革就都谈不上。在这种情况下，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就是说政府要动起来。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一定要追问这个主体。当时实际说的是党和政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然不是指老板，老板天天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党和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相当长时间内都是合理的，在当时是很正确的选择。我们再追问这个“经济建设”是指什么?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这个经济建设其实主要是指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主要是指以生产为中心，这在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是对的。招商引资、投资等等，大家都抓生产，这才开始有了大发展。 但是，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后我们就需要重新思考这个问题了。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经济建设已经主要是市场的事，而不再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了。政府也应相应地退出这个领域，而不再是总想唱主角了。但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结果就是政府继续拼命投资，拼命地把在很多情况下祸害老百姓的所谓国企做大做强，然后就是过度的国家干预，以至于搞国进民退，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反的。当初邓小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推动市场化改革的，而现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却是反市场经济的。而且它还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在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大型国企背后隐藏着大量的腐败。腐败分子特别喜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为这意味着政府投资、投资、再投资，然后就是他们的回扣、回扣、再回扣……，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而不再是像过去那样代表人民利益了。 这个口号要不要拿掉?我说也可以不动，但需改变它的含义。问题是什么是经济?什么是经济建设?经济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生产、交换是经济，分配、消费也是经济。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建设必须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全过程，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少。但政府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仍以生产建设为中。生产、交换这个主要由市场来做，政府不要再以这个为中心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经济职能是什么?是财税。政府的中心工作是什么?是搞再分配。西方议会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财税问题，政府的大部分时间用于执行议会的财政法案，所以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转向市场经济后也要转向这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能再是过去那种意义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否则就是政府越位和缺位了，而且是走向非常严重的腐败了。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还可以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的内涵已应转变为以公共财政为中心了。以公共财政为中心并不是不是财政收支越多就越好，增加和减少政府收支都是财政问题，征税和减税都是财政问题。政府收支既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而是越适当越好，越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公平分配就越好。 分蛋糕包括两块，一是初次分配分蛋糕，一是二次分配分蛋糕。政府直接操作的是二次分配分蛋糕。一次分配首先是由市场来做，不应政府包办。但是政府也应为实现公平的一次分配创造条件，允许和促进这种公平分配所需要的公民社会的发育，创设为这种公平分配所必需的法律条件、司法条件和政府机构。比如应该允许建立职工真正能够用来维护自身权益的工会，这种工会至少也应独立于私企老板和国企老总，否则就是“黄色工会”。至于这个工会怎么建?可以研究。工会是实现和保障初次分配公平性的关键因素。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工会已经到了非发展不可的地步。不发展工会，初次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倒是应该政府出面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提法不是不可以延续，而是它的内涵一定要改变，要跟市场经济发展相配套，以实现和保障公共财政为主要内涵。也就是说，不能笼统的说重点做蛋糕还是重点是分蛋糕，市场经济自己既做蛋糕又分蛋糕，但是政府工作的重点不能再是做蛋糕了，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分蛋糕。这个东西需要掰开谈，不能笼统地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应该看主体，主体不同重点就不同，总是笼而统之地谈问题行不通。 张木生：就是重点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没法弄。 王占阳：就是市场管市场的，政府的管政府的。 张木生：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 王占阳： 对，就是各管各的，别混在一起，那样永远说不清楚。 在中国的问题上，下一步问题就是怎样把政治和经济统在一起，怎么把这个蛋糕既做好又分好。其实上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命题的内涵转换非常关键，这个转换就是要把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重新理顺。如果固守传统内涵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仍然是一个劲地投资、办国企，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没法理顺。所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内涵改变后，政府才能把市场的应有位置让出来，也才能让市场活起来。国企做大做强，控制那么多领域，到处都是玻璃门、弹簧门，经济建设怎么能搞上去?出现的问题和麻烦大了，我就不多说了。这样改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扩大市场经济的空间，让市场充分活起来，经济建设才能搞起来，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政府要解决好分配问题。分配问题都已经烂成这个德行了，还不狠抓分配，那能行吗?所以老百姓对于做蛋糕为重点，反映那么强烈，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换成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这样。这个问题不是广东的问题，这是中央的思路问题，广东他不得不说，下级得服从上级，他得服从中央，这个没有办法。 再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政府应样才能做好分蛋糕这件事?其实广东和重庆各给了我们一部分答案。重庆的答案是什么?重庆的答案是在现有政治体制还没有变动的情况下，也可以做一些事，而且他的这些探索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份答案的重要性在于：我们不要等到政治体制改革改完了以后再来解决分蛋糕问题，那就全崩溃了。政治体制改革要一步步走，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等政治体制改革完了再分蛋糕?来不及了!还没等到，忍无可忍的公众就造反了，天下就大乱了。所以，重庆的办法对于全国来说是一种救急的办法，一种接续的办法，客观上也是为政治体制改革争取时间的办法。重庆经验确有积极意义，有重要性，也有全国性。但不是各地创造这种经验的力度都是相等的，重庆可以走到前面，是因为薄熙来有特殊政治资源，黄奇帆又是经济人才，这就可以先创造一些分蛋糕的经验，这对全国有好处。 广东特点在哪里呢?广东特点在于强调政治体制改革。他们光讲法治，是因为不敢讲民主，其实背后还是讲民主。在中国光搞法治搞不起来，没有民主不可能。而且广东还特别注意逐步落实和保障公民自由，特别是在培育新闻舆论自由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广东培育了南方报业集团，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成绩。其意义首先就在于为长远的政治体制改革布下了一枚战略棋子。不仅如此，它对解决当前紧迫的公共财政问题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什么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就是具有民生性、公开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财政。民生性是经济内容，后三者是制度保障。集权政体也不是不能搞民生财政，比如古巴就搞得相当好，但这必须以政权尚未腐败为前提，如果政权严重腐败了，那就必然会大打折扣，甚至是反其道而行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就更难在严重腐败的情况下推进民生财政了。即使是在重庆能做到的，拿到全国去推广时，也必然会大打折扣。那么怎么办呢?靠民主法治吗?理论上当然是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民主法治在哪儿呢?现在的人大选举都是形式主义的，人大并未真正掌握财政决定权，而且大部分政府收支实际都是不经过人大的，所以现在既没有民主财政，也没有法治财政，这些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逐步建立起来，这就产生了一个“远水解不了近渴”的大问题。这时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只靠自上而下的推动，那就不仅会使民生政策在实践中大打折扣，而且还会随着时间推移，越往后打的折扣就越大。以至最后虎头蛇尾，不了了之，民怨重新沸腾，直至无力回天，全盘皆输。那么，有什么办法应对这种局面呢?办法就是大力推进阳光财政。不仅政府自己要去主动地做，而且更要依靠人民的推动和监督，因为只有人民才是追求民生财政、阳光财政的最执着、最有力的力量。而要使人民能够发挥这种重大战略作用，那就必须在实现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上下功夫，特别是在实现和保障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方面下功夫。这就是去年我在《学习时报》上发表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有赖于公众参与》一文的主要意思。 在民主法治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就要以自由来弥补这个制度空间。有自由才能有公众参与，有公众参与才能尽可能地推进阳光财政，因而全国性的民生财政也才能有保障。即使是这种保障还是不充分的，那也远比没有这种保障好得多、自由本身当然也需要保障，民主法治就是自由的制度保障。但自由的根在社会，保障自由的最根本的力量、最大的力量也是来自于社会。所以在民主法治形成前，自由也有可能获得根植于社会的保障，从而成为一种难以撼动的力量，也就是一种事实上的制度性的力量。而要做到这一点，实践中首先需要的就是政府的宽容、依靠和培育。这就能使民间和媒体追求公共财政的力量比较有秩地释放出来，从而使国家能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力量的战略合作中，持久有力地解决当前至关重要的财政问题，并使之逐步地发展成为一种秩序和制度。 所以，就当前的迫切需要来说，广东和重庆各有重要贡献。重庆的亮点在于民生财政，广东的亮点在于公民自由，特别是新闻舆论自由。这在两地是分开的，或者说是各有侧重的，但又是非常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紧密结合起来的。它们实际是中国的两个轮子，少了任何一个都得翻车。现在就是缺了这两个轮子，所以我们离翻车已经不远了。 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自由的未来就是民主和法治。广东重视民主法治的思路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思路，因而也是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思路，是非常重要的思路。但除在自由方面有相当推动外，这个思路在广东几乎没法执行，因为直接推动民主法治，搞比较大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不是地方能干的事，他没有被授权，也就没有操作空间。但这并不等于这种思路没有重大现实意义。实际上，不久的将来急需做的一件事，就是中央宣示政改决心，开始筹备政改，并在近年内开始实施有份量的试点，这对挽回人心、安定人心有很大的意义，而且这还是已有很强的战略紧迫性的重大现实任务。政改之路需要走三、四十年，但启动政改已是紧迫的现实任务了。 总之，从全局上和战略上看，广东和重庆的探索所包含的自由、民主、民生方面的基本要素都很重要，它们之间的相互结合也非常重要。我们不应把它们弄成对立的，而应把它们弄成统一的，这才是未来中国走出困境、走向光明的康庄大道。 但对重庆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也有些看法。其中一个就是基尼系数要在五年时间从0.42降到0.35，这是不是有点大跃进了，太猛了。因为现阶段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要说我现在致力于逐步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还可以。 杨平：在重庆会议上，经济学家给黄奇帆提出这个问题，黄奇帆算了三笔帐，说为什么能做到，其实大家都担心这个事情。 王占阳：搞得过快了以后，短期内可以实现，长期怎么样呢? 秋风：短期内先实现再说，管他长期呢? 张木生：他的失业率三年之内要降到3%以下，也是大跃进，但是他也要干，干吧，先干着再看吧。 秋风：对，能享受一天是一天。 王占阳：干总比不干强，什么事都不干是最大的错误。 张木生：现在最大问题就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绝不作为嘛，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杨帆：不过也可能做到，把有钱人都吓跑了，重庆的基尼系数就下降了。 张木生：他那个官员黑，但是和中央没有勾结，他的资本家也黑帮化，但是还没有和外资完全勾结在一起，这是他能改的前提条件。 王占阳：所以重庆能动起来，但又不具有全国全面复制的可能性，他们的做法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在全国用，但是必定会被稀释，只有自由和主动的公共参与才能解决这种稀释问题。我想根本的问题是，重庆、广东先做起来了，这些就都可以提出来讨论了。作为学者来说，我们提出善意的意见和建议，有些事情，比如他的政治动员方式，这个肯定是全国没法推开的。 张木生：包括他的运动式，你怎么接受? 王占阳：不能接受。包括警察都受不了了，重庆的警察。 秋风：我觉得真应该把警察轰到街上，这是对的。 王占阳：对警察的管理有点过分。我们学员是民主党派的，是重庆民主党派的，他们到警察中调研，发现警察存在的问题是劳动强度过大、睡眠不足、精神压力过大。 笑蜀：会造成另一种不平衡。 王占阳：这种做法具有不可有持续性。过一段时间薄熙来走了，高压没有了，他们又反弹回去了。 杨平：我看到很多地方政府，去见地方官，哪有休息?根本没有休息，非常辛苦。 王占阳：现在批评重庆是人治就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都是人治。批评重庆违反法冶也等于没有批评，因为全国到处都是违反法治。只不过是他在风口浪尖，他那点烂事一下子弄出来了，其他的地方藏着呢，你看不见。 张木生：刑法306和307条就是重复的，你为什么偏偏给律师定这条，你有了恶法才有了恶政，是重庆一家吗?全国都是这样。 蔡霞：是重庆开了恶劣的头。 张木生：重庆不是最早的，东北那100多个是最早的。 李晨：陕西的更早。 王占阳：“革命前辈”很多。 张木生：前赴后继。所以，人家说有这条法，你干脆把律师制度取消。 王占阳： 所以，站在全国前列的积极的改革者必须对于一些基本的价值原则予以肯定。对于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这些原则都必须予以肯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对于公平、平等、均富这些基本价值也都必须予以肯定，因为这些也是我们必需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也是不得不特别强调的。因为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本身就是普世价值。如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只适合于欧洲的话，中国就不要搞社会主义了，也不要搞共产党了。马克思是欧洲的，你们是欧洲特色的，我们是中国特色的，什么建党伟业?建什么党?共产党是外来的，社会主义是外来的，我们都不要，我们只要中国特色的，要元明清的，不要外国的……。所以普世价值都要肯定，不肯定不得了。具体的做法则是可以研究的。作为改革者，在基本价值取向上还是要强调的。我认为广东和重庆在价值问题上各有所长。重庆方面强调的是公平、平等的原则，在经济上讲公平和平等。广东方面则是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比较多。但广东想做的许多事情却没权做，做不下去。最近我到深圳去，我问我同学，他在那里干了20多年了，我问他腐败到什么程度了?他说已经100%腐败了，小科长都能贪污好几千万，老百姓能架得住这么贪吗?受不了了。所以，他们说的很好，上面不动，下面一点办法也没有。 杨帆：如果重庆科长跑到广东去呢?

理性评说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一） 地方治理与国家转型研讨会——以广东模式、重庆模式为例记录稿 天则法律与公共治理研究中心主办，2011年7月30日，北京香山饭店 　 　茅于轼： 各位来宾，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这个会。今天上午委托我来主持，我主持人的任务就是按照会议议程进行，我控制每位同志的发言时间。议程大家都有，今天崔之元老师不能来，因此他那一个小时，刚才我跟秋风商量，把他放在最后作为自由发言来利用。我就不一一介绍，哪位同志发言的时候自己介绍一下。 我作为上午的主持人，还有一个15分钟的致词。首先，我希望这个会开成一个学习的会，大家彼此学习，彼此尊重，我不希望把它开成一个说服别人的会，说服别人，你说服不了，时间就浪费了，你想想别人的观点里面有什么好的，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每个人都能从这个会上有所长进、知识有所增加，我觉得这是我最希望的，所有的天则所的会都能做到对每个人带来知识的增量。这是这个会议总的希望。 下面，我说说我这十几分钟的发言，我的题目讲的是“ 从世界大潮看国家转型 ”。 大家知道100年以前孙中山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100年前，他有这个眼光，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现在多了100年，我们看有没有这样一个潮流呢?我觉得是有这个潮流的。孙中山那个时候讲的潮流，我想他讲的是三民主义，讲总理遗著，什么是总理遗著?在国民党的时候，每个礼拜一要开纪念周，就是念总理遗著，他说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40年，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他想的世界潮流大概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三民主义，第二方面就是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就是中国人不要受欺负了，因为孙中山是在晚清的时候，中国一直受欺负，所以孙中山有这个希望。现在这个潮流，我感觉是存在一个普适价值，这就是世界潮流，什么是普适价值?我的理解就是民主、法制、平等、自由，为什么这是普适价值呢?我认为它还不是最基础的，最基础的是人类共同的道德，不管是什么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孔夫子，都有一个共同的道德，这个道德大家都知道，不要说假话，要彼此尊重，要有宽容精神，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人类共同道德，这个我想不会有人反对。为什么有共同道德?我觉得这是人类脱离动物的根本原因，动物没有道德，马克思讲劳动使猿变成人，我觉得不对，是道德使猿变成人，道德是经过人类社会几千年、几万内的博弈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遵守道德是人类社会的最优解，最优解是什么?就是道德。讲道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是我对道德的理解，如果有道德就有普适价值，平等、自由、宽容、博爱、法制，这一系列是这么来的。 当前世界的矛盾有各式各样的矛盾，我觉得不管在中国，在利比亚，在突尼斯或者在哪里，它的冲突就是普适价值和当地的传统文化相冲突。拿中国来讲，就是普适价值和中国的皇权文化，我们几千年皇权文化的冲突，在利比亚有他们的冲突，在埃及有他们的冲突，他们的冲突和我们不太一样，非洲也有非洲的情况。但是，它都是一种本地文化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最后，我觉得本地文化要调整自己，适应普适价值，但是并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只是放弃自己文化传统中间跟普适价值不相容的那部分。 今天我们的这个题目是“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的比较”，看这两个模式，在我看来，还要拿普适价值来衡量，哪一个模式更接近于民主、法制、人权、平等、自由，更接近于这些东西。当然，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看法，我觉得这是我比较粗浅的看法。我本来要写一篇东西，但是没有写完，我觉得我们回顾一下对普适价值的认识，在满清的时候，对于西方世界了解的非常少，我看文献讲林则徐是比较有眼光的人，他相信英国人的腿是弯不下来的，这是林则徐的看法。所以，他们不可能到朝廷上下跪，原因是它的腿有有一根筋弯不下来，这是林则徐的看法，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可笑，但是确实他那个时候是这样想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对普适价值认识是不太容易的，我们从满清的封闭的状况走到今天，有没有普适价值?现在还是有争论的。在孙中山死了以后，就是他死的前后，大家知道有一段时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一个目标，因此那个时候共产主义是普适价值，全世界都要走到共产主义去。经过七八十年的实验共产主义失败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行了，绝大部分国家放弃了。现在我觉得不大会有人再要求，虽然我们还叫共产党。相信的还是现代社会的制度，我们宪法里面写的虽然是公有制为主，但是还是承认各种所有制，承认人权、法制，这都写在宪法里面，宪法里面原来是没有的，现在都有了。 所以，我们对普适价值是不是有一个回归，收敛到同样一个认识里面。这个收敛的结果，我认为就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所有违反基本道德的制度也好，做法、政策也好，通通要被唾弃，我们文化革命就是违反最基本道德的。解放后好多事都是违背了最基本的道德，没有宽容、没有同情心、残害人，这都是缺乏基本道德。所以走向了无产阶级那种形式的专政。 别的我没有把握，有一点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因为我是经济学家，什么东西有把握?人类一定会有一个市场制度，这一点我有非常高的把握。原因是什么?因为只有市场制度能够最优配制资源，这是经济学所严格证明了的。市场制度是对付资源稀缺的唯一办法，资源总是稀缺的，我们的欲望是无穷的，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靠市场制度，它能够最优。所以，我们不要幻想会有一个没有货币交换的没有商品的社会，不可能，如果是这样的社会，一定很穷了，资源是非常浪费的。所以，我们如果面临资源越来越稀缺的环境的话，必然要走向市场制度。所以，我说价格万岁，价格不可能没有。别的我没有把握，因为在别的我不是专家，但是对经济学，我想了几十年，我认为这一点我是有充分把握。而且由于最近50多年，市场经济的建立，解决了资源配置的问题，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市场得到任何一种资源，不需要通过打仗。最典型就是日本，日本占领我们的东三省，后来打东南亚，就是为了资源。东三省的煤、铁、粮食，东南亚的橡胶、石油，他需要发展，发展需要资源，日本没有资源，所以只有打仗。现在的情况，日本还是一个资源穷国，但是他是经济上的强国，他用不着打仗，他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一种资源，中国现在也走上这条路，我们用的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市场上购买。所以，在我看来争夺资源的战争一去不复返，除非一些国家的领导人糊涂得要命，用政治干涉市场、破坏市场，这个就非常危险。虽然争夺资源的战争没有了，剩下的战争就是和普适价值的冲突。所以，我们中国将来走什么道路，需要看清楚。在我看就是要避免和普适价值发生冲突。 这就是我的开场白。我遵守时间，15分钟。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项目，请肖滨老师做广州模式的报告。 　 　肖滨： 我在中山大学的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教，感谢天则所茅老师和秋风兄的邀请，有幸和大家交流关于广东模式的话题，希望通过这个交流向各位学习，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不断思考和学习的过程。 各位老师，各位同行，我跟大家报告的题目是“ 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我今天讲几个问题，一个是学界的争论，点一下广东模式历史由来，主要是广东模式基本内容，最后谈一下广东模式往哪里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中国模式这个问题，学界有些争论，争论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究竟有没有中国模式?我注意到MIT的黄亚生一口否认说没有中国模式，说这完全是学界杜撰出来的，说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这几年发展和东亚和全世界发展没有独特之处，没有中国模式，这是坚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要慎用“中国模式”，因为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中国模式可以复制吗?持怀疑态度。第三种认为是有中国模式，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他们认为有中国模式。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究竟怎么界定中国模式这个概念?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狭义地界定为经济增长模式，从这个角度谈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就是广义的界定，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第三个争论就是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一下，按照丁学良的观点，中国模式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还有人追溯的更更早一些，至于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各方说的不一样，潘维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说法，不少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这个说法不认同。不管怎么说，关于中国模式具体内容是有不同说法。第四个争论，假设有一个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框架下有没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中国模式是不是铁板一块?学界的争论大概就围绕在这样几个方面。 我不想再纠缠于这些争论，我就姑且接受有中国模式的说法，为什么这样说呢?其实我心目中不太拘泥于模式的说法，因为你们都说模式，我就说模式，我用这个模式表示的就是一种套路，不是道路，中国这30年的发展确实有它自己的套路，这种套路是别的国家没有的，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国套路，因为学界都说中国模式，我就姑且接受中国模式的说法。在这个情况下我赞成把中国模式界定为政治经济学模式，就是政治、经济、社会三个层面为一体的概念，而不是简单定位为纯粹的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所以，我接受丁学良提出的中国模式三分架构的说法：一是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二是中国特色社会控制系统，这个控制系统由五个“方面军”组成，第三就是受政府控制的市场经济。我基本同意他的三分架构的论述，但是我的判断是他的论述太简单，而且没有看到中国模式框架下一些地方形态是很复杂的，还有比如说权力架构，如果仅仅说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这样，这30多年好像没有变化，我不赞成这样，我们看到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权力架构是有变化的，如果没有变化就没有办法解释中国经济30年长足的发展。他的大框架我赞成，但是太粗糙、不细腻。因此，我认为中国模式框架下还有具体形态，我的判断是广东模式是这些具体形态中的一个典范，有它的特殊价值，所以我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广东样本。 广东模式怎么来的呢?刚才说中国模式是1978年开始形成，有的追溯的更早。我的基本判断是这样的，中国模式也好、广东模式也好，它这里面的权力架构这块肯定不是1978年才形成的，权力架构这块追溯到历史渊源的话，江西时期是发源期，延安时期是定型期，1949年之后是扩展期。讲中国模式或者广东模式的三个板块，市场经济这块肯定是1978年之后引进来的，包括社会层面变化也是1978年之后有的，所以我认为应该把历史纬度拉大来看广东模式和中国模式。目前我集中在改革开放这30年来看这个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广东模式的形成除了那么长的历史渊源，我觉得四点可以说明。 一是在改革开放历史中形成，第二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第三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四是在社会或民众的参与或推动下形成。改革开放我就不细讲了，其实广东的改革开放主要是三个历史阶段，比如1978到1989是一段，停顿了两年之后，1992年小平南巡，到2003年是第二阶段，2003年之后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个改革开放进程中广东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个是开放力度比较大，经济特区开始有四个，三个都在广东，整个沿海广东开放比较早，改革的力度广东一直比较大。所以我的第一个判断，广东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离开历史的过程没法理解广东模式。从这个角度来讲，简单地把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对比，其实有一个时空上的错误，为什么?重庆模式很短，基本上是薄熙来去了之后才冒出来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是1978年之后慢慢形成的。所以，我的判断要对广东模式做一个更深度的、更长远的历史把握，而不仅仅只看汪洋和薄熙来，我特别不赞成简单把汪洋作为广东模式的代表，如果这样的话，习仲勋、任仲夷呢?谢飞呢?这些人都对广东模式有重要贡献，在我看来任仲夷在广东模式形成中更不可估量的地位和作用。 因此，讲广东模式的形成必须说第二点，就是在三代主政者的历史接续中形成。这里不讲中央层面的主政者，比如，邓小平、叶剑英、谷牧等他们的贡献当然是存在的，这里主要说广东省的三代主要的领导人，80年代是习仲勋和任仲夷，最主要的就是任仲夷。他们干了什么，第一就是为广东争取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广东这个地方你给他多点自主权，他的地理优势，历史传统就可以发展。最后争来了八个字，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这样为80年代广东起飞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没有这个东西，中央不向广东放权，根本谈不上后来的发展。第二点就是任仲夷的“三放”，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任仲夷当年是顶着各种压力的。此后，谢非可以看成是第二批主政者的代表，汪洋则是第三批主政者的代表。为什么是汪洋呢?汪洋之前有两个人物，一个是李长春，一个是张德江，最后是汪洋，我个人认为汪洋是这波的代表人物，从任仲夷、谢非到汪洋，这三代主政者的前后接力为广东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政治上的推力。换句话说，除了中央层级的领导，广东模式的政治香火是他们接续起来的。因此，广东模式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最近七八年或者五六年的产物。 第三点就是广东模式是在三波思想解放浪潮中形成。第一波思想解放冲破两个凡是，当时习仲勋和任仲夷都是批评“两个凡是”的勇猛战将。第二波思想解放，就是走出“姓资姓社”，八九之后中国改革开放应该往哪里去?报纸上到处都是说反和平演变这些东西，迫使邓小平南巡，邓小平南巡讲不要纠缠“姓资姓社”，这个时候谢非陪同他一起南巡，谢非非常理解邓小平搞市场经济的思路，所以谢非主政广东的时候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制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加强农业、交通能源信息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这就是“三个三工程”。第三波思想解放就是汪洋2007年来的时候推进科学发展，这是第三波思想解放。 此外，社会或大众的参与和推动也是重要的力量，很难想象，没有那些创业的企业家、个体户和无数的农民工、进入广东打工的外来工以及那些活跃在广东媒体中的记者等，能形成所谓的广东模式。总之，有四种合力形成广东模式，(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思想解放、精英主导和大众参与。 下面我讲一下广东模式基本内容，就是从三元架构来讲。第一个就是政党和国家，这是权力架构，我的判断是调整中的权力架构，第二个是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三是社会，分两个层面来谈：一是还在建设中的有保障的社会，二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为什么这样说?成长是自发性，建设是国家政府的建构，所以是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 现在看第一点，丁学良在关于中国模式三角关系叙述框架中，处于三角关系中顶端位置是核心的列宁主义权力架构。总体而言这一判断当然适用于广东模式，就是广东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判断广东模式的话，这样有点太片面了，这些年权力架构的内核部分是没有变的，但是权力架构的边层部分或者技术性部分发生很大调整和变化。看广东模式不能讲一般列宁主义原则的坚持，还要讲边层结构的变化，这是广东模式的一些增量，虽然不是内核结构变化。我们经常讲党国体系，其实党国体系是三层，一个是内核层面，相当于鸡蛋的内核，二是中层，相当于蛋白部分，最后是外围部分，类似于蛋壳。这30年外壳发生很大部分，中间部分也有一些调整和变化，并不是完全没有松动，但是真正核心部分是没有动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80年代的时候，曾经按照十三大报告准备搞党政分开，我查到一个资料，1988年10月中共广东省批准省委组织部一份文件，就是逐步撤销在政府中的党组。这是1988年10月，翻过来就是1989，就吹了。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触动内核部分了，因为撤党组是什么意思?就是党和国家是有一个依附联线，撤党组就是断了这个联线。所以，它的内核部分没有改动。但边层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是权力关系的调整。具体说，一个是放权改革，第二是还权改革，第三是限权改革。还权改革是横面层面，限权改革是自身的层面。 放权改革是纵向层面，一方面是中央向广东的放权，这个80年代尤其明显，从允许广东搞几个经济特区，财政大包干，然后不断重申对广东优惠政策、灵活措施不变，基本上中央不断向广东放权。当然，分税制之后，中国是有集权的走向，但是并没有回到以前把所有权力都收回去了。尤其是后来中央向广东放了一部分政治性权力，就是地方立法权，比如深圳经济特区是有地方立法权，这是政治性的，并不是经济性权力。所以，中央向广东让利放权，这对广东自主权的形成非常有好处。否则你不可以解释广东这30年的发展。 另一方面，广东省向市县放权过程不断推动，包括今天并没有停止。所以，几乎中央向广东放权同步，广东省积极向市县放权，从1981年、1985年不断向下放权，一直到最近，广东推动减政强镇，最近一个改革是关于顺德区和汕头市濠江区改革，顺德区是广东佛山一个区，现在广东省赋予顺德区省管县的权限，今年汕头市向濠江区也有一个很大放权，而且放权之后由汕头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立法。所以，广东省向下面放权步伐没有停止。从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省到市县放权并没有结束。因此，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什么?权力架构调整中，要注意放权，就是纵向层面权力下放。这个有什么有意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一体化体系中上级集权主义。什么是上级集权主义?中央集全国的权，省集市的权，市集县的权，层层集权。改革开放30年，广东逐渐向省、市、县集权，改革上级集权主义使得纵向权力架构有松动。因此，放权改革松动了高度集权体制，从而为企业和劳动者发挥经济活动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留出了自主空间，提供了经济增长推动力。在此意义上，广东其实是在实验地方自治，包括乡镇自治，不仅仅是社区自治。 第二个就是还权改革，还权这个词就是任仲夷讲的，当时讲是向下放权，任仲夷讲不是什么是放权，是还权，什么是还权?这个权本身不是你的，而是人家的。我稍微说一下向企业还权，80年代的时候企业没有自主权，企业和政府是在一起的，所以80年代给企业更多自主权，当时的清远经验等等都是向企业还权。任仲夷在1979年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东西，在80年代初就有一个搞活企业的清远经验，这样政府和企业逐步分离。 第三个就是限权改革，就是政府自身限权，走向有限政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个在广东是不断进行的，一轮又一轮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改革。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审批越强势，说明政府权力越大。举一个简单例子，有一次我在广东讲的时候我就批评发改委系统，结果台下就有一个广东省发改委官员，下来就找我，说肖老师你这个说法对于我们广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同样是发改委，我们广东省发改委跟贵州省发改委差远了，他比我们牛多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内地发改委比我们牛，我们经过这么多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后我们已经差多了，我说你们在我看来还是不行，即便是广东发改委，行政审批权还是掌握很多，资源还是掌握很多，但是相比来说，广东比内地的贵州、四川可能还要好一些，这跟他们长期对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有关系的。当然，走向有限政府在广东也没有完成，所以，最近汪洋提出搞大部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有限政府。 因此，三大权力改革松动了权力关系，促使一体化体系分化。一体化的体系是什么?是政企合一、政事没有分开、政社没有分开，这30年改革广东一体化体系开始分化，分化为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三个领域分开，当然离一个良性结构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这个结构已经有很大进步，就是市场已经漂移出来，私人领域也已经有了，私人的空间非常大。而且，一体化结构的分化，不仅体现为政府向企业还权、政企分开，还有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这个还没有完成，但是还是在推进，国企改革还容易，事业单位改革是跟这个体系粘连度非常高地不容易，但是广东还是在做，这是要肯定的。举例来说，广东行业协会改革力度很大。当然，改革还没有完成，政社分开的路还很长。 第二方面是政府角色转型。广东政府角色转型有两次转型，第一次转型是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致力于计划经济的革命斗争型政权向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着眼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建设型政权转型。第二次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从经济建设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一次转型很成功，这30年政府都是经济建设政府，那些书记、县长差不多都像老板，经营政府的老板，怎么把GDP弄上去，这个转型完成的很好。但是，这个转型也有问题，政府领导都成了企业老板，肯定有问题，所以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第二次转型还没有完成，这个比较艰难，要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要GDP为主变成公共服务型政府比较难。但是，广东已经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公共财政制度，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服务均等化，他们现在正在推动，包括社保的问题，这方面广东做了很多工作。第二个是健全公共财务制度，这几年公共支出逐渐在提高。还有创新公共服务流程，比如电子政务，全国电子政务南海做的是非常不错，甚至包括网络问政，这都有很大进步。比如电子政务平台，在南海可以看到是相当成熟。 权力架构变化中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治理取向的刷新，不是说列宁主义变了，它的权力架构原则没有变，核心没有变，但是增添了新的取向。我认为三大取向很明显，一个是法治、一个是民主，一个是自治。 首先谈一下法治，广东法治建设任务并没有完成，包括最近汪洋也讲要把人情社会变成法治社会，但是广东法治是在探索当中。我主要讲一点，就是立法。广东立法是走在前面的，立法为什么走在前面?立法量确实增长很快，因为搞特区，搞经济增长，经济立法一开始就占很大比例，立法速度很快。但是，往后面走，开始注意提高立法质量，所以比如说专家怎么介入立法，公众怎么介入立法，听证会怎么举行，这方面有很大作为。我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立法不仅是人大立法，包括政府立法。政府立法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广州市政府前些年搞了一个养犬条例，这个条例看似很简单，就是养狗，但是不好弄。因为养狗涉及两波人，一波是养狗的人，一波是反对养狗的人，我就反对养狗，但是人家其乐无穷。所以，政府搞一个养犬条例很麻烦，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花了很多工夫，从专家论证，从报纸上登意见，开门听取意见，很多方式把民意吸纳进来。最终这个养犬条例，大家都可以接受。我想通过这个例子来看，广东省立法系统，不管是人大这块还是政府立法系统，他们都是花了很大工夫，这些方面我认为是立法的公开化、民主化、科学化方面是做出了探索。另外，从立法内容来看，立法的重心在逐步转移。一开始经济法规很多，慢慢转向民生，立法的重慢慢从经济立法为主向社会立法为主。我们看它的立法条例，可以非常清楚看到这样一个演变。 第二是民主。在广东，选举民主、预算民主、协商民主、党内民主和网络民主都在试验。选举民主在广东发展的比较早，80年代的时候，袁庚主政的时候就搞过，后来夭折了。在广东，选举民主实验平台不是单一而是多元的，他们有农村的村民委员会、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企业工厂工会。选举参与者力图突破确认性选举或者安排性选举，使之转变为真正竞争性选举。就像2003年深圳区人大选举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要竞选，这个引起全国人大注意，后来选举法修改了，跟这个事情出现是有关系的。这也体现出选举制度跟民主实践相互作用的一面。预算民主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个是预算监督法制化，二是预算公开化，三是监控技术化。预算监督法制化，无论深圳还是整个广东省都有特色，它们搞了暂行规定，通过了预算审批监督条例，这个为广东预算公开、预算监督提供了法律框架。二是公开化，公开化最近的例子就是去年广州的预算公开，当时广东预算公开之后有些地方不公开，说是国家机密，网民一阵炮轰，说广东可以公开，你为什么不可以公开。此外,协商民主和党内民主也有一些动作。还有网络民主，这点在广东是非常火爆，最近我去调研河源的网络问政，确实有其特色。 以上说的是权力架构的变化。当然,由于政治改革总体推进不大,这套体制的制度成本也高,这里就不细说了。 广东模式第二个大的方面就是它的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从数据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前面那些年份广东都是排第一，这几年有些下滑，它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是比较高的。当然，它也不是典型或法治化的市场经济。在经济层面，它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外向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它的市场化和适应全球经济变化所采取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它带来了经济增长奇迹，但留下了巨大的后手，比如，环境污染、劳资矛盾、外来工的权益等。它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一个痛苦的转型。 稍微说一下广东模式的第三个方面：社会层面。我分两块讲，第一块是建设中的保障社会。市场经济下，如果完全没有社会保障，社会是有问题的。所以90年代之后，中国出现了寻求社会自我保护，广东这块是一直在发展，80年代中期、2000年都在搞社保，而且是逐步全面推开。重庆这两年肯定动作比较大，但是广东是持续在干，是在不断推动这个东西。参保人数不断向上发展，2001年比较低，2006年是一个拐点，2009年是比较大的高峰。广东社会保险在全国排名指标，11个指标排全国第一。不是只搞社会保险，社会优抚、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城乡低保都有。广东搞社会保障靠四个力量，国家、企业、社会、个人。我讲一个广东医保湛江模式，学界有争议，这个东西行不行?湛江模式含义是什么?就是人民保险系统即中国人保参与进来，市场化作业和政府主导，不是纯粹靠政府大包大揽。我不看好靠政府大包大揽搞保障，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像北欧。社会保障制度有不同模式，比如英美的自由市场模式，北欧模式、日本模式，我相信我们不可能走北欧模式，北欧多少人口?丹麦、瑞典，那些小国家，产值又高，我们不能比。所以，国家、政府、市场、社会这几个元素怎么在社保中起作用。 第二点讲成长和建设中的公民社会。广东正在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公民意识在逐步崛起，我讲一个例子，在番禺垃圾站焚烧事件中，公民的维权意识、组织意识非常明显。第二个支柱是成长中的公民组织，我讲的公民组织主要是民间自愿组织，民间自愿组织在广东成长非常快，这里面有一个说法，2010年广东省共有社会组织28000多个，他们很活跃，这里有一个表格，它们活跃社会管理、社会救助、环境保护、公民维权、公民教育、社区服务等方方面面。第三个支柱就是公民行动，广东的公民社会不是在说，他们行动了，这些就不讲了，我们看这个画面，这个小伙子本来是有头发，剃成了光头，为什么?是广东搞光亮工程，他反对。他们的公民行动是把行为艺术和言语表达相结合。第四根支柱就是公民平台。广东的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交织为一体，为公民行动提供了重要的平台。这些大家比较了解，我就不讲了。 总体来看，广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以前政党、党国、社会一体化的体系向国家、市场和社会三元良性结构演变、过度中的一个形态，它还没有定型，处于演变之中。它留下的经验与教训需要反思性的清理。 茅于轼： 你的时间已经到了，下面请杨帆介绍一下重庆的情况，因为崔之元没有来，为了使大家对情况了解有一个平衡，杨帆老师讲一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