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

为什么中国的“左派”学者更受西方学界重视？   前段时间传出汪晖抄袭事件，西方一些学者联名力挺他，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件事，为什么西方学者力挺这样一个学者。我只读过汪先生很有限的几篇文章，但对汪先生这一类学者还是有所了解的。中国一些同汪晖先生一样被标上“左”的标签的学者们批评西方民主制度与普世价值的水平，和西方学者差不多远了，而他们总结中国特色与模式的学问，又是西方学者鞭长莫及的。所以，很多西方西方学者喜欢和“尊重”他们，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事在网友看来，不但不是“黑白分明”，甚至有些黑白颠倒了，也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我就借这件事谈谈西方的学界。让我们绕一个大点的圈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吧。读过我那篇《 我为什么不批评美国 》的朋友大概还记得我年纪轻轻就到美国去当访问学者的那段经历。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学术水平几乎等于零，也就一“文学青年”加“政治愤青”而已，可由于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我当时脑袋里装的“中国可以说不”的想法以及表达“中国不高兴”的水平，绝对是比那两本书的作者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我当时几乎抱着随时要和美国人拼命的心态去“做学问”的，逮到机会，就把记得的教科书以及当时国内报纸上的一些东西组织一下，一股脑对美国专家学者发泄出来， 可是，正因为如此，我却受到美国人的“尊重”， 美国人听得津津有味，很多大学者愿意和我交流意见，有些研究所还请我去座谈发言，那可都是美国华盛顿顶级的智库啊。你说邪门不？   更邪门还在后头。当我后来的思想状态发生变化，当我渐渐感觉到民主自由挺好的，也适合咱中国人之后，当我突然醒悟到作为一名中国人，本不应该千里迢迢、不远万里来批评美国而促使它改进，我更应该批评中国让其进步的时候，我和西方学者的共同语言反而越来越少，到后来，几乎都不愿意和他们交流了。原因很简单，他们关心自己的国家，我也关心我的国家。很多时候，我想请他们谈谈对中国的批评与建议的时候，他们却更希望我来批评与建议美国。烤，我哪里有时间批评你们的国家？我又不是汉奸，专门来为你们出谋划策？   中国左派推动世界进步，中国右派只是推动中国前进   如果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那么，让我们从知识分子的作用聊一下这个问题。 知识分子最大的作用就是同当权者（政府与权力）“唱反调”，监督权力，改进政府管理，刺激国家变革，促进社会进步。 明白这个常识后，我们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西方国家政权的主流是什么？或者掌权者的思想是“左”还是“右”？毫无疑问，是“右派”当道——尤其是用中国学界的标准，当我们把推行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的人定位为“右派”的时候。   那么，当政权的性质就是“右”，当权力都把持在“右派”手里的时候，西方知识分子应该是持什么立场的？应该像我杨恒均一样整天把普世价值、民主自由挂在嘴边歌颂吗？当然不是，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就是令人鄙视的“御用文人”，甚至可以用“奴才”来称呼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方主流学界，以及赫赫有名的学者，总是以“左”为主的，他们不会大谈特谈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而只会在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里“鸡蛋里挑骨头”，同当权者唱对台戏。这样的学者才受到尊重。   这个现象也就引出了另外一个中国现象，也就是“汪晖”等中国“左派”们造成的一个现象。他们有丰富的中国经历，也了解这些年的中国经验与中国模式（西方学者并不真正了解），总结一下，拿到西方去，绝对受欢迎。告诉你一件曾经让我灰心丧气的事，我曾经随便挑选几位西方大学教授（并不是很有名的），我告诉他们我喜欢的四位大陆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名字，竟然一问三不知，可我随便说了两位以弘扬“中国模式”与诋毁普世价值为己任的中国学者，他们马上如数家珍，最后还补充一句：啊，越南和乌克兰也有这样了不起的学者，他们和西方学者一样，看到了西方民主的弊端。   怎么看待这个现象？首先他们迎合了西方学界的大趋势。冷战结束后，西方学者的主要任务不是揭露专制和不民主的制度，而是“揭露”民主弊端。人家要“取长补短”，要弥补民主自由制度中的不足之处。当然，人家是“取长补短”，绝对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要“全盘中化”。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在帮助西方人改进他们的民主制度的不是我们这些上了“西奴榜”的右派们，而是在中国落后西方几十年的情况下，人民生活水平相差几十倍的情况下，仍然以白求恩的精神而把我们的“经验”贡献给西方的中国左派学者们。   同样不可否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左派学者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确实要比中国右派们大很多，因为美国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帮助它改进就是帮助人类最先进的一种制度不停进步。而可怜的中国右派如杨恒均之流的，充其量是太关心中国而已，在那里炒西方早就玩过的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   这样说并不夸张。中国一些“左派”在西方很吃香，而真正的右派如果到美国、澳洲大学去讲课，其实根本激不起浪花。例如，我要到美国去讲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好处，咱们扪心自问一下，人家对民主自由的理论都发展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了，那些专著、评论与文学作品堆起来可能北京图书馆都装不下，我一个几年前才知道什么叫民主自由的中国人，从一个十几年前“人权”一词还被禁止的地方来，能够讲出什么东东？   可是，如果我是“左派”就不一样了，以我的经历与观察力，我会往台上一站，以讲故事形式数落民主的糟糕，颂扬中国特色的亮丽，弄得大家热泪盈眶，最后还不忘高喊一声：民主走到尽头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够挽救你们的命运耶……这简直就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啊！你想，西方的学者们已经在民主与自由的制度中挑了几百年的刺，正在黔驴技穷的时候，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声炮响，给他们送来了“后现代主义”的实践与理论，你说能不受欢迎吗？   西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批评民主与普世价值？   所以，有时我看到网络上说我们这些主张民主自由的人是西方的走狗，上了“西奴榜”的时候，实在有些不服气啊。真正要迎合西方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顾中国人民的死活，去大肆抨击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而把中国人的皇权时代描写成天上人间般美好的世外桃源。当然，一定不要忘记偷偷把老婆孩子送到西方国家去。   说到西方学界，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那就是当一些朋友看到在西方生活的华人学者对民主自由和普世价值不以为然的时候，他们极端不满，认为这些华人华侨只顾自己生活在海外，忘记了祖国的同胞们。   这其实是很不公平的，人家既然生活在海外，当然应该以海外为主啊，所谓屁股决定脑袋。生活在西方的学者如果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自然不能“趋炎附势”，对实行民主制度的当局阿谀奉承，这不是说他们反对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更不是说他们的良心被狗吃了，恰恰相反，这说明他们是一个称职的西方学者。他们生活在西方，当然不可能整天对西方歌功颂德，否则，连我都要鄙视他们了。   可是，当这些住在西方的华人学者来到中国成为一些权贵的座上宾，也像在西方一样“畅所欲言”，抨击西方的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的时候，他们就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甚至是犯罪。正如我不会因为曾经生活在美国与澳大利亚，整天看到这里超过一半的人口身体发福、大腹便便，而急忙回到我的家乡湖北随州的乡下，去对几个亿的中国农民（甚至包括一些还没有脱贫的）喊话：你们啊，不要吃肉啊，吃青菜就行了，免得发胖！   当然，这里要说明一下，我上面说的是学界背景，而不是政界。从美国政界来说，无疑是更喜欢“右派”的，而对左派很有些忌惮。可问题是，作为一名华人学者，西方的学界是要远远大于政界的。很简单，有几位中国学者能够进入美国政界？大家混得最多的地方，始终是学界而已，能出名和赚钱的也是学界而不是政界；美国大量的金钱资助也是来自学界，而不是政界；政界无法控制学界…… 这几种情况都和中国截然不同，甚至正好相反。 可能因为这种差异，造成一些网友认为“右派”们拿美国政府钱的错误印象。别忘记，美国任何三所名牌大学提供的中国方面的研究经费，可能都不会少于整个美国政府花在中国学者身上搞“和平演变”的钱。那是一个不同的国家，不像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学经费都来自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拨款。   说了这么多，有人可能以为我在暗示中国的左派学者们才是真正的“西奴”，其实，只要真正做学问，不管你支持什么，反对什么，都不是一个问题，世界需要多元。一个学者只要不被纯粹的利益驱动，认真做学问，不论持什么观点，就都是学者，值得尊重。回想一下，如果一直呆在西方做学问，把自己彻底变成一位华人华侨的话，我一定会以批评民主制度与普世价值作为研究的主攻对象。   但当我回到中国，不管你给我什么好处，我都不会以批评和攻击民主与普世价值为己任，原因很简单： 民主与普世价值从来没有来到过这块土地，自然也从来没有给这里的人民造成任何灾难。 不过，时过境迁，等到有一天，民主和普世价值终于光顾这块土地的时候，我也许会像变色龙一样，摇身一变成了“左派”……   希望我能够不昧良心地好好痛批民主、自由与普世价值的那一天快点到来！   杨恒均 2010-7-29   参考阅读：   《我为什么不再批评美国》