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瘦米网摘导读 ：今天，党国国庆前一天，被网监要求删了两个帖，都是瘦米网摘，网摘的很多内容都来自万恶的境外网站。这篇网摘的开头很有意思，“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其英文叫brainwash。在小时候，我们说用XX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我们从小就被洗脑认为我们需要/必须洗脑。现在，似乎所有人都长大了，全社会更需要一次彻底的brainwash！ 我们怎样被洗脑？——专访牛津大学研究员凯瑟琳·泰勒 文/沈达明 二十世纪后，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少得可怜。但是有一个横越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的名词，被全世界广泛使用。它起源于中国，发扬于西方，而又”出口转内销”，应用于中国。这个词就是我们常说的”洗脑”。 在五十年代初的朝鲜战争（韩战）中，联合国部队惊异的发现，有些被共产党俘虏的士兵，突然信仰了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竟纷纷诋毁自己的祖国。一个中国人私下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思想改造”给战俘洗脑了。美国记者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听到后，将这两个中国字翻译成了英文。 经他翻译和解释之后，美国社会喜欢上了洗脑（brainwash)这个非常形象的词语。在美国人眼中，不仅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是洗脑，资本主义的商业广告也是一种洗脑。《纽约客》杂志还刊登过丈夫被妻子洗脑、孩子被父母洗脑的漫画。 196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出版著作《思想改造和极权主义心理学：中国的洗脑研究》（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a study of brainwashing in china) ，正式为洗脑下了一个强有力的科学定义。 他专程来到香港，采访被中共释放的战俘和传教士，并在书中用实例详细分析了洗脑的方式、意义和影响。从此，洗脑一词从街头巷尾的调侃，正式步入学术殿堂。后来，洗脑一词又从英文翻译回了中文，在中国社会开始流传开来，不过人们对洗脑只限于字面的熟悉。 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这正是洗脑一个重要方式——重复。去年年底，央视名主持白岩松在江西财经大学演讲时，当着数百学生的面，脱口而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许他知道这三年没有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许他知道三年的大饥荒纯属人祸，也许他这么说不过是习惯使然。 我们从小到大反复听到的词汇，领导说，老师说，父母说，你也说，他也说，慢慢地，习惯成为自然，最后人祸变天灾，”自然灾害”一词深入人心，成了真理，颠倒了黑白是非。即使真相大白后，我们被洗脑的思维仍然很难扭转过来。 拥有话语权的个人或团体掩盖和扭曲历史事实，人为灌输的意识形态便悄然深埋进我们的潜意识，随之改变我们的价值判断。这种典型的洗脑，往往最先从语言灌输起步。 2004年，牛津大学的凯瑟琳·泰勒出版了《洗脑：思想控制的科学》（Brainwashing: the science of thought control），详解了洗脑的科学原理。她认为，人类大脑推理和认知的神经科学（neutroscience)，证明了思想是变动不居的。而生理学可以解释，某些存有通顺的神经轨道的大脑，对于新的信息和创造性刺激易受到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当同样的教条语言（如”三年自然灾害”、”资产阶级反动派”等许多不符事实及带强烈意识形态的词汇）被有意的、重复不断的灌入我们大脑，令我们的神经元之间更加畅通，从而影响、动摇和改变我们的感情和信仰。 泰勒博士在接受《阳光时务》专访时说，今天许多国家的政治洗脑都属于欺骗型洗脑，不再是暴力型洗脑。欺骗型洗脑的特点就是限制人民自由获取知识，在一言堂里只许存在绝对正确的某一学说。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只有尽可能从不同渠道获取资讯，培养独立的批判性思考能力，认清并警惕洗脑的技巧和手段，才可以保持我们的精神和信仰，抵抗住恶意的洗脑教育。 问：被洗脑的人康复以后，洗脑带来的影响是否还会遗留？ 答：首先，这要看如何定义洗脑。如果你所说的洗脑，是在好莱坞电影《谍网迷魂》中出现的那种人格改变过程，那么洗脑的贻害就没有。但是，如果你说的是发生在韩战中的洗脑，那就有。这是一种带来创伤的过程，并且有可能影响一个人很久。据研究，接受过思想改造的美国老兵，在战争结束后得精神疾病的概率很高。 问：在中国，大多数的学校都会教授传统思想和爱国主义教育，称为思想品德课。请问这与罗伯特·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定义的洗脑有什么区别？ 答： 立富顿研究的思想改造，当时发生在青年营、学校这类地方。思想改造是强制高压的，特别是对待监狱囚犯。像集体自我批评、剥夺睡眠、肉体虐待等等手段应用到了极致，说是教育，其实更像是心理折磨。并不是说一些核心的手段现在有所不同，你会发现很多方式都在被不断的使用，比如说服一个人要用的多种方式。其实，最大的不同还是程度上。 问：不同的人遇到洗脑，是否会有生理学上的差异？比如 ，有些人的大脑会不会对洗脑更抗拒？抵抗洗脑的 “自由意愿”在神经科学上是否具有多样性？ 答：你要知道，现在很难进行试验性的研究。道德委员会现在不允许了。我们已经有的历史上的证据显示，拥有健全的个人信仰的人更抗拒洗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年轻人有极端意识形态引导的行为。当被质疑的信仰和一个人的身份密不可分，改变一个人的信仰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受害者认为：”我不是相信某种东西的某类人”，对这种人洗脑，比起让一个人相信他从没接触过的东西，更加困难。 问：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压迫在中国替代了”思想改造”（可能监狱和劳教所除外）。据你所知，洗脑在中国社会是否仍然存在？如果存在，与几十年前有什么不同？ 答：还是要说如何定义洗脑。有些核心的方法反复被使用，来说服他人并改变他人的思想，例如强烈情绪、控制感官输入和行为输出、不确定性、重复，以及对受害者生理和社会隔绝。一套说服手段在利用这些方法，从最温和的谈话到极端高压的洗脑折磨。这些手段仍然存在，尽管名称可能不同。是否会被推向恶毒的极端洗脑，取决于社会的接受程度，或者说，取决于谁在监控。我不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专家，但是我怀疑，中国社会类似于其他某些社会，在这类社会中，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与威权政府私下做的差别很大。 问：你能否简述一下，FACET反洗脑模式的科学基础是什么？ 答： FACET（自由,中介,复杂,结果非手段,思考）依靠我们所知关于人脑的几样东西。 第一，中介和自由是人类行为非常重要的驱动力。控制感和自我感强烈地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关系以及我们如何行动。 第二，我们的大脑在根本上很懒惰，或者说有效率：大脑进化后，在处理信息时将气力最小化。洗脑手段利用了大脑对输入输出之间的简单路径的欲求。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意识形态都有非常容易陈述的核心信仰。不过，当你仔细去看，它们往往复杂得多，甚至毫无意义。我所说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否定了简要的陈述。要注意的是，正是在思想改造中，洗脑者试图去改变教条。长时间的集体自我批评，讨论，辩论和说教，重点全都是要摧毁对方意识形态的可信度。但是，当任何一个信仰系统成为某个个人、团体和国家的神圣核心，对该信仰系统的批评往往都会失败。 第三，我们倾向于把其他人看作为达到某一结果的手段，而非结果本身。所有伟大的宗教，还有一些伟大的哲学，都对这一趋势发出警告。我把它叫做”他人化”（otherisation），因为它强迫我们把他人看成非我族类，认为他人不同而且不如我们。我在第二本书《残酷》（Cruelty）里面详细地谈了这个问题。 最后，回到我刚才说的，寻找从感官输入到行为输出最简单路径的大脑进程。人类通过思考自己在做什么，有办法阻碍这种流动，即使是在习惯性的环境下。你应该知道这样的现象：你边弹钢琴边去想你的手指在做些什么，你会搞砸你的表演。这种”停下思考”（stop-and-think）与脑部前额叶皮层功能激活（prefrontal activation）相关，当人们在学习技能之时很高，当技能成为习惯后减少。这个功能既可以用来挑战行为，也可以用来挑战信仰。 问：当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政治宣传和媒体操控的地方，我们怎样才能防范被政治权力机构洗脑？ 答： 第一步要想一想洗脑对他们产生什么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一系列想法在违背意愿的情况下被他人强加上去。在书中，我讨论了两种洗脑：强迫型的，通过外在暴力的洗脑，和欺骗型洗脑。在严禁虐待他人的情况下，后者更常见。 但很明显，只有在目标没有发现被改变思想的意图之前，才起作用。所以，是否能意识到你在被洗脑才是重点。小心交易的陷阱，注意情绪、不确定性和重复是否被利用，因为它们会刺激一个人的反应。这是一种令人去做、令人相信的心理现象，产生出刺激物的反作用。想要消灭别人控制你感官输入的意图，就多看看其他的消息源，而不只是政府提供的。想要减少对意识形态无可挑战的神圣感，你就嘲笑他们。最重要的是，开发出很好很强大的、清晰的替代信仰，随时准备做脑力劳动来捍卫它，而且不要一个人试着去做。志同道合的风险承担者和社会支持最重要。 问：像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存在排外的爱国主义情绪，比如反美。请问，这是不是洗脑的结果？为什么？ 答：欺骗型的洗脑比暴力强迫型洗脑更多一些。一个明显的敌人，是严禁别人批评你自己的政策，因为你可以把这种批评看作是对组织的背叛——一个存在的威胁，从而令严厉的惩罚合理化。 问：在洗脑的科学领域中 ，有哪些最新的研究成果？ 答：正如我之前所言，你不能洗他人的脑，即使你是知名的科学家。我并不是因为要隐藏什么秘密研究，比如从关塔纳摩或其他地方对犯人进行可耻对待得来的。在这些地方，犯人被心理虐待（不光是被美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国家都故意模糊调查和虐待之间的界限） ，而是因为没有知名期刊会发表这种研究。你应该知道，在美国参加调查的心理学家和医生受到了他们同事的强烈谴责。 虽这么说，我们仍在研究更多的关于说服的几个关键部分，像情绪如何影响大脑，信仰如何建立并巩固，信仰和个人身份之前关联的强度，以及团体的重要性。 （原文： 《阳光时务》 第2期 推荐阅读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许小年：中国从秦到清不是封建社会 (3) 郑永年：思维被殖民和中国的知识体系 (1)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1)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瘦米网摘导读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陷入如此境地，在于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和指导实践，无论马列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是西方舶来品。他们的缺陷是，并不适用于中国。马列主义指导下的共党造就的是一个怪胎中国，而被很多人尊奉的自由主义可能也无法适用。作者认为，必须摆脱这种“ 思维被殖民 ”，要建立自己的独立而系统的知识体系，不依附于西方，不依附于政治，做到“因地制宜”，指导中国的前进。这是一种个人观点，有新意，操作性微乎其微。 郑永年：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来看，中国缺失自己的知识体系的现状令人担忧。从内部来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精英，无能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更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很自然，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政府官员在普通人民眼中正在失去合法的统治基础。 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性。其中，对中国的误解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误解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达到高潮。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改革开放已经数十年，中国已经相当开放。当然，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外国人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 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这些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过，情况不容乐观。 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的空洞无物是尽人皆知的，在很多时候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当然，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同内部统治，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 没有自主知识体系丧失话语权 “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当代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困境。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 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当然，也有一些人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开始向西方学习，即所谓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 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学习，或者向西方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尽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也有类似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意识运动，但这里主体还是西方，而不是中国。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有如何的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它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马克思曾经强调过，哲学家有两件任务，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解释世界是改造世界的前提。但在中国，知识分子都想充当公共知识分子，都想改造世界。他们没有能力来解释世界，却有高度的自信来改造世界。结果呢?越改造，这个世界就越糟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很多的问题和很多的政策失误，决策者要负责，但提供知识体系的知识界也有一份很大的责任。 难有原始创造力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它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它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现代中国的大转型，并没有造就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这应当是中国知识界的羞耻。也很显然，在能够确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中国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单纯的GDP成就不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更重要的是，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可持续发展也会受到制约。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可以应用，但不会创新。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一旦涉及到创新，人们在中国看到的最多的是山寨文化，山寨概念和山寨理论。抄袭知识、复制知识，做大量毫无附加值的知识复制，是中国知识界的大趋势。这和中国制造业的情况没有任何差别。实际上，知识和知识的实践(制造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只有拥有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才会拥有真正的原始创造力。 摆脱知识体系的依附本质 要摆脱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政治是关键。“被殖民”状态本来就是政治的产物，也必须通过政治而得到解放。中国传统上就没有知识创新的能力。中国数千年所拥有的，只是一种依附性的知识体系，即一种依附于王权的知识体系。秦朝统一中国之前，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确立了中国的思想体系。但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后，这种思想体系很快就演变成为王权依附体系。数千年里，只有当王朝解体的时候，或者当皇朝控制不了社会的时候，才会导致一些新思维和新思想的出现。 而在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来，王权依附就演变成为西方知识依附，知识体系的本质并没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哪一种依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维持政治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对统治者来说，相比之下，前一种依附要比后一种更有效。前者毕竟还是基于自身政治实践的知识体系，尽管保守，但为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实现有效的软性统治。后者呢，作为一种外来的知识体系，既不能解释现实，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因此在实现统治过程中反而扮演着负面的角色。这也就是当代中国的统治权表现得越来越刚性的主要根源。 很显然，要创造知识体系，创造者就必须摆脱政治因素的控制，政治控制从思维领域退出变得不可避免。作为当政者，不应当也不可能来有效控制人们思维的空间。当然，这并不排除用法治形式对思想领域进行规制。这一点连自由主义也是承认的。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的自由，那些可以对公共生活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的思想领域，必须加以规制。只有规制，才能确立知识的社会责任。传统社会，因为其他的控制较少，意识形态的控制(表现在一种统一的文化和价值)对政治统治来说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在现代社会，统治者拥有了包括组织在内的各种现代化控制机制，就再没有必要通过思想的控制来实现统治权。 一旦当思想成为物质利益的奴隶的时候，思想就不再是思想；一旦当思维被控制的时候，不管是被政治权力所控制，还是被物质利益所控制，就不再具有想象和创新能力。这里的逻辑就是：国家越富有，统治者掌握的金钱就越多，思想就越贫乏，文明就越衰落。这是中国的现状。今天，当人们开始讨论起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是否可以直面这个现状的症结呢?现实是，如果文化体制的改革不能促使中国摆脱这个逻辑，那么创新便是空谈，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便是空谈。 （来源： 联合早报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朱景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童大焕：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1)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瘦米网摘导读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鲁迅的一些杂文，中国很多作品都在讨论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些“劣性”到底是不是来自“根”上？罗马人西塞罗曾经说过一句话：世界上没有什么会像人与人那样，彼此之间如此相像。他说的是“自然人”，人从一出生，就带有“劣根性”吗？显然不是，我们都有一个核桃仁似的大脑。思维的缺陷都来自后天训练的缺失，而中国人的思维缺陷部分来自所谓的五千年文明的“根”，更大部分的罪过在于当局的愚民政策，不仅仅是教育；这些政策是系统性的。 中国人的五大思维缺陷 中国人赶时髦喊口号很起劲，连什么是智慧都还没搞清，很多城市已经喊出建设“智慧城市”口号了。智慧（ Wisdom ）是指辨析判断、发明创造的能力，不只是情感和愿望，更是指对对事物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解决的能力。显然，智慧是一个现代人应对高速变化的社会的基本智力和能力，把城市的信息化网络化定义为“智慧城市”，除了商家的哗众取宠，也暴露出城市管理者的急功近利与对“智慧”的无知，或者说，把“智慧”的地位看得太低了。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落后首先表现为精英的落后，精英的落后又首先表现为思维方式和思维能力的落后。具体而言，中国人有五大思维缺陷：一是不读书不学习，爱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二是严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常使他们利令智昏。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五是只问目的不问手段使这个社会自由、公正、高效率的规则很难真正建立起来，陷于内耗和动荡而不能自拔。其中最要害在于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匮乏。 中国人爱耍小聪明而不注重大智慧。 2010 年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只有 4.25 本。而同期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都在 10 本以上，以色列、丹麦、瑞典等国甚至高达四五十本。中国是个酒肉之国而非阅读之国，甚至有很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因酒肉过多而“为革命伤身体”。人的差别在业余时间，尤其是晚上 8 ： 00 到 10 ： 00 。但中国人信奉“关系就是生产力”，多数业余时间耗在吃喝、打麻将等应酬上，那是为了结交关系。向复杂的人际关系借力，而不是向知识、智力、规则、规律和时代发展潮流借力，属于耍小聪明而缺大智慧。 中国人普遍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缺乏逻辑和数学思辨能力的民族，就是遍地博士也改变不了低智商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古老的国度，这个国家七成国民是文盲，但其位于世界尖端的 IT 产业和生物制药业却十分了得。这个国家就是印度。 当中国各地都在热火朝天地努力招商引资做世界工厂的时候，印度却在那儿悄无声息地为世界“生产”一流的智慧和大脑！印度的秘密在于，教育首重逻辑，从小到大，没有标准答案的教育方式，更有助于从根本上培养完整的思考能力及逻辑方法。在印度，不论是哪一类型的课程，考试的方式一律都是申论题。非对即错、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对于印度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极度陌生的。 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谈美式教育时也认为，思辨能力的训练才是美式教育的灵魂。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论，自托儿所开始，老师就给小孩很多表述的机会，让他们针对某个问题各抒己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跟别人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项最基本的训练，多数校区要求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这不仅为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作为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别小看科学方法训练的重要性，因为即使到现在，我经常碰到国内的博士研究生，甚至是所谓的科学家，从他们做研究、思考问题、写论文的方法上，很难看出他们真的理解科学方法的本质和基本做法。”“中国经济转型需要教育的转型，需要培养兴趣丰富、人格完整、头脑健全的通识公民、思辨型公民。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恐怕只能继续是给世界提供低级劳动力的工厂。” 早在一百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就认为，西方文明、民主、富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逻辑的发达，中国人要学习西方文明，首先就要从逻辑开始！ 一个人失去逻辑思辨能力，一个人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一个国家和民族失去逻辑思辨能力，这整个国家和民族就失去独立思考和创新的灵魂。 三是爱贪占小便宜的心理经常使得他们利令智昏。中国人多爱贪占小便宜，尤其是占公家便宜时脸不变色心不跳，开着宝马奥迪住经济适用房毫无愧色。四是难以割舍的“救世主”情结使他们不断走向被奴役和自我奴役之路。贪占便宜心理和“救世主”情结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因此可以结合在一起来说。房价高，他们就一再呼吁政府提高越来越多的保障房，然后挖空心思申请或者骗购到一套远低于市场价的保障房。他们总希望有一个全知全能至善至德的神替自己安排好一切。这叫利令智昏。他们不去想另外的问题，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只分配财富，政府掌握的分配权力越大，腐败可能也越烈：同时政府分配还要大量行政成本，这一切都要摊在纳税人身上。羊毛出在羊身上。你在这里点了点小便宜，一定在那里被政府收了更多的税。 中国人似乎都是贱骨头，受虐狂。物价高，呼吁政府加强监管；食品安全，呼吁政府加强监管；环境污染，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总之不管遇到什么麻烦，都是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把政府当成了无所不能无所不善的神。其实多数时候，政府是麻烦的制造者而不是麻烦和问题的解决者。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治是必要的恶而不是必然的善。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的一个数据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实证：从 1999 － 2003 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推算，中国民众犯罪率为 1/400 ；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1/200 ；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 1.5/100 。此数据量化了中国的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所以，一个海晏河清的社会，首先是要全社会盯紧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而不是让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让权力来处处钳制市场和民众。 社会遇到危机，个人遇到麻烦，老百姓首先就会想求救政府。这种思维定势只会加剧权力的扩张，只会使市场和个人的自由越来越小，如哈耶克说的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如鲁迅说的是中国人只有“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中国还有一句普遍到近乎口头禅的话，每当遇到什么问题，总把责任推给“国家太大，人口太多，管不过来。”典型的受虐狂特征。试想，既然管不过来，那么把国家整成邦联制如何？再说，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论人口多少，官员都只能是少少数，所谓管，都是少数人对多数人，一个人一辈子都有无数种活动，都需要官员来“管”，哪里的官员管得过来？还别说官员并不是道德高尚的天使，反而是所有人都是“一有权就变坏”的魔鬼！ 中国人第五大思维缺陷，是价值观混乱，有奶便是娘；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比如对于“打工皇帝”唐骏假学历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英雄不问出处”，唐骏已经够成功了，成功到可以不必理会此类质疑。说到底还是胜王败寇。对张悟本伪造履历，人们戳破脊梁骨；对“够成功的唐骏”，许多人又是另一重标准。 （来源： 童大焕中国日记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柴静：因为如果是我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