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网｜杨彼得：创造条件不让人民监督政府
相关阅读：中国数字时代“东方之星”翻沉事件专题...
阅读更多
杨彼得
东方日报｜杨彼得：中央管不好党 中纪委也是没戏
近期，中国大陆各地纷纷出台「从严治党」、「政纪从严」的规定，进一步收紧「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很多公务人员大有末日来临之感。「八项规定」的制度笼子令党员干部纷纷私下里叫苦不迭。比如浙江丽水市上月下旬出台「公职人员不准参加二十类饭局和领导干部六个带头」的规定，其中规定不准参加公务宴请、不准上下级之间搞相互吃请、不准同城之间安排公务用餐、不准接受基层单位吃请、不准接受异地接待、不准接受村级组织安排的吃请等，对可能涉及公务行为的饭局作了穷举并予禁止，总共是19种可能的具体情形，而且最后加上一条「不准参加其他违反规定、有损形象的吃请」的规定，让公职人员彻底无漏洞可钻。丽水市的规定虽然禁止了「二十类饭局」，实际上等于是说，以后公务人员就别想打着公务旗号吃吃喝喝了。其中第一条「不准参加公务宴请」，有点难于理解。不准参加公务宴请的前提是有人搞了公务宴请，这是不是意味着公务宴请本身被禁掉了呢？好像是，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情形下，大家杯弓蛇影，谁还敢提议和参加公务宴请。这样的禁令不可谓不彻底。一些具备公务人员身份的人在网上议论纷纷，有人调侃说，以后公务人员连同学会、亲戚间请吃饭都不行了。甚至有人透露，广州规定饭桌上有两个穿制服的公务人员，即被视为公务吃请。不知这种说法是否为真，但已足见，公务人员已经感觉到有一张纪律之网正在罩在自己头上。其实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012年12月出台「八项规定」后，中纪委就要求各地制订实施细则，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也行动起来。湖北省出台了「常见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十五种情形」，列举了违反工作纪律、违规配备使用公车、大操大办婚丧喜庆、公款吃喝、公款旅游、收送节礼、滥发津补贴、文件简报会议过多、等十五大类问题，并作出细化规定，凡违反者都要被采取纪律措施。但中共的问题从来都不是无法可依，而是有法有纪不依、执纪执法不严、违法违纪不究。制度漏洞也是有的，中共老生常谈的一个说法是「规定过粗，缺乏可操作性」，比如党从来都是禁止党员干部大吃大喝的，但什么是大吃大喝，实际上没有个谱，人们想为自己大吃大喝找个说得过去的名目和借口不难。由此派生出另一个老生常谈，即「建立健全制度」。党甚至提出了「将党内纪律法制化」的设想。其实中共的问题不是制度少了粗了，而是制度太多，党员干部很难了解并记住。中共发布的文件，除部分属于工作部署外，多数都属于纪律性质，此类文件无日不发，而且事无巨细都以文件规定之。公车配备有各种文件，分务用餐又有文件。同样的禁令，元旦要发，端午、中秋各重复一遍，春节更要发文重申。其中有中央的，还有省级的、市级的乃至更基础的。如果全部找出来，绝对是汗牛充栋。但制度之所以权威有效，套用美国法学家富勒在其《法律的道德性》一书中阐明的道理，乃因其具有公开透明的道德品质，也就是众所周知。众所周知，它才可以在道义上要求大家严格遵守，并在人们违反的情况下予以处罚。但文件多到汗牛充栋，究竟还有多少人记得？所以有些人违纪之后，干脆托辞不知道有此禁令。更重要的是，当各级权力忙着制发文件的时候，他们已陷入文牍主义八卦阵，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中共是一个高度集权的政党，基层掌握和行使权力既大，又缺乏自治能力，结果细无巨细都需要党中央言传身教，最后归结于最高领导人的英明伟大。公务餐几菜几汤，由中央规定；公车多大排量、价格几何，由中办发文。但再伟大的一个领导人，怎么可能管尽天下大事小事，而且能够管得井井有条？就算是有一个中央纪委，人员编制达1000多人，但以中国之大，公务员和准公务员队伍达数千万之众，公务人员参加20类饭局之类的小问题都不说了，单是省级、副省级以及下沉一级到厅级的违纪违法大案要案，他们管得过来吗？权威主义的困境，在今日中国已经见于盲者、闻于瞽叟，迄无解套之法。党中央可能会觉得，我将各级党委、纪委武装动员起来，他们将以分级代理的模式把中央从严治党的英明决策向下贯彻下去。但公车私用靠纪委管好了吗？没有。其他方面，纪委也注定管不好，光靠中纪委管更是没戏。来源：东方日报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阅读更多
东网｜杨彼得：春晚是中国文化政治化的标本
羊年春晚已经落下帷幕，央视宣布所谓“多屏收视率”达到29.60%，但媒体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吐槽的比看的多。对于其中节目，人们普遍感到失望。特别是两个反腐小品和相声，很多人更是觉得失望之极。春晚创始于1979年，收视率最高曾经达到60%以上，后来逐年下滑，到2013年仅11.36%。一方面是中国人的娱乐方式多样化了，央视春晚已经没法垄断人们除夕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是节目说教色彩越来越强烈，人们上当受骗的感觉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人惹不起躲得起。至少，很多人觉得相见不如怀疑，让学教者进行自我教育去。我必须承认，我并没有认真看这台春晚，只是出于职业的需要，看了下两个反腐节目，但非常失望。巧的是，有卫视转播了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音乐会2014”，我别无选择，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了。诺贝尔和平奖自然有它的“政治性”，音乐会动用了拉蒂法女皇、劳拉‧穆拉等大批明星，但真的没有说教的成份，而是一场音乐艺术的盛会。央视说教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主旋律”。所谓主旋律，用江泽民的总结就是，“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正确的舆论引导人，用高尚的情操陶冶人，用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不仅是对春晚、舆论的要求，而且是对“大文化”的要求。在毛泽东时代，文化的使命有一种说法叫“为工农兵服务”或曰为人民服务，而说穿了是为政治服务。江时代以来，党已经回避旧的“左”的提法，完全摒弃“工家兵”、“为政治服务”之类的概念或提法，而改采“政治正确”，建立一个“政治正确”的体系。党确立一套“政治正确”的标准，是因为“政治正确”在一些西方国家也说得过去，算是一个“国际惯例”。简言之就是，既然美国讲究“政治正确”，中国依样画葫芦，西方就应该无话可说。“政治正确”落实到中国，就是高扬主旋律，作为主旋律前提和基础条件的是一套严格的政治审查。文化人在实践中将主旋律发展成两类东西：一是正面歌颂，对象是党和军队的光辉历史、改革开放、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先进典型的先进事迹等；二是刻画抗日历史、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模范人物等。而且不是艺术地表现，而是赤裸裸地说教。随着政治审查的加强，当代文化实际上已走入一条死胡同，自由思考的灵魂动辄得咎，只有极端平庸才能畅行无阻。拿影视剧来说，中共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第一步是报选题，选题通过才能报剧本，剧本审查通过才能投拍，剪辑好了还要报送审批。很多年以来，中国影视剧先是流行武侠剧，后来流行宫廷剧、古装戏、辫子戏，然后是神话剧、最近几年流行抗日剧，总而言之是跟中国的当下生活无关。出现这种“厚古薄今”的情况，根本原因是这类节目政审容易通过，而如果你拍一个当代题材的东西，很可能触犯时忌，即便剧本政审通过，让你拍了，也可能在电视台或院线排片时被枪毙。结果就是各种类似“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充斥中国，虽经广电总局行政干预，抗日神剧仍然广受投资者和创作班子的青睐。春晚，只是在政治审查的夹缝中求生的中国文化的一个标本，其中有几多无奈。一方面是创作人员不知如何是好，另一方面是广大观众“惹不起躲得起”，两方面都觉得春晚成了鸡肋。羊年春晚安排两个反腐节目，据说是上面授意，甚至由陕西省纪委提供素材，但反腐题材的文艺节目都要中央“特批”，这不是太过荒谬了吗？两个反腐节目，实际上都在掩饰中国官场的腐败，这真的是太低估人民群众雪亮的眼睛了。遗憾的是，党对政治对中国文化的戗害熟视无睹，任其继续发展。报纸越办越没有读者，电视越办越没有观众，说教越来越没有学生和市场。他们反对西方价值观，自己的老婆和孩子却投入西方国家的怀抱。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他们以为人民群众会愚蠢到相信的地步。最后我们不妨看一看，谁比谁更愚蠢。
阅读更多
东方日报｜杨彼得：王岐山的反腐心理学
羊年春节在即，大陆落马高官迎来「双开」潮。2月13日，中纪委通报，山西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天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公安局原局长武长顺，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隋凤富被「双开」。16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苏荣被「双开」。17日，广东省政协原主席朱明国，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山西省委原常委、太原市委原书记陈川平被「双开」。春节前中央宣布「双开」七大员，希望收到一定的震慑效果。五天了断七大员，肯定不是巧合。怎么看，都给人掐时间节点的意味。则中纪委似乎也不能免「俗」，就像某些官僚主义者掐时间节点，要在国庆、元旦等重要节日前夕宣布工程竣工或者项目投产。所不同者，不同的官僚主义者有不同的说辞。本来，中纪委何时宣布「双开」七大员的调查处分结论，并无赶工的必要。但集中在春节前宣布，目的显然在于对腐败分子实施心理打击，即所谓震慑是也，而且要的是一种规模效应。这是一种非常世俗化的想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存心不让你过好年。春节到来之际，亿万中国人归心是箭，拿到年终奖，便告衣锦还乡。过去一到春节前夕，就是中国大小官员大丰收的日子，下级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都会绞尽脑汁给上级或主管官员送钱送礼。一个县委书记，仅仅是处级干部，一年也能收到各路孝敬一两百万、两三百万元。在「帝都」北京，各地进京送钱送礼的车辆往往造成超级拥堵，时间长达十天半月。现在落马高官等来的不是各路「孝敬」，而是被「双开」的消息，它给腐界众生带来的心理冲击，外人也应该是不难想像的。震慑腐败分子，中国共产党高调宣布反腐以来从来都不讳言此一政治用意。胡锦涛前期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就提出，要「让贪官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严格地讲，腐败分子是抓不完的，但如果能够通过一个腐败分子的身败名裂打消另一保官员的腐败念想，就算是相当划算了，所以党坦承要「杀鸡儆猴」。十八大以来，中纪律越来越喜欢绘声绘色地描述落马高官的腐败事迹，比如「和多名女性发生和保护性关系」、通奸、卖官鬻爵等，以达到羞辱落马官员的目的，使之身败名裂，以期对更多的官员形成强大的心理冲击。其背后的指导思想，似乎是兵家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我们自然可以说，反腐运用了心理学策略。至于他们可否基于攻心的实践而总结出一个心理学二级三级学科理论体系，以便在中纪委的纪检监察学院对纪检干部进行专业培训，目前还言之尚早。不过，王岐山期待自己主持的反腐败斗争能够取得「攻心」、「震慑」、「杀鸡儆猴」的效果，此点一直就溢于王岐山的言表。去年4月王曾公开表态，要坚决查处不收敛不收手、群众反映强烈的领导干部，在他的设想中，只要真刀真枪动它几下子，相当多的官员就会洗心革面、从新做人。为此，中纪委必要讲究策略，包括心理学策略。但这种心理学策略也面临失灵的严峻形势，原因是这种震慑策略漏洞百出，中共官员特别是高官们对此洞若观火。漏洞就是，党除了杀鸡儆猴，也的确没有更好的法子。王岐山自己也说得很明白，现在推动的「腐后反腐」只是一种治标方法，「制度的笼子」立不起来，治本就无从谈起。当官的人人都腐败，习近平和王岐山固然天纵英明，也不可能把大家都抓起来。所以现在大家不是马上收手，而是比以前低调地腐败，这是新的问题所在。春节前宣布「双开」七大员，王岐山对其震慑效果一定充满期待。「双开」的结局固然在落马时就已经注定，但靴子落下来之际，落马高官肯定也难免会百感交集，心中要泛起无限落寞和哀愁，甚至有人会肠子都悔青了。但落寞、哀愁和追悔注定只是落马官员的，它跟没落马的官员有何相干？陆游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况且爷爷的人生经验都说服不了孙子，则所谓杀鸡焉能儆猴？反腐，终究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来源：东方日报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阅读更多东网｜杨彼得：「左王」也是党的祖坟之一
2月10日，有「左王」之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原书记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去世。官媒当晚发出电稿，评价邓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个评价是相当高的，虽然「左」被邓小平断言为对中共事业的主要危害，但党还是对「左王」不离不弃。从官媒对邓力群生平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到，党还是对「左王」不离不弃。从「积极」的方面想，这显示了党的包容性。习近平父亲习仲勋生前就主张要让人发表不同意见，而且要制订法律，从法律的高度保障人们的异议权。但如果真要以法保障异议权，这个异议权就不应限于党内自由派异议权，而且应当包括「左」派异议权。况且邓力群固然「左」，中共党内却从未给他的「左」作出定性，明确划清界限。结果说了很多「左」的话，传播过很多「左」的逻辑，现在盖棺定论，居然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如果说正面评价邓力群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党内异议权的保障，问题就来了，即党似乎并不保障右的或曰自由派的异议权。现在从严治国，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收紧党的意识形态尺度，统一思想，清除异议，主要是清除党内外自由派的异议。习近平不是强调毛泽东首倡的「党领导一切」吗？对于贺卫方这样的党内异议人士，不是有声音要求予以「处理「吗？不是说决不允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吗？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讲：「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对于「左」的一套，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感到厌倦，但现在党给予「左王」高度评价，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觉得中共的风向变了。其实根本不存在变风向的问题，左是中共的祖坟和命根子，除非将来有一天中共下定决心革自己的命，否则它不会与「左」一刀两断。大家想一想，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其中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是其基石，邓小平理论其实不过是党的一套生存哲学。发展经济是为了党的生存，因为不发展经济，人民就会造反。但党的另一个信条是，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这时候党就会搞「左」的一套，目的也是党的自存。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中共党内其实有三大派：一派是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自由派，一派是以陈云、李先念、邓力群等为代表的「左」派，一派是以新生代掌权者江泽民、胡锦涛以及王沪宁等为代表的新权威主义派。「左」派主张发展经济，但主张以公有制为主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反对西式民主自由；自由派主张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联动，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新权威主义则主张由中共一党专政主导中国现代化，但不反对逐步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上世纪80年代初到整个90年代，中共党内左右之争异常激烈。80年代，自由派的胡耀邦、赵紫阳掌权，而左派则致力于夺权。1983年3月17日，要胡下台的动议已经提上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议事日程，陈云、胡乔木、邓力群、姚依林、宋平等人商定由邓力群接替胡耀邦任总书记。由于邓小平拒不配合，此议作罢。邓小平既非「左」派，也不是自由派，甚至也不是权威主义派，他只是一名经验主义者。邓小平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在这种意义上，他高度赏识力推改革开放的胡耀邦、赵紫阳。但邓小平给改革开放立下「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就是反对引进美式三权立分体制，而强调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旦胡耀邦、赵紫阳反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就下定决心让胡赵下台了。但他也容不得邓力群这样的「左王」，最后由江泽民、胡锦涛等新权威主义信徒执党了中共最高权力。新权威主义者并不是获邓小平青眼相加，而是被邓小平所型塑。在中国，特别是在邓小平退休后监国时期，党既不能左，也不能右，于是只好奉行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将「一党专政」视为手段，而将执政目标定为增长、发展与和平崛起，始符合邓小平的要求。但邓小平的要求其实有一个内在悖论，它既要发展经济，又要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面上看，两者可以统一在改革、开放与发展中。按照新权威主义的畅想，党的强有力领导不仅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反一党专政还是中国高效配置国内各种资源的一大政治优势，从而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全方位推动国家现代化。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思想启蒙也进展神速，废除一党专政、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甚至在党内外都似乎已经形成共识，至少是一种默契。不是自由民主的呼声日益高，而是一党专政使党的权力全面崩坏，权力与资本的联姻占有了大部分资源和财富，为此它们还尽可能地挤压人民权利生长的空间。有人认为国企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但一方面国资与跨国资本抗衡，另一方面它垄断国内市场，从而降低中国的市场效率，对国内消费者构成掠夺。近几年国内媒体人、律师、知识分子走上反叛的道路，民权斗士、宪政鼓吹者、政治行动派越来越多，此即邓小平悖论演化的一个必然结果。结果就是习近平进一步强化一党专政与总书记集权，中国政治全面进入新的「左」倾阶段。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主导「左」倾政策的竟然是党内自由派习仲勋之子。习仲勋曾经忧心忡忡地对人说：「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但既然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就算是习近勋的儿子上台，不打击右派显然也不行。显而易见，不「左」不是共产党，不「左」就无法保证「党的领导」。从这种意义上说，低度或者否定「左王」在党就是不可能的事。说穿了，中共不「左」行不通，而「左王」也是党的祖坟之一。 来源：东网 / 杨彼得 资深时事评论人转发此新闻:
阅读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